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地反对代孕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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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支持or反对代孕商业化？女性主义思考范式的困境”首刊于澎湃思想市场

想象一下，無法生育的一對伴侶向他人求助，希望有人能夠幫助代孕。然後出於助人的動機，一位女性自願提供代孕。當然，前提可能包括比如盡量保證安全等。她可能是個朋友，也可能是個陌生人。再想像一下，這對伴侶向機構求助，機構提供代孕的商業服務，同一位女性提供代孕並且要求一定量的經濟補償或者報酬。

兩種不同的情況似乎會引起截然不同的反應。很多人可能直覺上認為，第一種提供的代孕是可接受的，儘管可能帶有保留；然而對比起來，第二種情況下的代孕普遍更難讓人接受。事實上，在網絡上讓人爭吵不休的正是第二種情況的代孕，反對代孕便是反對這個意義上的商業代孕。直覺和意見上的分歧，或許正好是兩種代孕的差異所導致。可是，兩種情況，到底有什麼不同，以至於產生截然不同的規範判斷呢？

本質主義的矛盾

商業代孕最顯著的特點便是「商業」，也就是說通過提供報酬或經濟補償換取代孕服務。不少人認為，這種用金錢換取代孕的方法恰是道德上最可疑之處，我們貌似本能地相信，這變相就是用錢購買女性身體的交易。不過，在討論這種觀點之前，需要澄清一下商業代孕的形式。

根據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Anne Phillips的總結，目前流行的商業代孕有三種形式：

1. 提供代孕的女性通過人工受精懷孕，並同意放棄由此出生的嬰兒而且最終將嬰兒交接給她的基因學父親（genetic father）和他的伴侶。

2. 尋求代孕的伴侶通過體外人工受精得到受精卵，然後提供代孕的女性通過將受精卵植入子宮懷孕，並同意放棄由此出生的嬰兒而且最終將嬰兒交接給她的基因學父母。

3. 尋求代孕的伴侶通過使用他人的精子或卵子進行體外人工授精得到受精卵，然後提供代孕的女性通過將受精卵植入子宮懷孕，並同意放棄由此出生的嬰兒而且最終將嬰兒交接給尋求代孕的伴侶。

隨著科學的發展，人工授精技術，特別是體外人工授精技術的提高，提供代孕的女性不需要提供卵子就能提供代孕服務。因此，當下最普遍的代孕方式是女性僅提供懷孕的體外人工授精代孕，或者成為試管嬰兒代孕。

就算按照反對代孕的邏輯，將商業代孕稱作「金錢購買女性身體」或者「女性販賣身體」其實也不準確。或者「出租身體」更準確，因為當代孕服務結束以後，女性仍然可以掌控自己的身體，沒有失去或轉讓自己的身體。不過，不管是販賣還是出租身體，都表明在進行代孕服務的過程中，金錢的交易都參與到決定這項活動的內容。因此，反對代孕的主要論證之一就是，正如性工作交易改變了人類性行為的核心，代孕交易改變了生育行為的核心。跟普通的勞動不同，生育勞動的特性決定了它不能成為商品，人類生育勞動是不應該被賦予價格的。

然而，反對商業代孕的女權主義者如果要說明這種生育勞動的特性倒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首先，我們很難從生物學特性上解釋，生育勞動對於女性來說是特殊的，這無異否定了女權主義重要的原則，將生物學特性定義為女性的某種本質。大概沒有比「生育是女性的本質特性」更受女權主義者反對的了。

避免將女性本質定義為任何生物特性，Carole Pateman認為，生育勞動或者生育能力是女性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就是說，女性對自身的個人認同的核心內容之一是女性自身的生育能力。而其他的勞動能力遠不是女性身份的核心部分。無法成為一名律師或者一名護士，大概不會損害女性作為女性的自我認同，但是無法生育，似乎會讓很多女性質疑自身的身份。所以說，既然生育能力/生育勞動是女性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將這麼核心的能力看作商品進行交易，就是對女性身份的一種異化，無疑是應該被反對的。異化的過程中，女性不僅在販賣或者租借出自己的身體，而且還讓出了她的自我，將自我認同的一部分交易出去，這種「我不再是我」的過程自然是嚴重的傷害。

