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说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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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很多人最近都有类似的经历：群里为时局吵翻天，谁也说服不了谁。有时还是当面直呛：“你能说服我吗？能说服我，我就相信你。”

我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为什么觉得我有这个义务去说服他，毫无疑问，谁都有权一直抱着自己的观念直到老死。

以前看父辈在家族群里转的东西，虽不好说什么，内心总是觉得“老人家就信这些，也没法改变了”，但这两天看系友群里争吵时几位师兄转的（有时还加一句：“这篇我赞同，说到底还是屁股决定脑袋”），忽然意识到，其实他们也在奔着那个道路上去了。父母那辈当年只是没微信，但他们年轻时的思维定势大概也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

微信群就像是我们这个时代在网上彼此分隔的千万个喧闹的公共茶馆，在这里，我们交换看法。但说到底，大家都是成年人了，都有生活经历积淀下来的一套观念，哪有那么容易被说服？

就像《罗伯特议事规则》所说的，意见相左的人很难在争论中说服对方，因为要谈到为自己的立场组织论据，谁都有很大的本事，这浪费时间，还无法解决问题。到最后，每个人都可以宣布各自获胜：“我没有被说服。”

但这是胜利吗？就话语的权力博弈而言，是的，但就个人的收获而言却是愚行。一个不可说服的人，其实就意味着已经无法自我改善。

如果你参加了那么多辩论，只是在宣扬自己已知的东西，却没有获得新知，那么你耗费那么多精力，所为何来？这样的人乍看是在不断输出观点，拒绝接纳，但吊诡的一点是，往往越是这样的人，他们所输出的，其实越是社会灌输给他的，而不是他们自己思考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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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因为谈及疫情之下所暴露出来的制度问题，有一位讥讽说：“定体问党”（“一定是体制的问题”）只是抱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形成闭环思维”，“这么多年，希望定体问党能推出一篇思维清晰值得一读而不是搅浑水捣糨糊的文章，届时我来学习一下”。

我问她，什么叫“闭环思维”？她解释说：“价值观可以有多种，但是每个价值观都得形成自己的逻辑闭环，也就是说不要逻辑混乱。”

照这样说来，逻辑闭环其实就是思维封闭，也就是说，这是一套自洽的思想，任何事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这是常有的事，几乎每个成年人有一个完整自洽的观念体系，天主教徒有一套，新教徒也有一套，如果只是用自己的去衡量对方的，当然就觉得对方的不自洽，甚至漏洞百出，无法说服自己——那是必然的，因为你自己的逻辑闭环牢不可破，根本不可渗透啊！

这样一个闭环，看似是完整的、自洽的，其实也就意味着它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范式，借以把握纷繁复杂的现实，但棘手之处在于：现实又在不断不断流动变化中，越是固定的范式，越难以动态因应调整。

1962年，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在其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早期的科学家会相信诸如地心说这样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错误学说？他反思下来的结论是：每一种学说都有自己的“范式”（paradigm），能自圆其说地解释任何问题，身处其中的人无法脱离出来看问题。他由此提出，科学革命的达成乃是“范式转换”，意味着认知上的结构性转变，而非简单的说服，因为每一种范式的信奉者几乎都是不可说服的：

当不同范式在范式选择中彼此竞争、互相辩驳时，每一个范式都同时是论证的起点和终点。每一学派都用它自己的范式去为这一范式辩护。指出这种论证的循环性，当然不会使论证错误或者无效。……然而不管其说服力有多强，循环论证只能作为劝说别人的一种手段。对于那些拒绝接受其论证前提的人而言，这种论证无法从逻辑上甚或概率上说服他们接受。

这个结论是令人沮丧的，但也是极其冷静的，这意味着，没有共同的经验或论证前提作为基底，“说服”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我有时觉得，哪怕一个人觉得“哇，我被说服了”，其实也往往只是一种错觉，因为整体动摇自己的信念，接受全新的认知，是极难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发现“对方说的和我不谋而合”，换言之，这还是有赖于接受者主动选择一部分。所以就常出现很吊诡的情况：A觉得自己接受了B的观念，但其实他接受的，完全似是而非，仍是根据自己原有的那个作为基底来接受的——这在跨文化交流中是再常见不过的现象，就像我们都懂的“中国特色的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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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还有必要反思一下，我们所理解的“说服”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么平常的词，似乎不应该有歧义，但其实任何概念都是深深嵌入在社会语境中的，因而对不同人来说，往往有着不同的理解，而导致争吵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还误以为彼此的理解是一致的。如果不反思前提，结果很可能是彼此吵了半天，还不知道为什么而吵。

半个世纪之前，顾准就在《科学与民主》一文中洞察到，当时的国人常把民主解释为“说服的方法”而非强迫的方法，然而，这实际上却意味着“说服者所持的见解永远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别人不理解它的正确性”，这本质上其实是权威主义。

这也不仅只是中国人如此。英国记者Neville Maxwell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不无嘲讽地说，“谈判”（negotiaton）一词按词典的解释是“为了取得协议而举行会谈”，但对时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来说，其含义则是“为了说服对方同意己方立场是正确的而进行讨论”。

当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吵架并不是为了寻求共识，因为双方都知道对方是不会180度转变的，所以这其实是吵给旁观的第三方看的，旨在影响、引诱、动员第三方加入己方。

