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精神”的四大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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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精神”的四大症结

作者：田向荣、杨智泉　　（中国农业大学教工）

2011年8月-2014年元月，中国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农大）李季伦院士等在《新语丝》相继发表了《中国学术腐败第一贪》、《继续揭穿“三院院士”石元春<事实与真相>中的谎言》、《谁在包庇“中国学术腐败第一贪？”》、《科技日报记者曝光惊天内幕》等系列文章，揭露了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石元春贪前人之功为己有、贪他人之功为己有、贪天功为己有，骗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学术腐败案从被揭露到被包庇下来的全过程。

2019年，被包庇下来的石元春学术腐败问题满血复活。在迎接新中国七十周年大庆的宣传活动中，农大通过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国家宣传机器隆重推出了“曲周精神”，在农大校园及农大曲周实验站专门开辟场地对其进行长期大规模的展览，并号召全体农大师生参观、学习。

我们通过参观、学习发现，学校自封的这个所谓“曲周精神”百病缠身，由表及里，表现为四大症结：

一、“曲周精神”的名称定名魂不附体

曲周是河北省的一个行政县，曲周试验站是农大上世纪70年代设立的一个试验站，农大将其实验站在曲周取得的治碱成果命名为“曲周精神”主体不明。它是曲周县的精神还是农大的精神或是农大曲周试验站的精神？如果是曲周县的精神，它与农大有什么关系？如果是农大曲周实验站的精神，那么，农大是曲周站的行政法人还是曲周站是农大的行政法人？曲周试验站既不能取代农大，也不能取代曲周县。总之，“曲周精神”概念很不准确，可谓魂不附体。

二、“曲周精神”的社会贡献胡话连篇

2019年5月31日，《光明日报》发表记者靳晓燕的《天地一农人》，文章说：“1993年，农大领衔的‘黄淮海平原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的研究与开发’项目与‘两弹一星’一起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这是我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农业科研项目。曲周的治碱成果，走向了整个黄淮海、黄土高原、三江平原，推动了我国涉及20个省市、3.8亿人口、4.7亿亩耕地的低产田治理工程，为结束我国千百年缺粮历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9年6月 1日，《光明日报》报记者陈鹏发表的《千里盐碱地上‘赶不走’的专家》一文说：“黄淮海平原是我国最大的平原,也是重要的农业区和中低产田地区。1988年，根据曲周经验，北京农业大学推动黄淮海平原盐碱综合治理，一举扭转了南粮北运的历史。”

2019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46年，从盐碱地到米粮川——来自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的蹲点调研》一文称：“日记记载，“六五”“七五”期间，曲周改土治碱的经验已推广至整个黄淮海地区，国家把黄淮海平原中低产田综合治理工程列为“001”号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在冀、豫、鲁、苏、皖五省12个县建立了12个国家级不同类型的综合治理开发试验区。这12个试验区，如镶嵌在黄淮海平原上的12颗明珠，闪闪发亮，一举扭转了南粮北调的历史”。

我们了解到的事实情况如下：

（一）“两弹一星”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时间为1985年，农大黄淮海项目获奖时间为1993年，二者相差8年之久，且此前获得特等奖的项目有40多项。农大黄淮海项目与“两弹一星”之间没有丝毫联系，更没有可比性。

（二）关于中农大“曲周改土治碱”的情况

农大原参与者和原校领导介绍的情况和提供的资料显示：

1.黄淮海平原“改土治碱”是1953年从山东省开始的，原北京农业大学参加“曲周改土治碱”工作比鲁、豫两省及中科院、农科院等单位晚了近20年，从黄淮海平原建立12个改土治碱试验站的建站时间来看，农大曲周试验站也是最后一个才建立起来的。

2.“曲周的治碱成果”是指什么？

（1）如果指的是石元春所标榜的“深沟浅井”综合治理体系，则完全没有科学根据，是用来忽悠人的。河北水利所的方生和陈秀玲对石元春的“忽悠”揭露得淋漓尽致。他们说： “1976年，石元春提出的曲周试区阶段研究报告，把试区的经验概括为‘深沟浅井体系’……， 1981年北京农大提交鉴定的曲周试区的研究报告却是‘浅沟浅井体系’。而在他将试区成果扩大到引用外资治理的农业发展项目区23万亩中，实际上又是大量打深井开发深层地下水，搞‘深井浅沟体系’。”

