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处方中成药存在之疑问 　　——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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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非处方中成药存在之疑问　　——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作者：眼中之刺

非处方药是指为方便公众用药，在保证用药安全的前提下，经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或审定后，不需要医师或其它医疗专业人员开写处方即可购买的药品，一般公众凭自我判断，按照药品标签及使用说明就可自行使用。非处方药在美国又称为柜台发售药品（over the counter drug），简称OTC药。这些药物大都用于多发病常见病的自行诊治，如感冒、咳嗽、消化不良、头痛、发热等。为了保证人民健康，我国非处方药的包装标签、使用说明书中标注了警示语，明确规定药物的使用时间、疗程，并强调指出“如症状未缓解或消失应向医师咨询”。简言之：可自行根据需要选购。

非处方药由处方药转变而来，是经过长期应用、确认有疗效、质量稳定、非医疗专业人员也能安全使用的药物。不过在非处方药中，还有更细的分类，红底白字的是甲类，绿底白字的是乙类。甲乙两类OTC虽然都可以在药店购买，但乙类非处方药安全性更高。乙类非处方药除了可以在药店出售外，还可以在超市、宾馆、百货商店等处销售。因此，服用非处方药一定不能随意，最好提前咨询医生。

一般来说，非处方药要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1、一般都经过较长时间的全面考察；　　2、药效一般都比较确定；　　3、按照药品使用说明要求使用相对安全；　　4、毒副作用小，不良反应发生率低；　　5、使用方便，易于储存等。

中医辨证、西医辨病是近代医家的基本共识。现代医学（西医）东渐后，中医学界人士主要通过学习传教士医生翻译的西医书籍而了解西医学，而传教士医生和出国留学归来的新式学者也通过阅读中医书籍而了解中医。他们分别以各自的知识为基础来看待对方的医学，并以各自的医学理论为标准来评判对方的医学，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医学观。　　随着中西医界认识分歧的日益扩大，终至不可调和的地步而有“废止中医”之举措。为了争取生存权、发展权，中医学界掀起了旷日持久的上书请愿、集会游行、示威论战的热潮。　　在近代中西医大论争时期，中医学界众多人士从多个不同的方面伸张了中医治疗疾病的特点和优势。如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论中西之药原宜相助为理》中说：“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若遇难治之症，以西药治其标，以中药治其本，则奏效必捷，而临证亦确有把握矣。” 　　总之，在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之后，人们在思考与比较两种不同医学体系之异同时，一般民众在切身体验两种医学后，只是认为西医西药治“标”，见效快而不治“本”；中医中药治“本”，见效慢却能“去根”。学术界则认为东西方两种医学体系的差异，除西医是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为基础，而中医则以气化为根本，有重哲学思辨之特点；西医多用化学药物，中医主要依赖草药等区别外，重要的则是西医的治疗大多是“机械”的对症下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的治疗则是“辨证”求本，必审其属，伏其所主，先其所因。但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终究无人明确提出“辨证论治”或“辨证施治”是中医临床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或方法的口号和主张。正如名老中医干祖望先生在《漫谈辨证论(施)治这个词目》一文所言：“我们这批老中医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辨证论治、辨证施治。” 　　上世纪50年代正式提倡“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作为中医固定术语的真正出现是在1955年。该年2月任应秋先生在《中医杂志》上发表了《伟大的祖国医学的成就》一文：“祖国医学几千年来在临床治疗上能够解决问题，主要就是由于‘辨证论治’治疗体系的建立。” 时隔两个月后，任应秋先生又在《中医杂志》刊发了《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一文。开篇即云：“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上不可缺少的基本知识，所以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数十篇，无一篇不冠以‘病脉证并治’或‘病脉证治’的题目。但中医的证候决不同于西医的症状，中医的证候，完全是施治用药的标准，而西医的症状，不过是描写病人的异常状态，殊非诊断治疗上的关键。” 此文一经刊出，立即得到了当时中医学界诸多名家的拥护和响应。被当时的中医学界尊为泰斗的秦伯未先生于1957年在《江苏中医》上发表了《中医‘辨证论治’概说》一文，认定“‘辨证论治’是中医普遍应用的一个诊疗规律，从认识证候到给予适当治疗，包含着完整的极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既然当时的中医理论和临床大家——任应秋、秦伯未先生都主张提倡“辨证论治”，因此，“附和”者接踵而至也就不难理解了。直到1974年出版的《中医学基础》四版教材才将“辨证论治”作为中医的“特色”之一写进了教科书：“辨证论治是祖国医学的另一特点。所谓‘辨证’，就是分析、辨别、认识疾病的证候。‘论治’就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立相应的治疗法则……辨证论治过程，实际上就是认识疾病和解决疾病的过程。辨证论治之所以是祖国医学的一个特点，是因为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对症治疗’，也不同于现代医学的‘辨病治疗’。一个病的不同阶段，可以出现不同的证候；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同样的证候。因此同一疾病的不同证候，治疗方法就不同，而不同疾病只要证候相同，运用同一治疗方法，可以取得良好的疗效。由此可见‘辨证’的‘证’是疾病的原因、部位、性质，以及致病因素和抗病能力相互斗争情况的概括。” 综上所述， “辨证论治”被认为是中医最具特色的学术精髓，而且作为一种原则、一种技术规范几乎支配着中医临床实践的全过程。 　　（以上文字皆摘自网络）

