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辗转的童年,我只想逃离我的家 | 人间 · Z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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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着“劳改犯女儿”的烙印,艰难成长
许多年后面对男友母亲的责问,我回想起父亲被抓的那个下午。
那年我上小学三年级,和父亲住在镇上的三层自建房中,我家住一层。我在桌上写作业,父亲在厨房做饭。如果不是那帮人突然闯进来,那会是个平静的周末。
下午五点多,六个便衣破门而入的时候,父亲似乎早有预料,他下意识放下手里的饭锅,翻窗而逃。面对这番场景,我整个人是懵的。等我赶过去时,父亲已经被按在了地上,脸上沾着泥土,他试图反抗,结果“咔嚓”一声,胳膊被掰断了。其中一个警察对我说:“你别害怕,我们带你爸回去问点事。”
因为父亲常年家暴,母亲在不到两岁时就离开了家里。父亲被带走后,我的内心开始恐惧,以后的日子,我再没人可以依靠了。
当天晚上,二十多人冲进我家,把屋子塞得满满当当。他们声称是受害者家属,忙不迭地往外搬着东西,从家具家电,到锅碗瓢盆,最后一粒米也没有留下,只剩一张跟地面焊死的铁床。我哭着追了出去,想让他们把东西还给我。这才听一个人说,做地下赌局的父亲把人打成了重伤。
几年前,邻村发生过一起抢劫杀人案,有三名罪犯被逮捕。我曾听闻,围观的村民是这样议论他们的孩子的:“杀人犯的小孩,长大了也是个挨枪子的。”
于是,在那个年纪,我自然而然背起了血缘连带的羞耻感。因为父亲犯了事,我这颗种子,也变成了坏的。
整整三天,我躲在空荡荡的家中不敢出门。后来,好心的邻居端来一碗剩饭,敲了敲窗,喊我的名字。我过去拿饭时,人已经不见了。我连忙用手抓着把饭吃完,然后想到,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鼓起勇气继续去上学。
图 | 躲家里时画在墙上的小人
到了学校,我果然成了全班同学攻击的目标。有人朝我扔纸团,有人用笔囊里的墨水泼,甚至把我编成顺口溜在班里传唱,他们说我是“劳改犯的女儿,是挨枪子的。”以往和我要好的朋友,也只是远远地看着,不再和我说话。老师从不会批评欺负我的那些人,反而觉得是我这种情况扰乱了班级的纪律。
两个月后我不得不转学。但很快,在新的学校,父亲的事又一次传开了。
不能生育的姑姑接管了我。他们家住在另一个镇上,姑姑在学校旁边开文化用品商店,姑父整天无所事事,在家喝茶。当他们在饭桌上问我是否愿意当他们女儿时,我没有半点犹豫。只要不当劳改犯的女儿,当谁的都行。
在姑姑家的日子并不好过。没有父母的庇护,姑父时常趁姑姑不在家的时候,对我动手动脚。寄人篱下的我,不敢拒绝。直到上了初中,我开始住校,从此再没回过那个“新家”。
学校知道我家的情况,专门给我找了个活儿补贴生活——每天放学去教工宿舍打扫公厕,一个月150块钱。也有老师可怜我,自己掏钱给我买课本和课外书。当时,我在心里笃定一个想法,只有努力学习,考出去,才能脱离眼下的困境。
中考成绩公布后,我的分数足以上市重点,但我还是选择了一所差生占80%的民办高中。他们为了提高升学率,掐尖把我挖了过去,承诺免除一切学杂费,并提供生活补助和奖学金。
另一边,我还会给一些杂志和报刊投稿,赚取稿费,养活自己。寒暑假期间,我曾在天桥上办过两次假身份证,一个88年的,一个85年的,然后通过网络招聘去深圳打工。做过公司前台,也当过研究所博士的助理,整个高中没为钱发过愁。
在我的高中,周围多是考不上高中的富家子弟,就算考得不好,我也能落全校第二名200多分。原本,我的目标是中国人民大学,最后,却只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系。一所普普通通的985。
好在到了大学,再没人知道我的出身,我终于可以和所有人一样去做想做的事了。一种平等使得我朝气蓬勃。那时,我的户口跟着迁到了学校所在地,索性,连名字也改了。天真的我以为,这样就能彻底和那个不堪的家庭分割开来,再也不用遭受罪犯子女这一身份的困扰。
大三下学期,我怀揣着新闻理想,进入一家电视台实习。工作中,我的表现时常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以至于,四个月后,当同事们开始讨论签订三方协议的时候,我坚信自己是预备毕业留下来的那个。可随着周围的实习生一个个尘埃落定,我却始终没有音信。我心生一丝怀疑,好像知道了其中的原因,却又不敢真的找领导确认。
后来,领导单独请我吃了顿饭。他委婉地告诉我,因为我父亲服过刑,政审上不能通过,他也没什么办法能帮我。这件事一下把我打回了现实。为了躲避这种耻辱,毕业后,我再没去任何公司求过职,一直以独立撰稿人的身份游走于社会。
步入工作后,我谈过一个交往两年多的男友。对方家里是山东当官的,得知我们有结婚的打算后,男友的母亲私下查到了我父亲的判决书。她单独把我约到一家餐厅,一通东拉西扯,话题终归落在我父亲的事情上。
她质问道:“你知道这会影响三代人吗?你们的孩子以后不能考公务员,你愿意给他一个这样的家庭吗?你如果真喜欢他,我不建议你们结婚,谈谈恋爱还行。”
我感到全身的血液一下涌到了头顶,再听不清对方说些什么,我只是麻木地夹着眼前的饭菜,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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