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是怎么黑《三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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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太实则近腐。」

文｜南郭刘勃

长篇章回小说内部比较，《三国演义》得到的评价非常有趣。

现在我们讲小说史，特别看重《三国演义》开山之作的意义，当然非常推崇。不过古代文人的看法，却大不相同。

《三国演义》的作者姓罗名本字贯中，这个并没什么争议。关于罗贯中生平，最早一条记录是这样的：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威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 贾仲明《录鬼簿续编》

这条是以罗贯中的朋友的口吻写的，因此也向来被认为是最可靠的记录。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只介绍了罗贯中擅长「乐府」和「隐语」的创作，没提他是《三国演义》的作者。

这倒不说明罗贯中没写过《三国演义》，但可以反映出，即使对罗贯中这样社会地位很卑微的文人来说，写了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不如说几个段子重要。—— 乐府这里指散曲，隐语则是谜语，都可以归为段子类。

罗贯中除了被认为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外，还有《水浒传》《隋唐两抄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小说的著作权，往往都归在他名下。这些作品风格各异，成就高低不同，不像是出自一人之手。以至于现在有学者认为，历史上真实的罗贯中是何等人物，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罗贯中成了一批作者，甚至若干互不相干的作者共用的笔名。

明清人的笔记里零零碎碎提到罗贯中，流露出来的态度也耐人寻味：

第一，提到罗贯中，更多是因为把他当作《水浒传》的作者，说些因为写了《水浒》，他的子孙三代都是哑巴之类的警训。显然，《水浒传》在他们那里获得的关注度，要远远高于《三国演义》。

第二，如果认为施耐庵和罗贯中是师徒关系，施耐庵写了《水浒传》，罗贯中写了《三国演义》，那自然是认为学生比老师差得远。如胡应麟认为，「武林施某」的《水浒传》还有点看头，但「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绝浅陋可嗤也」。

谢肇淛《五杂俎》里有一段议论，给章回小说划分等级：

小说野俚诸书，稗官所不载者，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浒传》无论已，《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华光小说，则皆五行生克之理，火之炽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扑灭，而真武以水制之，始归正道，其他诸传记之寓言者，亦皆有可采。惟《三国演义》与《残唐记》、《宣和遗事》、《杨六郎》等书，俚而无味矣。何者？事太实则近腐，可以悦里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也。

第一档：《水浒传》显然拥有了凌驾在其他小说之上的地位，所谓「如《水浒传》无论已」，显然就是在谢肇淛那个圈子里，《水浒》的好已经是共识了。

第二档：《西游记》、《华光传》等，它们的好需要说一说。谢肇淛评价《西游记》的话，是研究《西游记》的人经常引用的。

第三档：包括《三国演义》在内的一系列历史小说。

按照今天的看法，《华光传》相当一般，但在谢肇淛看来，此书比《三国演义》也要强一些。

谢肇淛瞧不上《三国演义》的理由，则是「事太实则近腐」，那么忠于正史干嘛？

谢肇淛这人，二十几岁就中了进士，仕途也比较顺利，算成功人士。他学问好，藏书多，思想深刻，眼光敏锐，诗文都做得漂亮。对他这样的人来说，看些和「正经学问」完全不同的小说，反而是别开生面的体验。所以，他不吝啬给予赞美。但他感兴趣的是带点玄妙意味的哲理，而不是正确的三观，这是《三国演义》提供不了的。至于历史知识，他当然会觉得，我要想了解直接去看正史好了，还用得着你说？

所以他才一副阶级敌人的腔调说，《三国演义》「可以悦里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也」，谁喜欢《三国演义》谁没文化。

谢肇淛这种态度，在上流社会的文人里，相当有代表性。如后七子之首的王世贞，认为《史记》《庄子》《水浒》《西厢记》是「宇宙四大奇书」，这也分明是有文化的富贵公子的趣味：一部史书，一部子书，一部小说，一部杂剧，放在一起似乎不搭，但共同点是都才气横溢又透着些非主流色彩。能开出这种书单，真透着既不拘一格，又超然卓逸的品味，至于《三国演义》，是不值一提的。

这就要说到上流社会的边缘人金圣叹了。他在王世贞这四部书之外，补了《离骚》和《杜诗》，称为六大才子书。他不如王世贞的地方，是缺少一点视而不见的高冷，捧《水浒》的时候，特意把《三国演义》拉过来狂踩：

《三国》人物事体说话太多了，笔下拖不动，踅不转，分明如官府传话奴才，只是把小人声口替得这句出来，其实何曾自敢添减一字？

说《三国演义》人物和事件太多，导致形象不鲜明，情节不紧凑，其实是在嘲笑《三国演义》忠于正史是自找麻烦。

为什么说《三国演义》像「官府传话奴才」？一是传话者不生产内容，正如写《三国演义》不需要想象力。二是官府的指示，是用正经的书面语写的，人民群众看不懂，所以要把指示传达给群众，就需要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但也不能是真的劳动人民的语言，那会让老百姓对官府失去敬畏。这就产生了一种既不民间也不官方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小人声口」，《三国演义》就是使用的这种语言。

赞美《三国演义》的人，爱说此书绝大多数内容在史书里都可以找到依据，又「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其实就事实层面的判断说，和金圣叹是一样的，只不过欣赏趣味，刚好相反罢了。

金圣叹还提出过一个说法，《水浒传》前七十回是施耐庵写的，后面是罗贯中续的。此说当然没啥依据，但也体现出一个判断：他觉得《水浒传》招安以后的部分，写得像《三国演义》一样差。

一直到近现代，鲁迅、胡适都对《三国演义》评价很低，和古代文人的趣味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所有这些批评，也都等于在揭示《三国演义》深受欢迎的原因：毕竟，认为读书的功能，就是三观接受洗礼，获取文化知识，这种态度最有群众基础。《三国演义》刚好满足了这方面的需求。胡适说：

《三国演义》究竟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在几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没有一部书比得上他的魔力。五百年来，无数失学国民从这部书里得到了无数的常识与智慧，从这部书里学会了看书写信作文的技能，从这部书里学得了做人与应世的本领。他们不求高超的见解，也不求文学的技能；他们只追求一种趣味浓厚，看了使人不肯放手的教科书。「四书五经」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廿四史」与《通鉴》、《纲鉴》也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古文观止》与《古文辞类纂》也不能满足这个要求。但是《三国演义》恰能供给这个要求。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要求，我们都曾尝过他的魔力，我们都曾受过他的恩惠。

这些赞美，和他文学上对《三国演义》极度不屑，一点也不矛盾。文化人眼里的「文学」，和这些实用的功能，本来就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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