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见者口中隐现的另一个上海:当躲避政治的城市遭遇防疫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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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中旬,上海推行一系列严厉的防疫措施后,持续出现次生灾难事件。3月23日,上海东方医院护士周盛妮哮喘发作,无法在本院得到救治,最终去世。3月30日,处于封控状态的另一位哮喘病人,因120救护车拒绝救援而身亡。4月4日,上海将阳性儿童和家长分开、单独隔离备受批评后,官方回应,家长阳性才可以陪护儿童,导致有家长为了不分离主动感染病毒。4月6日,上海一位阳性患者的柯基犬被防疫人员打死。多起事件,均引发公众愤慨:“连上海都这样了?”

在本轮上海疫情中,有关上海应该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的讨论,甚至超越了对每日新增病例数的关注。上海“精准防疫”策略是否失败,上海还有没有可能试点“共存”,和上海封城中展现出的粗暴和“不文明”,成为疫情舆论的核心。

3月2日的老年舞蹈队传播链,是上海市民麦芽(化名)觉察到“来了”的时候。当时传播链中有8名确诊病例,密接和次密接者一共约700人,却对8.7万人进行了核酸检测。“接近三个街道做了核酸,那是我感受到的上海全员核酸的雏形。”麦芽说。对比之下,1月11日上海“最小中风险区”——一家奶茶店的传播链被发现后,隔离管控了2830位密接者,但并无更大范围的核酸检测。这一案例被官媒评价为“精准防控让人欣喜” 。

“接着有病例零星出现,大家的论调还是我们要精准防控,也相信这个城市有足够的应对能力。”麦芽说,直到3月11日,上海宣布用于入境人员隔离的华亭宾馆存在管理疏漏,并发布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通知,她虽然觉得“一切都不对了”,但对能承认错误的政府仍有信任。

3月15日早上,住在上海普陀区的中学教师袁大石(化名)则遭遇了一次艰难的求医经历。他母亲发高烧到40度,打了120急救电话,救护车一刻钟就到,但跑了好几个医院都被拒收了,理由是发热门诊关掉了。“我们从早上开始找医院,一直找到下午下班,从普陀到徐汇、长宁(的医院)都不接收。”到了晚上8点,他们才找到一家有发热门诊的医院。

“这件事情让我意识到上海医疗资源的紧张,可能大家都去被抽调去做核酸去了。”袁大石说,后来他舅舅在封城期间也发高烧,没有医院有发热门诊,当时医生提了一个看似荒唐的建议,让他先吃退烧药把体温降下去,再以别的名义去急诊挂号。

3月16日-20日,上海以街道(乡镇)为单位,对“重点区域”进行封控,在48小时内做2次核酸筛查。又对“非重点区域”进行核酸筛查。仅18-20日三天,累计筛查3000多万人次。根据新华社的报导,这一“打法”仍然被认为是“科学精准”的,其原理是“逐级缩小 ‘包围圈’”“科学切块”“针对高风险的区域继续开展精准的筛查,及时将风险源管理起来,也排掉了隐藏的‘雷’”。

不过,“雷”没有排掉,“包围圈”没有成功缩小。麦芽认识的一些人此时已经开始恐慌,很多人发现48小时后小区没有解封,而是被告知要继续封控。由于3月13日上海开始实行“2+12”(即密接者涉及的场所2天封闭管理,进行核酸检测,全员阴性后进入12天的非必要不外出阶段),但实际上很多小区变成了不断地循环“2+2”(即封控完两天又宣布封控两天,也被民间称为“一刀一刀切”),麦芽朋友圈里有些人已经居家隔离10多天了。

住在上海的媒体从业者小文(化名)认为,“一刀一刀切”仍可以看成上海在坚持“精准防控”策略。他所在的楼栋,实际上经历了“1+2+3”的几次不同封闭管理,“在不同级别的政策之间,我是有缝隙可以出去囤物资,办我的事情的。”小文说。

