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郊区，与衰老和死亡作伴的人 | 人间

上海郊区，与衰老和死亡作伴的人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by 李清新, at 21 October 2022, tags : 阿姨病人护工 点击纠错 点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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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一般独立照顾七八个病人，病人反正天天就那样躺着，没有变坏，也不可能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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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爆炸2022 | 入围作品

霞西镇算是上海的神经末端了，巨大的地铁网络如密布城市的血管，其中一条血管上的两个点滋养着镇中的两块土地。

像霞西镇这样的郊区，发展总是要比市区滞后许多，所以镇子既有大城市千篇一律的规整，也还保留着村镇自由生长的痕迹。出了地铁往镇子的边缘走，就能从城市逐渐走进乡村——当然是经过整饬后焕然一新的新农村，整洁的街道和花木扶疏的绿化带，不逊色城市的任何一处角落，只有老旧的房舍来不及重建，堪堪重刷了外墙，勉强装点门面，像是为了同后辈们合影匆匆换上自己最体面服装的老人家，拘谨里夹带着三分不合时宜。

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这样的一位老人家——严谨点说，应该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分中心”。因为“总院”新落成不久，和马路对面新建的住宅小区一样，带着浓烈的摩登城市气味。那里的楼宇和设备都是新的，连在内工作的人好像也更有活力一些。但是“分中心”这里就全然没有那样的场景，没有门诊，也不怎么接待外人，连看门的保安都在打瞌睡——除了上下班时给几个医生护士开下门，他的睡眠几乎不受任何人打扰。

从前的社区医院只看门诊，后来为方便片区居民，就开设了住院部。然而这里的住院部和大型医院的住院部相比，只是顶了个相同的名号，职能全然不是一回事：大医院的患者来住院，是为了治疗康复后出院回家，继续正常的生活；而病人若进了社区医院的住院部，则是漫无尽头的住院时光，大多数时候，直至走到生命尽头，才会再次跨出它老旧的大门。

所以，在本院职工口中，这个住院部有个更贴切的名字——“护理院”。

既然是护理院，那么最重要的岗位之一，自然是护工阿姨。

胖阿姨是护理院里众多阿姨中的一员。她其实算不上胖，作为一名中老年女性，她和许多同龄的农村女性一样，有着稍显膨隆的肚子和略微浮肿的脸庞，因此即使四肢纤细，也会给人留下“胖”的第一印象。而余下的十几位女护工们又实在太精瘦了些，靠她们衬托，让胖阿姨“胖”到了鹤立鸡群的程度，于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胖阿姨就失去了姓名。

不过，其他阿姨们在医生和护士面前也没有名字，她们是小红小丽，或者是小周小陈。我想这些称呼，主要取决于每个护工的姓氏和同事们的有没有重合，胖阿姨大概也是姓周或者是陈的，只是因为小周、小陈被旁人占去了；或者她先成了胖阿姨，就可以把小周、小陈让给其他人。

我很抱歉没有记住胖阿姨的名字，她有时候会在工作服的上臂位置别着胸牌——照片职位都是空的，只有姓名一栏是她自己歪歪扭扭的手写字——我看过几次，也没记住。刚工作那会儿，为了表现得礼貌一些，我试图叫她“某（她的姓氏）阿姨”，但叫了许多次也没人应和，或者是另外一个护工阿姨答应了，再扯着嗓子帮我叫：“36床是谁的？36床的阿姨呢？”

胖阿姨远远应了一声，帮我叫人的阿姨就会说：“哦，原来是胖阿姨你的（床位）啊？我听医生叫了半天，还以为是新来的额。”

当然，用床位号来称呼一位护工阿姨是更加方便的选择，连小周、小陈都不用记。作为医生，我知道哪些病人归我负责就好，病人当然也可以用床位号来代替——尽管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叫他们的名字显得更温暖，但是哪有床号来得方便呢？

“36床，医生你可晓得？36床这个老嫲嫲，昨天晚上要自杀哩！”胖阿姨匆匆跑过来，耸起肩膀用衣服揩了一把脸上的汗。之前她喜欢直接撩起衣服的下摆擦脸，被我笑过一次太不雅，就改成了用衣袖擦。

自杀？！我悚然一惊。在这个住着百来号人的小小护理院里，每天需要处理的事情并不多，一位病人的自杀未遂，无疑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情。

我赶紧越过胖阿姨，径直走向病床前，老太太安稳地朝左侧卧着，正沉沉地睡着。她是个右侧乳腺癌的病人，原发癌肿已经重度溃烂了，所以只能朝左边侧躺，即便左边的臀腿已经出现压疮，也不能更换姿势。