（2）如果指的是“区域水盐运动监测预报系统”，那么，这项成果于1990年6月由薛松担任鉴定委员会主任的《区域水盐运动监测预报系统鉴定意见》结论是：“此测报体系虽已建立，但还需继续加以完善和检验修正，使之逐步提高到实际应用水平。”一个还没有达到实际应用水平的“成果”，怎么可能“走向了整个黄淮海、黄土高原、三江平原”？

（3）如果“曲周治理成果”指的是盐碱消退，那也主要是由地下水下降造成的。

一是时任河北省省长李尔重(农大校友) 对曲周改土治碱，于1982年当面对石元春说：“我既不能全面肯定，也没有理由否定，但应该承认,你们是在1963年大水后，连年干旱，地下水持续下降条件下进行的，至今说它是正确的，成功的，为时过早。

二是南京土壤所原党委书记杨苑璋先生于2014年1月17日，针对科技日报记者范建发表的《黄淮海科技大会战回眸》文章，他在范建的博客中留言说“范主编，你的‘黄淮海’一文，影响很不好。黄淮海首先因为大跃进后出现盐渍化几千万亩地，党中央国务院要科学家二三年内拿出办法治理。1963年罗瑞卿副总理听取熊毅的意见，决定暂停引黄灌溉，盐渍化扩大得以控制。熊毅提出排水、降低地下水位和井灌井排措施，使盐渍化逐步得到治理，这是不容争议的。不是石元春1983年后写了三本书就能够治理好盐渍化的，那充其量只是纸上谈兵。”

三是河北省地质调查院郜洪强、毕伏科与河北水文地质勘探院刘立军发表的《河北平原地下咸水开发利用现状与前景分析》表明：“8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地下咸水的开采量逐渐增大，咸水水位不断下降，由于减少或避免了咸水的蒸发，土壤中含盐量通过降水和田间淋滤不断降低，改造了大片盐碱地，使该地区农业产量成倍增加。河北省盐碱地面积在上世纪60年代曾达到2300万亩，到70年代减少到1770万亩，80年代为1428万亩，据1995年统计资料，盐碱地只有350万亩，盐化程度变轻。”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邵薇薇、黄昊的研究报告证明“黄淮海流域近20年来降水量衰减较大，1980-2000期间多年平均降水量与1956-1979年相比普遍减少，三大流域分别减少了7.2%、8.5%、11.5%”。

3.曲周治碱与黄土高原、三江平原，更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联系。

但凡了解情况的人看了《天地一农人》这段文章都不禁要问：

在上世纪70年代黄淮海平原盐碱地治理过程中，农大无论是开展工作还是建立曲周站都比山东、河北、中科院、农科院要晚，怎么能说“曲周的治碱成果，走向了整个黄淮海，推动了我国涉及20个省市、3.8亿人口、4.7亿亩耕地的低产田治理工程”呢？

“曲周治碱成果”是怎样“走向了整个黄淮海、黄土高原、三江平原”的？有科学依据和史料证据吗？这三大平原都有谁在什么地方应用了“曲周治碱成果”？曲周治碱的什么成果被应用了？

农大曲周站拿什么来“推动了我国涉及20个省市、3.8亿人口、4.7亿亩耕地的低产田治理工程”，“推动”如此浩大的工程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当时的农大曲周试验站有这样的条件和能力吗？

（三）关于中农大曲周治碱成果“一举扭转了南粮北调的历史”“结束了我国千百年来缺粮历史”的情况

众所周知，结束我国千百年缺粮历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历史成就之一。我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是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6095亿斤，增至1984年的8146亿斤。农村发展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为此后乡镇企业崛起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为此后的城市改革赢得了新的空间。史料可查，1982年至1986年，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出台5个一号文件，推进了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改善了农业生产关系，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年均增长速度为7.3%，粮食总量年均增长速度为4.9%，解决了8亿农民的温饱问题。2004年至2019年党中央又连续16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或“若干意见”，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重中之重”地位。在党中央正确指引下，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繁荣了农村经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脱贫攻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趋势、新气象。

这个所谓的“曲周精神”，就像个精神病患者，胡话连篇，竟把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举全国之力才取得的成果都敢收入自己的囊中。感谢这些媒体的记者，记录下了农大这天大的谎言！