麦芽也在3月20日左右经历过一次“2+2”。“封了两天然后说,放你两个小时出去买东西但是必须回来。那天我走在马路上,人生中很少有那种感觉,所有感官都打开了。”麦芽买完菜,看到有人买到一束花,脱口而出“花在哪里买”。她知道那几天闵行一个小区也暂时解封,有居民大喊“我要买咖啡”上了微博热搜,但那时明显有比咖啡更严重的事情发生,比如“有需要去肿瘤医院的外地病人家属跪在居委会面前”,对此她的感受也很复杂,“在混乱当中,可能需要一些东西稳定你的心性”。

麦芽的信息渠道也发生了变化。3月初,她还会每天看上海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她信任用大白话把情况讲明白的卫健委主任邬惊雷,他和张文宏都被看作是实干派的技术官僚,颇受市民欢迎。到了3月16日之后,麦芽发现新闻发布会的信息越来越迟缓,反而微信群聊和朋友圈很多“看着非常假”的消息——比如某个小区四个小时内就要封闭,比如有车在上海街道上喷消毒水,逐一被证实是真的。

“进退失据。”麦芽形容上海给她的感觉,“你原来觉得上海可能在走上海的模式,至少宣传上海在走自己的模式。这两年疫情对上海人民的生活影响也比较小,但是自那之后的很多事情,你会发现上海跟别的城市没有什么不一样。”这是麦芽个人的分水岭时刻。

3月27日,上海市政府发布通告,宣布以黄浦江为界分批实施核酸检测。3月28日5时起,浦东、浦南及毗邻区域先行实施封控,4月1日5时解封;4月1日3时起,对剩余浦西地区实施封控,4月5日3时解封。封控区域内,住宅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所有人员足不出户。封城由此开始。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被称为“疾控女侠”的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吴凡还说,上海不能封城,因为“上海不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还对全国经济发展承载重要功能,甚至对全球经济都有影响。

直到4月6日,浦东、浦西均未按照计划解封。梳理上海、吉林市、西安(2021年12月)三地的封城政策,上海封城期间要求居民足不出户,物资由居委会统一配送,甚至比吉林和西安更严格,吉林部分居民可以出户,西安允许非重点封控小区每户两天出去一人采购物资。其他服务如快递、外卖、餐饮、公共交通的限制,则三地大体一致。两个月间,“精准防控”的模范生上海,采取了和一度因防疫食物紧缺的西安同等严厉的封城措施。

2022年3月31日,上海为COVID-19的传播而进行的两阶段封锁,一名食品供应商手持有一个二维码,在障碍物上替客人付款。

2022年3月31日,上海为COVID-19的传播而进行的两阶段封锁,一名食品供应商手持有一个二维码,在障碍物上替客人付款。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防疫异见者:“政治性的一个疾病”

中央意见的到来,被几位受访者共同认为是上海无法再坚持“精准防控”,转而选择封城的原因。3月22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第五督查组到上海跟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座谈,根据座谈记录,督导组强调了“动态清零”总方针。李强也表示上海会“补齐漏洞,坚决消除隐患”。同一天,袁大石在本地医院工作的朋友给他看了一份文件,要求全上海所有的综合性医院每个医院抽调240个人,专科性的医院每个医院抽调120个人,组成一支庞大的医疗队准备进驻方舱医院。3月25日,世博展览中心方舱医院启用,来自上海5家医院的910名医疗队员入驻。

4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从吉林到上海,强调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要“加紧推进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隔尽隔、应治尽治”。第二天,孙春兰又表示,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大仗硬仗”,要“兵贵神速”地“尽快斩断疫情传播链条”。

和坚决“清零”的中央意见同时在上海出现的,是体制内的“异见”吹哨声。4月2日,一段据称是“上海市民与疾控中心对话录音”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录音中的女性疾控专家表示,自己作为专业人员写了很多方案,建议轻症无症状患者居家隔离,但“专业人员说的话根本就没人听。现在全部把这个病变成了政治性的一个疾病,花了这么多的人财物在做一个流感那样的病。”