我扭头瞥了一眼，老太太床头的杂物都被清理干净了，堆在了床下的两个塑料盆里。胖阿姨跟在我身后气呼呼地走进病房：“你看她现在睡得像死人一样，昨天晚上折腾了一夜不睡觉呢！”

胖阿姨说得不全准确。病人确实睡着了，但睡得并不安稳，她的呼吸很急，一口气没有完全吐出来又赶忙吸进去，吸得太短促，短到完全不够支撑完成这一呼吸的动作似的。

“氧气呢？怎么没有吸氧了？”见到病人好端端躺着，我悬着的心算是落回了胸腔。

“还氧气呢！你都不知道这个老嫲嫲昨晚干了什么好事！”

在胖阿姨的描述里，最早出现的自杀端倪是在昨天傍晚，36床的老太太用2张湿纸巾盖住口鼻，试图让自己窒息。但是这样的行为不会被谁当作“自杀”，胖阿姨只当是她又在乱丢纸巾了。36床常把纸巾丢在枕头下、被窝里，像是私藏什么宝贝一样。因为湿纸巾会弄湿床铺，胖阿姨会用大嗓门像训斥小孩子一样大声呵斥她。

“聋啊，不说大点声音她听不见。”胖阿姨如此解释，虽然她对着医生讲话也是极高分贝。她说，到了凌晨，36床采取了第二次行动。这次她直接将纸巾塞进了嘴里，为了快点死亡，她还用上了吸氧管——这条是为她供氧、使她顺畅呼吸的塑料管，被她缠绕在自己的脖颈上，用来勒死自己。

这也是胖阿姨没有继续给老太太吸氧的直接原因——为了不给她“自杀”的道具：“你说这个老嫲嫲，是不是没事找事？她子女那么孝顺，你们医生护士对她那么好，她还成天要死要活的，不是叫大家都没得脸么！”

胖阿姨所谓的“对病人好”，主要是指我们每天给36床腐烂的伤口清洗、换药。每次拿掉最外层的隔尿垫，就能看到伤口深处渗出的脓液已经将纱布染成灰绿色，随着纱布一层层揭开，原本弥漫着花露水气味的房间很快就会充满腐臭味。最内层的纱布总是紧贴着腐肉，即使用凡士林纱布隔开也无济于事。蚊蝇从窗户缝里钻进来，趁我们转身夹取消毒棉球或者丢纱布、胶带的空隙落下来，在发烂发臭的胸口短暂地栖息一下，似乎那几秒钟能给它们莫大的慰藉。

胖阿姨不喜欢36床的病人，萦绕在她身边的浓重腐臭味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36床刚刚住院时胸口只有拳头大小的溃疡，还可以坐在凳子上，那时候胖阿姨是很喜欢这个老太太的——哪个护工阿姨会不喜欢一个能完全自理的病人呢？可后来每次提起36床刚来护理院时的病情，胖阿姨总要抱怨一通：“老嫲嫲太作，早些做了手术，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而每次我也都要跟她强调，可能病人当时就已经是肿瘤晚期，失去了手术机会。

随着肿瘤细胞的扩散，36床逐渐不能下床，不能自己穿衣、吃饭，连大小便都需要胖阿姨的帮忙。她总是叫疼，每次胖阿姨稍微碰一碰她，便不停地呻吟。可是不碰她怎么行呢？胖阿姨每天都要给她擦拭身体，换干净的衣服、尿布，要给她喂饭喂水……胖阿姨说自己的手像是有刺，一挨着老太太，她就能叫唤个不停。

“我想碰她啊？她这个烂肉，谁闻着不反胃？也就苍蝇蚊子喜欢。我喷这么多花露水都盖不住她这个肉臭味，一开窗户蚊虫都往房里飞！赶都赶不赢！要不怎么说你们医生对她好呢，天天给她换药，就是亲女儿也没这么孝顺的。”胖阿姨念叨了许久，从抱怨自己的辛苦又转到夸赞起医生来。我叫她不要总当着病人的面说臭不臭的话，她不以为然：“她聋呢，听不见，听得见就好咯！”

我似乎看见36床的眉眼微微耸动了下，不知道是在忍受疼痛还是在假寐，但我知道她的神志一向清楚，便示意胖阿姨噤声，有什么事等查房的时候再说。

走到办公室门口，听着里面叽叽喳喳一团，同事们大约也是在聊36床自杀的事情。医生、护士、药房、化验室……听起来，似乎这天上班的人，都凑在了一起闲谈。我隔着门听了两句，觉得莫名烦躁，转身去了空无一人的操作间。

