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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大年初一。

这一天上午，北京城上空，发生了一个奇异的现象：日食。

要知道在那时的中国，任何的天文现象，都能跟国运扯上关系。日食，显然不是个好兆头。

老百姓感到沮丧又恐惧，而在紫禁城内，文武百官正在礼部举行救护日食的仪式，他们上香、跪拜，直到日食结束…

与此同时，北京小六部口胡同的一间屋子里，一个美国人提笔写下这样的文章：

日食，是自然现象，在康乾盛世也发生过，根据历法可以非常准确的推算出来…

两天后，文章在他创办的《新学月报》上刊登。

这个美国人名叫威廉·马丁，不过，人们通常叫他的中文名：丁韪良。

这一年，丁韪良已七十高龄，连他自己也没想到，来中国50年，他一直在致力于传播科学知识和教育革新…

1850年，20岁出头的丁韪良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

他语言天赋惊人，仅仅花了3个月，就听懂了宁波话，后来又学会了北方官话，还通读了中国多部典籍。

丁韪良在中国的这些年，美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30年，美国铁路里程增加了3倍，坐火车成了美国人最日常不过的事。

老家的变化，让他感触很深：科学可以改变世界，科学对美国好，一定也会对中国好。

他甚至开始畅想未来的中国：

以后中国各地都会有火车站，入耳的不再是骡夫的吆喝声和骡车车轮的隆隆声，而是蒸汽汽笛的蜂鸣声…

幽暗茅屋化为堂皇车站，来自各省的杂沓人群，把铺有地毯的候车大厅挤得水泄不通…

他想，传教可以先放一放，先传科学，科学就是福音。

为了与中国分享最新的科技，他当上了京师同文馆教习，一做就是40年。

国内缺少适合的教材，他就自己编写了一本物理教科书《格物入门》，包含分子学说、X射线、电话等当时国际上最前沿的科学…

这一天，丁韪良从费城引进了一台电报机，在给学生上课前，他请求总理衙门派官员来见证一下这个神奇的机器。

四位官员被派来观摩，但他们，没有显示出理解或任何兴趣。

其中一位翰林轻蔑的说：中国虽然四千年来没有电报，却仍是泱泱大国…

以上故事，来自最新的5集历史纪录片**《通往北京的道路》**，讲述了19世纪五名北漂外国人的故事。

影片制作阵容相当强大：

历史作家庄秋水领衔，许知远、周轶君、沈颢出镜主持，体育解说员詹俊跨界旁白，还专门聘请历史学家担任顾问。

庄秋水

许知远

周轶君

詹俊在录音棚中录制旁白

拍摄历时一年，远赴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以及中国香港等多地取景，寻访文化遗迹，打捞珍稀文献，吸收全球史研究成果，力图再现一个渐渐远去的时代。

目前看过的人还不多，豆瓣评分高达8.9。

有网友评论：从另一个角度，了解课本上没学过的中国近代史。很大胆！历史就得这样的作品让它丰满起来，且看且珍惜。

总所周知，19世纪是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备受屈辱的岁月，我们记得太多外国人的恶，而相反，那些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做出过努力的外国人，他们的故事却被有意无意的遗忘了。

要不是通过这样的讲述，你很难想象这样的事实，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会记得…

比如，最早的一种汉语拼音，是英国人威妥玛发明的，也是他首先提出，汉语有四个声调。

比如，中国第一次改变外国朝贡的观念，以法治平等的姿态处理外交事务，是因为美国人丁韪良翻译并向清政府力荐了《万国公法》。

比如，中国最早的邮政系统，是一个名叫赫德的英国人，花了30年时间建立的。

中国的海关税收制度，也是赫德创立的。

他在任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期间，为中国征收的关税，占了全国总税收的将近一半。

他还建设了中国灯塔设施系统。

在浙江嵊泗花鸟岛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座100多年前建立的灯塔，依然在为过往的船只照亮航路。

里面有当年赫德托人从英国订制的，当时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牛眼透镜…

还有，被胡适称为“中国最美校园”的北大校园，最早的规划建设者，也是一个外国人，他的名字你应该听过：司徒雷登。

这些人来中国的目的不一，有的为了传教，有的想要冒险，有的想要建功立业…

而当他们踏足这片土地，却不知不觉间升起了一种使命感：要帮助中国进步。

他们为当时闭塞而动荡的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思想，参与了中国的变革。

他们个个精通中文，翻译中西方著作，试图作为一座桥梁，加强中西方的沟通交流，帮助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

有人为中国培养外语人才和高级外交官，有人把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种种暴行公诸于世，他们还对中国老百姓怀有深深的同情…

