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母亲，和被她丢在身后的梅竹村 |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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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坚信，她能用自己的双手编织出想要的生活，没想最后却只是编成了无数封炮仗和无数杆烤烟，易炸燃易碰碎，和她的美梦一样。

配图 |《天注定》剧照

梅竹村靠一条不宽的柏油石子路通往镇上，通往我外婆家，也通往外面的世界。这条道路的两旁有着布满绿植爬痕、霉迹、裂纹的低矮旧建筑、烤烟厂生锈的大铁门，偶尔还有几个老妇坐在自家门口晒太阳。时常有货车从这个死气沉沉的村庄经过，留下飞扬的尘土和坑洼开裂的路面，从不会在这里休整片刻。

我在这条大路上下车，走过飘灰的黄土路，望向那道黄漆斑驳的小木门。铁锁和钌铞上的锈和院头老高的杂草同十多年前一样，并没有任何区别。我拨弄了几下锁，生怕它会散架，心想：即使敞着大门，写上“请进”，大概也没有小偷愿意光顾这里。

而这里，是我曾经的家。

1993年的秋天，十九岁的阿兰因为怀了孩子，匆匆举办了婚礼。说是婚礼，其实就是在村子里的晒谷场上摆几桌酒而已。之后，她就跟着丈夫搬进了梅竹村，成了杨家祖宅里的当家女人。

两年前，阿兰进了梅竹村附近的一家火炮厂编炮仗。编炮仗就像编辫子一样，编一封能算两毛钱。厂房里连空气中都漂浮着火药粉末，粉末会沾满手指，钻进发丝鼻腔，即使下班后洗上几遍，那股味道依然挥之不去。

阿兰从一进厂，就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她一头浓密的自然卷，长发及腰，用发卡别起来，很洋气，身材也苗条，瓜子脸和小嘴巴在一众女工中算是打眼的。工友杨小刚见了她几回，便动了追求的心思。他买了盆栽小花，天天在她宿舍楼下等，被拒绝了几次，越挫越勇，又拉着朋友在楼下弹吉他，唱情歌。阿兰看他如此坚持，便收下了盆栽。

就这样，在杨小刚的软磨硬泡之下，俩人慢慢熟悉了起来。后来，他们一起外出吃饭、逛街、去台球厅玩。杨小刚会跟阿兰讲述自己的童年，说母亲是如何抛弃自己的，父亲如何无能，自己又是如何无依无靠……久而久之，阿兰便对眼前的这个青年生出了无限同情。

因怜生爱，他们在一起了。当阿兰把男友带回家时，遭到了家里人的一致反对：首先，杨小刚长发过耳，牛仔裤及地，看上去吊儿郎当的，不像个能正经过日子的人；其次，他不懂礼貌，见了家长不叫人，一屁股坐下就等着吃饭；最重要的是，阿兰的父母向梅竹村的人打听过，说杨家很穷，“扔块石头进他们家里，连个尿罐也砸不到”——其实杨家有地，但没钱盖房子，可见这家人不是懒，就是没本事。

为了让女儿回心转意，阿兰的父母赶紧托人给她另外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对方家境殷实，嫁过去绝对不会吃苦。可家里越想安排，阿兰就越想反抗，也许是因为她的叛逆期来得晚了一些。

阿兰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女孩。她是家里的小女儿，上头有四个哥姐，下面还有弟弟。家里孩子多，她并没有得到过父母的偏爱。读初中时，她在班里年龄最小，成绩却名列前茅。因为大哥要盖新房讨老婆，父母总在她面前吵得不可开交。她心里明白，自己和二哥只有一个人能继续读书了，她不清楚自己的学费对家里来说究竟算不算多，能为大哥的新房多添几块砖，但如果非要问，母亲肯定会告诉她：“女娃娃读书没用的，不如早早打工赚钱补贴家里。”

开学前的一个晚上，阿兰主动推开了父母的房门，说自己不想读书了，父母都不言语，第二天午饭时，父亲把自己碗里的一条鲫鱼夹到了阿兰的碗里。之后，父母就开始全力盖新房、操办大儿子的喜事，等大哥的亲事定下来以后，阿兰就去了火炮厂打工，尽管收入微薄，每个月还要省下十块工资给小弟当生活费。

