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与“爱党”的重塑：《觉醒年代》是如何让中国年轻观众热泪盈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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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对中国自信，是当下民族主义最外显的特征之一，从政治精英、知识阶层，到大众，近年来都不断对此进行表达、竞争注意力。同时，互联网也成为了各种论述、号召汇集，动员、举报频频发生之地。端传媒评论组推出专题，从理论到行动，从个体到组织，解析现在中国大陆互联网上的民族主义生态。

今天这篇文章聚焦今年的热播电视剧《觉醒年代》，一个重新讲述中国共产党如何建党的故事，是通过什么样的话语体系，深深地感动了当下中国的年轻人？

在当今中国的舆论场，爱国情感的高涨是最外露的特征。这种情感的产生，并不仅仅依靠国内舆论场的视频文章，还有另一个文艺作品的源头，即主旋律影视作品。他们是“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文艺载体。

在这些年芸芸众多作品中，“建党百年”献礼片《觉醒年代》无疑是最成功的作品，他被誉为“永远的神”，豆瓣评分9.3、微博讨论超过26亿，稳坐收视率榜单的前列。更重要的是，这部讲述中共建党历程的党史正剧不但俘虏中老年观众，还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破圈”走进年轻观众的世界——根据优酷的数据，在《觉醒年代》的观众画像里，35岁以下的青年观众占比接近六成；在社交媒体上，更有很多年轻人自发“安利”（流行语，指强烈推荐），将电视剧截图做成有趣的表情包和原创漫画，并在弹幕上留下慷慨激昂的“小作文”。

可以说，《觉醒年代》的走红是当代中国的一起“民族主义事件”。究竟《觉醒年代》是在怎样的主旋律作品生产机制中诞生？他讲述了怎样的中共建党故事，其叙述和表现手法有何突破？这部作品，又怎样生产和强化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本文尝试以《觉醒年代》为例，探讨当代民族主义文艺载体的生成机制和特点。

《觉醒年代》剧照。网上图片

一出“献礼片”的诞生和流通

按有中国特色的影视剧分类法，《觉醒年代》属于呈现国家意识形态的“献礼片”。这种片承担党国意识形态的任务，是“革命历史题材”和“主旋律”作品的最高规格，因此获得官方和商业资本的高度重视。

作为建党百年“献礼片”的《觉醒年代》，就充分发挥官方和商业资本结合的力量。该作品早于2014年首先由安徽省委宣传部报请立项，其后正式落实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安徽省委宣传部、北京市广电局和安徽广电局联合摄制，背后还有行业龙头的民营影视公司（如优酷），集结电视剧行业的资金和人才。在这样的制作单位和资源下，《觉醒年代》的剧本由官学党史专家、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花六年时间撰写，场景布置不惜工本，造就《觉醒年代》成为资金雄厚、剧本扎实、“道服化”（道具、服饰、化妆）用心的精品影视剧。剧集制作完成后，该剧同时在电视台和互联网平台放映，首先在中央电视总台综合频道黄金时间和优酷、爱奇艺等一线网路平台同步首播，随后在北京卫视和安徽卫视完成二轮播出，使电视剧播放渠道广泛，始终保持热度和覆盖面。

在官方和资本的“一次创作”后，网民和博客的“二次创作”同样重要，继续将《觉醒年代》的热度推高。电视剧播放后，网络视频博主自发制作热血短视频及片段，很多网友亦以流行梗饭圈缩写“yyds”、“绝绝子”、“安利”讨论剧集，更将大量剧中人物台词制作成趣味表情包、壁纸和漫画，将这套正剧融合到青年人的网络文化中，达到幽默化、娱乐化的传播效果。正是在这个基础，《觉醒年代》穿上互联网文化的外衣获得广泛传播。

因此，《觉醒年代》的诞生和走红是官商民三方合力的表现，当中既有国家资本主导，也有民间自发性，构成主旋律电视剧走红的基本特征。

《觉醒年代》剧照。网上图片

知识份子叙事

当然，单凭资金、资源和发行渠道，不足以解释剧集的成功，我们还是要回到《觉醒年代》的剧本：究竟《觉醒年代》讲述的是怎样的故事？他的叙述和表现手法有何突破？

简言之，《觉醒年代》采用新的革命历史题材叙事模式：知识份子叙事，呈现1915-1921年间，中国的男性激进文人怎样在历经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后，逐渐从一介书生转化为革命同志，从办杂志思想启蒙走向组织政党直接行动，进而完成自身组织化、激进化、理论化的转变。当中，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是电视剧的主角，而革命青年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则是电视剧的辅线。

