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加十年记：我一度逃回中国，最终又回到加拿大入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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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自己的运气到底如何？我没有确切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自己坚持了下来。

2020年8月13日，多伦多市中心的人们在散步。 摄：Cole Burston/The Canadian Press via AP/达志影像

还记得那是2012年11月中旬的一天。我陪同父母一起，登上了加拿大航空从北京出发，前往加拿大温哥华的航班。在抵达温哥华后，我们一家通过入境通道，回答边境官员询问，在走出海关办公区域前，帮我们看管行李的机场工作人员和我们说：“Welcome to Canada, and Good Luck.”

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究竟是真挚的祝福，还是一句礼貌的客套话。如今，我也在思考这十年以来，自己的运气到底算是如何。不过按母亲的话说，一家人能够来到加拿大，已经是一件极为幸运的事情。在此前的三年，整个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在例如“加拿大家园”、“约克论坛”这些移民论坛上，常常有针对移民案例积压并随后被移民部门一刀切的讨论。从准备各种材料，再到母亲准备雅思考试，在经过了三年的努力之后，我算是沾了光。按现在的话说，“润了”。

当时，还没有如今自上海封城始在中文互联网世界当中如此流行的“润学”，记得那些年的人人网，还会直接将移居外国称之为移民，或者是戏谑地成为“细软跑”（卷起细软，跑到山里去）。但不论如何，那年刚满18岁的我算是得到了这一生以来算是最为重要的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虽然说，这次机会除了我辅导了母亲的雅思考试以外，自己并没有付出什么努力。

我不确定家里是什么时候做出了移民的打算：在我儿时位于北方某省省会城市生活的认知范围里，除了一位小学同学以外，身边没再听说任何人直接移居外国。如果要仔细回想，或许是2006年，母亲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居住一年后有的心思。那年的我上六年级，也同时在美国读了一年的学校，在自己有限的认知里，体会到了美国的发达：原来披萨饼还有水果和香肠之外的口味，牛奶原来可以喝冰的，还有普通人也可以居住在独立屋一样的别墅里，而不是公寓楼房当中。理解了为何非法移民千辛万苦也要留在美国，以及在美国，没有汽车的生活是多么的痛苦。

那年的自己错过了奥数集训，也没有去拓展自己的编程能力，更没有去花时间打算自己未来的升学道路。虽然母亲让我多花些时间学习英语，但自己每天想的其实只有到哪里去玩，在每个星期日，期待ABC无线电视台里播放的NBA/NFL/NHL比赛。据说之后，我说的英语还有美国南方的口音，但是看到语法问题还是很头疼。从美国回来后我又回到了原来小学的班级，大家问我到底是中国好还是美国好。在环顾一遭后，我很自然地得出了美国要比中国好的结论。于是，在毕业纪念册当中，有一大半的小学同学留言提醒我“要时时刻刻记得自己是个中国人”。讽刺的是，当年这样写的人群里，又有一部分人在六年后前往美国继续读书。

用父亲母亲的话说，这一年在美国的经历是我提高英语能力和眼界的关键节点。但这样的说法，我只能部分认同：与其说是提高了技能，不如说是认识到了各国国民之间的差距，以及国籍护照之间的差距。在2006年的夏天，母亲赴美后，父亲带著我前往位于沈阳的美国领事馆办理赴美签证，那时的自己见到签证官除了hi和how are you之外，什么都听不明白。后来才明白之所以要分开办理签证，是担心同母亲一同办理会遭到拒签。回程的火车上，人们在听说了我的故事之后，都赞叹我运气不错。在美国通过海关时，海关官员还询问我的父亲在哪里。那时我才发现，一个人的出生地、国籍、和成长经历要比一个人的天赋与能力重要的多。再后来，发现即使在中国境内，不同城市的户籍也会为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待遇。

