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体制内男友”抢了你的事业编：明星考编中的时代哈哈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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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无畏地同“个别”的压迫斗争到底，同时自觉无视，甚至自发包庇系统的压迫。

演员易烊千玺。 图：网上图片

明星特权惹众怒不是新鲜话题，但明星因为“应届生考编”特权成为众矢之的，就不仅是中国特色，还是时代特色了。

日前，童星出道的TFboys组合成员、中央戏剧学院应届毕业生易烊千玺和其他几位明星被事业单位国家话剧院公开录取，随即有人曝露今年话剧院招聘取消了笔试，疑似给明星大开方便之门，几人是否参加了面试也存在疑问。国家话剧院后来回应称没有特例也没有“萝卜坑”，易烊千玺则在周日发声明放弃编制名额。

所谓“考编”，就是指通过几轮考试，或者拿到“行政编”成为公务员；或者拿到“事业编”成为机关事业单位员工——总之是进入“体制内”。在户口制度下，编制首先意味着获得户口-成为居民-买房买车的资格，同时还意味着一份不会失业的高薪工作，以及医疗、养老、子女教育方面的诸多福利。人生如苦海，考到编制俗称“上岸”。2022年，参加行政/事业编考试的应届生人数打破纪录，其中竞争较激烈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上岸”比例约为1:68。

易烊千玺疑似违规“上岸”，这一事件最初仅在互联网粉丝群体，即“饭圈”中发酵。以饭圈内部逻辑看，明星被爆黑料天天有，有的人会因此气愤脱粉，更多人会疑心对家（明星的竞争对手及其粉丝）栽害，几轮撕扯之后争议往往不了了之。而易烊千玺考编事件，之所以在尚无定论时就引爆整个中文互联网，多少要“感谢”《中国新闻周刊》7月8日发表的主编评论《易烊千玺凭什么不能考编，又为什么要考编？》。此文揶揄那些质疑明星考编的人是 “小镇做题家”，他们“每天上培训班，做真题卷，也仍然考不中那个能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编制内职务。所以当看见能从市场上赚大钱的明星，还要分走几个编制内身份时，总觉得抢了自己的坑。”（原文已删除）。除了半官媒《中国新闻周刊》，一个民间微信公众号“子彬公大家族”，代表湖南易姓家族发表的庆贺文，也激化了矛盾。文章发愿易氏族人“在全国不同要职岗位上大显其能，宗族何愁不兴旺！大家办事何愁不方便！到那时，谁敢横刀立马，唯我易氏大将军！”（原文亦已删除）

此时正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考试出结果的时候，少数人欢喜上岸，绝大多数仍旧被浪头拍回海里。即便现在易烊千玺道歉并退出编制，争议依然没有彻底消失，粉丝维护的声音逐渐被饭圈内外广大网民恶嘲讽淹没。将这些人拉入争论的，除了早前舆论中那些直白的优越感之外，还有他们被激活的共同身份：小镇做题家。

2020年7月7日安徽黄山，学生在一个教室内预备全国高考。 摄：Zhang Yazi/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小镇做题家的希望和屈辱

小，是在相对比较中产生的。

“小镇做题家”的名号最早出自社交平台豆瓣上的小组“985废物引进计划”，本意指出身小城镇，完全凭借应试教育本领考取名校的人。比起多才多艺、接受素质教育的大城市同学，他们自嘲除了做题什么都不会。

从2019年诞生至今，这个词的含义逐渐泛化，取代“屌丝”和“打工人”成为当代青年表达自嘲和抱怨时的普遍自称。网上励志博主、营销号，甚至官媒账号均常用“我们都是小镇做题家”的说法唤起受众共鸣。

作为一代人的精神漫画像，“小镇做题家”突出两个特点：一曰“小”，一曰“做题”。

小，是在相对比较中产生的——县镇比起省会是小，省会比起北上广深是小；同一个城市，工薪阶层比起食利阶层是小……全员强调“小”、自嘲小镇做题家，是因为无论你身处何处，总有人比你更大。但自愿或被迫地注视这个“大”，背后其实是关注特权、向上攀比的时代精神。

我们参与创造又身处其中的媒体环境，持续将人们的目光引向社会阶层的高处，注视特权者、漠视身边人。一种两极震荡的叙事塑造着特权者的神话：一边是天选之子、辉煌成就、完美人设；另一边是鸡毛蒜皮的花边新闻：“刘亦菲一件羽绒服穿十年”“马云私下中二热衷吹牛”……让人感慨“原来他们原来也是人”。天神亦凡人的神话时而引诱、时而打击，以类似“PUA”的精神控制法系统地培植着社会对金字塔顶的痴迷——有时体现为赞美羡慕，有时体现为酸楚嫉妒。

