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郊区,与衰老和死亡作伴的人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by 李清新, at 21 October 2022, tags : 阿姨 病人 护工 点击纠错 点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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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一般独立照顾七八个病人,病人反正天天就那样躺着,没有变坏,也不可能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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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爆炸2022 | 入围作品

霞西镇算是上海的神经末端了,巨大的地铁网络如密布城市的血管,其中一条血管上的两个点滋养着镇中的两块土地。

像霞西镇这样的郊区,发展总是要比市区滞后许多,所以镇子既有大城市千篇一律的规整,也还保留着村镇自由生长的痕迹。出了地铁往镇子的边缘走,就能从城市逐渐走进乡村——当然是经过整饬后焕然一新的新农村,整洁的街道和花木扶疏的绿化带,不逊色城市的任何一处角落,只有老旧的房舍来不及重建,堪堪重刷了外墙,勉强装点门面,像是为了同后辈们合影匆匆换上自己最体面服装的老人家,拘谨里夹带着三分不合时宜。

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这样的一位老人家——严谨点说,应该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分中心”。因为“总院”新落成不久,和马路对面新建的住宅小区一样,带着浓烈的摩登城市气味。那里的楼宇和设备都是新的,连在内工作的人好像也更有活力一些。但是“分中心”这里就全然没有那样的场景,没有门诊,也不怎么接待外人,连看门的保安都在打瞌睡——除了上下班时给几个医生护士开下门,他的睡眠几乎不受任何人打扰。

从前的社区医院只看门诊,后来为方便片区居民,就开设了住院部。然而这里的住院部和大型医院的住院部相比,只是顶了个相同的名号,职能全然不是一回事:大医院的患者来住院,是为了治疗康复后出院回家,继续正常的生活;而病人若进了社区医院的住院部,则是漫无尽头的住院时光,大多数时候,直至走到生命尽头,才会再次跨出它老旧的大门。

所以,在本院职工口中,这个住院部有个更贴切的名字——“护理院”。

既然是护理院,那么最重要的岗位之一,自然是护工阿姨。

胖阿姨是护理院里众多阿姨中的一员。她其实算不上胖,作为一名中老年女性,她和许多同龄的农村女性一样,有着稍显膨隆的肚子和略微浮肿的脸庞,因此即使四肢纤细,也会给人留下“胖”的第一印象。而余下的十几位女护工们又实在太精瘦了些,靠她们衬托,让胖阿姨“胖”到了鹤立鸡群的程度,于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胖阿姨就失去了姓名。

不过,其他阿姨们在医生和护士面前也没有名字,她们是小红小丽,或者是小周小陈。我想这些称呼,主要取决于每个护工的姓氏和同事们的有没有重合,胖阿姨大概也是姓周或者是陈的,只是因为小周、小陈被旁人占去了;或者她先成了胖阿姨,就可以把小周、小陈让给其他人。

我很抱歉没有记住胖阿姨的名字,她有时候会在工作服的上臂位置别着胸牌——照片职位都是空的,只有姓名一栏是她自己歪歪扭扭的手写字——我看过几次,也没记住。刚工作那会儿,为了表现得礼貌一些,我试图叫她“某(她的姓氏)阿姨”,但叫了许多次也没人应和,或者是另外一个护工阿姨答应了,再扯着嗓子帮我叫:“36床是谁的?36床的阿姨呢?”

胖阿姨远远应了一声,帮我叫人的阿姨就会说:“哦,原来是胖阿姨你的(床位)啊?我听医生叫了半天,还以为是新来的额。”

当然,用床位号来称呼一位护工阿姨是更加方便的选择,连小周、小陈都不用记。作为医生,我知道哪些病人归我负责就好,病人当然也可以用床位号来代替——尽管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叫他们的名字显得更温暖,但是哪有床号来得方便呢?

“36床,医生你可晓得?36床这个老嫲嫲,昨天晚上要自杀哩!”胖阿姨匆匆跑过来,耸起肩膀用衣服揩了一把脸上的汗。之前她喜欢直接撩起衣服的下摆擦脸,被我笑过一次太不雅,就改成了用衣袖擦。

自杀?!我悚然一惊。在这个住着百来号人的小小护理院里,每天需要处理的事情并不多,一位病人的自杀未遂,无疑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情。

我赶紧越过胖阿姨,径直走向病床前,老太太安稳地朝左侧卧着,正沉沉地睡着。她是个右侧乳腺癌的病人,原发癌肿已经重度溃烂了,所以只能朝左边侧躺,即便左边的臀腿已经出现压疮,也不能更换姿势。

我扭头瞥了一眼,老太太床头的杂物都被清理干净了,堆在了床下的两个塑料盆里。胖阿姨跟在我身后气呼呼地走进病房:“你看她现在睡得像死人一样,昨天晚上折腾了一夜不睡觉呢!”

