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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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拉到大学系友群里，刚进去，就有人悄悄告诫我：“最近群里对立得厉害，你小心点。”这也正常。我加入的几个群，但凡讨论到这次疫情的，几乎都是这样的准内战状态。

私下谈起，同学不免感慨：“真的想不明白，熟悉的师兄、师姐、同学们，怎么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了……”确实，就连我自己，也是第一次见识了同班同学的激烈，这才愕然意识到，大学里看似朝夕相处，但其实课堂内外有限的接触，根本不足以让人了解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换作是其他群里，我只会觉得这是公共讨论，是观点交锋而已，但这却是我的同门，难免涌起不一样的感触。一位高我多届的师兄战斗力爆棚，在骂完之后的中场休息间歇，回忆起往事，又感慨近些年创业失败的艰辛。当他说自己现在觉得“国家好，我才好”的时候，我相信他是真心的。

在那一瞬间，我也忽然意识到，其实对人们来说，这些发言并不仅仅是观点，更不只是姿态，而是和每个人的性情、处境、人生经历、生活态度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正因此，人们才那么激烈地捍卫它，因为他们无法把自己和观点分离开来——否定这些观点，就等于是否定了他们自己，否定了他们这些年的人生经历。并不是观点和立场本身让我们分裂了，而是这些年里我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这才是真正无法汇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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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影《切腹》（1962）讲述了一个曲折的故事：江户初期，有一位落拓武士到诸侯的藩邸，扬言借地切腹，原以为对方为息事宁人，会给一笔钱把他打发走，不料井伊家的家臣却将计就计，让他在极度痛苦中毫无尊严地死去了。几天后，老武士津云上门为他复仇，才讲出了背后的辛酸：死者并不卑琐，他只是绝望之下，才不得已出此下策。津云想强调的是：如果不能体会他人行为举止之后的处境与痛苦，那么，“我们的今天就可能是你们的明天”。

和日本一样，中国也是高语境社会，说出来的话常常并不是传递出来的所有信息，还有所谓“弦外之音”，要求人们去体会当事人为什么这么说，究竟是何用意。只不过在中国，人们多诉诸“情”来希望唤起他人的同情，有时表现为“委屈”或“诉苦”；而《切腹》这个故事包含着更现代的内核：对一个人行为和处境的理解，取决于你的视角立场、你所掌握的信息和移情能力。

初中时有一次，乡下闲谈，母亲力主教育为重，断言再过几年，没文凭，没出路。正说着，一位邻居冷笑一声：“我还就不信了，老话说‘不识字有饭吃，不识货没饭吃’，难道不读书还能饿死？”我婶婶也附和：“现在有文凭又有什么用？又不包分配，还得自己找工作。”母亲当即住口不言。

事后我颇感诧异，为什么还有人高唱“读书无用论”？她叹了口气，说：“你还是太年轻。谈话不能只看表面，他们为什么那么说？因为那位邻居自己儿子成绩很差，其实他自己也说过，要是儿子能读得下，砸锅卖铁也供；但这会听我的话，他就难受，说不定还觉得我是因为你成绩好，才以此傲人。至于你婶婶，本来就没文化，那时候就对我说：‘有文化了不起啊？还不是跟我们一样种地。’这些年她自己也赚了点钱，自我感觉挺好的，我说‘没文化没饭吃’，大概也刺痛了她。所以明白这些，就知道没什么好争的，因为没法争论。”

在那之后，我在无数场景中印证了这一点，进而意识到了一点：中国人那种灵活多变的立场观点，其实也是一体两面的。在我们乡下，有些人一贯很排斥“外地人”，每次说起来都没好话，甚至十分偏激，可是，当儿女找了个外地对象后，他们竟然能态度发生180度的转弯，又觉得“你还别说，外地人真的好，待人真诚”。在这样转变时，他们甚至都没表现出多少尴尬，而旁人碍于其颜面，大抵也不会再旧事重提。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也可以说他们没变过：任何观点，都只是用来证实自己的处境，并予以合理化而已。

所谓“理解即原谅”，当你理解一个人的处境，理解他/她为什么说出那样的话时，似乎一切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一书中，阿扎尔·纳菲西坚决反对伊朗国内那种对女性禁欲、压抑的气氛，无法理解女性为什么自愿选择带头巾，但她的一位学生拉吉雅却说：“你必须考虑我们的出身。这些女生大部分没被人夸赞过，从没有人告诉她们，她们本身的价值何在，或应该独立思考。**现在你来向她们兴师问罪，责怪她们背弃从没人教过她们该重视的原则。**你的能耐应该不只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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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那些话语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毕业多年，各自的生活都已经迥然不同。如果说一些人以在校时迥然不同的姿态激烈捍卫某些观点，某种程度上我无权评判，因为我并不清楚他这些年经历了什么。

这三四十年来的中国社会，是一条裹挟人的洪流，想要获得独立的个体，身在其中，想必都很艰难。这样的场景，在近代就有过，很多人冲决罗网，脱离了旧家庭之后，反而陷入痛苦彷徨，到后来甚至不惜严厉自我作践，以求洗心革面，成为组织中“新人”。

事实上，这样的场景，在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都在反复上演。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往往是个体觉醒过来，却深深地犹疑、苦闷，难以找到自我的立足点。所以鲁迅曾说：“娜拉出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他以其一贯的悲观决绝，甚至都没有给娜拉一个“自立”的选项。

在这样彼此疏离、孤立的处境中，那个“小我”已经碎片化了，外力太强，以至于内在无力抵挡。此时，自立需要更强的意志，而融入“大我”则要轻松得多了。一个软弱的个体想合理化自己的处境，特别想强化自己与某个“大我”的纽带，即便夸张，毕竟也有情可原。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咄咄逼人的时候，还一副“你怎么不理解我呢”的样子。

然而，要求一个人能深切理解自己，这太难了——在熟人之间每天朝夕相处的村庄，这样的知根知底或许能很自然地达成，但在一个人际日益陌生化的庞大社会中，即便是曾经的同门，单凭关于他们这些年经历的三言两语，谁能说就能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说了呢？

我所能做的，只是想到这些话语背后的人，试着去理解他们。这就像《切腹》这部电影所试图传达的，尽量少下判断，而多去留意在这个过程中失声者的痛苦。——当然，现实中这些人未必是失声者，相反，他们可能是整个群里最大声的人，真正的失声者是被迫沉默的那些人。应该说，所有声音都是平等的，包括那些沉默的声音，背后都有着一个活生生的人，并不是只有你的苦衷才值得被听取。

如果有机会讲出自己的人生历程还是幸运的，有人听取就更值得珍惜了，因为现代社会是去人格化的，发展方向正相反——看到你的奇谈怪论，没有人非得去理解你究竟这些年经历了什么，才说出那些激烈的蠢话。

即便是理解了，也得留意把观点和人分开：他****们正因觉得否定其观点就是否定其人，才那么激烈，那么，如果我们因为理解其人，就不在意其观点的问题，无异于犯了同样的错误。

当然，这样的态度看着理性，其实是很不讨人喜欢的。多年前，有一位作家颇受争议，很多人跑去给她的新书打一星，但我读下来，觉得文笔还是挺好的，也就事论事说了几句。事后她联系上我，说完全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针对她，很感激我为她说了公道话，想有机会请我吃饭；我说，我只是觉得作品和作家是两回事，也就她这本书的优缺点谈了自己的感受。

她后来再没找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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