然而，向上攀比远不仅是一种精神症候，它背后有残酷的现实基础——经济下行、就业萎缩之下，“人力”是贬值最快的资源。博士和专科生竞争同一岗位已经稀松平常到很难成为新闻，人们被迫自我贬值、调整预期。更何况，大陆防疫政策制造的持久紧急例外状态下，最基本的生存和尊严——正常上班/回家、不被裁员/“毕业”、生病及时获得医疗资源、家中老人不被单独隔离、宠物不被扑杀……都需要动用特权解决。而明星之所以执着于考公，牟名牟利之外，最现实的原因也是为了降低商业风险，避免像李佳琦一样，一句话说错就遭封杀，欠下天文数字违约金。

然而，向上攀比远不仅是一种精神症候，它背后有残酷的现实基础——经济下行、就业萎缩之下，“人力”是贬值最快的资源。

人上人之下，只有人下人。普通而有尊严的中层尚未形成就已瓦解。有趣的是，近些年的抽样调查愈发明显地显示，中国只有极少数（高收入的）人认同自己是中产，其他人都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下层或底层[1]——当然，依据不同的统计标准，中国实际上的中产人数也仅有1亿人/3000万户左右。作为对比，盖洛普（Gallup）中心2022年的最新调查显示，约38%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另有14%认为自己属于上层中产阶级。即便是在经济低迷日久的日本，2020年NHK的统计也显示共有约57%的人认为自己是中产。

不愿意“被”中产，向上注视并向下认同，是缺乏保障的生活中，自称“小镇做题家”的人对社会位置的感知。

做题，是小镇做题家的另一重关键词。它既是自嘲，又是对按部就班的考试筛选机制的期待和信任。诚如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言，学校其实是上层阶级合法地传递特权的工具，但几十年中，高考确确实实曾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很大的流动性。然而，学历贬值之时，它对于不同阶层贬值的程度并不相同。教育改变命运的神话逐渐破灭，人们却别无选择，不得不更加竭尽全力地投入考试和做题中。

很大程度上，考公/考编延续了做题改变命运的逻辑，这种参与度极高的考核部分取代了高考，寄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期待。讽刺的是，分化而无保障的社会中，考编所提供的流动性，并不意味着获得平等，反而意味着在日益不平等的社会，加入特权阶级，垄断更多机会和便利。

公然将利益考量转化为审美标准，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官场“制服”和官僚气质脸红尖叫，这仍旧是惊人的时代景观。

2022年上半年，还有一个现象和明星违规上岸风波相映成“趣”——“我的体制内男友”、“厅里厅气/局里局气男孩”被广为追捧，取代坏小子、肌肉猛男或是忧郁大叔成为不少年轻人认定的白马王子。如果说青年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务实地偏好黑夹克、公文包、啤酒肚暗示的雄厚经济实力和政治资源，这无甚稀奇；但公然将利益考量转化为审美标准，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官场“制服”和官僚气质脸红尖叫，这仍旧是惊人的时代景观。

这种不是特权者就是屌丝，站在屌丝的位置渴望特权又遭受特权侮辱的处境，恰令人想起19世纪司汤达笔下《红与黑》的处境。“小镇做题家”像极了当代版本的于连·索黑尔：在无权者和特权者之间，慕强和仇富之间，自卑和自强之间左冲右突，积累期待和愤怒。而明星轻松考编上岸所触动的，正是这种系统产生的于连·索黑尔之怒。

TFBOYS组合。图：网上图片

饭圈式微，明星神话不再

产业虽依旧繁荣，饭圈造星的神话却在逐渐破灭。最直观的原因自然是文化领域全面的政治挂帅，给追星的狂热加上各种限定条件。

当然，社会愤怒是日积月累而成，明星特权或考编一直都有（易烊千玺等人被质疑后，大量上岸方式不正规，或艺考存在水分的明星都在紧急准备公关预案）。之所以最近明星特权频繁被推上风口浪尖，饭圈文化本身的式微是一个原因。

“饭圈式微”这个观察或许很难令人认同，毕竟全面经济颓势之下，娱乐产业尤其是粉丝经济几乎拥有最体面的数据，顽强带动消费，并提供了大量就业。只不过，产业虽依旧繁荣，饭圈造星的神话却在逐渐破灭。