胖阿姨说得不全准确。病人确实睡着了,但睡得并不安稳,她的呼吸很急,一口气没有完全吐出来又赶忙吸进去,吸得太短促,短到完全不够支撑完成这一呼吸的动作似的。

“氧气呢?怎么没有吸氧了?”见到病人好端端躺着,我悬着的心算是落回了胸腔。

“还氧气呢!你都不知道这个老嫲嫲昨晚干了什么好事!”

在胖阿姨的描述里,最早出现的自杀端倪是在昨天傍晚,36床的老太太用2张湿纸巾盖住口鼻,试图让自己窒息。但是这样的行为不会被谁当作“自杀”,胖阿姨只当是她又在乱丢纸巾了。36床常把纸巾丢在枕头下、被窝里,像是私藏什么宝贝一样。因为湿纸巾会弄湿床铺,胖阿姨会用大嗓门像训斥小孩子一样大声呵斥她。

“聋啊,不说大点声音她听不见。”胖阿姨如此解释,虽然她对着医生讲话也是极高分贝。她说,到了凌晨,36床采取了第二次行动。这次她直接将纸巾塞进了嘴里,为了快点死亡,她还用上了吸氧管——这条是为她供氧、使她顺畅呼吸的塑料管,被她缠绕在自己的脖颈上,用来勒死自己。

这也是胖阿姨没有继续给老太太吸氧的直接原因——为了不给她“自杀”的道具:“你说这个老嫲嫲,是不是没事找事?她子女那么孝顺,你们医生护士对她那么好,她还成天要死要活的,不是叫大家都没得脸么!”

胖阿姨所谓的“对病人好”,主要是指我们每天给36床腐烂的伤口清洗、换药。每次拿掉最外层的隔尿垫,就能看到伤口深处渗出的脓液已经将纱布染成灰绿色,随着纱布一层层揭开,原本弥漫着花露水气味的房间很快就会充满腐臭味。最内层的纱布总是紧贴着腐肉,即使用凡士林纱布隔开也无济于事。蚊蝇从窗户缝里钻进来,趁我们转身夹取消毒棉球或者丢纱布、胶带的空隙落下来,在发烂发臭的胸口短暂地栖息一下,似乎那几秒钟能给它们莫大的慰藉。

胖阿姨不喜欢36床的病人,萦绕在她身边的浓重腐臭味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36床刚刚住院时胸口只有拳头大小的溃疡,还可以坐在凳子上,那时候胖阿姨是很喜欢这个老太太的——哪个护工阿姨会不喜欢一个能完全自理的病人呢?可后来每次提起36床刚来护理院时的病情,胖阿姨总要抱怨一通:“老嫲嫲太作,早些做了手术,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而每次我也都要跟她强调,可能病人当时就已经是肿瘤晚期,失去了手术机会。

随着肿瘤细胞的扩散,36床逐渐不能下床,不能自己穿衣、吃饭,连大小便都需要胖阿姨的帮忙。她总是叫疼,每次胖阿姨稍微碰一碰她,便不停地呻吟。可是不碰她怎么行呢?胖阿姨每天都要给她擦拭身体,换干净的衣服、尿布,要给她喂饭喂水……胖阿姨说自己的手像是有刺,一挨着老太太,她就能叫唤个不停。

“我想碰她啊?她这个烂肉,谁闻着不反胃?也就苍蝇蚊子喜欢。我喷这么多花露水都盖不住她这个肉臭味,一开窗户蚊虫都往房里飞!赶都赶不赢!要不怎么说你们医生对她好呢,天天给她换药,就是亲女儿也没这么孝顺的。”胖阿姨念叨了许久,从抱怨自己的辛苦又转到夸赞起医生来。我叫她不要总当着病人的面说臭不臭的话,她不以为然:“她聋呢,听不见,听得见就好咯!”

