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一种幻觉
文|西坡 我发现,我们的文化是一种“无我”文化。文化这个词太复杂了,据说有几百几千种定义,我这里说的文化主要是与公共表达相关的,也就是说话方式、说话习惯。 我们说话的时候,特别喜欢用“我们”来作主语,而不是“我”。比如一件恶劣的事情发生之 …
一早醒来,回想起被封号这202天,真有一种字面意义上的“恍如隔世”感:4月26日被封那晚,我正处于上海封城的至暗时刻(我们小区4月22日夜里首次上硬隔离,拦起了一道柏林墙),而如今,似乎全国都在放开了。
那是一段难熬的时光。不夸张地说,今年是我创作热情遭受最沉重打击的一段时期——公众号大小号都先后被封半年,我的豆瓣账号1月6日也被封半年,放出来说了一个多月,8月17日又被封一整年,微博则早在2020年春疫情之初就被永封了。6月17日小号“维舟的方舟”被封之后,我一度沉寂了几天,那时赫然发现,自己在网上竟然已经没地方发声了。
很多人劝我别写了——有的是出于对我安危的忧虑,还有的则是出于对现实的失望,觉得写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有一位给我留言说:
你写的这些东西,懂得都懂,不懂的永远不懂,甚至永远不会看到——这些人是蝗虫一样的存在,已经没救了。大概你也明白,所以我非常佩服你的勇气和执着。也许这个世界在你这样的人的努力下才有希望变得好起来,但是短期内没指望,我觉得要上百年才行。
当然,我也知道,这么说的重点并不是“你做的都没用”,更多的倒不如说是出于一种无力感;但追求外部力量并不是出路,而是一种应当自觉警惕的诱惑。
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没有力量——又或更确切地说,那种“内在的力量”似乎给人感觉远不足以抵挡外部力量的进逼。“知识就是力量”在某些现实语境下,看起来就像是个笑话。
《想象的全球化》一书中说:“文化中有一部分生产知识,以知识之名,人们可以在政治或教会权力面前,坚定无疑地断定二加二就应该等于四。”这确实能支撑人们的信念,但在我们的现实中,人们看到的似乎是:你归你坚持,但别人可以视而不见,根本不予理睬,这时候你怎么办?
有一位朋友说,在上海封城期间,她陷入了一种痛苦的困境:很多问题不容许公开谈论,和亲友私下谈论,又发现他们很难触动,在一片万马齐喑中不知同样感受的人在何处,只以为是自己有问题。这样独自在黑暗中摸索了很久之后,才慢慢找到出口,“那一瞬间才明白,是我在受苦,但错不在我。”
其实很多人恐怕都是这样的处境,但只要你发现有另一个人抱着同样的想法,瞬间那黑暗的日子就没那么难熬过来了。因为我在很长时间里也曾是个异类,所幸,那时我有个好朋友张晖——两个异类就足以对抗外部世界。
昨天本号解封之日,正好也是他的冥诞。在我内心深处,他从未离开,我一直记得他和我说过的那番话:“我有时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
确实有人看得见。在大号被封后,有读者和我说:“看到小号,突然放松了。上海虽然暗了,但是大家点起蜡烛,保存着文明最后的火苗。”
这谈不上“举世皆醉我独醒”,但我深知,要坚持不同的看法,在我们的社会里有多难。我们可能陷入孤立,可能暂时失散,但要相信,有共同想法的人总会重逢。昨天的留言里,有一位说的也让我很感动:“写的人都在坚持,看的人还有什么不能继续呢?”
虽然时下很难,但绝大部分边缘群体可能一直都是这么过的。《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一书中说:“和自己的同类团结在一起,从自己的不同中汲取力量的做法,在非洲裔美国人的生活环境中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至少还可能。
写作对我来说,既是一种自我表达、一种自我反省,也是一种与他人产生联结的日常实践。很多人对发生的一切无法理解,那写作就是为了搞清楚。
我本不算是一个激烈的人,看过我文章的人我知道,我更多的只是对分析一些问题、现象感兴趣,同时记录自己的经历。我从来不想改变谁,只是有了想法,写下来,有人看到就行了。在对现实的分析、书写和阅读中,我们有机会找到彼此。
前几天看到有人写的一句话:“现在的社交状况:生死之交遍布天南地北,同城找不到人共进晚餐。”在疫情之下,这可能尤其能引发共鸣:我们的肉身被拘禁在狭小的空间里,和周围亲友因观点分歧而疏离,但却灵魂出窍,通过网线与远方的人产生精神上的共振。
当现实如此时,我们就尤其需要另一个空间来安放自己的心灵。苏珊·桑塔格有一颗敏感而早熟的心灵,对她来说,书籍就是她的“宇宙飞船”,让她暂时远离难以忍受又不得不忍受的生活现实,渐渐地,阅读让她与日常生活中必须接触的人疏离起来,但也使她接入了一个更广阔的精神生活。
这是逃避现实吗?某些时候,也许是的,但在我们当下,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从痛苦的社会现实中抽身出来,客体化地凝视自己的处境,更好地理解和反思那都是为什么,也由此找到属于自己的共同体,找到一条走出泥淖的道路。
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德国哲学家、文化评论家,现在被公认为对技术时代的现代性有极深的洞察,但他直到死后二三十年才真正获得重视和理解
当你写的是自己想写的东西时,有多少人理解其实没那么重要。瓦尔特·本雅明说过:“不必心急,一首伟大的诗可以忍耐五百年不被阅读和理解。”相比起来,我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幸运了,至少现在就收获了一些理解。
类似的话,也有朋友忠告过我:“你可以记录下来,哪怕暂时不能发表,时间自会为它的价值作出判决。”谢谢她对我的信心,虽然我对自己写的也有一点必要的信心,但这样的鼓励还是帮助我渡过了最难的时刻。
曾看到这么一个说法:“写作是最小单位的自由。”在我的理解中,这是一种内在的、不受外部力量触及的自由,而与此同时,所谓“最小单位”,也意味着这种“自由”可能只属于个人,从而摆脱了迎合他人的诱惑。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乐于写作,很多伟大的思想者甚至都没写过什么,“写作”只不过是一种自我表达方式,但理解并超越自己的处境,正是人之所以为人。这一意义上的“自由”,意味着我们在经历漫长的旅程之后,最终抵达自己的内心。
文|西坡 我发现,我们的文化是一种“无我”文化。文化这个词太复杂了,据说有几百几千种定义,我这里说的文化主要是与公共表达相关的,也就是说话方式、说话习惯。 我们说话的时候,特别喜欢用“我们”来作主语,而不是“我”。比如一件恶劣的事情发生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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