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人对政府的恐惧到中国特色防疫的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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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主席 20200517

中国经济全面开工，笔者这几周也特别繁忙，上周首次离开北京到多个城市出差，看到了常态化防疫下复工复产的中国，多有感触。这段时间差旅和应酬较多，没有频繁更新。

抽空写一些散记，主要是列一些感想。

一、中国的常态化防疫及复工

1、COVID-19疫情：——“这么近，那么远”

防疫现在已经常态化，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人人佩戴口罩出行，到处都是体温检测和健康码，防疫基础设施和机制到处存在，但COVID-19疫情威胁实际上已经远离中国本土。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时间似乎过得更快，1月20日疫情异地扩散及22日武汉封城时的恐慌、春节期间隔离在家每日观看疫情数字时对未来的担忧，2月上旬李文亮去世时负能量的集中爆发，都已经是好多个月之前的事情了。人们虽然仍然在按照防疫时的标准和习惯生活，但认为疫情威胁实际上已经距离自己很远。所以，COVID-19是“这么近那么远”，既熟悉又陌生了。

2、中国：高度同质化的国家 vs 美国 极端多元化的国家

笔者离开北京，造访了数个城市，感觉是走到哪里都非常接近。走访的各地虽然都不是疫区，但都普遍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居民都佩戴口罩，到处都在检测体温，重要场所需要出示健康码，有各种社会隔离政策存在。所能看见的居民都在积极配合措施，尽管疫情的实际威胁已经距离人们更远，但大家并没有放松警戒，都在为个人、家庭和社会履行职责，也没有太多怨言。笔者感叹：从众志成城抗疫的角度来讲，这个国家的国民太强大了。

中国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高度同质化。相比之下，美国的社会和族裔构成就太复杂了，从福音派/原教旨基督教、到庞大的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人群、正统犹太人、安格鲁撒克逊都市精英、勤奋守规则的东亚裔，高中以下文凭住在郊区的广大白人蓝领……从左到右，从最极端的白人至上者、爱国主义“小粉红”到主流白左到无政府主义者。美国的社会之人口及价值观多元化远远超出一般中国人的想象。美国复杂的历史移民构成、族群关系、选举制度、思想的自由市场竞争机制及个人主义等，在21世纪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帮助下，都使得本来已经高度异质化的社会在加速分裂。

中国的思想界和舆论场近期争论的方方问题，恰恰说明的是中国的同质化。就一个非常具体的政治立场和取态的分歧可以很认真的争论半天。在美国，针对任何的议题，全国的一半的人恐怕完全无法和另一半人对话，如果不是你死我活、至少也是平行世界。不同人生活在不同的泡泡里，人们避免对话，根本不存在寻找共识的欲望。如果说还能有什么东西相对一致，那就是最近Pew的民调显示有三分之二的受访美国人对中国没有好感。

中国防疫得力，也在于我们国民的同质化，尽管有地域差别、代际差别，城乡差别，但大部分人的核心价值观、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特别在看待个人与家庭/社会/政府关系等问题上是非常相似的。这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东亚集体主义/家长主义社会。在国家社会总体防疫要求下，大多数人口能够守则行事。

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都比今日中国复杂（大比例的少数族群、分化的政治取态）。不同群体的看法观念完全不同，有很极大的分歧，很难作为一个整体去管理和约束。社会是离心的，而不是向心的。人们关注的是自己，而把约束自己的政府和社会看作对立面。

如果说有什么国家地区和中国大陆更相似，那就是日本、韩国、台湾等东亚社会。出于这个原因，他们的防疫也一定优于西方社会。

3、常态化防疫能够帮助中国比较好的预防第二波疫情

钟南山日前接受CNN访谈，提出中国现在不能自满，要提防第二波。第二波疫情来临风险威胁也很大。中国并不比其他国家更强。

笔者以为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说，我们自己不要掉以轻心，不要过于骄傲，随时警醒自己不要放松是正确的。但如果和其他国家横向比较，就有些低估中国防疫体系之完善了——中国有极为完整的制度基础设施及全民上下众志成城的防疫意识。钟南山在访谈中也提到了对欧美防疫工作之差感到吃惊。他显然是高估了欧美，低估了中国。另外笔者认为各种政治制度文化价值因素超出传染病学者的理解，他们不了解在防疫问题上，政治体制和社会价值的因素比医学技术本身更大，因为防疫是公共卫生，不是个人医疗。

中国目前常态化的高强度防疫（本文后半段会述及）将保证中国最好的防范反应对第二波疫情。如果中国也面临第二波风险的话，那其他国家的风险只会更大，而不是更小。

4、中国人惧怕的是病毒。美国人则生活在对政府和病毒的双重恐惧之中。

虽然已经没有本地疫情，但全民仍然佩戴口罩，遵守各种防疫措施。这个背后不仅仅是家长主义社会下的服从意识，而是——人们还是很害怕COVID-19病毒的。在5月份的今天，这种害怕早就不是无理性的恐慌，而是一种无时不在的警觉和谨慎。人们认为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其他，就是来自病毒SARS-COV-2。