小弟瘦高个、桃花眼，同样遗传了一头卷毛，十分多情，常有女同学追到家里给他送手织的围脖。他心思并不在读书上，勉强读完初中就去当兵了。阿兰那时心想，如果自己当初能继续读书，怎么也能考个大专。

常年积攒下来的怨气，让阿兰很想离开家。她单纯地认为，杨家的穷只是一时的，只要自己勤劳肯干、肯付出，一定能和小刚一起改变生活。她无视家里的反对继续与小刚交往，不久就意外怀孕了。

在那个年代的农村，未婚先孕传出去，足以毁了一个姑娘的一生。阿兰舍不得肚子里的小生命，父母纵然气愤，也不得不点头同意了这门婚事。婚礼上，杨小刚向岳父母敬改口酒时，阿兰母亲全程黑着脸，不接杯子，也没应声。

梅竹村所在的镇子在方圆百里以民风剽悍闻名，这里的小饭店永远是烟气、酒气、戾气弥漫，人们常常一句话不对付就大打出手。外地人在街上一听见操着这里口音的人拉帮结伙，干脆绕道走。

在这里，杨家以“穷”和“浑”出名。听说杨家的祖先曾靠跑马帮运药材生意起家，家业鼎盛时，田地多得要租给别人种。但无奈子孙不争气，变卖家产成了传统，到了杨小刚父亲这一代，家里就只剩几块稀散地皮了。杨父再三强调要留着它们盖房子，“多少给子孙留点东西”。可杨小刚还是时不时会打起卖地的主意，如果被父亲骂“败家子”，他就回敬道：“你又没教我别的。”

以前村里的妇女聚在一起提到这家子，都是撇嘴“啧”一声，再摇摇头。二十多年前杨父成家后，回家天天对着冷锅冷灶和妻子的那张冷脸，直到有一天他薅完地里的草、掐了嫩嫩的豌豆尖回家，小儿子对他说：“我妈收了衣裳走了。”自那以后，他一个人下地，一个人做饭，吃完饭洗完碗就蹲在墙根脚，沉默地吸水烟筒。

两个儿子把母亲的出走归咎于父亲的窝囊。他们不服父亲管教，时常夜不归宿，来去无踪。父子见面没话，像是房东和租客。两个儿子在外惹了祸，被打的孩子家长找上门，杨父的态度总是“赔钱没有，人也管不了”。对方只好打自家儿子出气：“你沾谁不好，沾他们家？！”

年轻的阿兰那时并不知道家徒四壁意味着什么，她满心是和情郎成家的欣喜，还有对公公的怜惜。婚后那半年，阿兰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常常出没于田间地头，灶前井边。公公从地里回来时，她会早早备好热水、热饭，还有冒热气的毛巾。因为她的到来，丈夫和公公的关系也缓和了不少，能说上几句话了。

村里人对这个漂亮又能干的儿媳妇艳羡不已，见着阿兰的公公就夸赞：“你家爷俩个走狗屎运了，讨着个有本事的媳妇！”杨父眯着眼，嘿嘿笑：“有哪本事哟，她管得住小刚就得咯。”

为了给家里省水，阿兰常挺着大肚子去村里的井房洗菜洗衣。熟了之后，村里的妇女们忍不住问她：“你（娘）家里是不是很穷啊？”见阿兰不解，她们又说：“不穷的话怎么会嫁到梅竹村来呢？嫁的还是他们家。”

隔年夏天，烟草刚抽出嫩叶，雨季也到了。雨水不停地顺着破瓦漏下，滴滴答答地装满了地上和桌上的锅碗瓢盆，又纷纷溢了出来。

阿兰一边埋怨丈夫“多久了还没去买新瓦补屋顶”，一边撑着床沿爬起来，去灶下拿小铁铲熟练地把积水往门槛外铲。积水还没清理完，羊水就先破了，她赶紧喊醒熟睡的丈夫，准备赶去县城医院。

下了班车，还有几百米的路要走。杨小刚嫌大着肚子的妻子满脸痛苦走在大街上丢人，就低头走在前面。阿兰忍受着汹涌袭来的痛感，恳求他扶自己一把，他这才不情不愿地挪到妻子旁边伸出了手臂。

