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同志是如何保持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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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的心情很差。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好多地方物流停摆，公司的业务大受影响。原本的销售旺季，反馈上来的数据却惨不忍睹。关键面对这种情况，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能选择等待。

真的是一整个emo住了。

消极的情绪就像一片沼泽地，一旦陷进去，沉下去容易，拔出来困难。

我想我还是看看书吧，重温一下江同志的故事。我知道他历来是乐观主义的，也许能学到一点，人生的经验。

一汽的解放牌汽车下线。

01

时间来到了1954年11月，时年28岁的江同志从位于上海的一机部第二设计分局（现为中国联合工程公司），调到了长春市郊筹建中的第一汽车制造厂。

从十里洋场到东北大地，生活上的差别非常大。

在上海时，二分局的办公地点先是在外白渡桥旁边的上海大厦，后是在外滩的太古洋行，都是极尽繁华的地方。

在老同事描述里，他们在上海过的完全是都市白领的生活：

晚上下班坐车到淮海路走走，在西餐馆里，一碗罗宋汤，一块足足一厘米厚的大牛排，外加免费的面包、红茶，总共才七角钱。要娱乐嘛，电影院一张门票才三四角钱。

上海大厦。

这位老同事名叫谢启增，是土生土长的上海宁，作为技术人员和江同志一起来到了一汽。

创业初期的一汽，不要说罗宋汤和大牛排，就连热水都时有供应不上。“冰天雪地，渺无人烟”的环境里，甚至还有同事夜里在宿舍的门口，遇到了双眼发绿的疑似狼的动物。

谢同志感到非常不适应，情绪低落。江同志经常安慰他说：

汽车厂正在建设当中，目前我们遇到的都是暂时的困难，以后会好起来的。

说这话时，江同志的生活现状其实也不怎么样。

他在上海时就已经当科长了，但在这里不得不和六七个人一起挤集体宿舍。宿舍里环境如何呢？有一位室友回忆道：

房间里床挨着床，行李和洗漱用品都放在床底下，十分拥挤。我记得江同志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Please move the bed（请你把床挪动一下）”。

虽然眼下的条件差，江同志相信困难是暂时的。

原因是什么呢？

一汽是1950年代“一五计划”的重点工程，苏联援建、政府投资，未来怎么会不好呢？

乐观不是盲目的，它建立在对事物的分析判断上。

结果，大约只两三年后，一汽的职工公寓楼就拔地而起。而且，一汽对知识分子的待遇格外好。

岚清同志当时也在那里，分到了一套两居室。

他在书里写道：“公寓房中不仅有厨房、有热水、淋浴，还有木质地板。”这样的居住条件当时在全国范围里，也是领先的。

江同志比岚清同志的级别高，他分到的是一套三居室，在66栋6单元4楼。

一汽早期建筑。

02

不要误以为住上了好房子，就不会饿肚子。

1959年，江同志刚上任动力分厂厂长不久，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

一汽是全国重点企业，职工的基本口粮还是得到保障的。江同志在厂里是处级干部，每月还有1斤白糖和两斤黄豆的额外补助。

但他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主要是家里人口多，负担重。那套三居室里住着妻子、两个儿子、岳母连他五口人，还要接济两个妹妹和一个侄儿。