这里大多数时候都是护士的专用场地，存放着各种药水、针管，一些柜子上挂着锁，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和我关系最密切的可能就是停在角落的抢救车了，不过来这所医院以后，我从未抢救过谁。

抢救车里的药品很少，我打开一格一格的小抽屉，慢慢查看，回想上一次用这些药品时候的场景。

我曾经在一家大型三甲医院工作过几年，算是见过一些生老病死。那里的病人住不长久，好转了就得出院，好不了的毛病，就等加重了再回来，所以就会有反复就诊的“老病人”。

老病人会有一些优待，比如弄到主治医生的私人电话。医生和老师一样，倘若公开了私人联系方式，就可能面临无止境的打扰，所以他们一般只会留下电子邮箱或者座机号码。但是一个病人跟你这儿看病久了，跟你要手机号，就不太好意思拒绝，况且他们心里有数，也不会无事骚扰。我在呼吸科的时候也曾有这样一个老病人，是个肺癌晚期的患者。他最后一次住院的床位是10号，便称他为10床吧。

当时10床的儿子打来电话，说他父亲这两天咳嗽又有加重的迹象，还咳了两口痰，里面带血丝，询问近期有没有床位可以住院。我们叫病人立刻住院，那边还有些犹豫，说想处理一些事情，等过完周末再入院。

但是老病人的好处也在这里，他们对医生百分百信任，依从性极好，你叫他来住院，他不会怀疑你是想赚他钱。上午11点打来的电话，下午2点钟，10床和他的儿子就来医院了。午休时间刚过，几个同事都有点昏沉，机械地做着手头的文书工作，按着常规准备收一个病人。

谁也没料到10床来得那么声势浩大。他的儿子跟我们说，他爸上了电梯，轻咳了一声，像是有痰却咳不出的声响。电梯里人挤着人，他也是压低了嗓子，可没想到下一秒，就咯出一大口鲜血。很多人对疾病没有清晰的认识，但都会对血有天生的畏惧，于是拥挤的电梯一下子就炸开了锅，原本挨挨挤挤的人群，硬是给10床周边空出了一圈小小的缝隙。

10床咳一声咯一口血，从2楼到12楼。电梯门开的瞬间，人没来得及出来，先喷出了一摊血。昏昏欲睡的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骚乱拉回了魂儿，默契地投入紧张的抢救。吸痰的吸氧的，从轮椅到推床，叫来各科的紧急会诊，插管补液。

除了10床本人，周遭都在高速运转着，只有他慢慢丧失了意识，心电监护仪上机械的数字显示他的心率、血压、脉氧持续低走，气管插管后仍有大量鲜血从管子里溢出来。这时他已经停止了咳嗽——事实上他连自主呼吸也没有了，床边气管镜下去只能看见一片红，那是血栓堵住了左侧支气管。升压药和止血药反复打进血管，医护之间除了报药名，没有多余的交流，轮替着进行胸外按压。

10床仍然没有恢复呼吸，渐渐地，连心跳也不能维持，心电图成了一条直线。我们的魂儿像是忽然被放回了自己的身体，看了眼时间，15：30。家属接受了死亡告知，放弃尸体解剖。

“就差一点点，我爸就睡上床了……”10床的儿子哽咽着说。

我们才想起来，这个病人还没有办完入院手续，这1个多小时的手忙脚乱，都是在医院走廊的一张推床上进行的。没有入院，没有告病危，没有签一个字，所有的用药、抢救都只有口头医嘱，甚至来的会诊医师都不是通过系统叫来的，而是呼吸科医生凭私交一通电话搬来的熟人。10床是我分管的床位，这个时候，纵使再不合时宜，我也得把该补的文书材料都补齐。

于是我硬着头皮，朝10床的儿子说：“那个……你能不能先下去办一下入院手续？还有这边一些的同意书需要你签字……”

“应该的应该的。”他抹了一把脸，哆嗦着手开始签字。走廊上，护工开始清理血迹，旁的病人在门边看着，不知道是国人看热闹的传统，还是物伤其类，隐约有克制的呜咽声，不知道是谁。

10床的病人到底没有睡上10床。消毒后的床铺上，塑料床袋都没有来得及掀开，他的一应物品也没来得及放进对应的柜子里。

回到办公室后，没有人说话，大家都在默默擦拭自己手上、腿上、脚面上沾上的血迹。10床的儿子办好了手续敲门进来，朝我们深鞠一躬：“谢谢你们。”他开口前的吸气声很重，每一个字也都咬得很重。

