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攻坚期，麻醉医生成立了一支十人“插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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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程静之 

编辑 | 胡大旗

作为一名参加工作十几年的医生，42岁的林云见过许多生死。但这段时间以来，他动不动就感到很难受，“也许是老了。”

疫情进入攻坚阶段后，危重病人死亡病例在增加，需要急救或者介入性的机械通气。2月12日，包括林云在内的武汉协和医院十名麻醉医生组成了一支“插管队”，进入协和医院分院的重症病房，用麻醉医生的办法，帮助病人耐受手术的整个过程，为病人做气管插管，输送氧气。

他们见过病人焦急而迫切的眼神，用手托着面罩拼命呼吸；救治过送医时心跳快要停止的病人；帮助过一位同时失去了老人和妻子的患者，度过绝望的时刻后，病人重拾生的欲望。

作为一位18岁起就来武汉求学、工作的“武汉人”，林云从未见过这样的武汉：街道上空无一人，空气是冰的。他将这座曾经热情火辣的城市，比喻为“得了一场重病，昏昏沉沉地睡着”。而医护人员、其他百姓，“都是它身体里面的免疫分子，都在努力工作，为了修复它的免疫力。”

以下内容根据林云的讲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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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心情一下子绷起来

我是一名麻醉医生，42岁。用我们的方法，保证你身体能够耐受手术的整个过程，血压是好的，心跳是好的，呼吸是好的，让你舒服地睡过去，安稳地醒过来。

2月12日，我们医院本部要组成一个10人的紧急插管小组。“抗疫”到了关键的攻坚阶段，危重病人死亡病例在增加，需要急救或者介入性的机械治疗，就需要气管插管。

麻醉医生相当于临危受命，我们科室主任亲自带队，短短20分钟，就组好了队伍。我很兴奋，也很担忧，不知道接下来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母亲嘴上不同意我去，但还是默默把行李打包好，苹果，牛奶、饼干、西洋参，包括小被子都带过来，还把我当小孩。晚上五六点钟，天气不太好，下点小雨，我从家里直接赶到一线，住进医院附近的快捷酒店。

酒店条件不错，有独立空调。一部分后勤保障，是靠社会支持。我们很熟悉的一个饭店老板，90后瘦小伙，免费为酒店300号医护人员提供中餐和晚餐。

各级政府、医院统筹安排防护设备。基本上来讲，比上个月要好，正压头盔到了三级防护级别，比较安全。当然，据我了解，有小一点的医院防护物资还是不太充足。

因为时刻都可能被感染，心理压力确实很大。“参战”之前，我们预防性地用了一些抗病毒药物。

我们走得太急，头发是来酒店以后互相剃的。有个同事把家里用的电动推子带过来，没想到手上活挺好，我们开玩笑，老了不当麻醉医生，还可以当理发师。

第二天，我们分成了两个小队，了解（武汉协和医院）西院的楼层结构、工作设备、患者分布。西院是新修的综合楼层，分了清洁区、缓冲区和感染区，一共17个病区，800多张病床，基本上都住满了。综合的ICU病房有20多张床，但是远远不够，几乎每个病区都有非常危重的病人，有的病情已经发展到终末期，（有的）患者有其他严重的并发症。

“插管”小组第一天在酒店外。受访者供图

为了不给外界带来更多的影响，避免交叉传染，很多危重病人的周转是在晚上进行。早上八点，主治医生查房，判断病人经过一晚上以后，病情变好还是变坏，如果需要提前插管，就会跟我们联系。

有段时间，危重病人越来越多，我们10个人电话都被打爆了，平均不到一个小时，就要救治一个（病人）。我们像陀螺一样在转，一天会为十几个重症病人进行紧急气管插管，或者介入性插管。

有的病人，血氧饱和度只有60、50，到了很严重的缺氧状态。他已经喘不过气，一手按着面罩，拼命地去呼吸，那种很焦虑、很急迫的眼神，你一眼就看得到，（病人）活下来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