最直观的原因自然是文化领域全面的政治挂帅，给追星的狂热加上各种限定条件——追星之前，先要看看偶像是什么国籍、有没有信教、在港台问题上什么态度、是否亲美日韩、家庭成员是否有污点、是否涉嫌偷税漏税、有没有抽烟纹身……如此层层筛选，背景调查比公务员招聘还严格的狂热，自然不是真的狂热。

正如此次易烊千玺“塌房”（偶像被爆出重大污点），很多脱粉的粉丝，其中不乏十年老粉，都表示“追星啊，你让我高兴我才粉你的”“明星就是消遣品，你不给我丢人我就夸你几句”……

如果说这只是失望粉丝的气话，企业的逻辑只会更无情。近几年，明星进组拍戏、接代言甚至签经纪公司，合同中都有涵盖面极广且不断增加内容的“道德条款”，规定不能出现“负面新闻”——包括整容、骂人、露纹身、言辞不当、评论时事、不正能量、“误导未成年人”、谈恋爱、结婚、离婚等，其周到程度，好莱坞道德审查鼎盛时期的《海斯法典》都自愧弗如。可见明星收入虽高，但在受众、企业，自然还有宣传部门眼里，已经从炙手可热的摇钱树，变成了可以招之即来、随时抛弃的“戏子”。

直观的政治原因之外，粉丝经济中资本逻辑的外显、粉丝对其的熟稔也导致了明星神话的破灭——而考虑到粉丝经济的运作方式，这似乎是必然的。

爱豆或者流量明星对于娱乐产业的主要价值，不在于演技和声誉，而在于影响消费者、或者把非消费者转化为消费者的能力。

爱豆或者流量明星对于娱乐产业的主要价值，不在于演技和声誉，而在于影响消费者、或者把非消费者转化为消费者的能力。无论是用人带火影视剧还是带火品牌、产品，爱豆在产业中的本质就是会呼吸的广告位，也会根据自身的广告价值被明码标价、论斤出卖。粉丝会崇拜“顶流”——有顶尖商业价值的明星，但往往更想让自己喜欢的明星抬升身价，以便于配得上自己的喜爱，并且更频繁地在镜头前出现。

为了抬高偶像身价，粉丝需要花钱投票、做超话、买水军控评、在同台竞技中造势、拉代言、甚至远超所需地大量批发偶像代言的产品，来证明偶像的广告能力。这个过程中，粉丝高度熟悉（有时甚至比偶像本人还要熟悉）粉丝经济的资本运作逻辑，即便是作为“数字劳工”被剥削，也是清清楚楚、熟悉规则地被剥削。同时，对造星体系的熟悉也祛魅了粉丝的热爱——你所为之尖叫的高度，不过是你用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堆砌的。

养成系明星的大量出现，正是这种祛魅，以及明星神话暗暗瓦解的体现。粉丝将一个练习生或素人一步步推上明星的位置，其实扮演了经纪公司的角色——粉丝还经常嫌弃经纪公司的失误和失职，他们并不觉得养成系明星比起自己有更多的权势。讽刺的是，经纪公司能靠明星获取巨额利润，作为野生经纪人的粉丝却要不断贴钱；甚至他们希望明星擡高身价，也不过是让对方提升从粉丝手里赚钱的能力。

在国家权力面前，明星本就日渐渺小，造星逻辑日复一日的疲劳操演又磨灭了明星的天赋神话。等到疫情激化社会矛盾的时候，偷偷上岸的明星已经没有了饭圈光环护体，而成为了“独占特权的有钱人”。

追星时，粉丝不会太计较得失，但捅破这一层“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窗户纸亦并不困难。2021年，郑爽被曝日赚208万，一度在饭圈引起地震。很多人不仅脱粉了郑爽，甚至停止追星。此事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风波中的易烊千玺等人被统称为“208W”。今年，更有大量明星欠税被罚，背后虽有曲折的财政考量，但粉丝却是骤然面对这一事实：原来你逃的税，我一辈子都赚不到。

在国家权力面前，明星本就日渐渺小，造星逻辑日复一日的疲劳操演又磨灭了明星的天赋神话。等到疫情激化社会矛盾的时候，偷偷上岸的明星已经没有了饭圈光环护体，而成为了“独占特权的有钱人”。

《少年的我》剧照。图：网上图片

勇斗恶霸大资本，背靠清白大国家

针对资本主义的愤怒无论如何都是真实的，却也是唯一被允许的愤怒。

占据互联网优势话语、涵盖很大部分青年人群的粉丝社群，是从粉丝经济的日常操练中最直观地感受到社会不平等乃至特权压迫的，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社会政治的感知。不止在明星“塌房”的时候，追星的日常也充满了影视娱乐公司打压艺人、买热搜、压热搜、买水军等行为，这些阻碍和打击在粉丝群体中反向建构团结，但也在追星的每一天制造实实在在的愤怒。