他们发自内心的喜欢中国，也盼望着这个国家好。

比如赫德就曾在100多年前预言：五十年后，中国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西方人如果不保持务实和理性，将自食恶果。

他们收获了权力和荣耀，但也常常白费力气，里外不是人。

比如，丁韪良想要在中国推广电报机，最后，只有一两个官员感兴趣。

他致力于培养优秀的外交人才，却被美国教会斥责，说他不干正经事。

丁韪良一肚子委屈：能让中国人更好的理解西方思想和西方传统，这是不亚于翻译圣经的工作。

比如，《泰晤士报》记者、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在中国结交贩夫走卒，书写中国人的故事，报道外国人的侵略行为。

却遭到英国上司的指责：你要有帝国思维，不能老站在中国人那一边…

比如，在中国当官的赫德，曾被英国同胞揶揄：你要是有机会见中国皇帝，穿中国官服，还是西服？跪，还是不跪？

但中国人一样不买他的帐，义和团喊着“扶清灭洋”的口号，烧了他的屋子，他本人也差点遭到毒手…

即便如此，他依然同情义和团的拳民：他们这样愤怒，是因为西方列强的傲慢。

这些故事当中，最令人唏嘘的，是司徒雷登。

很多人听过这个名字，是因为《别了，司徒雷登》这篇课文。

曾经，他的名字是和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但在这部纪录片里，你却可以看到他不为人知的一面。

这个出生在杭州的中国通，曾经的美国驻华大使，曾在北京创办过一所大学：燕京大学。

校址，就选在了燕园，也就是现在的北大校园。

那是上世纪20年代初，买下燕园后，司徒雷登聘请了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一起参与设计校园建筑。

他采用这样的设计：按中国的建筑形式来建造校舍，室外设计了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而主体结构则完全是钢筋混凝土的，并配以现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设施。

这象征着，中国文化和近代知识的结合。

校园里有一个湖已经干涸，燕大建成后放进活水，经钱穆教授提议，命名为“未名湖”。

学校的储水塔，采用了传统佛塔的形式，成了“博雅塔”。

这么漂亮的校园，在当时却引起了争议。

有学生问他：现在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这么艰苦，青年学生也应该有艰苦朴素的精神，而不应该住在这么华丽的雕梁画栋的校园里。

司徒雷登回答：一个传授高等文化的学院，应该让学生亲身体会，自己数千年文化的崇高，和祖国艺术的优美。

又有学生问他：您将燕京大学建造得这么富丽堂皇，使学生过着极度安逸的生活，他们离开了校园，不适应怎么办？

司徒雷登说：我就是让他们适应不下去，他们才知道改革嘛。

建造这么大的学校，最缺的，当然是钱。

从1922年起，司徒雷登15年内往返美国10次，募捐筹款，其中一次就募得150万美元。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

他在日记里写道：有时候我不得不巴结捐款人，向他们乞求，感到很不是滋味，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觉自己属于同类。

但是他从未因此停下脚步。

燕京大学，是后世公认的，一所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综合性大学。

这里的学生可以信仰基督教，可以信仰三民主义，可以信仰马克思主义，甚至可以信仰无政府主义…

这里开设了很多当时中国急需的实用课程，如畜牧、工业制革、家政、书写书记、新闻…为当时的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实用人才。

这里云集了当时的一批大师，陈寅恪、郑振铎、冰心、钱玄同、费孝通、顾颉刚、张友渔、斯诺等都曾在燕京大学任教。

抗日期间，司徒雷登被日本宪兵送入了监狱，燕京大学被日军宣布解散。

他在狱中度过了3年零8个月，直到日本投降…

新中国建立前夕，中美关系迅速恶化，司徒雷登不得不离开中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他一手创办的学校。

1962年，司徒雷登在美国去世，在遗嘱中，他希望自己的骨灰能运回燕园，与妻子葬在一起。

但直到80年代，环境渐渐宽松，司徒雷登的骨灰才辗转回到中国。

在准备葬入燕园时，又受到许多北京大学学者的反对，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被安放在杭州半山安贤园。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这些外国人的姓名渐渐被淹没，他们的努力在中国留下了痕迹，微妙连接着东西方世界。

100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东西方对彼此的误解，没有得到多少改善。

就比如这次疫情期间，我们常常听到这样那样的新闻：

外国人说武汉封城是没有人权，但后来意大利封国了，他们又说是当机立断，这是典型的双标。

而中国人，也笑话外国不会抄作业，却对他们的有效举措视而不见…

西方对我们有偏见，但我们，同样对西方抱有偏见。甚至可以说，只要有种族、地域之分，偏见就一定会存在。

但早在100年前，先驱们就已经告诉了我们，消除偏见的方式。

那就是：放开怀抱、开阔视野、真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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