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脑壳 红脑壳:湘西土匪朝鲜从军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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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看历史》2012年2月刊

从湘西山林到朝鲜战场,一万多名湘西“土匪”在五零年代走上了自我救赎之路。

1962年8月,朝鲜战场上杀敌最多、获勋章最多的志愿军战斗英雄金珍彪,带着一等功臣勋章,回到了湘西张家界武陵源区的故乡小山村。

然而,金珍彪的归来没有英雄赞礼,也没有族人的嘘寒问暖、家长里短,迎接他的只有无数冷漠、戒备、警惕的眼神。此时,他并非英雄,而是被打入了另册的“罪人”。

不久后的一个月黑风高夜,金珍彪只身走进深山老林,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野人生活……

金珍彪命运落差的根源,是他曾经的“湘西土匪”身份。

“兼职”土匪

湖南省境,自常德西行进入沅江、酉水流域,直到湘黔交界处的新晃,这一大片区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湘西。

湘西重山叠岭、滩河峻激,又多密林深洞,是土匪们绝佳的天然藏身处。湘西又是苗汉混杂之地,民风桀骜彪悍,因此自宋代以来匪患一直不断,更在晚清民国数十年的战乱中空前壮大。

到1949年,整个湖南有18万土匪,其中湘西占了10万以上,是全国土匪最集中的区域。

民国之世,土匪在湘西更是一种显赫职业,有的巨匪甚至跻身地方名流,甚至取代地方政权。他们安排山民生产粮食与鸦片、收取税收,然后购买更多更好的军火,控制越来越大的山区地盘。

权威之外,口碑也是湘西土匪们维护地盘稳定的重要依赖。新晃巨匪姚大榜,健步登山如履平地、手持双枪弹无虚发,却也经常身穿长衫、手握文明棍,一副斯文做派。他还单独出资兴办小学,延请名师为学生讲授新式课程,又经常获邀主持乡间纠纷仲裁,俨然德高望重的“老辈子”。

如此种种,这时的“湘西土匪”,不少更接近于结寨自卫的地方自治武装。此外,10万湘西土匪中,只有少数真正的职业土匪,绝大多数是“兼职”——他们无事为农,有事则拿起枪跟随团伙行动,但通常不会骚扰地方。

而他们入伙的原因,往往是被“贪官污吏坏保甲逼到无可奈何时,为自保或另谋生路携枪入伙,并非乐意为匪”,金珍彪就属此类。

“黑脑壳”参军

不过,“湘西土匪”千百年的好日子,随着被湘西人称为“红脑壳”的解放军大举进驻,终于在1950年前后走到了尽头。到1951年2月,解放军共“歼匪92081人”、宣布数百年湘西匪患基本肃清。

与此同时,湘西新建立的各级中共政权,开始着手处置3万余名被俘、投诚,乃至曾经干过但早就歇手了的土匪们。其中2万多名“职业土匪”,以及“有血债”的人,陆续被处决。剩下金珍彪等1万多“罪恶较轻”或有“立功表现”“积极悔过”的土匪,被集中关押“学习改造”。

1950年12月,金珍彪正在离家不远的佛塔坡古庙里“集训”。一同关押在这里的上千人中,几乎每天都有十多人被枪决,地点是金珍彪所在小阁楼对面的那片小森林。

每天临窗看着外面的毙人场景,金珍彪不知何时会轮到自己。终于有一天,门外忽然有人喊他的名字,金珍彪当时心头一跳。

进来的是解放军梁排长,正对着他微笑,不像是要拉他去枪毙的样子。梁排长居然是来问他是否愿意参军,“去朝鲜跟美国鬼子打仗”。金珍彪并不清楚5000里之外的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依然急切地回答“愿意”。

也是1951年初,曾任古丈县“巨匪”张平手下副大队长的孙家怀,“天天听政策,听受害老百姓的控诉,以为要枪毙我”。尽管曾被安慰“你是带了五六十条枪过来的,是功臣”,他心里还是极不踏实。有一天领导询问“朝鲜打仗了,你们愿不愿意去”时,他第一个报了名。

此时,朝鲜战争已经进行了大半年,驻扎湘西两年之久的47军也奉调入朝作战,顺便将金珍彪等一批“身手较好、罪恶较轻”的“黑脑壳”也编入军队带走了,后来因为在朝鲜战场减员严重,又陆续在湘西筛选了几批。

张家界的金珍彪、宋德清,还有新晃的蒲德美、蒲昭义、蒲德厚,以及沅陵的孙家怀、向明清等,就这样先后去了朝鲜。

异域战场

金珍彪回忆,过鸭绿江后就“一路急行”,7个通宵后,终于在9月中旬赶到朝鲜的南洋里,在天寒地冻中全力抢修被美军炸毁的机场。除此之外,他们还要负责全力清扫一颗颗未爆炸弹。

