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从来没有提名道姓地骂过蒋介石?
知乎用户 蒋梦珊 发表 这个问题鲁迅是公开刊文 “解释” 过的——虽然还是没有“指名道姓”。 新近报上说,江西人第一次看了坦克车。自然,江西人的眼福很好。然而也有人惴惴然,唯恐又要掏腰包,报效坦克捐。 我倒记起了另外一件事:有一个自称姓 “ …
讲个故事吧。
1945 年冬天,大雪纷飞。晋冀鲁豫军区 6 纵 18 旅 52 团 1 营教导员武效贤,这位日后上甘岭上的英雄团长,此时正蹲在一间小屋里听 1 连指导员王玉琨汇报:
“我们这儿有个新解放战士叫王克勤,在国民党那边当了多年的大头兵,满脑子乱七八糟,情绪低落,背后净跟新战士瞎叨叨。最难改造的就是这种人!”
“他说什么?” 武效贤笑着问。在场人们不会意识到,他们此时正在谈论的这个人,将在未来一年多的时间里成为第二野战军头号战斗英雄,个人毙敌 232 名,俘敌 14 名,9 次荣立战功,入选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简直是 “人型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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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军队算个啥?几支破三八,一个连才两三挺轻机枪,一个营才两三挺重机关枪,兵又少,穿得破破烂烂,吃也是饱一顿、饥一顿的。蒋介石有飞机,有大炮,有坦克,有美国援助,小日本儿都被美国干挺了,就共产党这几杆破枪,没戏!’你听听,这思想,咋整?”
王克勤这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其实说清楚了为什么明明国民党的统治这么黑暗,大多数人仍然麻木地追随着这个腐朽透顶的政权——对于胜负的预期。
王克勤知不知道共产党对他好?其实是知道的。他并不是第一次被共产党俘虏。1942 年 4 月,他就曾经在随国民党 30 军 27 师进攻鄂豫边区时,被新四军 5 师俘虏过。当时新四军待他很好,给他讲了团结抗战的道理,就把他放回了原国民党军部队。这让他对共产党的不杀之恩一直念念不忘。所以当他在 1945 年 10 月的平汉战役中随着 30 军的全军覆没再次被俘后,就坚决要求加入解放军。因为他父亲曾经教育他做人要知恩图报,既然共产党饶了自己两次性命,这恩情就不能不报答。
但这种朴素的恩怨理论,并不意味着王克勤的思想有根本的变化。
“王克勤军事技术非常好,是一名老机枪手,各种机枪都摸得很熟。和他一起解放过来的战士都叫他‘机枪圣手’,还说他打起仗来点子特多,在国民党军队里还立过战功哩。”
飞机,大炮,坦克,几百万大军,还有背后的美国援助。所有这些优势都是看得见,摸得着,摆在面前的东西。王克勤 1939 年被抓壮丁,在蒋记王牌军 30 军服役 6 年,见惯了机枪大炮狂轰滥炸的 “大场面”。眼前的这支军队武器寒酸,兵力弱小,在国际上也孤立无援。王克勤自然而然地认定,未来的国共内战,胜负毫无悬念。
虽然你们都是好人,但你们一定会输。这就是命。就跟我自己一样,命不好呗。
“命不好呗”,这是那个年代受苦人通用的自暴自弃。
谁让你生是中国人?谁让你生在穷人家?是的,我的一生就是受尽欺压,饥寒交迫,但反抗毫无意义,一定会失败。
王克勤原名王开勤,1920 年出生在安徽省阜阳县王东店村(今安徽省颍上县六十铺镇高菜园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家人靠租种地主的三亩薄田度日,生活十分艰难。当地地主王晓傅,盘剥农民惯搞 “大斗进小斗出” 的无赖手段,群众恨其为“王三藏”(藏粮、藏斗、藏秤)。王开勤 13 岁那年,父亲王晓平因高利贷催逼太甚,和王三藏争辩了几句,竟被打成重伤,含恨去世。父亲死后,母亲带着孩子们没日没夜的耕种三亩薄田,但产出仅够交租,全家只能沿村乞讨度日。年纪稍长的王开勤便开始四处挖野菜、拣麦穗、打短工养活家人。1939 年 7 月,地主串通保长,要把王开勤的哥哥抓去卖壮丁。为了保护家人,王开勤代替哥哥被绑去了国民党军。没过几天,他冒死逃回家。地主和保长知道后,冲上门将他毒打一顿,然后给他改了个名字叫王云飞,又卖了一次壮丁。1941 年 7 月,再次逃回家里的王开勤又遭到地主保长的毒打,被改名王克勤,第三次卖到国民党军。
但悲惨的身世,受尽欺压的过往,并不意味着,这个从小就以孝母守义,身强体壮,打架凶狠闻名乡里的孩子,敢于站在机枪、大炮、坦克、飞机,还有世界第一强国的对立面。
毕竟,对于没有组织和觉悟的乌合之众而言:
所以说,问题从来就不是 “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如此黑暗,为何还是有很多人追随?”,而是我们要如何说服人们,去反抗这个有飞机、大炮、坦克,以及世界最强帝国主义支持的,看上去完全不可战胜的黑暗统治?
在了解王克勤的情况后,教导员武效贤找来一挺刚刚缴获的苏制 DP 轻机枪。说来惭愧,虽然是老大哥的制式武器,但是抗美援朝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很少使用这种长着一个大盘子的怪枪。倒是国民党军队抗战时期从老大哥那里领了不少,搞得延安有人怒曰 “书本给无产阶级,武器给资产阶级”。这挺 DP 机枪刚刚缴获不久,全营老战士都没见过,也没人会使用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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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这枪怎么怎么稀奇,激起了王克勤的好胜心。他现场给大家表演了一套绝活儿。只见他抱过机枪,用白布蒙着眼睛,赤手空拳把机枪拆成零件,又完完整整地装了回来,引得大家一片叫好。
这还不算,王克勤把机枪架在靶位上,蒙着眼睛装上子弹,让人在几个靶子上各挂了一个铃铛,远远地用绳子一拉,只听铃铛声起,枪响靶落,无一打空。
神了,“机枪圣手” 已经准到能听声辨位的程度!
“你喜欢它么?” 武效贤指着机枪问王克勤。
“喜…… 喜欢。”
“那就给你用吧,不过,你得把全班的同志都教会。”
“行!”
1946 年 1 月,趁国共停战协议之机,晋冀鲁豫军区展开春季整训,并在新补充的 2000 解放战士中展开诉苦运动。诉苦大会第一天,几个新参军的农民战士沉痛地控诉了被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恶霸剥削欺压的痛苦经历:有的父母被杀了,有的妻子被强奸了,有的被逼得四处逃荒…… 讲到伤心处,台上台下一片唏嘘声,要翻身、要报仇的口号,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起。
周围人的情绪感染了王克勤,让他想起自己悲惨的一生,也让他想起了参加解放军以来首长和战友们对自己的关怀。尤其是一次自己生病,连里为自己买了白糖、鸡蛋养病,排长亲自守夜照顾。当天晚上他一宿没睡,第二天早上头一个冲上讲台,将一家人悲惨的经历统统倾诉了出来,让自己 25 年的苦闷来了一次彻底的宣泄。
政工干部适时对战士们进行启发。恶霸地主们的高屋深宅,锦衣玉食,都是谁生产的?都是我们穷苦百姓生产的。穷苦人的辛苦劳动才有了粮食、衣服、房子,结果穷苦人还要挨饿受穷,还要被恶霸地主们欺负,这公平吗?这合理吗?我们这么多天南海北的人都有被压迫,被欺负的过往,那说明欺负我们的不是一个两个地主个人特别坏的问题,是整个剥削阶级的罪恶,是为剥削阶级撑腰的蒋介石反动政府的罪恶。只有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穷苦人才有好日子过。
这次诉苦运动让王克勤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他开始愿意和党员干部交流,愿意在大会小会上发言,愿意认真遵守群众纪律,训练也变得积极认真起来。
1946 年 6 月,解放战争正式爆发。8 月 6 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邯郸马头镇誓师。王克勤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在国民党军中传得神机妙算,撒豆成兵的刘伯承司令员。他完全没想到司令员讲完话后会到队伍中和战士们握手,更没想到司令员会把手伸给他,还勉励他说 “我和你一样在旧军队干过”。共产党的“大官” 亲切得像隔壁爷爷,这让王克勤进一步意识到共产党真的是穷人的队伍。
最后的蜕变,来自 1946 年 8 月陇海路战役中的解放兰封(今兰考)之战。这也是王克勤参加解放军后的第一次大战。
进入阵地后,连长陈凤祥发现新解放战士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犹豫和畏缩情绪,抱着他那挺 DP 的王克勤也是如此。他想起了王克勤有一次说的一件事:国民党军官经常对士兵们宣传说,共产党的军队对俘虏起初很好,打仗时却把俘虏放在前面当炮灰。连长想对王克勤他们说些什么,但还是忍住了,他想最好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冲锋号响起,连长陈凤祥大喊一声 “同志们,跟我上!” 第一个跃出战壕。各班排的干部与党员也纷纷带头冒着枪林弹雨发起冲锋。王克勤一下子呆住了,党员干部带头冲锋,这是他从未见过的景象。他早已习惯了国民党军队里的长官一边叫喊 “弟兄们,给我上!” 一边把士兵像羊群一般赶向战场的样子。敌人的机枪开火了,冲在前面的干部战士有的负伤了,有的牺牲了,但更多的战士仍然前赴后继地向前冲锋,视死如归。
“诉苦以后,我懂了谁是仇人,谁是亲人。…… 可是这次打仗以前,我还在胡思乱想。…… 反动派说共军打仗,全让俘虏挡头阵。今天,我才看清,他们全是造谣。…… 枪一响,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都领头冲,我看了心都跳。在国民党军队里从没见过这么打仗的!” 后来,王克勤对营教导员武效贤这样说道。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军队,或许,他们真的能赢…… 不,还是不行…… 血肉之躯怎么能对抗飞机大炮呢…… 不对,如果,如果我也冲上去呢?
我可是……
机枪圣手啊!
突然,王克勤 “呼” 的一声端着机枪跳出战壕,向躲在后面的解放战士高声喊道:“冲啊!”一群刚刚还畏畏缩缩的解放战士跟着他勇猛地冲进战场。王克勤端着机枪几步冲到队伍最前线,凶猛又精准的火力连续打哑了敌人 4 挺机枪。敌人抵挡不住,纷纷溃逃,突击队趁机冲上了兰封城头。
战后,王克勤荣立三等功,提拔为机枪班班长,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武效贤教导员来表扬他,王克勤却当场大哭了起来:“我对不起开始冲锋时那些伤亡的同志……”
战神,归位!
1946 年 10 月巨野战役中的徐庄坚守战,王克勤和他的 7 人机枪班,扛着一挺 DP 轻机枪和一挺歪把子机枪,站在阵地的最前沿,直面国民党 “五大主力” 之一的整 11 师。
虽然是机枪班,但这 7 人当中有 4 个新兵,其中 3 个人连投弹、射击都还没学。王克勤把全班编为两个战斗互助小组,其中一个由老战士赵青年领导,另一个由当过伪军有战斗经验的杜双建带领。考虑到小战士白志学胆子特别小,王克勤便带着他一起加入赵青年组。
全班人进入阵地后,立即开始抢挖工事。白志学找来几块门板,加固阵地护坡,大大加强了阵地的防炮能力。除了主阵地外,王克勤还带着大家挖了很多预备工事,中间以交通壕连接,转移时地面上丝毫看不见痕迹。他还为大家规定,班长负责指挥,组长负责联络。阵地上互相联络,白天用手语,夜间扔土块。进入阵地时班长在前,撤出阵地时班长在后。
徐庄坚守战持续了一天一夜,整 11 师冲击十余次,出动飞机 6 架,发射炮弹 2500 余发,徐庄全庄 39 栋房屋仅余一间茅草屋。但王克勤班由于战前准备充分,战术机动灵活,组织配合无懈可击,虽然顶在阵地最前沿,但是激战整日,毙伤敌人一百多人,全班竟然无一人伤亡,出色完成了阻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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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王克勤班荣立集体一等功,全班出了 4 个战斗英雄,王克勤升任排长。
王克勤最大的贡献并不是战场上的智勇双全,而是他从自身心路历程出发,开创 “思想互助、技术互助、生活互助” 的三大互助运动。
所谓 “互助”,就是在班里以自愿结合为基础,让老战士、新战士和解放战士成立互助组。互助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思想,技术,生活三大任务的转变而不断调整。思想文化学习的时候,就由文化程度高的人当组长,给其他人讲解学习内容;行军的时候,就由身强力壮的人当组长,帮助其他人拿东西;训练的时候,由技术能力强的人当组长,教授大家军事技术;打仗的时候,由具备作战经验的人当组长,指挥大家战斗。
这样一来,组里的每个人都在日常生活中独当一面,既为他人做贡献,又享受着他人的帮助。在这样的集体环境下,大家心情苏畅,工作、生活越发活跃,进步飞快。
新战士和解放战士到班里,王克勤都会主动与他谈心,了解他的生活困难,帮助他结识朋友,融入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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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王克勤规定,每天要召开集体汇报会。大家坐在一起,摆自己的过去,互相了解,增进感情。老战士讲我军的光荣传统;新战士介绍农村土改新面貌;解放战士控诉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蒋军中的迫害压迫。不用几天下来,全班战士就成为贴心换命的亲兄弟一般。
这一运动,极大提升了解放军改造吸收解放战士的能力,让老战士、新战士、解放战士三者拧成一股力量,大大加快了部队连续作战后恢复战斗力的速度,可以说对整个解放战争有着战略性的影响。
一、在一个班里除正副班长外,能够发挥班内各个分子不同的特长和作用,便于培养积极分子;
二、在一个班内有了二个到三个互助小组,…… 班长便于指挥掌握,便利行军、练兵,在火力增强的条件下尤其便利于战斗,又可以减少伤亡。而且因有互助组的缘故,常能启发各组间的革命竞赛,较之一个班长指挥七八个散兵好得多,细致得多,有组织得多;
三、班内互助组的形成,大大的增进了一个班内的凝结力,这样足以避免因班长伤亡指挥中断所引起的可能的混乱或失去掌握,真正做到每一个班成为一种走不垮、打不烂的坚强的肌体。
——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张际春
1946 年 11 月,6 纵党委在全纵队开展学习王克勤运动。野战军文工团创作了歌剧《王克勤班》。12 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社论号召新老战士之间,翻身农民出身的战士与从国民党军解放过来的战士之间,在政治上、生活上、工作中、战斗中 “相互帮助、相互体贴、相互学习、相互督促”。要求翻身农民出身的战士重视学习解放入伍的战士在作战技术上的长处,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要求解放战士通过向老战士学习,努力改造思想,提高阶级觉悟。
这篇社论在全国各解放区的指战员中引起很大反响,全军迅速掀起了一个开展王克勤运动的高潮,当时几乎所有的班、排都成立了互助小组,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三大互助” 运动。在不长的时间里,大批王克勤式的模范班、排和英雄人物涌现出来,全军的战斗力得到迅速提高。
以兰封及滑县上官村战斗为例,……(在上官村) 我们伤亡比兰封为小,而战果则超过数倍,…… 除了刘邓首长的英明指挥外,这次王克勤运动在部队开展的作用很大,老战士都细心带领新战士作战,此外在部队中每班都有三个互助组,由新老战士共同组成,组长由战士自己选举,互助内容包括行军作战、吃饭、睡觉、学习等各方面,采取老战士带新战士的办法,新老战士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助组平时为学习组,战时就变成战斗组。新战士只要训练十五天后,就能和老战士一样的作战 (据俘虏谈:蒋军士兵最少得训练一年多才能作战),战斗伤亡比陇海战役减少三分之一。
——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日报》1946 年 11 月 28 日
1947 年 3 月,在战斗间隙,晋冀鲁豫野战军 6 纵 18 旅召开全旅第二次英模大会。旅长肖永银、政委李震在会议期间勉励王克勤戒骄戒躁,继续创造更大的成绩。参加英模大会的 185 名英雄模范中,解放战士占到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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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国民党军队不仅成为了解放军的武器运输队,物资运输队,人员运输队,甚至还成为了英模运输队!
一个王克勤,哪怕再是个人杀敌两百多,厉害得跟终结者一样,也不过是一个人,一挺机枪而已。但三大互助运动带来的,是几千,几万,几十万,上百万个王克勤。他们,将创造奇迹,埋葬蒋家王朝!
王克勤是俘虏兵入伍的,他当了典型,本身就能教育新的俘虏兵,尤其是他的建立的互助组、开展三大互助的那套办法,有利于迅速将俘虏兵转变为人民战士,为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我们转入战略进攻后,实行的是无后方作战,比如六营集和羊山集战斗,我们俘敌五六千,这些俘虏我们只好全带着,基本全部补充到我军。当时,一个营有千把人,由于作战消耗,老骨干根本不够用。我们就是用王克勤的办法,很快将俘虏兵转变过来。前一仗的 “解放战士”,就能带后一仗的 “解放战士”。讲白一点,就是用俘虏兵带俘虏兵。当时,我们许多营、团首长的警卫员也用的是解放战士。许多解放战士当了排长、连长…… 所以,我们要特别感谢王克勤!
——6 纵队 18 旅旅长肖永银
1947 年 7 月 10 日夜,鲁西南战役中的定陶攻坚战。正在发高烧的王克勤隐瞒病情,带领全排当先全军冲上定陶北门。在攀登云梯时,王克勤不幸中弹,但他仍然坚持指挥,直到全排攻克北门,射出代表夺门成功的绿色信号弹才昏死过去。
11 日凌晨,王克勤在送往医院途中伤重牺牲。他牺牲前最后的遗言,是将自己包袱里剩下的东西分给大家,说战斗下来同志们会缺东西的。
消息传到野司,刘伯承司令员痛哭失声:
“蒋介石一个旅也换不来我一个王克勤!”
当天,野司以刘邓首长名义发出唁电:
我们以极悲痛的心情悼唁本军著名英雄王克勤同志,悼唁一切为人民事业而牺牲的烈士们。王克勤同志一年来建立了很多战功,树立起战斗与训练、技术与勇敢结合的为我全军所学习的新的进步的范例。我们对于他这种为人民立功不顾一切奋勇杀敌的牺牲精神和高尚品质,表示无限崇敬。为了永远纪念王克勤同志,决定王克勤所在排永远保持王克勤排的光荣称号。号召全军学习王克勤同志,并为继续开展王克勤运动而奋斗,直到全部歼灭进犯军。
王克勤同志永垂不朽!
消息传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延安,延安军民也相继组织了一系列悼念王克勤烈士的活动,《解放日报》还专门刊登了李直作词、铁民作曲的悼念歌曲《展开王克勤运动》。
定陶县委、县政府决定,把定陶城的北门改名为 “克勤门”,以永久纪念王克勤烈士。
2009 年 9 月 10 日,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 11 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的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 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评选活动结果揭晓,王克勤被评为“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杜鹏程《保卫延安》第一章写到解放战争初期的青化砭战役时,是这样写的:
这时,团长赵劲带一个营,配合兄弟部队从山上扑下来,冲入敌群了。他们,步步遇到敌人的抵抗;有些地方,敌人一个班被打得剩下一个人,但是那一个人还在拼死抵抗,仿佛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放下武器。
虽然并没有什么卵用,但显然,这个时候国民党军的组织度是在线的,士气也是存在的,士兵们仍然有拼死抵抗的勇气。
但是过上几章,到沙家店战役,画风慢慢就改变了:
周大勇率领第一连攻下敌人最后一个阵地时,就没有停止,继续追击,不顾一切地向敌人中间插。他心里有数:“敌人是被打散了的,再多也没有什么战斗力。” 他让战士们按上级规定的记号:把白手巾绑在左胳膊上,从山头上追到沟里,从沟里追到山上;见了敌人就往中间钻,钻到中间就四面开花往外打。敌人往山下滚,往沟里跳,互相践踏,狂呼乱叫。到处是敌人牲口、死尸、伤兵、炮、枪支、背包,到处是一堆一堆放下的武器和挤在一块等待收容的俘虏。周大勇不停地派战士把俘虏们往后带。他一共捉了多少俘虏,自己也记不清。
建制一乱,国民党军的组织度就迅速归零,解放军捉俘虏捉到自己都算不清了。
到最后一章,画风彻底崩坏:
我军在九里山的抗击部队一撤退,敌人就像抽开闸门的大水一样,从九里山北面顺咸榆公路向南流去。他们不久以前还是有组织的军、旅、团、营,如今差不多是乌合之众。他们没命地呼吼着乱窜,人踏人马踏马,互相冲撞,互相射击,咒骂,厮打,抢劫…… 有人跌倒了,呼喊救命,但是无数的脚踩过跌倒的人,直到踩成肉酱。有时候,人员骡马在山沟里拥挤得不透风,就有一帮人用冲锋枪扫射给自己开辟逃跑道路。步兵把炮兵驮炮的牲口推到沟里,夺路而走。有些军官骑着马横冲直撞,抡起手枪,想维持秩序,但是像洪水一样的人群把那些军官裹起来,向前流去。
过去,游击队是晚上袭击敌人。一支三五十个人的游击队,每次战斗打死或俘虏十来个敌人,也就是不小的胜利。这几天呀,他们大白天也从这个山头跳到那个山头,袭扰、打击敌人;一次战斗中俘虏百十个敌人,也是很平常的事。
作为西北野战军中的新华社随军记者,杜鹏程以一个新闻记者的笔触,将国民党军由张狂骄傲,不可一世,到动摇犹豫,负隅顽抗,一直到惊惶失措,全军崩溃的过程刻画得惟妙惟肖。
绝大部分国民党士兵,或者说当时的绝大部分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追随国民党政权的唯一原因,就是反动派强大到似乎永远也无法战胜。但一旦他们意识到反动派其实是脆弱的,是可以战胜的,幸福的生活是有指望的,那星星之火,也必将成燎原之势。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 “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毛泽东七大闭幕词
不行了,笑死我了,我这一早上登陆知乎就看见这么经典的灵魂之问,这群人里除了杨天石有知名历史学家吗,还是说你就看过这些,就这?就这?
那我稍微报个菜名吧 (手机答题报不全啦)
易劳逸 2 本
陈志让《军绅政权》
金冲及所有作品比如《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革命与反革命》
韩丁《翻身》
柯鲁克《十里店》
还有中华民国史系列
还有什么《松山战役笔记》《红雨》《近世棘途》《无声的革命》《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等等,多少提到民国,不过不是专门民国史,先这样吧
答案正文如下
主要有几下几类人
1**,因为当时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觉得相比之 XXXX,我们还是支持 XXX ,包括在澎湖吃了蒋蚣枪子的张敏之校长也是这么想的**(虽然蒋蚣在《中国之命运》里直球宣言他就是反对自由主义)
(比如胡适当年迫真考察 KMT 监狱,为了支持蒋蚣,得到一个还可以,还能用英语交谈的结论,被鲁迅等左翼文人狠狠地嘲讽了,而民国监狱黑暗是民国最没的洗的地方之一,只能说胡适先生角度清奇)
补个鲁迅杂文《光明所到》
2,追随 KMT 的很多是国府系统的公务员既得利益者。 KMT 倒台了这些人一准没好果汁吃。
3,**还有很多是被 TG 分了地的土豪劣绅以及追随地主的还乡团成员,还有土匪黑恶势力,**这些人想要不被清算就只好润出大陆去了。
4,**任何时代当然都有 坚决拥护中央,谁在中央拥护谁的人。**这些人也会一转支持 TG。
5,还有很多 因为蒋蚣讲国学而支持 蒋蚣的传统保守主义者(这种人很多,反对的就是进步,支持的就是保守)。他们这些人的观点是 五四运动以来的西风东渐要毁掉传统中国(典型比如 鲁迅小说《祝福》里的鲁四老爷) 他们打心里喜欢 开口闭口国学,怒斥西方思潮(在他们眼里社会主义也是西方)的蒋蚣(今天的国粉:哪里来的小粉红,是蒋蚣啊,那没事了)
6,抓壮丁而被强征为 KMT 军人的去台军人没得选。。只能跟着大部队走。
任何一个政权都有既得利益者,
越是黑暗的政权,里面的既得利益者得到的好处越多。
正如提问者说的,很多企业受到了官僚资本的侵蚀,
那官僚资本就是得利得了,他们不用辛苦通过权利手段就能得到大量财富。
然后这些财富从指头缝隙漏出一点点分给部分人就能拉一大堆支持自己的人,
可以收买文人为自己卖命吆喝,可以收买军人喂自己卖命维护政权,可以收买官员搭建政府体系。
这些被收买的人就是民国的既得利益者,
他们可以从这个腐朽,黑暗的民国政府中得到好处。
受苦的只是那些普通老百姓罢了,
有文人为自己吆喝洗白,有军人为自己保驾护航,有官员维持政府体系,百姓算啥对吧。
那些文人们,学古代先贤的文章,
难道不知道这个社会的黑暗?当然知道,但是有办法么?
这个社会黑暗到一定程度了只有两条路可走,
要么加入这个社会上层阶层随波逐流吃香喝辣,
要么冒着杀头的危险奋起反抗整个政权,建立新的政权。
第一种选择很简单,只是放弃自己的风骨而已,收获却很丰富,
没有那个政权会拒绝文人的加入,在那个文盲率 85%,会写自己名字就不是文盲的年代。
第二种选择九死一生,前途十分渺茫,敌人却非常强大,
因为不但要面临强大的几百万军队和上百万警察,特务机关,还要面对自己家族的反对。
作为你,你会怎么选择?
反正我估计要与黑暗的旧社会同流合污了,虽然这样做对不起我太爷爷。
我家当时县里第二大地主,本县几百亩土地,外县几百亩土地(别说土地少,太爷爷卖了很多去天津置办工厂了,当时也是想产业救国的),
天津还有码头,工厂(我能说某天津老厂是我家以前产业么),店铺和地产(出租用),算是半封建半资本家吧。
估计又有人说我家全县第二大地主只有几百亩地,这里解释一下,
我家以前几千亩地还是有的,但是分家后会分出一些土地。
本县有个地头蛇我们家也惹不起,没办法买新土地都是去隔壁县。
而且家里部分土地卖掉,去天津购买了码头,工厂,店铺等,
当时其实我家正从封建地址往资本家的道路上前进,太爷爷也是实业报国的雄心的。
我太爷爷当时天津一个商业学院上学(貌似没毕业,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
县里成立国民党党部被请去做了县参议院参事之类的,直接发党证。
在我们镇里,我家是这个家族姓氏的族长,附近三乡两镇很多我们家族的,
家族迁徙到县里几百年(唐代过来的),族里的人相当多了,当时县里第一大姓。
但是就这样,我家也被黑暗势力欺负的,县里第一大地主控制县城(县长是他家的人)
这个人万亩良田在手(还控制附近码头和其他产业,那年代冀东商会的人在东北都有产业,闯关东卖货的也特别多,最出名的应该是十三香吧),还看上了我们家那几百亩河边水田(北方水田确实精贵),
然后各种诬陷等等,我太爷爷被弄进县里牢房差点没出来,还好找了附近军阀出面。
当然,军阀不是白找的,虽然我家一个亲戚是国军中校副团长,这个军阀卫队长出身,
还是送了两套天津租界里位置最好的两层别墅给军阀。
我太爷爷被放出来后到县城解放,再也没去过县城,
因为县城是人家县里第一大地主的势力范围,再进去一次可不好找当地军阀了。
当然,那个人也不敢来我太爷爷控制的三乡两镇(占全县四分之一吧),
毕竟本地乡团百十号人也是有长短枪的,这支武装是我家控制的。
我家在天津的产业,抗战时期被日本军方强占了一些(码头和工厂,肯定一分钱没给),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说我家抗战时期资敌,扣了个汉奸帽子,剩下产业也没收了(剩余的工厂和店铺,当时人也被抓了,太奶奶家是天津本地人,花钱买通了一个日伪期间为政府高官,这个高官看日本要完了,1944 年底,托我太奶奶父亲找在重庆的以前北洋老友买通关系,弄了个国民政府情报人员的任命书,抗战后成了抗日英雄,官还升了)。
很快,这些工厂,码头,店铺就都成了接收大员自己或者亲戚的产业,
我太爷爷实业报国的雄心就这样没了,我家就从资本家又做回地主。
当然,我太爷爷从很早就资助过共产党,
而且抗战前家族就有人秘密入党,我家在镇里的店铺甚至成了地下交通站。
解放军来了后,太爷爷先大分家,9 个儿子大分家,
然后多余的土地都捐给镇里做了中学,小学用地,还有一些分给了本族没有土地的远亲。
一些浮财也支援了解放军用来购买稀缺的西药等,
太爷爷还通过以前关系从国外购买了药品等无偿捐赠解放军。
到土改的时候,我家按当时土改标准,被评定为富农,
十年的时候被又划归地主成分,我小时候上学填家庭成分还填过地主。
后来,经过太爷爷坚持上面去找,
最后,县里革委会给我家发了一张大大的平反通知书,我家成分回归富农。
这个通知书目前还在家族里面存放,目前大概是在九爷爷哪里吧,
太爷爷一生经历了很多磨难,生于清末,经过了民国,抗战,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十年,改革开放,甚至在电视上看到了香港回归。
106 岁零 10 个月,太爷爷在五爷爷的东北家里走了,
作为太爷爷最喜欢的长子长孙长重孙,在最后几年我跟太爷爷在一起时间挺长的。
记得那时候太爷爷每天早起拉我起来锻炼身体,
就是去镇子不远的大河的河堤上遛弯,然后坐在河堤上看波涛汹涌的大河。
然后给我讲他的各种见闻和人生感悟,
他说过,解放军进镇,建立新的镇政府后他是很震惊的(以前镇长是我家族的,地下党员,解放后还是镇长,后来进入铁路系统,做到厅级干部)。
太爷爷这一辈子见过那么多军队和官员,
他从没有看过这么好的兵,也从没有看过这么好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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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要的私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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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是指主动的行为,所以先要把被抓壮丁之类被迫加入国民党的人排除掉,当时确实也有一部分人的主观意愿就是想为国民党做事而不是出于被迫,这些人的心理状态大概有三种:
一、认为追随国民党对自己有利
这部分人对国民党一般并不满意,也不是真心想追随国民党,但又认为追随国民党对自己有好处,所以出于利己的考虑愿意为国民党做事。这种情况又分三种:
一是追随国民党对其确有好处,以 蒋公部下的高级军官最为典型。 蒋公背叛革命后,这些人也跟着沾光,大搞三金主义(金边眼镜、金戒指、金手表)和五皮宪法(皮带、皮绑腿、皮靴、皮鞭、皮包),爽的飞起。后来连 蒋公都痛斥他们 “大部分已经腐败堕落了!”。
二是虽然加入国民党对其没有多大好处,但如果国民党垮台对他们就有坏处甚至是大坏处。这种情况以大地主和早期的民族资产阶级最为典型,我也就不多分析了。
三是部分国民党的受害者因为受欺骗和自己认识水平有限,误以为追随国民党对自己有好处。这种情况以部分普通士兵最为典型。陈毅就提到改造俘虏时。“有位俘虏兵听了起来说:‘蒋介石怎么压迫人呢?我是贵州人,从贵州坐飞机到浙江,又从浙江坐飞机到南京,从南京到徐州;不是蒋介石我哪里能坐到飞机?’”
这部分人既然是出于利益才追随国民党,那么他们利益受损就很容易转变立场,对国民党来说就是最不可靠的一部分。第一种情况的高级军官在国民党即将垮台的时候,大量起义或投诚。还有很多人明明是被迫投诚却还想争取起义待遇。第二种情况的很多地主和资本家在国民党后期也被坑苦了,也有很多转而支持解放军的。第三种情况的普通士兵则更加容易转变立场,比如上述那名贵州士兵,在听到诉苦会上其他战士说自己从小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自己却被抓壮丁导致母亲挨饿。他也哭了,说 “这和我的历史一样”。
二、出于人身依附关系
蒋公的直属部下与他基本上是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向他本人效忠。蒋公的嫡系也分各种派系,嫡系之外也有很多杂牌军、这些派系和杂牌军成员对其首领也有人身依附关系,层层效忠。
这些人有的对利益并不热衷,也很清楚国民党确实很烂,但他们出于个人关系还是要追随 蒋公。这部分人有的对首领确实有个人感情,有的虽然已经不信任首领,但又出于传统道德认为 “叛变” 是可耻的,也不愿意倒戈一击。这个群体以杜聿明、廖耀湘等人为典型。他们虽然比第一类人可靠的多,但认识提高后还是大部分转变了。
三、出于理想支持国民党
这部分人或者相信国民党能救国,或者是真正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仰才加入国民党的。这种情况很少,但这部分人对国民党而言也就是最可靠的。陈布雷也许可以算一个(他还兼有第二种情况),他与 蒋公私交不错,也不承担失败的责任,如果去台湾对他个人前途来说也算不错。但他看到国民党不可挽救,非常失望,干脆就以死明志了。
因为共产主义是信仰,三民主义也是信仰,既然是信仰,那么就必然有追随者。
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黑暗,并不代表三民主义是错的,更不能代表人们就不能选择信仰三民主义。
你要明白一点,当初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也是无数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也是为了引领新中国建立的,也是一群充满了救中国的理想青年。
最形象的代表就是《潜伏》中的李涯,他对于三民主义的信仰是假的?他潜伏在根据地,吃糠咽菜,他不好色不爱财,除了和共产党作对,你能说他是个坏人吗?可是他对于国民党的黑暗看不到吗?他不失望吗?那他为什么还要追随国民党?就是因为很多三民主义的信仰者,只是觉得腐坏的是人,而不是信仰,他们在努力维护的,不是那个黑暗的国民党,而是心中的三民主义。
这些理想者使终相信,只要能保住国民党,那么党内的腐败分子终有一天可以清除,心中的三民主义,终有一天可以实现。
阿富汗伪政府尚有几个敢玩自杀炸弹的死忠,更不要说国民党这种准殖民地皇协军中的战斗机了。
因为国民政府比之前的北洋政府强,他能调七十万人去送人头,北洋政府连调动七十万人头都做不到。因此,在接受我党直接管理之前,他们觉得国民党能力强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你不要以为送人头就很容易,兵力调度、道路维护、粮食征募、磨粉织布…… 这一系列行动,都决定了会战兵力的规模。而在 20 世纪的中国,能调度起近百万大军进行会战的,除了我党,只有国民党。
这里我用国民党经营西北五省的材料展示一下这种情况好了,你读完就明白虽然跟我党的一五计划等完全不能相比,但国民党比之前的北洋还是清政府强多少了。
为什么总是有 p 社云玩家以为自己当上了国家首脑就能统一世界,真正的的 p 社玩家是怎么看的呢? - 清蒸韭菜馅汤圆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90165552/answer/2377962774
我说句实话
蒋光头国民党都是维护地主买办军阀的反动派,残忍,反动,压榨剥削中国人民,对外依附列强,确实黑暗要被推翻。
这是和中共这个奇葩,毛主席等天降猛男比。
在亚非拉第三世界,蒋光头国民党那可是买办军阀美国傀儡政权中的战斗机,两半社会里一流存在,其实力是东亚怪物房里都属于特别能卷的,能吊打大部分亚非拉国家存在。(滑稽)
南京国民党政权(1927—1949)能打赢抗战二战(虽然是惨胜耗死敌人),废除租界收回台湾东北等失地(当然失去了外蒙),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法国都投降了中国还能打到底,这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农业国里绝对是逆天存在。而且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1912),孙中山先生当大总统时,印度甘地,土耳其凯末尔等还在猥琐发育。论资历,民国够老够有分量。
国民党几百万大军,还是美械部队,其中不乏能打精锐之师,这在亚太是除了美苏外横着走存在。(日本二战后军力基本被废掉了,自卫队是美军小跟班)。像中南半岛金三角,国民党一支孤立无援残军都是当地一霸军阀土皇帝。现在台湾省国军(我们嘲笑草莓兵)综合实力到了中东非洲都是恶霸级别横着走存在,更别说有整个中国的国军了。论实力,民国体量决定其实力不差。
现在印度别看我们嘲笑它不行逗比,印度在亚非拉第三世界绝对是准超级大国(误),而蒋家民国,就是一个印度 2.0。你觉得菜,亚非拉穷国眼中逆天存在。而且因为和美国关系好,会在西方更加被推崇宣传,成为自由民主模范生。
对内,民国确实只是形式统一,实际上各派军阀诸侯割据一方。但再怎么样,蒋光头完成中国形式上统一,靠诏安,战争,暗杀,贿赂等各种手段把各路军阀能管住。尤其是那嫡系中央军还在,地盘里有最为富庶江南上海,有钱有枪。时间长了通过渗透,蒋光头国民党中央会越来越巩固自己地位。考虑到中国没有印度,中东,非洲那些民族宗教矛盾,能对蒋家民国构成威胁反对派几乎没有。就像安史之乱后中晚唐,尽管藩镇割据帝国衰落,但是唐王朝依然凭借江南赋税,藩镇之间平衡制约,维持甚至加强中央等权威秩序。如果没有黄巢起义冲击与朱温兵变,唐朝还能持续更久。
总之,在那个没有中共解放战争的平行世界,蒋家民国会在抗战结束后越来越强稳坐江山,会成为英美西方吹捧民主自由典范,上海会成为亚太小纽约继续繁华,而老百姓在贫民窟被可持续竭泽而渔。但没人关心穷人百姓,大家只看到蒋光头 “英明神武”,很多精美公知小资军阀等会追随簇拥在光头周围,光头甚至可能得一个诺贝尔和平奖。(滑稽)甚至因为抗日有功,国家稳定无战事,英美西方吹捧等,蒋光头会舆论历史中被吹捧为一代伟人,地位远超过朴正熙,佛朗哥,皮诺切特。
这一切没有发生,因为中共毛主席等革命战争胜利,因为新中国富强,我们现在不是和亚非拉比烂的第二印度,而是和美国西方竞争的人民共和国。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因为没有见过光明;如果我们见过了光明红太阳,就无法容忍这黑暗。
元朝的时候,儒家大师们高呼:**“我儒者,知有君父,宁死耳!**肯从妆辈耶?”
哻叹曰:“我以儒致身,累蒙国恩,为胃子师,代言禁林。今纵无我戮,何面目见天下士乎!” 遂赴井而死。
“学古世食君禄,不以死报国,无以见先人于地下。” 自缢死。
你在看看南宋灭亡,临安陷落,无人殉国,还是靠早年被排挤出去的文天祥陆秀夫才挽回了一丝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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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看大清,杀儒家当杀鸡,比如哭庙案,放,明朝,一堆文人去孔圣文庙哭庙,这是县令要被赶走,知府要被处分,首辅也得灰头土脸的操作
在大清,直接一个县令就能杀的人头滚滚
最后大儒们:清朝在江南税收环节上,再也没遇到稍有‘’滞凝‘’的现象。像指捐、借捐、亩捐、房捐、铺捐、船捐、盐捐、米捐、饷捐、卡捐、炮船捐、堤工捐、板厘捐、活厘捐、草捐、芦荡捐、落地捐等‘’捐税‘’的统统轻松收齐。
等到清朝不行了,一堆大儒自带干粮帮清朝续命 ···
你再看国民党政府
不说别的
就流沙河无数个拉壮丁的老爹,就那些壮丁科的小科长们
他们追随民国不?
美帝记者贝尔登在中国,发现我们解放区也就一亿人口,还大多是老少边穷,收税一般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国民党那里三亿人口还都是大城市肥沃之地,直接收税到百分之七八十,还有大量的海关收入。
最后换算成粮食,解放区居然收入的还高一些
赚取这个中间差价的人
他们肯定是追随国民政府的
你说是不是?
以前看《锵锵三人行》节目,作家王蒙老师说他小时候在北平,年年冬天都有冻饿而死的人倒在大街上。这还是大城市里,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小城市里,情况会怎么样?
真正在民国生活过的普通人是不会缅怀民国的,因为他们真的生活在其中过。
那些没有在民国生活过的人,幻想自己是民国时期的买办、军阀、反动地主,才会基于不切实际的幻想缅怀它,并发泄对现代生活的不满。
现在的中国当然还有很多需要进步和提升的地方,但是跟民国相比,新中国的全面进步堪称人类文明史上迄今为止的一个奇迹。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要有利益,比国民党黑暗十倍的政府都有人追随。
五代时期有个老神仙,叫冯道。他先是跟着幽州节度使刘守光混饭吃,因为给主公提建议,被关了起来。
刘守光战败后,冯道就投奔了建立后晋的李存勖,在李存勖手下做到了副部级官员。
因为父亲去世,冯道回家守孝,碰上兵变,唐庄宗被杀,李嗣源当了后唐皇帝,冯道在李嗣源手下做了丞相,封爵郡公。
李嗣源死后,继位的是三儿子李从厚,冯道继续做宰相,但很快李从珂杀了李从厚自己做了皇帝,冯道做了司空,也是位列三公的大官。
石敬瑭勾结契丹灭了后唐建立后晋,冯道在他手下仍然做宰相,并代表石敬瑭出使契丹。因为冯道拍马屁功夫了得,耶律德光极为喜欢,回国之后石敬瑭将军事、政务全部交给冯道管理,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石敬瑭死前想学刘备托孤,将幼子石重睿托福给冯道。但冯道可不是诸葛亮,转脸就拥立了石敬瑭的样子石重贵做了皇帝。相当于诸葛亮废了刘禅立了刘封。
契丹入侵中原灭了后晋,耶律德光又把冯道找来,冯道又是一顿马屁拍得耶律德光龙颜大悦。但马屁归马屁,契丹人还是被中原百姓不断的起义给赶走了。冯道跟着契丹军队回北方,半路上耶律德光死了,契丹发生内乱,冯道就投奔了郭威。
郭威称帝建立后周,冯道被封为太师、中书令。最后冯道死在柴荣即位之后,终年七十三岁,追封王爵。
冯道一生中经历了十位主公,除了最后的后周,其他政府一个比一个黑暗,都是一帮只知道杀人不知道建设的军阀,还不如北洋政府。但他在每个黑暗政府里面都好好服务,也获得了他们的赞赏。
这个世界,真正立志要消灭黑暗的只是少数英雄人物。大多数人只要能自己获得利益,就是魔鬼也会去追随。但只要出现消灭黑暗的英雄,人们有了选择,就会义无反顾地抛弃黑暗,拥抱光明。
很多人拼命证明蒋介石政权是个反动政权,但是均是从理论上说明,我来给你补点数据干货。
我们来纵向对比一下蒋记民国、人民共和国、美帝,你就知道他是怎么费拉不堪了:
1936 年蒋记民国全国 GDP 是 100 亿美元,而蒋记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是 10 亿法币,大约 3 亿美元左右,财政占 GDP 比例是 3%。
同时期美国 GDP 是 900 亿元,而美帝的财政收入在联邦层面是 100 亿美元,地方还有 100 亿,仅计算联邦层面即占 12% 左右。
我们再对比 1952 年人民共和国和美帝。
1952 年人民共和国的 GDP 是 300 亿美元,财政收入 152 亿元,差不多是 50 亿美元,占比在 16% 左右。
当时美帝的 GDP 是 3800 亿美元,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约 600 亿美元,地方 200 亿美元,仅计算联邦层面即占 16%。
所以在搞钱这个层面上,人民共和国和美帝一档的,所以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现代治理的国家,即在于此。而蒋记国民政府和同时期美帝的差距就有点太大了,蒋记仅能从国家拿到一个零头。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差距了?我们以财政收入构成来进行剖析:
蒋记民国财政收入构成,关税 60%,盐税 20%,统税(大宗物资如桐油、猪鬃等出口)10%,剩下的构成也就 10%。
人民共和国财政收入构成,税收 36%,田赋(农业收入)29%,企业收入 13%,工业收入 6.8%。
我们来分析下构成:
国民政府的关税、盐税、统税等大头,在人民共和国占比仅有 36%。
占据了人民共和国 29% 收入的田赋,在蒋记那里成了甩给地方政府的累赘,完全不能征收上来,因为蒋记根本就不敢得罪地主阶级,因此拿不到任何税收。
而企业收入和工业收入等商税,人民共和国拿了接近 20%,国民政府的收入仅有 1000 多万元,不到零头。
我们讲蒋记反动,就是说他反动在这里。对于稍微需要深入中国治理的田赋、商税等,蒋记仅能拿到零头;对于关税、盐税、统税等卡住几个点就能收的税,成了蒋记统治的核心财政支柱。也就是说,蒋记是统治不了 5 亿人民的,只能做拦路抢劫的山大王。
做了山大王的蒋记,为了扩大自己的税收,不得不鼓励统税等原始物资出口和帝国主义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乃至于一进一出达成赢两次(蒋记双赢法),彻底变成帝国主义的买办。
在蒋记长期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蒋记为了维持统治,笼络自己的人才体系,于是一方面鼓励官员变成官僚主义,抢夺民族资产阶级资产,给他们分肥;一方面鼓励封建主义地主,让他们控制住农村,给蒋记抓丁拉夫。
这是这一个正常的政权不能容忍的,因为买办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会破坏自己占据一半的税源。新中国扫除掉这些势力后,扩大了税基,于是不断的积累产业资本,国家越来越强大。
我们为什么说印度是当代民国?因为印度的 GDP 到了 2 万亿美元,而印度财政收入也在 2000 亿元左右,10% 的财政收入占比。在对待买办主义上,印度的进出口给我们做了完美的展示。印度的议员贿选和农业补贴,完美展现了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林林总总把蒋记政权那落后、反动、封建展示在了我们眼前。
正因为黑暗,所以有人追随。大便那么臭,为什么苍蝇趋之若鹜;不臭苍蝇还不来呢。
问题中 “追随国民党政权” 的人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就是从自身政治信仰上追随国民党的人物。在政治领域上譬如说 “文胆” 陈布雷、蒋戴主义(即戴版三民主义,还乡团宇宙中的正统三民主义)发明人戴季陶、著名 KMT 右派张静江。还有所谓黄金十年期间大量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其中一部分人追随了蒋经国,另一部分人加入了改组派,力求在排除一切社会主义元素的情况下搞社会改良和现代化。以及中国青年党、民社党等自我定位为合法反对派的政治组织。在文化领域上例如傅斯年、胡适、蔡元培这样的人物
第二类是由于利益关系必须追随蒋政权的人物,譬如说各地军阀、刘峙这种有自己产业的中央军、四大家族等等。这些人在蒋政权治下能够持续性获益,自身更是蒋政权统治秩序中的上层。这些人追随蒋政权不单单是基于自身条件,更是由于阶级本质使然
第三类人是被强制拉进 NRA,最后一路被带到台湾的壮丁
如此一来,我们把三种人分开来分析,讨论就会变得简单很多
第一类人,我们逐个点评
陈布雷戴季陶张静江等人一手缔造了蒋政权的意识形态支柱,也就是宣传上的右翼民族主义、传统主义、阶级合作理论、党国体制。这种看起来理想很丰满,似乎可以缔造一个普鲁士式的国家?那现实呢?