就算避免了生物本質的批評，Pateman通過身份認同來反對商業代孕的思路仍然是有問題的。好比批評性工作對女性而言是一種墮落，Pateman的論證似乎也在批評女性從事代孕是一種不值得過的生活，因為女性的身份認同決定了女性應該過何種生活或者不應該從事哪些工作。於是Debra Satz直接發問，我們如何確定哪些能力是女性身份認同中的核心，而哪些不是呢？很多在生活中認為對自我認同十分重要的內容，都會被我們允許進行商品化。我們的友誼、宗教信仰、工作，都可能是自我認同的重要部分。所以Satz提出反駁，一個虔誠的牧師可能會收取費用來進行某些宗教儀式，但這個完全不影響她將宗教信仰看作她自我認同的一部分，我們也鮮有批評。

更何況，把某些能力看作女人之為女人的核心，同樣也是一種本質主義的思路，相信某些能力、性質、或者某些行為是女人之為女人必然內核：女人本質就是如此這般。Satz點出這種思路最關鍵的問題：將性和生育能力定義為女性身份認同的本質核心，把販賣性或販賣生育視作墮落，其實恰好反映了男性中心社會下對女人的性以及女人本身的一種控制。任何對本質的偏離，都蘊涵了對女人身份的背離；由此而批評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正正是男性中心主義控制女性的常用工具。

另一類反對代孕的論證認為，商業代孕破壞了母親和嬰兒天然的紐帶，她們之間本來存在著特別的關係，一旦涉及金錢交易，這種特別的紐帶就會被破壞，或者變質。的確，我們自覺上會感到，母親和嬰兒/胎兒之間有著某種特殊的緊密聯繫。這種緊密聯繫，包括如Elizabeth Anderson所說的懷孕時的各種情感，這些情感的產生和表達都是懷孕的正常現象，甚至是必要情感。例如對胎兒的關心、敏感、甚至某種意義上的相互理解，都是母親和嬰兒/胎兒的親密內容。另一方面，這種緊密聯繫還承認了女性對生育勞動的貢獻：女人的生育勞動不僅僅只是提供遺傳基因，還包括長時間的懷孕勞動。承認這一點才能真正認可女性在生育中的貢獻，才能照顧到女性的需要，才不會說男人女人都同樣提供了遺傳基因而擁有同等貢獻。所以說，當金錢交易介入到母親和嬰兒的天然紐帶之中時，這種緊密聯繫就會變質，女性被完全當作胎兒寄存的「容器」而已，而不是母親和孩子的關係了：女人被僅僅看作後代的孵化器而已。因此，我們需要反對異化了母親和嬰兒天然紐帶的商業代孕。

看似強有力的這個論證，同樣會陷入本質主義的難題。強調這種母親和嬰兒的所謂天然紐帶，實際上很可能是過分浪漫化了生育勞動的過程，只呈現生育的美好畫面，而無視了在生育勞動過程中女性可能面對的各種生理和心理的傷害。生育對女性身體的傷害往往被忽略，對女性的心理傷害更得不到承認，對女性懷孕和產後的抑鬱顯得十分無知。