“现在次生灾害远远大于新冠。完全把上海之前的树立的所有的形象全部给打发了。”这名女性疾控专家同意打电话的市民把录音公布到互联网上。当天,上海浦东新区卫健委发表情况说明,回应这段录音中关于“健康云”不显示阳性结果的部分,上海疾控中心则发表关于市民咨询服务的工作提示,要求“接听答复口径必须与国家和本市的防控政策一致,不得加以个人的主观意见”。不过,随后社交媒体上又流传出一段疾控专家和一段居委会书记的“异见”录音。

根据财新网的报导,4月1日,上海浦东一个小区民集体签联名信,希望阳性居民在无重症征兆的情况下居家隔离,后果自负。联名信的截图引发舆论热议,但当天晚上,阳性居民已经接到疾控中心的电话,会把阳性人员全部拉走去隔离。“我们签联名信、生死状都没用,政策说了算。”财新网的报导已被删除。

截至4月6日,上海累计报告感染者超9万例,其中大部分是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报告重症患者。与此同时,封城不断引发如血透病人、哮喘病人来不及救而身亡的次生灾害。反对封城、要求改变防疫政策、轻症患者居家隔离的音量在民间前所未有的增大。

袁大石说,他身边的大多数人都觉得应该选择“共存”的策略,只有少数人还是觉得应该“清零”,他们会以美国、香港的死亡人数为证据,说明中国承受不起“共存”的代价。但是袁大石认为,“每天我们都在付出清零的代价,经济上的损失,其他的疾病带来的健康损失,小孩子长期待在家里心理健康上的损失。这些损失没有科学的评估,对于上海这样城市,不管采取哪个政策,至少得让大家去好好地去讨论去评估。”他在上海生活了四十多年,一直觉得上海是中国的试点改革城市。他身边的人都在等复必泰的进口mRNA疫苗通过审批,或至少先在上海试点。但他感到上海防疫政策的转向意味着这座城市在变封闭,城市活力慢慢被扼杀。

不过,袁大石只反映一部分教育界人士的想法。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疾控中心副主任李欢龙在3月25日撰文指出,上海是极少数做到了“防控疫情+经济发展+最小限度的折腾”的城市,但他认为,这套“精准防控”已经失败了,他建议上海“全力击退这一波”,再开始精准防控。这种认为上海面临的种种问题是因为没有更早封城的观点,也颇有市场。

“共存”和“清零”的观念争夺,十分具体地落在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身上。作为以敢言、开明闻名的防疫专家,张文宏在2021年6月就公开提及“新冠病毒会一直在地球上存在,人类应该学会与其共存”,备受一部分人好评,也在当时就遭遇体制内外反对者的批评和讨伐。

今年3月25日,张文宏出席上海防疫新闻发布会后,连续一周缺席会议,导致坊间不少声音猜测他已经被解职。与此同时,上海进入封城后进退失据的状态,张文宏个人微博的评论区,也出现了大批对他的攻击,许多人讥讽他是“网红医生”。一条评论写道:“上海要是成了中国扩散源头,你第一个以死谢罪。”另一条评论则扣了多顶帽子:“资本代言人,公知代表,第五纵队(指间谍),祸国殃民,里通外国,汪精卫。”

袁大石说,他的朋友大多是张文宏的支持者。“我们感觉他越来越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意味着防疫越来越不再走科学的专业的道路了。”他很惋惜。

红三代背景的政治评论写手兔主席也在4月3日发文评价上海疫情,他写道:“防疫从来就是政治问题……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政治问题了,这个是基本的政治站位,是底线思维。”早在3月20日,《深圳特区报》就进行了同题写作,在一篇评论中指出清零和共存,本质上是“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治理能力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兔主席的文章随后被各个平台删除,防疫的政治和科学之争,也无空间展开。

2022年3月28日,上海为遏制COVID-19传播而实施交通限制措施,一名身穿防护服的警察在黄浦江对岸通往浦东地区的隧道入口处驻守。

2022年3月28日,上海为遏制COVID-19传播而实施交通限制措施,一名身穿防护服的警察在黄浦江对岸通往浦东地区的隧道入口处驻守。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中国最“现代”的城市还有自主空间吗