现在再也没有那样惊心动魄的抢救了。

以前我从未思考过，那些在大医院里抢救回来的高龄老人们，他们出院以后去了哪里呢？他们带着胃管、尿管，在所谓的“生命体征平稳”之后，要如何继续生活呢？子女们在他们住院期间已经分身乏术、照顾不周，需要医院的护工们帮手，指望他们恢复到生活能够自理，简直是痴人说梦。

直到我来到了这所护理医院，才明白了那些我成功抢救下来的病人，如今可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这座小小的护理院，将是这些病人此生的最后一站——如果殡仪馆不来争抢的话。

我每天查房的房间里，躺着4个女性病人。除了神志清醒的36床，其余3个已经都失去了意识。她们都太老了，80岁，90岁，100岁……年纪在这里已经失去了意义，病例上记载着的是他们来时的岁数，再加上他们住院的年头，才是他们真实的年纪。

没有人真的在意这里病人们的具体年龄，因为他们看起来都差不多的老。他们年轻时住院的时候，也许还会嫌隔壁床比自己小10岁的人太幼稚，现在他们躺在一起，对外人来说没有区别。

年龄总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模糊自己的界限。他们露在被单外的脸，不过是在颅骨上绷了一张布满老年斑的面皮，牙齿也不齐全了，头发稀少雪白，眼窝深陷，倘若没有睁眼，你甚至不能确定那其中是不是还能盛得下一颗眼珠。

他们衰老得已经失去了性别特征，不光是无法通过面容分辨，即使掀开被子，也很难看出究竟是男是女。被子下面最刺目的当数赤裸的双腿了，只有少数人的腿能够笔直地伸展着，大部分人的腿就像两根离开树干太久、干枯的枝桠一样，交叠出奇怪的形状——那是长期维持不当的姿势所导致的，根本不能强行将其掰成正常的形状，仿佛生来即是如此。他们的臀部，因为大小便失禁而包裹着雪白的尿不湿。再往上，是一件为了方便护工替他们擦拭身体而反着穿的病号服，衣服完整的背面用来覆盖住他们的胸腹部，纽扣散开在身体两侧。宽大的上衣勾勒不出女性下垂的乳房，偶尔能看出消瘦患者极度凹陷的腹部，像一艘破旧渔船的船腹，勉强装得下一个想要渡去彼岸的灵魂。

“老样子，没得事情。”查房的时候，阿姨们常对我说这样的话，手里不停地忙活着自己的事情，给病人翻身、拍背，擦身、喂水。她们一般独立照顾七八个病人，病人反正天天就那样躺着，没有变坏，也不可能变得更好。

胖阿姨手里端着一碗满满当当的茶水样的液体：“车前子的叶子煮的水，我们煮了一大锅，夏天喝了好的。”她用50ml的大针管抽了满满一管的液体，慢慢地朝着一个病人的胃管里打了10ml，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病人。3个简单的流水线操作结束后，就轮到了难度较大的36床。

先把病床摇高，再用干净的隔尿垫兜住病人的脖颈，哄小孩一样哄着哼哼唧唧的病人喝一口水。36床倔强地紧闭着眼睛，好不容易喂进去的一口水也不愿乖乖咽下，顺着侧歪的嘴角，一点点流下来，洇湿了胖阿姨未雨绸缪铺好的尿垫。尿垫真是极好用的东西，干净，不必清洗，还很便宜。

“这个老嫲嫲不肯吃东西了，水也不肯喝。除了吗啡（镇痛用），其他药也都不肯吃了。”胖阿姨叹了一口气，她说和36床的家属沟通过了，病人这样不配合，哪怕她有心照顾，也做不到更好了。

喂完了36床，胖阿姨又转回到了第一个病人床边，推动注射器喂下第二“口”10ml，然后是下两个病人。一针筒的液体分5口喂完，如果是半流质——正餐里的菜、饭和汤放在破壁机里打出来的灰褐色的糨糊——则需要次数更多一些。胃管进食不能太快，否则病人会呛咳或者呕吐。不过这难不倒经验丰富的胖阿姨，每个病人喂一口，一个房间里的病人轮流着喂下来，时间正好。然后换到下一个房间，对另一拨病人再做一遍相同的流程。

“能不能给这个老嫲嫲也插根胃管？再这么不吃不喝……”胖阿姨拉住我，声音压得低低的，而后干脆噤声摇头，意思是恐怕病人撑不了多久。

插管是护理院里许多护工阿姨极乐于促成的事情。上面插根胃管，下面插根尿管，这样的病人照顾起来就非常方便：一日三餐都打成糊，不用管病人喜不喜欢、想不想吃，从胃管里直接推进去就行；喂水也方便，医生让喂多少就从胃管里打进去多少，能精确到喂了多少毫升；喂药更省心，不必再盯着病人、担心他们偷偷吐掉，通通碾成粉末和在碎成糨糊的饭菜里；插上了尿管，就不用天天再替病人换尿不湿，只需要每周换一根新尿管——而那是医生的事情。

