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伯清 | 比“反社会人格”更值得担忧的是“结构性怨恨” | 贵州公交坠湖案反思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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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7月12日，贵州公交坠湖案件调查结果公布，据当地警方通报，本起事故原因为公交司机对生活不如意和拆除其承租房不满，遂产生厌世情绪，蓄意报复社会。贵州公交坠湖案虽然只是“反社会人格"的个例，但其中反映的深层次“结构性怨恨”问题值得深思。为深度剖析这一现象，本公众号特此编发本组文章，希望给读者思考这一问题带来一定启发。

**比“反社会人格”更值得担忧的是“结构性怨恨” **

成伯清 | 南京大学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0期

原标题为《从嫉妒到怨恨——论中国社会情绪氛围的一个侧面》

未经注明，图片均来自网络

为方便阅读，有删改

一个社会，不仅具有自己特定的客观结构和发展水平，也会有自己独特的精神风气和心理状态。当然，我们无意于将社会有灵化或拟人化，但是，身处一个时代，确实可以体会到一种深层的“情感律动”（rhythmofsentiment)。

不惟如此，有人甚至从情感的角度来分析当前人类文明的状态。众所周知，亨廷顿曾经发表过耸动天下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十多年后，就在同一杂志《外交事务》上，莫伊西又提出了“情感的冲突”之说。根据莫伊西的看法，近年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证明亨廷顿的观点正确多于错误，但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认识到当今世界正面临着“情感的冲突”，即西方世界表现出一种恐惧文化，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陷入到一种屈辱文化，而亚洲的大部分则呈现出一种希望文化。其实，莫伊西心里颇为不平的是，恐惧和仇恨的相互对峙，让作为旁观者的亚洲人一尤其是中国人坐收渔翁之利，得以专心于创造自己的美好未来。

这种视角确实新颖别致，颇能说明一定的问题。但充满希望的中国，也已打开了自己的潘多拉盒子。从情感的角度来看，希望固然正在中国的上空盘旋，但同时也郁积着其他的情感问题。本文所要讨论的嫉妒和怨恨，正在折磨着我们。

作为竞争动力的嫉妒

我们可以从诸多的角度去描述和刻画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其中一个观察视角，可以将这种转型视为从激情到利益的转变，也就是将群众的政治激情转化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或者说，我们日益明确地把社会秩序的基础奠定在利益之上，把为多数人谋利益作为正当性基础。西方也曾经历过类似的过程。

嫉妒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主要是因为媒体上报道了不少“嫉妒的极端特例”一一从迫害到谋杀而导致有关嫉妒的“话语爆炸”。当时的大众媒体和学术期刊，都纷纷把嫉妒作为自己关注的一个热门主题，各类名流也在撰文和演讲中把嫉妒作为一个时髦话题。

随着新的社会分化和分层结构的固定化，在穷人(永远是相对的）的基本尊严越来越受到伤害的时候，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结构性多余的时候（甚至社会分层结构也不复是金字塔型，而是类似一场马拉松比赛，不能跟上竞赛队伍者将被永远甩下，掉到社会结构之外，情形就大为不同了。嫉妒不仅可能带着敌意而爆发，还可能发生质变。

耐人寻味的是，有关嫉妒的话语似乎也日渐从公共领域转向了私人关系，这大概与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增强有关。曾有一度，嫉妒甚至成为测量私密感情的温度计，是爱情的证明。慢慢地，嫉妒又成为一种人格的缺陷，不过，适用的范围开始限定到两性关系的领域。此外，“红眼病”一词似乎不再成为流行语，而复归为一种眼科疾病。

作为结构性产物的怨恨

时至今日，如上文所言，随着利益格局相对固定化，社会差异显明化，个人向上流动的机会（比如通过教育）受到钳制，类似嫉妒的现象依然存在，但却有了微妙的变化。譬如，在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眼中，当前特别严重的是“仇富心理”。

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一是怀有仇富心理的，不再是少数认识水平和道德修养上的落后分子，而变为一种社会性情绪；二是这种情绪不再是单纯的嫉妒，而带有了仇恨的意味，甚至还经常落实到行动上。

