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民之恶：从别人的失去中品尝“特权”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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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特权”特别可怕，它所凸显的是小民之恶，因为它给小民群体带来快乐，并非因为它让这个群体得到更多权利， 而在于让其他群体失去一些权利。

最近，小区微信群有人建议，小区应该实行严格的门禁制度，不是小区的住户，一律不让进。

小区所在的这个大城市地处中国西部地区。由于缺少产业支撑，城市经济非常落后，能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提供的就业机会少得可怜。因为，当别的大城市房价飙涨的时候，它的房价长期在低位徘徊。

直到2017年，在这个城市房价上涨之前，在这里买房子一直就跟买白菜一样容易。所以，在中国，农村人成为大城市人最容易的地方，应该就是这个城市。花个二十万，就能轻轻松松成为省会人。以至于这几年，它新增的几百万城市人口，绝大多数来自本省的小镇和农村。

这个小区已经建成十几年了，住户一大半是从农村移居城市，做点小生意，或在体制外不稳定的岗位就业的普通老百姓。这些“第一代市民”的平均收入在这个城市属于中下层水平。

从穿着打扮和家居环境看得出，很多人都家境平平，每天都在为生计奔忙。由于有四分之一的业主长期赖账不交物业费，小区物业公司经常更换，因为经营不下去。

当有人提出严格刷卡，外人禁入的时候，我感到有点震惊。高档小区，设立严格门禁制度可以理解，那里住的都是富人。这个老旧小区，门禁那么严格，究竟想挡住谁啊？

除了走亲串户的、送水的、送快递的、送外卖的人、收破烂的人，会进这个小区，其他的人没事根本毫无兴趣踏进半步。

事后稍事分析一下，我不禁汗颜。叫嚣提倡这项制度的背后，也许是小民们对特权的渴望。

在生活中，他们活得憋屈，处处碰壁。

当他们去部门办事，被要求证明“你妈是你妈”的时候，他们心里也会不满。当偶尔碰见某些贪官利用公款胡吃海喝的时候，他们在背后也会痛骂。当自己的孩子被挡在某些学校之外的时候，他们也会伤心……

然而，在潜意识里，他们却深深地渴望自己也能拥有凌驾于别人之上的机会。实在享受不到这种机会了，便把目光转向比自己更加弱小的群体。

当除了自己家之外，还有一块地，是别人进不来，自己进得来的时候，当他们也有权利把一些人挡在这块地之外的时候，“特权”带来的一丝幸福感便油然而生。

其实，快递员、送外卖的人、送水的人，都是业主叫来的，不会被真正挡在外面。真正被他们挡住的，都是那些比他们活得更加艰难的、在城市边缘租房，走街串巷吆喝收破烂的人们。小区一旦进不去，这些人的生意就很难开展。

每当看到那些来自农村的五十多岁的妇女被挡在一些小区之外，站在铁门边，往里面张望，不甘心离开但又进不去的窘境，我就觉得难过，尤其是在数九寒天。

小民之恶，恶就恶在，正因为自己活得艰难，所以，希望看到别人活得比自己更加艰难。他们无法从强者那里为自己争取公平，便转而去欺负比自己更加弱势的人。

疫情初始阶段，那些僭越正常的防疫措施、最热衷于举报驱逐湖北人的、把湖北来的人家门用木板钉死的、挖马路不让湖北的车通过的……主要是一些什么人呢？他们大都是平时无权无势的小人物。

他们真的全是因为害怕疫情？我看，他们更多的是喜欢可以欺压比自己更加弱势的人群所带来的快感。疫情突然赋予了他们一项可以驱逐湖北人的特权。这给他们带来的优越感，绝对不亚于阿Q欺负尼姑和小D时，内心涌动的优越感。