我似乎看见36床的眉眼微微耸动了下,不知道是在忍受疼痛还是在假寐,但我知道她的神志一向清楚,便示意胖阿姨噤声,有什么事等查房的时候再说。

走到办公室门口,听着里面叽叽喳喳一团,同事们大约也是在聊36床自杀的事情。医生、护士、药房、化验室……听起来,似乎这天上班的人,都凑在了一起闲谈。我隔着门听了两句,觉得莫名烦躁,转身去了空无一人的操作间。

这里大多数时候都是护士的专用场地,存放着各种药水、针管,一些柜子上挂着锁,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和我关系最密切的可能就是停在角落的抢救车了,不过来这所医院以后,我从未抢救过谁。

抢救车里的药品很少,我打开一格一格的小抽屉,慢慢查看,回想上一次用这些药品时候的场景。

我曾经在一家大型三甲医院工作过几年,算是见过一些生老病死。那里的病人住不长久,好转了就得出院,好不了的毛病,就等加重了再回来,所以就会有反复就诊的“老病人”。

老病人会有一些优待,比如弄到主治医生的私人电话。医生和老师一样,倘若公开了私人联系方式,就可能面临无止境的打扰,所以他们一般只会留下电子邮箱或者座机号码。但是一个病人跟你这儿看病久了,跟你要手机号,就不太好意思拒绝,况且他们心里有数,也不会无事骚扰。我在呼吸科的时候也曾有这样一个老病人,是个肺癌晚期的患者。他最后一次住院的床位是10号,便称他为10床吧。

当时10床的儿子打来电话,说他父亲这两天咳嗽又有加重的迹象,还咳了两口痰,里面带血丝,询问近期有没有床位可以住院。我们叫病人立刻住院,那边还有些犹豫,说想处理一些事情,等过完周末再入院。

但是老病人的好处也在这里,他们对医生百分百信任,依从性极好,你叫他来住院,他不会怀疑你是想赚他钱。上午11点打来的电话,下午2点钟,10床和他的儿子就来医院了。午休时间刚过,几个同事都有点昏沉,机械地做着手头的文书工作,按着常规准备收一个病人。

谁也没料到10床来得那么声势浩大。他的儿子跟我们说,他爸上了电梯,轻咳了一声,像是有痰却咳不出的声响。电梯里人挤着人,他也是压低了嗓子,可没想到下一秒,就咯出一大口鲜血。很多人对疾病没有清晰的认识,但都会对血有天生的畏惧,于是拥挤的电梯一下子就炸开了锅,原本挨挨挤挤的人群,硬是给10床周边空出了一圈小小的缝隙。

10床咳一声咯一口血,从2楼到12楼。电梯门开的瞬间,人没来得及出来,先喷出了一摊血。昏昏欲睡的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骚乱拉回了魂儿,默契地投入紧张的抢救。吸痰的吸氧的,从轮椅到推床,叫来各科的紧急会诊,插管补液。

除了10床本人,周遭都在高速运转着,只有他慢慢丧失了意识,心电监护仪上机械的数字显示他的心率、血压、脉氧持续低走,气管插管后仍有大量鲜血从管子里溢出来。这时他已经停止了咳嗽——事实上他连自主呼吸也没有了,床边气管镜下去只能看见一片红,那是血栓堵住了左侧支气管。升压药和止血药反复打进血管,医护之间除了报药名,没有多余的交流,轮替着进行胸外按压。

10床仍然没有恢复呼吸,渐渐地,连心跳也不能维持,心电图成了一条直线。我们的魂儿像是忽然被放回了自己的身体,看了眼时间,15:30。家属接受了死亡告知,放弃尸体解剖。

“就差一点点,我爸就睡上床了……”10床的儿子哽咽着说。

我们才想起来,这个病人还没有办完入院手续,这1个多小时的手忙脚乱,都是在医院走廊的一张推床上进行的。没有入院,没有告病危,没有签一个字,所有的用药、抢救都只有口头医嘱,甚至来的会诊医师都不是通过系统叫来的,而是呼吸科医生凭私交一通电话搬来的熟人。10床是我分管的床位,这个时候,纵使再不合时宜,我也得把该补的文书材料都补齐。

于是我硬着头皮,朝10床的儿子说:“那个……你能不能先下去办一下入院手续?还有这边一些的同意书需要你签字……”

“应该的应该的。”他抹了一把脸,哆嗦着手开始签字。走廊上,护工开始清理血迹,旁的病人在门边看着,不知道是国人看热闹的传统,还是物伤其类,隐约有克制的呜咽声,不知道是谁。

10床的病人到底没有睡上10床。消毒后的床铺上,塑料床袋都没有来得及掀开,他的一应物品也没来得及放进对应的柜子里。

回到办公室后,没有人说话,大家都在默默擦拭自己手上、腿上、脚面上沾上的血迹。10床的儿子办好了手续敲门进来,朝我们深鞠一躬:“谢谢你们。”他开口前的吸气声很重,每一个字也都咬得很重。