人们认为各种社会隔离政策，各种基于新科技手段的监控工具（例如健康码）是对自己和社会起到保护作用的，都是对抗病毒的积极举措，能够带来安全感，而不是提供另一种威胁。

这和西方完全不同。西方社会认为，所有政府以抗疫为名限制人身自由的举措，包括社会隔离政策，摄像头等监控手段，都是对个人隐私的侵蚀，会带来更多的威胁。基于高科技手段的实名绑定、跟踪城市旅行记录、健康码之类的手段，则会被认为是国家对个人隐私安全剥夺甚至对人权的巨大威胁。在美国疫情泛滥，得不到控制，政府在还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监控管理手段时，媒体和评论家已经忧心忡忡，担心公民的隐私要再一次被剥夺（上一次是911之后以反恐和国家安全为名）了。

很有意思的是，美国完全是一个选举政府：各级政府行政及立法核心岗位都是选举而成，且选举经常进行，民众对政府官员已经有了最大的影响力。但尽管如此，民众却无时不刻不怀疑政府，担心政府伤害自己。选举看来并不能带给民众真正的安全感。

即便在COVID-19疫情的严重威胁下，今日全美确诊150万人，死亡9万人，很多美国人对政府的恐惧似乎仍然超过对病毒的恐惧。在他们看来，政府才是最大的病毒。这种恐惧无论进行多少选举都无法消解。即便是他们自己选举的政客要推出这样的政策，他们也会拒绝。对他们来说，公权力势必与社会对立，是社会的威胁。

这让笔者想到，美国的体制完完全全是建筑在对政府和公权力的恐惧之上的。COVID-19疫情让他们被迫在SARS-COV-2病毒和政府两个“恶魔”之间“取其轻者”——这时，他们宁愿选择CO，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选择病毒就是选择自己，免于来自政府的恐惧。

这才是生活在深层次恐惧之中的国民。没有对公权力如此恐惧和抵触的国民，也不会有这样的有限政府/小政府社会。

这都限定了美国各级政府在防疫抗疫上的选择和能力。美国的这种思想特征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不同，也使得美国的防疫抗疫能力势必劣于欧洲。

笔者认为美国的这种政治逻辑是中国大部分“公知”和“自由左派”不了解且不能理解的。后者基本上是一群“既要又要”的东亚家长主义体制下长大的巨婴，不知道什么是拓荒掘金的战斗民族。

5、“去全球化”

在各地跑了一圈，能看到外国人很少，仿佛回到某种过去，去全球化的中国。相信在每个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笔者较早时期写过文章，预测“中国以外全部疫区”及全球化下的疫情；  “国门戴口罩、国民摘口罩”，都已成为现实。

二、中国在“飞机安全”模式下找到了常态化防疫的平衡点：

笔者在疫情比较初期的时候就写过一篇文章，2020年大抗疫——从“航空安全”、风险认知及管理到社会的长期理性 比较“飞机安全”和“一般交通安全”，航空安全的发生概率非常低，但一旦发生，致死率就非常高，所有的人类社会对航空安全都会采用最高标准、零风险容忍度的方式应对，这是人们的风险偏好。采用航空安全应对的传染病是SARS（病死率10%）；一般交通安全（例如高速公路上机动车的安全）特征是虽然常见，但发生时的致死率也很低。这时人们会采用较低标准、较高风险容忍度的方式常态化应对。采用一般交通安全应对的典型传染病是流感（病死率0.2%）。虽然飞机安全事故每年致死人数远远低于陆地交通事故，但对飞机安全采取更高更严的标准应对，绝不容许有疏忽。这是人类的社会选择。

考虑到十七年前SARS的经验，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采用最高标准即飞机安全的方式应对COVID-19。考虑到SARS-COV-2与SARS同源，在对其传染病学特征尚不完全清楚的情况下就以封城的方式重手干预，并在后续推出一整套社会隔离体系进行防疫战役。

2020年全球所有应对COVID-19的国家都在不知不觉跟随这个模式（“抄作业”），即复制中国的飞机安全模式。有部分国家公开挑战这个模式（包括新加坡、英国、美国等），希望把COVID-19“流感化”，采取常态化方式应对。

后来我们看到，各国平均下来的COVID-19确诊病例的死亡率大概在5%左右，正处在SARS和流感中间。这个死亡率显然不能像流感一样对待。所以西方国家也只能追随中国“飞机安全”的做法，按最高标准去防疫控疫。这种做法不仅仅会付出社会经济代价，同时要限制个人人身自由。

