本来应该在6月发这篇，结果拖到7月下旬才发。让关注本系列的读者久等了，抱歉 :( 另外，最近十多天比较忙，很长时间没上线。但俺上一次在评论区留言是14日，“线上静默”【未】超出两周，属于正常静默。大伙儿不必担心。 赵紫阳在16日晚间与戈尔巴乔夫会晤之后，紧接着又在中南海开了一次常委会。说实话，这次会议不太重要，但俺也简单聊聊。从中可以看出——对立双方（改革派 VS 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冲突。
在会上，双方再次围绕“426社论”的定性展开激烈争论，互不相让。以下是杨继绳所著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的记载：
5月16日晚的常委会上，赵紫阳再次提出“4·26”社论要有个说法，他认为这个社论对学生运动定性不恰当，要改。 赵紫阳说：“虽然我没有看这个社论，但我可以承担责任。”他说，“4·26”社论的定性要改，但无论如何不能涉及小平。小平只要说一句话就行：“现在看来学生的问题并不像原来说的那么严重。”剩下的工作由我们来做。 李鹏说，让你承担责任，没有那个必要，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 姚依林和李鹏态度一样。 李说，“4·26”社论是邓的讲话。 赵说，不是，是常委会定的调，向邓汇报后才有这个讲话。 李说，你在朝鲜回的电报中说同意制止动乱。 赵说，动乱这个词是中性的。问题不是出在动乱上，而是出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定性上。而这个定性是常委作的。
这次会不欢而散。
（注：为啥《四·二六社论》会成为争论的焦点？俺在本系列前面的博文已经做过很多分析，此处不再重复）
16日晚间的常委会，一直开到次日凌晨才结束。唯一达成共识的是——在17日以政治局常委的名义发表一封公开信。但即使对这封公开信的措辞细节，双方也爆发争吵。以下摘自《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一书，引文中的小括号是俺加注滴。
5月16日夜，在会见戈尔巴乔夫后，我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发表以五位常委的名义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的公开讲话（公开信）。 讲话稿中有“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是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这句话，遭到李鹏的反对。他说：“说可贵就可以了，还要什么肯定？” 杨尚昆说：“学生反腐败，可以说肯定”。 我当时对李鹏这个说法很反感，所以我就说：“既然说他们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为什么不能肯定？如果这句话也不说，就等于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发这个公开讲话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讲话（公开信）能够缓解学生的情绪，不要老在字眼上计较。”
多数常委都主张保留这句话，结果算勉强通过了。
在本系列的前一篇，俺详细介绍了1989年的“中苏峰会”，以及赵紫阳在会晤戈尔巴乔夫时所说的一番话（为了打字省力，以下简称“516讲话”）。当时俺提到了：邓得知赵的讲话内容后，极度震怒。现在来稍微说一下。 邓对“516讲话”感到愤怒，是通过其子女，以及那些与邓家走动比较密切的太子党，间接传出来滴。
六四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戴晴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刊登在《纽约时报》（链接在“这里”），其中提及【17日】发生的一些事情（注：下述引文中的“鲍彤”是赵紫阳的政治秘书）