这一点在后来对比自己在美国和中国的同学境遇时，显得更加明显：在美国的同学当中，少数人能够就读常青藤，绝大多数同学就读州内的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也有人高中毕业后结婚生子，然后再去社区学院学习。在中国一路区、市、省重点学校学习的同学们，真正考入“211工程”大学的人数，比例还不到总数的五分之一。想著从前不到七点钟就需要到学校，夜晚九点半才结束第二晚自习的他们，这显然不是努力和天赋之间的差距。将人们区分开的，恐怕仅仅是出生地，和后天成长时接受到的教育资源。

对世界的不平等，和对学习之外这些更深层问题的接触，倒是为五年之后再出国的自己做足了准备：机场里的标示不再陌生，与人说话也不会张不开口，而且也真的见识过了种类丰富的披萨饼。

2020年9月9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运动场。摄：Carlos Osorio/Reuters/达志影像

充满“禁忌话题”的大学生涯

在大学第一堂课上的自我介绍，我说，自己来自于一个“充满禁忌的城市”，这里既出了知名的法轮功领袖李洪志，也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故乡。

说回2012年，在走出温哥华机场的那一刻，还记得天阴沉沉的，在来到温哥华之前就听说了这里的冬天阴雨绵绵。再看看温哥华的房价，这里的风土人情，当时便知道，温哥华应该不会是自己未来在加拿大的家。

下一年，我来到了位于安大略省的多伦多，开始了大学生活。当时的多伦多还不像如今这般拥挤。在生活成本上，也不像现在这样难以负担。

在开学前的大半年，一直在思考自己究竟应该选择什么专业。本著希望与众不同的角度，最后选择学习政治科学和经济学。近十年过后，从世俗的角度来说，比起同届毕业的成功“码农”、“投行菁英”，自己的收入或许因为这一选择落后他人。不过从学习的角度来说，这段每周需要完成大量阅读的学习过程著实令人享受，在图书馆里的时间可以让人忘记一部分世俗的烦恼。对于如我一样来自中国这样国家的新移民来说，这种阅读可以让人快速学习到此前缺失的教育。

在多伦多的本科生活让人又爱又恨：爱学校的图书馆平日里通宵开放，爱这里拥有多元和包容的环境，但另一方面，图书馆楼下停放的法拉利，校园里随处可见的补习班和论文代写的广告让人不由会皱眉头。这里是加拿大最大的大学：每年有上万名毕业生；这里或许也是走读学生人数最多的学校，Spadina、St. George、和Queen’s Park三个地铁站里，每天上午都会出现大量前来上课的学生，而每天下午或者晚上还会聚集下课后赶回家里的同一批人。要是说给自己留下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在大学第一个学期，讲到近现代中国的小型讲座（seminar）。为了平衡数百上千人一同学习的大型课程，学院里还有这种班上最多25人的讲座，针对特定的话题展开学习和讨论。比起上千学生的政治学导论，这样的小型课程让人无法滥竽充数，这意味著阅读必须要做，还要随时准备上课发言。

在第一堂课上，大家都要做简单的自我介绍。为了想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简介，我说，自己来自于一个“充满禁忌的城市”，这里既出了知名的法轮功领袖李洪志，也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故乡。当然，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名字都是禁忌话题。仔细想想，这一层自由在我人生的前20年未曾有过。在这样的课堂上，可以不必在意他人眼光，讨论中国被政党操控的民族主义、大陆殖民主义，以及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等等未从在中学历史课本中显著提及的内容。这种自由给予人一种在世俗成就之外的满足感。应该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支持我走过了后来困难的日子。

第二个学期，熟读学院校历的我幸运地选到了一门四年级级别的台湾政治讲座，在阅读材料里学到了党外刊物、美丽岛事件、解除军事戒严、随后的独统论和民选政治，以及与现实生活最为贴近的话题：脱离与中国贸易的台湾是否能够生存。那一年，太阳花学运与占领中环的运动同样席卷了多伦多。在学校内听过反对服贸的集会宣讲后，又跑去多伦多的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旁听政府官员对服贸问题的叙述。