现实就是蒋政权连土改都无法进行,土改干部在基本盘浙江被地主打成 CPC 图图了;外交上搞出何梅协定,废除与日不平等条约居然要依靠汪伪政权才能达成;原本学习列宁政党要发挥地方主导作用的地方党部权威尽失,地方沦为地主乡贤的自治王国。直到最终蒋政权祭出金圆券,陈戴二人也被逼到了紫砂的下场
KMT 的青年干部无论是蒋经国一边的还是改组派一边的相比于蒋政权中心的军阀买办无疑有更坚定的信仰意志和更强的热情与执行力,他们的社会改良是有迹可循的,譬如说赣南新政。然而严峻的现实毫不费力便可撕碎这些青年干部为蒋政权做的粉饰:
赣南新政也好,改组派的改良活动也罢,有哪一个能改变当地所有制,或者是被推向全国?
事实上连蒋政权自己都没有做过多少对青年干部成就的宣传,究竟是这些社会改良没有起到多少效果还是蒋政权的军阀买办不待见这群青年干部我们便不得而知了。但现实已经表明青年干部的活动没有成功帮助发展,也没有缓解社会矛盾
青年党和民社党是整个民国史中最大的小丑。青年党那群自作聪明自我陶醉的所谓国家主义者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权力用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20s 时期 YCP 和 CPC 的地位是相近的,之间的较量也都是一样的笔战或是真人线下快打,而 40s 时期呢?有谁还会认为 YCP 和 CPC 在一个段位上?至于民社党,有人关心他们么?还是说张君劢那个虚妄的宪法也能拿来吹?
至于那群亲国民党的文人,蔡元培之类很快就被束之高阁,而傅斯年胡适之流连蒋自己都看不下去
第二类人,他们追随蒋政权岂不是自然之理,问题在于,还乡团宇宙诸公是要与四大家族共情么?
至于第三类人,他们有的选吗?莫非还乡团宇宙中壮丁们都是经受了多次政治教育的蒋戴主义超人?
问题到这已经明了,所谓追随国民党的人,是一群完全无法实现自身目标的可悲人物、一群蒋政权社会秩序下的既得利益者和大量的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受剥削者——这不是蒋政权独有的,而是近现代所有反动政权的共性
我只能说。跑到台湾去的人,绝对不是因为他觉得当时的台湾富强,民主,自由,平等,法治。
而是____________。
与城市里面国共两党较量明显不同的是,国民党在农村地区对付共产党,就远不是那么顺利了。共产党人在城市中难以立足和生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城市的区域过于狭小,毫无回旋余地。要想应付国民党的镇压,他们只能从事秘密工作,甚至是单线联系。不仅无法真正让绝大多数民众理解自己的主张和政策,又不能给城市居民带来任何实际利益,而且因为秘密工作的需要,再加上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共产党人不仅和绝大多数城市居民 “不相往来”,甚至在情感上和思想上也难以沟通,很容易被周围居民告发。因此,为了避免出现人多嘴杂、被人告发的危险,高级领导人往往不得不躲进租界,装成阔佬,住洋房,雇佣人,与世隔绝,以为掩护。此亦即当时中共领导人每月生活费 27~35 元左右,而博古成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之后为了布置洋房花费了 1300 余元的原因所在。参见《前共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卢福坦王云二人宣言》(1933 年 3 月 4 日),转见前引《中国共产党之透视》,第 338 页。即使一般工作人员,也多半要选择居住条件稍好,环境适宜出行和较易隐蔽的处所,而不能住到贫民区或工棚的下层群众中去。当然,就是在这时的上海工人当中,赤色工会的力量其实也十分薄弱,不可能担负起掩护或支持共产党的作用。据熟悉工会工作的胡钧鹤、袁炳辉等人被捕后在公开的自首书中说:“所谓赤色工会除上海外,全国各地没有一个有群众的工会组织。” 即使是上海,所谓群众的规模也非常小。以共产党认为最有成效的真正有群众的纱厂赤色工会为例,开工会代表会时,名义上到了 70 多个代表,而党员团员数量就占到 60 多,代表工厂 29 个,所代表的群众不足 700 人,平均下来一个厂的赤色群众不足 25 人。《前共党中委胡均鹤、胡大海、袁炳辉、陈亨洲等告中国共产党青年团全体党团员书》(1932 年 12 月 16 日),转见前引《中国共产党之透视》,第 347 页。
在农村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中共从 1927 年 8 月以后,接连在各地发动了上百起武装暴动。包括规模较大的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最终都归于失败。战败的暴动领导人,不得不将原本计划占领或进攻城市的武装,转入到农村里去,以求将剩余的力量保存下来。让国民党人,同时也是让绝大多数共产党人没有想到的是,退入偏远农村去的这些武装力量,却得以利用各省国民党军阀割据,军队集中在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偏远农村统治力量薄弱的特点,逐渐创建了自己的农村根据地。在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农村根据地中,以赣西南井冈山和赣东北弋阳两块根据地较为有名。到 1929 年前后,由这两块根据地聚集或发展起来的工农红军,其活动区域已经遍及江西省边缘地区,甚至发展到赣西北和赣东南,以毛泽东和朱德为首的红四军,干脆经由赣南发展到福建的闽西地区去了。 中共红军在江西省偏远农村地区获得长足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靠 “打土豪分田地” 吸引了相当多的贫苦农民。正是这种情况,使得红军不仅在农村中容易立足,而且像滚雪球似的越滚得远,就越滚得大。再加上这时国民党在农村中的策略是 “清乡”,即通过清乡委员会,“对凡列名农会者,概加拘罚,未列名者亦行之。且一人罚至三四次,一案之事,县署、清委、团局累拿之。” 转见《湖南省志》第 1 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第 572 页。同时力图通过 “清查户口,整理团防,检验枪支造具,联保连坐,切结实行邻县连环联防办法”,来阻遏共产党势力的发展,严密控制农村。《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呈国民政府蒋主席》(1930 年 2 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一 (2)587。结果,在农民运动曾经较为活跃的地区,只能引起农民的更强烈的反抗。中共红军与这些地区农民间的结合,也就不可避免了。
国民党最初对中共在偏远农村中的武装,因为其对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威胁不大,因此并不十分重视,仅以当地驻军加以打击。但地方驻军或因省籍各异,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支援;或因属地不同,往往不能轻易跨界作战。再加上这时国民党内讧不断,各省军队内部亦有亲蒋军和反蒋军之分,动辄反目,因此国民党这时 “进剿” 的效果十分有限。1929 年初,湘赣两省国民党军成立了以何键为总司令的 “剿匪” 总部,以优势兵力联合发动 “会剿”,虽然夺取了井冈山,红军主力却迅速转进闽西,不仅摆脱了湘赣两省军队的追击,而且在闽西建立起新的根据地。3 月 26 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桂系,何键就任讨逆军第四军军长,讨桂战争随即爆发,湘军撤离江西,江西省的国民党军队也大部被抽调参战,江西各地红军当即抓住这一机会迅速发展。6 月中旬,鉴于讨桂战争取得阶段性胜利,蒋介石注意到红军在闽西的发展势头,旋又任命金鼎三为 “会剿” 总指挥,着令赣、闽、粤三省集结军队于闽西地区参加 “会剿”。但此举很快被紧接着爆发的中东铁路事件,特别是冯玉祥、唐生智、张发奎各部响应桂系,共同揭旗反蒋的战争所打断。这场讨桂战争直打到年底才告结束。这种情况自然极大地便利了红军在江西的发展。
据江西省政府 1930 年 1 月报告,当时方志敏、邵式平、王道、孙志清、匡龙海、邹琦、李烈等,率众逾万,快枪将及千支,土炮、鸟枪无数,以上饶、横峰、弋阳、德兴接界之磨盘山及弋阳属之漆工镇、黄沙岭、吴家墩、周坟等处为根据地,组织信江苏维埃政府及军事政治学校、农工妇女等训练所,为时三载,范围涉及十余县。据称:“加入人数愈众,蔓延日广”,“历次军队’进剿’,不但不能肃清,往往为其挫折,损失武器,增其势力。于是势益猖獗,时而上饶河口,时而弋阳贵溪,时而余江万年,时而乐平德兴,到处侵扰,焚杀劫掠”。《行政院长谭延闿呈国民政府蒋主席》(1930 年 1 月 31 日),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一 (2)587。
这时,方志敏领导的红军一部约 3000 支枪,在赣东北占据着弋阳、德兴、乐平、贵溪间大片地区;黄公略等一部约 3000 支枪,在赣西北占据着铜鼓、万载、修水、平江、浏阳等县边境;袁文才等一部约五六百支枪,在赣西占据着永新、宁冈、遂川等地;段月泉、李韶九、胡竹笙等部约枪千余支,占据着吉水、永丰、南丰、乐安间之地区;朱德、毛泽东一部约枪 7000 支,由闽西西进,由连城入宁化,连取广昌,乐安、宁都、永丰等地。按照江西省政府报告的说法,此中最有势力者为 “朱毛红军”:“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经济 (政治) 委员毛泽东所辖共四纵队,每纵队辖三支队,每支队分三大队,每大队分三中队,每中队辖三分队,每分队计有快枪十二支,子弹八九十发,并有机枪四挺。此次朱德探得江西兵力单薄,将率一、三、四纵队由闽边宁化进犯广昌,毛泽东率第二纵队及宣传队由小道抄袭并指挥独立第二、第四两团约三千余人,同时并进,意图扰害赣局。其第一纵队司令为林彪;第四纵队司令为傅柏翠。本月十六日晚占领广昌,先头部队进至甘竹,并有少数出没于白舍、枫林之间。截至廿一日止,该股完全出广昌,进至洽村新丰市东陂一带。李韶九等则向宁都窜,但二十二日复由宁化方面窜来股匪二十余人,攻陷广昌,缴去靖卫队枪枝甚多,各机关人员多被掳去。"《行政院长谭延闿呈国民政府蒋主席》(1930 年 1 月 31 日),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一(2)587。
据江西省政府报称,此外,彭德怀率一部 3000 余枝枪仍在莲花、永新、遂川、万安等地活动,并于 1 月 20 日晚攻陷万安。袁文才、刘作述等部则占据永新、宁冈一带,1 月 18 日攻陷遂川等。国民党虽然再度组织了赣、湘、鄂三省 “会剿”,但均未达到效果。其对朱毛红军的作战,反而因农民对 “进剿” 部队封锁消息,以致损失了上千兵力。故江西省政府颇有些无可奈何地指出:江西历经水旱刀兵,元气难复,因此 “愚民为生计所迫,共匪又从中利诱威胁,以故盲从日多,为患滋甚”。“属省各县多被共匪盘踞,人民中毒太深,不乏盲从附和者。而各属地方团体,无论公法团体、交通机关,均有此辈溷迹其间。甚至妇人、幼童,亦各缠红布臂章为匪作势。而各地民众之稍有知识及有身家者,又相率不敢发言,畏匪寻仇。其大多数则对剿匪部队漠不相关,不肯协助。故虽用重兵镇剿,对于持枪之股匪一时似已消灭,偶或军队他调,又复啸聚。一波未平,一波复起。”” 此剿彼窜,兵去匪来,国军及地方自卫军无不疲于奔命。““加以防区阔大,防守进击,兵力实感不敷,殊难应付。” 参见《行政院长谭延闿呈国民政府蒋主席》(1930 年 2 月);《国军编遣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等呈国民政府》(1930 年 2 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一 (2)587。
1930 年 2 月以后,国民党内部再度爆发中原大战,反蒋派另组北平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双方各自动员了上百万军队投入作战,整个战争前后历时近 7 个月之久。这种情况,不能不再度给红军提供了绝好的壮大机会。到 1930 年 7 月,江西红军主力已经开始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大举向江西省会南昌逼近。7 月中下旬,江西省主席鲁涤平接连向蒋介石告急,一会儿报 “朱毛先头已迫近吉安神冈山,正在激战,乞飞援”;一会儿称 “赣省形势颇危,如不增加军队,将不免波及大局”。“请允许于不得已时放弃赣南及吉安,巩固南浔”。并 “请速派队增援”。《鲁涤平致蒋总司令电》(1930 年 7 月 17、25 日),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 19022498,19021446。
然而,这边面对江西告急尚未及做出决策,那边何应钦更急电报称:长沙 27 日夜被红军彭德怀部乘虚攻陷,省府起火,岳阳、长沙电报不通,湖南军队均在汨罗、新墙、平江、浏阳各处参加对反蒋派的战争,何键总指挥 “不知下落”。《何应钦致蒋总司令电》(1930 年 7 月 28 日),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 19023069。另据各方报告:红军并无久占长沙之意,故几天后何键得以顺利地夺回长沙。从缴获文件中得知,中共此举,意在 “先夺取湖南政权为根本地后,扩大红军,组织进取武汉,再合湘鄂赣皖豫力量,夺取五省政权,促成全国总暴动,推翻全中国国民党,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故以红一、三、五、八等军入湖南,红四军入赣,红六军入鄂皖之潜桐霍安,粤之开平以及京沪闽浙等处皆隐伏积极准备暴动”。《何键致蒋总司令电》(1930 年 8 月 5 日),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 19023973。8 月底,红军各军受命再攻长沙,国民党方面更加紧张,但因长沙方面兵力充足,工事坚固,又有海空军和铁甲车队增援,虽经六昼夜激战,双方损失数千人,红军仍未能攻克长沙。《何键致蒋总司令电》(1930 年 9 月 9 日),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 19026134。
1930 年 10 月,中原大战以南京方面胜利宣告结束。鉴于中共和红军势力空前强大,已经开始直接威胁到南昌、长沙等中心城市,并有围攻武汉,推翻南京国民政府的具体行动计划,蒋介石等不得不开始把军事重心转向剿共战争。11 月初,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下令第九路军主力由上高、高安、樟树、丰城地区沿赣江向西南进击,后并调第六路军和第十九路军入赣 “协剿”。鲁涤平被委兼任第九路军总指挥,以第十八师、第二十四师、新编第十三师、第五十师、第七十七师、新编第五师和独立第十四旅,编成三个纵队,以张辉赞、谭道源、罗霖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司令。第六路军以朱绍良为总指挥,辖毛炳文第八师,许克祥第二十四师,张贞第四十九师,刘和鼎第五十六师及一个独立旅。第十九路军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辖蔡廷锴第六十师,戴戟第六十一师,马昆第十二师三十四旅。此次作战采取的是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袁水两岸推进,力图消灭朱德、毛泽东这时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于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流域。此即为国民党对中共江西中央根据地的第一次 “围剿”。
战争初期,国民党 “进剿” 军一再捷报频传,红军主力且战且退,至 12 月底,已探得红军大部开始在宁都黄陂、小布一带构筑工事。故鲁涤平 30 日下达作战命令:要求第十九路军在赣州蔡廷锴师本日即急进雩都,抄袭宁都,防止红军 “南窜”;戴戟师抵兴国后即经古龙冈向宁都侧袭,期收 “合歼根绝” 之效;第六、第九两路军协同歼敌于黄陂、麻田各处,再行收复宁都。具体部署是:毛炳文师以两团向胡岭咀,两团向东关寨,夹击罗炳辉所部;许克祥师除以一部向东关寨攻击外,由现地洛口前进,堵击麻田之敌;谭道源师以一部协同许师攻击麻田之敌,主力协同张辉赞师向小布、黄陂之敌攻击前进;张师应迅歼龙冈附近之敌,进占君埠、五门岭,以一部经上阳斋左援谭道源师,向黄陂挺进,以一部协同公秉藩师扫除小布之敌,继向黄陂攻击。公秉藩师着由南坑经白公圩港口向黄陂、麻田前进,以一部协同张师扫除小布之敌。“各师统限于元旦拂晓由现地攻击前进。"《鲁涤平致蒋总司令电》(1930 年 12 月 30 日),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 19015692。据冯都考证,电文中五门岭应为黄竹岭之误。见冯都《第一次反围剿十个问题考辨》,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中共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七辑),第 287 页。
但鲁涤平部署的攻击行动即将开始的前一天,竟突然传来张辉赞率五十二、五十三两旅 30 日在龙冈遭攻击受损,张本人在作战中 “由右翼冲走未见踪迹” 的消息。本为后援的五十四旅因怕红军奔袭,慌忙从南垄退回东固,再撤至富田,致 “师长张辉赞参谋长周纬黄旅长王捷俊团长李月峰被虏。又旅长戴岳自戕未死”。参见《鲁涤平致蒋总司令电》(1930 年 12 月 31 日,1931 年 1 月 5 日),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 19015674,20000143。得此噩耗,鲁涤平不得不马上调整部署,下令公秉藩师迅速撤回富田、东固之线,谭道源师由沅头东移,向洛口之许克祥师靠拢。但是,原本刚在中原大战中受创,兵员不足的谭师两旅四团,在撤退途中却被熟悉地形和情报通畅的红军主力迅速抓住。谭师抵抗将近一天,终遭击溃,损失逾半。据前往增援的毛炳文、许克祥两师报告:“增援部队到达永乐洛口时,谭师已被匪突破,只将该师彭团及文团两团一部收容到洛口,谭师长及其他两团情况不明。"《朱绍良致蒋总司令电》(1931 年 1 月 5 日),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 20000010。
张辉赞和谭道源两师惨败,已使国民党方面此次 “进剿” 计划完全被打乱。随即,广昌、南丰两县暨各机关又迭电告急,称 “朱毛共匪约五千余人由闽之宁化经石田窜入广昌属东南之白水镇,离城仅五里,请迅派大军驰援”。这使得总指挥鲁涤平更加变得手忙脚乱起来,急电蒋介石,强调 “目前广昌、南丰一带仅有防军一营,省垣亦仅留兵两连,余均出剿,无兵应付”,要求 “顾念赣民痛苦,立赐抽派一师以上之兵力入赣,大举痛剿”。《鲁涤平致南京蒋总司令电》(1931 年 1 月 16 日),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 19001934。
此番作战虽然担任主攻的第九路有两师失利,但其余各师建制完整,且第六、第十九路军均已陆续到达原来指定位置,仍有续战可能。故 1 月 29 日,蒋介石令何应钦以湘鄂赣闽四省 “剿匪” 司令的名义,代理总司令职权,亲赴江西,进一步调集四省军队,部署 “围剿” 行动。到 3 月中旬以后,何应钦已重新组织了 “进剿” 的部队。除第十九路军原有编制不变以外,另外增调了王金钰的第五路军 (辖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郭华宗的第四十三师、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罗霖的第七十七师),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 (辖孙连仲兼师长的第二十五师、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关树人的骑兵师),并重组了朱绍良的第六路军 (辖胡祖玉的第五师、毛炳文的第八师、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张寺孝的新十三师)。另外,参战的还有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香翰屏的第六十二师、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张贞的第四十九师和周志群的独立旅等部。何在西起赣江、东至建宁的漫长战线上,布下了一条弧形阵线,并于 4 月 1 日下达了总攻击令,要求各部注意 “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于月内克复各县,会师广昌,于国民会议开会前肃清朱毛”。转见李以邼《第二次围剿国民党军惨败经过纪要》,《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八辑),第 212 页。
此次作战的具体部署是,以第五路军为右路,分两个纵队分别从吉安、吉水、永丰南进,“扫荡” 东固、龙冈,会攻宁都。以第二十六路军为中路,由宜黄、乐安分两路 “扫荡” 进占洛口、南团之线,会攻宁都。以第六路军为左路,以主力夺取广昌,并以一部进占头陂、新安、白水 (今赤水) 之线,俟右路军 “扫荡” 东固、龙冈后,会攻宁都。以第十九路军为南路,由兴国出发,攻占龙冈、城冈、江背之线,策应右路军会攻宁都。由于此次投入兵力 20 万以上,是正规红军的 6 倍以上,加以装备火力优势明显,因此开始也相当顺利。一个半月后,四路大军已经推进至江背、桥头江、沙溪、头陂、白水之线了。但由于红军坚壁清野,再加上地形不熟,情报不灵,“进剿” 军对对手的情况一无所知。
何应钦显然并没有接受前次 “进剿” 失败的教训,眼见部队进展顺利,即限令右路第五路军 5 月 15 日前占领东固。该路军第四十七师一三九旅和第二十八师公秉藩部,遂分别受命由富田和固陂圩出发,开始搜索前进,结果再度钻进了红军布置好的口袋阵中。公秉藩师全军覆没,公本人也一度被俘,只因冒充营书记,未被发觉,后被释放。但该师副师长王庆龙、旅长柴乔松、参谋处长朱子奇、团长吴宗周以下官兵死亡就达 2000 余人,全师上万人,5 天后只收容到 1500 人左右。与此同时,右路军第四十七师王冠英旅由富田进至九寸岭、观音崖一带,亦遭红军伏击,全旅被俘即近 3000 人。而右路军第四十三师进至九寸岭时遭遇阻击,迅即退回白沙,被红军追上并击溃,被迫退向永丰县城。两部损失校官 15 名,尉官 300 余名,士兵约 7000 名,步枪四五千支,机枪 36 挺,山炮 3 门,迫击炮 30 余门。《王金钰致南京蒋总司令电》(1931 年 5 月 27 日),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 20007314。
鉴于公秉藩师等失利,南昌行营即令右路军第五十四师向右翼增援。但该师师长郝梦龄注意到各部惨败情形,深知增援途中必遭伏击,故假报 18 日晚 “在沙溪与匪激战”,然后借口援助不到,独力难支,自行向永丰退去。至此,整个右路军实际上已基本失去了作战能力。右路军总指挥王金钰听到部队惨败的消息,于 5 月 23 日向蒋介石恳请处罚。电称:“祝旅长本午自吉水报告,郭师损失一半,谷陈两团长被俘,李团长被俘,今日藩由匪区归来,唐旅王团损失大半,于朱两团损失十之七八,朱团长在富田阵亡,其营长以上伤亡被俘甚多,正在调查中。郝师损失十之三四,本军三师除祝旅外,均损失甚大,非大加整顿补充无进攻力量,请钧座从速设法调后方修养训练,以便再用等语。闻之惶恐万分,病益加剧,务恳将该师调至相当地点补充整理为祷。职治军无能,遭此惨败,请迅以明命免本兼各职,以示惩戒。"《王金钰致北平蒋总司令电》(1931 年 5 月 23 日),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 20007088。
右路军如此,中路军的情况也相差无几。高树勋率第二十七师进入苏区后,一样如坠云雾中,完全不明敌情。5 月 18 日勉强进至南团,受命驰援藤田的郝梦龄师,前进至中村,先头第八十一旅即遭伏击,王广田团失去战斗力,团长亦告阵亡。高率师部直属队和池峰城旅部增援至中村,被红军和游击队团团围住。高树勋最终丢掉部队才得以逃脱,此役第二十七师伤亡官兵 2000 余人,除两团外,均被打散,“池旅之杜团,王旅之黄团,施旅之王团均损失殆尽,余亦多有损失。池王两旅之手枪队战死者各在三分之二,约计全师损失人近五千,步枪三千余,机构廿余挺,迫击炮十余门,阵亡团长二,营长七,下级军官甚多”。《何应钦转报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来电》(1931 年 5 月 27 日);《何应钦致蒋总司令电》,1931 年 5 月 27 日,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 20007335,20007357。
孙连仲因此也不得不一边电告作战失利,一面自请处分。电称:“敝部奉命向沙溪前进,号 (19 日 – 引者注) 日高师先头王旅行抵石马浔南中村以西地,遇枪匪主力,激战终日,初意其为农匪,继而愈演愈烈,至马戌 (21 日 19~21 时 – 引者注) 匪力已达两万余人,将我王旅围困,经我高师极力增援,始得解围。是役以该旅王团损失较大,被我击毙之匪不计其数。查五路郝师于数日前已弃藤田汀溪,匪现直攻敝路并以大部绕进侧背。"《朱绍良致南京蒋总司令电》(1931 年 5 月 23 日),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 20007158。鉴于目前形势,已令第二十五师退至萧田、横石、东陂一带,令高树勋师退向东陂北之黄陂,“职拟转进宜黄”。鉴于自己 “指挥无方,致受重创,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官兵,应请钧座依法惩处,以为惩戒”。《何应钦致蒋介石电》(1931 年 5 月 29 日),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 20007477。
对于此次失败,代理总司令之权的何应钦也是一头雾水。他一面向蒋介石诉苦,抱怨有关将领不听指挥,一面也不得不自认 “统驾失劾”。其电称:“查当铣 (16 日 – 引者注) 日匪攻五路之初,蒋部蔡师即已到达城岗圩,五路相距不过数十里,为防五路独当其冲,即严电蒋部迅攻东固。迨富田被陷,复令进攻富田,乃均未遵行。…… 又巧 (18 日 – 引者注) 晚郝师在沙溪与匪激战,孙部高师即已进抵南团,此际判断匪之主力必渐东移,为防郝师有失,并趁机歼匪计,即电孙总指挥令高师及孙师均向沙溪速进包抄匪之侧背。高师进至中村地盘源一带与匪激战时,孙总指挥未照迭次电催令孙师速进助援,并云地形不便转行撤退,至高师孤立,被迫无力支持。”” 似此孙部后退,六路自难独进。已电朱总指挥迅集兵力于广昌附近或甘竹洽村墟一带固守,与孙部切取连络,防匪绕袭。又电蒋总指挥观察情形,势如能迅占富田自善,否则恐匪速集大部转趋富田,即仍将所部集结于兴国附近待命。此盖因各部已失协同,不得已之处置。““现查公郭两师各失枪在三千余,唐师失枪一千余,各师机枪迫击炮及高师之损失如何,尚未据报。匪势必因而愈大。则此后虽令第十师参加,亦恐难期效果也。"《何应钦致蒋总司令电》(1931 年 5 月 24 日),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 20007145。
右路和中路相继失败,南路第十九军虽进至富田,亦不得不回师兴国,又撤返赣州。红军于是得以进一步集中主力,围攻广昌城。战斗于 27 日打响,当晚即攻占广昌。守城第五师遭受重创,师长胡祖玉重伤后死亡。进而,进占建宁的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也在 5 月 31 日遭到红军的围攻。其 “八千子弟兵”,最后连同被红军放回的,一共只收容得 500 多人。前引李以邼《第二次围剿国民党军惨败经过纪要》。 围剿江西苏区接连失败,不能不使蒋介石倍感沮丧。他当即召集陈诚等重要将领总结教训,并策划第三次 “围剿” 作战。陈诚 5 月 30 日赶至南昌,经过数日调查后明确电蒋称:此次失利原因有三:一是 “顿军久驻,兵疲将殆,且各存观望,图保实力”;二是 “军纪废弛,民怨甚深,失我增援”;三是 “五路军原系孙传芳之旧部,对于江西人民素怀恶念,且共匪亦利用此弱点,对民众宣传”;四是个别军官指挥失当。他建议,应将第五路军调出江西,并对个别将领予以处分。如此,虽 “大寐必有一觉。惩前毖后,来日方长,最后胜利自属于我。亟祈稍释忧虑”。《陈诚致蒋总司令电》(1931 年 6 月 2 日),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 20007744。
刚刚赢得了中原大战胜利的蒋介石,自然不会甘心于这次的失败。他很快就于 6 月 6 日发出告全国将士书,称:“中正行将出发鄂赣,督率各军’围剿赤匪’,信赖我总理之威望,人民之助力,诸将士之忠诚戮力,必能于最短期间,清除’共祸’,奠安国族。“1931 年 6 月 7 日《大公报》,转见《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 219 页。随后,蒋介石亲抵南昌,召集会议,研究部署,并为胡祖玉师长举行隆重的葬礼,还亲往医院看望受伤的官兵,以为部队打气。1931 年 6 月 28 日《申报》,转见《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 220 页。与此同时,吸取上次作战部队互相观望,且时有临阵退缩情况的教训,蒋特别经由参谋处通令前线官兵,此次作战实行连坐法。“师长未退旅团长先退者,杀无赦;旅长未退,团营连长退者亦同。余以类推。“1931 年 7 月 7 日《申报》,转见《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 221 页。
7 月 1 日,蒋介石亲下 “第三次剿匪总攻击令”:"(一) 以第二路进击军陈诚部之第十一师及第十四师分由南城、黎川向宁都攻击前进。(二) 以第一路进击军赵观涛部之第六师及预备军第十师卫立煌部由南城、南丰向广昌地区之头陂攻击前进。(三) 以第三军团朱绍良部之第八师及第二十四师分由南丰、新丰向黄陂攻击前进。(四) 以第四军团蒋鼎文部为左翼集团军预备队,于临川、南城间集结相机策应第一线作战。” 蒋介石:《下第三次剿匪总攻击令》(1931 年 7 月 1 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七,第 30 页。
第三次 “围剿” 同前此一样,开始时部队进展相当顺利。当时报纸接连报道作战成功的消息,或称红军 “已失战斗能力,旦夕可下”;或称红军 “枪炮均无子弹,故大队前往,并无迎战之事”;或称固有抵抗,“我军除以大炮炸弹猛轰外,并由飞机掷弹燃烧”,再加上 “我军前赴后继,奋勇猛冲”,红军亦断无支持可能。据报,仅从 7 月 30 日起至 8 月 4 日止 6 天之内,空军就在兴国及高兴圩一隅之地,投掷 120~160 磅炸弹共 500 枚以上。5、6、7 等日,每日掷下的 220~260 磅的炸弹,都在 100 枚以上。以至于飞机过处,“血肉四溅”,“匪尸狼藉”,“臭不可闻”。1931 年 7 月 23、31 日,8 月 11、12 日《申报》,转见《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 225~229 页。
鉴于此,蒋介石还在 7 月 23 日就已经公开宣称:本人 “于本月二日,由南昌出发,巡视前线,并进驻南丰,亲督各军,积极进剿,乃于四日克复黎川,十三日克复广昌与石城…… 当即乘胜穷追,十九日遂攻克赤匪据为总巢之宁都…… 赤匪屡经我军跟踪猛击,其漏网残余者,本已不及万人,其向会昌汀州狼狈溃窜时,又被沿途民团袭击截堵,所剩更属无几,预计本月以内,必可全部歼灭”。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1931 年 7 月 23 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第 149 页。到 8 月中旬,他更是充满乐观地下令:“限五日内将收复区散匪肃清,月底将赣各匪彻底消灭,俾军事早日结束,人民安居乐业。“1931 年 8 月 16 日《汉口民国日报》,《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 229 页。
蒋介石发出限期肃清的命令,是因为有战报显示,红军主力已陷于 “进剿” 大军的包围之中。在此之前,红军因第二次反 “围剿” 作战后既未休息,也未得到补充,以致仓促应战,虽 “绕道集中”,试图调动敌人,却不断被敌发现,往返奔波,“弄得十分疲劳”。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 年 12 月),《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第 207 页。好不容易在 8 月 7~11 日抓住战机,接连在莲塘、良村和黄陂重创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和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一度取得了主动地位。此两役作战结果,据红军方面的统计,俘虏军官 708 名,士兵 3193 名,缴枪炮 7080 件;自己阵亡军官 30 名,士兵 246,伤 942 名。《红三军团莲塘、良村战斗情况统计表》,1931 年 8 月 16 日;《红三军莲塘、良村战斗情况统计表》,1931 年 8 月 17 日;《红三军团黄陂战斗情况统计表》,1931 年 8 月 18 日;《红一军团第四军八月七日战斗结束统计表》,1931 年 8 月 22 日;《红七军莲塘、良村、黄陂战斗情况统计表》,1931 年 8 月 22 日;《红一军团第四军八月十一日战斗结束统计表》,1931 年 8 月 24 日,《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 90~96 页。注:统计数字中因部队战后未能打扫战场,故没有毙伤敌军的数字统计。但很快,红军主力就又在 8 月 16 日落入国民党军的重兵包围之中。用中共苏区中央局自己的说法:“两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既入兴国,仓卒应战,初向富田,折回兴国,由西向东,深入黄陂,又疾驰五百里。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苏区中央局致中央电》(1931 年 10 月 3 日)。由于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国民党军并未能抓住此一战机,结果是红军主力于 8 月底再度脱险,又一次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红军主力为改变被动局面,于 9 月 7~15 日之间,利用国民党大军因宁粤冲突,做战略收缩之际,抓住机会,与蒋鼎文的第九师、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在白石、张家背一带,和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的第六十师、戴戟的第六十一师在高兴圩地区发生激战。但两战结果却大相径庭。
前者据蒋鼎文报称:独立旅 “主力激战至晚损失十之八九,廿六旅之两团与赤匪反复冲击肉搏七八次者,死伤亦多,赤匪之死伤尤倍于我方,骸骨狼藉遍山皆是”。因 “赤匪向我猛攻,并左侧右侧包抄我掩护部队伤亡颇大”,故已不能按计划与蔡廷锴部取得连接,而被迫向敦田、长径一带撤退。《何应钦、熊式辉致蒋总司令电》(1931 年 9 月 9 日),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 200010439。韩德勤也有报告称:“赤匪侦知职师与九师向东固前进,遂以全力向老营盘方面星夜东移,向我袭击。职师苦战竟日,率以弹尽援绝至遭惨败”。《何应钦致蒋总司令电》(1931 年 9 月 28 日),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 20011280。另根据接战的红军部队战斗结束后统计,此役俘虏军官 71 名,士兵 3187 名,缴获各种枪支 2690 支,自己阵亡军官 7,士兵 56,伤 234 名。《红军第一军团第四军九月十五日战斗结束统计表》(一)(二),1931 年 9 月 18 日;《红三军团及七军九月十五日战斗结束统计表》,1931 年 9 月 19 日,见《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 114~117 页。注:统计数字中因部队战后未能打扫战场,故没有毙伤敌军的数字统计。不难看出,两方资料均证明,此战红军确实取得了胜利。
而与第十九路军作战的情形却另呈一种局面。陈铭枢报称:” 自七月份以来我剿赤各军围攻匪区,匪利用地形与赤化民众为保护,惯用其诡避巧袭隐蔽战术以疲劳我军而免决战。最近匪乘我各军分途移动游击兼以阴雨兼旬,飞机不能侦察之际,竟抽移全部匪军于兴国之西北险要地带埋伏。本月虞辰我十九路军及第九师在兴国之西劲高兴圩益田长迳口墩田老营盘一带与匪第三、四、五、七、八、十二等军朱、毛、彭、黄、林、罗、李等全部五万余人遇战,亘两昼夜,剧烈异常。自虞夜至庚未,匪更以主力密集部队反复向我高兴圩之六十师冲锋肉搏二十余次。蔡军长廷锴亲率部队迎战,均将匪击退,匪横尸沟积流血河红,于佳辰将匪全部击破。计在高兴圩一带,匪遗尸七八千具,伤者不知其数,夺枪数千及匪高级司令旗数面。计我各军自围匪以来,此为第一次之决战,而匪之凶悍与其死亡之可惊,亦为战役中所罕见。匪经此大创,当不能复振矣。"《陈铭枢致南京中央国府、总副司令、各党政军旅、各报馆电》(1931 年 9 月 9 日),台北” 国史馆 " 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 20010676。
陈电系公开通电,无疑带有宣传色彩。此时红军主力全部兵力也不过 3 万人,投入黄陂战斗的部队仅第一军团之第四军和第三军团,另加一个第七军,合计兵力不过 18 万人左右。据 8 月 26 日红一方面军人员武器统计,第四军战斗及非战斗人员合计 6417 人,第三军团合计 9781, 第七军合计 2050 人。《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 112 页。故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亦特别指出此役失利原因在 “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毛泽东选集》,第 220 页。但据接战的红军部队战斗结束后统计,此役俘敌兵仅 20 人,红军阵亡军官 90 名,士兵 689 名,负伤军官 193 名,士兵 793 名,失踪被俘官兵 180 名,损失各种枪支约 1200 余枝。如此伤亡被俘总数几达 2000 人。《红军第一军团第四军九月七、八日战斗结束统计表》(一)(二),1931 年 9 月 11 日;《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及第七军九月八日战斗结束统计表》,1931 年 9 月 19 日,《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 110~113、118 页。故不论陈电水分如何,可知在此一作战中,红军确实遭受了重大损失。
整个第三次 “围剿”,与前两次相比,国民党方面基本上控制着战场局面。虽有损失,亦不足以影响全局。而红军在国民党大军 “围追堵截” 之下,却显得极为被动,甚至接连受到挫折。但是,这次 “围剿” 却仍以国民党方面自行退出苏区以至无疾而终。其原因何在呢?
其一,是因为自蒋介石与胡汉民矛盾激化,断然软禁了胡之后,宁粤即公开分裂。5 月初,汪精卫通电反蒋。随后,广东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等众多将领和粤桂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亦公开通电要蒋下野。在蒋拒不妥协的情况下,汪精卫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到 9 月 1 日,粤桂联军下入桂动员令,并联合反蒋的唐生智军队,开始进兵湖南。此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南昌行营的震动,因而马上于 4 日做了暂时收缩兵力,就地监视红军的部署。
其二,是因为 9 月 18 日发生了日本入侵东北的重大事变。蒋介石为平息宁粤冲突,也为完成此次 “剿共” 作战,7 日公开声称此次作战已获大胜,如粤省不出兵进犯湘境,不久即可完全解决,他数日后亦将 “再赴赣督师”。转见韩信夫等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第 232 页。尤其得知韩德勤部遭重创后,蒋即于 18 日再赴江西督战。不意在其动身当晚,就发生了 “九一八” 事变。为了应付这一事件,蒋介石不得不于 21 日又赶回南京,密切观察事件的发展情况,并着手准备应对之策。而为防止日本可能由海上入侵,更不得不从 “进剿” 军中抽调部队加强海防。如此,继续部署 “剿共” 作战具体计划之事即告停顿。特别是随着宁粤和解,宁方接受了粤方关于蒋介石必须下野,和以粤军陈铭枢部为京沪警备部队的建议。因此,“进剿” 军主力第十九路军很快亦调离江西。蒋介石也为宁粤和解,被迫于 12 月 15 日上书中央执行委员会请辞,并于 22 日上午出席过四届一中全会开幕式后,经上海转返浙江奉化老家,以示下野。因此,继续此次剿共作战的计划,自然彻底被搁置下来了。
当然,即使没有上述形势变动,这次 “围剿” 作战成功的希望也不很大。因为,蒋介石等人这时基本上还是在重复着前两次的 “剿共” 思路,不仅政策上无甚调整改变,军事上也仍旧在重犯以往的种种错误。特别是在不熟悉山地作战和不顾后方补给的情况下,盲目指挥军队跟着红军四处乱跑。这种情况下,就连平时训练较为严格,一向看不起其他部队的陈诚手下的军官们,都已经难以忍受了。
陈诚第十四师某军官 8 月间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自从经过宁都以后,走的地方都是不见人烟,吃的东西也无处可买,总是上顿不接下顿,不过顶感困难的还是没有油盐,有时连水都没有吃的。…… 我们每天都要跋涉山川,东奔西跑。无论白天晚上,天晴落雨,总是没有停止的。到了一个地方,还要驻在山上,日晒夜露,风吹雨打,晚上也不能安寝。这一月以来,都是在这个情形里面过日子,总是在这个无人之境转来转去 (因为这是土匪最多的地方)。你想,一个人都是肉做出来的,像这样滋养不足,日晚劳苦,还加之风飘雨打,日晒夜露,无论精神身体,都是日益委靡。所以这一月来,无论官兵,差不多没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因病落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较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谁也管不了谁,不知冤枉死了好多。真是匪没剿灭几多,自己却损失了不少。眼看到这种情形,真是欲哭无泪。"《乃大致仲函》(1931 年 8 月 23 日),《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 237~238 页。
由于相信与红军作战取得根本胜利的可能极少,更极大地影响了部队官兵的作战信心。关于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从该部另一个军官的信中看得很清楚。他这时写道:“现朱毛彭黄集中永丰县属匪区,他们的行军力和纪律实在很好。同时匪区的组织很完善 - 如乡有乡政府,村有村政府,区有区政府,故我们很不容易得到他们的行踪。他们呢?我们一举一动都知道了。他们能得到百姓的帮助的缘故,因为匪区的民众都是分了田地。他们的战略 – 坚壁清野。就是将老百姓一律上山,将粮和器具藏于山洞。真厉害,我们现在都觉得吃饭恐慌。(他们的) 战术:一、麻雀阵;二、跳梁阵;三、两手撮合阵;四、钻山阵。” 这个军官表示:我们要想得到关于红军的消息,几乎没有可能。因为 “一到什么地方,百姓都没看见”。“我们走够了路程,然而剿匪的结果是没打伤朱毛好多”。“我们不晓得那天能转回武汉!” 因为,对朱毛红军,“消灭恐怕无期”《超致世桢函》;《超致树基哥函》;《超致镇中弟函》;《超致衡兄函》(1931 年 8 月 16 日),《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 238~241 页。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梅兰芳兑换金圆券的真实故事。
国民政府倒台之前,推行金圆券,当年梅兰芳先生从艺多年积累的几百两黄金就在这种情况下兑换成不久之后不值一文的金圆券。
当年,作为一个文艺届人士,梅兰芳对国民党是抱有单纯幻想的,后来发现,全他妈的是谎言。
谎言很美,容易让温室的文人雅士信以为真,教育届也不教,不会把残酷现实的一面告诉你。
为了方便描绘社会,我把社会状态定义为三个词:白社会,黑社会,灰社会。社会制度的本质是群体对资源的分配制度,构成社会有两大要素:人群,资源。
白社会是不存在的,一般文人容易被白社会感动。
国民党可以看作是一个比较黑暗的灰社会。
再小的黑社会都是拥有资源的,像肉菜市场收保护费的黑社会,依然有肉菜市场的每天经营流水作为资源。
国民党手里当然拥有资源,即使老蒋逃到台湾,依然是拥有黄金,人口的一个岛,比收保护费的肉菜市场资源量大一万倍不止。
有一定量资源就有工作机会,有工作机会就有求职者,就有真金白银的工资,于是也就有追随者了。
即使是小到收保护费的菜市场,老大一样养着一批马仔,这些马仔一样追随着老大吃香喝辣。这是利益问题。
综上,国民党追随者一般有两批人构成:一是文人的信仰追随(如胡适等人的政治信仰),二是国民党手下大小官员的利益追随。
蒋介石说过这么一句话:反腐则亡党,不反腐则亡国。
这也是蒋介石掌权以来,一直在用的伎俩。
搞分封,利益捆绑。
这套规则中国人已经玩了上千年。
虽然国民党在老百姓的眼中十分腐败,但是在国民党自己眼里,他们只看得到 “前途无量” 和“升官发财”,别的一概看不到,也不想看。
而在历史上,真正想要打倒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的永远都是老百姓,而不可能去期待 “皇亲贵胄” 自己管住自己。
所以国民政府尽管十分腐败,但对于想要 “荣华富贵” 的人来说,没有比加入国民党更好的选择了。共同的利益将会构成某一种程度上的团结。当国民党内的利益逐渐被统一后,国民党的根基也就稳定了下来。
如果只将 “腐败” 和“黑暗”作为国民党的失败原因是远远不够的。这种 “腐败” 也恰好恰国民党在数次分裂中转危为安的利益链。
直到蒋介石彻底败退台湾,一大批坏事干尽的国民党人士也只能跟着跑。
可能他们早已经忘了写在黄埔军校门口的那两句话: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伪总统府)
为什么美国腐朽不堪,陈国师还赖在美国不走
有些人还拿杜聿明儿子说事。
杜聿明被俘后立刻就表示自己部下守长江,自己愿意写劝降信;还说自己对人民有 “赤胆忠心”。
杜聿明对人民有赤胆忠心,但是对于蒋介石来说可就是 “叛将” 了。
蒋介石动过杜聿明在台子女一个指头?杜聿明的儿子是不是在台湾上了大学?对于 “叛将” 考不上美国大学奖学金的儿子,蒋介石不给足够的学费让他自杀就是“不仁”?