以五四运动为界，电视剧前面近半的篇幅讲述陈独秀从日本回国，聚集李大钊、胡适、鲁迅同仁编办《新青年》杂志，并逐渐围绕在蔡元培担任校长的北京大学。电视剧描述他们致力于思想启蒙，打起新文化的旗帜对抗辜鸿铭、林纾为代表的旧学，寻求救国之路。

五四运动爆发后，《觉醒年代》的节奏明显加快，更加激昂，而戏剧矛盾亦从新旧文化论战，转为新文化文人、学生运动和北洋政府国家机器的角力。当中，文人阵营内部亦充满矛盾，比如陈独秀、李大钊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和胡适信奉的自由主义针锋相对，最终三人从相识、相知走向分手；而陈独秀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信奉的无政府主义亦始终和马克思主义竞逐，但最终被共产主义征服、收编。在这部电视剧中，戏剧的高潮落位于陈独秀和李大钊在逃离北京前往天津途中，两人相约建党，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其后，组党运动在全国各地萌爆发，推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登上历史舞台。

如此知识份子为核心的主旋律故事并不常见，却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功。过去，主旋律电视剧集中描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农村阶级斗争这些“枪杆子出政权”的故事，而比较缺乏知识份子叙事，因为知识份子叙事在政治和商业层面都并不讨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共需要突出自己的政党属性代表工农兵群众，而不是知识菁英建党。就算近几十年的意识形态已经松绑，或许由于知识份子的叙事较难把握（尤其是涉及个别知识份子的评价），并且文戏缺乏军事片的动作场面和胜利感，因此并不受到导演和宣传部门的青睐。这次《觉醒年代》以文人为主，罕有呈现新文化文人群像，不但高度还原了民初文人圈子的生活和论争，还鲜活地塑造出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的形象，实为一大突破。

正因如此，这部电视剧大幅呈现过往电视剧少有的文斗、演说和政治辩论，屡屡大段大段、原汁原味地表述当时的重要文献，如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李大钊《青春》、《庶民的胜利》、鲁迅的《狂人日记》。正如网民指出，这些文章令他们感受到，“第一次发现文人吵架也这么好看”，“高中课本上学的文字不再是文字，而是真正化为真实的事件。”而颇为难得的是，这些文章在剧中不是蜻蜓点水的口号，而是真的令人体认到这些男性文人的人格、文采和思考光芒。

在这个意义上，这部电视颇有返璞归真的意味，戏中不依赖“流量明星”和类型片（谍战片、军事片）的操作，而是以剧本、人物塑造和历史质感取胜。当中饶有兴味的是，《觉醒年代》的知识份子叙事吸纳了“民国范儿”的大众想像，重塑民众对民国的理解。大约在2010年代（正值辛亥革命100年），中国大陆民众对“中华民国”有憧憬与想像，觉得中华民国代表一种优雅高贵的人文气息（此所谓“范儿”），是一个大师辈出、思想开放的年代，当中隐含一种“今不如昔”、批判中共体制的取态。

到了《觉醒年代》，该剧采用知识份子叙事，已转化了过去“民国热”的气质和内核。同样是讲述民国，《觉醒年代》同样表现民国时代知识份子的思想光芒和日常情趣，但集中表现建立中共的五四知识份子就是“民国范儿”的化身。换言之，《觉醒年代》表现的“民国范儿”和中共自我形象的关系不是断裂和对立，而是继承和兼容。由此，电视剧表现的“民国范儿”已经由批判体制变成认同体制。

《觉醒年代》剧照。网上图片

为爱国心注入理想主义和历史质感的鸡血

在《觉醒年代》开播之前，没有多少人想到这样的知识份子正剧会征服年轻人的心。然而，正是知识份子的叙事，才将主旋律的故事升维到“艰辛探索”、“理论选择”、“道路选择”的高度，为当下的爱国心注入理想主义和历史质感的鸡血。正如知乎的答主指出，“剧中的人正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我们真的看到了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理想甘愿抛洒出满腔热血。共情的力量真的很伟大。”