部分因为这个原因，饭圈青年说起压迫，最先联想到的就是资本的压迫，因为这是自己在情感劳动中反复切身体验到的——在微博上搜索“压迫”，最常出现的组合就是“大资本压迫”。所谓大资本其实就是娱乐公司，他们固然财力雄厚，但在大资本的俱乐部里也只能算是小弟。

当然，毋庸赘言，青年执着于控诉大资本的压迫，还因为其他形式的控诉并不能留存在网上。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诸多方向中，批判资本主义，因为和反美的同构关系，成为简中互联网少见的安全区。针对资本主义的愤怒无论如何都是真实的，却也是唯一被允许的愤怒。

于是，在针对易烊千玺的众声讨伐中出现了这种耐人寻味的现象：愤怒的网友纷纷批评：“易烊千玺背后的资本太强大了……能让微博、小红书这种公开平台和QQ、微信这种私人平台都很难发出有关易烊千玺的负面言论的资本，那绝对是相当强大。”、“以前读书，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后面我发现，是资本的手在掌握全局”、“大资本捂住人民的嘴，没有任何人敢为人民说话”“易烊千玺这种人的存在就是社会倒退的罪魁祸首”……

只看评论，不清楚前因后果的人或许要以为易烊千玺旗下有预售烂尾楼的地产龙头，或是给储户赋红码的村镇银行，但他实际上是疑似违规进入了事业单位：中国话剧院，国家文旅部直属部级单位，2022年国家财政拨款约1亿元。实际上，也有大量网民猜测中国话剧院乃至易烊千玺毕业的中央戏剧学院都被大资本（具体所指无人知晓）收买，还有人根据“子彬公大家族”公众号的狂言诳语，脑补出了由易姓家族组成的“深层国家”（deep state）操控全国的故事。易烊千玺本人也获得了一夜传遍互联网的新外号“太子爷”——只是不甚明了，如果他是中国的太子，何人是中国的皇帝？

颇具症候性的一幕是：湖北电视台一档节目《经视直播》的官方微博发帖表示不应该侮辱小镇做题家，下面点赞近十万的评论都在高呼“保护我方官媒”、“这是第一家敢站出来的官媒，真的很勇”、“谢谢你不怕大资本，为普通人说话”……国家部级单位涉嫌给明星开后门，网民认为罪魁祸首是大资本，并脑补体制内媒体遭大资本打压噤若寒蝉，呼吁保护官媒。

这个勤王救驾的逻辑实在荒谬，但网民并非故意避重就轻。对于认知中一手遮天、非常危险的大资本，他们在微博上集体刷屏要求说法、给领导写公开信、给有关部门打电话……表现出了或许天真但少见的勇气和行动力。笔者采访的几位高中、本科教师通过观察学生近期言行，表达了类似的思考：

年轻人（姑且使用这个不慎严谨的概念），即便是其中自称“小粉红”的部分，也并不缺乏正义感和反抗强权的勇气。之所以会拒绝相信中国系统存在的不平等、压迫、公权力犯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21世纪前十几年相对平稳的成长经验和长期的教育引导，隔绝并要求他们主动远离相关信息。然而，一旦系统性不公的雪崩中一片雪花落在身边或自己头上，年轻人会表现出非常夸张的震怒——恰如这次考编事件所示。

长期暴露在系统性不公中的人，或许会感到幼稚：如果明星考编搞“萝卜坑”就算只手遮天、罪大恶极，那体制内随手可见的混关系、搞派系、行贿受贿、权钱/权色交易、暗箱操作、奴役下属甚至黑白通吃又算什么呢？然而，正因为相信这只是某个单位、某个领导或者某个城市的个别行为、相信最大的恶霸不过是易烊千玺背后的资本，粉红一代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反而表现出不俗的行动力——单说2022年，丰县铁链女、上海扑杀宠物、唐山烧烤店打人、北大教授猥亵学生等事件中，“我的祖国这么好，我不许你给他抹黑”、“难以想象我们国家还有这种事，必须处理@国务院@检察院”、“xx区政府歪曲政策，必须给个说法”等（姑且称为）“粉红声音”不依不饶地占据主流“要说法”，客观上推动了受害者维权；或至少比起已经在权力密不透风的网罗中窒息沉默的人，更大地增加了国家的维稳成本。

国家的正能量宣传用美好的粉红假象蒙住了年轻人的双眼，年轻一代没有见惯苦难和不公，但也因此没有习惯于老气横秋的犬儒忍耐。虽然这些年轻人的行动力暂时局限于互联网上，但他们对各类新鲜发现的不公现象保持着惊讶，从而一定程度上给需要维持粉红假象的国家以压力。

