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攻坚期,麻醉医生成立了一支十人“插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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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程静之 

编辑 | 胡大旗

作为一名参加工作十几年的医生,42岁的林云见过许多生死。但这段时间以来,他动不动就感到很难受,“也许是老了。”

疫情进入攻坚阶段后,危重病人死亡病例在增加,需要急救或者介入性的机械通气。2月12日,包括林云在内的武汉协和医院十名麻醉医生组成了一支“插管队”,进入协和医院分院的重症病房,用麻醉医生的办法,帮助病人耐受手术的整个过程,为病人做气管插管,输送氧气。

他们见过病人焦急而迫切的眼神,用手托着面罩拼命呼吸;救治过送医时心跳快要停止的病人;帮助过一位同时失去了老人和妻子的患者,度过绝望的时刻后,病人重拾生的欲望。

作为一位18岁起就来武汉求学、工作的“武汉人”,林云从未见过这样的武汉:街道上空无一人,空气是冰的。他将这座曾经热情火辣的城市,比喻为“得了一场重病,昏昏沉沉地睡着”。而医护人员、其他百姓,“都是它身体里面的免疫分子,都在努力工作,为了修复它的免疫力。”

以下内容根据林云的讲述整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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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心情一下子绷起来

我是一名麻醉医生,42岁。用我们的方法,保证你身体能够耐受手术的整个过程,血压是好的,心跳是好的,呼吸是好的,让你舒服地睡过去,安稳地醒过来。

2月12日,我们医院本部要组成一个10人的紧急插管小组。“抗疫”到了关键的攻坚阶段,危重病人死亡病例在增加,需要急救或者介入性的机械治疗,就需要气管插管。

麻醉医生相当于临危受命,我们科室主任亲自带队,短短20分钟,就组好了队伍。我很兴奋,也很担忧,不知道接下来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母亲嘴上不同意我去,但还是默默把行李打包好,苹果,牛奶、饼干、西洋参,包括小被子都带过来,还把我当小孩。晚上五六点钟,天气不太好,下点小雨,我从家里直接赶到一线,住进医院附近的快捷酒店。

酒店条件不错,有独立空调。一部分后勤保障,是靠社会支持。我们很熟悉的一个饭店老板,90后瘦小伙,免费为酒店300号医护人员提供中餐和晚餐。

各级政府、医院统筹安排防护设备。基本上来讲,比上个月要好,正压头盔到了三级防护级别,比较安全。当然,据我了解,有小一点的医院防护物资还是不太充足。

因为时刻都可能被感染,心理压力确实很大。“参战”之前,我们预防性地用了一些抗病毒药物。

我们走得太急,头发是来酒店以后互相剃的。有个同事把家里用的电动推子带过来,没想到手上活挺好,我们开玩笑,老了不当麻醉医生,还可以当理发师。

第二天,我们分成了两个小队,了解(武汉协和医院)西院的楼层结构、工作设备、患者分布。西院是新修的综合楼层,分了清洁区、缓冲区和感染区,一共17个病区,800多张病床,基本上都住满了。综合的ICU病房有20多张床,但是远远不够,几乎每个病区都有非常危重的病人,有的病情已经发展到终末期,(有的)患者有其他严重的并发症。

“插管”小组第一天在酒店外。受访者供图

为了不给外界带来更多的影响,避免交叉传染,很多危重病人的周转是在晚上进行。早上八点,主治医生查房,判断病人经过一晚上以后,病情变好还是变坏,如果需要提前插管,就会跟我们联系。

有段时间,危重病人越来越多,我们10个人电话都被打爆了,平均不到一个小时,就要救治一个(病人)。我们像陀螺一样在转,一天会为十几个重症病人进行紧急气管插管,或者介入性插管。

有的病人,血氧饱和度只有60、50,到了很严重的缺氧状态。他已经喘不过气,一手按着面罩,拼命地去呼吸,那种很焦虑、很急迫的眼神,你一眼就看得到,(病人)活下来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

