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为何渴望活在敌我对立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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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西安爆发大规模反日游行，杭州也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反日游行。

那一天，我到浙江图书馆看书，突然听到门外大街上传来阵阵口号声。我慌忙起身走了出来，想看个究竟。

游行规模很小，大约一百多人。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

人确实可以貌相。从气质判断，他应该来自底层农民家庭，而且肯定没有读过大学。

那一天，他穿着一件黑色体恤衫，头缠着一条白布，情绪亢奋，歇斯底里地怒吼着“抵制日货，扬我国威”。看到周围很多市民围观鼓掌，他劲头十足，觉得自己正在干一件顶天立地的大事。

也许，从降临到人间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活在现实社会的褶皱里。除了亲人，从未有人特别注意过他。他的存在和离去，对谁都无关紧要。

那一次，市民的围观，让他仿佛走到了舞台中央，站在了聚光灯下，庸常琐碎的人生突然大放异彩。

游行队伍行进到杭州黄龙体育中心附近的时候，一辆警车突然在队伍前方不远处停了下来，一拨警察陆陆续续下车，站了路边，似乎是在等待队伍走近。

那一刻，他突然有点紧张，一下就蔫了，声音压低了一些，振臂的手势不再那么刚健有力，步伐也不自觉的放慢了，不再抬头正视前方，而是看着警察，怯生生地琢磨着警察的态度。

没想到，警察叔叔主动朝他走过来，和颜悦色地拍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小伙子，游行必须遵纪守法，注意队伍秩序，别影响到公共交通。”

天哪，一直以来，在他的心目中，警察总是板着脸教训人，这一次竟然如此和蔼可亲。也许，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获得来自公务员，尤其是强力部门的警察，如此规格的“尊重”。

作为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领队者，他笑着朝警察们不住地点头，表示自己一定会注意维持秩序。

那个笑太不自然了，根本不是发自内心，简直是用手吃力地挂到脸上的，看起来倒更像是受宠若惊之后的那种既惶恐又感激的陪笑，因为他深知，这个“尊重”不过是一个易碎品，人家可以轻易给你，也可以轻易捏碎。

他立刻转身回头，抬头高声朝队伍后面高喊，交代身后那些男男女女：“警察吩咐了，游行要注意秩序，不要干扰交通。大家都听着。”

他主动伸手和警察握手告别，然后，带领队伍继续往前行进。

警察的客气仿佛给他注入了一股强大的能量，他的声音更加高亢了，手势更加有力了，脚步更加得劲了…..仿佛因为抵制日货，他突然找到了翻身战起来的地位跃升的感觉。

小学的独特经历，让我特别容易理解他那一刻的心情。

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我一直被孤立，几乎没有朋友，因为大家都嘲笑我娘炮。

比被孤立更可怕的是被欺凌，因为那时候的我个子瘦弱不堪。班上的男生，甚至有的女生，经常欺负我。有时候，由于争空间，同桌和前后排女生会把我的脸抓得到处是指甲痕。

每天去上学，父母总是担心我又一路哭着回家。总之，那些年，我一直活在校园暴力的恐惧中，直到六年级下学期。

事情出现转机，是因为那个学期，班上的学生不知道发生什么冲突，突然分裂为两派。分派的依据是家庭在小镇上居住的位置。住在小镇唯一一条街道前半段的派系，被叫做“镇前派”；住在街道末半段的派系，被叫做“镇尾派”。

我家所在的国企位置正好在街道中央。于是，两派男生头领都频繁主动问我：“你想加入哪一派？加入我们吧。”

六年了，第一次受到一向歧视甚至欺负我的人的重视。我权衡再三，决定加入对我更加热情、势力似乎更加强大的镇前派。

这个派有二十几个学生，其中有些人以前经常欺负我。一夜之间，突然都称我为“兄弟”，从此不再欺负我。让我最感动的是镇前派的头领不时拍着我的肩膀问我：“最近有人欺负你吗？”