更为重要的是，原先的嫉妒者所从事的破坏、迫害和伤害等行为，都是明确针对引起嫉妒的对象；而现在嫉妒演变成了怨恨后，带着敌意爆发出来的情绪，针对的可能是泛化的一类人，甚至可能是所有人。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讨论一下嫉妒和怨恨的联系与区别。根据舍勒的看法，“……嫉妒者见财眼红，拼命想要通过劳动、交换、犯罪或强力把财富弄到手；这些人都不会陷入怨恨。怨恨产生的条件只在于：这些情绪既在内心猛烈翻腾，又感到无法发泄出来，只好‘咬牙强行隐忍’一一这或许是由于体力虚弱和精神怯懦，或许是出于自己害怕和畏惧自己的情绪所针对的对象”。怨恨的产生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即无能感。“当所渴望的价值不能获得，而我们又在这个方面非要跟人相比时，嫉妒就导致怨恨。”

当然，怨恨除了因为嫉妒而产生之外，还可能是受到伤害和挫折而滋生。受到伤害，马上给予回击或自卫，则不会心怀怨恨；但假如由于无能和软弱，或者由于恐惧和害怕，不能直接表现出反应冲动，包括必须压抑伴随的愤怒情绪，则这种隐忍就容易酿成怨恨，而且越是长期置身于受伤害的处境，越是觉得这种处境非自己所能控制，则怨恨就越深。

怨恨一旦形成，就会不断累积和加速，不仅使怨恨的对象发生扩展、改变和转移，也影响到情感本身。这种情感因为无法向外表达和发泄，便在内心猛烈翻腾。脱离了原初对象的怨恨，紧缩聚拢，融化为一团有毒物质，形成了一个毒源。如果意识控制稍有松懈，它就会脱颖而出。

所以，怨恨虽然具有特殊的意向，但并无明确的对象，因为经过转化，怨恨成为一个逐渐脱离原因、不随原因而消失的体验和心理定势。“在真正的怨恨中，并没有情感上的满足，有的只是因和他人进行比较而感受到的持久的愤怒和痛苦。

如果按照培根的说法，《圣经》中称嫉妒为“恶眼”(anevileye）、占星术称之为“恶象”（evilaspectsofenvy/bacon，那么，怨恨就不仅仅是“恶”了，还是一种“毒”。

舍勒明确称怨恨为“有毒的情感”（toxicemotions），尼采虽也提到“怨恨的嫉妒之眼”（thegreeneye），但着重强调的还是“怨恨的毒眼”(thepoisonouseyeofressentiment）。

实际上，尼采和舍勒所使用的“怨恨”（ressentiment）—词，翻译成中文里的“怨毒”，或许更为恰当。充满恶意的怨恨，不仅是一种心灵的自我毒害（self-poisoning），而且可能通过心理感染（psychologicalcontagion）而影响他人。事实上，怨恨的精神毒液极易感染人，而且一旦中毒，可能就浸透到人格的核心。

作为一种潜藏在内心的无可化解的强烈仇恨感和憎恨感，怨恨无疑是源于无可救药的无能感。但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情感，因为残酷无情的力量可能在一种难以克服的软弱中突然爆发出来。

目前，我们社会就正体验着不时爆发的怨恨所制造的事端：从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到各种恶意犯罪，甚至是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应该说，目前的社会控制能力应付群体性事件尚无问题，尽管代价越来越高昂；但对于零星爆发且日益暴烈的恶意犯罪，却是防不胜防。

可以说，这就是我们为结构性问题所付出的代价。结构性问题刑事犯罪化，是一个我们必须加以正视的急迫问题。

那么，目前到底哪些结构性问题容易制造怨恨呢？

一是贫富悬殊，多数人感到经济利益遭到剥夺。这种伤害对于底层民众来说，尤为普遍。当然，剥夺可分为绝对剥夺和相对剥夺，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相对剥夺可能更为重要。