也有很多突发情况,病人几个小时之内突然恶化,再加上心脏病、血栓等并发症,呼吸、心跳统统停掉,就要紧急插管,上呼吸机。但对于这种危重的新冠肺炎病人,其实急救回来的可能性非常小。

一般情况下,一个病人的插管工作,最多允许两个麻醉医生进行,进隔离舱前,我们要花最少一二十分钟,穿保护服,戴好医用隔离口罩、护目镜,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不让身体的任何一部分暴露在污染的空气中。

防护服上来以后,工作很不方便。呼吸难受,眼睛模糊,尿憋得难受,甚至肚子不舒服的人要穿成人纸尿裤,全身汗湿了以后,贴在身上像蒸桑拿。出来的时候,有一种虚脱的感觉。

4至6个小时之后,医生必须要出舱,一方面身体已经到了一定的极限,再一方面口罩减弱了阻挡病毒的能力,很危险。

实际上,更危险的是在缓冲区脱各种设备的时候。在隔离病房待了很久,身上都可能沾满了病毒,我们脱掉眼罩、手套、隔离服,放在指定的地方,每做一步都要消毒,动作要迅速,又要轻柔,最好在一分钟左右,然后迅速用水冲澡。

持续、高危暴露在有病毒的空气中,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干一天,休息一天,每天会监测自己的体温情况。从感染病房出来,或多或少,身上都会带有一点病毒,但如果抵抗力是正常的,休息一下,机体会把这些少量的病毒清除掉。

过来两天以后,我们小组有一个医生开始咳嗽,另一位医生喉咙不舒服,所有人心情一下子绷起来。主任那天晚上失眠了。她们很快做了核酸和CT检测,排除掉(这个病),过两天就好了,可能是工作很累,压力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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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病人都是这么活过来的

在这(插管小组成立)之前,我在医院本部轮岗,隔几天就要去做急诊手术,也会接触到新冠肺炎病人。

钟南山院士到武汉来之前,我作为工作在最一线的医务人员,或多或少会有所感知。不管是手术病人也好,非手术病人也好,发热咳嗽的病人多起来了,有些很快转为重症,周围医生拉肚子、发烧的也有,我觉得有点不对,自己及时做好防护,吃一些药或者打一些针剂进行防备。

我有同学和李文亮(注: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较早向外界发出疫情预警。2月7日凌晨,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在一个单位,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但作为个人,没有官方的报道,疫情没有引起大范围的流行,我也不知道自己医院以外的情况,很难去确认什么。况且年底了,医生手术量大,并没有为了这个事情去做特别沟通。

直到后来,医院通知我们,肺炎的风险是存在的,让大家工作时做好防护,如果有症状,要及时汇报给单位。

疫情刚开始扩大的时候,医院人满为患,工作非常紧张,防护物资有限,除了发热门诊医生有保障以外,其他医生的防护都是很大的问题,医护人员暴露的风险非常大。

再加上这个病本身有很多的欺骗性。一个无症状的感染者,鱼刺把食管刺破了,必须来医院开刀。在疾病高发的情况下,我们非常慎重,给他做了CT,(显示)肺部有炎症感染,也可能跟刺破食管有关。做手术时,我们做了二级防护,第二天,他的核酸显示阳性。不过还好,手术的三个医生、两个护士,都没有感染。

春节那几天,各方面不好的信息都传过来,疫情很严峻,交通不方便,大家都很压抑。我步行到医院20分钟,距离很短,也很长,因为大街上看不到任何一个人,空气是冰的,偶尔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路过,也是像我这样的医护人员。

正月初三,协和医院外空无一人的街道。受访者供图

最早期,我们不知道病理基础,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认为可能和SARS很像,肺部组织纤维化,进行血氧交换的有效组织变硬,没有功能了。治疗上也适当地用激素,但是效果都不太好。也没办法找到特效药,这是治疗的难点所在。