现在再也没有那样惊心动魄的抢救了。

以前我从未思考过,那些在大医院里抢救回来的高龄老人们,他们出院以后去了哪里呢?他们带着胃管、尿管,在所谓的“生命体征平稳”之后,要如何继续生活呢?子女们在他们住院期间已经分身乏术、照顾不周,需要医院的护工们帮手,指望他们恢复到生活能够自理,简直是痴人说梦。

直到我来到了这所护理医院,才明白了那些我成功抢救下来的病人,如今可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这座小小的护理院,将是这些病人此生的最后一站——如果殡仪馆不来争抢的话。

我每天查房的房间里,躺着4个女性病人。除了神志清醒的36床,其余3个已经都失去了意识。她们都太老了,80岁,90岁,100岁……年纪在这里已经失去了意义,病例上记载着的是他们来时的岁数,再加上他们住院的年头,才是他们真实的年纪。

没有人真的在意这里病人们的具体年龄,因为他们看起来都差不多的老。他们年轻时住院的时候,也许还会嫌隔壁床比自己小10岁的人太幼稚,现在他们躺在一起,对外人来说没有区别。

年龄总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模糊自己的界限。他们露在被单外的脸,不过是在颅骨上绷了一张布满老年斑的面皮,牙齿也不齐全了,头发稀少雪白,眼窝深陷,倘若没有睁眼,你甚至不能确定那其中是不是还能盛得下一颗眼珠。

他们衰老得已经失去了性别特征,不光是无法通过面容分辨,即使掀开被子,也很难看出究竟是男是女。被子下面最刺目的当数赤裸的双腿了,只有少数人的腿能够笔直地伸展着,大部分人的腿就像两根离开树干太久、干枯的枝桠一样,交叠出奇怪的形状——那是长期维持不当的姿势所导致的,根本不能强行将其掰成正常的形状,仿佛生来即是如此。他们的臀部,因为大小便失禁而包裹着雪白的尿不湿。再往上,是一件为了方便护工替他们擦拭身体而反着穿的病号服,衣服完整的背面用来覆盖住他们的胸腹部,纽扣散开在身体两侧。宽大的上衣勾勒不出女性下垂的乳房,偶尔能看出消瘦患者极度凹陷的腹部,像一艘破旧渔船的船腹,勉强装得下一个想要渡去彼岸的灵魂。

“老样子,没得事情。”查房的时候,阿姨们常对我说这样的话,手里不停地忙活着自己的事情,给病人翻身、拍背,擦身、喂水。她们一般独立照顾七八个病人,病人反正天天就那样躺着,没有变坏,也不可能变得更好。

胖阿姨手里端着一碗满满当当的茶水样的液体:“车前子的叶子煮的水,我们煮了一大锅,夏天喝了好的。”她用50ml的大针管抽了满满一管的液体,慢慢地朝着一个病人的胃管里打了10ml,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病人。3个简单的流水线操作结束后,就轮到了难度较大的36床。

先把病床摇高,再用干净的隔尿垫兜住病人的脖颈,哄小孩一样哄着哼哼唧唧的病人喝一口水。36床倔强地紧闭着眼睛,好不容易喂进去的一口水也不愿乖乖咽下,顺着侧歪的嘴角,一点点流下来,洇湿了胖阿姨未雨绸缪铺好的尿垫。尿垫真是极好用的东西,干净,不必清洗,还很便宜。

“这个老嫲嫲不肯吃东西了,水也不肯喝。除了吗啡(镇痛用),其他药也都不肯吃了。”胖阿姨叹了一口气,她说和36床的家属沟通过了,病人这样不配合,哪怕她有心照顾,也做不到更好了。

喂完了36床,胖阿姨又转回到了第一个病人床边,推动注射器喂下第二“口”10ml,然后是下两个病人。一针筒的液体分5口喂完,如果是半流质——正餐里的菜、饭和汤放在破壁机里打出来的灰褐色的糨糊——则需要次数更多一些。胃管进食不能太快,否则病人会呛咳或者呕吐。不过这难不倒经验丰富的胖阿姨,每个病人喂一口,一个房间里的病人轮流着喂下来,时间正好。然后换到下一个房间,对另一拨病人再做一遍相同的流程。

“能不能给这个老嫲嫲也插根胃管?再这么不吃不喝……”胖阿姨拉住我,声音压得低低的,而后干脆噤声摇头,意思是恐怕病人撑不了多久。

插管是护理院里许多护工阿姨极乐于促成的事情。上面插根胃管,下面插根尿管,这样的病人照顾起来就非常方便:一日三餐都打成糊,不用管病人喜不喜欢、想不想吃,从胃管里直接推进去就行;喂水也方便,医生让喂多少就从胃管里打进去多少,能精确到喂了多少毫升;喂药更省心,不必再盯着病人、担心他们偷偷吐掉,通通碾成粉末和在碎成糨糊的饭菜里;插上了尿管,就不用天天再替病人换尿不湿,只需要每周换一根新尿管——而那是医生的事情。