2014年3月31日，占领者在台湾台北占领立法院的第14天。摄： Lam Yik Fei/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不过，比起服贸协议与真普选这些议题本身，那些来自于学生和青年群体对于权威的对抗，让我开始更加严肃地审视“中华民族”、“和平统一”、“港澳台侨胞”等等频繁出现在中国宣传内容当中的词汇。这些试图建构一种大一统文化认同的话术，在真实世界中仿佛并不存在：反对服贸的台湾同学口中的“中国”，以及要求普选的占中支持者口中的“中国”、“中央”、“内地”、“大陆”，已然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实体。在个人层面上来说，我与他们所持的护照从未相同过，从小到大，他们并不像我一样常常面对签证的烦恼。在我人生的前二十年内，也很少听说过民主、选举等等被视为禁忌的词汇。

在政治学导论当中，教授与助教反复强调State与Nation的区别，将学习到的内容结合到实际政治问题，得出的结论不得不让人怀疑，这种“中华民族”的构造或许只是一种一厢情愿，或者是出于一方政治利益而衍生出的话语体系。

但这层思考并没有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好。在这些思考后，我实际上陷入了更深一层的迷茫。一种自己被迫接受的身份认同在自由声音和思考的冲击下散了架，但随之而来的并不是一个新的身份，而是一种身份的缺失：显然，我与在多伦多会看到的那些面对“占中”、以及后来的“反送中”示威时高举五星红旗、高声辱骂他人的“中国人”没有什么共通认同，并且他们有著来自于既得利益转化而来的房子、豪车、名牌服装和手表。

不论是经济阶层还是政治认同，我不禁发现，自己如同午夜行驶在一条没有路灯的公路上的汽车，汽车微弱的光亮与周边的黑暗格格不入，但又不知道应该往哪里去。在法律上，手里依旧拿著一本来自于中国人民共和国颁发的护照，但在身份认同上，却已经和那些高调的、持有同样款式护照的人们分开好远。

现实的大棒

在不断碰壁后，不得不为了生活去寻找门槛更低的工作：起初自己还在犯傻，求职Costco店员简历上写著自己研究生毕业，结果可想而知。

就这样，在暑期学期的加成下，我在来到多伦多的两年后就完成了本科学业。而在随后一年，又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习。然而，这个现在看来也会让自己感到骄傲的成就并没有真的为自己带来什么现实的好处。回想来看，2016年的后八个月可谓是自己二十来年的人生当中，最为失落的一段日子。

而这种失落的原因也很简单：不由得发现，对职场和生活的自我期望，与现实状况如同天地之别。学生时期的Dean’s List和奖学金，来到职场上却无人问津。我曾经求职时发送的上千封邮件，其中的大部分并未有任何回复，而那些少数还会理会我的，也是销售、保险经纪等职位，而在随后接触后，也大多不了了之。

再后来，我听说了一个现在也不能理解的概念，叫做“Over-qualified”，可问题是，刚刚毕业的学生到处碰壁，但所有的初级职位又要求别人有2-5年的工作经验。这明明是相互矛盾的事情，但又真实存在于加拿大的职场当中。

那时，每日阅读的新闻告诉我说，加拿大经济发展平稳，就业市场强劲。但对于我的生活来说，却丝毫感受不到任何前进的方向。那时候一度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更加怀疑自己人生的意义。

2016年7月3日﹐多伦多市中心的同志骄傲大游行﹐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安大略省省长韦恩，以及多伦多市市长庄德利悉数出席。摄：The Canadian Press via AP/达志影像

现在翻看手机的时候，还会看到2016年，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同志骄傲大游行的场面。在当时，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安大略省省长韦恩，以及多伦多市市长庄德利（John Tory）悉数出席。那种感觉，仿佛是人类文明在加拿大到了下一个层次，但自己却没有什么资格生存在这里。