那么好,王明留在国内的妹夫是怎么死的?王明留在国内的外甥怎么一个也没有上大学?
王明留在国内的弟弟是怎么被打的半死的?王明侄子、侄女怎么一个大学生也没有?
蒋介石对自己人,那真说不上最烂;在【薄待自己人】这个问题上,蒋介石永远只能排第二。
因为很多时候国民党对自己人,哪怕是叛徒都还是有一点底线的。
以吴石为例,吴石可以算是国民党逃台后第一个将级叛徒(对于蒋记国民党来说)。
但是他的妻子在吴石被杀两个月后就放出来了,两个孩子虽然生活艰难,女儿更是为了家计,初中辍学打工,后来不到 20 岁就嫁人了,但是吴石小儿子还是读了台大,后来考上了美国大学的奖学金,国民党也没有说扣着人不准去的,还是让他去美国读书,让他把自己母亲接到美国去。
作为对比,国民党老对手这边哪个著名的大叛徒没有去海外的子女在 1980 年之前完成了本科教育的?
另外————
我一直很不理解一件事情:为什么王耀武特赦后不允许他去香港夫妻团圆?
要知道王耀武大女儿当时已经嫁给银行家的儿子,属于香港最有钱的阶层,王耀武原配也没有另嫁,为什么不允许王耀武去香港一家团聚?(王耀武的岳父一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中损失巨大,岳父还因此没了,所以王耀武原配是不可能北上的,杀父之仇啊。)
是不是因为要王鲁云公公的银行帮着做一些事情,所以才不能让王耀武南下香港?
搞不懂。
因为他们相信根据无法反对的至理名言,人死于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崩溃(指被解放战争推翻)的概率远高于他们死于国民党反动派政权作恶(指花园口,扫荡,不抵抗等等)的概率,所以为了国民党反动派政权不要崩溃,只能追随它了。
辽沈战役,锦州被攻占,廖耀湘西进兵团被歼灭,解放军兵临沈阳城下,绝大多数在沈阳的国民党部队都无心抵抗,有的遇见解放军朝天开两枪算着抵抗过了,有的直接把车辆物资整理好解放军来了直接交接,唯一拼死抵抗的是号称国民党党卫军的青年军 207 师,该师从军官到士兵绝大多数都是抗战时期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参军入伍的城市知识青年组建而成,他们骨子里觉得为了保卫国家要和 “叛匪” 作战到底,抵抗数日之后被优势兵力的解放军以及投诚的国民党军给彻底给彻底歼灭,即使这样有千百号人陆陆续续撤退回关内,有的伪装成平民,有的成为俘虏后拿着路条,国民党把这千百号人作为基干在上海重建 207 师
很多人追随?有多少?我只知道到解放前,连大地主、大资本家甚至奴隶主,都有被 KMT 逼着投共的,KMT 的基础薄弱到连 “买办阶级” 都不是人人都喜欢它的地步。
他但凡有十分之一的国民支持,也不至于输这么快,崩这么惨!
更新在前面,你们别反驳我了,球球了
这都不是我说的,我只是个搬运工
(评论区不是我关的)
很多人不知道国民党当政时期到底有多黑暗
举个小例子吧
1941 年国防最高委员会在一月二十八日废止的三十八种法令中,单属于集会结社自由的,就有十四种之多。
在这 14 种法令被废止之前人民的自由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极大的限制
本来集会结社自由是人民基本权利之一,不能稍加侵犯。
英美民主国家的人民集会结社,是无论性质,地点及参加者的职业性别如何,事前均无须请求警察许可,亦无须报告警察。假如参加集会结社者有违犯普通刑法的行为,则亦按普通刑法治罪
否则,听其自便,在所不禁。但是在民国就与这完全两样
“各种人民团体组织之成立,无论下级团体或上级团体,均应先经政府之许可”(《人民团体组织纲领》第四条)。
这就是把人民的基本自由交给行政机关控制,人民要集会结社,必须去请求 “恩准”,反之,就构成“犯法” 行为。
这些法令又赋予军警宪兵及行政机关以任意干涉和解散人民集会结社的权力。
所谓《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说办法》,就是在民国二十九年为此目的而设的。规定警察可以有权随时命令一个集会一个人的演说中止。
又如《非常时期团体组织纲领》第一条上规定:“各种人民团体,除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政府主管机关之监督外…… 并受军事机关之指挥”;同时也有 “明令解散” 之权。
这样,凡主管官署认为不适合的就可任意加以刁难或解散。以如此广泛的权力交给官署,便是给以侵害人民自由的全部权力。
人民集会结社,原本是自己的事情,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决定组织的形式和选举与任用一切负责人员,而不应该遭受外力之牵制与干涉。
可是民国就不是这样的,政府硬要指定职位,派遣人员,比如在《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第十条确定:“各种职业团体应设书记一人,以曾经特种训练合格之人员充任,…… 得由政府指派”,其职权是:“负推进各该团体各种活动之责任”。
这一来,纵然除指派职员外,民众团体另外还选出了大家信任的人物,也还是没有用处,因为已给政府指派的 “书记” 一揽大权,全都包办了,这还说得上什么人民团体呢?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法令未废止前,民国人民的集会结社自由既受到特许制度的束缚,又随时会受军警和 “主管官署” 的干涉,经常会务也常为官派人员所把持。
同时民国时期内政部还公开颁行过一种限制人民游行自由的法令
借口是 “恐稍有不慎,足以影响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宁”。
其要点如下:负责筹备游行的人员,需于事前将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游行宗旨、集会地点、进行日期及时间经过路线等呈报当地 “治安主管机关”。
散发的印刷品和张贴的标语须事先送当地 “治安主管机关” 审查。
有了这个 “法” 的根据,民国各地当局更可以随意于事先防止临时禁止一切人民团体之游行。人民游行已无自由可言了。
我党对此是深恶痛绝的
人民不仅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还有武装自己的权利,我们不怕人民的组织与活动,只怕他们不能积极动员起来。
我们要保障的居住与迁徙的自由不是消极的,因此我们帮助外来移民解决他们各种困难,保护因革命行动被迫来到边区居住的人民,救济流亡学生与灾民难民使得他们不仅能够自由地生活,还可以幸福地生活。
只有这样,才真正的保障了人民的自由权利。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高举起来的民主旗帜,是飘扬着多么鲜明的色彩!
所以经过我党和人民持久的抗争
国民党反动派还真的废除了不少这种法律……
人类有个特点,说什么坏的时候,或者说现状不好的时候都需要一个 “好的样板”
父母说你学习不好的时候,总会提起 “别人家的孩子”
你们的老师,总是讲 “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以前的 ·····”
公知们总是说 “外国的月亮圆”
就连古代的贤臣说皇帝不好的时候,都说先古 “尧舜禹”
因为你不说不行啊,你说,我觉得这样不好 ·····
那么对方就会反问,那你觉得怎么样才好?
人类为了证明自己正确,什么荒谬的事都敢信,例如宗教只有不断的描绘天堂和地狱的景象才能让人们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欧洲,利玛窦当年还对大明朝赞不绝口,甚至在清朝的时候,欧洲不少人还认为大清的制度好
反正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
这几年公知为什么翻车,是因为如今随着交流的增多,公知们已经算不上 “外来的和尚了”
因此怀念民国,怀念几十年前,都有。
但是这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不能实事求是,换句话说,你树立的那个样板是个假的,学不来。
你说国外的什么东西好,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不用想,我们立马拿过来,研究一下,测试一下,真的好用就拿过来用。
近百年来,中国师承西方,借鉴了西方大量的文明成果,但是也去伪存真,留下精华,剔除糟粕。
你比如疾控中心,CDC 的制度,中国几乎完全抄美国的 ····· 但是的很明显两国应对疫情的差距之大,超过想象。
即试图对反对的东西进行攻击,无论撒谎,欺骗,都不重要,只要能攻击对手就行。
在这种情况下,真相第一个是需要被遮蔽的。因为任何时代人类都非理性的动物,情感能左右很多事情,这些情感即是人类最强大的力量的源泉,也是人类最大的弱点
当情感占据大头,人类看不见真相。
所以能保持理性十分重要,因为人类的能力体现为两种,第一是给别人洗脑的能力;其次是保持理智的能力,即防止被洗脑。
这大约就是实事求是了。
没有真相可以制造真相,不过历史已经证明了,谎言治不了国,靠谎言和欺骗得来的权力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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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的人认为国民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国民党中相当一部分人虽然也承认国民党腐败,但看到国民党拥有全国政权和几百万正规军,有美国人支持,根本不想心共产党能打赢国民党。
特别是解放战争的前两年,国民党处于大规模进攻状态,收复了不少 “失地”,当时看来,国民党赢得最后胜利的可能性十分大。尽管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腐败,但是在事关命运抉择上,他们更愿意选择最后的赢家。
一些人即便是被迫起义,投靠了共产党,可一旦有了机会还是要想方设法的跑回国民党队伍中去。
滇军 60 军起义后,接二连三的发生了叛变事件。一名叫做刘清顺的副排长为了鼓动其他人跟着叛变,大声叫嚣:“国民党已经在葫芦岛登陆了,很快就能打回沈阳。我们必须尽快回到国民党那边!”
有人劝解:“不要走,东北全境都被解放了,你们已经起义了,还往哪里走?”
刘清顺大怒:“妈个逼的,不要听他的赤色宣传!国民党有美国人支持,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打起来,别说你那几个共军,就是苏联也得完蛋!”
于是,在这种鼓动之下,还是有二十多个人跟着叛逃了。
二、有的人是为了报答长官的赏识之恩。
在军权私有行政专制的旧军队,主子应该施恩,奴才接受了主子赏赐的权力,就得知恩图报,就要付出更高的权利代价,否则就没脸见人。
滇军第 60 军暂编 21 师少将师长珑耀的女儿陇若兰曾经苦心劝他:“昆明市人口不到 30 万,惨案(一二 · 一惨案)却唤起了 15 万人参加长达八天的公祭活动。蒋介石独裁专制人心丧尽,他们不但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著名学者,还要消灭一切异己力量,包括你们这些杂牌部队。”
珑耀解释道:“我不是替蒋介石卖命。现在我之所以忍辱从蒋,实际上是竭力掩护卢汉当省主席,以报道卢汉的救命之恩。” 此时,“云南王” 卢汉被蒋介石剥夺了军权,珑耀认为只有自己带着滇军在外面打得好,卢汉的地位才能稳固。
陇若兰又说:“爸爸,你为什不做人民的英才,却偏要做卢汉的奴才?”
珑耀暴怒:“混账话!你给老子听着,你可以骂任何人,甚至可以骂自己的亲生父母,但老子决不许你骂卢汉!卢汉对你父亲有救命之恩,没有卢汉,就没有你父亲,更没有你这个大学生的今天!”
三、有的人舍不得待在国民党这边得到的既得利益。
有不少人曾经带着 “报国救民,御侮安邦” 的抱负加入国民党军队,在里面待得久了,不可避免的沾染上慕名位、贪钱财、爱享受的利益追求和生活习惯,也自然而然的将自己的利益与现存社会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60 军 182 师师长白肇学在内部公开吃空饷,大捞特捞。第二次重建的第一八四师被调往辽西后,东北 “剿总” 曾考虑以该师为骨干,扩充一个军,并考虑让白肇学出任军长,让他看到了自己在权力上的上升之路。
丰厚的既得利益奠定了白肇学阶级立场的物质基础,也凝固了他的政治观念。他不否认国民党腐败,但更不愿意共产党取而代之。他幻想能有第三种政治势力,既能保住将佐的财产,又能实现 “清明政治”。因此,对于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白肇学经常戴上有色眼睛去辨析,并且以“共产党的把戏我最清楚” 自诩。
他曾经主动对被共产党释放的战俘 “慷慨陈词”:共产党说只有他们才能救中国。靠什么救?靠阶级斗争?在场的多数都是农家子弟,也走南闯北去过不少地方。中国的国情你们都知道,真正的大地主虽然各地都有,但土地占有总量并不多,没收他们的土地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在中国,为数众多的土地占有者是中、小地主,他们的土地多数是几代人积蓄的钱购置的。你们当中不少人当上军官以后,家里不是也逐渐置了几亩地吗?哪来的钱?还不是弟兄们枪林弹雨中用血汗换来的?共产党搞阶级斗争弄得这些人家破人亡,太残酷了!内乱一起,外患纷至,列强就来欺负我们。所以,共产党在窝子里搞阶级斗争,是国家的心腹大患,蒋委员长提出 “戡乱救国”,就是这个道理。
以上内容来自《心路沧桑 - 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
1. 国民党的问题不是黑暗,而是组织效率拉胯。而且这个拉胯是和共产党去比较,国民党最大的不幸是遇到了共产党这种空前绝后的现代性极强的全能主义组织。所以国民党暴露出来的所有无能都是去和共产党比较。如果不和共产党比较,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这 200 年来,第一个现代政府。放在世界史范围,该政府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六法全书体系在台湾沿用至今,现代司法,现代财政,现代教育等体系,都是国民政府时期建立起来的。
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抗战爆发前的 30 多年,也就是 1900 年的八国联军 2 万多人,就把满清 20 万秒成渣。是什么概念呢,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只要列强愿意,几万人就可以在中华大地上横扫,只是因为利益均沾,列强之间互相制衡,牵制,所以才没有被某一单独列强吞并。
抗战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才成立十年。当时的日本国力达到巅峰,海军实力相当于美帝的 60%,陆军实力在全球能排前 3。这种国力极度悬殊的情况下,中国没有亡国,苦苦撑了 8 年,最后获得胜利,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我们不要忘了,国民党被赶出大陆后,其装备不齐,就一点轻武器的残兵败将,横扫东南亚。缅甸政府军被国民党的残兵败将秒成渣,跑到联合国哭诉,这种情况下,常凯申才把这些残兵败将接回台湾。后面还有一些残兵败将,原国民党的 93 师不肯去台湾,留在缅甸和泰国边境。在 70 年代末,这批老兵都已经上了年纪了,他们为了留在泰国,作为交换条件,协助泰国剿灭泰北的泰共。这支武装力量一直受越共支持,泰国政府军一直啃不下来,但被国民党的这些老头给灭了。
我说国民党的牛逼,不是为了赞美果党。果党有啥好赞美的,拿到一手最好的牌,被常凯申打成这样。说国民党牛逼,恰恰证明了共产党更牛逼。小朋友喜欢分黑白,为了证明自己,就说对方是坨翔。在我们这个层面,不会这么看事情,我们会去做底层穿透分析,去正视对方的实力,对方的得与失,也是给自己警醒与鞭策。
共产党更牛逼,刚建国,就敢和世界第一强国美帝硬碰硬,韩战能和美帝打成平手,很不简单。龙战于野,其血玄黄。韩战前期,参战兵力很多都是以前收编过来的国民党军队。无论抗战,还是韩战,只证明了一件事,就是中国人牛逼。中国人只要能建立起现代组织架构,就敢和世界任何一个强国硬碰硬。这才是真正的大国气质,想想满清那种辣鸡,多屈辱。以前公知盛行的时候,还有捧慈禧太后的,吹捧满清的,这些人都是一些恋尸癖。
中国的现代转型,我们从 1840 年鸦片战争算起,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段时期。中国就是一个老态龙钟的东亚病夫,暮气沉沉。国民党算是一个美少年,一改往日的暮气,建构起现代国家,开始展现大国气质,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兄弟,比国民党还厉害,干翻国民党后,引领国家继续向前,中间虽有曲折,到现在基本完成现代转型,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隐隐有汉唐盛世再现。不出意外的话,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应该能看到中国重回世界巅峰。
2. 至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追随,因为国民党建立起了一个现代国家,整个社会的组织效率和社会动员效率有了大幅提升。中国这个现代民族国家也是通过抗战得到了最广泛的动员,普通民众开始有了现代国家的概念。我们看满清时期,那时洋人打进来,老百姓像看猴戏一样,完全是一种局外人,甚至协助洋人攻城。根本原因就是当时的国人根本没有这种现代国家概念,谁来了都一样。
我们如果看历史细节深处,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东西。就比如当时那些普通青年人的选择,投共还是投国,真相可能并不是因为主义感召,正义感爆棚,而是个人面临前途选择时,去不了这家就去那家,就为了混碗饭吃,和我们现在去市场找工作差不多。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合法政府,但凡这种科层架构,就是一种分肥体系,能提供的岗位有限,所以肯定优先吸纳最顶尖的那些人才,这个最顶尖其实要打个引号,确切的说,科层体系的人才选择标准,一个是按学历,一个是按关系。罗隆基当时为什么要投共?因为他想做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而不得,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愤而投共。问题是国民政府凭啥子要给你罗隆基外交部长职位?比你更牛逼的人多了去了,体制的优势,最不缺的就是人才。
对于更平凡,更普通的青年学生就更是如此了。你大学毕业,家里没啥关系,估计在体制内也混不到什么好职位,对前途很迷茫。这时另外一家公司跟你说,跟我走吧,给你画了大饼,你动心不?反正这里看不到前途,那就不如去另外一家试试,都是为了混饭吃。这个可能更逼近历史真相。说到这个,我就想起家族往事来。我祖父在学生时代,确切的说,刚从湖南广益中学(也是朱总理母校)毕业那个时间段,应该就是 1947 年左右,曾经和地下党有接触,而且应该是密切接触。后来那个地下党被捕以后,把我祖父供出来了,然后国民党来抓人,屋前屋后团团围住。当时我祖父事先得知消息,跑掉了。这个事情怎么解决的呢,我祖母家有关系,托人说项才摆平。我祖母娘家是当地望族,家族有人在国民党内做高官,而且当地也有人。这事情平息后,我祖父面临两个选择,去体制内,或者投共。投共的话,共产党那边有接头的。当时共产党很青睐这些青年学生。但我祖父投共的事情被我祖母的亲叔叔给搅黄了。我祖母的亲叔叔是国民党的中层军官,抗战时期是当地的抗日领袖,若干年前在当地县志还能找到他的名字。我祖母的亲叔叔强力阻止我祖父投共,然后托南京那边的关系进了黄埔军校。这次选择成为我祖父后半生悔恨不已的事情,每次提及,必定埋怨我祖母的叔叔,觉得自己后半生的坎坷都是拜他所赐,后悔得大腿都拍肿。所以个人的人生际遇,真的很随机,一不留神,就可能走到了另外一个人生轨道。
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买办、官僚、地主、资本家、国外团体大部分是国民政府的铁杆支持者,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得特权,当人上人,他们用他们的资源培养了一批死忠粉和打手,这些人有钱、有枪有炮、有组织,作为个体的人很难反抗成功。
还有你认为的反抗是犯法的,4.12 之后,私自组建农会工会轻则坐牢,重则杀头,而且是成片成片的杀,贺龙全家牺牲,教员家里大部分牺牲,连祖坟都刨了,大将徐海东全家 66 口人一个都没活,在我们现在看来这是反动政府的非法行为,可是在当时的国民政府看来,这属于合法的一人犯法全家连坐。
在红军长征之后,江西苏区、大别山地区以及周围其他红色地带,更是成村成村的屠杀,我们现在看这是反人类的行为,当时的人看来这是国民政府下令,是对方犯法勾结 " 共 X” 在先,屠村的执法惩戒在后,上饶现在还保留着当时的审讯室,现在改叫上饶集中营,各种各样的刑具让被抓的人认罪伏法。
“根据情报得知有人犯法——抓人——审讯——批捕——审判——枪决或者坐牢” 他们是有一套完全合法合规的流程,当然这个过程中存在疑犯拘捕被枪毙,审讯过程熬不住被打死,发现抓错人将错就错,上午审判下午执行枪决等等不合情理的事情,但是对方的流程是正规合法的,也是得到国民政府授权的,中间的违规操作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即使在抗日战争以及在解放战争期间,在国统区反抗国民政府都是犯法行为,而且其恶劣程度堪比现在的武装贩 D,现在贩 D 很容易就吃花生米,那时候搞这些事情不仅自己吃花生米,还会连累到亲戚朋友一起吃花生米。
在两党关系恶劣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证据,只需要证人证词就能直接定别人通共的罪名,上午审完下午就可以拉出去枪决,效率快的很。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抓壮丁打仗,为了省点钱到自己腰包里,中途的官员不给这些壮丁吃喝,要吃喝自己花钱买,最终很多人死在半路上,一些人半路趁机跑回家,这种被发现被抓到同样是犯法,同样是要坐牢的,而且有幸活着出来后还是要继续当壮丁。
为什么国共从 27 年打到抗战爆发,共党却还是那么点人,这在当时是犯法的啊,搞不好全家光荣的那种法,是国民政府的高压线,有多少人敢冒着这种危险搞这个?
嘴皮子骂和真掏家伙干是两回事,况且在当时动嘴皮子骂也是犯法的,鲁迅要不是有那么多人护着他,早就 GG 了, 1931 年 2 月 7 日,左翼作家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 5 位作家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枪杀。左翼作家联盟这些人跟国民政府玩躲猫猫,被抓到了轻则坐牢,重则 GG,为什么?他当时制定的法律这种行为同样是犯法的啊。
大部分人作为被统治者,一旦反抗面对的是统治者的铁拳,迎接他们的将会是法律的制裁,所以反抗的人寥寥无几。
而当他们的法律无法执行时,反抗者将会遍地都是。所以为什么说枪杆子里出政权,维持法律的暴力机构一旦被摧毁,没有了铁拳的威胁,底下的人就很难听你话了。
老弟。
三合会黑社会吧。
O 记,香港反三合会调查科。
但是你知道三合会是干嘛的?
正儿八经的天地会,人家反清复明,驱除鞑虏呢。
然后逐步剥离出来变成了致公党,致力为公呢。
致公党是什么?咱们大陆的民主党派就有致公党。
致公党前身是什么?三合会呢!三合会前身是什么?
天地会呢。真的永忌二四,二是给了关二爷,四是杨
四郎这个叛徒呢。
天地会之前是什么?
洪门呢。
想不到吧。诸位!O 记要抓的是大陆致公党?
当然不是。
O 记的反三合会调查,是指以三合会自居的
人家正儿八经的洪门(现在的致公党)可是
大陆的合法组织。
国民党也是如此。国民党的同盟会前身
本身就是有三合会背景的。
别人是正儿八经的反清复明。
孙先生推翻满清,还专门在明太祖
哪里去祭天了的。
四川的袍哥组织。
范哈儿,王铭章,袍哥的代表。
看王铭章,铮铮铁骨,一个师困守县城,
全师都是袍哥人家,
没人投降,反而是有组织的牺牲。
诸位,牺牲容易。
有组织的牺牲可真不容易。
全师阵亡,无一生还。
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
解放后,四川袍哥被解散了。
有些人被枪毙了,有些人反而当了警察。
我一个朋友的爷爷就是袍哥大爷。
解放后,专门请他当的公安部队的一个队长。
为什么?
党知道,你这个袍哥是正儿八经的袍哥,
你是真的反清复明,抗日救亡的。
某些人以袍哥之名
欺男霸女,无恶不作,这种人直接枪毙了。
所以正儿八经的袍哥,都有自己的暗号,黑话。
国民党大概也就和这些差不多吧。
正儿八经抗日救亡,反清复明的人,有。
以国民党之名欺男霸女的人,也有,不仅有
还很多。。。。
仅此而已。
追随的人,若非无知,受骗,抱怨世事,仇恨当今,即是选择性的忽视一些问题,发现一些美好,借此营造一种理想的成人童话,求得自我满足与安慰。或愿作一种黑暗的动物,亦未可知。
比如,民国的小资知识分子,常有郭沫若说的那种,他们学问不高,名声却响,混一个方鸿渐的文凭,作了有名高校的大教授,师道尊严杠杠的,腰缠累累,家里有房有车,几个老妈子伺候,还有门童给摆谱。
他们讲课,迟来早走,像高尔础一样只上得半节课,无话可说时干脆唱曲。有学问的就会讲很多东西吗?周作人的声音,永远小的像蚊子哼,还带家乡口音。刘文典,一个学期《庄子》一两篇,其余满肚子闲篇的扯,呵呵,还有辜鸿铭那六首十几行的英文小诗。很能讲课的鲁迅,那也不老实,他的小说课,更多的却是历史与现实一齐评点,乱七八糟的学问随意拉扯,学生满堂,爱的是他什么都说。
讲课不怎样的那些教授,对自家编写的讲义,却是爱护得紧;书是不大出的起,没那么大名声,没那么大学识,没那么大门面,但你指望他卖给你油印的稿子?对不起,他上课时勤劳得紧,一手写字,一手擦黑板,对了,就为使你学生,连记笔记都费劲,免得你学完这点东西,写在自己的书里,只署自己的大名,呵呵,学生也会没人品的,很要防范。
我们今天的人们,大概想作教授的,有大把的人马,愿意低文凭,高工资,摆架子,自由开课,这会多么好,于是民国文人的怪癖,大伙只有艳羡的份了,而忘记他们很多人,人品低劣没学问;忘记图书馆的缺乏书籍,和教学条件的恶劣不堪;忘记学生在动荡的环境,不能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不是?
连美国这种严重贪污腐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被刮民党的贪腐情况震惊了。
鹰酱: 上次给你们那么多援助……
光头: 不多,都贪完了。
鹰酱: 那你们拿什么去打兔子?
光头: 不是还有岛吗?
鹰酱: 你们要卖土地买装备?卖给谁呀?
光头: 父亲大人您想多了,我早就打算好了。反正也打不赢,不如多攒点钱,以后被赶到岛上的时候能过得舒服点。
鹰酱: 换个话题吧,我们和北棒必有一战……
光头: 父亲大人您放心,我们一定全力相助。
鹰酱: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我们打北棒的时候,你就待在岛上挂机,千万别来参团。
光头:……
鹰酱: 别灰心儿子,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为父在南洋打脚盆鸡的时候也犯了一个错误。
光头: 父上威武霸气,岂有错哉?
鹰酱: 我就错在当初在南洋竟然认为你们还没烂透。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贴告工人书(《中执会告诫全国工会工人书》)来试图论证所谓国民党的劳工政策就是要求工人加忍耐性等国家蛋糕做大,甚至更离谱的会引此来说明南京国民政府之下没有罢工。
引用一个例子就可以作为反驳了:
(二) 立法院制定《工厂法》
1929 年 1 月,工商部将《工厂法草案》呈请经行政院转交立法院核议。2 月 2 日,立法院第 11 次会议上对法案进行讨论,认为《工厂法》的重要原则,应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经中央政治会议议定《工厂法》原则后, 再依据原则对草案进行审议。因此对《工厂法草案》 决定缓议。{《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第十一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公报》1929 年第 3 期,第 3 页。}
《工厂法草案》经国民政府函送中央政治会议。中央政治会议于 1 月 23 日第 172 次会议进行讨论,指定胡汉民、戴传贤、王宠惠、孔祥熙、孙科、陈果夫六委员审查,由孔祥熙召集。诸委员于 1 月 29 日、30 日两次集会研讨,拟定出《工厂法原则》12 条。《工厂法原则》规定,适用《工厂法》的工厂暂定以 30 人以上为标准。有关女工生育方面,规定女工在产前产后相当时期内不准工作,但工厂仍须照付工资。在工人福利方面规定,关于幼年工及失学职工之教育,工人之正当娱乐及保恤均宜明白规定。在管理方面,规定工厂经主管机关之核准,由工厂两方之代表组织工厂委员会,其任务以调解工厂纠纷及关于工厂改良状况、举办工人福利事业为限。{《工厂法、商会法、工商合同页工会条例各项草案审查报告》,《河北工商月报》1928 年第 4 期,第 75 页。}
《工厂法原则》提交中央政治会议后,中央政治会议于第 177 次会议通过,于 1929 年 2 月 28 日函送立法院查照审议。3 月 9 日,立法院于第 16 次会议对原则提出讨论,议决由劳工法起草委员依据原则起草法案。10 月,胡汉民、戴传贤提议修改《工厂法原则》,认为 “《工厂法》亟待起草,而《工厂法原则》中尚应请解释者,计有工厂工人人数标准、工人最低年龄及最低工资之规定等三点请明白解释,俾资依据”。{中央政治会议函工厂法原则经修正通过录案函达查照》,《立法院公报》1929 年第 11 期,第 256~267 页。}此提议于中央政治会议第 199 次会议通过,决议交法律组审查。该组审查完竣,缮具报告,提经中央政治会议于 10 月 23 日第 201 次会议通过。《工厂法原则》修正条文共 4 条,其中关于工厂工人人数标准,修正为: 凡用机器发生动力之机器工厂适用本法,其人数暂以 30 人为标准。{《修正工厂法原则案》,《立法月刊》1930 年第 2 期,第 24 页。}
中央政治会议将《工厂 法原则》修正条文丽送立法院转交劳工起草委员会查照起草。劳工法起草委员会即根据《工厂法原则》及修正并参照工商部拟订的草案,数次开会研讨,议定《工厂法》草案 13 章 77 条。立法院于第 57 次会议将该草案提出初读,各委员就地大体讨论后,遂议决付劳工委员会会同法制委员会审查。两委员会先后开联席会议 3 次,将原草案修正通过。立法院复于第 67 次会议开二读会,将该审查快正案提出逐条讨论通过,并省略三读,通过《工厂法》全案,即呈国民政府,由国民政府于 1929 年 12 月 30 日公布。{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第 1100 页。}
(三) 社会团体对《工厂法草案》中社会保障内容的反应
1. 资方团体
鉴于战争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破坏及对生产 与效益的影响,各资方团体对通过社会立法规范生产秩序非常期待。1928 年 4 月,工商部成立不久,各省商联会即呈请修订工商法规,理由有两条: 一是 “盖我政府成立之后,法令未及颁布,使工商无所适从,每易酿成争端,而税则不良,工商既蒙 其损害,税收反见其短绌,此宜急于实行者一一也”。 二是 “劳资纠纷,年来 成为工商界之一大问题…. 工人被惠,尤趋于极点,一有争端,罢工相持,事业因之停顿,结果双方各蒙其害,此宜急于实行者二也”。{《各省商联会请修订工商法规》、《申报》1928 年 4 月 25 日,第 15 版。}
5 月,工商部决定成立工商法规讨论委员会,负责工商法规的审议起草和修订,各资方团体对此非常重视。7 月,各省商会联合会举行第一次 执行委员会,推定朱鸿达、陈绍武、 邬志豫 3 人为工商法规讨论委员会委员,经工商部同意批准参加各项有关制订工商法规的活动。{《各省商会推派工商法规委员》,《申报》1928 年 7 月 24 日, 第 14 版}
《工厂法草案》的制定对于纱厂劳动密集型企业影响重大,这些企包正工厂法收案》的制定特别关注,并希望通过参与立法过程保障当工商部将《工厂法草案》发交工商法规论委员会讨论时,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等电呈工商部,要求派代表参与草案的拟订。工商部认为,依据工商法规讨论委员会规则,若对于法规有意见,可通过书面形式提出, 或派代表表向该会陈述意见以备参考,因此拒绝了联合会的请求。{《公牍:工商部具呈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等,为声请准予推派代表会同拟订工厂法草案由》,《工商公报》1928 年 1 卷第 5 期,第 26 页。}随后,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推派代表荣宗锦,向工商部递交对《工厂法草案》的意见。意见认为,此草案最不合于纱厂业,“八小时工作制、禁止女工夜工与圆情不合,请予纠正”{王莹:《各地修改工厂法意见》,《劳工月刊》1932 年第 1 卷第 1 期,第 32~35 页。};并要求删掉工厂不得预扣工资为违约金或赔偿之用的规定。{王莹:《各地修改工厂法意见(续一)》,《劳工月刊》1932 年第 1 卷第 2 期,第 32 页。}意见措辞微烈,且认为此法案仿照苏俄劳动法拟定,不适于本国因情。工商部予以批饰,“查(工厂法草案》,系依据本党党纲,及国内社会经济状况,博采同咨,详为叔定,并未以任何一国法规为蓝本,况分红制系采取我国旧法,为永远消弭劳资纠纷之计,该代表漫不加察,遵以微闻辞,谓为以赤俄法规为依归,实属误会,具呈及附件,措词尤多失态之处,殊有未合,惟现在该法草案尚在审查中,既据条陈多端,自可留待参酌,仰即知照”。{《工商部批饰华商纱厂联合会》,《申报》1928 年 12 月 14 日,第 14 版。}
在递请修改意见未得到满意答复后,纱厂联合会便拟通过联合外国政府对工商部施加压力。12 月 4 日,上海纱厂联合会在联华总会召开有中、日、英各委员出席的例会讨论《工厂法草案》,会议认为 “此项草案为 10 年前苏俄所订,照其原文翻译者、起草此案之朱氏,对于工厂经营,全无经验,似欲以此不诸实际之悬想推行之”,因而 “议决分别向各管公使转请我国政府予以考虑”。{《纱厂联合委员会对于工厂法交换意见》,《纺织时报》1928 年第 560 期,1928 年 12 月 6 日,第 239 版。}
1928 年 12 月,湖北纱厂联合会从报刊得知,立法院成立后首将起草者即为劳工法,于是立即致函工业总联合会,表达对劳工法的担忧:“国人盼望亦既久矣,使立法果善,则以后实业各厂皆有遵循,一切纠纷自可立解。设或不幸与吾国习惯相隔太远,则首蒙其害者,亦以实业界为最巨。” 因此,希望工业总联合会能发起或联合实业各界,将劳工法应注意之点,逐条缕陈立法院,以备起草时之研究。同时胡北纱厂联合会针对劳工立法陈述了 4 点意见,分为工时、工资、童工女工、工人生病时工资与医药。其中对于工人生病时的待遇,认为:
工人生病不能照给工资与医药也。查工人生病给予工资与医药也” 费,原为体忙起见。且寓慈善之意。仅观表面谁曰不宜。但是工人智识薄弱,不适德尤居多数。上年共产党在鄂时, 曾与各厂订有此条,结果各厂工人借口主病者不仅半教,既有工贵又得医药费。谁人肯来上工。虽条文载明须经医生验明为主,而医生只有一二人且非式装。工人动辄聚焦教百之众,坚欲借病出厂,安敢指为无病。所持药方亦大都向厂方指定药店卖钱。药店狼狈为奸,不出药而向厂中领长,示得因缘作弊。种种不情言之痛心。{《湖北纱厂联合会对于劳工法条举妇见》,《纺织时报》1928 年第 566 期,1928 年 12 月 27 日,第 261、262、263 版。}
也有其他工业组织表达了自己对《工厂法草案》的看法并积极采取影响立法的行为。工商法规讨论委员会通过《工厂法草案》决议案后, 天津各大工厂的组织一华北工业协会为此数次召集各工厂 代表进行讨论,认为《工厂法草案》有许多点不适宜于华北工业。倘此法实行,各工厂势必立即破产不可。各业情形不同,应请政府召集全国各工厂关系人,切实讨论,再行公布。当经决议,第一,电请国民政府将《工厂法草案》暂缓公布; 第二,推选代表赴沪联合上海工业界向政府请求召集全国各工厂关系人讨论。{《各埠市况:华北工业协会请缓布工厂法》,《银行月刊》1928 年第 8 卷第 11 期,第 189 页。}
2. 劳工团体
而劳工团体对于《工厂法草案》也有许多不满。“上海各工会因《厂法草案》自工商部拟定,虽经过所谓工商法规委员之讨论审查,但绝未向工人采纳意见,特于全市工会代表大会修改通过”,由上海的工会组织,包括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会、商务印书馆职工会、英美烟厂工会、南洋烟草工会、邮务工会、报界工会、华商电气工会等联合商定后,拟定《工厂法草案》修正草案,而后经商务印书馆工会、商务印书馆职工会、沪杭甬二 路工会、报界工会、华洋印刷工会、法商电水工会等审查,1928 年 10 月 3 日呈送上海全市各工会代表大会通过。“由各工会盖印, 并推定全沪丝厂职工总会及华商电气工会、报界工会、英美烟厂工会、南洋烟厂工会、商务印书馆工会、商务印书馆职工会等 (邮务工会适因争议事件,须向交通部请愿),故各工会代表 12 人,于 10 月 2 日夜间,同车晋京,携带呈文及《工厂法》修改部分之意见,向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工商部请愿,切希采纳,庶厂劳双方于党治正义之下,各得其平”。{《沪市各工会请愿团晋京》,《申报》1928 年 10 月 4 日,第 14 版。} 修正草案共 14 章 112 条,包括总则、工作契约、解雇、工作时间、休假、工资、盈余分配、工厂卫生与安全、学徒、工人福利、特别规定、纪录与呈报、工厂检查、罚则。
此草案认为《工厂法草案》的范围应当扩大,凡平时雇用工人在 20 人以上的工厂均应适用,并且无论月工、包工,应一律享受《工厂法草案》规定的权利。
在解雇方面,要求修订的最多。首先,要求提高工会的权利。厂方与工人,无论何方解约,都应提前 30 天通知工会。工会认为工厂辞退工人理由不充足时,工厂不能辞退。其次,在解雇时的待遇方面,增加了有关退俸金的要求。解雇工人时,除解雇费至少须为工人的 1 个月工资外,还须依照工人的服务年限给予退俸金,其数目为: 满足 1 年者照在职时起实得薪水总数支付 6%; 满足 5 年者为 8%,满足 10 年者为 10%,嗣后每满 5 年加 3%。再次,厂方可以在破产或工人有过错时,解雇或开除工人。但此权利需有以下限定: 如工人因以下 3 种原因遭到开除或解雇时一出品或成绩不足劳工协定之标准 2/3 至半年以上,1 年内旷缺总计超过 4 个月以上,违反劳资协定之戒约经厂方在半年内提出书面警告 3 次不能俊改,应提前两个月通知本人及工会,此期内每日平均应给工人 2 小时供其另谋位置之用,不扣薪水。工会如无异议,除退俸金照给外,应送 3 个月之薪金,并照给离厂以前应得之花红及其他一切福利。工人因无故连续缺勤至 2 个月以上者,辞退时应于拟定之日通知本人及工会,两星期后工会如无异议可以解雇,以上待遇照给。
在劳工福利方面,认为工人退俸金、抚恤费、奖励金、养人教育费用及应缴部分之保险费用均为厂方经常性开支。{王莹:《各地修改工厂法意见(续三)》,《劳工月刊》1932 年第 1 卷第 4 期,第 124 页。}
在工伤方面的规定和工商部的《工厂法草案》规定大致村在死亡抚恤金上对于例外规定限制更多,由 “资本在 300) 元以下者得息请主管机关酌量给予之”改为“资本在 5000 元以下可分期给予。”
追随?
这个词好像有点肉麻了
大部分人还是很单纯的
大家是看在孙中山先生的救国志向上
看在救亡国家 救亡民族的情面上
甚至看在混口饱饭的份上
认同了当局而已
及至看清了蒋某人的黑暗
大家就跟他拜拜了
在自由发展的时代,对岸的国民党反动余孽还能在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真的是荒唐,滑天下之大稽,更可笑的是他们经常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民生小事吵得不可开交,闹得鸡飞狗跳,不顾形象丑态百出,看看我们大陆,官民往往一心,社会向来和谐,气氛从来安宁,政府决策,人民放心;政府讲话,人民坚信不疑。我们只管朝着星辰大海奋进,而不必费神有各种后顾之忧,我们国家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真谛,那就是放弃争吵、议论、追问、究责和那些无理的鼠目寸光的利益诉求,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充分利用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将每一个公民的价值发挥到极致!这,才有了大国崛起!这就是中国!对岸的台哇是没什么救的了,跟他们共襄复兴大计无异于对牛弹琴,对岸长久封闭的政治环境下,早就死心塌地要守着那一亩三分地过日子,顽固和愚蠢程度非我们一般人可以想象,就算归化了他们,对他们而言也不过是从一口井到另一口井,还是早日突突掉为好 [生气]!
国民政府黑暗,是因为它是站在地主阶级,官僚资本阶级那一边,压迫大部分人,为少数人牟利的。
从古到近代,知识一直是少数人才能拥有的,大部分人都是文盲,大部分人生活在黑暗中还苦不能言,少部分统治阶级压榨大量平民百姓,文人依附统治阶级歌功颂德,那些既得利益者自然会追随黑暗的政府。
你看 20 世纪我国发生了多少次大饥荒,为什么建国以后那次被提的最厉害?因为在国民党这种政府的统治下,特权阶级们是不受灾难影响的,资用文人叼飞盘就够了。结果建国后没特权了,第一次遭这种罪,内心当然痛苦,喊疼喊的满世界都知道了。
我提到的这些人当然支持凯申啊,要不你以为为什么矮大紧之流为啥那么喜欢民国。
满清这么黑暗,辛亥革命后还有不少满清遗老留辫子呢。正所谓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民国再黑暗,人家在民国高高在上吃香喝辣,反而是解放了光明了,国家强大了,人家的地位却低了,为什么要支持你呢。就像买办阶级,国家越自主创新研发,生存空间就越小,所以虽然自主创新研发对国家有好处,对买办可没有好处,买办为什么要支持呢。
你有的选么?
我不追随反动派政府,我去哪里?
去沦陷区当汉奸?你以为日本人和汪精卫会比蒋介石好很多?别今天还在为了生计奔波明天就被杀良冒功了。
去边区投靠共产党?你以为边区想去就能去?要是边区想去就能去,陕甘宁早就被难民挤满了,猜猜胡宗南的部队在边区附近干什么的?
用枪炮清出一片无人区,没有人烟没有落脚点没有可以补给的地方,只有游荡的土匪和凶猛的野兽。
你去?你怎么去?坐飞机去?