阿姨们照顾这样一个插管病人,就和照顾走廊上她们养的花花草草一样,土干了就浇些水,盆脏了就擦一擦,不需要反馈,也不期待互动,一盆花死掉了,自然会有新的花把空置的盆填满。

不过胖阿姨并不热衷于给尚能自主吞咽、排便的病人插管,反而病人每次新插一根管,她都会用那种过来人的惆怅的语调说:“这管子一插,又是要到死才能拔下来了哦……”

这个时候,36床的老太太忽然就不聋了,她有气无力地嗫嚅着说:“我不要插管。”

“那你要吃饭,你不吃饭,我就叫医生给你插管。”胖阿姨趁机端起车前草煎的水,给她喂了一小口。

我一时分不清胖阿姨是真心想叫我给36床插管,还是只想恐吓一下这个老太太,就像一个母亲恐吓年幼的孩子说,不睡觉就会被大灰狼抓走。

护理院的前身是一家乡卫生所,听老资格的同事说,2000年之前这里就被改造成了护理院,就像这里的病人们不必区分年纪、胖阿姨无需考证的工龄一样,也没有什么人在意这里的历史。过去二十余年里,护理院被翻新过两次,我来之后,即将迎来第三次全面装修。胖阿姨总说,现在条件好多了,以前的环境是如何糟糕。

更早一批的护工阿姨们已经离开了,胖阿姨算是现在这一群护工里的“老资格”。早年的病人年轻一些,年轻到可以支起个小桌子打长牌。不过病人有活力就不好“伺候”,胖阿姨说他们“刁钻”。而病人“刁钻”,护工阿姨们就格外团结。病人们抱团挤兑阿姨,阿姨们则互相作证,向医护证明彼此都做好了本职工作。等那些老头老太太们从坐着变成躺着,从牙尖嘴利变得沉睡不醒,护工阿姨们的精气神好像也在日复一日的枯燥护理照料中磨尽了。

家政公司在护理院常驻的领导也老了,常常说等自己老了也要住在这里,和阿姨们一起。护工阿姨们便陪笑,却从不正面应和说“好”。

“住这里要钱的哩!光是护工费一个月就要3000块,还要吃饭哩,还要买尿不湿,还有床位费、吃药……”胖阿姨掰着手指头跟我算,边算边摇头,“我们哪住得起哟?她(领导)想住就自己住吧。”

“钱”是一个不太能绕过去的话题。虽然说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贵,死神都会准时来临,但有钱的话,似乎能在临终前的那段时间活得更体面一些。

我从医后送走的第一个病人就是个有钱人,如果别的病人可以用床位号取代名字,那她则需要用楼层——那时医院的22楼整整一层都是特需病房,各个科室的VIP病人都可以住进去,而各科医生护士则需要专门跑去22楼对其进行诊疗。在医院等电梯很误时,就像等一辆随心所欲的公交车,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它经过时会不会停,更不知道它停下来以后你能不能挤上去。

电梯门打开,22楼装修得不像医院:走廊里的地板和墙面是木制的,灯光是温暖的橘色,所有的绿植都栽在灰白色的陶盆里——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很多植物都养在塑料饭盒中。这一层的房间内只有一张病房,余下的空间则是沙发茶几,还有电视。

我第一次上22楼时觉得很震撼,就觉得“有钱真好”。但22楼毕竟不是我们习惯的病区,有时候我们忙忘了,会好几天不上楼,这个时候VIP病人的家属就会找过来,提醒我们该去看一眼。

22楼的病人是个瘦削的老太太,第一次见她,是她的腹腔引流管堵了,要上去帮忙冲管。她躺在摇高的病床上,电视机在放一档本地的访谈类节目,又尴尬又吵。她的儿子看见我,很是客气,满口“麻烦您了”。

老太太状态已经很差了,皮肤巩膜都泛黄,腹围有她身子两倍粗。我想起来朋友曾经形容我的话——“一个麻团插了两根筷子”,拿去形容这个老太太更贴切些——她除了一肚子积液,浑身上下都是骨头。

我给她冲好管子,起身捶了捶腰。我平时腰就酸疼,倒不是因为这一会儿工夫累到,但老人家很快转过来,满是歉意地冲我说:“辛苦了,老是麻烦你们。早点死了就好了。”