医疗界对疾病的认识,都是出于医生的临床经验,根据病人身体不同的情况,进行对症保护,虽然都是心肝肺,但是换一个病情,免疫力又不一样,用的方法就不一定相同。

这段时间,医护人员了解了这个病不同时期的表现,越来越得心应手。自然病程一般有潜伏期,3至5天发病期,很多病人会发烧、咳嗽、拉肚子。通过CT、试剂确诊后,如果不及时介入治疗,病情慢慢加重;7天到10天的时候,可能是炎症因子爆发的阶段,病人状态会越来越差,肺部的表现一天一个变化。

所以,(发病后)一周多到两周很关键。如果熬过了这个点,(病情)可能就往好的方向走,如果熬不过,就往不好的方向走。到了拐点以后,脾肝、肾脏、肠道,所有的免疫器官都被攻击、损伤,加上有的病人本身就有中风、偏瘫等疾病,更容易多脏器受损,就要考虑用气管插管,甚至要上ECMO(注释:体外膜肺氧合,一种医疗急救技术设备),让机器替代心脏或者肺的功能。

因此,预防和对症治疗就显得更加重要。我们要在早期进行有效的对症处理,把病情控制下来。当免疫力修复之后,身体里的免疫因子把病毒清除出去,就是一个恢复的过程,大多数的病人都是这么活过来的。

看了最新解剖结果的论文和媒体发布的相关消息,我们才知道病人的肺是个什么状态。第一例病人的肺组织里并没有发现大量病毒包含体,意味着,不是病毒直接造成肺组织的损伤。第二例病人的肺泡,大部分也是完整的,肺泡表面隔了一层冻状物质,像一层厚厚的毯子,盖在肺泡上,导致氧气被阻隔,没办法进行(血氧)交换,身体各个器官慢慢缺氧,炎症反应很快,(病情)就恶化了。

这种分泌物很粘稠,病人咳不出来,慢慢形成一种硬痂。从免疫神经学的角度,(病毒)过度激活了身体的免疫反应,释放炎症因子,形成炎症风暴,才导致了不可逆的损伤。

我们对这个病的理解越来越深刻。早期处理了很多急救病人以后,我们就意识到,等到病房的医生呼叫我们进行急救插管,从某种程度来讲,能够挽救过来的病人并不是太多。回访发现,头一天我们插管的病人,第二天就走了,因为病情发展到了非常晚的一个时期,自我修复的能力已经失去了。

后来,我们就和的医生讨论,如果时间早一点,病人还没有走到呼吸心跳要停这一步,依据一定的指标原则,以及综合病人的临床表现,我们就和病人家属沟通,早一点介入,进行保护性的机械通气。因为肺部缺氧,身体所有重要的器官都会损伤,时间长了,这种危险是不可逆的。

家属同意以后,我们进行麻醉,让病人安安静静睡着,不知道痛苦,然后把管子插到气管里,让肺泡能够接触到氧气,再把氧气输送到全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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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以来,动不动就会很难受,也许是老了

事实证明,麻醉治疗学是有效的。经过两周的介入治疗,一部分病人的肺已经开始好转。

实际上,麻醉医生是非常高危的一个工种,为危重病人气管插管时,离病人口鼻最近,大量病毒会直接暴露在我们面前。

病人的肺组织受损,我们的方法就是通过不痛的药,睡着的药,松弛下来的药,在病人没有痛觉的情况下,把一个气管导管放在病人的口鼻气管里,外面连上一个呼吸机,通过气管导管,把各种浓度的氧气直接送到病人的肺里,帮助病人呼吸。

有的病人,真的就像小孩子一样,哪怕跟他说一句话,鼓励一下,他就觉得非常欣慰,高兴好几个小时。给他握个手,竖个大拇指,立马就不那么烦躁,护士推药的时候,就很配合。

麻醉医生和患者握手给予安慰。受访者供图

推完药后,病人睡着了,没有呼吸,我们把他嘴巴打开,把喉镜放进去,查看气道的开口,把管子放在气道里,固定好,接上呼吸机,调整频率,输送氧气。这半分钟到一分钟的过程,要非常迅速、熟练,凝聚了麻醉医生好多年的功力。

