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民之恶:从别人的失去中品尝“特权”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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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特权”特别可怕,它所凸显的是小民之恶,因为它给小民群体带来快乐,并非因为它让这个群体得到更多权利, 而在于让其他群体失去一些权利。

最近,小区微信群有人建议,小区应该实行严格的门禁制度,不是小区的住户,一律不让进。

小区所在的这个大城市地处中国西部地区。由于缺少产业支撑,城市经济非常落后,能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提供的就业机会少得可怜。因为,当别的大城市房价飙涨的时候,它的房价长期在低位徘徊。

直到2017年,在这个城市房价上涨之前,在这里买房子一直就跟买白菜一样容易。所以,在中国,农村人成为大城市人最容易的地方,应该就是这个城市。花个二十万,就能轻轻松松成为省会人。以至于这几年,它新增的几百万城市人口,绝大多数来自本省的小镇和农村。

这个小区已经建成十几年了,住户一大半是从农村移居城市,做点小生意,或在体制外不稳定的岗位就业的普通老百姓。这些“第一代市民”的平均收入在这个城市属于中下层水平。

从穿着打扮和家居环境看得出,很多人都家境平平,每天都在为生计奔忙。由于有四分之一的业主长期赖账不交物业费,小区物业公司经常更换,因为经营不下去。

当有人提出严格刷卡,外人禁入的时候,我感到有点震惊。高档小区,设立严格门禁制度可以理解,那里住的都是富人。这个老旧小区,门禁那么严格,究竟想挡住谁啊?

除了走亲串户的、送水的、送快递的、送外卖的人、收破烂的人,会进这个小区,其他的人没事根本毫无兴趣踏进半步。

事后稍事分析一下,我不禁汗颜。叫嚣提倡这项制度的背后,也许是小民们对特权的渴望。

在生活中,他们活得憋屈,处处碰壁。

当他们去部门办事,被要求证明“你妈是你妈”的时候,他们心里也会不满。当偶尔碰见某些贪官利用公款胡吃海喝的时候,他们在背后也会痛骂。当自己的孩子被挡在某些学校之外的时候,他们也会伤心……

然而,在潜意识里,他们却深深地渴望自己也能拥有凌驾于别人之上的机会。实在享受不到这种机会了,便把目光转向比自己更加弱小的群体。

当除了自己家之外,还有一块地,是别人进不来,自己进得来的时候,当他们也有权利把一些人挡在这块地之外的时候,“特权”带来的一丝幸福感便油然而生。

其实,快递员、送外卖的人、送水的人,都是业主叫来的,不会被真正挡在外面。真正被他们挡住的,都是那些比他们活得更加艰难的、在城市边缘租房,走街串巷吆喝收破烂的人们。小区一旦进不去,这些人的生意就很难开展。

每当看到那些来自农村的五十多岁的妇女被挡在一些小区之外,站在铁门边,往里面张望,不甘心离开但又进不去的窘境,我就觉得难过,尤其是在数九寒天。

小民之恶,恶就恶在,正因为自己活得艰难,所以,希望看到别人活得比自己更加艰难。他们无法从强者那里为自己争取公平,便转而去欺负比自己更加弱势的人。

疫情初始阶段,那些僭越正常的防疫措施、最热衷于举报驱逐湖北人的、把湖北来的人家门用木板钉死的、挖马路不让湖北的车通过的……主要是一些什么人呢?他们大都是平时无权无势的小人物。

他们真的全是因为害怕疫情?我看,他们更多的是喜欢可以欺压比自己更加弱势的人群所带来的快感。疫情突然赋予了他们一项可以驱逐湖北人的特权。这给他们带来的优越感,绝对不亚于阿Q欺负尼姑和小D时,内心涌动的优越感。

以上说的是经济社会意义上的小民,下面我说说权力意义上的小民。

他们可以是大城市公司普通职员,可以是事业单位普通工作人员,可以是基层公务员……总之,经济状况都还不错,但都属于手上无权的人。

我揪出大学普通教师群体说一说吧。因为在所有社会群体中,他们平时最喜欢谈论自由、平等、博爱。

去计财报账被刁难,他们会生气;到行政部门办事不畅,他们会生气。评职称被走后门,他们会生气。年终绩效被同部门行政人员超过,他们会生气;年底评先进没自己的份,他们会生气……

你以为,他们生气,真的是因为热爱平等?