也有很多突发情况，病人几个小时之内突然恶化，再加上心脏病、血栓等并发症，呼吸、心跳统统停掉，就要紧急插管，上呼吸机。但对于这种危重的新冠肺炎病人，其实急救回来的可能性非常小。

一般情况下，一个病人的插管工作，最多允许两个麻醉医生进行，进隔离舱前，我们要花最少一二十分钟，穿保护服，戴好医用隔离口罩、护目镜，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不让身体的任何一部分暴露在污染的空气中。

防护服上来以后，工作很不方便。呼吸难受，眼睛模糊，尿憋得难受，甚至肚子不舒服的人要穿成人纸尿裤，全身汗湿了以后，贴在身上像蒸桑拿。出来的时候，有一种虚脱的感觉。

4至6个小时之后，医生必须要出舱，一方面身体已经到了一定的极限，再一方面口罩减弱了阻挡病毒的能力，很危险。

实际上，更危险的是在缓冲区脱各种设备的时候。在隔离病房待了很久，身上都可能沾满了病毒，我们脱掉眼罩、手套、隔离服，放在指定的地方，每做一步都要消毒，动作要迅速，又要轻柔，最好在一分钟左右，然后迅速用水冲澡。

持续、高危暴露在有病毒的空气中，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干一天，休息一天，每天会监测自己的体温情况。从感染病房出来，或多或少，身上都会带有一点病毒，但如果抵抗力是正常的，休息一下，机体会把这些少量的病毒清除掉。

过来两天以后，我们小组有一个医生开始咳嗽，另一位医生喉咙不舒服，所有人心情一下子绷起来。主任那天晚上失眠了。她们很快做了核酸和CT检测，排除掉（这个病），过两天就好了，可能是工作很累，压力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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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病人都是这么活过来的

在这（插管小组成立）之前，我在医院本部轮岗，隔几天就要去做急诊手术，也会接触到新冠肺炎病人。

钟南山院士到武汉来之前，我作为工作在最一线的医务人员，或多或少会有所感知。不管是手术病人也好，非手术病人也好，发热咳嗽的病人多起来了，有些很快转为重症，周围医生拉肚子、发烧的也有，我觉得有点不对，自己及时做好防护，吃一些药或者打一些针剂进行防备。

我有同学和李文亮（注：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较早向外界发出疫情预警。2月7日凌晨，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在一个单位，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但作为个人，没有官方的报道，疫情没有引起大范围的流行，我也不知道自己医院以外的情况，很难去确认什么。况且年底了，医生手术量大，并没有为了这个事情去做特别沟通。

直到后来，医院通知我们，肺炎的风险是存在的，让大家工作时做好防护，如果有症状，要及时汇报给单位。

疫情刚开始扩大的时候，医院人满为患，工作非常紧张，防护物资有限，除了发热门诊医生有保障以外，其他医生的防护都是很大的问题，医护人员暴露的风险非常大。

再加上这个病本身有很多的欺骗性。一个无症状的感染者，鱼刺把食管刺破了，必须来医院开刀。在疾病高发的情况下，我们非常慎重，给他做了CT，（显示）肺部有炎症感染，也可能跟刺破食管有关。做手术时，我们做了二级防护，第二天，他的核酸显示阳性。不过还好，手术的三个医生、两个护士，都没有感染。

春节那几天，各方面不好的信息都传过来，疫情很严峻，交通不方便，大家都很压抑。我步行到医院20分钟，距离很短，也很长，因为大街上看不到任何一个人，空气是冰的，偶尔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路过，也是像我这样的医护人员。

正月初三，协和医院外空无一人的街道。受访者供图

最早期，我们不知道病理基础，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认为可能和SARS很像，肺部组织纤维化，进行血氧交换的有效组织变硬，没有功能了。治疗上也适当地用激素，但是效果都不太好。也没办法找到特效药，这是治疗的难点所在。