我害怕这样的论调,因为在这样的话后面我说什么都很苍白。我只能说:你不要多想、好好休息、好好吃饭。

每隔几天,总有人会想到这个老太太,彼此问的是:“你今天去看过22楼的吗?”在特需病房,我们科就只有这一个病人,于是“22楼”就成了我们医生之间一个约定俗成的代号。因为总等不到电梯,谁有空儿,就吭哧吭哧爬楼梯上去,也做不了什么,去露个面,大概也算是在表个心意:我们还记得你。

某天,我们忽然就接到22楼护士打来的电话,说老太太不行了,要抢救。其实也没什么好抢救的,因为她住院的时候已经全放弃了,不止“有创(指心外按压、气管插管等会造成创伤的抢救措施)”,连药物抢救也不要。所以,护士其实是通知我们去拉一张没有丝毫起伏的心电图,宣告一下死亡。

上去以后,22楼已经走了。接上电极,她干瘪的四肢和胸部皮肤都冷冰冰的,很干燥,毫无生气。

很小的时候奶奶告诉我,从前人是有尾巴的,人年轻的时候,尾巴也是年轻的,“朝天翘着”。我没见过人的尾巴,只能想象得意的狗的样子——乡下的土狗,尾巴上的短毛熨帖地贴着骨头,细细长长一根,弯弯地指向天,指向自己的脊背。但奶奶又说,一旦年老或者生病,人的尾巴就会变得焦黄,预示着大限将至,命不久矣,所以看到一个尾巴失去神采的人,所有人都报以同情,他自己也会陷入巨大的悲伤和恐慌中去。人们害怕直面死亡的逼近,最后就忍痛切掉尾巴,从此不再过提心吊胆的日子。没了尾巴之后,即使死亡明天就来,人也能在今天活得没心没肺。

但我觉得,22楼肯定在死之前看到了自己的尾巴。衰老和疾病,就是一个不断靠近死亡的过程,即使切掉尾巴,也不会改变这个事实,就像坏掉的钟表不能停止时间。

一个人的时间定格了,其他人依旧还按部就班地朝前走。这个护理院已经送走了很多老人,而今依旧住满了老人,外面还有许多老人等着住进来。

这些年去去来来的也不光是老人,也有护工、护士,还有和像我一样年轻的医生将老去退休的医生们替换下去。大家都习以为常,只有胖阿姨试图去“忆往昔”。她爱念叨许多已经去世的病人,比方我查房到一个高血压的病人,她就要联想到住在同一张床上的“前任”。

比如医生问:“20床的血压怎么样?”

胖阿姨就像是一个思维散漫的精神科病人,配上她难懂的苏北口音,语句破碎,突然蹦出来许多话:“20床的血压好得很——从前住在这张床位上的老爷叔,不肯好好吃药,血压老是高,一量高到200多,满脸红光……”

医生听不明白胖阿姨全部的话,只能捕捉到“不好好吃药”、“血压高到200”等关键信息,急忙测血压、查看医嘱。等一套忙完,胖阿姨才后知后觉地强调:“不是他,是原来的20床哩。现在的20床好得很。我说原来的20床,也是个高血压的,已经走了好多年了……”

“走了好多年你还提他干嘛?管好你现在的病人!”医生没好气地说。

既然不被允许讲已故的病人,胖阿姨就只能讲讲她负责过的住院时间最长的病人了。第一次听她介绍的时候,我饶有兴致地听了10多分钟,在同事们已经去查下一个病房后,我仍旧在听胖阿姨讲故事。

那是一个已经在护理院住了将近10年的老人,脑梗、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一切和衰老相关的疾病在他身上都集全了。胖阿姨入职护理院后不久,这个病人便也来了。医生护士尚有岗位调动,只有这位躺在43床的病人长久地陪伴着胖阿姨。

“43床,43床的命可是我救回来的哩。”胖阿姨在讲解完那个病人的一般情况后,难得降慢了语速,略有神秘地说,“43床当年差一点就死了啊,家属都放弃了,所有人都放弃了,只有我不甘心呢!”

在胖阿姨的故事中,43床在7年前出过一次护理院,因为腹胀腹痛(那时43床神志还清醒,知道痛)去了某外科医院治疗。在专科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病人情况却越来越糟糕,于是外院的专家委婉地劝家属放弃。

“就回来了呀,带着寿衣回来的哩!”胖阿姨绘声绘色地讲述着。现在43床已经毫无意识了,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充当除我之外的唯一听众。

“外科医院的医生说是肠梗阻,怎么可能是肠梗阻呢?他每天都有大便的,当时就两天没解大便,我就说不可能是肠梗阻啊。可是没人听我的。我自己的病人,再没人比我更清楚的了!”胖阿姨说到了关键之处,激动得眉飞色舞,“人就不是肠梗阻,他们(外院的医生们)当肠梗阻治了一个多月,所以越治越重哩!”