在不断碰壁后，不得不为了生活去寻找门槛更低的工作：起初自己还在犯傻，求职Costco店员简历上写著自己研究生毕业，结果可想而知。后来学聪明了，跑去另一家超市求职的时候说自己还在上大三，暑假找些事情来做。就这样，在超市的肉档里度过了数十天的时光。到现在，我也记得如何用碎骨机为顾客将牛仔骨和猪排切片，还知道如何用中式菜刀将时间略久的排骨条切成排骨块，更知道超市里贩卖的，那些腌制好的肉排，并不是质量最好的商品。

曾经还考虑过要不要去当药物人体实验的小白鼠，后来觉得潜在损失太大，随即放弃。还有一次去充当地铁防火演习的群众演员，走在凌晨4点的多伦多市中心，自己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内心充斥著，“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呀”的矛盾想法。在那段落魄时期，一位与我母亲有交情的叔叔说：“如果你是我家孩子，我是不会让你去学习那种虚无飘渺的东西的。这个社会是白人说了算的，你肯定不行。”

在尝试了大半年后，发觉自己能够获得的最好的机会是推销保险和理财产品，但和专业无关以及没有什么保障的生活总有些让人心有不甘。初冬之后，恰好有一名同学在一家中国互联网媒体就职。经过了两次越洋面试后，我人生的下一站来到了北京。听说了我这一人生动向，父亲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嘱咐我在北京不要乱说话。一些在多伦多的富贵人家取笑我，连北京户口都没有就去北漂。就此，自己也成为了“回流”人士中的一员。

北京夏天的雨夜

走出公司大楼的我在那个雨夜没有打伞，手机里源源不断地出现刘晓波逝世的推送消息，而另一边，是编辑交接信件里，放在首位加大加粗加红的几个大字：“刘晓波逝世一事，不转载，不报导”。

如果从体验生活的角度来说，北京是个热闹的地方。比起加拿大的任何一个城市，北京都更有城市气息。在这里，步行可以到灯火通明的便利店，也可以到价格更加平易近人的菜市场。在这里，吃饭不需要支付小费。这里的外卖配送费远低于Uber Eats，总体来说，这里的生活很热闹，毕竟在这个城市里，居住著超过两千万人。

但这里也有时常出现的雾霾天，有诸多的障碍物，交通管制，以及太多不自由的地方。当然，最为不自由的，还是工作上看到的点滴。

2018年1月1日，北京一个繁忙的购物商场。摄：林振东/端传媒

想来，在其他公司996和末位淘汰等等不近人情的制度下，自己所在的环境下还算是一股清流，大家能够在工作八小时后按时走出公司大楼。比起在多伦多常常见到的身穿潮牌、开著高档汽车的人们，在北京的这些同事与我更有共同话题。这段时间比起上一年的窘境，可算是重拾自信的过程。

虽然，2017年的中国也并没有任何新闻自由可言，但在编辑室内，媒体从业者的圈子内，自由的思想依旧存在。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有可以排解的渠道。在大环境十分压抑的情况下，新闻编辑室里更像是一个自我搭建的象牙塔，在这里可以忘却这些长期或者短期存在的烦恼。而在媒体圈层之外，那时的北京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加立体的社会。不同于在多伦多亦或是受困于身在海外却只讲中文的毒性圈层，在北京的日子让自己感到有更多的交友方面的自主性：我们可以去吃牛排，也可以去吃街边摊，至少在北京，我不必担心任何身份特征的缺失。

北京的生活并不无聊，即使没有汽车，也可以去到例如宋庄、密云等等近郊游玩。在飞机、高铁的加持下，寻找周末和节假日的乐趣并不难。比起多伦多，北京距离家人朋友们的确近很多。在这段时间内，自己走遍华北江南，与儿时就相识的亲戚朋友们相聚。比起在加拿大的一无所有和社交孤独，在中国的日子让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是那么孤单，也不是那么无助。