这天中午12点前后，鲍彤在得知“外面传说的情况”之后，委托邓家熟客致电邓宅，希望“通过邓榕做一做她们家老爷子的工作，向小平把昨天紫阳见戈尔巴乔夫讲话的本意解释一下，以免发生误解”。“ 电话接通后，邓榕回答说：‘请你转告鲍彤同志，现在已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并说，‘我们家老头子已经作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准备。’她说这话时，语气显得十分激动，并放下了电话。”
（见吴伟《19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台前幕后》）
从（邓小平女儿）邓榕的这番话，大伙儿可以自己脑补一下当时邓矬子的愤怒程度。 在本系列前面的博文，俺已经花了很多篇幅分析“邓如何看待学潮”，也分析了“赵处理学潮的动机/思路”，其中也包括：赵紫阳为啥要在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说那番话。以赵的政治经验以及他对邓的了解程度，他显然能猜到——邓对那番讲话会很不爽。在讲话次日（17日），赵主动联系了“邓办”（邓小平办公室），提出要跟邓小平单独见面私聊。毕竟，在六四事件之前，邓一直对他很信任，两人的私交也不错。赵当然不希望两人的关系闹到【决裂】的地步。但“邓办”给他的回复是：当天下午4点到邓家开【紧急常委会】。
在《赵紫阳回忆录》中提到：我本来是要求见邓个别面谈的，邓决定到他家开常委会，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
赵紫阳碰了钉子，他的秘书鲍彤也碰了钉子。所以赵对17日下午的常委会，应该是有些思想准备滴。但某些情况还是出乎他的意料。 接下来重点聊聊17日当天的“紧急常委会”。 5月17日下午，在邓太上皇的寝宫（米粮库胡同）召开了一次非常关键的“紧急常委会”。
列位看官请注意：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邓的寝宫召开关键的决策会议了。本系列开头部分聊过1986年爆发的“八六学潮”，当时也是在邓家召开关键性的会议，决定撤换总书记（废胡立赵）。
实际上，整个“六四事件”期间，在邓家开过好几次关键的决策会议。这充分体现出——邓才是真正的掌权者。 此次会议很关键——直接催生了“戒严令”，而“戒严令”又大大加剧了各方的矛盾，直至最后演变为血腥屠杀；而天朝的政治走向也因此而大为改变。 既然如此重要，有必要详细说一下这次会议的过程。为了比较靠谱地复原历史，俺同时参考了如下几本书对此次会议的描述。通过不同出处的交叉对比，更有利于去伪存真。
赵紫阳：《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
李鹏：《关键时刻——李鹏日记》
陈小雅：《八九民运史》
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吴仁华：《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
张良（化名）：《天安门文件》
（注：以上几本书，在俺的网盘上都分享了电子版） 当天赶到邓家开会的，除了当时的“政治局五常委”（赵/李/乔/胡/姚），还有杨尚昆——他作为“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列席会议。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正在加拿大进行正式访问，否则他也应该参加。 另外，《八九民运史》提到李先念也参加了那天的常委会，而《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天安门文件》三本书则提到薄一波（薄熙来亲爹）参加了那天的会议。但两个当事人（赵紫阳、李鹏）的著作并未提及“李/薄”俩人参会。所以这俩人是否参会，存疑。有可能这俩个老家伙压根没参加这次会议，也可能这俩列席了会议，但没啥发言，导致2个当事人的著作忽略了这2个老家伙。 另外，此次会议由“邓办主任”王瑞林担任会议记录。 会议开始后，邓太上皇先发话（大意是）：事已至此，众爱卿有何良策？
赵作为总书记先发言。他讲了很长一段话，主题与他前一天（16日）晚间在常委会上所说的差不多。考虑到篇幅，俺就不引用了。简而言之，他依然主张采取【怀柔】的策略来解决学潮。其中的关键点是：有必要修改《四·二六社论》，这可以大大缓解与学生的对立情绪。
