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基础教育向何处去|涂艳国:培养真人:方方日记引发的教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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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方方日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透过方方日记现象可以看出教育培养真人的重要性和艰巨性。真人就是说真话、办真事、信科学、求真理的人,其基本表现就是说真话。教育要重视培养真人,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加强学生的逻辑训练。

[关键词] 培养真人;独立思考;逻辑训练

武汉曾是新冠病毒疫情的“震中”,1月23日正式“封城”,直到4月8日“解封”,历时76天。身居武汉的著名作家方方[1]从武汉封城的第三天(农历大年初一)开始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记录,因为“一日一记”,所以被别人称之为“方方日记”,共60篇。方方日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2],甚至引发了严重的对立和撕裂:“多年的同学不欢而散,多年的知己割袍断义,多年的好友恩断义绝,多年的夫妻反目成仇。”[3]本文无意介入有关争议,只是想透过方方日记现象思考一些教育问题。

一、重视培养真人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一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句名言既强调了教育培养真人的重要性,也反映了教育培养真人的艰巨性。什么是真人?陶先生希望教师要教学生求真知、求真理,学生要做追求真理、献身真理的人。从一般意义上理解,真人就是说真话、办真事、信科学、求真理的人,其基本表现就是说真话。与此相适应,真人一般具有认真做事、真诚待人、独立思考、勇于担当等人格特征。

武汉疫情的暴发和抗击疫情的过程充分证明,敢说真话的真人太重要了!从方方日记可以看出,方方就是一个敢说真话的真人。

方方日记以其非虚构的叙事形式,写武汉这次疫情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它们在文字上不事修饰雕琢,在情感上毫不矫揉造作,真切地表现了封城中武汉人的喜怒哀乐。这些日记既直面抗疫前期的隐瞒失误,也肯定后期的努力弥补;既记载失去亲人万箭穿心的痛苦,许多病患求治无门的绝望,对前期较高死亡率的忧虑,也抒写后期逐渐清零的喜悦,并表达对疫后生活的期盼。

方方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时说:“其实写日记的初衷,就是为写《封城记》作一份记录。所以,我以记录为主,记录我有可能会写的事情,而不是所有事情。当然也会在记录的同时加入自己当时的感想。……我想我更多的是现场记录,尽管我没有在小现场,但我在大现场,这个现场就是武汉。视频和音频,以及各种微信和电话,市民的生活,其实天天都在眼前。我作的是实录,我的实录有所选择。还有一条,大多数媒体记录过的宏大场景,我会尽量绕开。这很简单,如果以后我需要那些,可以轻易查到。而媒体忽略的,我要记下,因为这些细小的个体的东西,或许不记下就永远流逝了,比如媒体不会记录的常凯一家,比如我的同学,我邻居的亲人以及那一个个死去的人。”[4]

正因为是实录,所以方方日记的突出特点就是真实。方方日记里书写的那些真人、真事、真情、真史,就发生在武汉人身边,都为大家所耳闻目见。由于日记不可能讲究章法,像意识流似的想到哪就写到哪,日记更不会端起架子拿腔拿调,所以方方日记读起来像是在拉家常,但它们从形式到内容都一派天然,因而比起那些精雕细琢的文学作品更具有穿透力。

方方日记的另一大特点是以平民视角来书写这次“大国抗疫”。百姓的视角、百姓的体验、百姓的情怀,方方日记直达百姓的心坎。它比任何一部电视连续剧更叫人牵挂,许许多多的人每天看方方日记,那种迫不及待的心情酷似少女少妇们追剧,不少人每天要等到凌晨看完更新后的方方日记才上床睡觉。

方方日记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是日记使疫情中的国人产生了广泛的共鸣,是这些日记具有社会、历史和文学价值,是这些日记回应了社会大众的关切,缓解了困境中人们的焦虑,是这些日记表达了各个阶层的心声,是日记中书写的酸甜苦辣与大众产生了心理共振。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写真事,说真话,有真意,露真情。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在作家、学者的群体中,像方方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有人指责方方道听途说,自己又没有去什么危险地方。同处武汉的著名学者唐翼明有针对性地指出:“还有比武汉更危险的地方?我们这些人就在战场上,方方就是最出色的战地记者。我们听到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活生生的悲剧呀。问题是你有没有胆量正视,愿不愿意正视,愿不愿意如实地写下来。方方做到了,我要向她致敬!”[5]他还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方方那样,敢于说真话,这样国家才有希望。 

敢于说真话的真人太少,原因极其复杂。有没有教育方面的原因呢?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张维迎指出:“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是在哪里?不是抑制了青年人的创造性,消灭了他们的好奇心。最大的失败是使人变得虚伪,说假话不再脸红!”[6]这话可能有点极端,但这个问题是值得教育界深思的。我们的教育是否有利于培养敢说真话的真人?可以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评价等方面进行反思。

在我国,敢说真话的人少,做真人难,因而对教育培养真人也不能要求过高。有些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的长者总结了一条十分重要的人生准则:“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由此可见,不说假话比说真话更容易做到。既然如此,教育要培养敢说真话的真人,就从学校不造假,教师和学生不说假话开始吧!