阿姨们照顾这样一个插管病人，就和照顾走廊上她们养的花花草草一样，土干了就浇些水，盆脏了就擦一擦，不需要反馈，也不期待互动，一盆花死掉了，自然会有新的花把空置的盆填满。

不过胖阿姨并不热衷于给尚能自主吞咽、排便的病人插管，反而病人每次新插一根管，她都会用那种过来人的惆怅的语调说：“这管子一插，又是要到死才能拔下来了哦……”

这个时候，36床的老太太忽然就不聋了，她有气无力地嗫嚅着说：“我不要插管。”

“那你要吃饭，你不吃饭，我就叫医生给你插管。”胖阿姨趁机端起车前草煎的水，给她喂了一小口。

我一时分不清胖阿姨是真心想叫我给36床插管，还是只想恐吓一下这个老太太，就像一个母亲恐吓年幼的孩子说，不睡觉就会被大灰狼抓走。

护理院的前身是一家乡卫生所，听老资格的同事说，2000年之前这里就被改造成了护理院，就像这里的病人们不必区分年纪、胖阿姨无需考证的工龄一样，也没有什么人在意这里的历史。过去二十余年里，护理院被翻新过两次，我来之后，即将迎来第三次全面装修。胖阿姨总说，现在条件好多了，以前的环境是如何糟糕。

更早一批的护工阿姨们已经离开了，胖阿姨算是现在这一群护工里的“老资格”。早年的病人年轻一些，年轻到可以支起个小桌子打长牌。不过病人有活力就不好“伺候”，胖阿姨说他们“刁钻”。而病人“刁钻”，护工阿姨们就格外团结。病人们抱团挤兑阿姨，阿姨们则互相作证，向医护证明彼此都做好了本职工作。等那些老头老太太们从坐着变成躺着，从牙尖嘴利变得沉睡不醒，护工阿姨们的精气神好像也在日复一日的枯燥护理照料中磨尽了。

家政公司在护理院常驻的领导也老了，常常说等自己老了也要住在这里，和阿姨们一起。护工阿姨们便陪笑，却从不正面应和说“好”。

“住这里要钱的哩！光是护工费一个月就要3000块，还要吃饭哩，还要买尿不湿，还有床位费、吃药……”胖阿姨掰着手指头跟我算，边算边摇头，“我们哪住得起哟？她（领导）想住就自己住吧。”

“钱”是一个不太能绕过去的话题。虽然说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贵，死神都会准时来临，但有钱的话，似乎能在临终前的那段时间活得更体面一些。

我从医后送走的第一个病人就是个有钱人，如果别的病人可以用床位号取代名字，那她则需要用楼层——那时医院的22楼整整一层都是特需病房，各个科室的VIP病人都可以住进去，而各科医生护士则需要专门跑去22楼对其进行诊疗。在医院等电梯很误时，就像等一辆随心所欲的公交车，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它经过时会不会停，更不知道它停下来以后你能不能挤上去。

电梯门打开，22楼装修得不像医院：走廊里的地板和墙面是木制的，灯光是温暖的橘色，所有的绿植都栽在灰白色的陶盆里——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很多植物都养在塑料饭盒中。这一层的房间内只有一张病房，余下的空间则是沙发茶几，还有电视。

我第一次上22楼时觉得很震撼，就觉得“有钱真好”。但22楼毕竟不是我们习惯的病区，有时候我们忙忘了，会好几天不上楼，这个时候VIP病人的家属就会找过来，提醒我们该去看一眼。

22楼的病人是个瘦削的老太太，第一次见她，是她的腹腔引流管堵了，要上去帮忙冲管。她躺在摇高的病床上，电视机在放一档本地的访谈类节目，又尴尬又吵。她的儿子看见我，很是客气，满口“麻烦您了”。

老太太状态已经很差了，皮肤巩膜都泛黄，腹围有她身子两倍粗。我想起来朋友曾经形容我的话——“一个麻团插了两根筷子”，拿去形容这个老太太更贴切些——她除了一肚子积液，浑身上下都是骨头。

我给她冲好管子，起身捶了捶腰。我平时腰就酸疼，倒不是因为这一会儿工夫累到，但老人家很快转过来，满是歉意地冲我说：“辛苦了，老是麻烦你们。早点死了就好了。”