再者，將母親和嬰兒之間的關係視作「天然」，不過可能是將圍繞生育的各種社會風俗習慣誤會成女人所謂天生的「母性」。Satz點出，將這種關係視作本能，不過是過分神聖化了生育勞動。這些不過是長久以來社會建構的對於生育的習慣和風俗等一系列社會實踐而已，遠遠不是必然的聯繫。Phillips引用了一種在商業代孕中的模式，似乎可以說明這一點。這被稱為「開放模式」（open model）。與傳統讓代孕女性和「雇傭」伴侶隔離的方式不同，開放模式鼓勵代孕女性與這對伴侶做朋友、交流、變得親近。很多代孕女性在孕期結束之後，對失去這份友誼比離開嬰兒感到更加惋惜。更簡單的例子是，用Satz的原話，「並非所有女性都會與胎兒有所聯結。有些會選擇墮胎。」有些女性在嬰兒出生之後，也未必能夠很好地與嬰兒有所聯結。

那些將母親和胎兒的關係過分浪漫化的觀念，很可能是傳統以來控制女性的延續。強調所謂天然的母親，常常被用來指責選擇不生育的女性，她們是自私的，她們是冷血的，不生孩子的她們人生是不完整的。女人就必然擁有「母性」，正是將社會構建對女人的期待當作女人的天然本質，不斷加強將女性的位置限制在傳統家庭以及生育活動裡面，女人就應該承擔這樣的角色。這種反對商業代孕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

代孕市場里的不平等

如果上面提到的論證都無法有效地反對或禁止商業代孕，那麼商業代孕的問題可能並不在於「代孕」本身，而是在於「商業」。更具體來說便是，當代孕商業化之後，代孕市場可能會進一步加強本來就嚴重的針對女性的性別不平等，這些性別不平等可能包括：代孕市場加強了社會對女性身體的控制；鞏固了傳統的勞動性別分工；忽視女性在生育勞動中的貢獻。（Satz 1992）

印度代孕诊所 图/NBC News

之所以代孕市場會加強社會對女性身體的控制，因為商業代孕的合同給予了其他人控制和管理代孕者的身體的重要權力。在商業代孕合同裡面，尋求代孕的人直接或通過機構間接會對代孕者提出各種懷孕期間的要求，包括居住環境、日常行動、飲食等等，同時為了健康，他們也會對代孕者性行為、藥物使用和注射等等提出嚴格的要求。Phillips提到，在商業代孕合法的以色列，一般來說代孕者必須同意禁煙禁酒精，懷孕期間禁止性行為，同時可能要從懷孕開始每天接受激素注射。如果有必要，會進行胚胎選擇手術、剖腹產、胎兒手術等等。在印度，代孕者需要在懷孕期間搬至指定診所或宿舍居住，按照嚴格規定生活和接受注射與檢查。

當然許多工作要求勞動者給予雇傭者對她們身體的某種支配權，比如各種體力勞動或者軍事工作，上級對下級有直接命令的權力。但是在商業代孕的例子里，其他人有權對女性的性與生育進行嚴格控制，不免提醒我們，傳統以來社會對女性的性與生育進行的支配也是如此。事實上，商業代孕的問題也在這裡。並不是因為商業代孕中存在對身體的支配權，而是因為在我們的社會里，長期存在著性別的不平等，通過控制女性的性與生育來支配女性在社會中位置，商業代孕會加固這種不平等，所以商業代孕是有問題的（Satz 1992），而且商業代孕還會通過金錢收入來吸引女性進入這種控制之中。

同樣會因為商業代孕而加固的還有傳統的勞動性別分工。傳統的性別分工要求女性留在家庭裡面，使得女性難以進入勞動市場的競爭中獲得好處。打破這種傳統的性別分工，社會應該提高對女性的幫助讓她們更多地進入公共社會生活裡面來。然而，正如Satz所說，商業代孕會通過經濟收入誘惑女性更多地「回歸家庭」。不要忘記，女性在經濟領域的選擇機會本來就比男性少得多，在這樣的條件下，商業代孕讓女性更多地留在家庭之中，只會進一步鞏固所謂「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分工。Satz還提到另一個因此會被加強的性別偏見，那就是將女性看作生育機器，這影響到社會對女性的看法，也影響到女性對自身價值的認識。反對這種勞動的性別分工，似乎同時也有理由反對商業代孕。