当赵讲这番话的时候，邓流露出很不耐烦的神态。（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个细节）
赵讲完之后，李鹏作为总理第2个发言。李鹏一上来就把矛头对准赵，重点攻击赵紫阳的“五四讲话”，说赵紫阳是局势失控的罪魁祸首。在之前的历次常委会中，虽然“赵/李”经常爆发争吵，但李鹏从来没有把话说得这么难听。这让赵紫阳有点意外。
接下来，姚依林（王岐山的岳父）在发言中也攻击赵紫阳。其攻击的火力比李鹏更猛，甚至列举了赵的“四大罪状”，还翻了历史旧账——扯到了赵的儿子搞“官倒”。这同样让赵紫阳感到意外。 作为“五常委”之一的乔石比较滑头，说了一些“政治正确”的话，但没明确表现出他倾向哪一边。另一个常委胡启立则表态支持修改《四·二六社论》（可以看出——胡启立站在赵这边）。
几个常委都讲完，列席会议的杨尚昆也发表了看法。他反对修改社论，同时还转述了【廖汉生】的建议。杨的原话是：廖汉生主张戒严，是不是可以考虑戒严？。杨尚昆的发言让赵紫阳很惊讶。在本系列的第29篇，俺专门介绍过“邓/赵/杨三角关系”——杨尚昆同时与“邓/赵”二人保持良好的私人交情。（根据《赵紫阳回忆录》）在这次常委会之前，杨与赵私下交流时，杨一直是反对军事戒严。但在这次会议上，他通过引用廖汉生的话，实际上变相支持军事戒严。
稍微跑题一下： 这个廖汉生是杨尚昆的妹夫，中央军委成员，曾当过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另外杨尚昆的亲弟弟杨白冰也是中央军委成员（同时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再加上杨尚昆本人是军委副主席并兼任军委秘书长。中央军委总共也就没几个座位，他们一家就占了3个，以至于被民间戏称为“杨家将”。 为啥杨的态度发生转变捏？首先必须说明：杨同样是一个精明的政客。赵觉得杨的态度发生转变，俺认为至少有如下2种可能： 可能性1 杨一开始确实是反对戒严。但在17日开会之前，他已经察觉到邓的立场（准备动武），当“邓/赵”出现分歧的时候，他当然要与邓保持一致。 可能性2 杨一开始就是两面派，在邓面前主张戒严，在赵面前反对戒严。
不论是上述哪一种可能，（考虑到“杨家将”的特殊性）军事戒严实际上对杨是【有利】滴——六四之后，“杨家将”在朝中获得了比原先大得多的话语权，其权势一度压过新任总书记江蛤蟆。另外，经历过六四的读者应该会记得——在六四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官方的某个宣传口号是：解放军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熟悉党国话语体系的读者，应该可以从这句宣传口号中，体会出很多信息量。
（跑题结束，言归正传） 几个与会者都讲完之后，邓进行总结性发言，要点包括：
其一，《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是正确滴，不能后退（不能改）。
其二，问题出在党内高层，尤其是赵紫阳的“五四讲话”（邓把话说到这份上，已经很直白了） 其三，必须在北京实施戒严（军事管制） （注：《赵紫阳回忆录》、《李鹏日记》、《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几本书都提及上述3点） 对“戒严”的措施，5个常委的分歧很严重——李鹏＆姚依林极力赞同，而赵紫阳则极力反对。至于另2人（胡/乔）的态度，不同的著作，描述略有差异（下一个章节单独说）。最终通过某种（非正式的）口头表决，决定在北京市区进行戒严（军管）。
面对这种结果，赵紫阳无奈地表示（原话）：有决策当然比没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后果。我作为总书记，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很难得力。