我害怕这样的论调，因为在这样的话后面我说什么都很苍白。我只能说：你不要多想、好好休息、好好吃饭。

每隔几天，总有人会想到这个老太太，彼此问的是：“你今天去看过22楼的吗？”在特需病房，我们科就只有这一个病人，于是“22楼”就成了我们医生之间一个约定俗成的代号。因为总等不到电梯，谁有空儿，就吭哧吭哧爬楼梯上去，也做不了什么，去露个面，大概也算是在表个心意：我们还记得你。

某天，我们忽然就接到22楼护士打来的电话，说老太太不行了，要抢救。其实也没什么好抢救的，因为她住院的时候已经全放弃了，不止“有创（指心外按压、气管插管等会造成创伤的抢救措施）”，连药物抢救也不要。所以，护士其实是通知我们去拉一张没有丝毫起伏的心电图，宣告一下死亡。

上去以后，22楼已经走了。接上电极，她干瘪的四肢和胸部皮肤都冷冰冰的，很干燥，毫无生气。

很小的时候奶奶告诉我，从前人是有尾巴的，人年轻的时候，尾巴也是年轻的，“朝天翘着”。我没见过人的尾巴，只能想象得意的狗的样子——乡下的土狗，尾巴上的短毛熨帖地贴着骨头，细细长长一根，弯弯地指向天，指向自己的脊背。但奶奶又说，一旦年老或者生病，人的尾巴就会变得焦黄，预示着大限将至，命不久矣，所以看到一个尾巴失去神采的人，所有人都报以同情，他自己也会陷入巨大的悲伤和恐慌中去。人们害怕直面死亡的逼近，最后就忍痛切掉尾巴，从此不再过提心吊胆的日子。没了尾巴之后，即使死亡明天就来，人也能在今天活得没心没肺。

但我觉得，22楼肯定在死之前看到了自己的尾巴。衰老和疾病，就是一个不断靠近死亡的过程，即使切掉尾巴，也不会改变这个事实，就像坏掉的钟表不能停止时间。

一个人的时间定格了，其他人依旧还按部就班地朝前走。这个护理院已经送走了很多老人，而今依旧住满了老人，外面还有许多老人等着住进来。

这些年去去来来的也不光是老人，也有护工、护士，还有和像我一样年轻的医生将老去退休的医生们替换下去。大家都习以为常，只有胖阿姨试图去“忆往昔”。她爱念叨许多已经去世的病人，比方我查房到一个高血压的病人，她就要联想到住在同一张床上的“前任”。

比如医生问：“20床的血压怎么样？”

胖阿姨就像是一个思维散漫的精神科病人，配上她难懂的苏北口音，语句破碎，突然蹦出来许多话：“20床的血压好得很——从前住在这张床位上的老爷叔，不肯好好吃药，血压老是高，一量高到200多，满脸红光……”

医生听不明白胖阿姨全部的话，只能捕捉到“不好好吃药”、“血压高到200”等关键信息，急忙测血压、查看医嘱。等一套忙完，胖阿姨才后知后觉地强调：“不是他，是原来的20床哩。现在的20床好得很。我说原来的20床，也是个高血压的，已经走了好多年了……”

“走了好多年你还提他干嘛？管好你现在的病人！”医生没好气地说。

既然不被允许讲已故的病人，胖阿姨就只能讲讲她负责过的住院时间最长的病人了。第一次听她介绍的时候，我饶有兴致地听了10多分钟，在同事们已经去查下一个病房后，我仍旧在听胖阿姨讲故事。

那是一个已经在护理院住了将近10年的老人，脑梗、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一切和衰老相关的疾病在他身上都集全了。胖阿姨入职护理院后不久，这个病人便也来了。医生护士尚有岗位调动，只有这位躺在43床的病人长久地陪伴着胖阿姨。

“43床，43床的命可是我救回来的哩。”胖阿姨在讲解完那个病人的一般情况后，难得降慢了语速，略有神秘地说，“43床当年差一点就死了啊，家属都放弃了，所有人都放弃了，只有我不甘心呢！”

在胖阿姨的故事中，43床在7年前出过一次护理院，因为腹胀腹痛（那时43床神志还清醒，知道痛）去了某外科医院治疗。在专科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病人情况却越来越糟糕，于是外院的专家委婉地劝家属放弃。

“就回来了呀，带着寿衣回来的哩！”胖阿姨绘声绘色地讲述着。现在43床已经毫无意识了，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充当除我之外的唯一听众。