在南洋里的那段日子,令金珍彪至今记忆深刻:“35公斤重的炸弹,从空中投下来能陷入地下2米深,听着定时器咔嚓咔嚓的跳动声,我心里直发憷。”因为它们随时会爆炸。

尽管艰险若此,但因为走上战场而摆脱了囚徒身份、甚至逃过处决的“黑脑壳”们,依然有着强烈的自我救赎意识。

金珍彪说,他从到朝鲜那一刻起,就抱定“洗罪立功,重塑人生”“有十成力气绝不只使九成”。战场危局时,他们也要拿枪压到一线。终于,在经历了大小数十场战斗后,他成了一名机枪手。

他的老乡宋德清,是因为全家l0口人种3亩薄地,生活甚是艰难,于是和弟弟宋海桥一起入伙宋占元匪部拥枪掳掠。后来宋德清投诚后反省说:“当时为匪实在是为生活所迫,有田有地,有吃有穿,谁愿意干那千人指万人咒的勾当呢?”

宋德清尚且如此,在土匪这行远比他“职业”的向明清,更是怀着死里逃生的感恩之心走上战场。杨先树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向明清在朝鲜“非常勇敢,立了战功”,复员回家后还特意来千恩万谢,称“给了重生的机会”云云。

至于国家为什么要参与朝鲜战争、这场战争该不该打、有没有意义,正如谢根生所说的“想不了那么多”,只记住“当时政府告诉我们,美帝侵略朝鲜,接下来恐怕还要侵略中国”。这个此前从来没有出过湘西的少年,在期盼出人头地的同时,也因能为国征战而心神激荡许久。

或许这正是杨先树所说的“民族感”——湘西人素有为国征战不居人后的传统。如抗日战争期间,在湘西凤凰县,每一批新应征子弟出发为国征战时,家乡父老总要在城门口打出“竿军出征,中国不亡”之类的横幅送行。

1937年11月,以湘西凤凰籍官兵为主的国民革命军第128师,奔赴浙江嘉善狙击侵华日军第六、第八两个师团,靠着肉搏白刃,喋血苦战7昼夜,成功阻击了日军,而全师官兵伤亡3/4之多,以至于凤凰城中家家挂白幡出丧。

后来被称为“巨匪”的张平,也参与了这场血战。他从沅陵招了300名壮丁,组成763团团部直属通讯连走上前线。这支部队在嘉善几乎全部牺牲,打到最后只剩张平和沅陵桐木溪的李疤子两人,同7、8个日军背靠背拼刺刀。而他们竟然一口气砍翻几个日本兵、吓跑其余,奇迹般回到了驻地。

另类英雄

特殊的时代背景,与湘西这片土地上独特的群体心态,兼之过硬的军事素质,最终造就了朝鲜战场上一群勇猛无匹的另类英雄。47军一位师政委将之总结为“枪法准,能吃苦,特别能打仗”。

然而,这群半辈子在湘西山林间打转的汉子们,此时完全无法想象,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海量坦克、重炮、飞机,这是一场至为惨烈的碰撞。而“黑脑壳”表现之顽强、优异,同样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多年以后,原47军军长曹里怀将军在《湘西剿匪史稿》定稿座谈会上说:“湘西土匪大多是贫苦农民,逼上梁山的。你们想象不到他们在朝鲜打仗有多勇敢。他们打出了国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战死了,很壮烈,我常在梦中念着他们……”将军说到动容时,忍不住泪水潸然。

在朝鲜3年间,金珍彪、宋德清等随47军连场血战,其中最为惨烈的,或许是1953年3月的老秃山攻坚战。

老秃山,又名上浦防东山,位于朝鲜驿谷川南,是通往汉城(今首尔)的要塞,战略位置至为险要。自1952年6月起,交战双方在朝鲜中部反复拉锯,志愿军曾先后5次攻下该高地,但均被美韩军反扑夺回。

连场血战后,这座山上草木皆无、一片焦土,从此有了“老秃山”这个别名。1953年3月,志愿军以47军第141师423团再次攻击老秃山,宋德清、金珍彪都在这支部队中。

这一次,他们的对手是联合国军哥伦比亚营一个加强连、美7师20个排以及两个搜索班,还有一个坦克连,共四五百人。在正面约500米、纵深不到百米的阵地上,联合国军共构筑了明暗堡195个、形成了以15、16、17号高地为支撑点的坚固环形防御体系和密集火力——这又将是一场恶战。