医疗界对疾病的认识，都是出于医生的临床经验，根据病人身体不同的情况，进行对症保护，虽然都是心肝肺，但是换一个病情，免疫力又不一样，用的方法就不一定相同。

这段时间，医护人员了解了这个病不同时期的表现，越来越得心应手。自然病程一般有潜伏期，3至5天发病期，很多病人会发烧、咳嗽、拉肚子。通过CT、试剂确诊后，如果不及时介入治疗，病情慢慢加重；7天到10天的时候，可能是炎症因子爆发的阶段，病人状态会越来越差，肺部的表现一天一个变化。

所以，（发病后）一周多到两周很关键。如果熬过了这个点，（病情）可能就往好的方向走，如果熬不过，就往不好的方向走。到了拐点以后，脾肝、肾脏、肠道，所有的免疫器官都被攻击、损伤，加上有的病人本身就有中风、偏瘫等疾病，更容易多脏器受损，就要考虑用气管插管，甚至要上ECMO（注释：体外膜肺氧合，一种医疗急救技术设备），让机器替代心脏或者肺的功能。

因此，预防和对症治疗就显得更加重要。我们要在早期进行有效的对症处理，把病情控制下来。当免疫力修复之后，身体里的免疫因子把病毒清除出去，就是一个恢复的过程，大多数的病人都是这么活过来的。

看了最新解剖结果的论文和媒体发布的相关消息，我们才知道病人的肺是个什么状态。第一例病人的肺组织里并没有发现大量病毒包含体，意味着，不是病毒直接造成肺组织的损伤。第二例病人的肺泡，大部分也是完整的，肺泡表面隔了一层冻状物质，像一层厚厚的毯子，盖在肺泡上，导致氧气被阻隔，没办法进行（血氧）交换，身体各个器官慢慢缺氧，炎症反应很快，（病情）就恶化了。

这种分泌物很粘稠，病人咳不出来，慢慢形成一种硬痂。从免疫神经学的角度，（病毒）过度激活了身体的免疫反应，释放炎症因子，形成炎症风暴，才导致了不可逆的损伤。

我们对这个病的理解越来越深刻。早期处理了很多急救病人以后，我们就意识到，等到病房的医生呼叫我们进行急救插管，从某种程度来讲，能够挽救过来的病人并不是太多。回访发现，头一天我们插管的病人，第二天就走了，因为病情发展到了非常晚的一个时期，自我修复的能力已经失去了。

后来，我们就和的医生讨论，如果时间早一点，病人还没有走到呼吸心跳要停这一步，依据一定的指标原则，以及综合病人的临床表现，我们就和病人家属沟通，早一点介入，进行保护性的机械通气。因为肺部缺氧，身体所有重要的器官都会损伤，时间长了，这种危险是不可逆的。

家属同意以后，我们进行麻醉，让病人安安静静睡着，不知道痛苦，然后把管子插到气管里，让肺泡能够接触到氧气，再把氧气输送到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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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以来，动不动就会很难受，也许是老了

事实证明，麻醉治疗学是有效的。经过两周的介入治疗，一部分病人的肺已经开始好转。

实际上，麻醉医生是非常高危的一个工种，为危重病人气管插管时，离病人口鼻最近，大量病毒会直接暴露在我们面前。

病人的肺组织受损，我们的方法就是通过不痛的药，睡着的药，松弛下来的药，在病人没有痛觉的情况下，把一个气管导管放在病人的口鼻气管里，外面连上一个呼吸机，通过气管导管，把各种浓度的氧气直接送到病人的肺里，帮助病人呼吸。

有的病人，真的就像小孩子一样，哪怕跟他说一句话，鼓励一下，他就觉得非常欣慰，高兴好几个小时。给他握个手，竖个大拇指，立马就不那么烦躁，护士推药的时候，就很配合。

麻醉医生和患者握手给予安慰。受访者供图

推完药后，病人睡着了，没有呼吸，我们把他嘴巴打开，把喉镜放进去，查看气道的开口，把管子放在气道里，固定好，接上呼吸机，调整频率，输送氧气。这半分钟到一分钟的过程，要非常迅速、熟练，凝聚了麻醉医生好多年的功力。

