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代”作为一种中国式抗争：没有行动的反抗能激起火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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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封城两个月，舆论情绪由“四月之声”传递的肃穆和悲情，转变为有强烈割席意味的“最后一代”。

“最后一代”出自5月11日流传的一段视频，视频中，上海一个穿着防护服的警察威胁一位不愿意集中隔离的居民：“如果你不执行市政府的命令，就要对你进行处罚，进行处罚以后，要影响你的三代！”居民立即反击：“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

这段自白引起大量共鸣，人们在社交媒体重复这个口号，并注入自己的理解。一位微博网民形容自己的感受：“我不知道这是在报复谁，但我的确有种报复的快感。”1984年的电影《谭嗣同》中一句台词也被重新找出作应景注脚：“这样的中国，多一个孩子不是多一个奴隶吗？”审查系统很快在社交媒体屏蔽了关键词“最后一代”，切断民意的聚集。

“影响三代”具体指的是，如果拒绝隔离的居民被行政或刑事处罚，他的亲属和后代有可能因此在考取公务员的时候无法通过政治审查。

上海警察的“影响你的三代”并非随口胡诌，相反，这是执法者对民众恐惧的准确把握，也是策略性选择的行之有效的话术。“影响三代”具体指的是，如果拒绝隔离的居民被行政或刑事处罚，他的亲属和后代有可能因此在考取公务员的时候无法通过政治审查。把政审当作威胁，背后是体制对自己吸引力的自信。事实上，“上岸”（指参加公务员考试并成功被录取）的确是最近几年大学毕业生的主流职业选择，热门程度已经超过进入大型互联网公司。

在经验分享型社交媒体小红书上有关“上岸”的讨论中，一位网民问自己的爷爷年轻时因打架而坐牢，会不会影响自己考公务员，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会，影响三代”。但是，且不论几十年前的刑事案底是否完整保留在今天的系统中，实际上不同政府部门在招聘时的政审内容和范围都有差异，“影响三代”是十分不准确的概括，但这一说法却在年轻一代的求职经验分享中沉淀为不可撼动的“常识”。

这种“常识”具有极高的认受性，同样在小红书，一个律师提出“一人坐牢影响三代公平吗”的问题，评论是压倒性的“支持”。在一个几乎不讨论政治议题的平台上，小红书用户无意中袒露的意识形态倾向，更能让人窥见主流意见的模样。“影响三代”继续演绎，是体制掌握对个人生活的绝对裁量权，不仅影响职业，还在身体上彻底支配个人，上海封城提前揭开了这种裁量权的谜底——全员核酸，强制转运，入户消杀，个人退无可退。

“最后一代”不是凭空出现的口号，在自由主义者的论述中，“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一度非常流行；在女权主义运动的脉络里，不婚不育（包含在6b4t中）也早已是反抗手段。“最后一代”没有创造更多内涵，它的号召力来自对“影响三代”威胁的直接反击，并整合为另一种和体制解绑的生活态度，和“影响三代”所代表的主流生活态度分庭抗礼。

在“最后一代”出现之前，“躺平”作为一种消极反抗的观念已经流行了一年。《躺平即正义》宣言的提出者骆华忠明确把矛头指向“工作”，他指出“奋斗”成功学的虚伪——“我们是不可能富的，因为人口基数摆在这里，你平摊一下有多少钱”。“躺平”瞄准的敌人是“内卷”，在2021年“反垄断”的风潮中，它更多被用来批判资本而不是体制——尽管党媒旗帜鲜明地驳斥了“躺平”。年轻人“躺平”所反抗的，更多是996的企业文化和剥削的资本家。

直到2022年，清零运动需要动员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个人，先是私人财产（包括宠物）权利被践踏，再是所有人都失去身体自主权。资本家的靶子无法解释荒谬的现实，“润学”由此成为显学，润学的支持者要逃离的是这片土地。“最后一代”比“润学”更进一步，明确回应的是“影响三代”所代表的体制——要求人民配合集中隔离、配合生三胎的体制。到了这一步，公权力才终于被框定，被确定为“最后一代”口号所反抗的对象。

2022年5月16日，上海封城期间，一名男子攀高望向围栏外面。摄：Aly Song/Reuters/端传媒

媒体人连清川在“最后一代”事件前几天写的文章，也和这种情绪不谋而合。连清川因上海封城被隔离在家，想尽办法都无法回福建见病危的母亲最后一面。在母亲去世后，连清川悲愤撰文：“但是今天，我和这个体制有了私仇……我期望，所有在这场灭绝人性的事件中，遭到伤害的人，都把自己所收到的伤害，当成一场私仇……我会用私仇的方法，去报复那些阻止我去见妈妈最后一面的人。也不要说，这个体制，都是一些面目模糊的人。我确切地知道，谁是我的仇人。”

“最后一代”和“私仇”论都有不加掩饰的报仇心态，前者通过漫长的自戕来报复，后者援引孝道赋予“私仇”道德力量，但即便满腔怒火，“和这个体制有了私仇”的宣言也不会转化为行动。两种自白宣示的是对公共的不信任和与体制的决裂，是把政治力量看作个人悲剧的最终肇因。

境外势力叙事难以为继

无论多么违和，境外势力叙事一旦启动就无法减速，宣传机器也只能按照设定好的敌人运转。

“最后一代”是上海封城集体创伤的民间叙事，体制被锚定为始作俑者。与此同时，体制也在为不断涌现的敌意寻找一个策动者——这是一贯的做法，从香港反修例运动到清零运动，异见者一定是被阴谋反华的境外势力蒙蔽和指使的。但上海封城造成的种种人道灾难，却显而易见地无法把责任推给境外势力，要勉强联系二者，只能提出“美国投毒”（以举报为生的民粹主义领袖孤烟暮蝉正是持这一看法）的阴谋论，但在眼前的社区悲剧中，地缘政治的敌人太过遥远。