赵说这句话，其实已经在暗示他要撂挑子。针对赵的暗示，邓又强调了几点： 1. 少数服从多数； 2. 裆中央要保持一致； 3. 如果这个决策错了，大家共同承担责任。 那天的“紧急常委会”在下午6点散会，除了明确要“戒严”，还明确了如下几个事项： 1. 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落实“戒严令”（请注意：赵已经被排除在3人小组之外） 2. 当天晚上在中南海继续开常委会，讨论如何贯彻“戒严令” 3. 次日（18日）安排几个常委去医院看望绝食的学生 4. 次日（18日）召开戒严工作的碰头会，由上述“三人小组”汇报进展情况 天朝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戒严令”算是出笼了。
现在，咱们来详细聊一下“五常委表决”。 “赵/李/姚”3人的态度非常明确，所以，对这3人的倾向没啥分歧。差异主要体现在“乔石 ＆ 胡启立”这2人的态度如何。 以下是不同著作的分歧：
著作
作者
书中记述
《赵紫阳回忆录》
赵紫阳
（注：书中【没有】明确提到对“戒严”的表决；
只提到了对“修改社论”的态度，5常委是“二比二”，乔石没表态）
《李鹏日记》
李鹏
乔石点头同意，胡启立未表态
（注：结果三比一）
《八九民运史》
陈小雅
胡启立与乔石都弃权
（注：结果二比一）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杨继绳
胡启立反对，乔石同意
（注：结果三比二）
《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
吴仁华
胡启立反对，乔石中立/弃权
（注：结果二比二）
大伙儿瞧一瞧，同一件事情，竟然会有如此多不同的说法。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在还原历史真相（尤其是关键性的历史真相），经常会碰到【众说纷纭】的情况。如果你的“信息来源”太单一，难免就陷入“偏听偏信”的误区。
另外，信息来源不光“数量”要多，【类型】也要多样化（要有不同立场，不同阵营的信息源）。比如说：俺的网盘上分享的六四书籍，既有出自“朝廷官方”，也有出自“民间”（学生 ＆ 知识分子）；既有出自“朝廷改革派”，也有出自“朝廷保守派”；既有“国内作者”写的书，也有“海外人士”写的书……
下面是俺个人的分析，供大伙儿参考：
1. 关于“少数服从多数”的说法
在好几本谈及此次会议的著作中，都引用了邓小平所说的“少数服从多数”。所以，“二比二”的情况【不】太可能。俺认为：应该是“赞成”超过“反对”。
2. 赵紫阳刻意淡化此事
在《赵紫阳回忆录》中有如下这段：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邓召开的这次决定戒严、对学生镇压的会上，外电传说常委开会是三票对两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三票二票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就那么几个人，作为常委来讲，那天到的常委是二比二，一个中立。我和胡启立主张修改社论，姚依林、李鹏坚决反对，乔石中立，没有明确表态。根本没有三比二的问题。当然，如果加上邓、杨，他们不是常委，如果按到会的人算，他们当然算是多数。实在说，没有什么正式常委投票。
对上述这段，俺的点评是： “修改社论”与“实行戒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赵紫阳在回忆录中提及了对前者的表决结果，对【更重要的】后者却避而不谈。 假如政治局常委关于“戒严”的表决结果，对赵有利（或平局），那么赵肯定会在其回忆录中强调此事——以此来说明“戒严缺少法理依据”。 反之，他在回忆录中刻意回避了此事。那么俺可以合理推测——在“戒严”一事的表决上，结果对他不利。
3. “胡/乔”两人的下场迥异
六四事件之后，乔石继续当常委，后来官至“全国人大委员长”；而胡启立原本是作为“储君”来培养滴，却在六四之后被快速边缘化（免去各种职务，仅保留“中央委员”的头衔）。 即便不考虑六四之后的长远发展，单单看“紧急常委会”之后那一周，两人的待遇就已经有天壤之别——重要的高层会议（包括常委会），乔石依然能参加，而胡启立就被排除在外（说明胡启立也被架空了）。 仅仅几天时间，“胡/乔”两人的待遇就如此不同，很可能说明——“胡/乔”2人在这次关键会议中的倾向是【不同】滴。
如果像《八九民运史》所说——“胡/乔”2人在“戒严”的表态上一样（2人都弃权）；那么，两人的差异就仅仅体现在“修改社论”这个议题上（胡启立支持修改社论，而乔石不表态）这差异就太小了，不至于让他俩的待遇有如此大的反差。