当有人后来问我，那时在北京的日子会不会让人觉得应该长期留在这里，猛然发现这个问题很难有“是”与“否”这样直接的方式回答。在国籍身份上，中国与加拿大护照免签国数量的差距过于明显，这意味著不能够平白放弃即将获得的加拿大护照。但从经济收入和交往圈层来说，在加拿大的日子并没有为自己带来什么值得留恋的成就。说得更直白一些，不论我是否认同那个社会的价值观、理念，和思想，那个社会主流的经济生活并没有接纳我，一个拥有本地学历的新移民毕业生。

对于我来说，这也是在当时最没有信心的部分——能否在加拿大职场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只不过，随著对北京乃至中国生活观感的变化，这种挫败感慢慢减弱了，因为自己的认知已经明确：于我来说，离开这个国家才是唯一的出路，即使逃离的道路无比艰难。对于北京以及这段短暂回流的积极印象在起先的几个月后开始逐渐消失，而这时，也开始面对这里长期的、制度性的问题。

在工作内容上，时时刻刻看著总编室发出的，来自于网信部门的各种要求，恐怕再不敏感的人也会反思这套制度的合理性。身边的同事和主编也算是宽容，大家在如此压抑的环境下，直接采取了先独自写稿，主编再结合这些微妙的情况作出修改的工作方式。受制于这种不自由显然令人压抑，但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的还是2017年7月13日的那个夜晚。走出公司大楼的我在那个雨夜没有打伞，手机里源源不断地出现刘晓波逝世的推送消息，而另一边，是编辑交接信件里，放在首位加大加粗加红的几个大字：“刘晓波逝世一事，不转载，不报导”。

2017年7月15日，世界各地均有悼念刘晓波的活动，香港人冒雨参与游行。警方称高峰时，烛光游行人数约2500人，于中环遮打花园出发，游行至中联办。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那个夏夜之后，自己便下定了重回加拿大的决心，并且开始积极寻求潜在的机会。遇到熟悉的朋友和对未来迷茫的人们，也会向他们介绍移民加拿大的可能性。不过最终开始行动的人，还是少数。

入籍加拿大

2018年年底，在通过了公民考试后，我也走到了“润”的最后一步：在入籍宣誓仪式前，我眼前播放了这则来自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的“欢迎回家”影片。

一年之后，我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多伦多，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与其说过去的两年经验在我的事业上提供了多少帮助，不如说只是明确了另一条路无法走通的现实。

在北京的工作经历，并没有帮助我再次回到加拿大后顺利找到工作。在面试媒体类职位的时候，多数人问到的一个刺耳的问题便是：你在“加拿大”有什么样的工作经历？没错，对于多数公司来说，在中国的经历不值一提，说得再露骨一些，这些并不在加拿大的工作经历（特别是在一家中文媒体）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几经反转，最终我来到了一家本地中文新闻网站，延续了自己的记者编辑生涯。虽然工作的内容以翻译英文媒体稿件为主，但是在这些过程中，也有机会去报导例如多伦多市选当中的极右翼候选人、留学生绑架案，以及记录了导致时任驻华大使麦家廉（John McCallum）被解职的言论。在这段时间，自己在英文媒体的上评论稿件也得以陆续发表。抛开工资待遇不谈，这段经历让我找到了一定的工作价值。果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真的是好东西。

2018年年底，在通过了公民考试后，我也走到了“润”的最后一步：在入籍宣誓仪式前，我眼前播放了这则来自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的“欢迎回家”影片。得益于书本当中的知识，我在第一次观看的时候就能认出诸多事件、人物，和影片中的地貌。记得当时看著这则时长两分钟的影片让人五味杂陈，这一路上，并不容易。在这一天之后，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算是得到了解决，至少在法律上，可以百分百自称为“加拿大人”。

不过，这种身份的变化并没有为自己的职场境遇带来什么特殊的好处。在接下来几个月内，我依然还在这家本地中文新闻网站领取低工资。与之相对应的，是多伦多难以负担的房价，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最重要的，毫无前进方向的生活。