去南边?东南亚可是在打仗,你不会想去缅甸越南吃枪子吧。
去西边?他们的排外思想可严重了,你要是不想全家曝尸荒野就老老实实地待着。
而且中国人普遍有故土思想,他们大部分都依赖宗族和故土生活。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从地主那里租了长期的土地和亲朋帮忙盖起来的房子。你不会真的以为当时的普罗大众有多少能随身带着的财产吧。
不过他们也是有机会的,如果红军来了,分给了他们土地,消灭了欺压自己的土豪恶霸,他们倒是很愿意让自己的宝贝儿子去加入这只军队。
至于红军没有来到过的地方,多半还是觉得红军是 “匪”,想想还是明天的早饭和地里的庄稼更重要。
蒋中正吃肉,我喝汤!这样的‘委员长’知乎众(入关人、黄汉、黄纳)最拥护!
“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蒋中正
名目繁多的接收机构
1945 年 8 月 15 日,蒋介石迅速派出了接收大员驰往各地进行接收。这些官员和所负责的地区是:南京:马超俊(王懋功代);上海:钱大钧;北平:熊斌;天津:张廷谔;青岛:李先良;济南:何思源;保定:孙连仲;太原:阎锡山;察绥:傅作义;热河:刘多荃;开封:刘茂恩;武汉:王东原;长沙:吴奇伟;广州:陈策;杭州:黄绍竑;南昌:曹浩森;安庆:李品仙;镇江:王懋功;广州湾:邓龙光。其他各港埠、各交通线、各场站等,由各战区司令长官就地指定人员,分别接收。
蒋介石同时也下令各部门的接收,统由何应钦指挥督导。何应钦曾在湖南芷江开过一个接收筹备会,议定了接收的纲领,明确了接收的分工,即:日伪的行政管理机构,由国民政府同一性质的机构接收其财物和档案;日认罪的经济事业和企业,以不停止生产为原则,由国民政府同一性质的机构接收并立即恢复生产经营;日伪的银行、金融部门,立即停止活动,由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接收清理。
接收委员会设在南京中央军校的陆军总司令部内,何应钦理所当然地成为主任委员,社会部长谷正纲、陆军参谋长萧毅肃任副主任委员。其他还有各部门派来的官员多人。但在 1945 年 9 月以后,国民政府各个部门及党务、军事系统都迫不及待地成立了名目繁多的专业接收机构。有中央军系统,有地方军队系统,先期进入大城市的正规军部队就不说了,还有这个先遣队、那个先遣军也进行接收。军事委员会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接收 “设营队”。 地方上有行政院接收计划委员会,行政院敌伪财产接收委员会和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各城市的警备司令部也自行成立接收机关,军统局则利用先进城的有利条件,独往独来地进行强行接收;更有自称是奉了最高当局的命令进行接收的机构。此外,各省市政府也相应设立了各色各样的接收机构,如上海成立了军政合一的敌伪资产业处理局等机构;同时,进驻上海的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总司令部也没闲着。各机关各系统纷纷争先恐后地派员涌到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唯恐慢了一步。整个沦陷区的接收工作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
当时,南京和上海曾流传有这样的民谣:胜利惊天动地,接收昏天黑地,汉奸欢天喜地,百姓怨天恨地。
事实正是如此。下面从几个侧面披露当年的接收现状。
军事单位捷足先登
当周镐接收南京的行动结束、并被押到上海后,南京的接收才真正地开始。新六军接收人员占领周镐的指挥部伪中央储备银行后,立即起出黄金 50 万两,白银 764 万两,银圆 37 万枚,以及大量美金、日元、票据等等。 日军投降后,在十六个受降区域中等待接收的日军部队共约 33 个步兵师,40 个独立旅,1 个骑兵旅,1 个战车师,19 个守备队(相当于旅),2 个飞行师,以及 6 个海军特别根据地队和各种舰只 1400 余艘。这些军队都拥有大量的军用物资,以及敌占区内的财政、经济、工矿企业等等,其数量之大是惊人的。这就引起了国民政府军政官员们的垂涎,甚至为争夺物资而争得不可开交。 交通部一位官员在陆军总部召开的接收会议上说:“抗战中我们的汽车已经损失殆尽,这次接收日军的汽车中,我们希望与军政部平分。” 而军政部官员立即反驳道:“凡军用车辆,应由军政部接收,而地方民用车辆,才归交通部接收。” 双方僵持不下。据统计,全国有账可查的、可以接收的车辆就有 16000 多部,还有不知多少未记录在案的。这些车辆,大多被接收大员们私吞了。如在长沙从事接收的陈诚嫡系军长胡琏,曾向王耀武的参谋长邱维达说过,仅他私自接收而无帐可查的车辆,就有 1000 多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曾一次性送给他亲友的小汽车就有 20 多部。可见接收大员们手上的汽车有多少。
当七十四军五十一师邱维达部于 1945 年 10 月从新六军手中接防南京时,先期到达南京的军官们,早已将贵重物资瓜分完毕,不少人都有了自己的小汽车、洋房和小老婆。1946 年 5 月 13 日的纪念周上,何应钦曾对接收工作做过一个总结报告,只公布了武器弹药、军舰飞机、汽油马匹的数字,而对小汽车、洋房、布匹、食品、医疗器材等,却没有提及一个字。
抗战胜利后,伪首都南京尚有 2000 多幢小洋房,山西路一带尤为集中,这些作为敌产将要被接收。先一步到达南京的一些军政机关捷足先登,立刻占为己有。用不完的,则贴上了封条封存起来,不准他人使用。但后进入南京的单位哪个不是有来头的,二话不说撕了封条就往里闯,有的还贴上自己的封条。这一来,系统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常常为争房子而大打出手,甚至发生武装冲突。
国民党陆军战车总队长石祖黄,自恃有陈诚的宠信,利用军队最先接管城市的便利,在北平、天津等地 “接收” 了两处日军高级将领住的有假山和花园的高级别墅,还用 “接收所得” 在南京湖南路盖了一幢漂亮的公馆。这仅仅是不动产而已。陈诚的一个亲信、六战区副参谋长谢士炎,任武汉前进指挥所主任,全面负责接收事宜。在这期间,就接受了日伪方面馈赠的在日租界中的洋房 3 幢,别克轿车 3 部,金条 200 多根,伪储备券两汽车。谢恐事情败露,又将 1 幢洋房、1 部轿车转送给其上司、第六战区副长官郭忏。郭均笑纳不误。后来,谢士炎东窗事发,监察院对他进行了弹劾,陈诚迫于压力才将谢士炎撤职,最后也不了了之。而抗战后接收中被查处的三大案件之一的“郭忏案”,数量更是惊人,但也在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的庇护下而不了了之。
第三方面军的一个兵站司令兼南京办事处处长,在上海接收时,抢到两部别克牌轿车(当时全国仅进口了五部),马上就开到南京自己先享用起来。他伙同他的一个连襟,以 “接收” 来的黄金做资本,在南京太平路上开了一家地下钱庄,用高利率吸收一批官员、政客、军人家属,做黄金买卖和黄金存款,猛发了一笔。在营业最发达时,黄金存款在万条以上。1947 年秋天,各地发生挤兑黄金风潮,他们一次竟拿出了黄金 3000 条。
由于军事系统最先进入,所以在接收南京时,军队都占了大便宜,拣了一块大肥肉,得到都是好房子,好汽车。 军事委员会专门设立的接收机构 “还都设营队”,虽然是一个临时机构,但其权力却很大,任务很单一,就是前往南京“统一” 接收当年被日伪占据的办公场所和营房,然后加以维修,以便重庆的各军政机构返回南京时使用。该机构有 100 多号人,其成员来自各个军事机关和军队系统,但是这些机构,必须是有独立编制、有预算的单位,否则是进不来的。但队中还有两个特殊的人物,一个叫吴琢之,职务是南京江南汽车公司总经理,同时兼任军委会西南运输处中将处长。此次随行,是为了接收他在南京的大量房产、地块和资产;一个是南京中山路新都大戏院经理陈某,所代表的是南京官僚企业——电影业托拉斯,此行是为接收南京的一大批电影院,其中有新街口的大华影院,中山路新都大戏院,太平路上的国民大戏院,夫子庙的首都大戏院。
他们虽然比正规军进入沦陷区晚一点,但由于接收分工细,更加专业内行,涵盖面广,所以油水还是很大。1945 年 9 月 8 日,该营队乘 “同德” 号炮舰从重庆出发,18 天后的 9 月 25 日,军舰抵达南京下关军用码头,以励志社(今钟山宾馆)为临时办公场所。不多久,位于国府路上的汪伪政权第二绥靖区司令部(伪考试院隔壁,今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解散后移交,营队当然是 “近水楼台先得月”,毫不客气地搬了过去。这是一处办公条件和环境俱佳的地方,东边有原清督署花园,景色极为雅致。是闹市中难得的一块清静之处。 军委会的接收人员,穿着都很派头,老远就能听到他们的皮鞋 “啪啪” 作响。吃喝玩乐不付钱是家常便饭,在南京城是最威风的了。日本人听到皮鞋一响,赶快就要躲开,实在避不开,赶紧要敬礼,否则马上就是几记耳光。
一次,一名军委会接收军官从南京乘火车到上海,买了一张头等车票,法币 900 元。在车上,列车长检票时,看着这位军人感到很奇怪,问你为什么要买票呢?原来,从重庆到京沪杭一带接收的军人,坐火车从来就不买票,还经常坐头等座位,这已是天经地义的事了。有的接收人员临时找不到地方住,干脆就跑到火车上找个头等卧铺睡觉,还管吃饭。有的人一住就是一个多星期。以至有的军人,没事就坐火车兜风,头一天坐卧铺到上海逛大街,之后再乘卧铺回南京。当时,一个上校的月薪是 8 万法币,上海和南京的公共车票价不到 3 个法币,对于大后方来的军官们来说真是九牛一毛,但公共汽车售票员对军人都睁只眼闭只眼,而军官们都以不买车票为荣,不坐白不坐。“老子抗战八年” 成了这些重庆接收大员们的口头禅,所以经常发生吃饭不给钱,洗澡不给钱,坐车不给钱的现象。一名黄包车夫因要钱不成还被打伤,一些商店也因此被砸。
还有一次,一名军委会接收军人弄到一台收音机。他叙述得很有意思。一天他在路上走,看到一个日本兵背了一个大包袱,见到中国军官后,立即站住敬礼不敢走了。军官大声命令道:“滚开!东西放下!” 日本兵丢下包袱撒腿就走。这名军官打开包袱一看,是一台簇新的收发两用收音机,于是二话没说雇了一辆黄包车拉了回家据为己有。 日军占领南京期间,占用了很多私房,从不付给一分钱。老百姓当然是敢怒不敢言。日本投降后,军委会以接收为名纷纷 “捷足先登”,不仅自己占了大量的好房子,还带上了家小一块住。南京市区的房子岂有不紧张的道理?军委会接收大员一到,就满街看房子,而且每人手上都带了一大把盖了大印的封条,看到机关的房子,就抢先贴上封条。但有时对老百姓的空房子也是一贴了事。抢房子的也不是军委会一家,其他军事机关到南京的第一件事也是占房子,也带了大把的封条。有时,这个机关刚贴上去,后来的人将其撕去再贴上我的封条,以至于南京的街头 “封条满天飞”。有的老百姓回到南京后,看到自己家的大门上被贴了封条,也不敢擅自启封,生怕引来麻烦,只得到处请人说好话,请客送物,以求解除封条。
**蒋介石在 1945 年冬天曾回过南京一次。一天,他在中央军校内的官邸周围散步,忽然看到一幢楼房窗外挂了许多尿布,显得很不雅观,就问身边的侍从住的是什么人。侍从一了解,说是军委会的一些军官。蒋介石一听大怒,马上斥责道。政府机关还没到达南京,你们这些家属倒先来了,还占了这么多房子,马上给我迁走,否则严惩不贷。**原来,因急于迁回南京的机构实在太多,房子根本就不敷使用,一些有头有脸有地位的大官们,早就找好了大房子,而一般的公务人员及小军官们,根本就找不到像样一点的房子,就只好在机关附近揩点油。蒋介石只能拿这些拖儿带女的小军官们出点气,而那些大人物呢?谁不是一人占了几幢楼,蒋介石又何尝不知道!
在接收中,军政部长陈诚还派出了一批 “军事特派员”,他们根本就不买何应钦的帐,更不受任何接收单位的掌控,看见什么就“接收” 什么。一次,特派员们进入了一个日军营房,看见有围栏中有一批战马和奶牛,竟然同军用物资一样对待,将厩栏一锁,一封了事,不给任何人喂养。结果,几天下来,马牛全部倒毙。何应钦曾在京沪铁路沿线的城市视察时,看到一些日军仓库被一些不知为何番号的军队接收,堆积如山的物资无人管理,致使大量物资,食品变质、生虫,布匹霉烂,盐包日晒雨淋,无人过问。他见此情形,也只能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上海的接收,也是一片混乱。蒋介石为了阻止新四军接收上海,任命了一大批汉奸如周佛海、丁默村、罗君强、任援道等充任司令、委员、总队长等职务,在上海与日伪军一道维持治安。由于沦陷区附近有一批军统系的忠义救国军活动,日本刚一宣布投降,戴笠就命令大批特务火速进入了上海,领导这些新任命的伪方人员,越过接收委员会,最早开始了接收的独角戏。军统官员曾经一次截获两卡车的金条。
军统最先接收了一大批敌产,光汽车就有好几百部。一次上海各接收系统开会,军统的汽车足足堵了四五条马路,看得其他系统的人口水直淌。在警备司令部任职的一个军统小特务,因一个小案牵出了一系列大案。此人霸占了虹口区的两幢洋房,贝当路日侨公寓四间,雪佛莱轿车一部,金条 800 两与朋党分掉。一些特务还利用特权进行敲诈勒索,上海有 “三票” 之术语,即绑人叫“肉票”,绑汽车叫“车票”,勒索房屋现金叫“屋票”。棉纱巨商荣德生被特务绑架后,被索要美金 30 万元,引起了各界的公愤,上海警备司令钱大钧为此受到蒋介石的斥责。结果荣家被迫出了一大笔钱悬赏。在各方的压力下,特务们转风使舵,自行破案,送回了“肉票”,还拿到了奖金。
但上海的敌伪财产这块肉实在太大了,军统的捷足先登也太肥了,引起其他部门的眼红和忌恨。汤恩伯就公开说,上海的敌伪房产,已被军统抢占了,敌产的清理工作还有什么搞头。汤恩伯的副总司令张雪中则公开下令要将军统的人从房子里赶出去。警备副司令李及兰则说,不管军统怎么凶,都要 “行使职权”,不要怕他们。 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总司令部及所属部队,是 8 月下旬进入上海的,进入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快地加入到接收的行列中。钱大钧领导的上海市政府和淞沪警备总司令部、行政系统刘攻芸的敌伪产业处理局等等,也不甘落后。但军统局的人错综复杂,不少人早已渗透在各个机构中,如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市政府调查室主任王新衡,还有上海港口司令谢浩,不少区的警察局长,都是军统的骨干。就连汤恩伯的三方面军司令部调查处长陈某,也是军统的人。
汤恩伯的三方面军总司令部设在上海虹口日本海军司令部内,也就是接收的总机关。除了自己接收范围内的军用物资外,短短十几天,他们从日军手中夺走了大批珍贵的古玩字画,共有 250 多箱。他们还逼迫其他接收机构从已经接收到手的财产中,吐出了四五百幢洋房,以致与其他部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遭到各方的猛烈攻击。中央信托局曾多次向汤索要理应归还该局的房屋,汤恩伯均置之不理。结果信托局将事情告到蒋介石那里。汤恩伯这才极不情愿地上海多伦路、北四川路的两幢洋房,以及南京山西路的几幢花园住宅让了出来,还让出了一部分高级家用电器。
上海北四川路是日侨的集中居住地,有两幢大楼,计 200 多套房,卧室、客厅、厨房及水电家具一应俱全。上海市政府与警备司令部接收后,下令日侨限期迁出。这些房产除给了上层首脑一部分外,全部分给司令部高级军官居住。官员们住不了,就顶出去赚钱。司令部一名高级参谋,一次就得到顶费黄金 60 两。上海警备司令部在清理日军仓库时,查封了一大批日用物资,共有 300 多箱,立即截留下一批样品,有衬衫、毛毯、袜子、提包等等,每人都分了一份。上海警备司令部接收的汽车 100 多部,后来多以好报废,假公济私地处理了。而高级军官们,都分到了一部好车。有一个军官分到了一部奥斯汀轿车,因为车子太高级了,自己的级别不够不敢开,就将其卖掉了,净得黄金 100 两。
上海警备副总司令李及兰在接收中着实发了横财,他竟用 7500 两黄金在极司菲尔路购置了一幢硕大的花园洋房,其中的设施一应俱全。他手上掌握的敌产,仅房屋就有 10 多幢,均用警备司令名义加以封存,时间一长,就改头换面地化为私有。他还拥有新式保险汽车 4 部,其他物品简直不计其数。 上海警备总司令部的中高级军官和特务,根据掌握的日侨财产的线索,向富有的日侨勒索了大量财物,有现金、古玩、字画、电冰箱、收音机、东洋丝织品等等。只要官员一有所表示,日侨不敢不从,马上就照办,而且想掩盖都不行,因为接收官员们在当初登记时,对每个日侨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一名副参谋精通日语,他曾公开向日侨索得位于虹口区的花园洋房一幢,以及许多高档家具。
中统长期从事党务宣传,他们在上海抢得了大量的白报纸。上海帮会头子徐某人,日本投降前就担任了招商局轮船公司总经理,日本刚一投降,他就勾结中统,将上海广东路口的招商局大楼,黄浦江一带的码头仓库设备,以及日伪控制下的大小轮船、机帆船、驳船统统接收了下来。有的民营企业,在上海沦陷时被日本人抢夺走,此次也不由分说被强行接收,等到还都后企业主回到上海索要时,已成为徐某人的资产了。为此,民营企业主损失极为惨重。
政府部门不甘落后
1945 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经济部及资源委员会立即筹划,准备利用政府下达 “接收” 命令的机会,囊括各沦陷区工矿企业的物资。经济部立即派出大批特派员,争先恐后地赶往各地实行接收。
1945 年 9 月的某日,经济部次长何廉与交通部长俞飞鹏同乘一架飞机由重庆抵达南京。经济部负责南京地区接收事宜的,是一名董姓特派员。按照国民政府的责任划定,经济部应该全权负责接收有关经济类别的资产,其办公地点分配在原实业部旧址。但经济部官员一到南京,发现原实业部办公楼早已被人抢先占用,几经交涉,人家也有来头,就是不肯让。董特派员没有办法,只好另外寻觅地点办公。几经周折,才找到了位于新街口以东铁汤池原财政部的一幢大楼,暂时对付着使用。该楼沦陷时期是伪政府税务署长邵式军的办公楼,但内部早已被 “接收” 一空,不要说钱物了,就是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文件柜中剩下几份没人要的破档案。于是,经济部的接收大员们成天闲极无聊,无所事事,靠打扑克消磨时光。9 月底的一天,经济部接收人员忽然接到报告,说南京下关的江边码头,藏有 1000 大包原棉。董专员喜出望外,终于有点 “油水” 了。遂急忙赶往下关察看,果然有这么一批货,经认定,确系“敌产”,是被小偷从一个仓库中偷出来的,还没来得及运走。董专员二话不说,立即将棉花全部贴上经济部的封条封存起来。
经济部接收大员们正在得意之时,忽然又来了一批人,为首的正是南京市长马超骏。他说:“这批棉花在南京市管辖范围内,自然应由南京市政府接收。” 好不容易有了一块肥肉,董专员岂肯拱手让出,遂反问道:“中央各个部接收的企业和物资,自然在各个市。棉花是经济统配物资,工业原料,自然应由经济部接收。况且市政府要棉花有什么用?” 马市长看看落了下风,又强辩说:“南京市警察局警员冬季服装还没着落呢。” 双方互不相让,以致几乎动起手来。最后,经过有关方面的协调,经济都答应匀给南京市政府 30 包才算完事。经济部恐夜长梦多,遂连夜将这批棉花运往上海交给了上海的接收特派员。按当时的价格算,这批棉花每包值黄金 10 两,的确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这近 1000 包棉花后被经济部运往上海后,就下落不明了。 经济部到南京接收的敌产中,有很多是中国公私企业的,抗战中被日本掠夺。**在接收时,日本人千方百计地想摸清接收人员的企图以及个人嗜好,然后投其所好,之后再在接收清单、账目上做文章。只要不在清单上将资产注明,其他的未注明的物资,接收人员可以自行处理。即使清单上有的,日方人员还可将原始单据销毁,再造一假清册。这一来,通过双方的默契,一个设施齐备、运行正常、物资充裕的企业,几个接收回合下来,新机器就变成了旧机器,大的变成了小的,好的变成了坏的,有的变成了无的,几乎成了一个空躯壳、烂摊子。最后,宋子文成立了一个 “敌伪产业处理局”,来一个彻底的大拍卖。**不知多少接收大员通过这么一倒腾,发了一笔横财。
经济部负责接收的范围很广,在一些人看来,也最 “肥”,因此,大家都想捞一把。党政军警宪特各个部门一起上,谁也不甘落后。例如,煤矿理应由经济部接收,可铁路局硬要插一脚,以经常运输急需用煤为由,强行接收煤矿。面粉厂和食品加工厂,粮食部硬说这些工厂是搞粮食加工的,应由粮食部接收。而纺织厂呢,军政部军需处说被服厂是为军队服务的,也要强行接收。经济部哪里对付得了有枪把子的人,只得向行政院副院长兼经济部长翁文灏求助。翁却淡淡地一笑了之说:“只要有人接收就行了,还管他是谁呢。”
国民政府金融机构还以 1 法币兑换伪币 200 元的比价,强迫沦陷区人民兑换法币,而当时的比价为 1∶25,以此掠夺了沦陷区人民的大量财富。上海《大公报》载文说,“随胜利而来的财富大转移,真实普遍而深刻地伤害了甚至是剥夺了京沪一带人的生活”。11 月中旬,连南京市长马超骏也承认,“南京之物价,波动颇烈,较敌人投降时,整整涨了 5、6 倍”。
南京杨将军巷 16 号有 4 幢双开间楼房,日本刚投降时,门上还有中日两种文字的木牌,上书 “内有警犬,行人注意”。军委会的接收人员一看就知,这是日本人的宅子。于是军委会两名军官商量后,勒令日本人立即搬走,日本人只好答应。但军委会的人恐怕其他人从中 “打劫”,就派了卫兵日夜守候在这里。几天后,日本人搬走了,两军官就一人占了一幢。可是住了没多久,房子的主人找上门来,要求收回房屋,态度很是强硬。两军官哪里买这个账,根本就不予理睬,强词夺理地说我们是合法租用的,坚决不肯搬。此房的主人也是政府的头面人物,来头不小,就将两军官告了上去。不几天,来了两名便衣特务,要军官搬家。两军官仍死皮赖脸地说我是合理合法租的,就是不肯搬。双方一直僵持不下。后来,由人出面调停,两军官只好加了租金,政府官员得到了好处,双方都有个台阶下了,这才算了结。
倒买倒卖,大发横财
日本投降后,重庆黄金的黑市价格,从每两 24 万法币,暴至 10 万元以下。而当 9 月下旬军委会设营队的人到达南京后,黄金价格仅为每两 3 万多元,1 美元现钞可以兑法币 600 元,与重庆的差价是 3 倍。于是,先行前往南京上海接收的人,就利用这个差价发了一笔横财。当时军委会设营队的军人,大都从重庆带了大量的关金券、法币来到南京,其中有的是公款,有的是借支的钱,还有同事之间借的。军委会的一名校官,他带有当局预支的 3 个月的薪饷 25 万元,以及向亲友借的 50 万元,加上其他一些钱,加起来总在 100 万元上下。到南京后,将这笔钱换成了美金。随后,立即托一名空军的飞机驾驶员带了 200 美金到重庆抛售。第三天,飞机从重庆飞回南京,带回了兑换的 30 万元法币。上海美元兑法币是 1 美元 1000 法币,此人又将 30 万法币兑了 300 美元到重庆抛出。重庆是 1 美元兑 1500 法币。不到一周,净赚 50%。这种倒卖美元的现象,在接收大员中是很普遍的。
一些来不及回南京的军政界高级官员,则在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谋利。军委会办公厅一名中将副主任,命一位下属去上海购一幢洋房或汽车,但只给 100 万法币。这名下属到了上海,一打听,上海的房价早已窜了上去,100 万法币只能租两间房,更不要说买房了。至于汽车,只能是破车。但上司那边又无法交代。于是,就决定用这 100 万为主任买黄金吧。上海的金价也在看涨,1945 年 9 月下旬的几天之间,黄金价格就从每两 3 万元法币涨到了 4 万元。于是事不宜迟,马上将 100 万元出手,通过关系将 100 万元法币兑了两根各重 10 两的大金条,内部价格是每两黄金 4.8 万元法币。当这名下属回到重庆后,向这名中将厅长做了汇报,得到了厅长的连连称赞。
日本投降后不久,法币在南京上海的购买力是重庆的 10 倍以上。军委会接收人员,主要还是靠薪水生活,家境一般的很多。但一到南京,法币马上大显神通。军人们个个都添置了许多家具物件,还有很多高档消费品,如沙发、收音机之类的东西。后来,一些先到南京的还都人员,就与重庆方面的家属联系,要他们将棉花胎等物品在重庆卖了,换成法币到南京来用,同样的钱能买好几床棉花,不仅减轻了行李,还能赚钱,旧的还换成了新的。这一既以旧换新又赚钱的路子,很快就被接收大员们成功地运用起来。后回南京的人,纷纷在重庆抛售了大量物品,大到沙发家具,小到床单毛巾,以至诸多的日用品,什么都到南京来买。不少官员就在南京买重庆卖,几下一倒手,都赚了一笔。而重庆接收大员们在南京的疯狂抢购,又造成南京的市场出现了虚假繁荣,物价飞涨,本地百姓的生活水平则急剧下降。
倒腾这种事的,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天上飞来的大官;二是从水路陆路来的重庆接收大员,以军委会系统为多;三是从地下钻出来的人,多是戴上了 “地下部队” 的帽子、刚刚接受改编的原伪军部队,或曲线救国的部队,如忠义救国军等等。 当时的南京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地摊多,品种五花八门,堆积如山,价格也特别便宜,经常还有一些特别紧俏的物资在出售,甚至有大量军需品。一次,一个地摊上在出售一批崭新的白铁皮,每张只要 200 法币。一打听,原来是接收人员从接收的日军仓库中偷出来倒卖的。还有大量的布匹、食品、仪器、建筑器材等,崭新的军大衣、皮靴、军毯、纸张、文具、饭盒、日本罐头等等,一看就知道,都是军事仓库里的东西。还有一些伪政权的小职员,加上有的穷困的市民,将家中的物件拿到街上摆个地摊出售。
南京一商人汪某,在杨将军巷有一处房产,是一排六幢单开间的新式楼房。抗战后期迫于生计,将这一处房产过给了中央饭店总经理江政卿,但因兵荒马乱,尚未办理房契的过户手续。抗战胜利后,汪某要求重新谈价格,理由是当时未征得家人同意,而且价格过低,手续也没办妥,故要求中央饭店的江某吐出其中的 4 幢。但江坚决不同意。汪某就通过关系找到一名军委会的接收官员,要求在房屋门上贴上封条不许他人占用。军委会人员立即应他的要求贴上了封条。就这样,汪某不仅要回了四幢房,而且将另两幢也一并弄了回来。但军委会接收人员也不能白干,事情办成后,就向汪某提出,说一位军委会上司处长要在南京租用一幢房屋,还要代买一些家具,请他代办,只有 10 万元。言下之意就要 “租” 用 6 幢中的一幢,钱还没有多少。汪某因有求于他,被迫答应将其中一幢 “租” 给他的上司。后来,上司在重庆任了新职,不来南京了,就吩咐出让这幢房及家具。军委会官员立即要汪某将房屋转租,价格是 40 万元。商人只好以 40 万元价格“出租”,至于究竟租了多少钱,只有商人自己清楚,但也只能打掉了牙往肚里咽。几天工夫,这位上司就净赚 30 万。
来南京接收的军官们,还有一条发财的捷径,就是向南京的一些急需钱用又苦无门路的商家放高利贷,这是无本的买卖,用他人之钱,按月坐收暴利。有一名上校军官,经人牵线,动用接收来的公款,向夫子庙昇州路聚和、泰和帽庄,开罗酒店贷款,总额达到 2000 多万法币,当时折合黄金 300 多两,所收月息高达 35%,刨去一些人情费,一转手至少净得 20%,相当一名校级军官工资的 20 倍以上。尝到甜头后,又通过南京珠江路一个专放印子钱的老板放高利贷 1000 多万元,月息 30% 到 40% 不等,短短几个月,又赚了 100 多万元。以至于一些公务人员和军人,根本就不去上班了,而专门坐在家中放高利贷,每月坐收 200 万法币,相当于 1000 美元,其收入要比工资高出几十倍。
军委会政治部的人马比最先接收的部队进入南京晚了一个多月,因此,当他们 10 月底到南京时,好房子已被先期到达南京的人瓜分完毕,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袁守谦得知情况后,暗自后悔在重庆迟滞了一个多月,遂赶紧吩咐 “陆总” 政治部副主任陈远湘驰赴南京搞房子。此时,南京所有的房子已被一抢而空,已经入了所谓的“第二阶段”,即将抢占的敌伪财产送人拉关系,巴结达官贵人。政治部的人到南京后,立即找到宪兵司令部总务处长林某,向他要湖南路 52 号的一幢洋楼。这位林处长已抢占了十几幢房子,但不敢得罪政治部的人,只好将 52 号洋楼吐出。政治部又趁势强行索要同仁街 11 号的一幢西式平房,林只好将已租用的人赶出,双手奉给政治部。这样,两名政治部的副主任,一人搞到一幢楼。此外,军委会政治部又抓紧利用蒋介石亲批的 200 伪储备券折合法币 1 元的手令批示,火速购置了大批家具和日用品。不几天,伪储备券就不值一文了,他们趁机发了一笔横财。
接收官员中饱私囊
在何应钦到达南京之前,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为了拍何应钦的马屁,特意花重金将何应钦的官邸修葺一新,以便何一来南京就能高高兴兴住上新居。但是冈村手下弄错了地方,何应钦的官邸是当口路 “斗鸡闸”1 号,而修的官邸却是汉口路的青岛新村,那是何应钦的弟弟何辑五的公馆,两处靠得很近。当何辑五来到南京时,看到这所崭新的宅子,心里暗自窃喜,遂欣然入住。刚住了没几天,何辑五就将这所豪宅卖给了美军俱乐部,从中猛赚了一笔。之后,修错了房子的冈村,又重新花钱将何应钦公馆加以修葺,极尽豪华。冈村认为何应钦是国民政府中著名的亲日派,他曾扬言说,如果是何应钦来南京受降,他就将物资装备交出 80%—90%,但如果是陈诚来,他就只交 50%—60%。
陆军军总司令何应钦,同时兼任了行政院敌伪财产接收委员会主任。他除了将斗鸡闸 1 号作为公馆外,又选中了西流湾 8 号周佛海的公馆作为别墅,其中设施一应俱全,有一大片湖面和花园,有跳舞厅、网球场,甚至还有高尔夫球场。“陆总”副参谋长冷欣,则占据了南京三牌楼梅思平的公馆,这座宅子太大了,冷欣只住了 1/3 的地方,其他地方都空关着。“陆总”总务处长陈又新在无锡抢占了一所农场,足有几百亩地,原来是专门供应沪杭地区的水果蔬菜基地。“陆总”政治部副主任李惟果在南京中心小学北边占得了一所花园洋房,内部球场、车库,钢琴、收音机、留声机等高级奢侈品应有尽有。 行政院敌伪财产接收委员会是一个临时性机构,由各机构抽调人员组成。何应钦亲自担任主任,李惟果任副主任兼秘书长。接收专员的分工很明确,如有的专门接管敌伪金融机构如银行、钱庄,有的接管敌伪的进出口部门和交易所。他们都是接收方面的专家,因此,“捞”起来是得心应手。如专员陈实在上海二马路金山饭店常设了一个办事处,在南京中华路附近开有银号,在南京朱雀路复兴商场开办了一个产销合作社,专门用于囤积居奇,操纵市场,对小商贩也放高利贷进行盘剥。“陆总”副主任谌志远在新住宅区和玄武湖各占了一幢洋房,屋子里堆满了封存的家具、字画、瓷器等贵重物品,其中有从伪政权的一个 “委员长” 那里 “调” 来的一座巨型的 “康熙” 青瓷花瓶。据他自己说,这些东西都是伪政权的那个 “委员长” 和一个空军处长家里的,南京的日军一投降,伪官们一哄而散,我们派了几个勤务兵就将他们赶了出去,然后一起搬了回来。房子太大了,不仅自己和亲戚住,还对外出租赚钱。 第二科冯科长在鼓楼抢占了一座洋房,一辆汽车。原住户是一个汪伪政权的部长,部长被逮后,部长太太被撵出了大门,当时,这位太太连手表、口红都没来得及放入皮包,其他财产就不用说了。专员陈实在鼓楼头条巷 10 号抢得了一座洋楼。其他的科长们,都至少抢得了一幢花园洋房,其中地毯、沙发、钢丝床等高级物品无所不有,连吃饭用的西餐具都是清一色的纯银质的。
上海的接收,是由曾任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钱大钧总负其责的。 日本驻上海的宪兵部队有 4000 多人,司令部设在北四川路,司令叫山崎,大佐军衔。此人在上海一向无恶不作,市民十分痛恨。接收上海时,警备总司令部接到无数的控诉信。但不知何故,总司令部将信件全部束之高阁,山崎大佐竟以一个普通投降者的身份逍遥法外。接收宪兵司令部时,日方先提供了一份中文清册。由于日军奉国民政府之命,还担负了上海市区的部分治安任务,尚未被完全缴械,所以中国军队在接收时,尤其是清点武器时还是比较 “含蓄” 的。日军的武器装备精良,尤其是战刀很多,山崎交出的一柄百年战刀,吹毛可断,他用这把刀不知屠杀了多少中国人。宪兵队上缴了大量物资,光高档家庭用品就有 2000 多件,其中有沙发、弹簧床、高级桌椅板凳、羊毛地毯、电冰箱、保险柜、电炉、收音机、电风扇等等,形形色色,应有尽有。接收人员挑选了其中最好的也是最稀罕的东西如冰箱、弹簧床、电炉等物,送去孝敬警备司令部头头钱大钧、李及兰等人了,其他的东西,则由警备总司令部的军官们私分了。 战时运输局南京办事处的一位处长,刚到南京,就抢到一部小汽车,另一名科长也弄到一部高级轿车。但两人倒也知趣,知道是不能坐了汽车上街的,就转手将车卖出去换成了钱。
1946 年初,接收工作即将结束。何应钦按照接收委员会的统一规定,要求各部门单位将接收物资清册报到所属主管部门。但通知既下,没有一个单位报上来,更不用说军队系统了。后来接收委员会只得让步,不再坚持报清册,只制作了一种表格,送给各单位填报一下上报即可,但仍没有哪个单位照办。最终,接收委员会就以完全 “瘫痪” 而告结束。以后,行政院长宋子文想以行政院来控制接收,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将 “陆总” 接收委员会改组为“行政院接收委员会”,以翁文灏为主任。该委员会的唯一工作,就是继续要求各单位将接收清册报来。但结果也是可想而知了。
全部接收工作,一直到 1946 年 5 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时才基本 “结束”。所 “遗留事务”,又划归行政院敌伪资产处理局接管。 由于接收使人民生活直接受到影响,对政府的不满和失望情绪日益强烈,以致 “民怨沸腾”。1946 年 8 月,国民政府派出 “清查团” 到各地清查接收情况,收到了大量揭发检举材料,人们称大接收为“大劫收”。京沪杭一带的老百姓戏称这些接收大员是“五子登科”(即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民间也曾广泛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国民政府的接收官员邵毓麟都曾进言蒋介石说,“像这样下去,我们虽然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会丧失人心的”;“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 连蒋介石自己后来也坦承,
“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引自:
《国府还都(1945· 中国记忆)》
作者:刘晓宁
这个在改开之后的一段时间我有体会。当时各单位领导,有不受群众拥护的,有受群众拥护的,有许多公司,有大家想去工作的,也有大家不想去的。这里的关键是,能不能弄到钱。只要能弄到钱,再黑暗也有人追随,弄不到钱,那人家就跑了。
蒋介石为什么有人追随?他抱上了美国的大腿,能从美国弄来钱。为什么他逃到台湾还有许多人跟着?这些人都知道蒋介石运了很多黄金去台湾,追随他,好歹自己能分点。此外,他在台湾,还抱着美国的大腿,还能从美国弄到钱。实情就这么回事。
因为人的本性都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玛丽苏剧情,穿越剧情都看着爽,都认为自己只要到民国就是和徐志摩泡马子,和胡适谈笑风生的,最次也是在上海赌场里最靓的仔。实际上 95% 的人,你穿越回去只会是饿殍之一,只会是卖儿卖女,被抓壮丁不管饭饿死,替达官贵人顶罪被砍头的人民之一。民国的风采只是那一小撮人的风采,而这一小撮人哪一个不是直接或者间接敲骨吸髓活出来的风采,赵四,林徽因,陆小曼,她们哪一个不是前朝权臣,买办的后代或者是当朝权臣的家人?她们的旗袍每一寸都是底层民众血肉编织出来的。
看到有人拿集社自由反讽的
作为熟人社会 ptsd 的
集社自由有两种,一种是理论认可,共同追求的组织,比如 1921 的南湖小船,新华社文中所指也是如此。
但更多的必然是第二种,就是社区基层黑恶势力抬头、各行业阀阅垄断、政府机关山头林立,这样的 “小私无公” 环境下,有资格投奔认主的普通人少,多数只能低头当狗,还有余力社恐一族只能活在无数小团体之间反复横跳来回受迫的焦虑之中
人天性向群,但团结是为了更容易的生存,而不是为了结党营私,勾心斗角,那都是有资源的野心家兴致,作为普通人,我只想活在一个不为生计和人攀附的社会,涉及生活、职业、公共服务的时候可以面对公平的公权力,而不是一个个的小团体代言人,业余时候人与人之间只是单纯的恋爱、共事、共情、共趣,没有过多的人情附加值
国民党私家天下,禁止理论结社,现在是一个公开的核心价值追求公天下的政府,相对也更公的社会,却有人想回到私家天下,真是不解
阶级仇。
别说 1949 年参加国民党了。1946 年秋,淮南淮北解放区失守后,地主武装还乡团、小保队、花子队进行了彻底的清洗,人要换种、石头要挨刀。后果是 1947 年从苏北、苏中几次派遣部队渡过大运河试图恢复淮北淮南都难以立足。
其实题主的这个问题多少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是不那么明显而已。
事实上如果时间倒退,不需要太多,几年,可能两三年。
题主的问题会让人觉得可笑。
因为那时候公知横行,满世界都是希望下辈子美利坚的存在。
你问为什么国民党如此黑暗还有那么多人追随?
其实很简单,追随者很多时候不会全面看待,也不会有太大的格局眼光,在他看来谁强大跟随。
他们就是让子弹飞里的那群人,谁赢了帮谁。
或者说谁当政帮谁。
那么那时候谁当政呢?不是我党,是国民党。
也就是说一个正常人反而应该选择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
在当时共产党被国民党不断打压,虽然共产党战斗力很强,但是却几乎都是一路逃命,一路血战。
国民党在黑暗,但是很多人还可以享受安逸的生活,甚至可以奢侈一把,搞搞小情趣。
直到今天,我们说去民国岁月,也是上海滩,而不是延安瑞金。
不管是当年的国民党,还是几年前的美利坚,那时候如果题主问出这个问题,会被人多人嘲笑的。
如果别人问你为什么要追随共产党,并且禁止你以历史结果来回答,你怎么说?
你能说服谁?
你不过是看到了历史,并持续不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有了对饮的觉悟,所以明白黑暗中的星光是可以永远闪耀下去的
然而那时候的人们,能看到这一点的,都是是想超前的觉悟者,而不是大众。大众追随我党,是因为我党经济高德好,会分配土地。问题对于那些不需要这些的,他们追求的事什么呢?
经过疫情,我们看到的美利坚脆弱的一面,公知的言论也不攻之破
这并不是我们的是想觉悟多高,突然醒悟,只是被事实所点醒罢了
而那时候的很多人他们则是在没有看到希望之前就有执着的信仰,甚至很多人倒在了黎明前。
正常人,有多少人愿意追随不知道能不能看到黎明的黑夜呢?
国民党,作为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这一点就足够了。
有些人希望他们自己是那片黑暗。只要他能骑在人民头上,他把灵魂卖给魔鬼是很乐意的。
莫见怪,反社会人格和表演型障碍人格在社会上,哪个国家都有一定的比例。
**对国民党反动派政府,**那不叫追随,那叫为生活所迫,但凡有点良知和脑子的碳基生物打心底也不会去认同 kmt 这种畸形政府,真正聪明的且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人基本都会认同或同情共产主义。kmt 在大陆玩不过兔子,去了那边,先是戒严几十年实行白色恐怖,何来民主?后来连民进党也玩不过,连他们所谓先 总统体面都没留下。
你们领导坏到家了,但你还不是为了生活,在人家手下继续干吗,有多少人真的愿意且有勇气去打破原有的生活平衡去反对呢?
分析历史问题,一定把自己代入普通人的视角,不然你总会觉得如今的一切来的太容易了。
商纣王、隋炀帝这些亡国昏君一样有大把的人追随。
国民党的黑暗,很大程度上是延续中国古代。
都说印度是一亿人和十亿牛马。其实国民政府时代差不多。
如果绝大多数百姓都是文盲,也没人组织他们。那么他们的诉求就不值一提。
相应的,千百年来,皇帝和士大夫共天下。明君昏君很大程度上是看他如何对待士大夫。
有数据,中华民国的三十多年,日常年景都会有三百万人死于饥荒瘟疫灾害。如果让举国震惊,需要死小一千万。
民国的中上层,政府职员店员,文人教师,商人,还不是该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
国民党反对派非常黑暗,跟随他们的都是土豪劣绅,土匪恶霸,流氓黑社会,他们做着保护伞,走狗,打手,白手套们大口大口的吸食着老百姓的民脂民膏,恨不得敲骨吸髓。他们控制舆论,老百姓正常抗议游行被抓被杀。无赖流氓横行,他们充当着政府的打手,政府为他们提供保护伞,官员腐败,为了权钱色不择手段,不管百姓死活,百姓有冤无处审,如果在社会人群中散播自己的冤情会遭到无情的封杀,除非人尽皆知,社会反应极大,也就是说实在捂不住了,他们才会以法律的名义办案。,还不忘各打五十大板。追随他们的都是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得到实惠的既得利益团体。事情捂住了大家一起分钱,事情捂不住就定性为一个黑社会打掉,然后没收财产。当然他们不管怎么样打击他们的走狗打手白手套,这样的一群人肯定会始终跟随在他们的左右。无非就是铁打的国民党政府流水的走狗打手白手套。
竟然有某勇气可嘉的 “匿名作者” 在这个特问题下特意 @我,勇气可嘉用了一堆他自己所谓的历史学专注代表史学界,更勇气可嘉的质问我是否历史学专业,怀疑我评价国民党反动派立场的不正确性。那我只好把其它问下回答国民党的引用史料拿过来用用了。
蒋介石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 1937 年 7 月 17 日]《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中讲到:
“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那么,之后呢?我们的蒋委员长之后做了什么?南京国民政府又做了什么?
就问 放手发动人民群众了吗?拉壮丁算吗?征粮抢粮算吗?吸纳抗日青年进入中统、军统算吗?