在《觉醒年代》中，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被捧红，成为“感动中国”式的人物。陈延年和陈乔年是那个年代的“无政府主义”者（当时最流行和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之一），也是最早一批的共产党员，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被国民党所杀。电视剧塑造他们为坚毅不屈，心系家国的知识青年，他们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追求心中的理想，努力实践无政府主义思潮提倡的“工读互助社”。当中一幕，他们满身伤痕，戴着沉重镣铐赴死的场面成为“高能泪点”，召唤出观众的爱国情感，更促使他们在戏外发起行动。在今年7月1日上海的陈延年、陈乔年烈士墓前，摆满鲜花和追思信件；在7月4日的安徽延乔路，有4000多市民在这个纪念两人的路牌下插国旗、摆鲜花和卡片，其中一块寄语牌写着“敬爱的延年、乔年先生：请您放心！您们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我们必将誓死守护！”，成为罕见的由电视剧推动的烈士纪念活动。

除此以外，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建党时刻同样是高能泪点：在1920年腊月二十三，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途中，他们在海河大堤上看到的成千上万风餐露宿的穷困百姓，两人悲从中来，嚎啕大哭。在这样的情境下，他们痛定思痛，决定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一个用马克思的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一个可以把中国引进光明，让中国人都过上好日子的无产阶级政党。”于是，他们接连宣誓建党：“为了让他们不再流离失所；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作主；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为了中华民富国强；为了民族再造复兴；我愿意奋斗终生！我愿意奋斗终生！”

这个场景是这出影视剧的高潮所在，深刻地打动了这个时代青年人的内心。过去十年，中国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感占据很多青年人的内心，他们对中国充满自信和自豪感。在这种情感前提下，电视剧呈现的陈李两人“以天下为己任”、“为人民谋幸福”和“建立用马克思的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信念，与时下年轻一辈的爱国心产生共振，不但为高涨的民族自信注入理想主义和历史质感，还将他们自身的爱国情感强化和升华。观众体认到，原来我们“民族自信”的背后，是有“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做支撑；原来我们革命先烈走过这样艰辛的道路，有这么高尚的理想和艰辛的历程。由此，这出电视剧引发“忆苦思甜”的文本接受效果：当观众在滤镜下回溯早年知识份子创党的艰苦历程，很“自然”就联想到今日中国的来之不易，发出“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有！续集就是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的感慨。

在这个意义上，《觉醒年代》有效地使很多观众认同共产党是有理想、有历史基础的政党，进而召唤他们对当下政权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支持。

被平反的、被淡化的

值得注意的是，《觉醒年代》作为知识份子民族主义叙事，在旧有的党史框架中既有突破，亦有继承，从而符合当下政权的意识形态和自我形象要求。前者表现在踩进党史历史问题“半禁区”，为陈独秀“平反”，后者则表现为继续淡化苏俄在中共创立的角色。

从中国的影视历史来看，《觉醒年代》可能是首次有主旋律电视剧以陈独秀为主角，并给予相当正面的刻画。陈独秀是谁？他是中共主要创始人及初期领袖，在1927年国共分裂被指为投降主义者，拒绝执行共产国际、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导致中共受到严重挫败。后期，陈独秀被驱逐出党，因为他和其他托派份子组织了中共至今为止的唯一党内反对党。简言之，陈独秀是一个有历史错误的领袖，所以在正统的党史书写中一度被戴上包括“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革命”、“汉奸”在内的十宗罪名。而根据正统的党史书写，毛泽东“伟光正”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建基于批判陈独秀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因此，陈独秀并不以正面的主人公形象出现在主旋律影视上，直至《觉醒年代》。

在《觉醒年代》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并列两大主角，是领导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共建党的居功至伟的历史人物，形象相当正面。这个举动，当然不是编剧和导演自作主张，而是他们见机行事，顺应最高领袖对历史问题的最新取态。在《觉醒年代》之前，习近平曾经多次在讲话中肯定陈独秀在建党的贡献。2019年，中共党史权威亦撰文《纪念陈独秀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为其戴上“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五顶“红帽子”。