1953年3月23日晚19时30分,4分钟炮火急袭后,志愿军发起冲击。金珍彪、宋德清所在的三连是尖刀。冲锋中,机枪手金珍彪和董明竹配合作战,齐力开火,连掏美军17个暗堡,护着旗手把红旗插上了老秃山主峰。

但惨烈的搏杀才刚开始。联合国军全力反攻中,金珍彪和营长郝中云背靠背抱着机枪扫射,打死不少敌军,自己右腿也中了3弹。等到他从战壕爬出来时,“组长、班长,还有红旗手、弹药手都已经牺牲了”。

刚喘口气,迎面就冲上来10多个敌人,金珍彪赶紧举起机枪胡乱扫射。但美军燃烧弹也紧接着丢过来了,阵地马上变成一片火海。金珍彪抱着机枪,就势滚下一道深沟,衣服烧没了,背部、臀部也都被烧伤了。直到天黑,浑身烧伤、血口子淌着浊黄脓水的金珍彪才被战友们发现,第三天转移到山下,抬进军用卡车送回了后方战地医院。

金珍彪受伤脱离战场时,老秃山的战斗还在继续,打到最后只剩宋德清一个人。在他牺牲前不久,他的弟弟宋海桥也在昭阳江247 号高地上战死了。战后统计,金珍彪共歼敌165人,成了杀敌最多、获勋章最多的志愿军战士。志愿军总部则授予他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金珍彪之外,还有沅陵寺溪口的姜长禄,在上甘岭战役中以一个连坚守阵地半个月,打死敌人近2000人,自己4次负伤,荣立三等功;和金珍彪一道参加老秃山战斗的桑植县的张福祥,则战至全班最后一人,立了大功;泸溪的符胜虎也先后立大功一次,小功三次,并提升为志愿军连长。

未完成的救赎

1954年,朝鲜战场停火,此后志愿军陆续回国,活着回来的“黑脑壳”们,如孙家怀、谢根生、向明清等,大多脱下军装,作为一名普通的复员士兵,又回到了湘西老家务农。

然而,回家后他们才发现,从军洗去“黑脑壳”烙印的自我救赎之路,其实无比艰难——此时,民国湘西民间一度“主流、显赫”的土匪职业,早已成了神憎鬼厌的代名词。

个中缘由,一方面是湘西土匪在被解放军追剿的后期,每天在散乱奔逃中苟活求生,所到之处“扰民甚深”,有的土匪甚至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既为求生,也是崩溃前绝望情绪的疯狂宣泄,多年积攒下来的一点民间口碑,在短短一两年、甚至几个月间就被他们自己毁坏殆尽了。

另一方面,1950年代以后的湘西,与整个中国一样,在完成了阶级成分划分后,所谓“阶级敌人”“被管制分子”,与新建的主流社会之间,已被一道人为的深深鸿沟隔开。获得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黑脑壳”,终究是极少数。

这一点,谢根生在朝鲜就已经感觉到了。作为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后勤兵,他多次奋不顾身跳上树杈,用高射机枪和低空飞行的敌军战机对射,在手背上留下一道永久伤痕的同时,也收获了一枚三等军功章。同时谢根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多次写入党申请书,期盼提干。

1949年至1953年,华东地区的土匪进行自新登记。各级中共政权对“罪恶较轻”或有“立功表现”“积极悔过”的土匪,进行集中关押“学习改造”。

但直到战争结束,他依然是一个普通士兵,入党申请也未被获准,理由始终是“当过土匪”,在1958年,这个阶级属性更升级成了“历史反革命”。谢根生至今觉得无比委屈的是,“我其实一天土匪都没干过”。

后记:未曾忘却的历史

历史终未忘却这群“另类英雄”。新晃县作协主席蒲钰,就是蒲昭义的同族后辈,他以蒲昭义等人为原型,创造了小说《我还活着》。

在序言中,他介绍了他们并不详尽、但依然震撼人心的经历。2006年,《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在搜寻湘西土匪史料时,也关注到了这群另类英雄。正是他找到了曾亲手挑选370名土匪去往朝鲜的杨先树老人。当年土匪们如何走上战场的前因后果,也随之渐渐有了轮廓。

2010年,《张家界日报》刊载了当地著名志愿军英雄金珍彪的详尽事迹,这可能是第一份完整的“另类英雄”故事文本。

尽管如此,犹如拼图一般在寻觅的历史真相,依然残破不全——他们在老家当土匪时都干了什么?派上战场时内心是什么感受?去朝鲜后又经历了哪些战斗?在主流战史中留下大名的金珍彪、宋德清们,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曾经的“黑脑壳”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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