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一个想做经济中心的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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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一个城市,外地游客对它的第一印象可能都来自当地火车站。虽然在过去的这二十多年里,恐怕每个中国城市的火车站都早已旧貌换新颜,但对我来说,南京的蜕变尤为明显。

1996年夏天第一次到访时,我所见到的还是那个老旧的南京站,三年后它在一场火灾后,又经历了长时间的改造,连很多南京人也抱怨不便。等到2011年南京南站投入使用,不仅是全国首个零换乘的交通枢纽,在广州南站开通之前还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甚至超过的上海的虹桥枢纽。

在某种意义上,这仿佛隐喻着南京的雄心:作为一座“旧而能新”的都市,它这些年来正在蜕变重生,抛开以往的历史包袱,试图在更高的起点向竞争对手发起冲击。

撰 文 | 维舟

责 编 | 施杨

“双核驱动”的江苏

世人都知道,南京是江苏省会,然而在民间却有个说法:南京是“虚假的江苏省会”,因为省内各城市对南京都不买账,它反倒是安徽的真正省会——“徽京”。

这虽然看似戏谑,但却极为简练地道出了南京在城市定位上的尴尬处境:它在名义上的地位,与实际并不是一回事。这不仅植根于数百年来深厚的历史脉络,还对它当下的城市形象、经济潜力有着深远的影响,关系到其都市圈规划的成败。作为典型个案,南京可以给我们一个重要启发:要充分认识一些城市的发展前景,首先就有必要打破行政边界的阻隔。

当下南京在都市圈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些结构性处境,都可追溯到清康熙六年(1667)江苏、安徽分省。所谓“江苏”,便是取江宁府(今南京)、苏州府的首字,南京作为江苏省会也始于此。但从一开始,它就有一个在全国罕见的特殊情况:江苏有两个省会,江苏布政使衙门(江苏藩司)驻在苏州,掌管江南诸府的民政和赋税,而南京则主要承担军政职能并统辖江北的扬州、淮安、徐州诸府。

值得注意的是,江苏这种“双核驱动”的模式,隐含着“政经分离”的功能划分:南京在职能上更偏重政治管控、军事镇抚,而苏州则作为当时全国最发达的江南首府,起着事实上的经济中心职能——不仅是江苏省的,甚至是全国的。

这一模式如今并不鲜见,如辽宁的沈阳/大连、山东的济南/青岛、浙江的杭州/宁波、福建的福州/厦门、广东的广州/深圳,但其它各省大抵是近代通商口岸兴起之后才出现的(也许宁波除外),唯有江苏由来已久,早就把“双核”制度化了。

不仅如此,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南京作为“三省首府”,所承担的职能更为复合化,担子更重,且从一开始就超越了本省的行政边界。因为整个清代,南京一直是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两江总督衙门驻地,直至1760年安徽布政使衙门迁往安庆之前,安徽事实上的政治中心在那一百年里其实是在南京。

到了近代,对南京的城市发展冲击最为深远的无疑是1851-1864年间旷日持久的太平天国战争。这场战争加速了东南经济中心向上海的转移,而南京则在反复的围城、攻城中遭到严重破坏,人口损失高达四分之三,战后不得不依靠大量安徽、苏北、河南等地的移民来补充新鲜血液。不过,即便是这样惨烈的战争,也并未打破原有的都市圈构造,只不过苏南的中心从苏州变成了上海,而南京倒是对安徽等地的移民产生了更强大的吸引力。

这与当下的现实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南京最多只是“半个江苏的省会”,苏锡常这经济高度发达的另外半个江苏,原先以苏州为中心,在近代以后又逐渐以上海为龙头;南京在省内的影响力主要局限于本市近郊及江北各地,但在省外,它反倒是安徽的中心,无论是安庆还是合肥,安徽省会历来都无法与南京相抗衡。没有一个省会城市像南京这样,在省内不能“服众”,在省外反倒广受拥戴的。

当南京逐渐从一个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转变时,这一经历可能是决定性的。早先它作为“东南财赋之会”,繁荣其实奠基于政治中心地位之上,但对一个现代城市来说,其影响力最终还是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创新能力,扩大自己的辐射半径,成为当地的增长引擎,才能源源不断地吸引更多人才和投资,由此不断实现自我突破。

“徽京”的处境

在上海崛起之后,南京在长三角的政治经济版图上,已逐渐从“东南之都”变成“江淮方言区之都”:原本苏南四府(镇江、常州、苏州、松江)中唯一讲江淮方言的镇江,渐渐被纳入南京的引力轨道,而江北以吴语为主的南通,这些年来则积极与苏南接轨,高调“融入大上海”。“徽京”的戏谑也可以由此得到理解:南京是涵盖7000万人口的江淮方言区真正的核心所在。

流动人口数据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可以证明在疫情严控之前各城市正常的人口迁移状况,其中南京流动人口主要来源地的第一、二、五位都是安徽城市(分别是马鞍山、亳州和安庆),仅这三地就占了33%,第三、四位的省内城市盐城、南通倒只占17%。这不是近两年才如此:1995年,南京的流动人口来源中,省内外大致各占一半,其中安徽人就占了省外人口来源的60.5%,在所有省外农村流入人口中甚至高达93.7%。

距离南京最近的马鞍山市,早就与南京同城化了。2003年“南京都市圈规划”正式获批,当时马鞍山本地四大商场的年销售额不过2亿元,而马鞍山人在南京的消费总额竟高达8.8亿;2008年,南京禄口机场还在马鞍山市内设立了城市候机楼,值机后可直接坐免费摆渡车去机场。