二、学会独立思考

当方方日记写到准备搁笔的时候,网上出现了《一位高中生给“方方阿姨”的信》。这封信以一个16岁高中生的名义,向“方方阿姨”(应该是“方方奶奶”)提出了一系列疑问,实际上是用从老师、百度、朋友、妈妈那里获得的道理来批评方方是一个不称职的作家,一个不懂事的老人。这封信的篇幅不短,但核心思想主要有两点:

其一,作家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作家就是有使命感,用优秀作品鼓舞人、激励人的人!”“作家是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方方日记“记述的是武汉病态中的世间百相”。方方“眼里只有现实中的不足,没有看到这个社会的正能量”。虽然生活在黑暗时代的鲁迅可以揭露和批判时代的黑暗,但今天是一个光明的时代,“作家的主要精力是多用在提振民族精气神上,还是一味地聚焦不足之处,不停地揭露和追问呢”?方方日记“不等于把家里好的孬的一股脑都端到大街上了吗”? 

其二,做人要感恩,要懂事。“父母天天对我好,自己却浑然不知,还对父母说三道四,埋怨这不好、那不好,真是禽兽不如啊!”“吃人饭,要说人话,端别人碗,要服人管”。方方“您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您是吃武汉粮、喝长江水活着的!年轻人不懂事,说几句自己国家怪话就当他不懂事罢了,您65岁了,怎么也与众不同呢”?

这封信出来以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人以这个中学生的爷爷、爸爸、妈妈、叔叔、舅舅、老师、同学等不同名义给他写了回信,虽然有些回信是蹭热点、凑热闹的,但也有一些严肃的思考。方方本人则在3月18日的日记里对这个中学生的公开信进行了回应。下面摘录几段方方日记:

我要说,孩子,你写得不错,充满着你那个年龄人的疑惑。你的想法很合适你,你的疑惑是教育你的人给的。但是,我要跟你说的是:我无法解答你的疑惑。

但是我要告诉你,孩子,你的疑惑迟早会得到解答。而那个答案,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十年,或是二十年后,有一天,你会想起来,哦,我那时好幼稚、好下作呀。因为那时的你,可能已是一个全新的你。当然,如果你走的是一帮极左人士指引的路,你或许就永远没有答案,并且终身挣扎在人生的深渊。

孩子,我还要告诉你:我的16岁时代,比你差远了。我连“独立思考”这样的词都没有听说过。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需要独立思考,我的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学校说什么就是什么,报纸说什么就是什么,收音机说什么就是什么。11岁开始“文革”,到21岁“文革”结束,这十年,我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我从来没有过自己。因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人,只是一台机器上的螺丝钉。随着机器运转,机器停,我停,机器动,我动。这状态,大约也像今天的你(而不是你们,因为现今16岁孩子中很多人相当有独立思考能力)。

孩子,我经常为自己感到庆幸。虽然我的少年时代接受的尽是愚蠢的教育,但我却在青年时代得以进入大学。我在那里,如饥似渴地学习和阅读,与同学们一起讨论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并且开始了我的写作,终于有一天我知道了要独立思考。我还有幸地遇上了改革开放,更有幸参与了整个改革开放的全程。我看到结束“文革”浩劫的中国,从那样落后的状态,一步步强大。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几乎就没有今天的一切,包括我写这份公开的日记以及你给我写这封公开信的权利。这一点,我们都要庆幸。

孩子,你知道吗?改革开放的前十年,几乎是我自己和自己斗争的十年。我要把过去挤压进我脑子里的垃圾和毒素一点点清理出去。我要装入新的东西,我要尝试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我要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当然,学会这些,是建立在自己的成长经历、阅读、观察和努力的基础上。

孩子,我一直以为这种自己与自己的斗争,自己给自己清除垃圾和解毒的事,只会在我这一代人中进行。意想不到的是:你和你的一些同伴,将来也会有这样的日子。那就是,自己与自己斗争,把少年时代脑子里被灌入的垃圾和毒素,清理出去。这个过程,倒是不痛苦,每清理一次,就是一次解放。一次次的解放,会把一个僵化麻木带着锈迹的螺丝钉,变成一个真正的人。

方方对中学生公开信的回应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从教育的角度看,她突出强调了独立思考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她还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形象地分析了独立思考的具体过程。实际上,方方说的 “我要把过去挤压进我脑子里的垃圾和毒素一点点清理出去”的办法,是无数哲学家和教育家早就说过的,后来也有人用“呕吐”来形容这种自我清理。