由此看来，《八九民运史》所说的“二比一”（胡/乔2人都弃权），可能性也比较小。 因此，俺个人判断是：“三比二”或“三比一”这两种表决结果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刚才花了很多口水分析“五常委的表决”。有必要提醒大伙儿：以当时的局势，政治局常委的态度，更多的是【形式意义】（法理上的意义）。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矮凳才是真正的一把手（关于这点，本系列已经唠叨了很多次）。即使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哪怕5个常委全都反对戒严，只要邓下决心搞戒严，政治局常委也拿他没办法——因为邓完全掌控了中央军委。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虽然党国的宣传口号是“党指挥枪”，但在实际操作时往往是“枪指挥党”——在咱们天朝，得要有枪杆子（军权）才能成为党国的一把手。 胡启立与赵紫阳一同失势后，如今知道他的人很少，今天顺便聊一下： 他出生于1929年，上世纪40年代是北大理科生（物理系、机械系）。毕业后留校干团委工作，50年代期间得到（团中央负责人）胡耀邦的赏识。在胡耀邦的力荐下，胡启立以【32岁】的低龄当选“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文革初期曾经被毛腊肉点名批评，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恢复工作。 80年代早期，胡耀邦当总书记的时候，依然不忘提拔这位老部下。当时的胡启立类似“政坛新星”——以很快的速度上升。从1980到1986年底这短短6年多时间，胡启立先后干过这样几个职务：“天津市委书记、中办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 胡耀邦倒台的时候，很多人（朝中的保守派）希望胡启立也跟着倒台。但接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依然赏识胡启立，并提名胡启立进入【5人小组】。这相当于使他更上一层楼——为下一届十三大入常做了铺垫。 这个【5人小组】是啥意思捏？胡耀邦在1987年1月倒台后，当时距离下一届党代会（十三大）还有好几个月，邓提议搞个【5人小组】代行“政治局常委”的职能。因为胡耀邦虽然已经倒台（卸任总书记），但依然是常委。但邓不想让胡耀邦再插手政务了，所以就搞了个【5人小组】来代行常委职能，变相架空了胡耀邦。 【5人小组】的名单主要是“邓/赵”2人敲定滴，最终是如下这5个人：【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万里、胡启立】。其中的“杨/薄”2人属于“中顾委”里面的老家伙，照例是【不】进入下一届（十三大）常委滴，剩下的3人，如果不出意外都能进常委。
到了1987年10月开十三大，胡启立顺利入常，并且是最年轻的常委；而万里出了点意外，没能入常（具体出啥意外？请参见本系列第8篇《“十三大”重新排座次》）。
按照朝廷的惯例，最年青的常委通常是作为【储君】来培养滴，再加上总书记赵紫阳对他的赏识。如果没有出现“六四”这个意外，他多半是赵紫阳之后的下一个总书记人选。
由于在下午的常委会上，邓已经不留情面地点名批评赵的“五四讲话”。在场的人应该都能看出来，赵的仕途实际上已经完了。 所以赵回家之后，立即让政治秘书鲍彤草拟了一份【辞职信】，并且信都已经提交到“中办”（中央办公厅）的秘书局。结果杨尚昆知道了这事儿，特地打电话给赵，极力劝说赵不要提辞职的事情（杨的理由是：如今局势险恶，如果总书记在这个当口辞职，只会让局势更加恶化） 赵听从了杨的劝告，次日（18日）又通知秘书把那封信撤回。 在开完紧急常委会的次日，赵紫阳做最后一次努力，希望能改变邓的态度（当然，他自己也知道希望很渺茫）。 话说学潮开始后，有些国内知名人士（也包括一些有名的党内人士）给裆中央写信，希望朝廷能正确评价学生的爱国运动。其中一些信汇总到赵紫阳手中，他挑选了几封转送给邓，并附上自己的一封亲笔信（内容如下）