1、《冈村宁次回忆录》(作者: (日)冈村宁次 / (日)稻叶正夫(编))
1939 年 3 月 6 日的感想 :最近从重庆逃出的汪精卫发表了和平声明,似与我国的和平工作有关。但是,这对于我等处于第一线的人来说,在作战上无任何影响。 中国的政治,现在仍然是掌握武力实权的说了算,仅靠言论的汪精卫,能否导致和平确属疑问,毋宁说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中国军队中,在兵力、素质、装备、团结等方面占绝对优势的是蒋介石嫡系黄埔系的军队。即使东北系、西北系、四川系、广西系、广东系等地方部队都联合起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敌不过蒋的嫡系部队。共军虽然勇敢、团结巩固、其政策也博得青年人的好感,但其实力到底远不如蒋的嫡系部队。 我国指导战争的当局,满足于汪精卫的脱出重庆,并考虑将来以他为中心建立和平的中国政府,但以此等临时政府压迫重庆,不过是白日做梦,如果借此搞重庆和平妥协工作,不仅至为困难,还可能适得其反。
**2、**日本战史《华北治安战》下册 P473
华北方面军则认为这种看法是对共产党势力的本质认识不足。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又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这是不容许共存的。
…… 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于 5 月下旬审查推敲作战设想时,他在业务日志中写道:“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
3、- 日本战史《华北治安战》下册 P96
1943 年 6 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接到华北方面军报告:“从今年 1 月到 5 月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 5524 次之多。…… 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 1.5 万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 200 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 19.9 万具敌遗体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 7.5 万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例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灭绝性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4、白田钦太郎《春二回忆文献 · 概述》(“春二”:原春兵团第二大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增补南方战区的兵力,**在中国仅保留了最小限度的兵力。而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不仅重庆军队逐渐得到了美式武装的充实,中共军队也在急速地增强兵力,甚至在山里开设自己的兵工厂、意图大量生产武器。”“我们只能和中共军队作战。中共根据地正面的日军部队,面对渐渐实力增强的中共军队,在完全得不到自身补充的情况下,渐渐陷入苦战之中。就算得到一点点可怜的兵力补充,由于战况严峻,补充上来的兵员也是一眨眼就被淘汰光了。”
“独混八旅自从 1939 年编成以来,始终以河北省为中心,与中共军队拼死周旋。八路军呢,我方有优势的时候绝对不靠近,等到我方处于劣势,则一举投入重兵加以包围、彻底实现歼灭。也就是说,要么不作战,一旦作战就以全歼为目标。”“与八路军的交手,据统计平均每个月达到四十次之多。”
**5、**日本战史刊物《历史群像》2002 年第 10 期回忆录:
“我和国民党军打过仗,也和八路军打过仗,**论武器装备是国民党军好得多,但八路军极善运动,也就是说对战场的控制力极强,**随时随地都会向你发动进攻。和他们作战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中。作为战士我们更不愿和八路军交手。
…… **和国民党军打仗,敌人败了就一跑了之,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追击,**和八路军打仗,即使撤退,他们也会设下各种陷阱,我们决不敢掉以轻心。”
**6、**日军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及其参谋长河野悦次郎认为:
“应首先扫荡对抗日持观望态度的国民党军队, 争取其中与日军有来往的一部归顺, 以扩大政治影响; 然后再扫荡坚决抗日的共产军。”“晋南的重庆军牵制着日本军三个师团,首先将其消灭,日军即可自由行动,那时候可以全力对付中共军。”
**……“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的确受到重大打击。但是这个所谓‘扰乱治安的游击基地’,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 ** ……“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记》3,朝云新闻社 1983 年版,372 页)
**7、**华北日军西蒲疃据点的上等兵田中在家信中这样写八路军和地方武装: “
头上是浓浓浮云,脚下是蔓蔓野草,北支那的一切是这样的荒凉阴森啊! 然而就在荒凉阴森的境地中也不允许我们随便浏览。我们没有一个随便行动。前天刚来的一位小队长官木,他不信服支那人的蛮悍,竟敢一个人在外巡逻,结果被村外的支那人可怕地杀死了。前几天维持会里的一个中国朋友,到街上买东西,也被支那人活活地捆走了。
他们蛮悍的支那人,时时地包围着我们。**他们不是八路军就是普通的民兵,**最耻辱的是他们竟敢伏在道沟里向我们大骂。我们反而不敢出去……。征服支那已经 4 年了,可是我们征服的只是一座一方丈大小的碉堡,除此外的每一寸土地都不是安稳的。我不能写下去了,外边的支那游击小组‘青抗先’又和我们捣乱来了!”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能从贫瘠的陕北走出,在抗击比自身武装更强大日寇和伪顽中日渐强大,能消灭国军的五大主力和 20 多个精锐大兵团?
因为我党始终扎根于人民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把俘虏的日军、伪军、国军,都拉进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把他们也变成了人民群众的一分子。
所以他们在伟大而正义的事业中,不惧牺牲,奋不顾身。
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 信仰毛泽东思想,信仰科学社会主义,信仰历史唯物主义,信仰辩证唯物主义。
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有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信仰宗教。
在美国,仍然有数千万人相信,新冠疫情并不存在,是一场骗局,相信地球是平的人,似乎更多。
所以,我们没必要在乎。
我们要继续高举科学和进步的大旗,推动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和民族复兴大业继续向前就好了。
为什么要在乎脚边那些 虫豸 的翁鸣嘶叫,如果我们把我们有限的精力浪费在这些无聊的事上?
那么我们的民主主义革命,就推翻不了帝制。
那么我们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就坚持不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抛弃和平的幻想,无法自我解放,让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
那么我们就无法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气概,跨过鸭绿江,又一次面对帝国主义的联军。
那么我们就无法顶着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社会主义的孤立,用 “两弹一星” 撑起保护民族独立的巨伞。
在这 8 年辛苦,付出 1800 多位优秀中华儿女,脱贫攻坚事业刚刚取得胜利,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民族复兴大业面临更多挑战的紧要关头。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乎那些不明大势、不识天数、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那些人?
毕竟,历史的垃圾堆,总空着也不好。
你们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
——《亮剑》,楚云飞怒斥钱伯钧
因为坏才能吓唬住人。资本 j 们是典型畏威而不怀德的群体之一。不信你看,他们现在除了窝里横,还敢干啥有骨气的事呢。
举个简单的例子,抗美援朝的时候,有奸商做供应以次充好被处罚。这在原来这么干是合情合理的,为啥,因为买卖人背后都有人。即便东窗事发,人家也不怕。这钱实在太好挣了,把报价高点,中间的抽头拿去孝敬刘峙,孔祥熙之流的。完后就天下太平了。这么躺着挣钱不舒服嘛。
现在,有一家甲方,给足了利润。让你生产合格产品,还不用返点不用抽头的。但如果质量不合格就得处罚。相比赚那种快钱,这种买卖对于不咋正经的买卖人来做就辛苦的多。
再加上对于兔子的不了解,秃子整天宣传兔产兔妻。你说谁能受的了这种惊吓。
不过,荣家的老爷子就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再坏能坏过秃子?
正是因为有这么多人追随,国民政府才如此黑暗
人们为何追随,因为没有希望
那我不得不说一句,纳粹德国快要玩完的时候,戈培尔一家还自杀呢。在抗日战争中,还有一大批鬼子宁死也不投降呢(这就更不用说战争后期的神风敢死队、打到战后还在打的小野田宽郎)?
纳粹德国搞集中营、毒气室,为什么还会有戈培尔这样的人?日本鬼子做过的恶,用不着我细数,为什么还有人顽抗到底?
日德两国如此,国民党就不会?
当然,这个量是值得质疑的。
(比如说阎锡山的 “太原五百完人”,真的自杀的到底有多少?再比如说孟良崮战役,张灵甫等高级军官说是宁可自杀也不被共军击毙或俘虏,其实真的自杀的有多少?)
可能他们偷偷看了建国后的纪录片被吓跑了吧
你若光明,党国就不黑暗
治理 2000 多万人口与 14 亿能一样吗?脑残的总是有。
第一:国民党早在 412 就被物理消灭了,蒋介石只是披着国民党的皮罢了。
第二:追随者多?不知道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队被物理消灭的只有 10%不到,剩下 90%是投降或被俘。而抗战时期战死率比这个高多了。
俗话说,秦桧还有仨相好的。
就是希特勒,都有追随者。就是日本倭皇,也有追随者。
一部分是他们扭曲的信仰。
还有一部分,是既得利益者。
委员长治人主要靠利益拉拢。他不像孙中山先生,靠信仰拉动。到委员长这现实利益拉动要比说信仰更省事。更直接。(这点中共也存在,你谈半天共产主义,没人理你,你一说打土豪分田地,老百姓立马就明白了。有好处啊!我支持你!)
但委员长和共产党有一点致命的不同。
共产党对群众靠谈利益,谈理想群众不买账。但是对待党员干部,还是谈理想。
委员长对待干部也主要是利益拉动,高官厚禄。这就导致国民党内部开始腐败。利益集团形成,引发非利益集团或边缘利益集团不满。
党内,共产党的信仰聚拢,打败了国民党的利益聚拢。
群众,共产党的利益聚拢,打败了国民党的制度聚拢。
在这两方面,国民党都败了。
利益聚拢的干部,干不过信仰聚拢的干部。
而制度聚拢的群众(含士兵),打不过兼顾利益驱动的群众(不是纯利益,以利益为基础,士兵层面还是讲究官兵平等,激发阶级觉悟等)。
所以国民党在追随的群众基础、忠诚度没有共党好。
1948 年夏天经济管制令和金圆券出台以后,陈布雷就动员徐复观等人,把办报纸和办刊物的经费都拿出来换成金圆券,徐复观不同意,说应该看看情况再说,陈布雷很是激动地说:“复观兄,我们不拥护国策,谁拥护国策?金圆券完了,我们也就完了,还办什么刊物”?
不仅如此,陈布雷还带头把夫人这些年积攒下来的 10 多两黄金也拿了出来,主动兑换成为金圆券。其下属、学生、好友也多支持新策,以图党国金融之稳定,然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陈布雷于 1948 年 11 月 13 日自杀身亡,终年 58 岁。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就像美军撤离阿富汗,也有不少人跟着走了。网上很多人义愤填膺,如丧考妣,没有美军,阿富汗人该怎么活啊。实际上这些人不是有美国国籍,就是持有移民签证。用的着国内这些人同情吗。你有美国国籍吗,你有移民签证吗。也配同情人家?前几天孩子丢的那个,不是给美国人当保安吗。
很多人追随?三一年丢东北,八年剩西南,三年丢江山,虎踞台湾至今。二号人物叛逃,俘虏多到抓不完。就一小撮软弱的买办资本家组了个政府罢了,基层统治力未必赶得上大清。
为什么要把这个后期的刮民党,与北伐时期的国民党混淆,造成一种很多人追随的假象呢?那肯定是宣传造谣啊!
1、农委会的 1450 也能算人?每年固定时间固定问题都会有一群突然出现的 “网军” 匿名或者小号发布格式化洗文,它们只是产品不算人。
其水平相较于 “我是一名大陆北方的网友” 有所进步,但比地摊杂志上的校长怒斥日本人,委员长硬刚苏联维护主权,还是逊多啦。农委会专款不够了属于是。
2、活的不如意的,这些去资本主义阵营肯定是带头闹事的,天生反骨加不如意和脑回路短,归咎于体制开始尬洗。
这些属于生搬硬套的,看地摊文长大,其水平能被洗脑到说个校长世界第一伟人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彼得大帝那个水平。但是放到古代丢领土,首都被屠,吏治腐败,被逼抗日妥妥的正数的大昏君的。
3、曾经的既得利益者。但凡家里有个老人,百分之九十八以上非资产阶级非地主阶级,都能描述一下当初的黑暗历史。至于那少数呢?靠着绣红旗,不少摇身一变成了教授,用奇特的角度尬洗光头刮民党,其成果受境外嘉奖,被 1450 网军奉为圭臬。蛇鼠一窝,沆瀣一气了属于是。
就先写这么多吧,有空再补。
你要明白一件事,国民党政府的黑暗,是对屁民来讲的黑暗
对国民党统治者而言不是,屁民日子过的越黑暗,他们搜刮到的钱也就越多
蒋介石跑到台湾,从 1948 年冬天开始,蒋介石从原中央银行运往台湾的黄金有 227.5 万两,银元有 1520 万元,还有外汇 1537 万美元 (存在美国联邦银行的)。当时的黄金价格是每盎司 (两) 35 美元。以上三笔共值 10.35 亿美元
其余国画古董等等财宝不计其数。
所以为什么说共产党接手的新中国一穷二白?
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的财富都被国民党搜刮带走了。
如果你是当时的人,你是愿意跟着有巨额财富的国民党,还是愿意跟着一穷二白的共产党?
如果是我,我肯定跟着国民党。
跟着国民党多好啊,前期日子过的好,后期还有大陆拼命惠台,有什么理由不选国民党呢?
当然,如果是穿越回去,我肯定选共产党。
不是穿越回去的话,还是国民党最好,毕竟人家有钱。
屁民就不要想什么在那时候国内发展之类的了,但凡有点发展,到你这代也不至于是这副鸟样。
谁不知道房地产祸国殃民,可是你看不还是一帮吃这碗饭的人…
国… 国家主义
很多人不反对社会黑暗,贪污腐败,封建帝制;
他们反对的是自己不是社会黑暗的一面,没有资格贪污腐败,也不是封建集团的利益阶级。
所以有人追随很简单,他们黑暗里面是获利阶级。失败了就没有高人一等的体验呢。
为啥网上天天要回到几十年前一样。可以让农村人全是滚回来种地呢。
建议不要只看国民党的政敌编写的书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党号召我们全民学党史,我虽然不是党员,但还是去认真学习了下。
最近看了三本书,
一本是原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写的《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
一本是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徐焰少将写的《解放军为什么能赢》,
还有一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 · 斯诺在 1937 年写的纪实作品《红星照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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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几篇文章,我就把学习心得跟大家分享下,做成一个学党史系列。
学史可以明智,学习心得不单单是分享历史,更是思索今天社会种种现象的解决方法。
今天是第一篇。
太长不看版:
1.1923 年,孙中山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着手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在孙中山的带领下,合力建设黄埔军校,共产党人可以加入国民党,拥有双重党籍。两党是同学加战友的关系。
2.1925 年,孙中山逝世,1926 年,北伐开始。但国民革命军打到长江流域就不动了。汪精卫在国民党内资历深,但蒋介石却手握军队,江山打下来了,谁来坐?
3. 在北伐过程中,共产党组织工人在上海和武汉夺权,资本家和列强瑟瑟发抖,都不想看到中共继续壮大。此时汪精卫和蒋介石争权需要钱,资本家和列强就说,钱我给,中共你得帮我搞定。为此,汪精卫和蒋介石开始清共,为表忠心,手段极其残忍。
4.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组建自己的军队,在城市夺权失败,开始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要得到农民支持,就要打土豪分田地。在旧中国,“军官等于地主”,是中国农村和旧军队的一个规律。共产党斗地主,斗的就是国民党的军官啊,国民党杀起共产党来,也就毫不手软。
5. 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共产党代表工人和农民,两者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
01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中国的面貌还是没有改变,人民还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情况反而更糟糕。
没了皇帝,就成了到处是土皇帝,军阀混战不断。
孙中山先生手里没兵,对此也是无可奈何。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共产国际运动风起云涌,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当然是俄共最希望争取到的。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1 年 12 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西桂林会见孙中山,马林向孙中山提出 “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 的建议。
1923 年,孙中山着手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4 年,国共两党首度携手合作,孙中山高瞻远瞩,视 “教育为神圣事业,人才为立国大本”,在广州亲手创办了一文一武两所学堂——“国立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和 “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
“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 因其校址设在广州东南的黄埔岛,简称黄埔军校。
关于校长人选,最初决定为程潜,而以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
但是蒋介石不愿在程潜之下,跑到上海消极对抗,并派张静江找孙中山说情,孙中山才在 5 月 3 日任命蒋介石为校长。
此时,军校里唯才是用,有国民党人,有共产党人,有无党派人士,大家为了同样的目标而奋斗。
为了更好帮助国民党发展实力,共产党人被允许加入国民党,拥有双重党籍。
当时两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黄埔军校招收的学生,也是不分党派。
可以说,国共两党,本是同袍。
在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和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为了对外表示两党的和气,都宣称自己是孙中山的学生。
这同学加战友的情谊,在日后却同室操戈,实属可惜。
1926 年 1 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占领长江、黄河流域,统一全中国。
7 月 9 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一年中,革命军相继占领湘、鄂、赣、闽、浙、皖、苏、豫等省,基本消灭直系军阀吴佩孚军和孙传芳军,重创奉系军阀张作霖军。
消灭军阀,统一中国,胜利在望。
但刚刚打到长江流域的革命军不动了。
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先生病逝,之后主持国民党工作的是汪精卫。
但国民革命军是掌控在蒋介石手里。
这就出现了党权和军权的分割。
所以,北伐成功了,打下来的江山,谁来坐?
汪精卫资历深,干革命久,当年还亲自造炸弹暗杀满清大臣,年轻时也是舍身成仁的义士,孙中山弥留之际,还在他的身旁记录遗嘱。
汪精卫坐江山,这没啥问题吧。
蒋介石会想,江山是我打的,但如果论资历,我可能坐不了。
所以北伐打到了长江流域,就停了,说好的北伐,结果止步于南方。
蒋介石手握军队,开始争权,江山还没打下来,先谈妥怎么分江山。
中共这边呢,非常有理性,呼吁先别内斗,先实现打倒军阀统一全中国,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谁当权都一样。
当然,中共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当权,但它力促国民党别分裂,国共合作也别分裂,共同实现理想。
汪精卫和蒋介石斜眼瞄了一下中共,你算老几啊,一边去。
此时中共的组织深入革命军和国民党内部。
汪精卫和蒋介石都不希望中共在自己的掌控的队伍里有中共。
所以反共清党是必然的。
03
在北伐过程中,共产党发动并组织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支援和配合。
1926 年 10 月、1927 年 2 月和 3 月,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三次武装起义,第三次起义打败军阀部队,占领上海。
1927 年 1 月到 2 月,共产党领导群众反帝运动同武汉国民政府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国交还汉口、九江的租界。
上海和武汉,是民国最大的两个城市,当时有大上海、大武汉之称。
这两个城市被工人组织夺权了,在其他城市的资本家和列强,也瑟瑟发抖。
中国的资本家和列强都不希望中共壮大,这会威胁到他们的利益。
而此时,汪精卫也好,蒋介石也好,要争权,就需要钱。
资本家和列强就说,钱我给,但中共你得帮我搞定。
权衡利弊后,汪精卫和蒋介石都选择了拿钱办事,顺便在自己的队伍里清除中共。
所以蒋介石和汪精卫开始疯狂清共,手段极其残忍。
这是做给资本家和列强看,我这样杀共产党人,你们可以放心支持我了吧。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建立起自己的军队。
刚开始,共产党在多地的军事起义都失败了,原因就是学苏俄那一套,想在大城市夺权。
后来毛泽东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泽东认为,中国 90% 都是农民,没有多少工人,要闹革命,最好还是得到农民的支持。
怎么才能得到农民支持呢?
打土豪分田地嘛。
农村里的一个个地主被打倒,土地被分了,农民就积极参军保卫革命果实了。
但你知道这些地主都有谁啊?有不少可是国民党的军官。
在当时,当兵一个月有八块大洋,不算多,但也能勉强养活家里几口人。
一块大洋的购买力,折算成今天,相当于 280 元左右。
如果当上军官,可是妥妥的高薪。
一个连长的月收入,有上百块大洋。
如果当上军长,有上万大洋。
当年一亩肥田的售价不过几十块大洋。
一个连长,军饷加上搜刮,没几年就能在农村里买上好几百亩地,当上地主。
要是一个军长,整条村的地都能买下了。
在旧中国,“军官等于地主”,是中国农村和旧军队的一个规律。
共产党要斗地主,斗的就是国民党的军官啊。
站在国民党军官这边看,共产党人在老家打我的老父亲,还分我的地,我肯定跟你不共戴天。
你看,虽然都是中国人,但国民党打起共产党来,一点也不手软,就像仇人似的,就是因为两者真有仇啊。
资本家和列强支持蒋介石和汪精卫清共,最后蒋介石夺权成功,统揽党政军大权,转而支持蒋介石一人。
那蒋介石集团就是资产阶级代表,加上其军队的军官个个是地主,同样也是地主阶级的代表。
共产党一方面在城市代表工人争取劳工权益,一方面又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
两党的矛盾几乎是不可调和的,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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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阶级斗争离我们好像很远,感觉就像是历史课本的事情。
但在当时,阶级斗争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绝大多数工人农民被剥削压迫,极少部分资本家和地主吃香喝辣。
而且资本家和地主根本就不跟你工人农民谈判。
在城市里,资本家有警察和黑帮护着,谁敢闹事就弄谁。
在农村,地主有保安团,自己就有武装力量,跟土皇帝没两样,拿着锄头的农民,怎么跟他们斗?
先不说工人和农民翻身之类的,只要有人肯为他们出头,他们就已经很感恩戴德了。
谁帮他们出头?就是共产党啊。
共产党还许诺,将来的江山,就是工人和农民的江山。
你看,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已经不是两个党的斗争,是阶级的斗争。
如果我们单单把国共之间的你死我活看成了党派斗争,就看浅了。
共产党在当时是小党、穷党,代表的工人和农民,也是穷人,真的穷到家了。
要打天下,就需要军队,要军队就需要钱。
蒋介石有资本家和列强支持,钱不是问题,国民党军官个个都是大地主,家财万贯。
共产党没钱,用什么养军队呢?
这里就不得不说毛泽东的天才创举了:共产党的兵,不发军饷。
明天,我们就来了解下,不发军饷的兵,为什么战斗力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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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说的,人在历史中是很难看清自己的。
而且即使看清了,未来的那一段时间在那边都是极度的危险。
如果你熟悉两党的历史,你就知道 , 活下来很难那边都是运气。
国民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 1924 年春到 1927 年春,国民党员总人数从不足 20 万增至 100 万人,其中普通党员约 60 万。清党后,据 1928 年 3 月统计,普通党员已减至 22 万人。至 1929 年 10 月,国民党员总人数为 65 万多人,普通党员不到 27 万。1929 年 10 月到 1937 年 1 月,国民党军职党员从 30 万增至 101 万。北伐战争初期的 1926 年 10 月,军职党员仅占国民党党员总数 4%,到 1937 年 1 月已上升至 61%,即每 3 个党员里有 2 个是军人,几乎成为一个军人组织。1937 年 1 月,普通党员增至 52 万多人,其中预备党员近 16 万,正式党员约 36 万,清党过了近十年,普通党员人数仍未恢复到 1927 年清党前的规模。
所以你说的追随国民党,其实从人数上看,并不多啊。
如果在我党这边,文革这事也很难。
文革期间,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方式主要包括:死刑、武斗、私刑、自杀、批斗,等等;根据目前的资料,各方统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十万至 2000 万不等 (变数极大)
因为截止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彻底的调查与清醒的认知。所以这个数字也难以让人信服,但是其中受影响的人从各种资料中看,实在也是。。。
中华民族能撑过那段历史,确实是民族的一个奇迹。也只有中华民族才能坚持下来。
ps:国党当然烂,但这不是给现在的局部烂洗地和转移火力的理由,甚至我们的党你们的 “偶像”“正主” 也不会同意这样做,这样只会损害民心。有些人自己挨了拳,把心理投射到现在政权的历史对手上。这种做法很常见,我虽然很不认同但我同情。这里面当然也有 “谁赢帮谁” 的保皇派,疫情期间这帮人做的恶也很多,前述所谓挨了铁拳的有不少被这些保皇派落井下石过。今天他们能保红色过去他们就能保蓝色。当然有保皇派就会有反保派,“谁赢他们反谁” 的那种,这些人也会拿在位者的历史敌人说事。
其实,都不用扯那么远,回答区里不就有?
那个匿名的家伙,拿别人不是历史专业没有评价资格说事。别人谈到具体问题时,他就说 “蒋介石日记‘主观上’有让民族富强的愿望”;别人拿了另外的档案书籍等资料来说事时,他就只会复读 “这些没有历史学界认可”,好像只有他认为的学者和资料才是 “主流” 一般。
学术研究的专业性是很强没错,但每种学科都有专业性和普及性。对于历史基本事件的判断,对于阶级叙事的了解,每个人都有权利也有义务。社会科学的上限是很高,但社会科学终归是要服务社会与人的发展的。当年革命的那些人,很多人连九年义务教育水平都没有,更不要提倒背马列毛了,不妨碍他们通过普及性的基本文化教育和朴素政治教育成为了战斗的基干。
我的看法是,只要他感受到了不公他看到了剥削,他就有说话的权利,更有参加革命的权利。哪怕他们是朴素的。旧时代除开固有的既得利益者,那些吃人的事实在是太多了,他们能怎么办?哪怕我不提阶级叙事只提民族本位,依靠这些食利阶层能实现民族的富强和工业化吗?就算是教员,他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缔造者,一开始就提出了正确的道路吗?
某些人眼里,仿佛必须要成为社科博士必须要对马列政经倒背如流才能评价历史才能参加革命。这只是评价角度和专业性的问题,不是能不能评价能不能解释的问题。这就是典型的脱离群众自以为是。而且即使倒背如流了,就没有成为王明和晚年教员的危险吗?
很多事情是双向的。教学需要师范的专业知识,但教学终归是要学生学,学生有权利从自己的角度评价教学质量和教师的品行。做饭可以是解决日常生活的基本技能,也可以是高如满汉全席的专业技能,但饭终归是要食客来吃的,食客有权利从自己的感觉评价饭的好吃与否。政策执行也一样,执政的人需要专业的政治技能,但政策终究是为了治理,人作为被治理者更可以从自己的利益和感受角度来评价。
这也能部分回答为什么还有人追随的问题,因为很多人被所谓的正统和知识分子本位主义蒙蔽了,不管他们的本心如何,他们都看不到或者选择性忽视,蕴藏在底层的问题。不要说反动派了,不要说当年了,至今,自己的同志内部一直存在这种价值观的混乱。你一开始就跟朴素的人讲理论宗旨讲大道理,走精英路线不走群众路线,拿教条和 zz 正确的帽子打人而不知道实事求是关心群众生活,人家听不听得懂呢?
而且,这个人或许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博古李德项英之流或许是眼高手低和政治手腕不光明,但人家基本的信仰和本心是没大问题的。如果他真是想为学术正名也就罢了,可是评论区里却充分暴露了他的本质,想为蒋正名大可以直说嘛,遮遮掩掩的,又拿棒子压人,何必呢?这和他的正主一模一样,嘴上民主和平嘴上三民主义,实际做起来不定多肮脏了。如果倒真是黄百韬那种铁血战将,说不定还高看半眼,毕竟知行合一真的殉葬了,可实际上都是 “黄埔精神不死” 的双标。
你们哪怕去关注一下现实的拧巴事,从南到北,今年的魔幻还少了吗?哪怕站在你们反建制的立场上,拿这些事说事不是更有利于你们的议题吗?不管你什么立场,只要你声讨不公,我都尊你们一声汉子。为历史的垃圾堆招魂,真的,大可不必。
你觉得国府黑暗,是因为你已经见到了更辉煌的光明。
但当时的老百姓并没有见到。
对比当时老百姓见到过的更黑暗的时代,国府已经算是还能忍得了的,跟着国府走,不难理解。
粪坑就是蛆虫的伊甸园,聚集越多的苍蝇蛆虫就越令人作呕。
知道还乡团么?就是迫害中国人比日本鬼子还狠的。他们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最忠实的拥趸。
所谓黑暗,说的是对普通人的黑暗。但对那些坏人来说,或者说黑心的人,黑暗恰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这就像是粪坑就是蛆虫的伊甸园一样。
所以有没有人追随,不是这个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是,有什么人追随。
辛亥革命后,不剪辫子终于满清的汉人有的是,其中有的还被地摊文学给神话成个人物了,张勋还想扶持满清搞复辟呢。
任何政治势力,都会有基本盘,都会把利益分级划分,一定层级以上就是基本盘。
从蒋介石掌权开始,国民党的基本盘是绝对不包括农民和工人的,不然中国共产党没钱没权没势怎么可能争取的来农民和工人。
一开始,国民党很好的维护了自己的基本盘,也就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后面,国民党的经济搞砸了,基本盘利益都受损了,败退台湾是迟早的事情了。
目前,中国的农民和工人又成了爹不疼娘不爱的了,谁的基本盘都不是,所以过得很苦。
谎话说一千遍也不会变成真理。
但是会让傻人相信。
■国民党也做了很多残酷规定来防止人逃走。留下的跟被杀的难说比例多偏。
另外:
思考是一项能力,选择也是一项能力。
群众就有这个盲目性缺点。
哪怕现在也一样。
这种不属于投降行为,属于麻木、不知所措行为。
=
随波逐流,可以减少思考上的斗争,可以缓解环境带来的痛楚。
●国民党也不是不动脑筋的,宗教用神明来给予人幻想,国民党也用民族大义、道德洁癖来给予人幻想。
再苦再难再悲,幻想自己能看到无瑕疵的圣人,能想象世外桃源,就可以暂时麻痹自己了。
●所以,才会出现,同样是人,有的人就能轻易决定别人的生死。
没有见过太阳,怎么会向往光明。
1927 年宁汉合流后到 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这十年,尽管战争不断,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和前清也没有啥太大区别。而且这十年间民国是一由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这些人的小日子过得还不错,人民生活还活得下去。
其次,民国政府尽管腐败黑暗,但它是当时我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日本侵华后,海内外华人同仇敌忾一致抗日,哪怕是欧美南洋地区的华人也纷纷捐款为国效力,涌现许多感人事迹。据资料,南洋还有华人妓女将卖身钱捐给国内做军费。
而我党之前被国统区宣传为可怕的赤匪,抗战开始后为了一致对外连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名义上被 “招安” 了。就算有人对 kmt 不满,那也无人可投奔。
抗战结束后,kmt 已经成了纯粹的买办政府,黑暗进一步加深,连地主和资本家都活不下去了,比前清的日子都还更差,这才逼得人民反抗,而这时我党才开始展露出真实身份,向往美好生活的人们团结在红旗下才有勇气和力量反抗。
为什么追随国府,因为当时没得选。只要有得选,立刻砸烂旧社会。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什么样的人总是可以找到同类的。
比如恋足的丝袜控萝莉控还有 LGBTQ 等等,或者喜欢喝茶喝酒抽烟打牌的,或者喜欢羽毛球画画游泳,电子游戏的等等。总是可以找到臭味相投的人群
人类是群居动物,人群的喜好倾向只要人数够多,不管多病态变态或者多正态都不会是 “唯一”!
汉奸都上百万,国民党上下的既得利益者也不少。手上带着人民血的不少,自然有人追随。实际上黑帮邪教传销要是不加以打击,那个人数会更多
因为国民党代表的就是 “地富反坏右” 的利益,他们不追随国民党,难道要他们追随共产党吗?
建国以来,我国反复搞 “镇反”、“反右”、“反右倾”以及文革,难道是搞来玩的吗?我国已经建国多少年了,这些 “地富反坏右” 少了吗?所以国民党有这么多人追随,不是非常应该的吗?
我倒是觉得,这些 “地富反坏右” 没有追随国民党,反而来抱咱们的大腿,倒是咄咄怪事。
为什么呢?
阶级问题,国民党是中高阶层的政党,不管是地主,小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都是中高阶层,国民党的思维方式,利益出发点基于中高阶层的,我记得是陈诚建议国民党学共产党搞土改,蒋介石骂他疯了,这种东西就是没道理可讲的,阶级本性如此。
所以有人追随不也很好理解,代表他们阶层的利益,为什么不支持?
历史评价要在充分了解史料的基础上,代入当时的历史发展阶段。
一方面。历史认知其实要避免 “黑暗” 这种词汇,用行为说话;另一方面,从史实来看,执政失利、腐败、非间接伤亡这种事儿,对于一个刚建立的政党来说,都不算什么大问题。
除非是大规模的系统性直接对内屠杀,不然都是伤筋不动骨。
而由很多人追随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
首先当时的合法政府是中华民国,国民党是执政党,按照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在走;
其次当时的共产党最初只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这个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就不深入讨论了;
再次共产党对于底层和其它社会群体的统治策略是不一样的,农民主要靠打土豪分田地,知识分子主要靠共产主义梦想。但当时能成为知识分子的大多有留洋经历,不怎么信共产。
最后,当时的国民党毕竟是明面上的执政党,对于知识分子、军官待遇好,而且军队管理相对比较现代化,安全。
所以当时国民党随之者众,不奇怪。
只是后来国民党被打的怀疑人生了…… 等到老蒋发现武装起来的底层人民群众才是最可怕的时候,已经离凉凉不远了。
当然这个也是注定的,一个初生的国家如果不能够迅速稳定,让社会生产步入正常轨道,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那么拖久了凉凉是早晚的事儿。
你若光明,党国便不黑暗!
剪伯赞,傅雷,老舍。。。没跟着去。
郭德纲讲过,秦桧还有仨朋友呢。
黑暗是个大框,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一个政权如果崩溃,最主要的原因是财政困难。
因为不够狠,有些不愿意狠的人就会去追随。自 1840 以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自己不够狠,只有对自己最狠的,能最大程度挤出人力的才能从乱世中安邦定国。
那些如没收工厂或是土地之流的问题,从富国强兵角度来说,愿意吃这个亏的最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们决不会在乎那些污蔑,他们更热衷于用一切资源富国强兵。而那些对自己不够狠舍不得安稳,舍不得财富的跟随反对派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这些人属于幻想者,或者说是妄想症病人。
你无论从哪个地方看评价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都一再强调:不要把自己代入那些达官贵人身上,门都没有,就代入到平常老百姓身上。
这里有个干货回答我觉得非常到位
你去找个教政治或者教历史的网课视频,有的会详细告诉你南京国民政府到底能腐败到什么程度。
另外我再补充一下,很多人忽视一样东西,金圆券。
可能你压根不知道金圆券意味着什么。
举个浅显易懂的说法,你辛苦工作,辛苦赚钱,都赶不上南京国民政府开动机器。
你手上那不是钱,是纸张
等于南京国民政府用油墨和纸张换你的劳动果实换你的产品。
然后这纸张除了丢火炉里烧了,没半点用。
然后知乎我觉得特别搞笑的是,总有些杠精,他不是为了讨论问题,而是就是单纯为了抬杠而抬杠。
我也不知道这俩精选评论是不是代表你俩就俩神精,反正能体现出来啥叫不学无术。
说实话但凡有点智商,好好上过学上过历史课,都不可能对南京国民政府有半点喜欢或者辩白的地方。
另外说下,蒋介石不是不想投降日本,而是因为汪精卫主动投降了日本,蒋介石去了只能当老二。
他只是单纯丢不去那人,另外他一直是抱美英的大腿。
问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国民党自己拍抗日片,能选的高级将领都有谁?
张自忠?1940 年战死。
李宗仁?抱歉国民党政府,或者说蒋介石不会选李宗仁,要知道当年李宗仁和蒋介石非常不合。
1929 年蒋介石第二次复位之时,就以李宗仁 “谋叛党国” 为由,带领十万兵力前往武汉。3 月下旬,蒋介石派人紧跟李宗仁的车。这一切已经被李宗仁意识到,他一进入饭店便直接从后门离开,而后迅速坐车赶往码头。蒋介石的第一次暗杀计划宣告失败,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依然在谋划下一次的暗杀。
1948 年,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接到指令,立即前往南京接受任务。这一次,是枪杀计划。沈醉等人开了一家小店作为掩护,在所有公路、车站、机场都设立监视点,时刻监视李宗仁的行踪。对此,李宗仁的卫士们竟无半点觉察。蒋介石下令称在南京以外的暗杀无需等命令,但在南京城内则必须等待指令。
这场看似天衣无缝的暗杀计划最终被迫结束,蒋介石被迫下野之时,时局动荡,他考虑再三认为需要李宗仁暂且支撑局面,最终选择暂停暗杀计划。据沈醉所述,蒋介石非常后悔没有在当时实行计划,一时的选择留下了祸根。
1965 年,身在美国的李宗仁回国心切,赶往机场的路上却接到消息:国民党的特务埋伏在机场附近。李宗仁立即安排车辆引开特务,同时赶到了中央安排好的专机处,辗转数小时,终于安全回国,蒋介石的暗杀计划再次落空。
杜垏明?杜垏明到功德林去了,之后投共了。
孙立人?“孙立人” 事件。
1955 年 6 月 24 日,蒋介石免去了孙立人国民党军队 “陆军总司令” 职务,将其改任 “总统府参军长”,随之又将孙秘密拘捕。8 月 20 日,蒋以“纵容” 部属武装叛乱,“窝藏共谍”、“密谋犯上”的罪名,革除了孙的 “总统府参军长” 的职务。指定陈诚、吴忠信、许世英、俞鸿钧、何应钦、黄少谷、俞大维、王云五、王宠惠等 9 人组成孙立人案 “调查委员会”,对孙进行“审查”。10 月 31 日,“调查委员会” 公布上了长达 1.6 万余字的“调查报告”,罗列一系列罪过。蒋随即下令将孙立人软禁。
薛岳?嗯薛岳可以算对党国忠诚。
卫立煌,傅作义,王耀武?都和杜垏明一样,先功德林,然后投共了。
戴安澜?算了吧,戴安澜属于让蒋介石 “微操” 给害死了。
赵登禹?赵登禹比张自忠去世还早,前者 1937 年,后者 1940 年。
至于其他人,懂的都懂,要不出工不出力,要不放纵手下当伪军,要不宁愿放着鬼子不打打新四军。
还有在这儿吹嘘什么国军抗日的,首先说下,既然能评出这十大国军抗日高级将领,也就是说并没有否定国军在抗日发挥的作用。
但是这和你蒋介石有什么关系呢?你看看这几个将领除了薛岳,其他哪个在国民党眼里算善终?
具体国军到底什么情况,不复制了,贴个地址,感兴趣自己看吧
至于为什么南京国民政府还有人追捧,这有什么?就目前乌克兰基辅政府的表现甚至还不如南京国民政府,你看看知乎多少乌贼在洗。
阿元与阿清,都有追随的!
那么,阿蓝比起阿元、阿清,对待汉洲人总要好得多!
1948 年 4 月 2 日,潍县战役正式打响,山东兵团 9 纵、渤纵、13 纵、7 纵及鲁中部队参加战役。几天后,潍北县委书记许剑波与组织部部长陈泰东赶到寿光,参加了军政联席会会议,会议由 9 纵司令员聂凤智和政委刘浩天亲自主持。会上,聂凤智传达了党中央 “解放全山东” 的指示和兵团党委关于 “解放潍县” 的命令。刘浩天特别对许剑波等潍北县委的同志们说:“你们回去以后,要把解放潍县的消息尽快地告诉潍北人民,使军队和人民握成一个拳头,砸烂陈金城这个‘固若金汤’的王八窝!”听了聂司令员和刘政委的一席话,许剑波他们异常激动。
许剑波一行星夜兼程赶回潍北。第二天,潍北县委即在驻地张氏区孙家杨孟村召开了全县区委书记会议,对支前工作做了紧急动员和部署。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保证支前工作的顺利开展,县委又专门召开了全县积极分子大会。会上,各区代表纷纷登台发言,以大量血的事实,控诉国民党军残杀潍北人民的累累罪行,表达他们全力以赴搞好支前工作的坚定信心。当时,整个会场群情激愤,“为死难同胞报仇”“全力支援解放军”“打下潍县城,活捉陈金城” 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大会开过以后,潍北县委根据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决定以县委的名义给 9 纵写一封信,向人民子弟兵倾诉潍北人民的一腔苦水,表达他们的一片赤心。几经商讨,县委决定这封信由潍北县委书记许剑波起草。
4 月 10 日夜晚,许剑波怀着悲愤的心情,坐在昏暗的油灯下,铺开毛边信纸开始写信。他脑海里浮现出了 1947 年 8 月 “地主还乡团” 疯狂杀害县里农会干部 400 余人的 “李家营惨案”,以及邢家东庄、张家院村大屠杀,国民党“还乡团” 实施疯狂暴行的惨烈景象,这让他一时心绪难平。他一口气写下来,密密麻麻写了十几页信纸。天放亮的时候,这封充满了潍北人民血海深仇和热切期待的信终于写成了。
聂司令员、刘政委并转九纵全体同志:
当胶济线西段的伟大胜利消息传到潍北县的时候,潍北县的全体党员、干部及广大群众,莫不欢欣鼓舞,都望眼欲穿地期待着你们的胜利东征。潍北县广大人民把复仇求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自己的军队身上。在这里,潍北县的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向劳苦功高的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和热烈的敬礼!
亲爱的同志们,看见了你们,我们又喜又悲:喜的是这回可得救了,悲的是这几个月我们受尽了亘古未有的大灾难。国民党军自占领潍县后,抓丁抢粮,烧杀掳掠,无所不为。潍北县即被拉去牲口两千余头,粮食被抢净光,被抓壮丁难以统计。更残酷的是广大群众被杀害。两年多来,潍北县人民被残害者已有千余。单是纸房区李家营村一带即被害数百人。直到今天,寒亭据点周围的死难同胞仍曝尸旷野,无人收拾。残杀方式更令人闻之毛发耸然。铡刀铡、活埋已成为匪徒们采用的普遍手段。有的先被割去耳朵舌头,然后活埋;有的被拔去头发而后铡死;’有的被割开腿后加油烧死;有的被丢在水里眼睁睁淹死;有的妇女被裸体绑在树上轮 奸,然后用火烧的枪条插入阴 部活活搅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把皮扫去,名为 “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全身皮肉,名为 “剪刺猬”;敌人还把待哺的婴儿的两腿劈开,丢在烧红的锅里,叫做 “穷小子翻身”。纸房区邢家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 3 面铡刀,竟然按户抓人去铡。这个村先后被杀害 21 人。妇救会长的孩子被铡成两段,青妇小队长的妹妹徐单被敌人用枪穿死,邢振明的妻子和怀孕的儿媳相继被活埋。纸房村贫农韩在林弟兄 3 人 14 口一起被活埋,只剩韩的老母,哭求给她留下一个人种而不得。她眼看着自己的子孙被杀光,悲痛欲绝,也上吊而死。高里区一次被杀被铡 12 人。军属于传弟之妻被敌人用钳子先拔去头发,又割开腿肚子加上盐,活活折磨死。固堤区东小官庄一家贫农 3 口人全被杀死,其妻怀孕 6 个月,死后小孩的两腿露了出来。当时的潍北,被害同胞尸横遍野,任野狗撕食。断骨碎肉比比皆是,难属四处认尸,小孩嚎哭寻母,其惨痛情景催人心酸落泪。这是潍北人民永世难忘的血海深仇! 自去年三合山战役后,敌人被迫退出据点,我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始含泪忍痛,收拾死难同胞的尸体,但已骨折肉烂,不可辨认。死难的穷老少爷们,在临死时都殷切盼望为他们复仇。高里区的一个村妇救会长,死时曾告诉邻家说:“告诉共产党、解放军,一定为我报仇啊!”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军,你们是胶东的子弟兵,你们屡打胜仗,有了你们就有希望,有了依靠,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不让你们走,要你们给我们报仇,要求你们象在孟良崮一样消灭敌人,在潍县留下英雄的胜利,立下大功。这是我们对你们的高贵信仰,也是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亲爱的同志们,报仇的这一天来到了! 解放潍县,拯救潍县人民的这一天来到了! 这里先预祝同志们胜利。同时,我们也在准备全力支援你们。连日来,全县人民正忙着磨面、砍柴,一定尽最大的努力来保证同志们吃好饭,打胜仗。让我们在潍县战役胜利的庆祝大会上握手言欢吧!