那几年，江同志常常要挑灯夜战开会到很晚，开完会没有宵夜吃，逐渐地就饿出了胃病。只要一饿就胃痛，痛得不行了也只能管周围人要块饼干顶一顶。

另据厂办秘书李桂芳回忆：

夏天单位低价卖香瓜，第一次江同志登记买了几斤，第二次就不买了。我劝他，就买几斤给孩子吃吧。江同志不好意思地说，不买了，日子要算计着过，“贪贱吃穷人”。

当时，江同志有一个非常朴素但明确的愿望，曾与别人闲聊时说起：

什么时候能一天吃上一只鸡蛋就好了。

尽管肚子里没有油水，但在几乎所有同事的回忆里，江同志都是充满能量的：

他牵头办起汉语拼音培训班，跟一拨有大学学历的工程师一起，学规则、做作业，背诵“前音轻，后音重，两音相拼猛一碰”的口诀。

他在寒冬下乡的闷罐车里，又黑又冷的环境下，指挥大家唱起一首又一首革命歌曲。这些歌，有的如今被列在B站一个“专治丧病”的歌单里。

他还张罗下属的结婚，在某个美好的周末临时布置、挨个通知，迅速邀集了十几位同事，并且亲自担任证婚人，为一对新人安排了一场热闹而简朴的婚礼。

投入到学习，在知识的海洋中找到快乐；沉浸于艺术，从美好的事物中陶冶情操；融入到群体，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感受乐趣。

这些都是乐观情绪的来源。

与职工篮球队合影。《他改》中收录了这张照片。

03

我曾听到过一种说法，说有两种乐观主义。

一种是基于对道路的乐观，认为当下走的路是正确的；另一种基于对结果的乐观，确信事情会有正向的结果。

而江同志的乐观主义，似乎是两者兼具的。

1961年秋天，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不仅食物匮乏，煤炭供应也变得紧张起来。一汽的热电站是烧煤的，煤炭供不上，会使生产受到严重影响，10万员工过冬取暖也成问题。

领导果断决定：热电站改用燃油发电，立即着手进行技术改造，在严冬来临之前完成。

作为动力分厂的负责人，江同志责无旁贷担任“烧油工程”的总指挥。

这一年9月初的一天，分厂外的工地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江同志作为总指挥，做了激情的动员报告，大家的干劲一下被鼓起来了。

群众是动员起来了，关键的技术问题却还没解决。

技术科的副科长周怀飞同志觉得工程要求高，相关技术又从未接触过，感到忧心忡忡。

江同志其实心里也不是100%有把握，不过，他对周同志说：

我们思想上不要有负担，只要下决心钻研，一切陌生的事情都是可以学会的。只要我们尽力去做了，即使出了意想不到的问题，领导和群众也是会谅解的。

这话一说，周同志的思想疙瘩马上就解开了，技术方案在随后取得了成功。

事实上，江同志也并不是口头上的乐观，他也懂技术，参与到方案制定的具体环节。

真正的乐观主义者，都是行动派。遇到问题不绕道走，积极主动去解决它。

几乎与“烧油工程”同时，还有一个“食堂事件”。

有职工举报，分厂食堂的饭菜经常缺斤少两。调查发现，原来是食堂管理员把饭票往自己的兜里塞，炊事员也有悄悄往自家拿馒头的。

这件事正发生在一汽号召“政治进厨房，领导下食堂”的时期。

一汽食堂老照片。

人吃不饱饭，是要出大乱子的。

江同志果断决定，撤掉原来的管理员。

毫无疑问，这是得罪人的事。可不得罪少数人，怎么会让多数人满意呢？

江同志很快重新选定了一位管理员。他叫郭忠臣，很年轻，不会做饭，也没有结婚。对这个岗位，郭同志起初很没有信心。江同志对他说：

你是去抓管理，又是单身没有后顾之忧，要敢抓敢管，我给你撑腰。

为政之道，要在得人。小小的食堂管理员也不例外，

江同志选对了一个郭同志，食堂很快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职工又能吃上足量的饭菜了。

04

一个“烧油工程”，一个“食堂事件”，让江同志在分厂的职工中深孚众望。在一汽的岁月里，他用自己豁达、热情、实干的乐观精神，感染了许多人。

厂办秘书李桂芳后来感慨道：

每每回忆起当年在江同志身边工作的往事，我还激动不已，因为那是一段我一生中永远不能忘却的美好日子。

在离开一汽前的一次群众评议会上，一位老工人还站起来说：

江厂长，你不该在这儿当厂长，你应该去当部长。

在他的眼中，部长或许就是他能够想到的，最大的官了。当然，后来的事实表明，老工人的乐观程度还是不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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