以上先后介绍了非处方药概念和中医所谓“辨证论治”诊疗方法，介绍这些是什么意思呢?从以上我们很自然的引出了一个疑问：即，中药非处方药需要辨证论治吗？

如果非处方中成药的使用不需要辨证论治，那这些中成药的使用将失去中医赖以自诩的诊疗原则和学术特色，同时药监局应对非处方中成药的说明书进行彻底修改，删去那些中医证候文字，根本没有用处，普通人无法正确理解，只留下普通人可以理解的症状、病等文字。但这样可行吗？按照中医的说法，如果不辩证，同样是感冒，风寒感冒的人用了风热感冒的药，不对证，这样可以吗?

如果非处方中成药的使用需要辨证论治，那么问题又来了。非处方药的使用不需要医师指导即可使用，也就是普通人可以自主选择。试问，普通人可以做到准确的辨证论治选择用药吗？答案当然是：不能。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选择非处方中成药，无疑就是撞大运，以药试人，标准的药物滥用。从上面中医大家的言语和中医教材中，可以了解到中医辩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需要丰富的知识和临床经验，岂是丝毫没有中医知识的普通人能够做到的？如果可以，那辨证论治也未免太简单了吧。

中药辨证论治的诊疗属性，决定了其必须在中医临床医师的正确治疗下使用，除了极少部分外用或治疗疾病较为单一的品种之外，绝大部分中成药、特别是说明书中载明证候的都应该在中医师指导下使用，换言之都应该属于处方药。

下面举几个例子。

六味地黄丸，可谓是中医药界的明星药了。其为乙类非处方药。其功能主治为：滋阴补肾。用于肾阴亏损，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遗精。中医一直强调，中医的心肝脾肺肾不是现代医学解剖意义上的器官，具体是什么请各位自己去查吧，总之不是简单的单独的器官。所以这里的补肾，肯定不仅仅是补益B超能看见的那两个豆子样的器官。这里描述的中医证候是肾阴亏损，即肾阴虚证。什么是肾阴虚证呢？说明书的后面倒是介绍了一大堆症状。我们都知道，中医讲究的是四诊合参，望、闻、问、切，缺一不可。难道仅凭如上那几个症状就可以判断自己是否是肾阴虚吗？而且，这些症状，是都具备后可以认为是肾阴虚，还是具备一个或哪几个就可以认为是肾阴虚呢？又有几个人是按照说明书上的规定去得病呢？事情禁不住琢磨，荒诞！

再说一个，也是当下的明星药物——阿胶。其也为乙类非处方药。其功能主治为：补血滋阴，润燥，止血。用于血虚萎黄，眩晕心悸，心烦不眠，肺燥咳嗽。这里描述的中医证候是血虚加阴虚证，还有燥证和出血证。出血好判断，血虚和阴虚等云云，就不好判断了。前时专家们说过，中医的血虚绝不仅是现代医学所说的贫血，内容很复杂、很丰富的。既然如此复杂、如此丰富，普通人如何能理解、能知晓、能判断？普通人如何能正确的选择用药呢？

总之，在辨证论治这面中医界树立的大旗面前，绝大多数的中成药都不适合作为非处方药销售使用，普通人根本无法进行辨证论治。无法辨证论治选择用药的后果，轻的是药不对证、贻误病情，重的可能就是抱薪救火、加重病情。

大部分非处方中成药的存在，严重伤害了中医辨证论治用药的优良传统，实是愧对岐黄祖先。非处方中成药就是皇帝的新衣，现在传媒上大量的非处方中成药广告和含有中药材的保健食品广告，其唯一目的就是谋财，完全背弃了那句中医药人常常自诩的名联：但愿世间人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说的和做的不一样，伪君子也！

在这里，我要求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回答如下问题：

1. 非处方中成药的使用是否需要辨证论治？　　2. 没有中医学知识背景的普通人如何准确辨证论治？　　3. 绝大部分非处方中成药的存在是否合理？

请两局给予正面回答。对祖先负责！对民族负责！对人民负责！

(XYS2019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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