确诊肠梗阻当然不会只凭大便的情况,专科医院也不像设备简陋的护理院,一个多月的住院时间肯定把相应的检查都完善了,应该不会存在如此漫长的“误诊”。不过胖阿姨说得飞快,根本没有给我插话的间隙,我便也不去试图纠正她了。

“送回来不就等死了么。我们这里又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了。我左思右想就不服气,我说他就不可能是肠梗阻哩,我照顾了他好几年,他一出气我就知道他哪里不好了。依我看,他就是肺不好,是个内科的毛病。我就打电话给他家属,劝他们去内科的医院试一试。”胖阿姨顿了顿,像是吊人胃口的说书人,“结果你猜怎么着?”

前面胖阿姨说“外科医院”,我还能联想到几所以手术为主的专科医院,等“内科医院”几个字从她嘴里冒出来,我便觉得这个故事她杜撰的部分过多了。但出于礼貌,我还是配合地问了句:“怎么了呢?”

“就好了呀!内科的医院一看,根本不是什么肠梗阻,就是重症肺炎。又挂了半个月的水就好了呀!”

同事见我久未跟过去,又调转回来这个病房,解救了正听着胖阿姨喋喋不休的我。

“你要是想听,可有得听了。她要颠来倒去说个不停的。”同事说。

“43床当时是肠梗阻吗?”我好奇地问。

“这我哪记得?病史上都有的。”同事抽出几本病历夹递给我,快步走入下一间病房。

7年前护理院还没有启用无纸化办公,病史即便保存着,大概也尘封在病案室的某个角落里吧。等我查完房路过43床门口时,胖阿姨似乎在那里等着我,还想续上之前被打断的话题:“要不怎么说,43床的命是我救回来的哩!”

只有胖阿姨记得43床那次是带着寿衣回来的,不过病人家属好像并不是很感激她,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现在没有人来问她病人的情况了。在这所小小护理院中,所有家属与病人的关系都逃不过护工阿姨们的眼睛——如果家属“宝贝”病人,总会追着她们问病情,即使病人今天和昨天相比根本没有什么肉眼可见的变化,即使病人明天的饮食和今天的毫无不同,那也要每天问上几句,让阿姨拍几张照片或者打几分钟的视频电话;如果家属“不宝贝”病人,就需要阿姨们反过来催促他们:太久没有送过水果、奶粉,或者作为必需品的尿不湿、纸巾即将用完。在胖阿姨的回忆里,这一家人曾经很“宝贝”43床的,不然也不会花大价钱去外院给他看病,但是后来就变了。

“久病床前无孝子嘛。”我故作深沉地说。

“那是的呦,老人太长寿了不好呐,都是后辈的寿命换的。”她又说起,43床回来后的7年多时间里,儿子和女儿都先后离世,之后儿媳和女婿也走了,现在轮到孙辈们在支付他的住院费用了。

“没有的事,都是您照顾得好,老人家才长寿呢。”我怕又被胖阿姨拉住长谈,赶紧结束了对话。

病人们是护工阿姨的“衣食父母”,阿姨们拿的算是“计件工资”:照顾一个病人,每天的报酬是100元,多劳多得。以往一个老人去世,新的老人会很快入院填补上,今年因为疫情,护理院进行封闭管理,不再收新的病人。护工阿姨们就陷入了手头上的病人“死一个少一个”的窘境。

比起其他阿姨们,胖阿姨负责的病人还算安稳。不知道是她平时就把病人们照顾得好,还是这些病人的求生欲望格外强。他们反复发热、咳嗽,但每次只用了一些基础的药物之后,竟又慢慢平稳了。细菌好像也明白,弄死了这个宿主自己也难逃陪葬的命运,总是折腾三两个礼拜就罢手了,仿佛只是来刷一波存在感。

在这里,对于病人的离世,没有家属会抱怨,更不会细究到底是护工还是护士或者是医生的责任,导致了老人的死亡。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家属出不了小区,有一个死去的老人便直接从护理院被送去了火葬场——不知道后续家属与火葬场如何联系了——一切都那么水到渠成。护理院在大上海的角落里自顾地涌动,像是湍急河水里的一处慢流。