致以亲切的胜利敬礼! 中共潍北县委员会 1948 年 4 月 10 日
李家营惨案
抗日战争胜利后, 我军占领了潍北地区的大部分农村, 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不过, 土地改革运动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1946 年内战爆发, 山东成为国民党进攻的重点。1947 年 9 月 9 日, 一支近 4000 人的国民党反动派队伍, 杀气腾腾地向潍北解放区进犯。他们沿白浪河两岸向北进袭, 主力部队于当天中午到达固堤镇东南的李家营村, 并在此安设了据点, 一场灾难即将笼罩潍北大地。
潍北开展土地改革 触动地主阶级利益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 我军立即展开了对日伪敌人的进攻, 完成了清扫残敌的工作。潍北解放区除潍县县城外, 基本上连成了一片。10 月份, 新的潍北县委、县政府成立。根据党中央的指示, 发动群众反奸诉苦, 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1946 年 2 月, 为了加强潍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 上级指派许剑波率领三百余人的工作团来到潍北。在县委统一领导下, 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反奸诉苦, 减租减息斗争, 并在基层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和民兵组织。
1947 年 3 月, 潍北县委在上级领导下,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以实现 “耕者有其田” 为目标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各地在农救会的领导下, 组织群众斗地主、反恶霸。通过土改运动, 使得潍北的农民清算了地主恶霸的罪行, 并分得了土地、房屋、农具等, 让农民真正当家做主。
不过, 潍北地区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触动了一大批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 让他们对革命队伍和人民群众, 埋下了仇恨情绪。
共产党领导的潍北农村土地改革开始后, 有一些地主、富农陆续躲到潍县城。当时国民党军仅占有包括潍县城在内的一些大中城市, 与共产党领导的农村解放区形成对峙局面。国共两党由于路线等方面不同, 各种矛盾日益激烈。1946 年 6 月底, 国民党反动派公然撕毁停战协定, 疯狂进攻解放区, 内战全面爆发。在全面进攻解放区遭到挫败后, 改为重点进攻陕西延安地区和山东地区。
1947 年春, 国民党山东第八区行政公署在潍县成立 “难民管理委员会”, 并纠集一批在潍北土改时躲藏到潍县县城的地主、富农和地痞流氓等建立了武装组织——“潍县难民大队”, 并以此为基础组织反动武装还乡团。到 1947 年 7 月时, 以邢汉东为首的还乡团武装已经达到千余人。
1947 年 4 月, 潍县县长杨绪钊主持, 国民党潍县政府重新设置潍北区, 所辖范围与共产党领导的潍北县行政范围基本相同。区下设码头、高庄等 6 个乡, 乡里设乡长、副乡长等人员, 每个乡都有乡队。村政权仍沿用他们的保甲制, 各村都委任了正副保长。其目的十分明显, 就是要在国民党正规军的支持下, 重新夺回潍北区域。
1947 年 8 月, 国民党出动 6 个整编师的兵力, 开始重点进攻山东。
1947 年 9 月 1 日, 国民党第八师主力东开, 原第八军军部机要秘书兼昌邑县县长张哲调潍, 接替杨绪钊任潍县县长。张哲上任当天, 就召开大会, 发表 “戡乱” 演讲, 煽动潍北逃亡到潍县城的地主、富农、土匪恶霸杀回老家。一场灾难即将笼罩潍北大地。
四千人向解放区进犯 在李家营安设据点
9 月 7 日前后, 张哲将潍北区区长邢汉东、副区长兼民政指导员王子东招到县政府, 下达了进驻潍北重镇固堤抢粮杀人的指令, 并向邢汉东下达了三条任务命令: 要坚决消灭共产党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消灭共产党留下的基层干部和家属;抓紧时间抢粮, 不给共产党留下一粒粮食。
邢汉东曾任日伪潍县县政府政务警警长, 老家固堤镇店后村, 其家产在土改中被群众分掉, 对共产党和人民政权怀有刻骨仇恨。接令后, 他立即纠集保长开会, 制定行动计划, 拟定杀人名单。
张哲交代邢汉东、王子东:“现在要秋收了, 你们要抓紧进驻固堤筹粮。已经联系交警总队开路, 县大队协助。哪个村里谁干八路, 谁与八路有联系, 可以就地处决, 杀后也不用呈报。”
1947 年 9 月 9 日, 一支近 4000 人的队伍, 杀气腾腾向潍北解放区进犯。这支拼凑起来的武装包括交警第一、三、五总队组成的第十师一部 1000 多人, 潍县县大队 500 多人, 潍北区区队及乡队、保队 1200 多人,“潍县难民大队” 上千人。他们分两路沿白浪河两岸向北进袭, 主力部队于当天中午到达固堤镇东南约 3 里的李家营村, 在此安设了中心据点。
被斗的地主前来投靠 邢汉东布置任务
8 月 4 日, 记者来到位于固堤街道的李家营村, 这里的交通非常便利, 村子看上去和其他的村庄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不过, 当初国民党反动派选择将这里作为中心据点, 显然有自己的考量。
今年 82 岁的李家营村民李超说, 李家营村当时只是一个不足 500 人的小村庄, 整个村子的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 全村百分之九十都是满族李氏家族后裔。邢汉东之所以选择把李家营村当做据点, 是因为这里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和自然条件, 便于国民党军队进行驻防。
李超说, 当时的李家营村在清朝道光年间, 为了防止太平天国军队的侵袭, 在村子四周修建了坚固的围子墙, 后来, 经过不断加固修成了底部宽 6 米, 墙高 4 米多, 墙顶宽 2 米的围子墙。此外, 围子墙外还修了一条宽 4-5 米, 深 1.5 米 - 2 米的壕沟, 沟内常年有水, 总体来看易守难攻。
此外, 该村南距潍县城约四十里, 北距潍北、昌北、寿北等地也有三四十里地, 处于国民党和八路军拉锯作战的中间地带, 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在此设立据点, 相对比较安全, 便于出击和军事补给。而且, 该村距离其他村庄较远, 地域辽阔, 便于观察。
敌人进驻李家营以后, 周围一些村庄被斗的地主、富农及一些地痞流氓纷纷前来投靠。邢汉东多次召集各村的保长、还乡团的骨干分子开会, 向他们下达了收集共产党员、翻身农民和革命家属及各方面积极分子名单的指令, 并鼓励他们大胆干、大胆抓。
上级下达迁移通知 群众们警惕性不高
在国民党反动派进攻潍北解放区时, 我军考虑到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 为了诱敌深入, 等待时机, 决定实行暂时性的战略退却。据研究李家营惨案的牟伯杰介绍, 他曾经和当时的固堤区交通员牟邦山交流过。
如今已经去世的牟邦山当时说, 在敌人进攻潍北解放区的头天晚上, 他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 要求革命干部、家属和贫下中农, 立即带上敌伪头目的家属, 第二天向昌邑北部等地区转移, 刻不容缓。那天晚上, 牟邦山背着一支步枪, 跑步通知了全区的 35 个村庄, 把鞋底都跑掉了。
不过, 由于时间太紧, 而且当时正是秋收季节, 一些人对转移没有思想准备, 或者对敌人的凶残估计不足, 迟迟没有转移。对此, 县委要求各村的农救会、妇救会、民兵等深入到各家各户, 宣传紧急转移的必要性和急迫性。经过动员, 一天中有一千多名群众及时向潍北、昌北地区进行了转移。
国民党反动武装入驻李家营村后, 为达到斩尽杀绝的目的大造舆论、四处放风, 声称:“你们都是老实的庄户人, 上了八路军的当, 只要你们回来, 主动交出土地和分到的东西, 就一个不抓, 一个不杀, 有功者国军还要大大的奖赏。” 以此来麻痹已经转移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
这期间正是农村秋收备种时节, 加之秋雨连绵, 洪水遍地, 转移到三北沿海一代的人又露宿野外, 导致部分群众身体支持不住, 有的因天气渐凉偷着回家取衣物, 有的回家忙秋收、秋种, 有的不听劝告, 放松了警惕, 回到村中。
这时, 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正在酝酿当中。
1947 年 9 月中旬, 敌人自以为对潍北解放区的军事占领已经完成, 诱骗的目的已经达到, 他们开始抢粮杀人, 手段野蛮至极, 每到傍晚匪徒们都要活埋十几人。从 9 月 9 日到 10 月 19 日 (农历九月五日),41 天时间, 共杀害 494 名党员、干部及其家属、革命群众, 制造了惨绝人寰的 “李家营惨案”, 又称 “潍北大屠杀”。
进行残酷扫荡 到处抓人捕人
1947 年 9 月中旬, 敌人自以为对潍北解放区的军事占领已经完成, 其诱骗目的也基本达到, 便露出本相, 大开杀戒。他们组织了一个专门夜间行动的突击队, 队长为李尧。突击队暗夜出动, 突然袭击, 到处抓人捕人, 进行残酷扫荡, 许多转移外地、趁夜暂时返家的党员、干部和群众, 不幸落入其魔掌。
此外, 敌人还将还乡团、地痞流氓和在土改中被斗的地主、富农放回本村, 让他们四处抓人拉牲口。有些土改中被斗的人, 拿着账本开始向翻身农民反攻倒算, 捕杀土改干部和革命群众。
匪徒们将从各村抓捕到的数百名干部群众, 或绳索捆绑, 或铁丝穿肩, 陆续押解到李家营村。该村 6 处被称为 “押房子” 的临时囚狱, 塞满了被捕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该村西南角一处空房子被用作拷打、审讯被抓人员的中心地点。
据了解, 敌人首先对被关押起来的革命干部和群众采用各种残忍的手段进行逼供, 再搜寻八路军家属、农救会会长、妇救会会长等, 然后进行杀害。据了解, 他们还专门制定了一套残杀革命群众的程序, 先由副区长王自东带人刑审, 或杀或剐由区长邢汉东决定, 然后再交给邢肤东、纪代鲁及张元吉, 李尧等进行杀害。
村民房子被占用 当做审讯室行刑
今年 79 岁、家住潍城区阳光花园小区的李海义, 他的家曾被用作 “审讯室”。“李家营惨案” 发生时, 他只有 9 岁, 当时正好跟随父亲在烟台上学。李海义一家搬到烟台后, 李家营村的房子便闲置下来。国民党部队进驻李家营村后, 抢占村里的民房用来当做押房子、审讯室, 李海义家的四合院就被霸占, 用做审讯室。
1923 年, 李海义的爷爷带着全家老小计划逃荒去东北, 从李家营村出发后, 到达烟台坐船赶往东北。途中难民较多, 人心惶惶。李海义的爷爷决定只带着小儿子去东北打工, 其余人在烟台落户。“李家营惨案” 发生时, 全家人并不知道村子里发生的事。
1950 年 5 月, 李海义一家回到李家营村发现, 家里的老房子已经倒塌, 院子里的枣树也被砍得只剩下树干, 又长出了许多杂乱的树枝。得知李海义一家搬回了村子, 邻居们闻讯赶来, 告知李海义村子里曾驻扎过国民党部队, 看到他们的房子空置, 便强行占用, 当审讯室。“当时村子里有好几个审讯室, 我家是其中一个。” 李海义说。
李海义家的老房子有 5 间北屋, 还有偏房, 是个完整的四合院, 除了作为审讯室外, 家里还驻扎了还乡团的人, 每天派专门人员进行看护。“听邻居讲, 院子里的这棵枣树被砍得只剩下树干, 抓回来的党员干部、革命群众就被吊在这棵树上审讯, 手段极其残忍。” 李海义说, 高庄村妇救会会长王爱美被还乡团抓住, 就是在他家审讯的, 匪徒割去了她的乳房, 搓上盐粒, 疼得她几次晕死过去。
“当时负责审讯的都是还乡团成员, 国民党部队驻扎了两天就走了, 后来还乡团撤走后, 院子里还留下了审讯时用的铡刀、长板凳等, 之后也都被村里的人拿走了。” 李海义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母亲搬到了潍坊住, 老房子卖给了同村的村民, 如今老房子被翻盖成了新房子。” 李海义指着自家老房子的原址说。
抓捕党员革命群众 白天用刑晚上活埋
8 月 4 日上午 9 时许, 记者来到李家营村东南的一片玉米地, 这里就是当年匪徒们杀人的地点。82 岁的村民李超介绍, 这里以前是一条大路, 位于李家营村南门外, 当时村里人把这条路叫南大路, 这条路两侧是匪徒们集中杀人活埋人的地方。“上午抓了人, 进行严刑拷打, 傍晚就拉到这里活埋。” 李超回忆说, 这些匪徒的杀人手段惨无人道、令人发指。
“敌人为了发泄他们对革命群众的刻骨仇恨, 采用活埋、铡刀铡、火烧等刑罚, 其手段极其残忍。” 李家营村党支部书记李西昌说。
如今, 在李家营村村委还保留了当年匪徒们使用的长剑、铡刀、大刀等杀人工具, 这些如今已经变得普普通通的铁器, 当年沾满了革命群众的鲜血。
农历八月十五, 本来是阖家团圆的日子。而这年的中秋节, 潍北解放区却笼罩在一片血腥、恐怖、悲愤之中。
从 9 月 9 日 (农历七月二十五日) 到 10 月 19 日(农历九月五日),41 天时间里有 494 名党员、干部及其家属、革命群众遇难, 还乡团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李家营惨案”, 又称“潍北大屠杀”。
今年 82 岁的李超是烈士后代, 他父亲是共产党员, 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国民党军队进驻李家营村, 抓走了他的奶奶和大哥, 他们一家没有转移。当时 12 岁的李超亲眼目睹了党员干部家属、革命群众被杀害、活埋的场景。再回忆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老人几度落泪。他告诉记者, 当时有一批革命干部被杀害, 但没有一个人屈服。
全村戒严抓人拉夫 党员家属首先遭殃
据李超回忆, 国民党反动派占据李家营的当天下午, 就宣布全村戒严, 不准出户、出村。同时, 他们抢占民房, 抢劫粮食, 强摘门板, 抢夺餐具等日用品, 村子里的牛羊鸡狗也不放过。他们四处抓人、拉夫, 为其建碉堡、柴障, 挖大坑, 谁要违抗, 轻者打骂, 重者抄家, 还给扣上 “私通八路” 的帽子, 并威胁要活埋了大家。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村民每天都在恐惧之中。
李超的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 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 爷爷也跟着共产党的部队, 家里只剩下他和奶奶、妈妈、大哥。国民党进驻李家营村的前一天, 虞河发大水, 他和大哥还去虞河摸了一条 20 多斤的大鱼。第二天中午家里炖鱼改善生活, 全家人吃得美滋滋的。
“当天下午, 国民党的军队进村了, 他们从潍县城走来, 也饿坏了, 到处进户找吃的, 我们家中午吃剩的鱼也被翻了出来, 他们直接拿手抓着吃, 和土匪没什么两样, 老百姓吓得不敢吱声。” 李超对那天的场景记忆犹新, 每每回想起来, 都恨得直咬牙。
由于家里出了两名共产党员, 李超一家格外受国民党反动派的 “关注”。进村的第一天就抓了李超的奶奶当人质, 并把他大哥抓到国民党军队的伙房里干活。“说是做饭, 其实就是把大哥看起来, 生怕我们家有人给共产党通风报信。” 李超说, 正是这样, 他们一家便没有跟着难民大队转移, 而是留在了村子里。
“偌大的村子一夜间变得冷冷清清的, 村子里、大街上都是国民党兵, 他们席地而睡。” 李超说, 后来, 他亲眼见证了保队、还乡团是如何残害党员干部家属、革命群众的。
审讯室里遭受酷刑 党员干部英勇就义
李家营村老十字路口西南角是村民李振峰的家, 当时他家被占用当做审讯室。有一天, 国民党反对派从菜家篮子村和大湾口村抓了 19 个人, 关在审讯室, 敌人用皮鞭蘸着盐水抽打他们, 打得他们动弹不了。“我那时候小, 不知道害怕, 偷偷跑到审讯室看, 当时有个 2 岁的小孩子在他娘身边爬来爬去, 他娘被打得顾不上他了, 后来这个小孩被伪保队的人用刺刀刺死, 和他娘一起埋了。” 李超目睹了她们母子被害的情景, 现在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那个时候动手的不是国民党军队的人, 都是附近村子里的老少爷们, 自己人害自己人, 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李超回忆起当年的场景, 几度落泪。
泊子区共产党员、农救会会长李洪起被捕后, 匪徒用铁丝穿住他的锁骨, 用串鱼用的大针扎他耳孔、指尖, 用秤钩子挖他眼, 逼迫他说出村里的共产党员名单和革命家属转移地点。李洪起强忍剧痛怒吼:“我就是领着穷人斗争你们的那个农救会会长, 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然后痛骂不止。匪徒恼羞成怒, 残忍地割去他的舌头。李洪起遭受酷刑, 壮烈牺牲。
大流村妇救会会长侯会玲被本村保长朱其润抓住, 逼迫她下跪, 几个匪徒把她按倒, 打断了她的腰, 用驴将她拖到李家营村继续用刑。“扒掉她的衣服, 绑在一棵树上, 边打边骂, 侯会玲不屈不饶, 匪徒又找来绳子, 绑住她胸部, 用燃烧的木柴烫她的乳房, 最后将她活埋。” 李超说, 她被活埋时还大骂:“你们灭绝人性, 早晚要遭报应。” 她被匪徒一连砍了三刀, 英勇就义。
敌人扬言斩草除根 老人婴儿未能幸免
“我见的这些被活埋的人, 唯一一个没用刑的就是钱秀英。” 李超说。钱秀英是大桥头村青妇会会长, 她的哥哥是国民党潍北区区长。在难民大队转移时, 钱秀英觉得哥哥是国民党的干部, 有哥哥撑腰, 自己不会受迫害, 便选择留在村子里观察敌情, 以及时给共产党通风报信。
没想到钱秀英很快被抓住了, 保长考虑到钱秀英的身份, 便派人将情况汇报给了钱秀英的哥哥钱礼堂。钱礼堂知情后, 表态 “你们看着办吧。” 他本以为有了这句话, 保队、还乡团不敢得罪妹妹, 没想到这些人当天晚上就把钱秀英活埋了。“钱秀英自己跳到坑里, 用手绢蒙住脸, 从容不迫地说‘狗杂种, 你们埋了我的身, 埋不了我挚爱共产党的心。’”
钱秀英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钱礼堂的耳朵里, 他当时只说了两个字 “该埋!” 在这之后不到 10 天, 活埋钱秀英的 3 个人都不见了踪迹。“村民们猜测, 这三个人是被钱礼堂杀了。”李超说。
对于党员、干部家属, 丧心病狂的匪徒们同样不放过。他们扬言 “斩草除根”, 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 下到数月的婴儿, 均惨遭毒手。大流河村村干部朱德绪全家七口人, 有五口被抓到李家营活埋, 包括他的妻子、女儿、哥哥、嫂子和年过七旬的父亲。“朱绪德的三岁女儿当时被救了, 村民把她救起后抱到了俺家, 在俺家待了一下午, 后来去了薛家庄。” 李超说。
坫后村村干部邢云山转移后, 先是父亲邢佃栋被掳去李家营活埋, 后来他的三个孩子又被匪徒找到, 扔进坫后村村外的井里杀害。
泊子区妇救会会长王英芳一家三口被抓, 匪徒将她们押到村外, 挖坑活埋。王英芳的母亲要求留下女儿不满周岁的孩子, 遭到拒绝。
作恶多端的匪徒除了杀戳和抢劫, 还强奸、霸占民妻民女。潍北区区中队队长张元吉, 抢去李家官庄村李龙云的女儿, 强迫其做妾;突击队队长李尧, 抢走高庄王连欣之妻做妾。
今年 80 岁的李忠堂是寒亭区固堤街道李家营村村民,“李家营惨案” 发生时, 他只有 10 岁, 跟着当民兵队队长的父亲北逃。他们走泥湾过沼泽, 露宿野外, 一次次躲过了敌人的追击。李家营解放后, 共产党帮他们修复家园, 给他们发放粮食。李忠堂感叹:“那个时候真没想到自己还能活到今天, 这多亏了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哪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潍北县委紧急部署 干部群众连夜转移
据李忠堂回忆, 1947 年 9 月 9 日, 国民党部队进驻李家营村。他们围着村子建堡垒,“不管家里住没住人, 他们入户就拆, 拆房子, 拆门窗, 每家每户都被拆的乱七八糟, 建好堡垒后, 他们又开始抢粮食。” 李忠堂说, 国民党部队驻扎后, 就在村子里抢粮食, 每天都有 4 个保队入户, 遇到不配合的农户, 上去就打。
李忠堂说, 原本国民党是要进驻李家营村北边的固堤街。从潍县城出发后, 国民党部队开展 “拉网式” 扫荡, 计划扫清八路军势力, 将八路军赶到北部沿海去。国民党大部队在出发前派先遣部队提前出发打探情况, 不料被八路军的一支小分队袭击。
得知先遣部队遭遇袭击后, 国民党大部队不敢贸然前行, 此时他们正好经过李家营村附近, 考虑到李家营村独特的地理和自然条件, 临时决定驻扎下来。
国民党部队每天下午四五点准时赶往老潍县城, 共产党联防队埋伏在虞河附近, 偷袭国民党, 由于联防队没有武器, 眼看要吃亏, 便选择撤兵。
此时, 聚集在潍县城的汉奸、土匪、地主恶霸、地痞流氓组成的 “还乡团” 蠢蠢欲动, 准备大规模的反攻倒算。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 潍北县委根据西海地委的指示要求, 召开会议、紧急部署, 迅速动员, 组织党员、干部、革命群众等积极分子向北部沿海一带转移。
潍北县委把转移出去的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 组成了 “难民大队”, 有组织的向北部沿海一带转移。李忠堂的父亲是李家营村的民兵队队长, 也在此次转移的名单里。李忠堂跟着父亲连夜向北部沿海转移。为了躲避敌人的追击, 他们互相帮助, 克服重重困难, 走泥湾过沼泽, 露宿野外, 一天要转移行走近百里, 一次次躲过了敌人的追击。
由于天气渐凉, 很多人没有携带厚衣服, 再加上连夜转移, 一边转移一边躲避敌人, 不少人开始吃不消。转移队伍走到央子, 共产党在此有个粮食库, 转移人员原本打算在此借宿, 第二天再继续向昌邑北部转移。没想到的是, 刚刚到达粮食库附近, 敌军就烧毁了共产党的仓库, 让转移人员无处躲藏。无奈之下, 转移人员只好继续前行, 有的往西走过弥河, 有的往东走过虞河。李忠堂跟着父亲向东转移,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到达了昌邑地界。昌邑方面不了解转移人员的情况, 不让他们进入, 要提供证明才能放行。等拿到相关证明, 进入昌邑地界已经是第二天了。
转移人员来到昌邑的瓦城, 八路军独立二团正驻扎在此处。在了解转移人员的情况后, 将转移人员进行安顿。
小船超载河中央遇险 几十名妇女落水而亡
今年 77 岁的村民李守朋告诉记者, 提到李家营惨案, 他有一番独特的 “记忆”。李守朋告诉记者, 李家营惨案发生时, 他的大哥在武工队工作, 二哥在县公安局工作, 都是党员干部。在国民党反动武装准备进犯之前, 他们就已经得到了消息, 随时准备撤离, 当时他只有 7 岁。
不过, 当国民党反动派武装真的向李家营村进犯的时候, 却只有他和父亲逃了出去, 他的母亲留在了村里。“当时母亲怀了身孕, 眼看着就要生产了, 根本不适合长途奔波, 迫于无奈, 父亲就把母亲留在家里, 带着我逃走了。” 李守朋说。
提到当年的大逃亡, 其中的艰苦难以用语言描述。当时年仅 7 岁的李守朋至今仍清楚记得, 那一年的雨水特别大, 数千名群众扶老携幼, 背着包裹向潍北沿海和寿光等地奔逃。当时敌人一直在后面穷追不舍, 枪声、炮声与风声交织在一起, 又加上有敌人的飞机低空骚扰, 更加重了人们往前奔跑的紧迫感。
李守朋说, 有一天他们一行人跑到寿光北部的一个村子时, 需要渡过弥河, 当时他跟着父亲上了一艘船, 但由于船超载, 他和父亲又下来了。结果, 这艘满载着妇女的船, 在渡到河中央的时候, 因为不堪重负翻了过去, 几十名妇女落水淹死,“当时假如我和父亲没有下船, 说不定我们俩的生命早就终结了。” 李守朋感叹地说, 尽管在大逃亡的过程中吃尽了苦头, 但相比在李家营惨死的这些干部和群众, 他们要幸运多了。
四十多名革命家属 在潍县被关了半年
今年 70 岁的李守国, 曾经担任过李家营村的党委书记, 他是李守朋的弟弟。国民党反动派开进李家营的那一天, 他刚出生三天, 因为他们母子俩的 “共党家属” 身份, 当时还在襁褓中的他, 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关了起来, 在牢房中待了四十多天。
李守国告诉记者, 村里的老人都和他打趣, 说他是 “监狱里的小萝卜头”。1947 年 10 月 18 日, 李家营被潍北独立营重新解放, 敌人在狼狈逃走的时候, 也没有忘记他们这些被关押着的革命家属, 把他们全都带回了潍县城。
“听母亲说, 我们被关押在潍县城足足有半年多, 当时一起被关押的革命家属有四十多人。” 李守国说, 直到潍县战役即将打响前, 他们这些人才被我军用还乡团的家属给交换回来。
李守国说, 虽然当时的他不懂事, 但这是他一生最苦难的经历,“我虽然没有经历过战场上的腥风血雨, 但我同样为我的大哥二哥, 为英勇的潍县人民感到自豪和骄傲。”
国民党反动派占据李家营后, 气焰非常嚣张。此后一段时间, 其主力部队还在还乡团的带领下, 从李家营出发继续向北推进, 追击我潍北独立营和转移的干部群众。在十几天的时间里, 他们曾一度占据了潍北解放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暴行和血腥镇压, 潍北人民和地方武装临危不惧奋起战斗, 最终成功反攻, 解放了李家营。
敌人占领解放区 我方采取麻雀战
牟伯杰介绍, 国民党反动派占据李家营的当天下午, 就宣布全村戒严, 不准出户、出村。同时, 抢占民房, 抢劫粮食, 强摘门板用于修建碉堡。另外, 他们还抢夺厨具等日常用品, 家畜家禽都不放过。他们四处抓人为其修建碉堡, 谁要违抗, 轻则打骂, 重则抄家, 并扣上私通八路的帽子, 老百姓都敢怒不敢言。一个不足 500 人的小村庄, 突然住进了几千敌军, 给村民们带来极大的灾难。
此后几天, 国民党主力部队在还乡团的带领下, 从李家营出发, 继续向北推进, 追击我潍北独立营和被转移的干部群众, 气焰非常嚣张。在十几天的时间里, 一度占领潍北解放区, 他们所到之处, 鸡犬不宁, 到处抓人。
而李家营惨案发生后, 整个潍北大地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暴行和血腥镇压, 潍北人民和地方武装, 临危不惧奋起战斗, 在潍北县委的领导下, 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三万多人顺利转移 逃脱敌人围追堵截
今年 77 岁的李守朋告诉记者, 当时潍北县委把转移出去的干部家属和群众组成了难民大队, 有组织的向北部沿海一带进行转移。为了躲避敌人的追击, 他们互帮互助, 克服了重重困难, 在一望无际的荒草野外, 走泥潭过沼泽, 风餐露宿, 有时候一天就要行走百多里路, 一次次躲过了敌人的追击。最终确保了 35000 多名转移人员免遭敌人的伤害。
李曰义说, 地处敌人心脏李家营的群众们, 同样想尽一切办法暗地里与敌人进行斗争。他们设法收集敌人的火力布点和行动计划等情报, 冲破重重封锁, 传递给我军的游击队, 为最终消灭敌人提供了情报。
李守朋说, 在和敌人不断的顽强斗争中, 我地方武装的力量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壮大, 许多群众纷纷加入到了潍北独立营和武工队当中, 在潍县县委的统一领导下, 坚持敌后游击战, 不停的和敌人兜圈子, 利用有利时机, 严惩部分还乡团、匪徒, 狠狠打击了他们的气焰, 减少了当地人民群众的伤亡。我武装力量还利用夜间有利条件, 采取麻雀战,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迂回战术, 对盘踞在李家营据点的敌人进行多次袭击, 为我军顺利解放李家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积蓄力量反击 夺回潍北大地
1947 年 9 月下旬, 东线兵团的司令员许世友和政委谭震林到达昌南县, 接见了潍北县委书记许剑波。许剑波向许世友和谭震林详细汇报了国民党反动武装、还乡团、匪徒在潍北、昌南实施大屠杀和人民群众与之斗争的情况。许世友和谭震林对潍北、昌南的人民表示亲切慰问, 并郑重指出, 我军已经开始组织反击, 潍北和昌南人民获得解放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牟伯杰说, 兵团领导的指示, 极大的鼓舞了潍北县委和潍北人民的斗志。1947 年 10 月中旬, 潍北县委调整了独立营的领导干部, 由县委书记许剑波兼任潍北独立营政委, 进一步加强了对独立营的领导, 向敌人展开了新一轮的反击。
1947 年 10 月 18 日, 县委率领潍北独立营和西海军分区独立二团联合出击, 打击盘踞在李家营的国民党反动武装和还乡团武装。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 一举拔掉了李家营这个国民党反动武装的据点, 灾难深重的李家营重新获得了解放。
不久, 敌人再次进犯李家营, 西海独立二团和潍北独立营的战士们奋起反击, 英勇冲杀, 在辛庄、纸房、西院一线, 成功阻击了敌人的进攻, 击毙敌人 20 余人, 俘虏敌人 70 余人, 剩下的残敌狼狈而逃。
这两次战斗的胜利, 大涨了潍北人民的志气, 同时灭了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和还乡团的威风。自此以后, 李家营一带牢牢的掌握在我军手中, 正式得到了解放。
得知李家营解放 村民返乡建家园
为了尽快解放李家营村, 八路军独立二团准备包抄李家营村, 连夜制定了作战计划。潍北独立营走齐家沿村、昌北独立营走张家庄、王家庄, 两个大部队还没有到达李家营村, 国民党的奸细得到消息, 知道共产党的部队来了, 闻风丧胆, 连夜逃窜。从此, 李家营村得到了解放。
此时, 在瓦城歇脚的转移人员计划第二天继续向东走, 打算找个安全的地方安家。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就得到了李家营村解放的消息, 大家都不敢相信, 多次得到确认后, 兴奋地抱在一起欢呼。“没想到这么快就解放了, 感觉共产党的部队太神了, 一出手就消灭了敌人。” 李忠堂说。
得知家乡安全了, 转移人员纷纷回村子。回到家, 都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李家营南门外有一条东南西北向的路, 村里人称它为 “南大路”。这条路的两侧是敌人集中杀人埋人的地方。“他们将人捆绑着拉到坑边, 推进坑里活埋, 少则三四人, 多则七八人。” 李忠堂说, 等到转移人员回村子时, 看到南大路的一片空地上, 高洼不平的埋人坑一个连一个, 吃人的野狗成群, 遇难者被咬得惨不忍睹。
“回到家以后, 看到家里的院墙、门窗全被拆的七零八落的, 已经没有家的样子了, 家里的粮食也被抢光。” 李忠堂说。
这时, 共产党的部队已经驻进了村子, 帮村民修房子、砌院子。得知村民的粮食都被抢走了, 又帮着村民找粮食, 解决温饱问题。当时, 央子的粮食库被敌军烧毁, 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 共产党部队将剩下的粮食拉到了李家营村, 村民把没被烧毁的粮食挑选出来, 磨成面粉吃。“多亏了共产党, 没有他们, 我们这些人活不下来, 早就被饿死了。”
1947 年 10 月 18 日, 我方的潍北县独立营突然对李家营的敌人发动攻击, 夺回李家营。当天, 在李家营惨案中被掩埋的 500 余具尸体全部被挖出来, 死难者家属凭着感觉认领了亲人的遗体。当天下午, 在李家营村东门外的场院里召开了潍北县死难者大会。
赶走敌人夺回家园 挖出被埋亲人尸体
1947 年 10 月 18 日, 阴天, 刮着北风, 天气已经有些转冷。在李家营村的东南方向, 不时传来阵阵枪炮声, 解放军山东兵团组织的旨在扭转山东战局的三合山战役, 正在激烈进行中。
牟伯杰说, 当天清早, 潍北县独立营趁着敌人无暇顾及之时, 突然对李家营的敌人发动了攻击。由于我军进攻猛烈, 敌人被迫向南退去。而潍北独立营的战士们, 以辛庄、纸房、西院一线, 成功地阻击住了敌人, 李家营重新回到了我军手中。
潍北县委组织各区的民工, 赶着车带着工具, 来到李家营村南侧, 共挖出了 400 余具死难者的尸体。这些尸体大部分被拉到了大泊子村南门外路东的大场院里。
牟伯杰告诉记者, 据她已故的母亲刘其英生前叙述, 当时整整一个场院里, 到处都是残缺不全的尸骨, 大部分都无法辨认。
附近十里八村只要有亲人被害的, 都跑到这里来领取尸体。
据其母亲刘其英生前讲述, 当时她是村青妇队长, 在敌人进攻期间参加联防队, 一直战斗在前方。当时, 他们几个人奉命管理死难者遗体, 负责给认领家属进行登记。据她说, 当时前方的枪炮声此起彼伏, 感觉敌人马上就要攻过来了。即便这样, 仍然阻挡不了革命干部和群众寻找自己的亲人的勇气和决心。
认领尸体的现场催人泪下, 当时很多尸身残缺不全、面目全非, 亲属无法辨认, 只能看着哪个像就认哪个。活着的人怀着悲痛的心情, 来为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惨案中牺牲的人收殓, 整个李家营村陷入了悲痛当中。
扎台送别死难人员 追悼会上哭成一片
当天下午, 在县委的安排下, 李家营村东门外的场院里扎起了一个台子, 在这里举行潍北县死难者追悼大会。大会开始时, 天空突然阴云密布, 还下起了零星小雨。
由于当时战斗还在继续, 县委书记许剑波带领着大部分县区干部、独立营、区中队和部分民兵战斗在前方, 抗击着敌人的进攻。参加会议的只有县武装部部长侯美灵、县各救会迟会长和泊子区委书记崔介文三人, 他们都 “披麻戴孝”。
牟伯杰说, 当时参会的大部分人都身穿孝服, 大会在极其悲痛的气氛当中进行, 整个会场哭声不断。会议由迟会长主持, 随后是侯美灵部长代表县委讲话, 他说:“我受许剑波书籍委托, 代表县委县府向潍北 494 名死难亲人表示沉痛悼念! 我们的亲人啊……” 话没说完, 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哇” 地一声大哭起来, 顿时整个会场变成了一片哭声的海洋。
过了一会, 崔介文书记站起来, 领着大家一起高呼口号:“血债要用血来偿! 化悲痛为力量! 坚决打败国民党反动派! 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定能够胜利!” 最后, 全体人员唱起了《悼念死难同胞之歌》。
李家营惨案的发生, 使得潍北解放区的人民义愤填膺, 同仇敌忾, 激发着潍北地区的人民, 为死难者报仇伸冤, 奋勇向前。
写信控诉敌人暴行 战士内心斗志昂扬
据了解, 追悼会以后, 死难者被其家属运回原籍安葬。在潍北大地上, 出现了村村有新坟、庄庄有哭声的局面。各村的墙壁上, 都出现了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消灭邢汉东为首的还乡团!”“我们一定解放全中国” 之类的标语。
在 1948 年 4 月 10 日, 我华东野战军进行潍县战役期间, 潍北县委书记许剑波以李家营惨案为基本资料, 写成了《致九纵一封信》, 他将 “李家营惨案” 的过程全都记录下来。
1948 年 4 月 11 日, 潍北县委把这封信送到了九纵司令部。九纵司令部党委对这封信非常重视, 立即转发给了全体战士。当这封信被宣读时, 战士们都泣不成声, 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 斗志昂扬, 喊出了 “打进潍县城” 的口号。
这封《致九纵一封信》, 成为当时九纵最有力的战前动员令, 把部队的战斗情绪推向了新的高潮, 不但起到了战前动员的作用, 还教育了从国民党投诚过来的士兵。
潍县战役自 1948 年 4 月 2 日发起, 经过二十多天的艰苦战斗, 于 4 月 27 日攻克潍县城全城, 加上之后几天歼灭外围残敌共计 35 天。
1951 年初, 中共中央发动了一场肃清反动势力的运动, 目的是为了巩固新政权, 稳定社会秩序。在这场镇压反革命运动中, 参与制造李家营惨案、残杀我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的还乡团头目和恶霸匪徒, 多数都被镇压。
三个刽子手被枪决 群众纷纷拍手称快
李曰义告诉记者, 1951 年初, 中共中央发动了一场肃清反动势力的运动, 目的是为了巩固新政权, 稳定社会秩序。镇压的对象以国民党残余、特工、土匪势力为主。而在这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当中, 参与制造李家营惨案, 残杀我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的几大还乡团头目和恶霸匪徒, 几乎全都被镇压, 为殉难的同胞报了大仇。
据李曰义介绍, 当时有几名刽子手被直接逮捕枪毙, 群众们纷纷拍手称快。其中, 牟桂田在李家营惨案发生时, 是高庄乡伪乡长, 他参与了对泊子区妇救会会长王英芳和她六十多岁的母亲以及不满周岁的婴儿的屠杀。这一家三口被牟桂田生生活埋, 当时王英芳曾求他留下无辜的孩子, 但牟桂田坚决不答应, 而且把已经被抱出坑的孩子, 又令人重新扔了下去。
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 让牟桂田成了群众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在这场肃反运动中, 牟桂田被枪决。还有一名叫李尧的刽子手, 是国民党反乡团的主要成员, 是夜袭队的队长, 参与了很多对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抓捕和残害行动, 同样在这场肃反运动中被枪决。纪化鲁也是参与李家营惨案的主要刽子手之一, 解放后他逃到了云南昆明, 于 1953 年被捕, 后来在云南当地被予以枪决。
隐姓埋名成劳模 表彰会上被认出
在肃反运动中, 还发生了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邢肤东是参与李家营惨案的主要刽子手, 外号叫做 “三阎王”, 是还乡团的骨干人物, 残害革命干部和群众无数。
解放以后, 邢肤东知道自己罪恶深重, 逃到了济南, 盗用自己已经去世的小舅子的户籍信息和姓名, 在济南市银丰纺织厂藏匿下来。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行径, 邢肤东伪装成积极分子, 格外努力的工作, 居然被评上了 “省劳模”。
邢肤东在出席劳模大会的时候, 固堤街道同样是省劳模的邢云山也来出席劳模大会。在李家营惨案中, 邢云山的老父亲和他的三个孩子, 都被邢肤东活埋。所以, 邢云山对邢肤东恨之入骨, 一直想找到他。
在会场上, 邢云山和邢肤东碰了个照面, 觉得他有些眼熟, 经过仔细辨认, 发现他竟是自己的大仇人, 立即报警。公安机关将邢肤东抓获。
经过审批, 恶贯满盈的邢肤东于 1968 年 3 月被枪决。
混入解放军队伍 朝鲜战争时身亡
牟伯杰告诉记者, 在李家营惨案当中, 参与屠杀革命干部、群众的刽子手多数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也有一些刽子手, 虽然没有被政府抓住, 但以另外的方式, 付出了生命, 向死去的人民赎罪。
张元吉是李家营惨案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死在他手中的共产党员、干部、群众不计其数, 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但在这场肃反运动中, 张元吉却逃脱了惩罚。
工于心计的张元吉, 早在解放初期, 就意识到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不容于人民, 他潜逃到了外地, 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唯恐自己的身份被认出, 张元吉化名范伟德, 混到了解放军队伍当中。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 张元吉随大部队开拔进朝鲜战场, 1951 年 6 月在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中, 立下了大功, 后来在一场战斗中中弹身亡。
邢汉东回乡探亲 村民们持棍追打
在全国解放前夕, 原国民党潍北区区长, 李家营惨案的始作俑者和历史罪人邢汉东, 追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逃过了惩罚。
1993 年, 已是垂暮之年的邢汉东想念家乡, 打算回家看看。那年, 他通过山东省政协回家, 但隐瞒了自己的历史, 谎说原来是干教师的。1993 年 6 月 10 日上午, 潍坊市政协按照相关规定, 开车将他送到了寒亭区固堤街道店后村。
据李曰义介绍, 当时邢汉东来到村里以后, 站在村里的主干道上, 双手叉腰, 趾高气昂侃侃而谈, 全然没有愧意, 完全就是一副荣归故里的傲慢架势。后来有村里的老人认出了他, 把他的行为告诉了其他村民, 邢汉东回乡的消息迅速传了出去。
邢汉东在给先辈上完坟后, 又在政协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走进固堤的一家饭店吃饭, 在酒席上依旧高谈阔论。这时候, 得到消息的一群受害者家属突然涌进了饭店, 他们扛着掀, 拿着棍子等, 声称要杀了邢汉东这个杀人犯, 为先人报仇。邢汉东一看不好, 立刻从饭店后门跑出, 坐上车狼狈而逃。
建设成教育基地
缅怀革命先烈们
如今, 距离李家营惨案已经过去了 70 年, 这个小村庄, 早已恢复了和平与宁静, 但历史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淹没。2015 年, 寒亭区批复了关于建立 “李家营惨案” 红色教育基地的报告, 要以这处红色教育基地来缅怀历史, 抚慰先烈, 教育后人, 引导人们坚定信仰, 拼搏实干, 开拓进取, 不断开创改革发展稳定的新局面。
李西昌告诉记者, 今年是李家营惨案 70 周年, 这些年来, 一批批的党员、团员、少先队员、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 都来到这片红色土地, 缅怀先烈和同胞,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接下来, 我们还会对村里保留的一些李家营惨案遗址进行修缮, 把这些建筑和物件都保留下去, 把我们村里的优良传统传递下去。” 李西昌说,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 缅怀这段历史, 珍惜现在和平的生活, 继续开拓前进
很简单,因为利益!
国民党政府再反动、再腐朽、再黑暗,它也是一个由人组织起来组成的政府,既然是由人组成,那这个组织里面,总会有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大概率会是这个政府的追随者。
有背叛的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利益的阶级,这个政府代表的阶级中可能会有理想主义者,但对整个阶级来说,利益是不可背叛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各种主义?那是很远的事情,自己也不一定能弄明白,利益才是最实在的,追随就有利益。
人们追随的是中华民国,无论怎样中华民国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国民党和民主党派是国内党派,不追随政府,你追随谁?
奴隶主怀念旧社会很正常,屁股决定脑袋嘛!
但是奴隶为啥怀念会怀念旧社会呢~
即便再黑暗 也少不了既得利益群体
黑不黑暗,比不过跟着宋家孔家吃香喝辣,至于那四万万饿殍,who cares?
国民党之中的文人除了戴季陶和陈布雷是比较有骨气的以外,大多数都是利己主义者罢了。
国民党如果你把他视为一个跟人一样的整体,并且试图二极管评价,那么你就很难得出一个靠谱的论断,因为他里面既有无数为国捐躯、慷慨赴死的英雄;也有许多哧溜跑去投降的汉奸;更有前线吃紧后方紧吃的蛀虫。
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的 1、2 年里,中国社会对日本的态度是极其撕裂的。
文人里面不管是 45 年后选择我党的,还是选择国党的,都分成了两派:一派抗战到底,一派要求暂时妥协卧薪尝胆。妥协派里有的哧溜跟着汪精卫去当了汉奸;有的三天两头骂蒋光头不肯妥协,拉着大家送死(然而日本人上门 “邀请” 了,这批人又不肯做汉奸,口嫌体正的往西南跑)
文人如此,民国政府内部也是如此,不管是国党内部还是各地理论上听命中央的军阀,都是分成两派人马,而且在全面抗战的 1、2 年内,都是妥协派占据上风。地方派系里面我党和桂系是抗战派,国党内部,光头找不到几个抗战派,大部分人要么直接喊妥协,要么嘴上抗日,实际行动妥协。
妥协派对于蒋光头等少数抗战分子不肯妥协这件事很不爽,明里暗里的下绊子,这也是汪精卫哧溜一下去做汉奸的勇气来源,他以为只要振臂一呼就有无数人投靠了。
说完了背景可以说一下回答问题了,为什么那么多人追随?因为蒋光头在抗战初期坚持抗日,在妥协派占据主流的情况下,没有妥协,这导致他赢得了无数爱国青年的支持,这也是蒋光头昏招频出、国党腐败统治的情况下,国党仍旧能安稳统治的原因,
在抗战结束后,蒋光头失去了这个 buff,然后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烂如带清,将亡之际都还有一堆人誓死保卫带清呢,比如某千古完人的偶像曾剃头。清末革命党人起义了一波又一波,最后还得跟袁世凯这个满清大臣达成协议才能葬送带清。你是想说民国连大清都不如?
你觉得中华民国不好,那你就去建设它。太平洋没加盖,想润不送
很多人是既得利益者。
一个恶霸还有三个兵呢!更何况是一个政府。总会有一批既得利益圈紧紧跟随。又有一群勉强糊口但过得去的群体对它抱有期待。又有一群畏惧权威的群体对它服从。更有一批麻木的人表示认命。想让人追随还不容易,拉壮丁就是了,你看壮丁乖不乖,该做炮灰时一点也不含糊。
就这个德行,我党还得历尽千辛万苦,前前后后折腾了十多年才把它给搞定,容易吗?一点也不容易!