好不容易到了县医院，钱又不够，他们只能辗转再去镇医院。躺到病床上后，阿兰直到出院也没瞧见自己男人的身影——杨小刚把她送到镇医院后就不知道跑哪儿玩去了。

阿兰独自忍受阵痛，终于在临近傍晚时生下了我。后来她说，看到我时的那份欣喜，最终取代了她之前的恐惧和绝望。

生我那天，幸好母亲在县城时碰到了娘家村里的一个大妈，托她给外婆带了信。因为从家里出来得急，外婆只来得及在车站买一小袋鹌鹑蛋，等我生出来后，她才匆匆赶到镇医院。

外婆的到来，让母亲在这一天总算吃上了东西。外婆一边剥鹌鹑蛋，一边抹眼泪骂我母亲不争气：“跟你说了，看不上他看不上他，你就是不听话啊！”

母亲别过脸不说话，鹌鹑蛋一个一个放进嘴里，窗外的雨还在淅淅簌簌地下。

有了我之后，父亲也不再掩饰懒惰的本性了，我就是他用来拿捏住母亲的软肋，他觉得自己再混蛋，母亲也不敢跟他离婚。他从婚后就迷上了打牌，常常几天几夜不着家。母亲还没出月子，他就为了还赌债瞒着家里人卖了一块临近马路的地皮——原本母亲和他已经商量好了，要借钱在那块地上盖个小饭店，以后好靠开店养家糊口。

母亲知道这件事后，责怪我爷爷不管教儿子，又和我父亲吵架。爷爷也显出了“浑”的本色，干完活就站在院子里骂街，怨我母亲生的是女儿，也不按时做热汤热饭了。他俩一个不敢管自己的儿子，一个管不了自己的丈夫，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只好把怨气撒在另一个人身上。

矛盾愈演愈烈，母亲决定分家，要靠自己把日子过好。爷爷气得在床上躺了四天，颗米未进，直到母亲答应揽下家里所有的债务，他才松口——据说，这些债大多是为了能让父亲娶她才欠下的。

我满百天后，父亲在老宅堂屋中间立了一堵墙，一边是爷爷家，一边是我们家。这堵白花花的墙成了房子里最新部分，让周遭的一切显得更加破旧了。父亲新做了一扇黄色的木门，上面绘有两只站在枝头的喜鹊。母亲说好，“黄色亮堂”。她把陈年的大小债务一条条列在小本子上，父亲看了之后，收敛了点，没再明目张胆地上赌桌了。只是他依旧成天睡到晌午，游手好闲。

为了早日还清债务，母亲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抛在地里了。平时没人带我，她就领着我下地，她往竹篓里挑土豆，我就坐在土豆另一边。农忙时节，难以分身，她就把我送去外婆家。

那时梅竹村的人主要靠种烟草挣钱。种烟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一年一季。母亲要在年前去山里铲回大量根上带着土的野草坨，用火把它们炼成烟灰土。然后到了季节，松好地，撒下烟籽，把烟灰土盖上去，待长出密密麻麻的小苗后，再挑拣长得好的，装套到营养袋里。在我的记忆中，各样粗活细活母亲都做得极好，一天能用茶杯给烟苗装上五六千个营养袋。

每年四五月，等烟苗长成盆栽大小，才能移植到地头，盖上塑料膜，直到收成，中间浇水、打药、除草、废叶，基本不能停。遇到水源紧张的时候，母亲要一担一担挑水到地里。有时山里放水，各家就赶紧扛上锄头引水到自家地里。常有人为了争夺水源大打出手，甚至发生过弟弟用锄头在亲哥哥头上挖了个大窟窿的事。

烟叶成熟后，要采摘、编织，再把一杆杆烟叶架到烤房的木梁上连烤几天。这期间火不能断，什么时候加炭，什么时候撤火，都有讲究。烟叶出炉，还得“抬烟”——用担架把烤得金黄干脆的烟叶小心抬回家，等回潮变软后，再把皱巴巴的烟叶一一抹平，按成色分拣，最后才能交到烟店换成钱。