对南京来说,近年来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合肥的崛起:2003年南京的GDP还是合肥的3.3倍(1576亿比478亿),但去年已收窄到1.5倍(14818亿比10046亿)。除了南京、镇江、扬州、淮安和常州下属的溧阳、金坛外,本来南京都市圈还包括安徽的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四市,这就跟“合肥都市圈”产生了重叠:安徽2007年最初提出的“省会经济圈”仅包括合肥、六安、巢湖,到2013年将滁州整体纳入,2016年“合肥都市圈”正式升格为国家发展战略,马鞍山、芜湖也加入其中。

换句话说,在省内出现南京、苏州“双核”之后,江淮方言区也首次出现了南京、合肥双核。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两座城市的竞争是零和游戏,两个都市圈叠加的滁州、芜湖、马鞍山三市甚至可能是左右逢源的利好,但可想而知,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流南京的吸引力和资源。数百年来,南京从未面临这样的双核局面,与合肥之间如何分工、竞争、合作,这是前所未有的课题。

如果说人口流向是一个城市吸引力的指针,那么到目前为止,合肥尚不能动摇南京的“徽京”地位:2018年,合肥城市区域内74%的流动人口来源地就是合肥郊县,第二至五位的安庆、芜湖、亳州、铜陵又合占19%,这表明合肥的吸引力主要仍局限在本市,更少越出本省,不像南京能横跨苏皖两省。

不过,与此同时,随着这些年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协作日益加深,上海、苏州的辐射带动作用也日益显著。2018年上海第一、二大流动人口来源地盐城、南通就占了25%,苏州则仅盐城一地就占了30%,由此就能看出,上海-苏州核心已渗透到南通、盐城这样原本传统上是南京经济腹地的区域,并产生了比南京更大的吸引力——事实上,它们已不被纳入南京都市圈,而被默认为是大上海的腹地了。

这样,与其它省会经济圈相比,南京处于更复杂的处境:它并不是本省理所当然的唯一中心,却必须在省外拓展自己的经济腹地(南京都市圈是全国第一个规划建设的跨省都市圈),不得不在一个多方竞争、彼此交叠、相互渗透的状况下确定自己的相对优势,经历不断的自我调整和重新定位,走出适合自己的路子。

打造新引擎

从这样的回顾中也可能看出,南京正经历着城市定位上的一次重大转型:它需要从长久以来一直扮演的政治、军事、文教中心的地位,蜕变为一个经济中心。这倒不是说它以前不具备经济职能,只是在与苏州的默契分工下,这原本不是南京城市身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而现在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一直以来,南京给人的印象是历史感厚重(尤其在南方城市中),但却缺乏现代感和未来感——这与上海、深圳这样的城市刚好相反。城市建设一度也显得“老破旧”,我同学1990年代末就读于南京大学,曾开玩笑说,那时从浦口校区坐车回本部,“遇到车身颠簸,就知道南京长江大桥到了”。这些年来,我曾听不止一位南京人吐槽当地“规划太差”,只不过很多人归结为“几任市领导都是苏北来的”。

南京之前并不是没有过辉煌的时代,但那主要是依靠民国时代积累下来的工业基础和国营大厂,到1978年后逐渐被苏南活跃的乡镇企业抢了风头,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南京一度抢占市场先机的家电、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等产业,都逐渐沉寂。1998年,新周刊推出的“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专题,南京被评为“中国最伤感的城市”,一度引起南京人激烈反弹——但即便如此,许多南京人私下也承认,自己故乡确实和“现代时尚”不太沾边。

2003年是南京蜕变的开始:年初“南京都市圈”规划问世,随后地铁一号线隧道全线贯通、沪宁高速江苏段扩建、明孝陵申遗成功,这些对南京都具有重要意义。还有一件事常为人所忽视:同年9月26日,第一家星巴克进驻南京,虽然比上海晚了三年多,但比广州还早了一年。散文家徐路回忆说,那时当地报纸还专门发了几篇文章以示庆祝,“作为一个不断在二三线城市间徘徊的省会城市,南京在当时许多人的心里算是从此摘掉了土鳖的帽子”。

在那之后,南京的经济表现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以人均GDP这一关键指标来指针,2003年南京虽然比全省平均值高53%,但却只及苏州的一半多(57%),但到去年已以微弱优势超越苏州和上海——分别高了0.6%和2.2%。不仅如此,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南京也是人均GDP最高的省会城市:去年比第二名杭州高18%,比第三名广州高19%,总量也挤下了天津,正式跻身全国十大城市行列。

这固然得益于江苏这些年的强省会战略,但也是基于南京深厚的基础:作为一座地理位置极为优越的枢纽城市,南京不南不北、既古典又现代,又有长久以来打下的老工业基础,在任何时代都会是一个无法被替代的区域中心。更何况,南京的文教也是助力新经济的有力依靠:南京有8所211大学,2所985大学,高教资源在全国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大学学历人口占比仅次于北京,几乎是全国平均值的两倍。

在新形势下,南京还能如何自我突破?这可能是比之前二十年更难面对的一个课题。尤其是随着合肥的崛起,南京都市圈很可能难以扩容,必须跳出自我,打破吃老本的惰性思维,往“高精尖”的方向发展,在有限的空间里做出更加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产业。

与此同时,腹地窄小的劣势,也逼迫南京突破地理限制,不仅成为“江苏的南京”或“安徽的南京”,还得是“全国的南京”乃至“世界的南京”,面向更广阔的天地自我立足、吸引人才和资本,而这需要变革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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