小平同志： 现送上几位有影响的老同志的呼吁，望一阅。 现在形势十分严重，最紧迫的事情是让学生停止绝食（这是最受群众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学生答应停止绝食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 4·26 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运动。 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做出这个让步，只要我们主要领导人亲自到群众中去宣布承认这一点，群众的情绪就会大大缓解，其他问题才好解决。即使我们需要采取维护秩序的坚决措施，也必须先走出这一步然后才好行动。不然，在众多群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采取强硬行动，可能引起威胁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后果。 我怀着万分忧虑的心情，再次请你考虑这个建议。 赵紫阳
五月十八日
这批信件送出后，没有任何回音（甚至都无从知晓邓是否看到） 虽然辞职不成，但赵紫阳离下台已经不远了。而赵后续的举动，实际上加快了他下台的进程。 刚才的章节提到：赵发出辞职信，又在杨的劝说下撤回了。如果连杨尚昆都知道这封信，邓小平显然也会知道。甚至不排除，是邓先知道，然后让杨出面来劝赵撤回。 邓矬子虽然已经决定要把赵废掉，但同样是“废赵”，【时间点】非常重要——在北京的局势【没】平静之前“废赵”，很可能会让局势进一步失控。邓当然不希望这样。另外，邓也不希望赵在言行方面有任何的异动。因为这会让外界意识到——裆中央出现分裂。回顾本文开头部分介绍的“紧急常委会”，邓在会议结束前特地强调了【裆中央要保持一致】，说明他很在意这点。 基于上述分析，邓在17、18日的策略应该是——先把赵架空，但至少名义上还保留“总书记”的头衔。
关于“被架空”的迹象，从《赵紫阳回忆录》中也可以反应出来（以下是此书摘录）
从5月17日在邓家开会后，李鹏等人的行动有许多很不正常。无论是去医院慰问还是去广场看望学生，他一再阻止我去。我去了一起下车，他一反惯例抢先走在我的前面。他还让人给摄影记者打招呼（事后有人告诉我），叫记者不要拍我的镜头，说以免人事变动后，就被动了。
从5月17日晚到19日，有关戒严的事什么情况也没告诉我。19日李鹏和学生对话，我是看了电视才知道的。但是5月19日下午，突然送来当天晚上召开宣布戒严大会的通知和他的讲话稿，要我主持会议并讲话，但对这个会如何开，在哪里开，什么人参加，还有什么内容等等，事先什么也没向我说。
上述引文中所说的【戒严大会】指的是19日在京召开的大会，全称是“裆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这是一次比较大型的会议，参会者涵盖了“裆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顾委、中纪委、北京市委、中办”等许多要害部门。 按照原定计划，由赵主持（截止到开大会那天，他依然是总书记），并且由“赵/李”二人分别代表“裆中央、国务院”做报告。 但是，赵拒绝主持这次会议，甚至连参加会议都不愿意。 为啥赵拒绝参与19日的戒严大会捏？ 俺不止一次说过，赵是个精明人——他当然晓得“被架空”意味着什么。他拒绝出席“戒严大会”，也就相当于跟“戒严”划清界限。 本系列的前几篇博文已经分析了他的动机——（对他而言）如果无法保住权力，至少要保住名声。如今他已经被架空，罢免已进入“倒计时”，假设他服从邓的安排，去主持这样一个大型的“戒严会议”，未来的史书会如何评价他捏？没准他也会被称作“屠夫”。显然，他不愿意背这个黑锅。 也是基于类似的考虑，当他在19日清晨与李鹏一同到广场看望绝食学生，才会发表那篇感人的即兴演讲。19日在广场的即兴演讲，相当于是赵紫阳的【政治谢幕】（在本系列的后续博文，俺还会继续介绍18、19日发生的事情） 赵紫阳的上述举动，对他自己而言是“划清界限”。但对邓小平而言，这就意味着“制造裆中央的分裂”——使得外界意识到“裆中央【不是】铁板一块”。（刚才俺已经说过）矮凳是非常忌讳这种事情滴。所以当邓知道赵拒绝出席“戒严大会”，他对赵的敌意就上升到新的高度。也因此，邓加快了“废立”的进程（在本系列的后续博文，俺会继续介绍：邓在5月底如何“废赵立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