收了烟叶，母亲也不敢闲着，紧接着又要种大蒜。蒜种泡好水，用大拇指一瓣一瓣按进土里，再施两三遍肥。一百多丈的地，她一个人种不过来，后半截地还在按种，前半截地的苗已经长得绿油油了。

就这样，母亲靠自己的劳动还清了所有的债，还攒下了一点钱盖了一个烤房，能帮人烤烟挣钱了。两个红砖房一高一矮，矮的一边是火炉和炭，火炉连通高的砖房，砖房的顶是封严的，房里横上五层木梁，每层四根。烤烟时，一层站一人，把烟往上递，架在梁上。烤烟季需要人全天看着炭火，搭个木板铺上席就算是床。我家的烤房一共能装下150杆烟，一杆烟能收3块钱。烤房里谁家有多少杆烟，母亲都靠脑子记，从没出过错。

等我到了读书的年纪，母亲又时常去火炮厂兼职，下午放学，我就去火炮厂接她一起回家，有时她不在，我就坐在她的位置上编几封炮仗再走。

母亲曾坚信能用自己的双手编织出想要的生活，没想到最后却只是编出了无数封炮仗和无数杆烤烟，易炸燃易碰碎，和她的美梦一样。

等没人再来我家要账了，父亲却开始伸手了。刚开始母亲会给他钱，但随着他要的数目越来越大，母亲就有意见了。于是，父亲就抢，喝了酒就在家里翻箱倒柜，摔碗砸盆，逼问母亲把钱放在哪里。一次，他抢走了家里的存折，把里面的两万多块钱挥霍一空。

没了存款，到了家里卖猪崽或交烟的日子，父亲就会准时出现在家中，上演抢钱大战。母亲终究无力反抗，最后只能哭着说：“留着给孩子过年的钱你也抢，你有没有良心？”父亲则面无波澜地说：“我要良心干嘛？能吃啊？”

1997年，父亲和同村的一行人去隔壁村打麻将，打到半夜困了，便借宿在麻将馆老板家。当夜，老板夫妇瞥见一个小伙子裤兜里露出几张百元大钞的边角，就起了杀心，将人勒死碎尸，连夜抛到了公共厕所里。东窗事发后，父亲因为聚众赌博被拘留了半个多月，可这件事除了成为他的谈资和恐吓我的故事，并没有对他起到任何警醒作用，他依旧按时回家抢钱，按时赌博。

母亲望不到出路，便收拾行李带我回了娘家。父亲赶来外婆家，跪在门口，痛哭流涕，承诺以后一定不再赌，会好好过日子。第二天，外婆看见他还跪在那儿，态度坚决地说：“你连路边那条狗都不如，我就算养着她们娘儿俩，也不会让她跟你回去。”

父亲一跪就是好几天，母亲变得有些犹豫，她昔日的好友也来劝：“谁家的日子也不好过，离了婚又能怎么样呢？你舍得把孩子留给他，还是给她找个后爹？”母亲没见过外面的世界，也不知道人生还有别的活法。“离婚”对她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她思虑再三，决定再给父亲一次机会，不顾外婆的反对，又带我回到了梅竹村。

这一次，父亲好好过了半年的日子，偶尔还会和母亲一起下地干活。他们的关系缓和了些，母亲又怀上了二胎。于是，父亲似乎又多了一块筹码，又没日没夜地泡在赌坊里了。

1999年冬月，寒潮来袭，我家的瓦檐下结了亮晶晶透明的冰棱，母亲用碗接了，拌上白糖给我吃，冰凉凉，甜丝丝。母亲腹中的胎儿已经足月了，那天吃过晌午饭，她说肚子疼，唤我去找父亲回来。

为了躲开警察，村里赌钱的点是流动的，几月一换。那段时间，打扑克的人会躲在村口小卖部的帘子后面，打麻将的人藏在药店老板的家里。我直奔药店的后房，说母亲要生了，父亲头也不抬地回我：“生就生嘛。”我定在那儿不动，死死地盯着他，心里怕得要命，但更怕母亲在家出什么事。药店老板见状，便帮劝道：“媳妇都要生了，还是回去吧。”周围的赌徒们也纷纷附和，父亲这才看了我一眼说：“打完这圈。”