但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很快发现，政治制度、社会构成、文化与价值观与中国完全不同，中国的这种高强度防疫模式是无法效仿的，即便效仿，也无法坚持。

所以，他们在疫情稍微稳定后，就谋求尽快复工复产恢复生活。

在个人主义最极端，政治分散度最高的美国，在COVID-19疫情根本就没有得到控制时，社会就开始转向放弃严格防疫的模式——实际上，他们还是希望恢复到熟悉的“流感化”处理——用应对一般交通安全的方法去应对COVID-19。这个选择当然要付出代价，就是疫情再次爆发、大量感染和死亡，医疗体系还要冒着被崩溃的危险。但对这个野蛮生存的社会来说，活下来的人更重要。

但这就是西方社会的集体选择/公共选择。因为他们的社会的制度和文化不允许他们像中国一样防疫。这个过程中间，西方社会也可能会出现反复，即防疫放开，疫情爆发，防疫再收紧，防疫再放开，中间要付出好多的人命代价。但如果不付出更大人命代价的话，比如说总人口死数个百分点甚至更多，则西方社会应对方式不会改变。

中国模式：“SARS化”/“飞机安全”且还能常态化运作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模式实际上是这样的——“SARS化”、采用“飞机安全”模式进行最高标准、最高强度、最严苛的举国体制的抗疫战役，在4~6周之内解决战斗，然后复工复产，恢复经济与社会常态。如果中国不处在一个全球化的社会，没有境外输入一说的话，那么COVID-19之战早已结束。欧美和其他国家的大规模爆发并带来反向输入的威胁肯定是超出中国政府预想的。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民能够相对步调一致地配合政府，口罩佩戴、出入健康码、适当的社会隔离限制等防疫机制照旧。尽管我们仍然按照非常高的标准进行抗疫，但社会仍能够正常运转，复工复产有序进行，国民和社会基本上能够适应。

所以，中国不但能够采用，还能够长期适应高强度防疫措施，把高强度防疫措施常态化的优势在于，一方面能够最大程度防疫，保障全民人口健康，另一方面还能复工复产，社会最大程度恢复运转。

西方模式：无法跟随中国的SARS化、飞机安全模式，恢复成流感化模式

西方模式（其中，美国是最为“极端”的西方模式）是这样的，一开始也参考了中国模式，但很快发现此模式在西方完全水土不服，首先西方的复制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只能复制一小部分。比如说封城和强制隔绝这种措施在美国根本不可想象。中国的严苛政策措施超出了西方制度和价值观的容忍。而中国防疫政策如果只是复制20~50%的话那等于没用，疫情无法得到控制。这就使得西方社会在松散的隔离状态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控制住疫情，尤其是美国，用了两个月时间都不见效果。这时，西方社会既不能享有快速解决战斗的好处，又在付出社会经济代价，还遭到崇尚自由的个体公民的强烈反对，面临重大政治挑战，因此只好“半途而废”，不得不放弃更强有力的防疫方式。

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的集权和社会性比美国更强，所以比美国情况还好。美国是西方社会中的一个极端。中国模式在美国是真正水土不服的，完全和美国的基本价值观相悖。

“流感化”处理，“群体免疫”，其实就是西方制度、文化和国家能力防疫控疫的唯一现实可行的选择。这个结果是西方不得不为疫情付出巨大的人命健康代价。另外，我们cynical的说，西方社会可以通过这样的防疫去消灭自己的老人（解决老龄化问题）和弱势群体（解决阶级问题）。

每个人类社会其实都和生命体一样。各个社会都有自己应对疫病的方法。有的社会不防不控，或者无力防控，死掉很多人，最后活下来的人最大限度的群体免疫，这是一种“应对”；有的社会严防严控，最后死掉的人很少，但活下来的人也没有免疫，如果出现第二波疫情还会受到伤害，只能长期防疫，并等待疫苗。在人类历史长河里，因为医学知识、技术、卫生基础设施、国家能力的限制，大多数社会是没有选择的，只能眼巴巴的经历人口死亡，通过残忍的肉体淘汰熬过疫情。

笔者一贯观点，认为2020年只有中国的防疫才算达到高维度的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定义；所有个人层级的治疗手段都只能停留在临床医学（clinical health / medicine）的维度。

中国的作业是抄不了的，在防疫这个问题上，西方的体系看来是不如中国的。这个原因是制度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深刻而系统。我们不是说中国的制度在方方面面都比西方“优越”，而是说，在应对COVID-19疫情这个具体的问题上，中国具有比较明显的体制优势。疫情是危也是机。而对于中国来说，在国际环境下，相比一般国家，它呈现的更多是“机”。2020年疫情之后，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很可能变得更为强大。

今天暂时写到这里。后面继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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