民国小粉红也多啊,估计也是天天嚷嚷不爱国的滚去苏联。
国民党有两种人,一种是真心想革命,但是对革命的根本问题认识不清,这种是国民党左派;一种是挂着革命的幌子疯狂捞钱,而且胆子很大,这种是国民党右派。
前面那种好歹还叫革命者,后面那种叫反动派。
他们就算真心实意要革命,也未必知道自己追随的是一条错误的路线。
宋希濂在杀害瞿秋白同志时问道:一个有 50 亩地的小地主,很多情况是因为他省吃俭用,善于经营,但你们说一定要搞阶级斗争,把这些地主几代人辛苦积累下来的田地分掉,这样不是太残酷了吗?
宋希濂的发问乍一看是没毛病的,符合一般人的认知。
如果《大染坊》里的陈六子活到革命胜利,厂子被公私合营,田地被分给农民,假如陈六子拒不接受,你是否还能站在人民的立场,赞成对陈六子的改造?还是会站在主角视角,觉得他是好的资本家、好的地主,不应该被这样 “残酷” 对待?
大多数人是会迷糊的。
假设宋希濂是真心要革命,他也会觉得共党的搞法太激进,没有必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矛盾不在于富人剥削穷人,而是全国总体都穷,只是穷的程度不同,因此不要搞阶级斗争,要发挥好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优势,建设国家。
宋希濂的疑问代表了国民党内部普遍存在的对革命本质的认识问题。
他们没有一个好的革命理论作支撑。
他们不懂革命哲学,不懂阶级分析,不掌握矛盾核心,就不能触及革命的本质。
瞿秋白指出(大意):地主作为一个阶级,是天然的要剥削农民的。
宋希濂当时肯定是不懂的,真心实意的追随了国民党,就是不知道从功德林毕业,当了政协委员后懂没懂。
恭喜你题主,你接触到一个社会学在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了:
救亡图存也适用这一规律。救亡图存将社会推往进步只是一个幸存者偏差。
一、 小鬼子杂交后代的 1450 的目标是:
1. 台独,
2. 台独后加入日本。
二、 所以它们的当务之急是:
1. 洗脑台胞不是中国人,(只能在岛内做,在大陆做立即被识破)
2. 挑拨国共合作,挑动国共历史恩怨情仇,(故意提问讨论国共历史,或自问自答制造丑化和仇恨)
3. 离间两岸同胞关系,制造敌对。(假装提问对比台湾和大陆经济、文化等,或自问自答制造攀比和敌对)
没多少人追随
要不是蒋介石绑上了美国这条大腿蒋介石还想着做总统?凭啥?
那个时候有奶便是娘,美国人支持蒋介石,那地方军阀就得支持蒋介石。很正常的理
除非你能找到别的国家支持,比如苏联亦或者日本?
不会也没别的玩家了
利益啊,四大家族虽然拿大头吃炖肉,也会给其他官僚喝汤吃肉皮,自然有人追随
太监说别人没有性生活
不具备真相讨论的环境
如果今天国民党依然统治大陆,那么大陆的人均 GDP 就会和台湾一个层次。
因为台湾会被忽略掉,吸收不到太多的资源,不会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大陆和台湾的人均 GDP 就和印度一样,2000 美元左右。
因为安逸啊。你看郭沫若在抗战爆发后 “自愿” 从日本回家“报国”,直接变身成“无党派人士”,一头就扎进重庆呆了七年。
甚至解放战争开始后,郭还是窝在国统区不肯走。直到 1948 年末,天下形势基本明朗,他才满含热泪地奔向阔别已久的解放区。
郭沫若讨厌蒋介石反动派吧,但他宁肯给反动派当厅官也不愿跟着红军去战斗。没办法,北方的水太凉,炮太响,妓女也太少。
关于郭沫若得梅毒的事,本来和这个答无关。但评论区有朋友缠着让我讲,于是我特意扒了下老硬盘里的陈年旧书,给你们一个中国大陆的出处。
龚济民《郭沫若传》:
安娜明白了他有走的意思,觉得并未出乎自己的意料,只是两个大的儿子感到有些惊愕。她思忖了一会儿,深情地带着告诫的口吻对他说:“走是可以的,不过不能象从前那样的胡闹才是。你的性格不定,最足担心。只要你是认真地在做人,就有点麻烦,我也只好忍受了。” 细细品味安娜的话,沫若自然问心有愧。面对二十年来患难与共的妻子,他虽然说不出什么忏悔的话,但也深为自己的生性浪漫,有时给妻子带来的烦恼而悔恨。特别是三、四年前,他曾不慎染上某种不名誉的性病,并且传给了安娜,一时痛苦异常,为此不得不写信给恩师小野寺直助先生,恳求介绍关东专科名医给予治疗。①还有,前不久他与于立忱的一番风风雨雨…… 真是越想越对不起安娜。他在心底里暗暗 “立定大戒”:从此决心 “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甘受戒僧的清规”。
①见 1933 年 10 月 31 日致小野寺直助信,原件为日文。
龚济民的这本书在郭沫若研究中还是挺有分量了的,我印象里有篇硕士毕业论文就引用过这本书。但这封求治梅毒的信是龚济民亲自到日本小野家寻到的,听说发表在上古时代的《郭沫若学刊》里,我倒真没有见过。希望见过的朋友能发一下,让我们能一睹郭老墨宝。
大清如此屈辱,但慈禧为什么还活得如此辉煌?
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黑暗是针对广大劳动人民说的,不是针对宋子文,蒋介石以及追附蒋介石政府的地主和买办说的。
政府这么黑暗,但每年给你分几个亿,你追不追随?你不追随?你不追随难道去跟着一群农民扛着锄头闹革命?
这就是不同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的问题,阶级斗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你要吃我,我不想被你吃,所以我反抗。这个世道对我来说当然很黑暗,很残酷。但如果你是 “吃人” 的那个呢?
老虎主宰森林之后,食草动物都觉得很黑暗,因为老虎老是带着其他肉食性动物狩猎自己,完全把森林当成自家的狩猎场和餐厅了嘛!
但老虎和其他食肉动物不觉得啊!他们觉得他们到了天堂,每一个都有光明的未来和灿烂的兽生。
人类的逐利性远高于逐义性,相当多的人嘴里或主观意识里的义都是自己或其所在群体的潜意识依据自身的利衍生出来的。
前期可不黑暗。
如果用了追随这个词,那就比较严肃了,不是跟着你瞎混日子那种。
真正 “追随” 国民党的是极少数人,这帮人能够做到抛家舍业,必要的时候豁出命去干,党的事业岌岌可危他们也追随。多数人,如果没法跑路或者跑路成本和风险过高,那么就只能在既有的社会秩序之下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利益,其中包括与国民政府牵扯、绑定的那些家庭的成员。一旦形势不妙威胁到自己小家的利益,说反就反,说跑就跑。这些人其实也不多。
更多的人是麻木被动地迎接命运安排,有的自以为自己很明智,其实狗屁不是。
原因很简单,是民族大义。
抗战期间,国民党是中国当时唯一合法正统的政府。
没看历朝历代哪怕是王朝末期,都会有许多忠臣将领誓死守护吗?
有这一么一杆大旗竖立,加上日本侵华,各路军阀军人,包括当时我党,以及其他派系,大多求同存异,齐心协力共抗大敌。
这是历史的大势所趋,也是当时的人心所向。
以当时縢县保卫战中的有川军师长王铭章为例。
当时滕县岌岌可危,蒋介石电令死守滕县,等待汤恩伯救援,王铭章部队当时伤亡惨重,事先得到国民党补充的武器弹药也是杯水车薪,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援军根本过不来。
在明知道是蒋介石空头支票的情况下,王铭章没有率部队弃城而走。
而是选择了和所有将士与滕县共存亡。
徐州,又称彭城,位于江苏省的西北部,是「华夏九州」之一,历史悠久、享誉盛名。
民国时期,随着国家铁路的大规模建设,徐州成为了津浦线(天津至南京浦口)和陇海线(江苏连云港至陕西宝鸡)这两条国家铁路大动脉的交叉点,徐州地区也是鲁、豫、苏、皖四省的交界点,是我国最为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素有「南国重镇、北门锁钥」之称。
南京沦陷后,日本急于打通津浦铁路,沟通南北交通,于是以华北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为指挥分别从南北两路进攻徐州,意图将第 5 战区主力予以消灭,并占领华北重镇徐州。
第一阶段的战斗围绕着津浦铁路打响了,日军沿铁路干线的攻势分别在李品仙和孙桐萱的正面阻击与廖磊和孙震所部的及时支援下被逐步瓦解,最终形成了对峙态势。
眼看正面突击无果,寺内寿一改变了进攻策略,命第 2 军以台儿庄为目标发起了新的攻势,2 月下旬,日军中的两个王牌——矶谷师团和板垣师团分两路向台儿庄夹击而来,徐州会战随之进入到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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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守备鲁南关口的正是川军。韩复渠不战而退的影响仍在持续,日军进入鲁南后,已经占领了邹县,国军坚守在邹县以南的縢县,与日军相持。
由是縢县就成了津浦线北段徐州北面的抗战重镇,在徐州保卫战中占据了重要战略地位,但负责守备縢县的中国军队却是一支四处辗转、无人肯收的「乞丐部队」——川军第 22 集团军。
四川历来与世隔绝,中国有一句老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说的就是四川的独特地缘文化,军阀混战时期,川军爆发了多年内战,百姓畏之如虎。
但抗日战争爆发后,一腔豪情的川军也不甘落后,刘湘、邓锡侯、李家钰等多位川军将领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请缨杀敌。
于是蒋介石遂任命刘湘为第 2 路预备军总司令,下辖两个纵队——第一纵队正副司令为邓锡侯、孙震,统 41 军、45 军和 47 军;第二纵队正副司令为唐式遵、潘文华,下辖 21 军、23 军。
第二纵队后改称为 23 集团军顺长江东下武汉,而第一纵队,之后改为第 22 集团军,北上经川陕公路开赴抗日前线。
出川的川军一路跋涉,忍受着寒冷、饥饿的考验,不怕死、不怕难,就怕被人奚落:没出息的东西,滚回去吧,别给四川人丢脸!但大自然的考验没有吓倒川军,却首先被协同抗战的友军刺了个透心凉。
这些精明的四川汉子既比不得天之骄子的中央军,又比不了地方上的土皇帝晋绥军,军需补给都需要自己解决,还要忍受中央军和晋绥军的白眼和欺凌。
这令自我为王了数十年的川军最终忍无可忍,只要能弄到粮食、衣物,哪里还管得了军规戒律,能买就买,不能买就抢,不论是百姓的还是晋绥军的,结果彻底惹恼了阎锡山。
盛怒之下的阎锡山一个电话打到了武汉军委会,控诉川军抗战不足,扰民有余,简直就是一群土匪,要求军委会立刻把川军调走,第 2 战区养不起。
蒋介石闻言极为愤慨,本想好好收拾收拾这支杂牌部队,但考虑到国军新败,正值用兵之际,还是忍下了这口气,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想把他们调到第 1 战区去。
可谁知一听是川军,第 1 战区的程潜马上一口回绝道:「不要,不要,连阎老西都不要,你们还往我这儿推,我不要这种烂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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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出师未捷的第 22 集团军成了没人要的弃儿,即将败兴而归,关键时刻白崇禧向蒋介石进了一言,表示想问问李宗仁的意见,而李宗仁听了后没有犹豫,表示「只要打日本,再烂的部队我也要!」就这样,几经辗转的川军来到了第 5 战区。
邓锡侯、庞炳勋、王铭章等川军将领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对李宗仁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李宗仁也一向认为,世间无不可用之兵,只有不可为之将。
随后,他一再请求军委会,为川军补充了 500 支新枪,又从第 5 战区库存中拨出大批子弹及迫击炮交给两军,这使得出川以来饱受歧视的川军感激不已,将士深受鼓舞,纷纷请战,要以实际行动杀敌雪耻、报效李长官和家乡父老。
于是,李宗仁就把守卫徐州北大门——縢县的艰巨任务交给了第 22 集团军。
接到命令后,第 22 集团军两个军即刻开赴临城、縢县一带守备,集团军总部及 41 军军部率直属部队和 124 师之一部进驻临城,但很快,邓锡侯被任命为川康绥靖主任,奉调回川去了,所遗职务遂由副总司令孙震代理。
45 军军长职务由 125 师师长陈鼎勋升任,所遗职务由副师长王士俊升任。
1938 年 3 月 10 日,在得知日军矶谷师团大举南下的消息后,为加强縢县守备,孙震重新调整了部署,命集团军总预备队 122 师和 364 旅进驻縢县;
124 师由利国驿开往縢县,127 师进驻縢县城内;并任命陈离为第一线指挥官,负责指挥防守在縢县北香城、界河一线的 45 军部队;
王铭章为第二线指挥官,专门负责縢县守备。同时,孙震又命王铭章为第 22 集团军前方总指挥,统一指挥第 41 军和第 45 军作战。
率部入驻縢县县城后,王铭章即刻进行了战斗部署:他令 364 旅张宣武团进驻到縢县以北 15 里的北沙河,构筑第二道防线;令 366 旅王文振团进驻縢县东北的平邑、城前,掩护 45 军阵地的侧背,并防备临沂方向日军的第 5 师团侧击。
所有的川军兄弟们都枕戈待旦,既紧张又兴奋地期待一场足以洗刷自身屈辱的恶战。
3 月 14 日拂晓,日军第 10 师团濑谷支队步、骑兵共计 7000 余人,配备 20 余门大炮、20 余辆坦克,在 30 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向敌 45 军第一线阵地展开了全线进攻。
尽管川军在战前得到了一些补充,但武器装备仍然很差,甚至连当时的八路军都比不上,轻、重机枪是四川土造的,不仅质量差,数量还不足;
步枪口径不一,长短不齐,还夹杂着不少前清的老枪,打几十发就出毛病,并且对远程射击毫无作用;
全军没有骑兵,除步兵团各有一门迫击炮外,没有一门野炮或山炮,更没有任何放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部队通讯业很差,旅以上才有无线电,在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军,川军就是凭借这种极其简陋的武器在殊死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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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进攻非常猛烈,尽管川军将士们浴血奋战,但经过一天的激战后,除界河镇一线的正面主阵地外,香城、下看埠、白山和黄天等阵地都已经被日军占领。
15 日凌晨,日军继续猛攻界河阵地,仍未能得逞,于是另派遣一股约 3000 人的部队向济宁东南的石墙穿插,对东防深井的 124 师之 370 旅发起了进攻。
该旅力量薄弱,经过一番阻击后伤亡巨大,形势危急,王铭章急调縢县城中仅有的一支战斗部队——第 124 师之 372 旅至深井以南的池头集建立第二道防线,掩护 370 旅后背。
中午,王铭章为防敌人渗入縢县左侧,又命防守北沙河的 727 团抽调一个营到縢县西北的洪町、高庙布防。
15 日黄昏,界河阵地已被突破,龙山被围,由城前返回的第 366 旅仅先头一个营撤回縢县,主力在城头村附近与日军主力遭遇,被迫向临城转进,到夜里,前线的溃败部队陆续抵达縢县。
虽然番号众多,但大多都已经被打散,实际战斗部队仅有 11 个步兵连、1 个迫击炮连,共计 2000 余人,此外还有师、旅部的 4 个特务连约 500 人,縢县地方武装约 500 人,所有部队加起来共 3000 余人。
由北沙河退入城中的 727 团团长张宣武被任命为縢县城防司令,统一指挥城关各战斗部队,他部署第 398 旅的一个营防守东关,令 727 团一个营防守东、北面城墙,令临城赶来的第 41 军特务营防守西、南城墙,其余为预备队,控制东门内。
16 日清晨,濑谷支队留一部继续进攻北沙河,主力则迂回向縢县发起了进攻,进攻一直持续到下午 16 时,日军对东关发起了 5 次连续冲击,但都被守军击退,但守军伤亡巨大,先后 3 次从城中抽调预备队补充。
日军经过补充后,又组织了第 6 次冲击,并爆发了激烈的白刃战,黄昏时,日军一小队冲入东关,但不久又被守军歼灭大半,仅少数溃逃出去。
凌晨,防守深井、池头集的 370 旅、372 旅残部以及北沙河、洪町的第 727 团 2 个营先后由西门退入城中,其余城北的第 45 军各部则在阵地被突破后向微山湖及峄县溃退。
面对日军猛烈的进攻,驻守西关的王铭章在敌人开始飞机轰炸后通过电话询问了各部的伤亡,随后跑步进城与其余将领协商了作战方案,大家有两个意见,一是死守,二是出城机动作战。
会后,王铭章向孙震做了报告,孙震答复说:委员长来电话要我们死守縢县,等待汤恩伯的援军前来解围,汤部先头部队昨日已到达临城,其后续部队亦正陆续赶到…… 你应确保縢县以待援军…… 固守待援!
王铭章遂下定了决心,昭告全程官兵,「决心死守滕城,我和大家一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接着,他下令将南北城门堵死,留东西城门作为交通,随时准备封闭,之后将师部和直属部队也移进城内。
縢县十万火急,但汤恩伯的先头部队却迟迟不到,孙震和李宗仁先后电令其前往救援,但王仲廉军在得知縢县正受强大敌军围攻时,借口机动作战,令部队迂回向縢县东北部的峰山以北地区开去。
于是南沙河的日军向前继续推进,第 22 集团军总部不能抵抗,被迫撤退至运河南岸的利国驿,从此与縢县守军失去联络,縢县彻底陷入到了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
17 日清晨,在縢县被阻击额日军调集了数十辆装甲战车和大量炮兵,集中向城区轰击,敌机二十余架疯狂投弹扫射,縢县城内几乎遭到摧毁,房屋倒塌,一片火海。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轰炸后,敌人开始向东关进攻,在坦克的引导下猛冲东寨墙缺口,东关守军拼死阻击,伤亡惨重;另一部日军向北轰塌的东南角城墙进攻,守军的一个连只能用手榴弹抵挡装甲车,几乎伤亡殆尽。
王铭章眼看身边的战友不断倒下,心急如焚,仍期盼着到来的援军,急电孙震:…… 敌兵登城,经我反击,毙敌无数,已将其击退,若友军深夜无消息,则孤城危矣。
午后,日军又以重炮猛轰南城墙,并以飞机轰炸南关,随后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进攻南城,攻占南城墙,守军英勇战斗,最终全部阵亡,与此同时,东关也被突入,縢县城内已经多半失守,且无险可守。
此时天色渐暗,援军更是杳无音信,王铭章望着身边零落的部队,向孙震发出了最后的电报:17 日晚,我援军尚未到,敌大部队冲入城内,即督所留部队,与敌作最后血战。
电报发出后,他下令砸毁了电台。夜色已黑,身边的战士皆蓬头垢面,多有负伤,望着这些跟着自己出川,辗转大半个中国来到山东的四川男儿,王铭章突然有些悲戚,顿了一会才喃喃苦笑道:「咱们这些流浪在外的孤魂野鬼,怕是死喽都找不着家门……」
俄而又问道:「弟兄们,老蒋对不起咱,但咱可没有对不起老蒋,死到这边甘心吗?」身边的一个年轻战士马上说:「有啥子甘心不甘心的?俺爹在四川打了一辈子仗,害苦了父老乡亲,俺得给俺爹赎罪,再说,也不能让那群中央军的龟子们瞧不起,俺们死在这边,乡亲们就不用死喽!」
王铭章有些感慨地笑了,摸出几张欠条,用粗黑的手摩挲着说:「看来是还不上了,对不住了……」川军出川作战,大半年没收到一分钱的军饷不说,连武器装备和军需补给都没有,这些欠条大都是借来应急所为,但现在却没机会还了。
这时,日军又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势,王铭章当即率部来到县城中心十字街口指挥战斗,西城楼和西门相继被占领,西北城墙的战斗也受挫,他亲自指挥警卫连一个排阻击,该排因为没有掩体,经过一番激战后全体阵亡,王铭章被迫决定到西关车站继续组织该地残部防守。
行至西关电灯厂附近时,他突然遭到西门城楼的日军密集火力射击,腹部不幸中弹,颤巍着就要摔倒,随从急忙扶他起来,他急忙呼道:「别管我,抵住,抵住,死守縢县!」
这时,又一阵密集火力扫来,王铭章再一次负伤,他见大势已去,自己也负伤多处不能行动,于是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抗战到底!」随即用手枪饮弹殉城。
随行的参谋长赵渭宾、副官长罗甲辛、少校参谋谢大埔、第 124 师师参谋长邹慕陶及随从 10 余人,也全都为国捐躯。
闻听王师长殉难后,縢县县长周同急忙从城北赶来,抚摸着王铭章的遗体大哭,随即登上城墙,坠城身亡。
消息传到城内,重伤无法战斗的 300 名士兵悲愤不已,宁死也不愿做俘虏,于是互相以手榴弹自炸,全部壮烈牺牲。
王铭章为保卫縢县流干了血,是台儿庄会战中牺牲的中方最高指挥官,他牺牲后,守军继续顽强抵抗,夜半,守军二三百人突出重围,城内的零星小部队仍然在抵抗着,枪声彻夜不绝,直到 18 日正午时分,縢县才彻底被日军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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縢县保卫战从 3 月 14 日早晨开始,至 18 日中午结束,共计 4 天半,守军第 41 军守城部队自 122 师师长王铭章将军以下伤亡 5000 余人,在附近界河、龙山以及南北沙河一带作战的 45 军,自第 127 师师长陈离以下也伤亡四五千人,整个縢县阵地也化为灰烬,进犯的日军伤亡同样十分惨重,高达 2000 余人。
为表彰王铭章将军,4 月 6 日,国民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上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等也联名题词:
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
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
经此一役,川军也声名大振,王铭章将军践行了自己的诺言,率 3000 川军子弟兵以几乎全体阵亡的代价为李宗仁赢得了 4 天宝贵的时间,为台儿庄大捷铺平了道路,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若无縢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縢县先烈所造成也。
就连蒋介石也在此战后,惊讶、不解又有些酸溜溜地对李宗仁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你还能指挥地方部队?
而在縢县血战的同时,另一边的临沂也在创造着同样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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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保生在哪个国家,就保哪个国家的守,都能洗,没有什么不能洗的
很多人是多少人?
解放战争预计是要打八年的。
结果,3 年就打完了。
我记得有人说蒋介石的国民党是美国扶植起来的中国代理人,是可以合作以及争取的发展对象,而非我党不共戴天的仇敌。国民党成立之初,在苏俄以及孙中山的帮助下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了。没过多久,我党的挚友国民党,就分裂成两大阵营。然而最后博得胜利果实的,只有蒋介石领导的反动派。等到日本侵华战争全面打响以后,素来水火不容的国共两党才再次合作。于是就有了我开头所说的劝我党党员同蒋介石的国民党通力合作的理由。
因为前面是满清,大家都知道,再差也不可能差过满清。全靠同行衬托得好啊
有人说大清的重工业,怎么不说工业是一个系统化的东西。duck 清把能卖的统统卖了,后面烂摊子,民国当然没那个能力回天了。
如果对标明末,正因为满清拿到了明朝的各类遗留的资产,才能有后来
对标清末,拿到了满清遗留的中国为什么发展不好。这不是一目了然么
某些人自己不看别人说的,非要自说自话,极端清粉的脑回路,呵呵
因为国民党延续清末北洋习惯,允许乡县自治
因为国民政府依然是当时中国合法政府
因为国民政府依旧掌控大量国家资源
因为国民党依然可以从黄埔军校招募士官
明朝反动派政府如此黑暗,为何还是有很多人追随?
按阶级史观来讲,明朝末年阶级矛盾尖锐,饥荒不断,流民四起,农民起义层出不穷。
宦官乱政,官员贪腐成风,朝廷还要养数不清的朱姓宗室。
可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为这腐朽黑暗的明朝抛头颅洒热血?甚至明朝灭亡后,打着南明的旗号又战斗了十八年。哪怕是南明覆灭之后,在清朝的整个统治时期,反清复明的斗争依然从未断绝。
事实上,清朝初年,甚至清朝的大部分时候,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相较于明朝都是有所提高的。相较于腐朽的明朝政权,新生的清朝政权无疑是更加清明且更加具有活力的。
雍正曾经出版过一部著作《大义觉迷录》,这部著作的其中一部分内容,是论证清朝取代明朝,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当然,在清朝已经灭亡的今天,回头再看,无疑会令人觉得可笑了。
再说说隔壁的苏俄。
对苏联历史或是文学稍有了解的朋友,想必对于高尔察克,彼得留拉,邓尼金之类的名字不会陌生。
在布尔什维克完全把控了话语权的苏联时期,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白匪。这些人因为反布尔什维克,剿灭红军,而在后来的苏联宣传中被形容为史诗级带恶人。
但是再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在布尔什维克倒台后的今天,高尔察克,彼得留拉,邓尼金等等曾经和布尔什维克作战,剿灭红军的白军将领,在今天的俄罗斯,乌克兰,得到了平反,甚至被视为民族英雄。
历史最终给了他们公正的评价。
现在说说民国吧。
孙中山革命的口号是什么?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KMT 从诞生伊始,就是一个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党派,也就是政治光谱上的右派。只是以清廷或是北洋政府作为参照物的时候,的确是左派了。
而 TG 这边呢?
再之前更是有过武装保卫苏联的言论(中东路事件)
TG,至少是早期的 TG,在政治光谱上属于极左——即是说比起民族更强调阶级。
蒋介石曾经有一篇反共讲话,大意是,苏联人提倡仇恨,提倡阶级斗争。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我们不搞苏联人那一套。(有没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事实上,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我们是用阶级史观来看待历史,还是用民族主义史观来看待历史。
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如此黑暗——这个叙述是非常典型的阶级史观叙述。
按照这个叙述,KMT 是压迫工人阶级的反动派,是屠杀进步人士的刽子手,而 TG 是为了解放全世界人民而战斗的伟大斗士。
然而按照民族主义史观,这个叙述是不完全成立,甚至完全不成立的。
按照民族主义史观来看,国民党政府在接手了满清北洋那烂到荒诞的烂摊子的前提下,成功统一了中国,带领中国取得了二战的胜利,带领中国成为了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毫无疑问,是一个伟大的政府。
而 TG 呢?按照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一群在境外势力(苏俄)支持下传播西方思想(马克思主义),武装叛乱煽动颠覆合法国家政权(国民政府)的行走的 50 万。
打从一开始,两派的支持者的话语体系和底层逻辑就是不同的。
在 TG 看来自己是革命军,KMT 是反动派。
在 KMT 看来自己是合法政府,TG 是匪。(还受境外势力支持)
这里不作任何价值判断,着实是懒得吵了。
那么回到问题上,这个问题其实就很简单了。
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不会缺少民族主义者(也就是 TG 所说的中了大汉族主义的毒)的。
哪怕这个代表民族主义的政府或是党派再烂(更何况这个烂是阶级史观视角下的结论),你也总不能说既然如此人家应该支持左派吧。
至于那些出于现实考量支持任何一方的,在此不做无意义的讨论。毕竟汪伪政府还有几十万伪军呢。
因为国民党并不对他们反动,甚至这些人自身就是反动的。
再黑暗都会有利益团队得益,既然有人能分到蛋糕那么跟着走也是必然的
倒台到台的政府,扒一扒黑暗面又没人来捉你,一人一口痰黑暗面不就多了吗。
苏联解体之后不也是一人踩一脚吗,反正死人不会说话。
但是作为一个生活在当时的人,政府百分之百的坏我也只能接触到一小部分。其他方面与我无关啊。
而且现在说反动黑暗也是事后的看法,而且是敌对宣传的看法。
现在的黑暗面你都去接触一遍,嘿嘿。
有人问胡适为什么去台湾而不是留在大陆,胡适说,
和蒋公谈自由是自由的多少;
和毛公谈自由是自由的有无。
以非顽固派的既得利益者为例,有人说了五代十国的冯道,我觉得这个例子很好,冯道这样的人不是不站队,反而是太懂站队了。
而更多的人追随国府,那是因为没办法,受限于掌握的信息,他们根本不知道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为了眼前的生计,暂时无法做出更冒险的选择。
假设一下,如果当时是一个既没有延安也没有红军的世界,一个有政治理想的人将是完全失明的,走到哪就算在哪,因为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你永远都不能保证自己的行动和理想具有一致性。不喜欢国府又怎么样,黑暗里大家都在比烂,现在你还愿意站队是一件好事,不愿意站队的时候才是最痛苦的。
我现在懂得为什么历史上的进步文艺往往越是在苦闷中就越是热烈了,因为对不能全身心投身政治事业的人来说,文艺事业才是他们将行动和精神统一起来的唯一救赎之道。不然,持悲观态度的鲁迅先生如果在生命的最后一年,知道了他原本不抱以太大希望的中共后来成功打倒了列强,实现了中国的独立富强,恐怕也会义无反顾地奔向延安吧。
再看文人郭沫洛,其实他是一个比鲁迅更早就坚信革命必将获得胜利的人,在历史需要他做出重大抉择的时间节点,其作为完全对得起他的良心和理想,其反面例子就是汪精卫和张国焘,而这需要极强的勇气和判断力,不愧也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
拿破仑的军队还在用前装炮和穿铁甲的骑兵如此落后,为何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伟大的军事家?
逃往台湾的军民只有大概 300 万,军队你没办法,要听命令,所谓真正追随的也算不上几个。得想想为啥那时候国内外的民主党派都跟了共产党。
因为在那个年代
只有这些人是人啊
剩下的被有关人士开除人籍了
四万万那是人吗,有几十万几百万国民党人重要吗
有的人是既得利益者;
有的人以为自己是既得利益者。
举个例子吧,曾有一个常凯申先生的仰慕者,大肆抨击现政权,表示如果在民国时,他可以天天琴棋书画,根本不用每天上班。
他家的真实情况呢?要是解放军晚解放上海一个星期,他爷爷奶奶两个要饭的乞丐都要卷席筒了,解放后肯吃苦当上了工人。
他现在天天说民国好,真要民国时候,甭说他,连他老子有没有都是问题。
谈不上多少黑暗。北伐后裁军导致中原大战,之后又是剿共共、削弱军阀与局部抗战交替进行,到 1936 年国家才初步走向正轨,不然中国根本没法与日本打八年抗战。国民党问题在于蒋介石用人不当,政治上宋子文、孔祥熙能力不错,但孔祥熙政治品德不行,蒋介石没有约束好孔祥熙。宋子文政治品德不错,但是与老蒋不同心。军事上蒋介石没有大力启用蒋百里、白崇禧这些军事牛人,蒋百里偏向理论型人才是整顿军务进行军队建设的理想人才,虽然参加过倒蒋运动但和解了,这种学者人才理应重要参与军事革新但蒋介石并未重用。白崇禧军事能力突出,国民党难得的帅才,但也并未受到重用,事实上四平战役后假如蒋信任白崇禧,让白主政东北,林彪在东北崛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老蒋到台湾后痛定思痛,启用干女婿陈诚署理政务。陈诚大胆起用尹仲容、严家淦、李国鼎、蒋梦麟等牛人,在这些人的努力下最终完成台湾经济的崛起腾飞。
事实上中国大陆 1953 年人均 GDP 虽然低于台湾,但是发展潜力绝对优于台湾。首先中国东北的经济要比台湾强。日本虽然有建设台湾,但是日本是将台湾作为农业基地来建设的,台湾的工业很弱,东北则不然,日本是将东北作为战略基地进行建设的,二战后期日本有计划将皇室迁移到东北的打算。再则二战台湾受到的空袭不亚于日本,东北在二战所受到的损失来源于苏俄的掠夺,但是建国初期的 156 项援助又补了回来,中国顺带建成整套的工业体系。除此之外上海、武汉、广州、重庆、天津等存有不错的工业基础。台湾则不然 1953 年,台湾除了日本遗留下的一些基建外,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一下子还涌入 200 多万人口,几十万军队。具资料显示,50 年代台湾军费开支占财政总预算的 70% 以上,60 年代占 50%,1980 年度占 47.2%,全额为 28.69 亿美元;1986 年度占 40%,可以称得上穷兵黩武。要命的是 200 多万外省人,很多还要政府接济,所以发展潜力实际很弱。
至于大陆带来的黄金其实不多。解放后光广东一省上交的黄金就比国民党带去台湾的多。国民党的黄金带去台湾光 1950 年、1951 年这两年的军事开支就用去了大半,稳定新台币用用了一部分,最后剩下一点封存在央行作为黄金储备。
事实上台湾发展其实也和大陆一样。早期国民党迷信计划经济,1950 年到 1958 年间管制民营经济,大力发展公营企业,但是效果不佳。1958 年蒋硕杰、刘大中等五院士联名提出十九点财经改革,受当尹仲容 (台湾经济沙皇,类似于后来的朱总理) 的重视。最终台湾决定放弃计划经济,实行汇率改革,设立加工出口区。最终迎来近四十年的 (1958 年~ 1998 年) 台湾经济的腾飞,并于 1993 年 GDP 总额达大陆的 45.5%,且具备自主研发 3 代战机,大型军舰的实力。而大陆经济的腾飞则来得比较晚,一五计划完成后,中国欣欣向荣,本应是经济腾飞的良好契机,但从 1957 年到 1978 年近二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经济停摆。1978 年到 1992 年 14 年的经济转型与社会改革,经济中速发展。邓公南巡后市场经济改革才迎来高速成长期从 1992 年至今不到 30 年的经济腾飞期。
因为大多数人认为国民党最强大,跟着国民党有前途,他们认为共 军早晚被消灭。一旦这种判断出现变化,跟着的国民党的人会越来越少。三大战役以后就基本上硬仗很少了,兵败如山倒。
动辄砍人手脚,随便搞个法事就要用人皮人肠,时不时剥皮做阿姐鼓的那个反动势力,都跑到达兰萨拉去了,一样有人追随~
奴隶制度再黑暗,奴隶主们都一定坚定支持,坚决追随~
封建制度再黑暗,地主乡贤们都一定坚定支持,坚决追随~
米帝制度再黑暗,表现再拉胯,bobo 都一定坚定支持,坚决追随~
你这很多人是的是军阀、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土豪劣绅么?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了,但是占人口 99% 的工农群众、进步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不跟你走,你不还是完蛋么?问出这问题是想自取其辱么?
屎对人来说是排泄物。
对狗来说,是食物。
胡适、张爱玲等一批人活下来了。你再看看老舍、赵丹…
中国以前的问题是从清末开始的。
当偌大的中国都面临亡国危险的时候,问题肯定是有了。
中国知识分子发现,中国的落后是中国生产方式的落后,中国需要工业化。
工业化的案例是现成,有老牌的法国,有经典的英国,还有后起的美国、苏联、日本、意大利。
工业化的过程不复杂,原始积累和后续发展。
但其中的原始积累最关键,那就一个字 “狠”,对自己狠,对别人狠。这狠角色要么是资本家,要么是独裁者。
可中国不行,过于仁慈,只能弄个 “洋务运动” 试试,结果因为狠不过日本人,被日本人害了。
之后就是民国狠心革了大清的命,但在后来的原始积累上慢慢吞吞,也是不够狠,要被日本灭国。
二战后中国心善,没有要日本人的钱做第一桶金——原始资本积累,国家依然还会被世界强国欺负,急需工业化。
这时采取什么方式工业化又成为选择问题,一种是超级强国美国方式,另一种是超级强国苏联方式。
其实这两种方式对中国而言都有问题。美国的原始积累是利用了,印第安人的土地,黑人奴隶和欧洲资本成就的。印第安人的血泪,黑人晒焦的脊背,中国人干不了;苏联乌克兰农民饿死的身躯,中国人看不下去。
但当时有一个最急迫且最基本的问题找到了出路,那就是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只要来一场土地革命。
最后这次革命演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之后的事一步步顺理成章发展到现在,中国的工业化以最奇异的方式成功了,并成就了中国的复兴。
球球了,能稍微读一点历史吗?
这提问描述的槽点比标点都多了。
宋子文那句简直了,1949 年叛到 KMT 的也不说了,就说这股票,明明庄家出货出的血尿屁都崩出来了,还有很多散户觉得要来几个涨停翻倍搁那儿把老本都梭哈买入呢。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你说为啥呢,你说为啥呢,你说到底为啥呢?
正常,以前我上学的学校是个重点,隔壁是个小混混云集的学校
我以前学习差的时候也会说是学校烂限制了我,隔壁学校多好多自由,虽然后来发现原来是我烂(蚌埠住了)
再后来我跟隔壁学校的人聊天,他们总说些什么 “你们学校升学率是假的”“你们校长不行”“你们学校课间操不够自由”,用这些方法来给自己开脱,实在是井底之蛙。
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但最清晰的一点是——我们首先需要摒弃非好即坏、世界上不是好人就是坏人的二极管观念。
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人大约有三种:
一、国民党内及围绕其形成的既得利益者集团,这没什么好说的,国民党是反动,但架不住本人就是反动本动啊。
二、害怕被清算的人,这应该也很好理解,我党以政治性为先,虽然他们并不是直接的反动派,但多多少少和反动派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人的社会关系可不是什么容易斩断的东西。
三、不信任社会主义理念的人,这个比较复杂,他们并不是清一色的自由主义者,其中混杂着保守派、共和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等等等等,不仅有出于政治观念的逃离,也有出于专业主义的逃离,比较明显的是法学、历史学、哲学等等等等。还是那句话,要清算的嘛,这群人中很多人其实是可以和当今政权并存的,但很可惜,在那样的历史年代中,所有的所谓理智选择都不过是一场赌博而已。而且某种意义上,我也庆幸他们溜走,国民党的独裁其实是保守性的,你只要不出言直接冒犯,共处空间还是存在的;但建国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的大陆可是全方位进取性的,这种斗争的浪潮可不会因为你躲在书斋里而对你有所忽略。
正常情况:谁对我好,我对谁好。如印度人追随英国人,胡适追随蒋介石去台湾,钱学森回国。
不正常的人:谁对 “群众” 好,我就跟着谁。代表人物:汪精卫(指希望通过帮助日本建设共荣圈来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袁殊(革命成功后因被怀疑为敌特,晚年凄惨),罗广斌(《红岩》作者,渣滓洞幸存者,死于 wegame)
佛选狂热粉们总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嘴里天天人民,另一方面他们把软弱的小资产阶级跟中产阶级开除出了人民的队伍,所以我很好奇,他们嘴中的人民到底代表了哪些人?
看看毛选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章,答案都在里面
国军本质上依然有很多封建遗存,
制度上,国军拉壮丁,喝兵血,吃空饷,杀良冒功,残害百姓,奸淫掳掠一个不差,这些都是中国封建军队的典型。
换句话说,国军的素质甚至不如封建军队的天花板,一千年前 “冻死不拆物,饿死不掳掠” 的岳家军先辈。
而既然国军有许多封建遗风,那么他同样不缺为封建统治者尽最后一丝愚忠血勇这种含儒量极高的死士精神。
今天人说起田横五百士,崖山 10 万人跳海,都非常敬仰他们的气节,但很少有人思考,他们追随的人到底值不值得他们去死,他们的信仰是否代表了当时的先进生产力和民族利益?
就譬如田横五百士,事实上他们 501 个人死得都很莫名其妙。战国齐,一个前前朝的玩意了,都被前秦大一统过了,面对大汉,却依然放不下那田齐贵族的骄傲,田横都答应投降了,却在见到刘邦前自刎,接着 500 士也集体选择团灭。他们的死毫无价值,因为被他们硬摆在对立面的汉朝,几代人后就用文景之治和封狼居胥,给了这个民族久盼的治世和最高的荣耀。
那么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来说,同样如此。在塔山下决死冲锋战死的 6000 多独 95 师官兵,在孟良崮被打死饿死渴死的整编 74 师官兵,在双堆集碾庄悍不畏死填了壕沟尸骨无存的黄百韬邱清泉部,在兰州狗娃山被超饱和炮击炸死或被刺刀挑死的马家军官兵,他们不是不知道面对的是一个对人民更好,组织力更强,可以把中国变得更好的对手,但他们依然选择了为自己的 “君王” 尽最后一份不知所谓的愚忠。
因为普通群众不懂什么是阶级,也不知道啥叫理想,他们看到地上有一块钱硬币和一百块红钞,他们只会优先选择那个一百块红钞,至于一百块是真是假就不是一时半会能看出来的了
无论在任何国家任何朝代
都有既得利益者和被剥削群体
既得利益者肯定不会觉得当局黑暗
被剥削群体肯定会觉得当局不黑暗
既得利益者肯定要维护其统治,被剥削群体当中肯定会有一些人参与反抗。
自己去看毛选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古代时候有很多人由于官逼民反,去占山为王。在官府眼中,对这伙人称之为匪;在占山好汉眼中,称官府为邪恶 XX。
立场不同罢了。
鲁迅骂了他们好几年,然后屁事没有……
因为国民党的统治确实是腐朽,残酷的,但是任何党派统治下总会有一群和党派利益一致的人,这种人就是所谓既得利益者,这些人肯定是会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去支持国民党的,比如国民党的四大家族毫无疑问是既得利益者,另外国民党 412 清党之后,自己对基层控制力变得很差,因此它的统治就需要依赖类似土豪劣绅这样的人支持,这一部分人也是得利者。因次可以想到,存在多数利益受损者,就一定有一些人会是得利者,虽然得利者一般情况下是少数人,但是一般只有他们才有控制舆论的能力。在旧军队的主要组成确实是贫困大众,但是他们缺乏获得教育的机会,一般来讲很难自发组成有组织力的队伍,会受到既得利益者的蛊惑,但是他们真心支持国民党吗,并不是,他们就是为了谋生寻找的一份活罢了,实际上和封建王朝点军队一样,效力的并不是这个党,而是队伍的军事主官,而军事主官多为既得利益者。这一点可以从国军时常出现的成建制投降的现象(说明一位长官就能直接带走一整支军队,而共产党军队即使最弱小时期也基本没有这情况)可观一二
俗话说,秦桧还特么有仨朋友
毕竟还是好人多啊,你看看越南的越共反腐败,挖掘出来那么多的贪官污吏,可是越共依然还是越南人民的唯一执政党。
知道民国时候当老师多少钱工资吗?讲师 200 大洋,副教授 300,教授 500。胡适这种的得上千了,当时北京一套四合院才三四千。
但是老共这边呢,冼星海每个月津贴才 15 块。所以 kmt 败退台湾的时候很多软骨头知识分子就继续追随空一格跑台湾去了
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美帝国主义在支持,所以很多唯利是图的人就上了美帝国主义的当,因此就跟着美帝国主义来压迫中国广大的劳苦群众,国民党的中国是美帝国主义利用资本家来压迫中国劳苦群众的国家,即便得到剥削阶级的支持,最终仍然是不能够获得胜利的,广大人民群众最终仍然推翻了腐朽的国民党政府
美国政府更黑暗,不仅美国人追随,还有许多中国人追随呢。
你要是黄世仁,你也支持 KMT,
你要是还乡团,你也追随 KMT,
你要是孔祥熙,你也拥护 KMT,
就这么简单,阶级斗争是残酷的,敌人会自动抱团,形成一个代表它们阶级利益的团体,不管最后代表它们阶级利益的团体多么恐怖多么灭绝人性,它们也不得不支持那个团体。
关于国军抗战问题,我有必要说几句:
我们中国人是能打的。
抗战国军就是有说服力的例子。
国军基层官兵,在外有日寇装备压制、内有长官欺压虐待的双重压迫下,依然可以打出一场场大战,就算多数都失败了,但起码起到了削弱鬼子的作用。
凭良心说说,换成哪些国家的基层官兵,能像国军这般抗压?