操作过程中，我们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比如，管子插到喉咙里，病人有可能会呛咳，数以亿计的病毒就会喷到脸上，我们就要用药物避免这种情况，让病人的肌肉松下来。

如果病人肥胖，管子插不进去，也非常危急。我们需要用到喉罩等工具，实在不行，还可以紧急穿刺，迅速熟练地把管子插到里面去。

一场急救，就是一场和死神的赛跑。我遇到情况最危险的一个病人，是2月13号那天，病人心跳马上要停了，我们进行紧急给氧，心肺复苏、气管插管，全是麻醉医生拿手的活，很快就把病人救过来，后来转进了ICU。

还有一个中风偏瘫的失语患者，80多岁，又有高血压、糖尿病，各项指标都不太好，不立马急救，当天晚上可能就走掉。后来病人转危为安，我们心情很舒畅。这个时候，又体现了麻醉医生的担当和能力。

一个小小病房里的人生百态，我们医生看到太多。一场急救的隔壁床，病人可能刚刚走掉，家属把寿衣放在床上，其他病人还在安静地睡觉，护士会用屏风做好隔离，心里默默愿他走好。

印象最深的一个病人，他的病情本身并不是太重，但他全家都感染了新冠病毒，老人走了，爱人也走了，所有打击一股脑儿过来，他丧失了求生的欲望，饮食、精神都会受影响。护士给他戴面罩，他是抗拒的，想跟着家人一走了之，（病情）就越来越重。

为了挽救他的生命，我们尽早介入治疗，让他安安静静地睡去，度过最艰难的时刻。三五天后，他肺部情况立马往好的方向走。管子拔了以后，他可以更好地呼吸，也有了生的希望，他知道，他还有小孩，（生活）还需要继续过下去。

我们也非常欣慰，毕竟救了一条命。所以有时候，医生治病可能不光要有技术，也要有人文关怀，考虑的问题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近两周，我们紧急插管救治的一部分病人慢慢恢复，提前拔出了气管导管，甚至越来越多的患者治愈出院了。我们也觉得蛮自豪，这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有人说）插管队是敢死队，对不起，我不认同。敢死队胜利以后，回来的有几个？我们是医生，也是人。我们有小孩，有老人。把病人从最危险的情况之下拉回来，是我们的工作，但我们不是来赴死的，是来打败疾病的。

我已经四十多岁，参加工作十几年，见了太多的生生死死，但从疫情初期到现在，我已经接受了太多负面信息，这段时间以来，动不动就会很难受，也许是老了。

我非常佩服我的老师，武汉协和医院的姚尚龙教授。他面对了很多大灾大难，自身就经历过肿瘤，开过刀。他的夫人、女儿都是医护人员，这次一家三口都感染了，但都扛过来了。

现在，全国几乎最强的医生和护士，最有力的保障都在湖北，医疗技术、医生的人文素质，都是非常强的。我们有好的武器，好的盾牌，我们是冲锋队，队员一个都不能少。

我十八岁到武汉读书、找工作，除了出国留学，就没有离开过这里。刚来武汉，本地人说话都是大嗓门，好吃，爱生活，衣食住行都标志着本土的文化，我被他们过度的火辣和热情吓到。武汉是一个越活越让人热爱的城市，也是一个非常包容、有活力的城市。

现在，它得了一场重病，昏昏沉沉地睡着。医护人员、其他百姓，都是它身体里面的免疫分子，都在努力工作，为了修复它的免疫力。

这段时间，春天来了，虽然戴着口罩，但能感觉到空气很干净，很新鲜。天上的云是白的，阳光也恨不得五彩斑斓，照得高楼大厦玻璃窗非常明亮。

早上上班，我还能看到花草树木萌芽，鸟也在叫，有猫有狗在晒着太阳，给武汉带来一些生机。

（2月26日下午，林云医生在搜狐视频直播了他在一线的工作内容。文中部分内容来自当天的直播）

林云和同事们在感染病房。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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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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