我们到家的时候，母亲正靠在沙发上，肚子鼓得像塞了一只大气球一样，突兀又脆弱。她说“拿钱”，父亲回“没钱”，母亲问：“打麻将有钱，生娃娃就没钱吗？”“你生你的娃，关我什么事？”父亲说完就走了，背影在巷口转了个弯，就彻底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母亲一言不发，只是盯着墙流眼泪。我没有办法，出去敲了好几户的门，边哭边说“我妈要生了”，几个有经验的妇女便赶来我家帮忙。场面很混乱，母亲声嘶力竭地呼叫，后来喊没了气力，就变成断续的闷哼。

直到第二天夜里，母亲才在家里仅有的那张床上生下了弟弟。床单和蚊帐上都沾满了暗红色血，母亲对我说：“我以为我要死在那张床上了。”

得了孙子，一直对我家不闻不问的爷爷显得很开心，特地给我弟弟买了银制的长命锁。几天后家里摆酒请客，把母亲的娘家人也都请来了。酒桌上，大舅舅语重心长地对我父亲说：“如今你女儿儿子都有了，以后好好苦钱过日子，家里也有地盖所房子。”

当时大舅在外做工程，经济条件宽裕，很照顾我母亲，因为看不惯父亲的所作所为，常会说他。父亲本就对大舅不满，这次便借着酒劲回怼：“我家的事你家少来管！”之后两人你一句我一句，打了起来，众人把他们拉开，不欢而散。

客人走后，父亲带着酒气和怒气把母亲逼到墙角，让她和娘家断绝关系。母亲说：“你要我断了娘家这条路不可能。”父亲就气急败坏地把几张饭桌都掀了，还把外婆送给母亲坐月子吃的两大筐鸡蛋也砸了满院。

从那之后，我就更少见到父亲了。一晃就到了插秧的时节，按照习俗，村里每家要出一到两个劳动力，轮流去帮每家插秧，主家要提供晚饭，再给每个帮忙的人一包糖和两个熟鸡蛋。每到这个季节我都很开心——因为母亲会把收到的糖都存起来，鸡蛋则分给我和弟弟吃。

那天，母亲去小波叔叔家帮忙，打算回家时，小波叔叔的新媳妇对她说：“你回去说说你家男人，怕是喝多了，当着我的面就在这天井里撒尿，要不得嘛。”母亲臊得脸通红，连忙点头。回家一看，醉酒的父亲像肉泥一般瘫在沙发上。母亲觉得丢脸，厉声质问了他几句，他就涨着黑红的脸，怒目相向：“哪个说的？我去把她叫来问，我没尿，我今天把你杀了！”说完，他拿上菜刀夺门而出。

傍晚的月亮总是不等太阳完全落下就悄无声息挂在天边。可能是因为那天满月的缘故，我家门口的小路铺满月光，如同白日，晃得父亲手里的刀发出铮铮银光。

我们离开梅竹村，就是在这样一个月色如洗的夜里——或许，用“逃”来形容更合适。

那天，确认父亲走出巷子了，母亲来不及收拾任何东西，就一手抱起还不会说话的弟弟，另一手拉着我奔出家门。她打算先到平时走得近的同村好友家躲一躲，走得很急，我几乎是被扯着往前跑。石子路飞快在我们脚下往后爬去，弟弟不停哭叫，引得村里的狗吠声此起彼伏。

月亮光光地在我们身后追赶着，父亲的威胁声从不远处传来，我们慌不择路躲进人家墙角堆放的几捆玉米杆里。恐惧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我对弟弟做“嘘”的手势，平时哄不好的他好像听懂了一般，安静了下来。那几分钟，我只听得见“咚咚”的心跳声，分不清是我的还是母亲的。父亲嚎叫着从我们眼前走过去，他走得越远，月光就把他的影子拉得越长。我真怕心从嗓子眼跳出来，跳到玉米杆外面去，紧紧闭着嘴巴不敢呼吸。

不记得过了多久，直到村子里再度安静下来，我们才敢钻出来。我们去了母亲平日交好的阿姨家，被告知父亲才来这里找过我们。男主人说：“这个村里，谁不知道小刚浑？”话里透出不愿惹麻烦的意味。母亲不想让人家为难，就借走了自行车，连夜骑了三个小时的乡野小路，带我们逃回了外婆家。