做真人、说真话是离不开独立思考的。通过自我清理来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主要是一种自我教育。如果在学校和家庭提供的教育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将更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事实上,我国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庭、教师和家长开始重视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了,以至于“现今16岁孩子中很多人相当有独立思考能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包括方方指出的原因),还有不少学生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唯书唯上、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平庸度日的心态。他们的头脑长在别人的肩上,他们的理想挂在别人的嘴上;他们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但他们却缺乏主人意识和责任感,对社会事务表现出冷漠、厌倦甚至抵触情绪。这是我们教育的弊端,也是教育改革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三、加强逻辑训练

近一段时间,关于方方日记的争议几近白热化。有一种流传较广的说法是,方方日记专写阴暗面,抹杀了抗“疫”成绩,为西方敌对势力攻击中国提供了炮弹。令人遗憾的是,很难看见一篇针对方方日记具体内容进行剖析与批判的文章,对方方的攻击主要是一些无端的猜测,甚至是人身攻击。关于方方日记的争议涉及到很多问题,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便是逻辑错误。有人系统罗列了攻击谩骂者(正常批评者不在此列)在四个方面犯了13条明显的逻辑错误:人身攻击为什么站不住脚——逻辑上的无关转移;替作家做主写什么为什么荒唐——逻辑上的循环论证;误读作品的批评为什么靠不住——逻辑上的虚假两难;企图借助外部力量为什么可笑——逻辑上的罪恶关联 [7]。我们从最近网上流传的一个“骂方方”的段子就可见逻辑错误之一斑:

问:是方方训诫李医生的吗?

答:不是! 

问:是方方没收艾芬哨子的吗?

答:不是! 

问:是方方禁止武汉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采取防护措施的吗?

答:不是!

问:是方方告诉老百姓不存在人传人的吗?

答:不是! 

问:是方方欺上瞒下、弄虚作假致使疫情失控的吗?

答:不是! 

问:那么,给人家口实,给人家递刀子的会是方方吗?

答:当然是!

问:为什么?

答:因为别人也是这样说的!

韩寒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另一种叫“中国逻辑”。著名学者易中天对此深表赞同,并概括了“中国逻辑”的典型特征: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在易中天看来,现在最喜欢讲“中国逻辑”的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把水搅混,可称之为“乌贼”;第二种是“疯狗”,逮谁咬谁;第三种是“脑残”,人数最多。“乌贼是使坏的,疯狗是咬人的,脑残是起哄的。共同特点,是不讲事实,不讲逻辑,不讲道理。”[8]

逻辑问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与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研究者通过中美教育的比较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中国教育最大的缺失是缺乏阅读、写作和逻辑训练。[9]

以语文教学为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学语文教学奠定了国人的思考方式和智力习惯。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大误区在于重视文采远胜于理据。中学语文课本中选入了太多《滕王阁序》这类以意象生动、音韵铿锵见长的美文,结果学生将大量时间耗费在琢磨诗眼和警句上,却没有学到如何批判性地阅读一篇文章。老师对课文表现出的虔诚,简直如同牧师宣讲《圣经》。课文被默认为尽善尽美,乃至一个标点也可能蕴藏着微言大义。语文老师当然应该引导学生欣赏文字的美感,但除了抒情和审美,学生更应该掌握如何用文章求知、思考和论辩。

再看看中学阶段论证命题最常用的引证法。与学术文献中的引用截然不同,中学所教的引证法指的是在议论中引用世人公认为正确的常识、名言、警句、谚语等作为论据。这种论证手法实在大有问题。何为“世人公认”?这世界上有人是虔诚的教徒,有人是无神论者;有人信奉平等,有人认为等级制度才是合理的;有人崇尚暴力,有人爱好和平。一般来说,一个人只知道自己和某些特定人群相信什么,却不大可能确知全人类的共同信条。前述《一位高中生给“方方阿姨”的信》用语文老师说的话,政治老师讲的课,“家丑不可外扬”“吃人饭,要说人话,端别人碗,要服人管”等世人公认的道理来教育方方,存在着明显的逻辑错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教育的缺失。

教育要引导学生做真人,说真话,就应当加强逻辑训练,使学生从小就学会讲事实,讲逻辑,讲道理。

[1] 方方今年65岁,在武汉生活63年,曾担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出版过100多本文学作品和其它书籍。代表作《软埋》2017年获第三届路遥文学奖,《琴断口》2010年获鲁迅文学奖,《风景》1987年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8年至2015年,方方共获得12次百花文学奖,是获百花文学奖次数最多的作家。

[2] 日月鹰山:《此间有口方方的锅——方方日记论争述评》。

[3] 曹习华:《方方日记事件的十大警示》。

[4] 刘以秦:《专访方方:如果我不“交代”,谣言就永远没完》。

[5] 唐翼明:《方方是最出色的“战地记者”》。

[6] 张维迎:《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是让人说假话不脸红》。

[7] 董强:《“方方日记”争论“终结篇”:攻击谩骂者为什么可怜?》。

[8] 易中天:《“中国式逻辑”下的疯狗、脑残和乌贼》。

[9] 田禾:《中国教育最大的缺失:缺乏阅读、写作和逻辑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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