“外科医院的医生说是肠梗阻，怎么可能是肠梗阻呢？他每天都有大便的，当时就两天没解大便，我就说不可能是肠梗阻啊。可是没人听我的。我自己的病人，再没人比我更清楚的了！”胖阿姨说到了关键之处，激动得眉飞色舞，“人就不是肠梗阻，他们（外院的医生们）当肠梗阻治了一个多月，所以越治越重哩！”

确诊肠梗阻当然不会只凭大便的情况，专科医院也不像设备简陋的护理院，一个多月的住院时间肯定把相应的检查都完善了，应该不会存在如此漫长的“误诊”。不过胖阿姨说得飞快，根本没有给我插话的间隙，我便也不去试图纠正她了。

“送回来不就等死了么。我们这里又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了。我左思右想就不服气，我说他就不可能是肠梗阻哩，我照顾了他好几年，他一出气我就知道他哪里不好了。依我看，他就是肺不好，是个内科的毛病。我就打电话给他家属，劝他们去内科的医院试一试。”胖阿姨顿了顿，像是吊人胃口的说书人，“结果你猜怎么着？”

前面胖阿姨说“外科医院”，我还能联想到几所以手术为主的专科医院，等“内科医院”几个字从她嘴里冒出来，我便觉得这个故事她杜撰的部分过多了。但出于礼貌，我还是配合地问了句：“怎么了呢？”

“就好了呀！内科的医院一看，根本不是什么肠梗阻，就是重症肺炎。又挂了半个月的水就好了呀！”

同事见我久未跟过去，又调转回来这个病房，解救了正听着胖阿姨喋喋不休的我。

“你要是想听，可有得听了。她要颠来倒去说个不停的。”同事说。

“43床当时是肠梗阻吗？”我好奇地问。

“这我哪记得？病史上都有的。”同事抽出几本病历夹递给我，快步走入下一间病房。

7年前护理院还没有启用无纸化办公，病史即便保存着，大概也尘封在病案室的某个角落里吧。等我查完房路过43床门口时，胖阿姨似乎在那里等着我，还想续上之前被打断的话题：“要不怎么说，43床的命是我救回来的哩！”

只有胖阿姨记得43床那次是带着寿衣回来的，不过病人家属好像并不是很感激她，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现在没有人来问她病人的情况了。在这所小小护理院中，所有家属与病人的关系都逃不过护工阿姨们的眼睛——如果家属“宝贝”病人，总会追着她们问病情，即使病人今天和昨天相比根本没有什么肉眼可见的变化，即使病人明天的饮食和今天的毫无不同，那也要每天问上几句，让阿姨拍几张照片或者打几分钟的视频电话；如果家属“不宝贝”病人，就需要阿姨们反过来催促他们：太久没有送过水果、奶粉，或者作为必需品的尿不湿、纸巾即将用完。在胖阿姨的回忆里，这一家人曾经很“宝贝”43床的，不然也不会花大价钱去外院给他看病，但是后来就变了。

“久病床前无孝子嘛。”我故作深沉地说。

“那是的呦，老人太长寿了不好呐，都是后辈的寿命换的。”她又说起，43床回来后的7年多时间里，儿子和女儿都先后离世，之后儿媳和女婿也走了，现在轮到孙辈们在支付他的住院费用了。

“没有的事，都是您照顾得好，老人家才长寿呢。”我怕又被胖阿姨拉住长谈，赶紧结束了对话。

病人们是护工阿姨的“衣食父母”，阿姨们拿的算是“计件工资”：照顾一个病人，每天的报酬是100元，多劳多得。以往一个老人去世，新的老人会很快入院填补上，今年因为疫情，护理院进行封闭管理，不再收新的病人。护工阿姨们就陷入了手头上的病人“死一个少一个”的窘境。

比起其他阿姨们，胖阿姨负责的病人还算安稳。不知道是她平时就把病人们照顾得好，还是这些病人的求生欲望格外强。他们反复发热、咳嗽，但每次只用了一些基础的药物之后，竟又慢慢平稳了。细菌好像也明白，弄死了这个宿主自己也难逃陪葬的命运，总是折腾三两个礼拜就罢手了，仿佛只是来刷一波存在感。

在这里，对于病人的离世，没有家属会抱怨，更不会细究到底是护工还是护士或者是医生的责任，导致了老人的死亡。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家属出不了小区，有一个死去的老人便直接从护理院被送去了火葬场——不知道后续家属与火葬场如何联系了——一切都那么水到渠成。护理院在大上海的角落里自顾地涌动，像是湍急河水里的一处慢流。