上海的逐步管控中,麦芽感受到了信息的极大分裂:“微博热搜是咖啡,关注的博主在转救助的消息,朋友圈是抢不到菜的消息,微信群聊是哪个小区又被封了、发生了比较极端的状况,而这些都不会出现在发布会里。”

这种分裂正反映舆论场对上海是一座怎么样的城市的多重解读。媒体人张丰写了多篇文章赞美上海,他认为上海小区的“立约”是久违的自治实践,是一种令人振奋的公共性;还认为流传的录音中疾控中心的专家传达的是一种“上海共识”;对于化粧下楼做核酸和坚持喝咖啡,他则认为这是一种捍卫日常的“都市性”。

张丰代表一方观点,把上海视为中国最“现代”的都市,是“世界主义的大都会”(学者许纪霖对上海的评价)。麦芽也对上海的“现代”深有感触:“上海不是一个人情社会,是一个制度性的、契约性的社会,我不用认识税务局什么人,我就能去办事。”

而在舆论场,另一方流行的观点,则是认为上海此次防疫的失败,包括物资配送的混乱、医院的失序,都说明它是一座被资本主义荼毒的城市。持这种观点的网民,一部分只意在消解上海的“精致”,认为那只是“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是缺乏家国情怀的冷漠自私。在2021年疫情中备受批评的西安,也成为上海疫情中被不断拿来对比的城市,并在舆论中几乎被“平反”。

持这一观点的另一部分网民,则将讨论上升到路线之争,一则微博很好地展现了这种观点:“武汉疫情向我们证明了:医院私有化,不适合我们。上海疫情向我们证明了,资本主义化,不适合我们。”这一观点的终极演变,则是认为上海已经是一座“买办城市”,没有坚持清零、鼓吹共存是控制了这座城市的买办阶级在为辉瑞集团卖药,这种观点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解放军接管上海。

世界主义目光中的上海和民族主义目光中的上海,呈现出完全相反的样貌。袁大石觉得,意识形态在上海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太显眼,这座城市整体还是比较实在的心态,他举例,在疫情之前,居委会的存在感很低,组织能力也不强。

媒体人小文不同意上海远离意识形态的看法。他说:“上海是中共的发源地,党建做得很好。张文宏有句话出名,他说要让党员先上,当时的语境里面,其实是在强调党员作为先锋队的主体性。”小文觉得,上海的基层党建传统、市民社会传统、很细节的城市研究氛围,在当下的疫情管控中,是发挥不了作用的。

同样作为上海市民的撰稿人李南心说:“地理上远的城市意识形态相对更远,上海这方面并不是最特别的,反而我感觉会有一种刻意的对意识形态的淡漠化和回避,这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存在形式。”她认为对许多人对上海的特殊性有一种误解,“上海作为一个模范城市的自主性是被赋予的,可以赋予当然也可以收回。这些天上海在承受的压力其实和其他城市没什么不同。”

李南心认为,目前上海疫情的能见度高,原因之一是上海市民相对更有权利意识、对现代化的城市管理要求更高、更容易发出声音。不过她也表达自己的失落:“我理解普通市民心中的上海,应该是个有能力捍卫个体尊严的城市,是文明宜居城市,现在这样是很让人难过。另一方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避免的幻灭过程,疫情两年多,是清零还是共存,随着国外逐渐放开限制,考验上海是不是真正国际都市的试卷你无法回避。”她觉得,上海现在用各种声音博弈在试探能不能真正走出平衡之路,但归根到底,上海模式有没有空间,还取决于上层博弈的结果。

她说,上海是中国用来展示现代化成果的窗口城市。“它的国际化、现代化没有脱离民族主义的基础,只是被允许局部游离。所以这种繁荣窗口是有迷惑性的,会让人误以为上海具备了绝对的开放和自主性。这种心态在当前就很容易被冲击了。”

(实习记者张晋谷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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