在此之后的近二十年里，我再没有回过梅竹村。

后来父亲又上演了几次下跪认错的戏码，然而母亲已经彻底绝望了。见她不为所动，父亲便扬言，如果要离婚，他就要带走我和弟弟——他十分清楚我母亲的为人，不像我奶奶，不愿过苦日子，就抛夫弃子跟着一个北方货车司机跑了。

外婆看出我父亲并不是真想要孩子，就劝母亲把我和弟弟给父亲，省得他总来纠缠：“你带着两个孩子也不好再嫁。”母亲不应，后来她还告诉我：“不要记恨你外婆，她也是为了自己的女儿，就像我为了你和你弟弟，都是一样的。”

此后父亲再来，母亲就避而不见了，由外公出面交涉：“你浪荡惯了，离了婚，自己一个人想干嘛就干嘛，没人管，也不需要你给抚养费。”

或许是觉得外公说得有理，或许是闹腾累了，父亲终于同意离婚。2000年冬天，他和母亲终于办理了离婚手续，法院把我和弟弟的抚养权判给了母亲，烤房归了母亲，其他房产、地基都是父亲的。可父亲并不守法，他转头就把两处地基连同母亲的烤房一并卖了，换了二十多万现金，找了个县城的姑娘。

父母离婚后，我们在外婆家过了一阵安稳的日子。外婆家住的是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三进大宅子，每一进都有两扇包了浆的酱油色大木门。那房子顶上是木梁青瓦，地下铺的是几百斤一块的白石板台阶，木门槛也高，都到我小腿了，一进门就会被绊一下。

最热闹的时候，这座宅子里外里一共住了十几户人家，外婆家在最里弄。每晚七点半，外公外婆看完新闻联播，就会把木门从里面闩上，发出“吱呀呀”的响声。当时，我和母亲住在厨房上面的小木楼里，雕花木窗外是长满青苔的青瓦屋顶。

我觉得和在梅竹村的时候比起来，外婆家这里简直是身处天堂——那是一个靠山临湖的小渔村，总有吃不完的山地土豆和小鲫鱼。村里大多数人一辈子连省城都没去过，都自豪地称呼那个不大的湖为“海”。每家每户都有用卡车内胎做的“充气艇”，正好够一人盘坐在上面，外公白天上山种地，吃过晚饭就带着渔网和木桨“下海”，第二天饭桌上就会有个头小的没卖掉的鱼。后来母亲说，如今一种身价不菲的鱼类就是因为被他们小时候吃绝种了才这么贵。

这个湖养活了外公，养活了母亲，也养活了我和弟弟。当年母亲嫁到梅竹村后，每逢艰难时节，总要靠娘家的接济度日，我们经常能吃到外婆带来的米面和鱼。外婆虽然嘴上骂母亲不听话自食苦果，又劝母亲不要我们，但她时常会带着我和弟弟去小卖部买健力宝和零食。在舅舅家饭桌上，他也总把鱼籽夹给我，堂哥若表示抗议，舅舅就怒斥他：“你知不知道你小妹之前过的什么日子？！”

秋天到了，秧田里的水干了，是割谷子的季节。妈妈和外公外婆、舅舅一起忙秋收，早出晚归，堂姐领着我们一群小孩满村疯玩，弟弟哭闹累了，就独自在屋里睡觉。

外婆家的村子民风淳朴，各家大门时常是不上锁，可那天所有人回到家时，发现我弟弟不见了。众人焦急寻找，母亲却说：“别找了，肯定是被那个无赖偷走了。”

果然，父亲托人给母亲带来了话，说弟弟在梅竹村，“想要儿子就回去”。母亲无奈收拾行李，外婆就把她锁在房里，说：“你敢回去，娘仨死在那儿也没人会管你们了！”