镇尾派的那些以前欺负我的学生，看到我不再孤立，也不敢再欺负我了。

有时候，两派学生会以校外角落的一个围墙为阵地，在课后或晚上，悄悄地写大字报攻击对方。大字报的内容通常是“某某某的老妈是做J的”、“某某某的爸爸是小偷”……

为了表达对头领的感激，我通常写得十分卖力。那场斗争给我的感觉既安全，又过瘾。它让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了力量，第一次敢大声硬气地和班上欺负我的学生说话。

那个学期，从苦水转入蜜罐的我，心里一直非常担心他们两派和解。因为一旦和解，我就有可能再次被孤立。所幸的是，期末到了，大家忙着小学升初中的初考，无暇继续斗争。

考试结束，派系之争自然溶解，大家都毕业，到镇上的中学读初中了。

镇上只有一所初中，尽管镇前派和镇后派的学生都在同一个中学，但是，同一年级的学生已经很难仅仅根据家庭地理位置来简单地划分为镇前派和镇尾派了。

来自几十个自然村的几百个学生的加入，大家的家庭地理归属变得相当多元。原来两派泾渭分明、敌我对立的矛盾裂变为零零碎碎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矛盾。

在这个多元化的“网状社会”，娘炮的我再次变成了孤家寡人，独来独往。由于中学离我家近，我不再受别人欺负。但是，却失去了小学六年级那个学期突然获得的短暂的力量感。

小学和中学的独特经历，让我在研究生阶段阅读西方社会学经典著作的时候，能够迅速并深刻地理解一些深奥抽象的社会学理论。

我的深切体会是，骤然撕裂的世界，能让平时被遗忘、被漠视、被歧视的边缘人物，突然显得重要起来。越是多元化的世界，越难撕裂为两个敌我对立的阵营，但是，这意味着很多无助的个体必须独自撑起个人世界。

这些年，社会学界普遍的共识是中国越来越陷入贫富差距拉大、阶层日趋细分却不断固化的困境之中。

这些年巨大的经济成就，让大家都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但是底层上升通道受阻。尽管原因主要在自身，他们总感觉自己处处被歧视，非常渴望改变命运，渴望有机会向歧视自己的人证明“我也能干一番大事”。

由于自身能力、家庭背景、教育程度等等外在因素的制约，在体制内、在生意场上、在私营企业，他们都找不到这样的机会。

在潜意识里，他们渴望社会动荡。他们本来拥有的财富不多，动荡不会让自己失去太多，却有可能打破固化的格局，给无权无势的自己带来翻身的机会。

他们不怕战争爆发，因为那是所有人共同承担的代价，而不是自己一个人承担的代价。战后重新洗牌，却有可能让自己受困的人生出现转机。

所以，他们热衷于寻找敌对势力，但是，这个“敌对势力”必须是无法直接伤害到自己本人的。

在生活中，偶遇自己个人的“敌人”，他们的选择通常是忍耐。平时被要求开“你妈是你妈”的证明，他们没有勇气生气，因为对方是有那么一点权力的一线办事人员，他们的“手”够得着自己的“脸”，而且通常是自己一个人孤独地面对这些办事人员，只能忍了。

面对群体的敌人，他们却表现得异乎寻常地勇敢。他们最钟爱的“敌对势力”通常是民营企业家群体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加入同他们斗争的集体狂欢，可以化解内心的孤独无力感，还可以乘机发泄平时受尽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委屈。

在B站咒骂民营企业家，可以把自己的个人失败诿过于“资本家掠夺了太多社会财富”。同西方敌对势力斗争，可以让他们感觉自己正参与一件事关民族崛起的伟业。当然，他们内心最深层的渴望是，来一次战争或运动，让社会重新洗牌。

一旦感觉国内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他们瞬间便投入战斗，把自己融化到群体之中。有了人群做掩护，斗争起来毫无风险，还能从群体中获得虚幻的力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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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刀成一快，不负中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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