二是社会权利保障不到位。现在虽然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但在社会成员作为合格和成熟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上，还极为不充分，个人的社会性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个人价值和尊严的实现途径非常有限一社会普遍崇尚单一而粗暴的成功标准（就是“名利”二字），不符合这种标准的生活方式遭到系统的贬黜。

三是公共权力的行使缺乏明确的限制，从而不时造成“合法的伤害”。同时，由于“体制性迟钝”，对于民众的伤痛不能有效做出应答。久而久之，受到伤害而又无可诉求的民众，势必萌生怨恨。

**怨恨批评
**

从嫉妒到怨恨，中间也有一些过渡状态，比如近年来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郁闷”。郁闷是一种心情压抑的状态，是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的反应。郁闷久了，难免愤懑，滋生怨恨。这都是社会结构的产物。

除了上述积怨重重的迹象外，我们还必须留意一个徘徊在我们社会中的幽灵，即“怨恨批评”（ressentimentcriticism）。这是舍勒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根据他的观点，“一种持久的社会压力越是被感受为一种‘宿命’也就越是不能产生切实改变这种状况的力量，进而越是可能导致缺乏任何积极目标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批判”。

没有积极目标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怨恨批评”，并非真想消除不良现象，只是以此为借口，而且，对于所抨击的状况的任何改善，不仅不能令人满意，反而只能导致不满，因为它们破坏了谩骂和否定所带来的不断高涨的快感。怨恨批评不会对内在价值和品质做出任何的肯定、赞赏和颂扬，仅是一味的否定、贬低、谴责。

显然，我们的社会完全具备了产生怨恨批评的条件，而且确实也出现了怨恨批评。改革开放至今，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也导致了新的问题丛生。而对于有些问题，简直就是束手无策，举步维艰。

在日常话语中，无论说到什么问题，多数人都会一声叹息，进而归咎于一言难尽的“体制问题”。“体制问题”可谓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流行的诊断，也是最方便的借口，谁也不用承担个人责任，谁也不用再费心去想解决问题的办法。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体制问题，似乎成为我们的“宿命”，剪不断理还乱。

最能让我们一窥怨恨批评之究竟的，莫过于网络上的言论。任何一个浏览过网上言论的人，都不难发现随处可见的怨恨批评的踪迹。作为一种匿名化的交流手段，在网络上发帖和跟帖，基本上可以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怨恨。而唯恐天下不乱的看客心理，又可使怨恨发挥得淋漓尽致。任何美好和真诚的事情，在网络上都可能受到质疑和诅咒。

当然，我们绝非否认网络交流和批评的价值。事实上，在正规渠道不通畅的情况下，网络的确可能成为我们撬动局部现实的唯一路径。让我们感到成为问题的是，网络上经常弥漫着一股怨毒之气。而这也非网民之过，他们不过是以一种方式反映了自己的生存状况而已。

从中国网民的社会处境来看，充满怨恨的言论又非凭空而起。现在普遍推崇个人奋斗，可机会结构越来越闭锁在特定的利益格局之中，即便受过高等教育，没有“背景”一一现在学者们喜欢使用“社会资本”或者“关系网络”之类的中性概念来描述此类社会不平等现象一一往往意味着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

我们的教育经常又让人产生过高的期望，在现实面前屡屡碰壁，使受教育者备感无能为力。即便是已有了不错的职位而侥幸成功的年轻人，也许会因为更加深切地体察到社会中的制度性伤害和不公，而更为不满。

当不满和痛苦缺乏有效的正式表达渠道的时候，让人更加郁闷和愤懑。显然，这种情绪在现实权威的压力之下，很容易就转化为怨恨，形诸言辞之后，就是怨恨批评。怨恨批评因为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似乎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其借助于网络传播的便捷，可以迅速使整个社会陷入到怨恨氛围之中。

但是，怨恨不可能产生建设性的结果。布尔迪厄曾言，怨恨是“人类苦难的典型形式，是支配者强加在被支配者身上最糟糕的东西”。惟有从怨恨和怨恨批评中摆脱和解放出来，我们方能真正直面现实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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