2003年春天,非典期间,厦门大学开始封闭校园,实行进校查证件制度。只有本校教职工和学生才能进去,外人进去必须有本校教职工带着。

厦门市民和游客万万没想到,非典结束之后,这项临时措施竟然成了一项永久制度,因为它得到了厦大绝大多数师生的拥护,理由从“防止非典蔓延”变成“避免太多闲杂人员进入校园,干扰教学秩序”。

这不免让人大惑不解:从厦门大学创建到非典爆发之前的几十年,谁都可以自由进出校园,怎么不见干扰教学秩序?

这项制度永久化的深层动因是:排他性边界制造了一项特权;特权能给厦大师生带来优越感;人大都无法抵挡较之于他人的优越感;一旦尝到特权的滋味,便舍不得失去它。

厦门大学的正大门处于南普陀热门旅游区,游客行人众多。非典期间,封闭校园,让平时几乎手无寸权的大多数厦大普通师生,突然体会到了特权带来的优越感。

当以前天天可以随时到校园散步闲逛的市民和游客被挡在外面,厦大师生可以凭借证件自由进出时,掏出证件那一刻,在周围进不来的游客和市民羡慕的眼光中,厦大师生收获了满满的自豪感,连厦大校门保安的腰杆子都比以前挺直多了。

那段时间,站出来反对这项制度的,只有少数极富正义感的教师。

很多时候,人们痛恨特权,并非因为热爱平等,而是因为自己没有机会享受特权。一旦他们有机会享受特权,他们比谁都钟爱特权。

逐个查证件,禁止游客进入的北京大学也是这样。更奇怪和搞笑的是,某所地方二本学校竟然也有少数普通教师主张,学校不要让外人进。校园环境这么好,我们老师要珍惜,不要让外人进进出出。

我反驳道:“大学是纳税人的钱办的,不是我们的私人财产。除非疫情期间,否则,纳税人有权到校园逛一逛。再说,这所学校地处城市边缘,除了周围的住户,有谁会吃饱没事干,大老远跑到这里来闲逛。又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有啥看头?”

其实,这种“外人禁入”的特权,并没有给“特权”拥有者本人增加任何实质性的利益。他们从中获得虚幻的幸福感,全是因为别人被剥夺了某些权利,他们自己却没有。

这才真正凸显了小民之恶的可怕:没有能力为自己争取更多权利,所以,希望别人失去一些权利。看到别人失去,他们便感觉自己得到了。

在历史上,小民之恶经常被利用。

无论是在希特勒通过虚构一个奸诈邪恶、扰乱德国经济的“奸商群体”,煽动德国平民疯狂迫害犹太人的时候,还是在斯大林搞集体农庄,煽动俄国穷人上蹿下跳、兴高采烈地批斗地主富农的时候,这些德国平民和苏联贫民并未从犹太人群体、从富农地主群体的倒霉中,获得多少实实在在的好处。

然而,只要看到以前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都比自己高得多的人,突然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切,匍匐在地下任人踩踏,他们便俨然有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大幅提高的感觉,全然不曾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在充当历史的炮灰。兴高采烈之后,他们必将为此付出各种隐形和显形的代价。

在B站弹屏上恶毒地咒骂民营企业家的人,在心态上,不都是这样的小民吗?一旦小民之恶毫无节制地膨胀,一个社会的道德存量、财富总量必将不断缩水。

这几天,有些曾经被驱赶的湖北人,同样僭越正常的防疫措施,疯狂地驱赶河北人。那份优越感满满地写在脸上,几乎已经记不清年初自己被驱赶时遭受的那份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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