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害、去政治的女权者，一步步被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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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一场完全出乎预料的网络风暴，以超强的能量降临到一些女权者身上。住在成都的女权艺术家肖美丽，在网上曝光几名男子室内吸烟，激起无数人——主要是女性——共鸣同样被迫吸入“二手烟”的不快。而当这些女性的吐槽越来越集中于一些男性在公共空间中日常霸凌行为时，一些自我代入、深感被冒犯的男性行动起来，寻求摧毁肖美丽的叙事正当性，试图快速让这场“性别对立”的口水战翻盘。他们开始深究肖美丽过往的发言，直到发现她的微博相册中一张2014年的自拍照，可以被渲染为支持“港独”。

是的，事件起因的偶然和微小，是这场震撼整个中国女权社群的网络暴力中的最荒谬处之一。继而荒谬的是，风暴中心的人们发现，一切好像都失去了控制，澄清没有用，反驳是无力的，无论怎样回应、或者沉默，都会被认为是在自证有罪，没有办法自救，于是越陷越深。以及，她们亲身体验网暴会造成怎样的心理上的巨大痛苦和如何带来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恐惧，并目睹它将社群拖入应激的惊恐、愤怒以及绵延的困惑失措之中。

在那个时候人们常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一切什么时候才会过去？然而，几个月间，人们苦涩地意识到，这次网暴并非偶然事件，并非舆论的一次性错误或个别人的、将很快破灭的丑态演出，而是这个社会在反女权之路上加速中的一个节点。而这个加速的枢纽动力之一，正是所谓“境外反动势力”的话术，它能达到的前所未有的招魂式动员力。

“境外反动势力”这个词的渊源一定深远。它铭刻着一个威权国家对意识形态异己者的恐惧与敌视，然而它真正的功能，却是用这种恐惧与敌视做内部的政治性整肃。而在这个层面上，它所允许的对外部世界和人我关系的理解，基于非理性的想象和紧张，而与真知及和平的理想较远。

把女权污名为“境外势力”可溯自90年代

尽管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在今天的回忆中已经莫名被涂上些玫瑰色，但回顾历史却让我意识到，“境外反动势力”之谥自1990年代起就抵牾着社会对全球女权主义的向往。1995年，中国在北京主办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目的是消除1980年代末以后的政治孤立，从妇女议题的角度令中国以“文明”和“开放”的形象为世界所接纳。江泽民在世界妇女大会上做出“男女平等是中国的基本国策”的表态，当然不是事实，而是发出一种愿意就性别平等共通价值观的信号。

然而，同时中国也始终警惕、排斥甚至公开对抗着“境外势力”。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NGO论坛本来安排在北京市内的工人体育馆举办，却在1994年被决定转移到当时交通还很不方便的郊区怀柔县。那时，正在做记者的我，还跑到工人体育馆，天真地试图了解那里的设施到底出了什么“结构性问题”。真相无非是主办国担心背景多元、主张多元的各国女权主义者的活动对首都人民造成不可控的影响。

当时，中国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相互攻讦，不但没有因盛会而降调，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卷入了这次会议。比如，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在怀柔县城中心的礼堂发表以“妇女的权利是人权”为主题的讲演，然而中国媒体被告知对此不予报道，因此中国大众当时根本听不到希拉里·克林顿所试图传递的信息。而且，会议期间，在同一个礼堂，一位有成就的中国女记者，作为中国方面的与会者，也发表了一次讲演，批评西方媒体对中国妇女人权的“不实”报道。

这间接交锋所暗含的问题，或许一直存在到今天，即：是否存在普适性的妇女人权标准和相应的价值取向，检验中国的社会、法律和政治制度？抑或在中国与美国和西方的意识形态敌对中，妇女人权仅能作为攻击工具被各方操弄，而不可能再有基于妇女生活经验的正当性？

政府团体接受的外国资助远多于民间组织

当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制度自信”还不足，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还无力投资于社会，中国在基层和发展扶贫领域吸收外国资助，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接受了国际项目的模式、术语和技术。

像妇联这样的体制内团体，也在世妇会后一度试图通过倡导“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而提高自身在体制内的地位，同时利用国外政府和非政府性的资金项目，从提高女性参政比例到反对家庭暴力，开发多样的妇女项目。民间妇女组织在中国则始终是罕见和弱小的，所得到的国际资助也一直都很有限，而且，在基层社区受到严格控制的环境下，民间组织的在地项目总要依赖妇联和地方政府实施，导致项目资金最终在相当程度上流向后两者。