第三，商業代孕市場會促使社會越來越通過遺傳、基因、血緣等等來定義什麼是母親、什麼是父親的角色。商業代孕，要給予尋求代孕的「客戶」最終認取嬰兒的權利，就會在法律和社會上強調父母的基因/血緣的決定論。代孕者往往因為沒有與嬰兒基因/血緣上的關係而被否認母親的角色。在Satz看來，這種觀念不僅僅加強了傳統觀念裡面將女人等同於男人後代的孵化器的看法，而且會更加無視女性在生育勞動中的貢獻。無論女性在懷孕期間付出多少的勞動，都因為沒有遺傳基因而被判定不享有母親角色的權利，這無疑看不見女性的基本勞動和基本需求。同樣，將父母親角色僅僅用基因/血緣來定義，也忽略了父母親角色中責任和關懷的重要性，提供遺傳物質「天經地義」決定了誰是父母親，這未免過分狹窄。

綜合上面的論證Satz認為，反對商業代孕的有力論證在於這些代孕市場中會出現的性別不平等。既然性別不平等在代孕市場中出現和得到加強，我們似乎就有很強的反歧視理由來反對商業代孕了。

反對的程度

不過，「很強的反歧視理由」到底有多強？從性別不平等的角度上看，正如Satz所說，商業代孕的確存在著問題。反對商業代孕理由很強，然而「反對」指的到底是什麼呢？按照最字面的理解，反對商業代孕似乎意味著政府有權完全禁止商業代孕的執行，將商業代孕的進行定為完全非法。

可是，按照Satz的批評，商業代孕造成或加劇的性別不平等並非代孕本身的內在問題。也就是說，代孕行為本身並非必然蘊含著性別不平等，性別不平等的源頭是社會不平等的權力結構、市場對女性的不恰當保護、法律對女性需求的忽視，以及社會風俗習慣的灌輸和影響。這些在某種意義上是代孕的外部條件。既然這些都是外部條件，那麼從性別不平等的角度反對商業代孕是否有足夠的理由呢？這仍然是個值得商榷的問題。

Stephen Wilkinson認為，避開本質主義陷阱反對商業代孕，性別不平等的確是最有力的反對理由，但是他也指出，完全禁止商業代孕似乎並不能夠真正解決女性所面對的性別不平等，在不平等社會條件下，禁止商業代孕未必能夠多大地保護女性的權益。相反，由於缺乏實質的保護和支持，不能從事商業代孕的女性很可能只可以接受其他形式的剝削，從事其他苛刻的工作，得不到所需要的保護和支持。如果我們的目標是消除針對女性的不平等剝削，關注於禁止某一種剝削，比如商業代孕，或許結果不過是剝削從一種形式轉移到另一種形式。Wilkinson認為，真正的關注點應該是造成這些不平等背後的社會條件，例如權力和財富的不平等分配，針對女性和其他少數群體的不平等待遇。只有改變這些社會條件，性別不平等才能得到真正的消除。

就如性工作的管理一樣，我們會探索各種不同的路徑，比如罰嫖不罰娼的半禁止政策，或者政府嚴格管理的開放市場，組建性工作者工會等等，對於商業代孕，我們也可以嘗試探索不同的路徑。將性工作看作是主要由弱勢群體承擔的勞動，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將商業代孕看作某種由弱勢群體（女性）承擔的工作呢？無論答案是什麼，這都需要我們理性和認真的討論。

參考文献

Anne Phillips 2013, Our Bodies, Whose Proper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arole Pateman 1988, The Sexual Contrac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ebra Satz 1002, 「Markets in Women‘s Reproductive Labor」,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Elizabeth Anderson 1990, 「Is Women‘s Labor a Commodity?」,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Stephen Wilkinson 2003, 「Thee Exploitation Argument against Commercial Surrogacy」, Bio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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