操作过程中,我们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比如,管子插到喉咙里,病人有可能会呛咳,数以亿计的病毒就会喷到脸上,我们就要用药物避免这种情况,让病人的肌肉松下来。

如果病人肥胖,管子插不进去,也非常危急。我们需要用到喉罩等工具,实在不行,还可以紧急穿刺,迅速熟练地把管子插到里面去。

一场急救,就是一场和死神的赛跑。我遇到情况最危险的一个病人,是2月13号那天,病人心跳马上要停了,我们进行紧急给氧,心肺复苏、气管插管,全是麻醉医生拿手的活,很快就把病人救过来,后来转进了ICU。

还有一个中风偏瘫的失语患者,80多岁,又有高血压、糖尿病,各项指标都不太好,不立马急救,当天晚上可能就走掉。后来病人转危为安,我们心情很舒畅。这个时候,又体现了麻醉医生的担当和能力。

一个小小病房里的人生百态,我们医生看到太多。一场急救的隔壁床,病人可能刚刚走掉,家属把寿衣放在床上,其他病人还在安静地睡觉,护士会用屏风做好隔离,心里默默愿他走好。

印象最深的一个病人,他的病情本身并不是太重,但他全家都感染了新冠病毒,老人走了,爱人也走了,所有打击一股脑儿过来,他丧失了求生的欲望,饮食、精神都会受影响。护士给他戴面罩,他是抗拒的,想跟着家人一走了之,(病情)就越来越重。

为了挽救他的生命,我们尽早介入治疗,让他安安静静地睡去,度过最艰难的时刻。三五天后,他肺部情况立马往好的方向走。管子拔了以后,他可以更好地呼吸,也有了生的希望,他知道,他还有小孩,(生活)还需要继续过下去。

我们也非常欣慰,毕竟救了一条命。所以有时候,医生治病可能不光要有技术,也要有人文关怀,考虑的问题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近两周,我们紧急插管救治的一部分病人慢慢恢复,提前拔出了气管导管,甚至越来越多的患者治愈出院了。我们也觉得蛮自豪,这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有人说)插管队是敢死队,对不起,我不认同。敢死队胜利以后,回来的有几个?我们是医生,也是人。我们有小孩,有老人。把病人从最危险的情况之下拉回来,是我们的工作,但我们不是来赴死的,是来打败疾病的。

我已经四十多岁,参加工作十几年,见了太多的生生死死,但从疫情初期到现在,我已经接受了太多负面信息,这段时间以来,动不动就会很难受,也许是老了。

我非常佩服我的老师,武汉协和医院的姚尚龙教授。他面对了很多大灾大难,自身就经历过肿瘤,开过刀。他的夫人、女儿都是医护人员,这次一家三口都感染了,但都扛过来了。

现在,全国几乎最强的医生和护士,最有力的保障都在湖北,医疗技术、医生的人文素质,都是非常强的。我们有好的武器,好的盾牌,我们是冲锋队,队员一个都不能少。

我十八岁到武汉读书、找工作,除了出国留学,就没有离开过这里。刚来武汉,本地人说话都是大嗓门,好吃,爱生活,衣食住行都标志着本土的文化,我被他们过度的火辣和热情吓到。武汉是一个越活越让人热爱的城市,也是一个非常包容、有活力的城市。

现在,它得了一场重病,昏昏沉沉地睡着。医护人员、其他百姓,都是它身体里面的免疫分子,都在努力工作,为了修复它的免疫力。

这段时间,春天来了,虽然戴着口罩,但能感觉到空气很干净,很新鲜。天上的云是白的,阳光也恨不得五彩斑斓,照得高楼大厦玻璃窗非常明亮。

早上上班,我还能看到花草树木萌芽,鸟也在叫,有猫有狗在晒着太阳,给武汉带来一些生机。

(2月26日下午,林云医生在搜狐视频直播了他在一线的工作内容。文中部分内容来自当天的直播)

林云和同事们在感染病房。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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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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