2015年10月18日中国河南省，中国国旗下学生们在高中的操场上练习太极拳。图：Stringer/Reuters/达志影像

只是，这种朝气蓬勃的粉红色正义感已经被设定了边界，他们所带来的希望或许同样如此。虽然总会有人因为如山铁证或是亲身经历而世界观崩塌重建，但总的来说，国家形象必须洁白无瑕。

只是，这种朝气蓬勃的粉红色正义感已经被设定了边界，他们所带来的希望或许同样如此。青年网民以“国家是好的，只是……”、“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只是……”为前提，他们愿意相信个别存在的违规，但如果大量证据指向系统性的罪恶，则倾向于否定整个事件。7月初，在防火墙内外流传的郑州疑似便衣警察的“白衣人”街头疯狂殴打银行储户、血流遍地的视频下，高赞评论是活生生的网友而非机器人打出的“这肯定是假的，一看就是合成视频”“造谣要负法律责任的等着警察来找你吧”、“不知道哪里搬运来的视频”、“ 都是为了一点高利息惹的祸，反诈中心app下载了”、“人民银行欠你们钱，听听不觉得好笑吗”、“还打英文标语，这肯定是境外势力伪装的储户”……

虽然总会有人因为如山铁证或是亲身经历而世界观崩塌重建，但总的来说，国家形象必须洁白无瑕，既让年轻人敢于冲击大资本、甚至闯进地方衙门，寻求局部改变，又让他们促成的点滴成果难以汇聚留存。明天，一模一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在别处，却仅仅构成另一个“个例”，背后的深层原因无人追究。

还需补充的是，被蒙蔽、没经历过只能部分解释粉红一代对于国家的无条件信任。联想到前面所说割裂的社会下高校毕业生普遍对于加入体制、成为“国家的人”十分狂热（2022年高校应届毕业生约1076万人，据不完全统计约600万人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对最大特权的信任和对加入它的渴望必定是一体两面的。希望和“厅里厅气局里局气”男孩谈恋爱的人，如何能主动相信前程似锦的局气男孩此刻正在郑州人民银行门前挥拳向妇孺？至于体制内的系统特权，人们在哪怕用开玩笑的语气吹捧厅局风男孩的时候，也已经默认了这个特权位置的合理性，并希望分一杯羹。对厅局风充满渴望的人，同样参与了对明星违规考编的讨伐，但愤怒的不过是明星用他们的特权，抢走了自己向往的特权。

甚至，在这一“个别”事件中，很多指责的人已经身在体制外、心在体制内地从官方舆情分析员的角度，痛批明星高调考编“在现在的就业情况下搞特权，完全是动摇了国本，必须严肃处理”、“贫富差距都这样了你还搞事就应该吊路灯”、“不仅毒，还很蠢”。对这些人来说，易烊千玺主要的过错，其实是导致了“舆情事件”，造成了社会不稳定。换句话说，他们有意无意地内化了宣传部的逻辑。对权力的亲和已经深深植入了思维结构中，从维稳出发，批判和愤怒就丧失了全部意义。

当代青年网民的政治知觉：对权力渴望、对差异敏感；在和资本共舞的追星游戏中建立政治观念、寻找政治敌人；勇敢无畏地同“个别”的压迫斗争到底，同时自觉无视，甚至自发包庇系统的压迫。

截至发稿时，易烊千玺刚刚发文声明，自己参加了三场面试，第三场因为防疫原因在线上进行。迟迟未发声的原因是“事情发展的走向，所波及的范围，确实超出了我个人能解释清楚的范畴。在事件没有官方结论之前，我尚无解释的立场。”同时，他宣布“我决定放弃入职国家话剧院”。几个月之后，这次考编风波或许就会从互联网消失。然而，它引发的讨论已经如哈哈镜一般夸张但生动地展示了当代青年网民的政治知觉：对权力渴望、对差异敏感；在和资本共舞的追星游戏中建立政治观念、寻找政治敌人；勇敢无畏地同“个别”的压迫斗争到底，同时自觉无视，甚至自发包庇系统的压迫。

经济衰退导致的持续紧张局势或许会进一步培植权力崇拜，让青年政治行动的发展变得困难。不过，我们或许也可以期待，勇敢单纯的政治行动会更新追星的单调经验，慢慢重构行动者的政治认知，使其对饭圈外、社交平台下、整个社会中资本的运作方式、资本和国家权力的关系、这两者和自己的关系产生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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