给的多
从中国的民主发展历史看,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创建了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不断冲击满清野蛮残暴的统治,历经千辛万苦才推翻满清,建立了民主中国。
民国早期在如何建设国家出现重大分歧,袁世凯想要君主立宪制,国民党希望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国民代表大会制,自由派希望模仿美国联邦总统制,激进派希望加入俄国社会主义集团…… 国家思想不明,门派众多,引发军阀混战,给中国带来实际上的各自为政。这种分裂局面引来日本的觊觎,以大东亚共荣为旗号分裂东北,侵略中国。国民政府一分为二,一个抗日一个联日。在同盟国协助下,抗日派取得胜利,给中国建立第二大功。
抗日胜利后,国民政府普选县长,公投宪法,普选总统,为亚洲的民主做了示范。
因为上面的三大功勋,所以有人追随国民政府。
面对侵略者,只要不是脸朝着我的,都是好兄弟。
至于其他矛盾,解决完入侵者之后可以再谈。
黑暗到什么程度?昆明群众游行,军人开枪扫射涉事将领关麟征在回答国内外记者提问时被问得有些不耐烦,脱口而出:“学生有游行的自由,军人有开枪的自由!” 此言一出,将现场的记者和群众惊得目瞪口呆。
任何一个政府或组织,都有利益相关者。它能维护一部分人利益,也能给一部分人以利益。任何组织提供的利益大于风险时,就能有追随者。你看大小企业,大小团体,都有效忠者,因为忠诚的高低跟利益密切相关。
但是,任何组织都不能庇护所有人的利益,因为利益是有边界的,是损他的。
那么,放到一个国家,谁能主宰政权?自然在众多争取政权的政治组织中,肯定有一个强者可以击败其他竞争者。但失败者肯定也有自己的拥护者,政权如此,其他社会事实,莫不如此。
所以,你不必奇怪。
大明的体制大开倒车,不也照样有那么多明粉吗?大清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不也照样有一堆满清八旗吹子吗?
所以,这和国民党黑不黑暗有啥关系?这本质上就是个人形态意识和思想观念的问题,由个人的主观的判断决定的,并不是由客观事实决定的。
那时候那是正统,代表着中国啊。宋朝再烂那良家子们还是想去东华门唱名而不是去落草为寇上梁山。。。。。
很简单,因为在共产党出来之前,国民党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你要吃饭,要挣钱都得跟着国民党。大家看不到未来的希望,觉得国民党就是长久的。
现在看来,国民党啥啥都不行,而且烂泥扶不上墙,但这是和共产党作比较,如果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比,老蒋算可以的,最起码军队不弱,而且国家体量在这摆着。
形象地说,蒋介石考了 50 分,其他军阀考了 30 分,亚非拉的垃圾国家领袖也就考了 20 分,那他就是同期最强的人,可惜碰到一个考 80 分的,那他就不行了。
苏联大清洗吓倒了很多人,如果陈独秀不早早病死,恐怕他都要逃到国外去。
斯大林会不会让他活着,很难说。
没有选择的选择吧。留下来的陈寅恪他们就是在赌命。
因为你若光明,中华民国就不黑暗。这就是中华民国,听戴季陶说
看到上面又来个野生果粉,还拿国军六分之一来自江西来证明它说的是因为肃反、“迫害”地主,那请问这国军士兵是不是起码有个五六成都是被 “迫害” 的土豪家庭呀,怎么看一下好像士兵大部分也是贫民出身捏,而且最后开国将军也是江西占很大比例,这还是经历长征之后许多江西优秀将领牺牲之后的
肃反历史上对我党造成了不小的危害,但是大革命失败的节点是 1927 年,不是肃反的 1930 附近,当然 1927 之前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是反动势力绞杀革命的原因,但这无非是反革命的反扑,关键是占据大多数的贫苦农民改变的现状却没有掌握武装,结果就是被轻而易举地反攻,而土地改革、土地革命是完全正确的,是顺应时代潮流的。
我来回答一个想法
对 zf 不满,是革命推翻它。
还是加入体系改变它。
黑暗归黑暗,总有利益相关者啊。
你想想解放前你整天不事劳作搬个躺椅躺院子里大树底下一手拿着烟袋锅一手揉着旁边给你捶腿的丫鬟的屁股,你当然觉得民国政府太好了,好得不得了呢。
这些是中国人民为抗战付出代价,还有许多中国人毁家抗战,这是值得的,没有国那有家。国破家亡,这是事实。生命没有了要钱有什么作用?
当时跟随政府一起抗战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选择,这是正确的。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自己选择,抗日图存。即民心所向,这是抗战胜利的基础,就象现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认同防疫一样。生命没有了要钱有什么作用?
当年,我们村有个人参加了国军
他就是所谓 “49 年参加国军”
在当兵期间,干过祸害老百姓的伤天害理的事。
因为我们那里属于根据地和日占区的分界
后来成了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分界。
国军进攻解放区时,看起来非常强大。。。
文革那时候,那时喜欢揪一些人的历史问题不放。
于是开批判大会的时候,问他:你为啥参加反动军队?
他说:咱那时,要啥没啥。。。
而国民党反动派,要啥有啥。。。
台下老百姓不由得都笑了。。。
毕竟都是那段历史走过来的。
大概这就是一个原因吧。
如果是抗战时期,除了国民党,其他政党估计连这些都做不到,当时只能选择他了。解放战争后期人不开始追随共产党了?
因为他象乌克兰现政府一样,再腐败,再屠杀共产党,他是个主权国家,苏联再强大也得眼睁睁看着他屠杀共产党不能出兵干涉的主权国家。不畏苏联境外强权、坚持行使屠杀共产党的民族国家主权,这么有骨气的主权国家如何让有志于民族复兴和统计调查的人不追随呢?
你把国民党想成黑帮,不就能理解了。
黑帮那么黑暗,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追随?
因为黑帮会给成员好处啊
再黑暗,也有底线吧
四大家族你说是铁杆追随吗?还不是利益的驱动,蒋记国民党的招牌让他们个个肥得流油,自然要绑在一起了,但凡能从中攫取利益的,势必要追随,直至砸掉这个招牌。
中国人太多,地主富农资本家公务员警察中央军加起来也有三千万了,他们追随国民党挺正常的
看着题目,我还以为是五星国民党呢?
看看阿富汗就知道了,跟着跑的人不是傻子!
人往高处走的道理应该都民委!
那不然追随谁?
苏联?
再黑暗的制度也有既得利益者,也必然有追随者,黑暗的制度会结束,是因为既得利益者的综合实力已经处于下风
IsIs,塔 L 班,J 地,东 Y 运都有人追随
国民党再黑暗,能黑暗过恐怖组织吗?
两者皆害取其轻。
有本书叫独裁者手册,Kindle 和微信读书都有,看了就懂了
如果你有一个领导,吃喝嫖赌、贪污腐败、坑蒙拐骗。经常调戏个女员工,把公司从银行贷来的款自己花,出入各种桑拿夜店。但是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总想到你:跟客户胡吃海喝的时候有你;在天上人间点头牌的时候也会帮你叫一个;骗来的贷款自己用 100,给你留个 5 块 10 块;他升局长,把你提到处长。
这种隔洪武年间被剥皮实草的玩意,你跟不跟?
乐了,日本鬼子手下不也几百万伪军。
因为那些 “黑暗” 都是别人强加给他们的
当然有比他们更烂的坏的
任何政权,能维持一定时间,都有一定的基本盘,或者不想被消灭,没有更好的替代,必须依附于此。
是啊,台湾被他们治理得真的差,两项对比台湾真是太差了
追随的都是既得利益者吧,其他人不过是普通大众,鹅城的百姓看到了吗,黄老爷不死,他们手里有枪也不会出头的。。。
很简单的一个反问。
题主你怕死么?你周围人怕死么?
你这系孤陋寡闻了 !~
这有本小说叫《五子登科》
估计被封啦!~
通天大利下!~
现代化即极大利益
国民党系接收日产失民心
中国廉政文化深厚
建国后一直以噪音封盖
不明显
这波噪音想排开真抓实干的搅乱经济么
全是他们蓄养的贪官污吏
宪兵队下哪来的机会呢!
不过系好生之德下蠢蠢欲动的龌龊屎壳郎
铁翼折消北漠多花朵未见汉正学
一抹黄土掩忠良就是他方鬼途多
中国自秦汉历史传统上,是搞中央集权郡县制的,中央直接分封资产给官员。即使以前再怎么出现什么党派,什么东林党,阉党 ··· 都上不了台面的,中央为尊,清朝更到了极致。近代党派政治上了台面。党派代表了后面的利益群体。说到利益群体,那么简单了,要么认同国民党理念(三民主义和美国路),要么确确实实就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大买办大军阀外国安插中国的代言人 ··· 这些人毕竟属于少数。而且我有个疑问的是,有部分太左的国民党追随者真有能力保下藏疆完整性吗?
抗战是因为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有大义在,所以大家站国民党。等抗战胜利,后方大员劫收,五子登科,伪币兑换收割,敌占区人心丧尽。然后中美各种条约,美国的廉价工农业产品一捅而入,地主民族资产阶级全破产,只剩下买办受益,那还有几个人拥护。
杜聿明向 蒋总统报告:我怀疑郭汝瑰是共党。
蒋总统问:有什么证据吗?
他家沙发有补钉。我算是清廉的了,他比我还清廉,不是共党是什么?
党国大员都这样想了,还能有几个拥护
这个问题就是个伪命题,很多人追随??
很多人追随会三年丢了江山??960 万平方公里三十多个省份,正是大把的人弃他而去才会这么摧枯拉朽的丢了天下啊!
很多人追随会都挤到一个岛上??咱不说别的,哪怕四分之一的中国人追随它,十个台湾岛也装不下这四分之一!
正是追随的人越来越少,才兵败如山倒的
你在哪得出的结论有很多人追随的??
是毛公和他的共和国太耀眼,太意外了。代入当时的历史视角,常记民国这个结果比较正常,能给美帝国主义充当亚洲殖民体系的走狗买办,换一点残羹剩饭吃。
但是因为共和国的存在,美帝国主义只好选择日本当走狗,但日本的体量显然不行,因此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殖民企图无法得逞 ,甚至屡次在亚洲失血。
人口基数大。
一共四亿人,农民和工人等被剥削的算 80%,其他人 20%。
那么其他人中的一半,按 10% 支持,就有 4000 万人。
相同的逻辑,为什么最近十年,垃圾电视剧和电影多?
因为在资本眼睛里面,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当韭菜,就足够收割了!!
因为很多人是有血债的,还有些人听信公明党反对派的宣传,以为红军战士一个个都青面獠牙
你认为当年的合法政府在哪里?
无论那个政权里都有肮脏的东西,区别只是这个水看起来是清澈的还是混浊的
现在的政府我也认为有很多问题,国民党我认为问题更大,美国政府问题也相当大,英国政府问题从来不小
或者应该说,这个世界上的政府就没有完美的
只是我们选择相信那个,并且追随或者改变那个的问题
当然大概率,你我只是炮灰
有没有想过就是他们组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呢?
因为有些文人觉如果国民党统治,自己可以拿到普通人几十倍的工资。
胡适讲的,多少的问题,有无的问题
不要只听胜利者的一面之词。
造反派保皇派你选一个吧
你不如想想那么多企业加班不给钱、那么多企业不交社保你觉的他们为什么还要去这些企业
很简单的道理
国民党也不是天生就是反动黑暗的,曾经也是当时最正义的代表,是慢慢变成那样的,里面也有不少人是真的认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的,也在试图挽救,还有的就是习惯了
如果说是 49 年,很多人只是基于自身的位置和经历,做出了保命的选择
因为反动派只是国民党其中的一部分人,当时的国民党还有另外一派,如宋庆龄等人。
很多人?跑路小岛就注定了失败,现在岛都没了
1. 国民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买办的代表,这些阶级里的人追随他们自己的政党
2. 政治投机分子
第一,既得利益者。第二,掌握暴力机器。第三,妥协投降派。第四,那个战乱年代交通信息不便,民众满足感低,多数人只要不饿死冻死有饭吃就凑合了,加上多数民众受教育程度低,根本无法和现在比,觉醒度不足。
就算是屎,也有屎壳郎也爱吃。
什么叫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中共代表了工农阶级,国民党代表三座大山,就算三座大山人少,中国四万万,总有一两千万是国民党那头的忠实者吧。
这人数就不少了。
光头再不行也是袁世凯之后最强者,比那帮北洋军阀强多了,你说的时代 TG 还没做大,不跑路的话不跟光头还能跟谁呢,之后捏着鼻子跟了
我就问问各位,
考公务员,进体制工作,有什么错误?
不劳而获不通过努力就可以做人上人和食人兽是一直被推崇的,直到共产党人出现打碎这一切
这个问题问的好。你可以从时间线去看日本侵略东北时间,共产党成立的时间和壮大的时间,国民党执政时间。最后你就会明白当初追随国民党抗日的爱国英雄都后悔并死在了沙场上。跟着国民党赚钱的都发财了也移民了。
著名的人类吸血鬼,迪奥曾经说过,恶人也有恶人的救世主啊
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如此黑暗,为何还是有很多人追随?
那时候的国民党反动派政府,是当权者,是体制的主人,追随的话,就能有固定收入和退休金。
《潜伏》有个角色叫李涯。一开始观众们都非常讨厌李涯这个角色,因为李涯多次让余则成面临危险,而且他太嚣张了,始终带着怀疑的目光审视身边的一切,让人感到很不舒服。但是当余则成打了李涯一巴掌,李涯流下眼泪时,所有人都愣住了,而李涯也终于说出了自己一直以来的目的,他只是希望孩子们可以过上好日子,这就是李涯的信仰。
你看看当下,过去不好说你看看现在。
就会发现这有啥奇怪的。
哪个党派没点人追随,哪怕这个党派已经烂透了。
都是为了 “生意”,能给他们带来好处就接着搞而已。
我说的是台湾民进党国民党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啊。
很多是几多?提这种暗搓搓的问题真的让自己内心很爽?还是说自带流量才是王道?笑了啊,小胡子追随者少了?
1. 读书少被蒙蔽带节奏了。
2. 为了标新立异,所谓个性。
3. 当年反动派的后代,不甘心特权不在。
4. 国外反华势力挑拨。
他们从不信奉真理,而只是畏惧力量。
因为他们自知自己同样黑暗,不可能活到新中国。靠着国民党员身份当官贪赃的、在蒋匪名下搞屠杀的江西还乡团、煽动四一二的江浙买办集团、给日本人当过马仔的汉奸…… 这些玩意在共产党治下只会是死路一条,不如跟国民党一起混。
【Kevin AI feat. 星尘 infinity】《NEAR(ニア) 》(SynthV Cover)_哔哩哔哩_bilibili
kmt 的问题更大的不是抗战间,而是抗战前,操作水平烂的堪比 P 社员工玩 eu4
追名逐利之辈,发国难财之流。当然追随国府
这还用问吗?看沈醉的回忆录就知道了,沈醉这些军统的大特务,办很多事的时候,知道自己 “不讲理”“太惨忍”“不是人事”,对于因为他们的行为受害的人也不是全无触动。但是看看这些事儿给他们个人带来了什么? 洋房汽车,家财万贯,娇妻美妾,山珍海味,位高权重。就算为了保卫他们自己“奋斗” 了几十年的“成果”,也会选和国民政府一条道走到黑,走到解放军的枪炮指着脑袋的时候。
为什么有些宗教如此愚蠢,还是会有人追随?
得益于一段时期的历史虚无主义宣传
美分公知:有良知的觉醒公民永远支持合法政府!
追随的人很多都是当时的地主资本家还有一些学者,这些人如果不追随国民党,大概率 53 年前就被枪毙了。换你来你怎么选择呢?
恶臭的东西会吸引苍蝇下蛆。
你要看追随的人和团体都是哪种就知道了。官僚,军队高官,大资本家,既得利益集团。
请问答主和最高赞答主
带
是历史学专业出身吗?
绝大多数民国史专家,都对民国还有抗战中的国军有较高的正面评价,详见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韩文宁、刘晓宁《话说民国》、南京出版社《民国科教精英百人传》、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王晓华《远征颂》、《吃在民国》、《杏花烟雨——江苏旧影》、纪录片《冲天》、《首都计划》。
不知道这个问题下面的答主如
和
还有
带
和
是不是历史学专业出身(
搞电子商务,
从事制药业,
做资本投资,
学的专业是景观设计,
学的专业是软件工程,
是计算机硕士,
是工程师,
从事种植业,都不是历史学专业的),否则你们加上
和
以及
带
和
是哪来的底气觉得自己比所有历史学家还懂历史呢?
研究历史一定不能用上帝视角。
你知道的信息,他们当时未必知道。就算知道,他们也未必会把原因归结到国民党身上。就算那些倒霉到家的人,知道问题归结于国民党,他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拆了!我四十年的心血啊,拆了!别人不知道,王掌柜你知道:我从二十多岁起,就主张实业救国。到而今…… 抢去我的工厂,好,我的势力小,干不过他们!可倒好好地办哪,那是富国裕民的事业呀!结果,拆了,机器都当碎铜烂铁卖了!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我问你!
当初有那么一个不知好歹的秦某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临完他只由工厂的土堆里捡回来这么点小东西!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告诉他们哪,秦某人七十多岁了才明白这点大道理!他是天生来的笨蛋!
——老舍《茶馆》
人和人得到信息的途径不一样;能得到信息的量与准确性不一样;得到信息之后,宥于自己的成见,如何理解信息并做出反应,更是千差万别。
货拉拉这事,仅仅两个人,信息就会出现这么大的差错,何况民国四亿人呢。你现在坐在家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人家司机不想害你你怎么还跳车呢”,这话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觉得人家黑暗,人家觉得你腐败,角度不同而已
先研究是不是,再问问为什么。
事实上,国民党并不是很多人追随,甚至:国民党离心离德,很少人追随。
你去看看黄埔军校,多少人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黄埔一期我们比较熟知的有蒋先云、徐向前、陈赓、左权、胡宗南、杜聿明、关麟征、郑洞国、陈明仁、宋希濂、李默庵、李仙洲、贺衷寒、许继慎、黄维、桂永清、王尔琢、范汉杰、宣铁吾、宣侠父、曾扩情、俞济时、孙元良、周士第、余程万、刘戡、霍揆彰、侯镜如。其中蒋先云、徐向前、陈赓、左权、许继慎、王尔琢、宣侠父、周士第这 8 人都是早早入了党,跟别说政治部主任了。你可能觉得 8 人比较少,这 8 人是国民党几次清洗、大革命九死一生之后幸存下来的,其中蒋先云还有陈赓还是黄埔三杰——三杰中两个就是共产党,你说这比例?
你再看看基层,国民党一大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就是因为基层工农都被共产党掌控中,说到底到了基层国民党就搞不定。为什么?因为他是资产阶级,买办的代言人——这个比例在当时的中国能有 10% 吗?我猜测 5% 都不到。就这 5% 能够代表很多人?如果能的话,我只能说,还有更多的人不追随。412 清党之后,国民党甚至安排不出基层干部,导致权力的真空始终没法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填补。
一堆的买办,他们那叫追随吗?还不如说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赶明儿榜上更大的主儿,立马就将兄弟们卖了。蒋介石不就是这么将陈洁如踢了吗?与浙江财阀宋氏联姻。剿共剿共,明白人眼里那就是将某人的驱虎吞狼之计,王家烈死心塌地跟随蒋委员,结果落得个丧家之犬,所以你看看,桂系、川军,哪个追随你蒋某人?
我只想说你应该去多读些书,多了解一下历史的真实。时过境迁就连我党现在也对国民党有了更为客观的评价。台湾迟早要统一,国共必然有第三次合作。国民党站在他的立场,又是在当时那样环境下,执政多有偏颇。但是也没到一塌糊涂的地步,个人这么认为,不喜勿喷
出了社会被毒打了,你就反政府了?
自然界找不到全黑的物质
如果你觉得国民党不好,你可以加入她,帮助改造好啊
据说,当时很多人拿着钱,还都能信口开河的骂,骂完了还能领钱,并且钱还不少,这样的活当然有很多人愿意干。只是,他们选择了只能某些人骂,普通老百姓怎么可能有机会去日本欧美留学?普通老百姓识字的都不多,他们是不能发声的。
现在也有很多水军,专门干骂人的事,只是没公开罢了。据我估计,得专门找那些名门高学历的人骂才行,我等屁民是不可以的。
国民党反动派紧握数十万亿党产 ,高度腐败,出卖国家,投靠美国,完全靠美日技术的核电与美国深度捆绑,但是永远不会倒台,因为美国就是国民党的铁杆后台,每当人民要推翻国民党时,无论是解放战争还是今天的选票社会,霉军都会准时赶到,压制中国各省人民的反抗。国民党的主流派是卖国贼,如蒋介石汪精卫都是卖国贼,光头卖得更彻底更无下限,所以光头胜出,卖国贼能得到美日的支持,江山万年。国民党反动派以极端残忍的手段屠杀反抗力量,压制舆论,历史教科书上一幅幅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反蒋者 (包括国民党在内) 的画面令人愤怒 。敢于反抗的被杀得太多,还有几个会反抗?而现在国民党更是一面旗帜,很多人即使和国民党有深仇大恨也不得不依靠这面旗帜,直到它倒。
黑暗分两种,一个只是要你的钱,另一个可是会要你的命。
地富反坏右都支持。我们农民就反对这个邪恶的政权。
秦桧还有三朋友呢。何况那么大一政权
很多国民党官员腐败堕落,不代表三民主义本身反动腐朽。难道国民党招收党员时,公开宣传信仰三民主义就可以贪污腐败,就可以鱼肉乡里?
只不过是现实主义者透过现象看本质,以加入国民党作为往上爬的资本。而理想主义者,如果不反对三民主义,那么也就有可能加入当时拥有正统光环的国民党——那个时候,视苏联为无产阶级祖国且喊出 “武装保卫苏联” 口号的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对于有着民族主义思想的人并不是最佳选择。
是由于后来实力越来越强,队伍才越来越壮大。
民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战胜了外敌入侵,取得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收复了被割让的国土台湾,民国是伟大的,瞎了眼不怕就怕瞎了心。
站在克林姆林门口,谁都可以骂美国总统,但是你要是骂慈父,可以看看啥下场。
根据正态分布的基本自然规律,有好人肯定就会有坏人,多数人一定是平庸的大多数。
国民党没落腐朽,就是说他的中位值比较低,我党革命进步,可以说中位值比较高。
所以说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但是政治让一切非黑即白,把国民党中平庸的大多数也都判定为穷凶极恶的匪徒,好像从上到下几所有人都是吃人血的怪兽,那就是失去了实事求是的本质,陷入了唯意识形态不唯真理的左倾。
说到为啥有人追随,说明肯定是有人才,也有好人啊,小蒋在湾湾痛定思痛,用了很多干才,经济搞得风生水起,不也是国民党人吗?我党反复整党、政治运动,强调纪律廉洁,也会有刘青山张子善的这样的贪官,更不用提那么多权柄为祸的革委会小将。
说白了,都是中国人,让民族中有能力,有品格的人多发挥光热,约束那些贪婪、无耻、投机的小人,这个民族一定能够越来越好。
因为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
它是一个被国际承认的合法性政府
其次,这就是人民理解上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是如何理解黑暗的
就好比如…
再比如陈士章
他家穷,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想要改变物质上的穷,就必须要想个办法致富,而不是怪别人,他也不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
而且还有就是以偏概全的问题
陈士章在厦门出逃时,被人抓获
与他们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
李农生:” 化妆成农民出逃,你可真的是侮辱了农民。"
陈士章:"抱歉,我还真的是农民出身,我从小跟着父母插秧,吃过干农活的苦,受过地主的挨骂与欺负,你看我手上干农活的茧,怎么,就允许你们红兔有农民,还不允许绿兔有农民了?"
李农生:"陈士章将军,你也看见了,绿兔腐败无能,你难道还想要跟他们一起走吗?"
武康:"真没想到,绿兔竟然也有部队纪律良好的队伍。"
陈士章:"怎么,就允许你们红兔有良好的军事纪律,还不允许我们绿兔也有部队纪律良好的队伍了?你这可是刻板印象呀,小伙子。"
该出处自《厦门军管区回忆录》
这里再最后说一句,陈士章最后是移民到美国了,晚年在美国度过。
而且每个人的立场不同,信仰不同。
需要包容,何必钻牛角尖呢?
他们大多数人年轻时都是好人,而且即使后来炮党堕落了,比起军阀那简直是圣人。征兵日常对藏民蒙古族搞三光的青马,滇桂军阀靠云土没少搂钱,不但搂钱还把部队搞成双枪军的贵系,收税收到九十年后川系大小军阀,见不得女人和钱的西北军,还有早期战斗力费拉不堪精锐全靠收容直皖败兵和白俄的奉系军阀,剩下稍微像样点吴佩孚孙传芳早被北伐打垮了。晋绥军切割完阎锡山后才算有点样子,阎锡山版的土改堪称魔幻收割,亏他还好意思和老蒋保证土改红军来了老百姓肯定不会跟他们跑,结果土改完一堆地主和老百姓一起投红军了,还是长征过后元气大伤的红军。
蒋匪确实黑暗,但他们比起这帮军阀,除了傅作义,信仰民生军事经济政治简直全方位碾压。
蒋从烟土赚钱是大头从禁烟和期货上来的,具体由农民银行陈家兄弟负责,这比大多数军阀都强,大多数军阀和蒋抓壮丁比起三光青马强太多了吧,有宋子文整顿金融,苛捐杂税贪污腐败铸币哪个都不少捞,但比起大多数军阀这就算政治清明了,渡江战役后破罐子破摔前,剿灭土匪和一部分劣绅恢复生产多少也有点贡献。
蒋的失败是自以为比烂降维打击比赢了,感觉最良好时,对面开来了一只经过历次肃反整风建立起来有清教徒式自律倾向而且纪律严明的军队。
对老百姓来讲,天下兴亡百姓苦,遭受百年苦难的老百姓已经麻木了,觉得谁执政都一样。
对中上层人士来讲,国民党是孙中山先总理遗训所在 + 当时世界列强英美法德等国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样板国家苏俄刚刚发育,但表现不大行,二战初期一溃千里。摸着石头过河,习惯会选看上去成熟一点的。
我党早期经验不成熟,在苏区实行了一些过于激进的土地政策,也让一些人抱有疑虑。
当然日久见人心,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已经可以看出人心向背了。不但像陈寅恪等知识分子拒绝赴台,卢作孚等民族实业家更是愿意从香港迁入内地,民主人士也衷心拥护我党执政下的多党合作。以钱学森为代表的海外游子,也计划返回大陆。
题主如果对跟随国民党的人感兴趣,可以看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王鼎钧的散文《那树》入选过语文教材。49 年王鼎钧的心态是痛恨国民党腐朽无能欺压人民,对我党与劳动人民密切联系抱有好感,但他还是选择去了台湾。王的心态或许也是一种代表吧。
以前清吹的得势的时候,很多人也被欺骗,认为明朝非常黑暗,那为什么汉人抵抗了满清数十年呢?
当年刘文典一脚把蒋介石踹地上爬不起来,就判了个打架斗殴,关了七天,后来,呵呵
国民党在国内针对国民的政策是什么样的?对外国及外国人的政策又是什么?对国家领土得失又是什么态度?美国人、日本人对蒋介石及蒋介石为首的利益集团又是如何评价的?
蒋介石为首的利益集团叛变革命,制造四一二屠杀,那是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的血呀!屠杀革命区群众,暴力镇压学生、工人的游行。对外国人在中国犯罪基本不处置,不但继承了清朝签订的一大堆丧权辱国的条约,在其存在期间又与苏联、美国签订了让渡国家利益的条约(外蒙古独立,英美等国在我国内水的通航权之类)。抗日战争胜利后赠予每位日本兵相应银元,放弃要求日本赔款、军事共管日本的合法请求。包庇日本战犯,任用日本战犯打内战,为了打赢解放战争,对伪军基本不清算。
就是对这样百烂而无一处完肤的大地主利益集团,竟然有这么多答主给出还行的评价!简直难以相信,历史教材的编写者、统战部的人难辞其咎!!!
那美国也干了不少缺德事情,不照样有人追随吗?
只能说,一切都是从收益方而言的,只要某人在国民党统治下收益,就必然会追随。
当然,其他人只能作为脑残处理了。
。。。台湾水军关心乌克兰局势就好了,给屎一样的国民党反动派吹水有意思吗
因为追不追随和被追随者黑不黑暗没有关系。
哪怕是个学生也能明白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利益是至上的道理吧?
所以黑暗关我屁事呢?只要黑不到我头上,或者即使黑到我头上,我能从下一级人那里连本带利黑回来不就得了。
知乎上活菩萨比较多,现实里就是死道友不死贫道。
除了那些罪大恶极害怕被清算的,很多是被强迫的青年学生和士兵
解放前很多大学的学生都是被裹挟的,比如河南大学的悲催历史,跟着刮民党跑去苏州
山东 8000 多学生跟着刮民党去了澎湖,因为不愿意当兵上千人直接被扔海里了
而且台湾想来大陆的也不少,比如著名的林毅夫
我爸的三舅,解放前的大学生,那时候还没毕业,被送去台湾,当然是强迫的
他躲在船舱里偷渡回大陆了,回来之后说台湾当地人说话也听不懂,还特别抱团,欺负外省人
解放后有知识有文化给安排一个挺不错的工作,在县委上班
然后,文革就被请下来了
都知道他去过台湾,但说他是台湾派回来的特务也没有证据,他自己也百口难辩
停职,接受审查,和我三舅奶摆摊维持生活
文革后给平反了,退休后当了我们市的书法协会主席
朗诺的高棉共和国那么烂。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柬埔寨人民怀念它?
我也不针对楼主这个话题了,我看了好几个回答,我想很多人甚至连 “反动派” 都理解不了就去反驳的,有些自视目空一切的人认为自己看了几个故事啥都懂的,我也不反对他们,就想 “请教” 历史基本知识
1、如何看待三青团与 cc 系的关系?
2、试探述福建事变与一二八事件的缘由
3、论述蒋桂战争到两广事变中粤系的内部变化
4、介绍西山会议派与整理党务案的来龙去脉
5、人物评述:①张静江②胡汉民③戴季陶
我相信哪怕对 kmt 不感兴趣的,但凡对民国历史有了解的,都清楚这里面的事情,即使不能客观评价,但事实应该能说的出来。
哦对,如果有人甚至不知道 kmt 啥意思,对不起,是我的失误,我打扰您开心网上娱乐的时间了,抱歉
另外说一句,我的近代史水平层次低,如果有大佬能提出新的见解,我非常欢迎指正讨论
好家伙。
苏联死的时候有人追随吗?
政府是什么?是某一阶级维护统治的工具。
国民党腐败破烂,但这个阶级存在。
苏联光明伟大,但早就失去了这个阶级。
别人履行了半封建半殖民的性质,相关受益者肯定会支持。
苏联没有履行社会主义的性质,肯定没人愿意陪它走完最后一程。
那些反动派要么跟着老蒋垂死挣扎,要么被新中国吊路灯。
你觉得国民党黑暗,就去建设它,而不是在小船上发知乎。
你怎么样,gmd 就怎么样………
得,这鸡汤有点反智,,我编不下去了
国共支持者政见不同,意识形态不一致
在大陆时期国民党一直没有形成以三民主义信仰为核心的,统一的政治组织。
当时北边的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估计都没有点现代思想认识,也带领了军队入了党,其统治思想其实还是封建军阀,西南军阀可能接触了一些三民主义思想,但骨子里是封建余波。
李白的桂系好些,但是也自成体系,见解没有什么突破。
另外北伐之后,新军阀战争,抗日战争,内战,国民党很少有机会完成党政,经济建设。
顶着国民党头牌这些人,做的事确实给人留下不好印象。
但是国民党成立基础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内核并不错,只是没有太多验证机会,到了通过和平赎买做了土地改革,经济政治建设也不错。
国民党到台湾,毛主席在大陆都做了土地改革,其实这也是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只是方法不太一样。
我党走了个极端,从大革命开始就以没收私有财产为导向,对阶级敌人很残酷,这也会引起一些靠勤劳致富的人恐惧,让温和派感觉精神不自由。
这些人巧好是组成国民党统治的基本力量,他们带着军队和家属,随着国民党败到台湾,也是政见不同的结果。
我把这个问题衍生一下,为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有这么多人追随,还被赶出大陆,虎踞台湾?拿你的智商想想,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成立,根本就是没有多少人追随他。
因为他们没理清南京国民政府的本质
(刨除掉那些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既得利益者群体)
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并不是孙中山的继承者,只不过是借了中国国民党的名头罢了,实则差不多是另起炉灶。
因为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老蒋嘴上信奉,可惜在国统区一条都没实现。
所谓民族主义,国民政府确实免除了很多清朝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可是美国也在中国获得了新的更大的收益(一系列通商条约,过多就不一一列举可参见百度),还是没实现真正的独立自由。
所谓民权,却依旧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天下,“五权分立” 形同虚设
所谓民生,……
但是国民政府的很多追随者,是不乏信仰三民主义而不得不站队国民政府这边的真正国民党员。他们认为,只要保住了国民党执政党的地位,党内的腐败分子、反革命分子全都可以慢慢清洗出去,留下的是一个光明廉洁的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
只可惜,他们等不到这一天了。
因为老蒋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其实真的没啥太大关系,因为人也不是那批人了,党也不是那个党了。
我想说一些话,但是我很害怕
原因很简单
当时,社会上的名流几乎都是有点资产的人,谁愿意自己家的土地分给那些"低贱的农民呢?"
让那些低价,劳动力白给自己干活,再剥削他们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支持一个为农民工人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政党呢?
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无论怎样做,当今都不被认可,这一类人至少占 20%,他们是反对者,不是反今天是为了反而反,前东地区原来反苏俄,今天这批人又反当今体系,总之就是反,在人群中,他们说话就是反反反。为了反的有理,就说前朝好,至于前朝真如何是不用管的。这类人从古到今。如司马迁把项羽写的十分悲怆,还收到本纪中,明显是对项羽的怀念。典型的酸臭文人还才不遇性格,而所谓怀念民国风是 1990 年之后有的,拍了一系列电影和电视剧,出了一批书籍,其背后有呆湾的影子,但引起一批酸臭人的共鸣!经济上说黄金十年,政治上为蒋反案,大书特书蒋抗战,服制上穿旗袍和当时学生装,提出一大批莫名其妙的学者。总之,今天就不好,是这一批人的核心想法。
在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精神子孙眼里,追随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是出于厌恶其对手中共,真的如此吗?
还有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精神子孙说什么对国民党自己人有点底线——
原来在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及精神子孙
眼里,中国人民原来不是国民党自己人,所以任意杀戮,而被礼送回国的侵华日寇刽子手反倒成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自己人啊!
对此只有——
大明统治黑暗,为何还是很多人追随。
当初大清饿死那么多人,皇帝康麻子不也是坐稳了江山。
我知道有一个同样很黑暗,底层百姓民不聊生苦不堪言,但还是有很多人追随,因为他们已经形成利益共同体。
没错,就是印度。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笑死。
有人黑暗会有人得利,得利的这部分人不跟随怎么还能继续保持这种得利呢?
如果当年国民党反动派赢了,现在你会反过来问
纵观世界古今所有反动政权,每一个在行将灭亡时都有追随者,既得利益者就不说了,但为什么还有很多老百姓跟随它一起去灭亡呢?原因有很多
其一,我们作为后来人肯定知道谁赢谁输,可是作为当事人却根本不知道未来会走向何方。1946 年国共实力悬殊,国军士兵既没有弃暗投明的大义也没有高深的觉悟,他们的观点很朴素,谁赢他们就帮谁,而很明显果党赢的几率要更大。
其二,军队向来有裹挟之说,即十个人就敢裹挟一百人冲锋,一百人就敢裹挟一千人陷阵。只要基层军官是效忠于果党的,那么普通士兵是很难弃暗投明的。因为在这种反动军队里,各个连队各个班排之间都是无信息沟通或者说是互相提防的,因为如果谁投共了那就得连坐,一整个排连都没好果子吃,而且如果被抓住了就得挨活埋。因此大多数普通士兵都被少数果党反动军官裹挟着,一起反动下去。
其三,在这种乱世时期老百姓的受教育水平极低,这导致了人们的思想麻木不仁无国族大义观念。所以老百姓基于想过小日子的思维,只要果党给点蝇头小利或者威逼利诱,很容易就能拉拢来一大批无组织无纪律只知道混吃等死的麻木不仁的士兵和农夫。就像鲁迅笔下的闰土而阿 q 一样,老百姓经历太久的压迫已经不懂得反抗为何物,只知道果党凶恶地主可怖而跟着他们至少有口饭吃。
其四,除上述以外还有一种。基层的军官和社会的痞子流氓土匪乡绅地主买办污吏奸商等,这种人肯定是有思想的,只不过它们的思想是极其反动的,他们知道果党很凶恶并且也不像老百姓那样自身难保,他们有本事但这种本事是用来为祸人间的。所以这种人越是有思想就越反动,它们肯定要跟随果党,因为红军一过来它们必将被清算。所以果党里边的中流支柱就是这类人,就是它们组成了果党统治的基础,也是它们裹挟了普通士兵去送死。
其五,除去上述原因以外。还有一类人是最可悲的。这类人一般是走错了路却没法回头的人。果党中有能力的有识之士不少,但因为历史遗留原因,比如北伐时期跟错了人,抗日时期进错了军,导致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仍然处于错误的阵营,但这时候却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国军里面有爱国将领,也有抗日英雄,但他们却因为跟错了阵营而被直接消灭了。此外最可悲的在于,这种本可以策反的人,有很多因为战友的死亡或者同袍的恩情,不能背叛身处于果党的部队。就比如《我的团长我的团》里面的阿译,他知道自己跟错了队伍但却很热爱自己部队的兄弟,所以就就算死也没脱离果党。
此外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就待各位自行发掘了。
盲猜三十年后知乎会出现一个相同的问题
咋滴 国民党有组织拐卖孩子了?
唐山这么。。。。为什么还没。。。。同理
烂是对比出来的国民党再烂也比清政府比各地军阀们要强吧。
为什么大宋那么黑暗还有人追随?
首先要知道的是,黑暗这种东西任何时候都是会有的,世界上不存在没有黑暗的地带。在不同时代的对比之下,这才让人对光头感觉不屑,但是在当时前有大清,后有军阀,外面还放着日军的条件下,这已经是当时不错的选择了。
现今社会大部分人存在的温饱不饿死的状况在上个世纪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光头治下老百姓饿死在全亚洲地区都不是稀罕事情,也只有生活在现代的人才会如此震惊
果粉轻描淡写就把你果干的逼事带过,实在令人佩服
我爸的单位是事业单位,他说年轻时候,领导单位的是个腐败分子,用公款各种吃喝玩乐,买豪车豪宅,办各种宴会,嘴边常挂着一句话:反正都是国家的,不花白不花。
我问我爸,他这样的人,你们不讨厌他吗?
我爸说完全不讨厌,这个领导一高兴,就会奖励自己的员工,宴席上,会叫服务员拿两条烟,两瓶好酒,然后告诉服务员自己拿走,账记在他头上,甚至听说他给自己的司机送过一套房子。
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嘛,当然,这位领导最后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了。
为什么大清那么烂有人要追随呢?因为社会再怎么变?都会分成吃人者与被吃者,吃人者当然追随支持大清了,被吃者受不了当然要推翻大清了。上下 5000 年,这一条永远没有改变过。
哪有这么多国粉 只不过是只能感恩的人托物言志罢了
因为抗战,这是根本原因。
看看当前时事,为什么一个法西斯国际小丑能几天之内扭转成民族英雄,一样的道理。
历朝历代,越看越像。急!
美国被国内唱的如此黑暗,为什么还有人移民?
额……
国民党反动派可能对不少人都还蛮黑暗的,但是 “我在银行工作,赚的钱不老少,有家有业,美国还有资产。” 某家捐家产,那还是因为家产大,投献能换点实在的,咱这最多算高级中产,现在不跑路落什么好处?
不如全副身家,换上金条,先去香港,再奔美英。都去不了,好歹也留在香港台湾啊。
镜像问题:为什么美国那么黑暗,还是有那么多人挤破头想去美国?
因为你只知道国民党如何如何的黑暗。
而别人跟随,是经过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结果。
也许常某人算是个蹩脚的独裁者,那些自由知识分子在他身上看到蹩脚的民主吧
当年的事其他答主之述备矣。我单独说说现在为啥有这么多果粉叫魂。
就像去年美国大选一样,你以为是特朗普和拜登对垒,实际上是 “川粉” 和“川黑”两方的争端,所以民主党选出来的人再拉跨,再烂,都没关系。
同理:哪怕国民党再垃圾,只要能反对 gcd,他们就支持。
一句话历史虚无主义,假设一切
因为他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
按照马哲理论分析,他确实是逆历史发展潮流的,但作为当时的唯一合法政权,你觉得在民国成长起来的那些人怎么可能不跟着当时唯一的政府走?
每个人利益都不一样,你说为什么,有的人祖上是资本家,有的人祖上是地主,有的人祖辈是高级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的人是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其他很好理解,对于农民来说,5、60 年代的农民翻身做主人了,所以很满意,本来也吃不饱饭。到了 7、80 年代,因为见识到了城镇的发展和居民享受的种种好处,就不患寡而患不均了,而且当时确实没有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果实。你看现在 00 后 10 后还有几个追随的。
之于我短浅的见识,我判断这是屎里挑个好看的屎
对于那时目光稍微短浅的人来说,选项只有这么一个,面临的是选与不选的单选题
你可能对黑暗有什么误解?
成王败寇,历史都是胜利者写的。不要过于迷信历史,活在当下。
正常呀,再反动的组织里都有食利群体
日本鬼子那么坏不照样有七八十万伪满州国效力者么
满清开局更是残忍极致,杀穷鬼杀富户杀了几百万辽东汉人,5 次入关抓走了近百万男女青壮做奴隶,杀了这些人的父母孩子亲人,这些人活下来的后面不照样为了成为包衣,为了抬旗给后金效力抗麻袋填护城河,推盾车攻城杀同胞
如果我回到古代成为大奴隶主,那么我也会坚决拥护奴隶制度
大概是因为烤馒头没有人口调剂
这话换任何一个主体都成立
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国民党在最开始其实是一个进步团体,至少比起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来说
没有错误的党,只有错误的人。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被洗脑了
因为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果粉看看 kmt 衮下台后是个什么 b 样
大概是因为农民也穿的起裤子吧
这么说吧,因为你接触的信息是被过滤了的。作为成年人应该知道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没有绝对的黑,也没有绝对的白,国民党黑暗,干了很多坏事,但谁不是呢。
国民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么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当然会跟随国民党,至于士兵,估计都是被强抓当壮丁的
还有呢,我党和国民党并不是分谁好谁坏,两个党在各种清除内部异己力量和敌人都是往往扩大化的,这一点是破铜和废铁竞赛——烂比烂
主要是国民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不能让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工业国,只能让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而我党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能让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工业国(只不过为了独立自主发展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六七十年代的农民生活很惨)
国民党能依靠的就那几个世家大族的势力,而且这些世家大族内部还勾心斗角,互相掣肘。(其实但凡国民党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或许不至于输的那么快)而我党有几亿工人农民团结一致,再加上还有不少被国民党的横征暴敛逼成 “无产阶级” 的中小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靠着这股排山倒海,摧枯拉朽的强大力量打赢了国民党
因为追随的都是有钱人富人。没有资产的都闹革命了
波尔布特害死了三分之一的柬埔寨人民,不还是掌权三年多?
不想被贫民的人唯一的选择罢了。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什么是反动?
什么是反动呢?大概你和我不一条心那就是反动。
国民党反动派为什么会是反动派呢?
因为它代表的利益和共产党代表的利益不一样。
共产党代表的是贫民的利益,国民党代表的是非贫民的利益。
这两个党派注定不能共存,因此国民党在新中国必然是反动派。
所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什么会谁随者呢?
因为非贫民只有两个选择,那就是被贫民或者跟随国民党反动派做最后一搏。
所以因为非贫民不想背贫民,不得不跟随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是他们多爱老蒋!
别幼稚了,是政府都是很黑暗的。政府都是强盗性质的。世界上是没有非强盗性质的政府存在。
请教题主,你知道什么叫【反动】吗?
如果他的追随者能润到美国去 那么大部分人都会润 跑不了的才没办法只能追随国民党 国民党整体是黑暗的 但是其中部分人的生活是好的 那些人想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而不是被统治阶级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选择,你不能把今天的美好时光带入到当时。就像你不能因为当时有人没选择共产党就说他不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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