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白皮书中的医学史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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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白皮书中的医学史硬伤

作者：棒棒医生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2月6日发表《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其中，涉及医学史的部分，颇有硬伤，分析如下。

【春秋战国（前770-前221）时期，扁鹊总结前人经验，提出“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基础。】

这个不是事实。扁鹊事迹主要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根据司马迁的记载，扁鹊吃了长桑君的一种神药后，练成“透视眼”的特异功能，一举成为神医。“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诊脉只不过摆个样子，靠的是“透视眼”。

事实上，扁鹊不但不提倡四诊合参，反而是看不起望闻问切的。扁鹊给虢太子看病是一个著名的故事，虢太子“暴蹶而死”，扁鹊路过自荐，说过一番大话：“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这里所说的“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被中医史家认作是扁鹊提倡望闻问切的证据。可是，扁鹊明明说的是“不待”，他压根就用不着这些。把“不待”两个字掐掉，把发明望闻问切算到扁鹊头上，这样明目张胆的断章取义，真的好么？

扁鹊过齐，给齐桓侯看病，是另一个著名的故事。他一望就知道齐桓侯“有疾在腠理”、“有疾在血脉”、“有疾在肠胃间”、“有疾在骨髓”。他何曾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过？

【东汉末年，华佗创制了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

这个同样不是事实。华佗发明“麻沸散”只是一个传说，他以后就彻底失传了，并没有开什么先河。就传说而言，华佗的麻沸散也不是最早。据《列子．汤问篇》记载，扁鹊曾为鲁公扈及赵齐婴施行过换心手术，手术用的麻醉剂是一种“毒酒”，使病人“迷死三日”。一样是传说，为什么不说扁鹊的“毒酒”开“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呢？

中医历史上实际有比“麻沸散”和“毒酒”更可靠的麻醉药真实存在过。在最早的医书《五十二病方》里就记载有几种“令金疮不痛方”，如用鼹鼠、鲇鱼研末，与辛夷、甘草等混合于温酒中，又如以荠菜种子和白术的根研末混于醇酒中。这些药都用酒，起的是“止痛药”的作用，还算不得麻醉。宋.窦材《扁鹊心书》中提倡“大病宜灸”，但“唯是膏粱之人，不能忍耐痛楚，当服睡圣散，即昏不知痛”，这个有点麻醉剂的意味，是用山茄花（ 后李时珍考证即为曼陀罗花）和火麻花制作的。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中记载有“草乌散”，用曼陀罗、草乌、酒等调成，整骨前使用，也是要达到不痛的目的。

西方古代一样有这些传说和弱作用的药物。如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就记载有一种“解忧药（nepenthe）”用酒调服后能使人忘掉疼痛。“解忧药”比“麻沸散”要早一千多年，没有西方人把它当成最早的麻醉药。比华佗略早，公元1世纪著名药学家戴俄斯科利提斯（罗马皇帝尼禄的军医）的5卷《医药全书》，记载了600多种植物，近1000种药物，其中包括了麻醉剂，是用曼陀罗花和白酒做的。而与“睡圣散”和“草乌散”差不多的时期，13世纪的伟大外科医生狄奥多里的著作里清晰记载了一种麻醉法：海绵蘸以鸦片、欧伤牛草、曼陀罗等麻醉药物，晒干备用。手术前将之浸入热水中，敷于病人鼻部，使深吸气，直至昏睡，然后施行手术。这种“麻醉海绵”最接近现代麻醉的概念，和吸入麻醉神似。

总之，在现代麻醉出现之前，古代各民族传统医学都有原始的麻醉术，中医与其他民族古老医学相比，并不占优势。“麻沸散”名气虽大，却没有实际影响；中医史上，没有第二个人真的用过“麻沸散”。

【明代（1368-1644），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世界上首次对药用植物进行了科学分类。】

《本草纲目》里的植物分类远远谈不上科学分类。《本草纲目》记载植物611种，分为草、谷、菜、果、木五大类。其中，草分为十类：山草、芳草、隰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杂草、有名未用类草。在山上的就叫山草，在水边的就叫水草，在石头边的就叫石草，苔类中在井中的叫井中苔，在船底的叫船底苔；杂草则有产死妇人冢上草、猪窠中草、鸡窠中草等；有名未用类中有三种草，阿只儿、阿息儿和奴哥撒儿，是李时珍从一本《西使记》中看到的，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种分类方法没有科学观察的基础，压根就不是科学分类法。科学分类法要到1735年，瑞典的林奈依植物的雄蕊和雌蕊的类型、大小、数量及相互排列等特征，将植物分为24纲、116目、1000多个属和10000多个种。这才是科学分类法。

【清代（1644-1911），叶天士的《温热论》，提出了温病和时疫的防治原则及方法，形成了中医药防治温疫（传染病）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白皮书于清代独列叶天士为温病代表，是大可商榷的。清代温病学说上承吴有性的《瘟疫论》，流派纷呈，著名者有四大家，即叶天士《温热论》、薛雪《湿热条辨》、吴塘《温病条辨》和王士雄《温热经纬》。其中，尤以吴塘的《温病条辨》，被尊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为什么不以《温病条辨》为代表？吴塘表示很不服啊！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屡经天灾、战乱和瘟疫，却能一次次转危为安，人口不断增加、文明得以传承，中医药作出了重大贡献。】

真实的历史是，在古代，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瘟疫频发，死伤极为惨重。正史里记载了无休无止的瘟疫频发和’人死无算’‘十室九空’的可怖景象。历史学家估算，东汉末年大瘟疫（排除战争因素）死亡人数大约2000万，1232年汴京一城因瘟疫死亡人数在100万之上，明末大瘟疫死亡在1000万之上。即使在和平盛世，瘟疫也完全无法避免。《清史稿》记载，康熙大帝在位61年，发生瘟疫88次，最多的一年11次，是康熙四十三年。乾隆大帝在位60年，也发生瘟疫46次。中医的“治未病”又何曾有过寸功？到清末，东北大鼠疫爆发，西医博士伍连德只身北上抗疫。当时医生奇缺，曾在后方广招志愿者支援。西医界有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北京协和医学堂以及济南、烟台、保定、吉林、长春、奉天、阿是河等地传教士医师和医学生加起来约50人应召。而温病学说臻于完善的清代中医，硬是没有一个人敢于奔赴疫区，一个也没有！有一个从长春逃到天津的中医张聪彝说：“试问鼠疫致死一霎那之顷，以吾国医药之迂缓，而谓能立刻奏效乎？如曰能也，二三君子何不束装赴奉一试其技，而乃于此间饶舌乎？”实事求是，中医历史上面对瘟疫，没有做出过重大贡献。

【抗疟药物“青蒿素”的发明，拯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

凭良心说，“青蒿素”是化学药，它的发明，从头到尾用的都是现代医学的方法，中医只不过提供了一个低温萃取的灵感而已。白皮书把青蒿素算成中医的功劳，仿佛把万有引力定律算到苹果名下，牛顿也不服啊。

【坚持中西医相互学习，组织西医学习中医】

“西学中”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由毛泽东主席强力推行的，它造就了一种新的“中西医结合”医学。这种医学，西医不待见，正宗中医也不待见，是一种奇怪的存在。“组织西医学习中医”大约是甘肃经验，但要在全国推行，没有强力措施，恐怕不大容易。历史，要重演一回么？

(XYS2016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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