病人越来越少，护工阿姨们显得有些无聊了，忙完手头几个老人的一日三餐、翻身擦洗、喂水喂药等活计，她们就坐在床边或者走廊上刷着手机短视频。如果没有疫情，她们本可以让别的阿姨帮忙照顾一下床位上的病人，自己短暂地休几天假，回老家看一看。但是现在不可以，哪怕只照顾寥寥四五个病人，她们也只能困囿于这小小的护理院之中。

“还回家哩，我都一两年没出过这里的大门了！”胖阿姨挂断了和女儿的视频电话，想了想，说，“上次家去（回家）有好几年了，还是2018年哩。”

她希望女儿也能去医院做护工，但是女儿并不愿意：“（嫌）我们这儿钱少，说大医院钱多。”

“大医院做护工多少钱啊？”我调侃地问。

“大医院，我听说300（元）一天哩。”

那确实很多。照顾一个病人，300元/天，即使是大医院的护工，也少有一对一的，基本上都是一个护工同时照顾4到5个病人，倘若护工人手不足，价码更高。遇上病人治疗顺利或者家属出手阔绰，还会额外给护工一些报酬。做护工吃住都在医院，一年到头穿统一的制服，开销基本为0，日薪高达1000到2000元。粗略算了一算，我忍不住感慨：“比大部分打工人都高得多了。”

“那肯定还是没有你们医生高的。”胖阿姨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笑容里有一丝藏不住的骄傲。

“我工资可比您差远了。”即便按照每人每天100元的护工收费标准算，胖阿姨的日薪也有900元，确实比拿着几千块月薪的我高得多。

“你刚工作么，以后会越来越好的。”胖阿姨又笑，忽然话锋一转，“医生，能帮我看看我的体检报告么？”

我接过那薄薄的报告书，觉得这个文件夹似乎在办公桌上见到过，便试探性地问：“你不是前几天找黄医生还是谁看过了？”

“我让王老师看是看过了……这不是想着您是研究生，水平高一点，想让您再帮忙看看有没有别的问题么……”胖阿姨有些尴尬，黑黄的面孔微微泛红。

护工阿姨们不算社区医院的职工，隶属于第三方的劳务公司，所做的体检项目只有简单的基础项，两眼便看完了。在有限的指标中，胖阿姨的几项血脂都偏高，数字后面伴随着向上指着的箭头。

“就血脂高点，王医生也这么说的。其他的都没有问题吧？”她问。

其他的项目并没有检查，我委婉地表示不能保证没有问题。她便紧张地问：“那我要不要自己去做个大一点的体检？”

看多了终日躺在床上的病人，护工阿姨们的健康意识非常强。她们常常忧虑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这样失去意识躺在床上任人摆弄，转念又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财力买来这样细致的照料——既然没有钱，大概是吊不了这么长久的命的，于是便又放下心来。不过若有个疼痒的不适，忧虑就会再次袭来，她们抓住每一个医生反复询问，比对不同人的解释，试图找出最优解。

全面的体检项目要花费几千元，还要请半天假去大医院，胖阿姨犹豫再三，决定先减减肥，让血脂指标恢复正常再说。

我想起疫情之前因为身体不适请假回老家的一位护工阿姨，随口问了一句她什么时候回来，替换她的阿姨做起事情来不够麻利。

“你说的是夏阿姨啊？她不来了。当时说身体不舒服，回家一查是血癌（大概是指白血病，或是血液系统的疾病）。”胖阿姨捏着自己的体检报告，盯着上面认不太全的字，语气有点沉闷。

我想起夏阿姨走的那天，还是来办公室叫我帮忙打出租车。因为镇子偏远，我还问她要不要送她到最近的地铁站再转地铁去火车站。当时夏阿姨说不用，要直接打车去火车站，贵就贵一点。她拖着两个行李箱和几个包裹，几个我分不清楚谁是谁的阿姨们送她到了护理院的门口。

“来这么多年，净窝在这乡下了，还没看过上海的高楼有多高呢！”夏阿姨上车的时候，伸手拉开了驾驶室的门，她自己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想来那个时候，她就已经知道些自己的病情了吧。我说：“那怎么不就在上海治病呢？别人都生了病往上海跑，她怎么还回老家？”

“在上海看病要多少钱哩！我们又没得医保。”胖阿姨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答，反而显得我的问题幼稚极了。

沉默了一会儿，我开口问道：“夏阿姨，叫什么名字？”

“夏红琴，红颜色的红，弹琴的琴。”胖阿姨不假思索地说，不知道她是不是会写这几个字。

我默念了两遍这个名字，却始终没有在脑海中拼凑起夏阿姨的脸来。

（文中地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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