总之，各级政府和政府性团体所接受的外国资助远远多于民间组织，这并不是什么难以得出的结论；因此，在历史和事实层面上，接受境外资金无法构成民间组织的“原罪”。

然而，另一方面，一些国际基金会始终被传说所围绕，与它们曾在其他国家疑似资助“颠覆性”活动有关。从“颜色革命”到“茉莉花革命”，其他威权政府遭遇的危机显然给中国政府很大的教训。那些“革命”都被解释成“一小撮”“别有用心”之人与“西方势力”——从国际私人基金会到各西方国家政府——配合串谋的结果，而人民驱动力被否认。

茉莉花革命时示威民众在街头焚烧障碍物以阻止警方继续前进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政权的存续及政权合法性，这两个对威权政府来说致命的需求，或者说总是处在紧绷危机中的需求，推升了营造“境外敌对势力”之魅的巨大动力。要将异议与反抗从人民内部的正当性中驱除出去，就要将“对内压制”重述成“对外反击”，从而使这种压制不会招致质疑，反而能通过建构一致的外敌恐惧，来协作威权与民粹的配合，自我增量循环。

有人认为，这种趋势显示政权的虚弱，我却不这么看。中国政府显然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包括意识形态层面；因此可以不断压缩公民活动空间，扩展由“敏感”这个中国特色术语占领的领地。当然这也是经过了一个过程，但其速度比人们所预想的要快。财政实力的增强，也让各级政府可以做到与国际基金会断联。

但在那些政府从来不会投资的社会议题和策略上，例如女权倡导上，民间组织不得不继续依赖国际资助，并被越来越逼入“受境外敌对势力支持”这个黑话陷阱之中，尤其是2017年“境外NGO管理法”通过之后。尽管政府不会放弃“男女平等”的标榜，但“制度自信”之下的性别平等，被替换成服务于“和谐社会”的性别固化。无所谓主动或者被动，妇联背弃了世界妇女大会的遗产，明确和西方女权主义划清界限，反对民间组织为妇女权利发声。

红线前移，难逃猎巫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女权主义者始终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这中间莫非有某种巨大的误会”。

女权主义者并非是单一一个同质性的团体，不过，总的来说，中国的民间女权诉求主要在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层面，而很少涉及政治权利，更不具备、甚至远离政治转型的议程。对女权者和她们的运动来说，她们在理想层面认同作家伍尔夫式的“作为女人，我没有祖国”的思想，以及批评父权制度甚至国家，但这与颠覆这个政权并没有什么现实上的联系。此外，中国的女权运动和其他国家的连接一直都有限，几乎不存在什么直接协作，更多是基于共同理念的呼应。

因此，许多女权者都错愕于“境外反动势力”之阴谋论和政治化，在这样的谥语面前，女权者及其运动的真相，是相当去政治、天真和无害的。

对于这种现状，只能说，当红线前移，自由言论与活动的空间被压缩，其他被认为“更有害”的运动遭遇打压之后，女权运动最终也不能逃脱被以“境外反动势力”的话术所“猎巫”。此时回首才发现，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民间的女权活动虽然一直都在争取活动的正当性，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而始终都在一个暧昧而艰难的中间地带周旋。在这个地带里，组织注册、筹款、举办活动……始终都很难，而且越来越难。

然而，对女权活动的合法性的打击和剥夺，在2021年还是显著升级了的。不可否认，这次升极的背景，是自2018年以来，“米兔”运动逆势启蒙了千万青年女性，并在备受限制的言论环境下成功制造了一次比一次高涨的辩论。自2020年底以来，在网络讨论中显著的所谓“性别对立”一说，表面上是两性为各自的性别利益站队，实际揭示了一个由女性主动逼近所制造的僵局，而这个社会将不得不决定，它要如何回应女性的呼声。

在这样的形势下，操持“境外反动势力”之话术的目的，是“定点消除”几个刚硬的女权者以及她们所代表的女权行动主义，更是要否认整个女权运动的合法性。

非常残酷，女权运动激起的反扑，其从国家意识形态体制内所获得的赋权能量，远非这个女人的自发运动所能对抗。碾压之下，沮丧、恐惧、愤怒……也在女权运动内部制造了许多困扰。这些基于正义和理想而渴望改造社会、让自己的国家更美好的人，无法接受自己正在被从人民当中分离出去及被判决为敌对者。

此时此刻，或许首要能做的，是识别和戳穿意识形态的迷障，并拒绝被基于暴力和权力建构的话语所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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