以上说的是经济社会意义上的小民，下面我说说权力意义上的小民。

他们可以是大城市公司普通职员，可以是事业单位普通工作人员，可以是基层公务员……总之，经济状况都还不错，但都属于手上无权的人。

我揪出大学普通教师群体说一说吧。因为在所有社会群体中，他们平时最喜欢谈论自由、平等、博爱。

去计财报账被刁难，他们会生气；到行政部门办事不畅，他们会生气。评职称被走后门，他们会生气。年终绩效被同部门行政人员超过，他们会生气；年底评先进没自己的份，他们会生气……

你以为，他们生气，真的是因为热爱平等？

2003年春天，非典期间，厦门大学开始封闭校园，实行进校查证件制度。只有本校教职工和学生才能进去，外人进去必须有本校教职工带着。

厦门市民和游客万万没想到，非典结束之后，这项临时措施竟然成了一项永久制度，因为它得到了厦大绝大多数师生的拥护，理由从“防止非典蔓延”变成“避免太多闲杂人员进入校园，干扰教学秩序”。

这不免让人大惑不解：从厦门大学创建到非典爆发之前的几十年，谁都可以自由进出校园，怎么不见干扰教学秩序？

这项制度永久化的深层动因是：排他性边界制造了一项特权；特权能给厦大师生带来优越感；人大都无法抵挡较之于他人的优越感；一旦尝到特权的滋味，便舍不得失去它。

厦门大学的正大门处于南普陀热门旅游区，游客行人众多。非典期间，封闭校园，让平时几乎手无寸权的大多数厦大普通师生，突然体会到了特权带来的优越感。

当以前天天可以随时到校园散步闲逛的市民和游客被挡在外面，厦大师生可以凭借证件自由进出时，掏出证件那一刻，在周围进不来的游客和市民羡慕的眼光中，厦大师生收获了满满的自豪感，连厦大校门保安的腰杆子都比以前挺直多了。

那段时间，站出来反对这项制度的，只有少数极富正义感的教师。

很多时候，人们痛恨特权，并非因为热爱平等，而是因为自己没有机会享受特权。一旦他们有机会享受特权，他们比谁都钟爱特权。

逐个查证件，禁止游客进入的北京大学也是这样。更奇怪和搞笑的是，某所地方二本学校竟然也有少数普通教师主张，学校不要让外人进。校园环境这么好，我们老师要珍惜，不要让外人进进出出。

我反驳道：“大学是纳税人的钱办的，不是我们的私人财产。除非疫情期间，否则，纳税人有权到校园逛一逛。再说，这所学校地处城市边缘，除了周围的住户，有谁会吃饱没事干，大老远跑到这里来闲逛。又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有啥看头？”

其实，这种“外人禁入”的特权，并没有给“特权”拥有者本人增加任何实质性的利益。他们从中获得虚幻的幸福感，全是因为别人被剥夺了某些权利，他们自己却没有。

这才真正凸显了小民之恶的可怕：没有能力为自己争取更多权利，所以，希望别人失去一些权利。看到别人失去，他们便感觉自己得到了。

在历史上，小民之恶经常被利用。

无论是在希特勒通过虚构一个奸诈邪恶、扰乱德国经济的“奸商群体”，煽动德国平民疯狂迫害犹太人的时候，还是在斯大林搞集体农庄，煽动俄国穷人上蹿下跳、兴高采烈地批斗地主富农的时候，这些德国平民和苏联贫民并未从犹太人群体、从富农地主群体的倒霉中，获得多少实实在在的好处。

然而，只要看到以前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都比自己高得多的人，突然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切，匍匐在地下任人踩踏，他们便俨然有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大幅提高的感觉，全然不曾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在充当历史的炮灰。兴高采烈之后，他们必将为此付出各种隐形和显形的代价。

在B站弹屏上恶毒地咒骂民营企业家的人，在心态上，不都是这样的小民吗？一旦小民之恶毫无节制地膨胀，一个社会的道德存量、财富总量必将不断缩水。

这几天，有些曾经被驱赶的湖北人，同样僭越正常的防疫措施，疯狂地驱赶河北人。那份优越感满满地写在脸上，几乎已经记不清年初自己被驱赶时遭受的那份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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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刀成一快，不负中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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