不过，很多时候即便没有第三方在场，也照样吵。此时，正如《非暴力沟通》中所说的：“批评往往暗含着期待。对他人的批评实际上间接表达了我们尚未满足的需要。如果我们通过批评来提出主张，人们的反应常常是申辩或反击。”这样的“讨论”其实并不是对观点本身感兴趣，而像是一种无休止的攻防战，因此，很多的争吵，归根结底是太想证明自己正确——且不说证明对方错误。

如果一个人所理解的“说服”就是这样，那就不难理解为何很多人在争论时摆出那么好斗的姿态了，此时说“给你一个机会，来说服我吧”，当然不意味着他做好了准备接纳新理念，相反，他只是扔出了挑战的白手套。也是在这种情况下，“逻辑闭环”被看作是一个优点：因为它看起来没有漏洞，永远地自洽地证明自己正确。

这样，讨论就陷入了困境：任何观点的交锋，实际上变成了对抗。对于那些敏感自尊的“杠精”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当你指出他观点的问题时，很可能会被他看作是你试图否定他的人格。有时，如果你试图就事论事，但他在意的却仍是权力本身，于是，他还暗自得计：“我都占到他上风和便宜了，他竟然还毫无察觉，仍在讨论问题，可真是个书呆子啊。”

当然，交流之中的对抗在所难免，但这本来也是导向自我审视与反思的契机，所以卡夫卡曾说：“与人交往诱使人进行自我观察。”我是最近才意识到，这其实也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双方都要暂时放下自我中心，承认彼此平等，看到对方有可取之处，否则的话，就像我们如今在国内的现实争论中所看到的，出现的其实是另一番景象：“与人交往促使人自我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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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想来，难免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人与人对话的基础是什么？

有朋友说：“交流的最低标准是说服一个人，交流的上限是打动一个人。”但事实证明，说服是极难的——如果那么容易的话，最终大家的观点不就趋同了吗？

在我看来，“意见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本来就是自选的，就像挑水果，自己吃着喜欢就好，本来也没必要强推，各取所需罢了。好的情况下，你我都得到新东西；次一等的，一方得到了；但即便没有得到，彼此也没损失。

在这样的交换中，没有强迫的推销，但交换中势必包含着选择，就像我交换一篮水果，但别人只喜欢其中的香蕉，因为“交流”与“说服”其实都有赖于主动接受。真正的“说服”不仅很难，而且如果双方没有开放、接纳的心态，这甚至不可能，很多时候，也根本没必要。

每个人当然有权捍卫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也没必要一样。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已经逐渐多元化，如今的问题是人们还不适应这一多元的现状。当然，这样的情况，即便在国外也不例外：

“只要人人像我们这样生活，世界本来可以何等美妙。”每一种生活方式的热爱者都会这样哀叹。在这个经常听到的哀叹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谬误：人们只有在一个完全由不同于自己的人组成的世界中，才能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M. Thompson, R. Ellis, and A. Wildavsky, Cultural Theory, 1990）

之所以需要容忍、对话，说到底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理智地避免更糟糕的现实，一如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所说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能被听到，因此我们时常可能忘掉，这个世界是一个拥挤的地方。如果每个人都要坚持自己声音的纯粹性和至上性，我们得到的将仅仅是无休止的争斗声和血腥的政治混乱。”

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社会从未经历过充分的公共对话，却迎来了网络时代的“群体极化”。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中发明了这一概念，认为网络导致观点再极端的人都能很快找到同类，其结果是信息都各自在内部流转，强化了这些团体变得更为极端。他认为，表达自由的完善机制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人们应该置身于不同的、未被筛选的信息之下；二是大部分公民应拥有一定程度的共同经验。

这两个条件，在当下的中国都不存在，甚至截然相反。在彼此立场不可通约的人群之间，“对话”与“说服”究竟意味着什么？

讨论的出发点，应该是对问题本身感兴趣——换言之，是觉得“这个问题有意思”，而不是一上来就先判断“我喜欢/讨厌这个观点”。没有人能保证自己讲的就一定对，但讨论的质量取决于彼此能否激发出思考，带来一些有增量的信息、新的框架、新的思考，至于自己原先观点的对错，其实倒是不需要去努力捍卫的。但我也承认，在我遇到的人中，能这样就事论事讨论，对问题本身感兴趣，又对观点的吸收抱有开放态度（即，讨论完能自我修正观点和立场）的人，是很少数人。

我也很清楚，这个“出发点”远不是基本条件，而是理想条件。因为话语始终是嵌入在社会现实中的，它很少能被单纯视为智力乐趣，这就是为什么近代法国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罗昂说：“一个人的雄辩，如果并未触及他希望说服的那些人的利益，那就通常对他们了无效力。”

更重要的是，它牵涉到个体的自我重塑：你是不是一个可渗透、对外部开放的个体？现代人的自我，也像任何现代组织一样，知识结构和思维体系必须得“动态调适了”，而不能像前现代那样，多是固定的、静态的，将多元开放视为混乱。这种自我审视和动态调适非常困难，但首先至少要容纳新信息并作出相应的调整。就此而言，一个不可说服的人，其实意味着没有可塑性。借用《狂热分子》中的话说，笃信者自视为神圣信条的捍卫者，这类人“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

最终，这其实是一个人生选择：你是否愿意自我审视？是否相信自己还有可以改善的余地？确实，那或许很痛苦，有时伴随着强烈的自我怀疑，往往再也无法回到原先那种自我肯定的舒适程度了，但它也有一个回报：让你有机会看到，无论是自己，还是这个世界，其实都是有无限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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