“好多人问我，你胆子太大了，你敢写陈独秀。我为什么不敢写陈独秀，你看看党史，你看看总书记的讲话，都说他是大大的好人啊。”在谈到觉醒年代的陈独秀形象时，《觉醒年代》编剧、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龙平平就这样解释。由此可见，今日主旋律影视作品在历史问题和人物评价的突破，势必需要最高领袖的支持。这些突破不必然是“实事求是、历史胸襟”的反映，而是“历史服务政治、维护政权合法性”的结果。在《觉醒年代》这个案例，“洗白”陈独秀可以连带重述一整代知识份子的“寻路”故事，更顺滑地讲述共产党的初心和“救世”故事，进而打通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共建党三件大事的脉络，将创党描述成“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与解封陈独秀历史角色相对，《觉醒年代》仍难以“实事求是”讲述苏俄在中共创立的角色， 和很多党史教科书和电视剧一样刻意淡化了俄共和中共的关系。这是因为，政权仍需要维持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源于自主奋斗的形象。在《觉醒年代》中，俄国密使不是没有出场，但他们并非被塑造成带着资金和资源的领导者，而是和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平起平坐的合作伙伴。更关键的是，电视剧突出早在俄国密使来中国筹备建党前，陈独秀和李大钊已就建党达成共识，即戏剧的高潮“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也就是说，共产国际在剧中被描述成支持和帮助的角色，而不是主导建党的角色。

然而，这恐怕并非历史的全部。根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细致的考证研究，“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流传于中共的党史研究部门，但当中并没有足够的史料支撑。现存有关说法的史料基础是高一涵在1927年和的回忆文字，然而据考证当时他身在日本，根本不可能知道陈独秀和李大钊逃离北京一事。因此，“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未必成立。相反，俄共和共产国际的接触才是建党历程的决定性因素，但这在电视剧语焉不详。由此，电视剧强调中国男性知识份子才是建党主角，确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性质。

《觉醒年代》剧照。网上图片

结语：当《觉醒年代》输出香港

总括来说，《觉醒年代》在中国的舆论场大获全胜，其基础是国家和资本的强力支撑，其突破则是采用知识份子叙事，一方面将创党故事升维至“理论选择”、“道路选择”的高度，另一方面使青年观众体认到课本中革命前辈的艰辛，为他们本以高涨的民族自信注入理想主义和历史质感。而在互联网的环境中，博主和网民又创意地“二次创作”，以网络流行语言和影像翻译和转化这套党史正剧，进一步提升电视剧的热度和话题性，使观看和讨论《觉醒年代》成为大型的爱国情感展演和“民族主义事件”。

然而，这样的一出党史正剧或许注定只能在墙内和简体圈火热，难以将这种爱国情绪和民族自信扩散出去。近来，《觉醒年代》输出香港，已在本地电视台足本播出，希望令彼时经历政治风波的港人“对我们民族复兴的历程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梁振英）。姑勿论实质有多少人观看，但这部讲述“革命”历程的电视剧在“革命被打压”的香港播放，很多观众感受到的恐怕是一种强烈的讽刺感。

在中国的语境，“告别革命”正在告别，革命的话语已然强势回归并化成“民族自信”的一部分，但“革命”在香港却等同“颠覆国家政权”和违反国安法。当越来越多港人像戏中的民国知识份子那样坐“政治牢”，香港的观众看到陈独秀说“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看到李大钊说“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要主流的香港观众透过观影召唤出对党国的认同和爱国热情，这是可能的吗？

参考资料：

石川祯浩著，袁广泉、瞿艳丹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增订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1

唐宝林，《陈独秀全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

董牧孜， 《回归革命史观——《觉醒年代》的史观转向》，《文化纵横》， 2021(06)

蚁坊软体，〈 《觉醒年代》大数据解析：文化觉醒力量如何激荡舆论场？〉，2021

王桂环，〈用艺术精品宣传研究党史的一次尝试 ——访 《觉醒年代》 编剧龙平平〉，《北京党史》，2021（3）

龙平平，〈我为什么要写《觉醒年代》〉，《中国民族博览》，2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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