就这样，出现了再一次“润”的想法。当然，这次“润”的目的地，不是另一个国家，而是寻找适合自己居住的城市。几经考虑，最终在划出的几个备选城市里选择了同样在安大略省的渥太华市。有趣的是，在决定前往渥太华后，我的职业发展终于迎来了新的机遇。或许是多年之前的努力获得了回报，在2019年的夏天，我成为了在国会中工作的自由党党团幕僚。就怎样，成为了间接为总理杜鲁道打工的政治菜鸟。

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到杜鲁道还是2014年的夏天：在一次议员补选的胜选晚会上，我莫名其妙地成为了电视里的背景人墙，变成了党魁上台前握手寒暄的支持者。没想到五年后的夏天，自己居然有机会找到与所学专业对口的职位。

除了专业对口，这份工作算是打破了我曾经的自我怀疑。这也是第一次让自己感受到在经济上被加拿大社会接纳。自己不再是一种“异乡人”，自己的工作具有相当的价值。将近三年的幕僚生涯也可谓精彩：集会、关键新闻通稿、发布会、侦查搜集对手情报、尽职调查….在国会的经历让我明白，所掌握的技能依然有潜力，应该做好准备，等待更大的机遇。

2022 年 3 月 15 日，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在国会下议院通过视频会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连线。摄：Justin Tang/The Canadian Press via AP/达志影像

回顾做幕僚的三年，我并没有获得高于常人的收入，不过这份工作的精华在于，能够看到许多幕后的工作细节。从如何组织集会，到新闻发布会的流程，再到准备演讲稿，准备应对媒体的短信息，人们在电视当中见到的国会大楼，总理办公室，以及总理官邸，在这三年的时间内，我还都有幸前往。由于疫情，过往的两年这些国会上的聚会不再继续，但在这三年中，自己才发现，原来在加拿大结交朋友并没有想像中的那样困难。

工作的内容方面，如同任何职业一样，都有略微无聊，和令人感到有趣的部分。回复邮件、参加定期会议、汇报工作属于无聊的部分，而那些感到有趣的部分也令人印象深刻。要说起自己参与的最为“刺激”的工作，莫过于审核被自由党“策反”的绿党议员的背景材料。还记得那是星期六晚上十点，手机里收到了老板打来的电话，按照他当时的话来说：“现在知道这件事的人不超过五个，其中还包括杜鲁道。”就这样，自己加入了一个需要在24小时内，查阅一个现任国会议员所有公开信息的任务小组。除此之外，在选举前的日常工作中，审核候选人的背景，挖出曾经跟他们相关的负面事件，以及向其他人清晰讲述这些复杂的问题，也让我自己意识到，有能力接受更大的挑战。

对于所有人来说，“润”都是人生的一个新的开始。而对于如我一样，家中无矿的芸芸众生，往后的人生还需要不断地努力。加拿大的生活并不完美，在疫情后的今天，这里的房价居高不下，由于疫情财政支出和低利率带来的通货膨胀，也让普通人的生活更加难以负担。回到文章开始时的那个问题上，润加十年，自己算得上是好运吗？一方面，其中艰苦的日子著实难熬；而另一方面，自己跌跌撞撞，也算是游到了彼岸。比起小红书、知乎等等平台上的各类“大神”，我的“成就”可谓不值一提，但看到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自己也算是成为了一位能贡献价值的加拿大纳税人。

在“润学”成为中国网络热议话题之后，当自己回想过往十年的经历，不禁感叹整条道路中无时无刻可能面对的挑战和困难。实现身份转变的整个过程，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其中有来自移居国家移民部门设立的门槛，有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在个人层面，同样有自己所在的朋友圈、社会圈层变化时面对的迷茫与孤独。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如何度过这些挑战，都会是不同的经历。这十年，自己的运气到底如何？我没有确切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自己坚持了下来，至少自己还没有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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