三、“曲周精神”的代表人物贪婪失德

农大之所以能够自封“曲周精神”，就是因为凭借曲周盐碱治理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而这个大奖的获得是原校长石元春巧取豪夺而来。关于这方面具体内容请搜索李季伦院士等及田尊义先生在《新语丝》上发表的文章，本文就不赘述。

四、“曲周精神”的遗传基因变异劣化

2019年8月6日，8月6日，光明日报教育周刊又发表了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姜沛民的署名文章，题目为《“曲周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文章说“‘曲周精神’”直接传承‘延安精神’和‘南泥湾精神’。农大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乐天宇同志，20世纪40年代参与创办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广大师生多次实地考察，三下南泥湾，直接向中央提出开发南泥湾的建议，积极投身边区农场开发和农林牧业建设，成为‘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的实践者和传承者”。

我们找不到姜书记上述说法的任何依据，而农大校史《百年纪事》关于乐天宇同志是这样记载的：

（1950年）5月，中宣部负责同志胡乔木与乐天宇谈话，针对乐天宇粗暴地决定停开生物统计、田间设计课程之事导致李景均教授不满而出走之事，对乐天宇进行了批评。

（1950年）6月2日，乐天宇给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写信并附《由米丘林、摩尔根学说到团结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将乐天宇的信转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陆定一、胡乔木。7月16日，毛泽东主席批示：“这个报告里所表现的作风是不健全的，乐天宇思想中似有很大的毛病。”

（1950年）6月24日，《警卫报》记者雷奔将助教马骥给他的私人信件交《人民日报》编辑部，该信反映了农大党群关系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李景均教授出走问题。7月5日，《人民日报》将马骥的信报送李维汉。7月6日，李维汉将信报送周恩来总理，并建议由“文委党组彻查”。7月13日，周总理将信转送毛泽东主席、刘少奇、陆定一和胡乔木并加了批语：“请文委党组负责认真查明，并指出解决意见，可考虑乐天宇是否适合继续担任农大主委。”7月16日，毛泽东主席批示：“必须彻查农大领导，并作适当的处理，此件应与乐天宇6月2日的报告一并讨论。”此后不久，教育部曾派人到我校进行了调查。

（1950年）10月25日。召开校委会，乐天宇主任委员对工作中的缺点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个人在工作中有很多缺点，教育部钱部长的批评，我诚恳接受。”他说工作中的缺点有4个方面：一是在政策方面有急躁偏向；二是在团结方面有关门主义表现；三是工作权责界限划分不清；四是个人思想作风上有缺点。

（1951年）3月2日，由教育部等单位组成的农大问题调查组（1950年11月20日至1951年1月15日进行调查）在调查结束后给文委党组及中央《关于北京农业大学工作的报告》（简称《报告》）。《报告》指出农大一年来工作上取得的主要成绩和个别领导人的主要错误。一年来的主要成绩：一是提出了农业教育的新方向，拟定了新的教学计划；二是提出了米丘林生物科学方向；三是改进了农场的经营方式；四是与农业科学研究所合作进行部分研究工作，并收到一些成绩。一年来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与错误：一是乐天宇同志的领导思想作风问题。（1）无组织无纪律；（2）实行急躁和粗暴的改革；（3）工作上和学术上的宗派主义；（4）一把抓，缺乏民主作风；（5）形式主义倾向。二是学术思想、课程和研究工作问题：粗暴和生硬地停开摩尔根遗传学生物统计等课程，研究工作上有狭隘的实用主义。

《报告》建议：派孙晓村任农大校长；乐天宇调科学院工作。

（1951年）3月13日，钱俊瑞、刘皑风给周恩来总理、陆定一、胡乔木的报告，建议撤销乐天宇在农大的职务，调科学院做研究工作；委任孙晓村兼北京农业大学校长职务。　　上述记载的内容表明，按照姜书记的说法，“曲周精神”遗传的并不是真正的“延安精神”和“南泥湾精神”的红色基因，因为乐天宇同志犯有错误被毛主席、周总理批示后撤职，基因变异劣化了，代表不了“延安精神”和“南泥湾精神”。

总之，中国农业大学自封的这个所谓“曲周精神”的症结，是不治之症和解不开的死结，由里到外坏透了，莲基因都变异劣化了。我们作为农大普通职工看着农大学“曲周精神”烂下去，非常难过，但又无能为力。感谢《新语丝》刊发此文，希望现在进行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能拯救农大！

2019年10月12日

(XYS2019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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