但是，无论多么违和，境外势力叙事一旦启动就无法减速，宣传机器也只能按照设定好的敌人运转。4月28日开始，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平台开始显示用户的IP属地。这是网信办“清朗·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动”的一部分，这一新举措基于的假设，正是互联网上针对体制的反对声音，是境外势力的水军行为。

2021年12月，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新闻发布会上指认民进党的水军（“1450”和“塔绿班”），他指责民进党“豢养各式各样的网军来攻击、诬蔑、造谣、抹黑大陆，挑拨离间，破坏两岸关系”。这一看法在民间也十分普遍，今年3月份，“台湾停电，微博流量狂跌30%”的消息广为流传，尽管微博官方很快出面辟谣，但舆论场的民粹力量相信，微博上藏着大量台湾网军在传播谣言、煽动情绪。

新华社下属的杂志《半月谈》5月1日发文评论“IP属地”新政，其中有一段写道：一大批在敏感热点事件中发表不实言论、煽动网民舆论的“正义人士”们也纷纷“现形”，要么IP属地压根不在当地，要么批量来源于某些特定国家和地区。这段准备好的判词扑了空，IP属地新政并没有如预期中的揪出境外煽动者，反而意外地让离岸爱国人士现形。

除了转型爱国写手、多次发文承诺不会离开中国、力劝读者不要移民日本以免被毒死的连岳被发现已经身处日本之外，以号召网络出征台湾闻名的民粹领袖“帝吧官微”也被发现身处台湾。对于后者，国台办发言人只能以文不对题的模版尴尬回应：“之前出现过岛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有关网站平台蓄意制造事端，破坏两岸交流氛围，挑拨两岸同胞对立的事。这项措施（IP新政）能帮助两岸同胞擦亮眼睛，更精准辨识和反对离间两岸同胞感情的恶劣行为。”

更令IP新政的初衷难以为继的是，在社交媒体上，IP属地为国外的网民，不仅没有被当成境外势力攻击，反而收到许多艳羡的留言，最被广为使用的是“带我走”。异曲同工的是，5月9日，冰岛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微博，内容为冰岛取消入境限制，越来越多人准备到冰岛旅游。这条微博的留言区没有外国大使馆常常招致的冷嘲热讽，只有行为艺术般的“投诚”，被点赞2.5万次的留言是“什么时候接我回家”，此外还有“你们能不能在评论区抽奖发国籍”、“让我去冰岛为建设冰岛出一份自己的力”。

清零运动和IP新政根植于同样的逻辑，即边界清晰的“总体安全观”，实体的边境关闭对应网络防火墙，健康码对应IP属地，方舱医院则对应禁言封号的“小黑屋”，病毒和异见的归宿都是被清零。这一逻辑驱动的是一个身份即立场、流动即危险的社会，它所要抵挡的是来自外部的威胁。但正如IP新政和预期相悖，清零运动的民意基础也已经非常松动，“总体安全观”要求绝对忠诚、能随时被动员起来、没有反对意见的人民。“润学”和“最后一代”则代表两种不同方向的反抗，前者是逃离，后者是对索求无度的家长制政府说“不”。

2022年5月24日，上海封城，一名男子推著行李箱在街道上行走。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为了下一代”和“最后一代”

“最后一代”指向的是行动不可能之后，一代人用沉沦来收场。在这个意义上看，它既是悲壮的，也是犬儒的。

一位网民关于“最后一代”的批判性回应指出，1989年天安门运动时一位骑着单车往广场去的学生说的是“因为这是我的责任”，而2022年最激烈的声音是“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这一批评尖锐地指出，“最后一代”不是一种积极的行动，没有推动现状改善的动能，它反映的只是心态的转变，只是舆论情绪的变化。

须要承认，“最后一代”是悲鸣而不是呐喊，它无法被放在社会脉络的运动中检视。社会运动或集体事件，几乎总是和“下一代”有关。在中国大陆，从2008年汶川地震后推动校舍质量问责的民间人士，到2018年因长春长生疫苗问题而上街示威的家长，“下一代”始终是行动者强烈的动因。在香港，从2012年毛孟静撰文呼吁“不甘做最后一代香港人的站起来”，到后来占中运动和反修例运动不同参与者都提及过的“为了下一代”，基于历史目光的一代人的责任感从未散去。

但如果存在线性的历史进程，很难分辨“最后一代”处在历史的哪一个当口，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前的集体不满，还是一个已经被拔去全部反抗獠牙的社会面对高科技时代的威权统治的最后哀鸣？换言之，如果非要比较，香港的“为了下一代”之后是“最后一代”，还是大陆的“最后一代”后会有“为了下一代”？

更有可能的情形是，“最后一代”指向的是行动不可能之后，一代人用沉沦来收场。在这个意义上看，它既是悲壮的，也是犬儒的。现实地讨论，不婚不育尽管切实妨碍了体制想象一种人丁兴旺、维持人口红利的伟大复兴，但它所能造成的伤害也是有限和缓慢的。更何况，“最后一代”是不可能实现的预言，生育一定会继续（无论多么勉强），如果期待这一观念蝴蝶掀起现实政治的风暴，一定是失望收场。

只不过，与其猜测观念的变化有没有可能推动历史进程的改变，还不如说这一心态的转变，本身就是现实政治风暴的结果，而这场风暴还远远未到结束的时候。这可能才是我们能够从“最后一代”的悲鸣中嗅出的一点历史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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