当时外婆已经打算把母亲嫁给同村的一个老光棍了。那个男人四十多岁，佝偻着，背驼得高高的，像背着一口锅，有时他在村里见了我，会给我塞几颗牛奶糖，伙伴们见了便都取笑我：“背锅要当你爸爸咯！”于是，我放学都避开他家，绕远路回去。外婆看中这个光棍有房、无后，知根知底，想着如果我母亲与他再婚，以后就可以在父母眼皮底下生活，跟娘家互相照应。她觉得自己操心这么久，终于为小女儿找到了个不错的归宿，也顾不得小女儿愿不愿意了——总不能眼看着她又跳进同一个火坑吧。

一天我写作业时，外婆停下纳鞋底子的手，用针往头上搔了几下，郑重地对我说：“你妈命不好，小时侯算命的就说她是要走第二步路的，人家不嫌你妈领着你，过去么，你要会喊‘爸爸’喊‘奶奶’。”

我不知道“爸爸”有什么用，也不在意谁给我当爸爸——但为什么非得是个“背锅”呢？当时我母亲才二十六岁，正是好年华，可在外婆眼里，她就是个离婚带孩的女人，再婚也只能再找个因某些原因娶不上老婆的男人。

母亲不愿意嫁给那个光棍，她见过一些女人在不幸婚姻里煎熬许多年，靠着最后一丝勇气和力气离了婚，随后又像提线木偶般任由父母给自己物色一个或是身体残疾或是看不见的地方有问题的男人。再婚的酒席上，她们大多面无表情或强颜欢笑，但更多人连场像样的酒席也没有，扯个证就跟新的男人搬到一起过日子了。

刚从泥沼里挣扎爬出的母亲，还没缓过来就被外婆逼婚。外婆按时将吃食送进屋子里，被关在里面的母亲十分倔强，连着几天绝食，外婆慌了神，才把她放了出来。母亲想明白了：梅竹村是不能回去的，因为她永远改变不了我父亲；娘家也不能久留，因为父母也只会强迫自己选择他们认为对的路。

一天晚上，我们照旧和外公外婆一起看了电视，新闻联播之后是天气预报，女播音员说明天有阵雨。夜里，我和母亲一同躺在小木楼的床上，她问我睡着了吗？我说，睡着了。

母亲笑出了声：“睡着咋还会说话？你从一点点大的时候就这样，问你睡着了没就说‘睡着啦’，非要让人夸两句‘囡囡最听话了’才肯乖乖睡。”

我问母亲：“你小时候也这样吗？”

母亲说，小孩子都这样，那时候她听到外婆闩大门的声音就赶紧装睡，等外婆来检查完，她就和舅舅从窗户爬去屋顶上看星星。

我两眼放光，央求母亲带我上一次屋顶。在我承诺自己以后绝不偷偷去后，她答应了。我们穿上外套，爬出小窗户，钻进黑压压的夜里。一阵带着青苔味的凉风袭来，几点星光隐约在云后面，忽而闪出来，忽而躲不见。

在屋顶上坐定后，母亲问我：“冷不冷？”

我兴奋地说：“不冷！”

“你记得小梦阿姨吗，她在城里饭店打工，一个月有八百块呢。”

“外婆说你要嫁人了，你不想嫁吗？”

母亲伸手紧了紧我的衣领说：“嫁了，人家对你不好怎么办？我想出去打工，等妈妈赚了钱再来接你好吗？再想办法把你弟弟也接来。”

我问打工的地方远不远，母亲说：“不远吧。”

我抱住自己的膝盖，歪头看她，她的眼睛闪着光亮，缀在脸上，像星星缀在黑夜里。

当天夜里，母亲嘱咐了我一些话，就收拾了几件衣服准备走了。我们蹑手蹑脚地下楼，一点点打开那扇会乱叫的老木门。可我们推得越小心、越慢，它的叫声就越嘶哑。

门终于开了，母亲侧身从门缝里钻了出去，风呼呼地灌进来。之后，第二扇门，第三扇门，我目送母亲离开这栋三进门的老宅，她回头挥手示意我回去。空气是阴冷的，我想起天气预报说要下雨，就赶紧拿伞追上母亲。母亲蹲下抱了抱我说：“怕是真的要下雨了，快回去睡觉，乖。”

这个拥抱，我一直记到了现在。

我不记得自己回去的时候有没有闩上大木门，只记得那天风很大。我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等雨，好让母亲能用上我送的雨伞。后来，我等到了天亮，就把自己连同母亲留下的字条交到了外婆手里。