病人越来越少,护工阿姨们显得有些无聊了,忙完手头几个老人的一日三餐、翻身擦洗、喂水喂药等活计,她们就坐在床边或者走廊上刷着手机短视频。如果没有疫情,她们本可以让别的阿姨帮忙照顾一下床位上的病人,自己短暂地休几天假,回老家看一看。但是现在不可以,哪怕只照顾寥寥四五个病人,她们也只能困囿于这小小的护理院之中。

“还回家哩,我都一两年没出过这里的大门了!”胖阿姨挂断了和女儿的视频电话,想了想,说,“上次家去(回家)有好几年了,还是2018年哩。”

她希望女儿也能去医院做护工,但是女儿并不愿意:“(嫌)我们这儿钱少,说大医院钱多。”

“大医院做护工多少钱啊?”我调侃地问。

“大医院,我听说300(元)一天哩。”

那确实很多。照顾一个病人,300元/天,即使是大医院的护工,也少有一对一的,基本上都是一个护工同时照顾4到5个病人,倘若护工人手不足,价码更高。遇上病人治疗顺利或者家属出手阔绰,还会额外给护工一些报酬。做护工吃住都在医院,一年到头穿统一的制服,开销基本为0,日薪高达1000到2000元。粗略算了一算,我忍不住感慨:“比大部分打工人都高得多了。”

“那肯定还是没有你们医生高的。”胖阿姨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笑容里有一丝藏不住的骄傲。

“我工资可比您差远了。”即便按照每人每天100元的护工收费标准算,胖阿姨的日薪也有900元,确实比拿着几千块月薪的我高得多。

“你刚工作么,以后会越来越好的。”胖阿姨又笑,忽然话锋一转,“医生,能帮我看看我的体检报告么?”

我接过那薄薄的报告书,觉得这个文件夹似乎在办公桌上见到过,便试探性地问:“你不是前几天找黄医生还是谁看过了?”

“我让王老师看是看过了……这不是想着您是研究生,水平高一点,想让您再帮忙看看有没有别的问题么……”胖阿姨有些尴尬,黑黄的面孔微微泛红。

护工阿姨们不算社区医院的职工,隶属于第三方的劳务公司,所做的体检项目只有简单的基础项,两眼便看完了。在有限的指标中,胖阿姨的几项血脂都偏高,数字后面伴随着向上指着的箭头。

“就血脂高点,王医生也这么说的。其他的都没有问题吧?”她问。

其他的项目并没有检查,我委婉地表示不能保证没有问题。她便紧张地问:“那我要不要自己去做个大一点的体检?”

看多了终日躺在床上的病人,护工阿姨们的健康意识非常强。她们常常忧虑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这样失去意识躺在床上任人摆弄,转念又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财力买来这样细致的照料——既然没有钱,大概是吊不了这么长久的命的,于是便又放下心来。不过若有个疼痒的不适,忧虑就会再次袭来,她们抓住每一个医生反复询问,比对不同人的解释,试图找出最优解。

全面的体检项目要花费几千元,还要请半天假去大医院,胖阿姨犹豫再三,决定先减减肥,让血脂指标恢复正常再说。

我想起疫情之前因为身体不适请假回老家的一位护工阿姨,随口问了一句她什么时候回来,替换她的阿姨做起事情来不够麻利。

“你说的是夏阿姨啊?她不来了。当时说身体不舒服,回家一查是血癌(大概是指白血病,或是血液系统的疾病)。”胖阿姨捏着自己的体检报告,盯着上面认不太全的字,语气有点沉闷。

我想起夏阿姨走的那天,还是来办公室叫我帮忙打出租车。因为镇子偏远,我还问她要不要送她到最近的地铁站再转地铁去火车站。当时夏阿姨说不用,要直接打车去火车站,贵就贵一点。她拖着两个行李箱和几个包裹,几个我分不清楚谁是谁的阿姨们送她到了护理院的门口。

“来这么多年,净窝在这乡下了,还没看过上海的高楼有多高呢!”夏阿姨上车的时候,伸手拉开了驾驶室的门,她自己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想来那个时候,她就已经知道些自己的病情了吧。我说:“那怎么不就在上海治病呢?别人都生了病往上海跑,她怎么还回老家?”

“在上海看病要多少钱哩!我们又没得医保。”胖阿姨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答,反而显得我的问题幼稚极了。

沉默了一会儿,我开口问道:“夏阿姨,叫什么名字?”

“夏红琴,红颜色的红,弹琴的琴。”胖阿姨不假思索地说,不知道她是不是会写这几个字。

我默念了两遍这个名字,却始终没有在脑海中拼凑起夏阿姨的脸来。

(文中地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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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清 新

误入歧途的躺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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