就这样，我的母亲从夫家逃到娘家，又从娘家逃去了一个陌生的小饭店。

父亲找了新欢后，很快就把卖烤房和地基的钱挥霍一空，之后那女人就不要他了。听说我母亲要再嫁后，他愤恨地跟我爷爷说：“你望嘛，女人都一个逑样！”

爷爷只问：“那你把小儿子领来要咋整？”

父亲没有回答，他望了望我弟弟，又如往常一般离开了家——在他眼里，养活一个小孩和养活一只猪崽并没有什么区别。刚开始都只会拱来拱去吃奶哭闹，没多久就会走会跑，再长长就能卖钱吃肉了。如今儿子已经过了最麻烦的阶段，有什么难的呢？留着他总归还有一丝复婚的希望。

当时爷爷怎么也没想到，我父亲这一走就是三年。村里人有的说他犯事被抓了，有的说他为了五万块钱替别人坐牢去了，还有的说他在城里找了个小婆娘过日子了。

2003年，父亲回家了一次，那时爷爷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父亲在家留了一阵子，在桌上留下五百块钱后就又离开了。爷爷害怕自己死了没人管孙子，还曾让我弟弟搀着他去派出所打听消息。之后祖孙二人相依为命过了许多日子，弟弟说，爷爷瞎了之后，做的菜里时常有蚂蚁，久而久之，年幼的他就接下做饭的活儿。

那时偶尔还会有人来家里要账，说我父亲欠了他们的钱，可见到爷孙俩过的日子，他们又只好悻悻离去。爷爷和弟弟睡在那间放棺材的房里，一天夜里，蚊香燃着了那顶破蚊帐，瞎眼的爷爷感受到了热浪叫醒了弟弟，随后一老一小逃了出来——那场火，差点把爷爷的那口黑漆薄木棺材给烧了。

不久之后，爷爷去世了，村里的老人说他是被火吓丢魂了，魂没了人自然也活不长了。他走的头天晚上，把我弟弟叫到跟前，递给他几块钱，反复叮嘱：“拿着钱去坐车到你外婆家，去找你妈，听见没？”

第二天一早，弟弟起床上学，发现爷爷已经没了气。父亲闻讯回来操办丧事，问爷爷死前说什么了，弟弟如实回答，父亲就说：“你敢去，我就打断你的腿！”

对父亲的恐惧最终还是压过了对母亲的渴望，加上爷爷曾反复和年幼的弟弟灌输“外婆不喜欢你，要不是有了你，你外婆早都给你母亲找了好人家……”之类的话，弟弟不敢轻举妄动。之后父亲又消失了，留下弟弟独自在杨家祖宅里生活了三年。

爷爷在世的时候，弟弟还能勉强吃饱穿暖，爷爷没了，他基本就是个孤儿了。家里有粮食时，他放了学就自己煮白米饭吃，巷子里的那对外乡老夫妇常会夹一碗菜塞到他怀里，他埋头吃完，洗了碗再送还给他们。米袋空了，他就在放学后游荡进庄稼地，趁四下无人偷点瓜果蔬菜回家。有时运气好，他还能在田里翻捡到别人漏挖的大蒜、地瓜和土豆，拿回去烤熟，就是一顿饭了。

每隔几天就有一个蹬着破三轮的老头来村里收废品，弟弟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给他了。等屋里实在没物件能换钱了，他就把课本卖了，出去拾塑料瓶。老头问他是否还有东西要卖，弟弟就说：“要么你把我收走吧，我也是没人要的废铜烂铁。”

孤伶伶的弟弟就这样在梅竹村长到了七岁。他总低垂着头，身体似乎停止了生长，比同龄人矮了一大截。后来我们把他接回到身边，他每顿饭总要吃上两大碗，零花钱也全是拿去买零食。母亲开玩笑说：“他这是饥饿后遗症。”

2006年，母亲领着我再嫁了。那时她已经把一头自然卷拉成了黑长直，穿着时髦的牛仔裤、高跟鞋来学校接我，别人都问：“是你姐姐吗？”的确，三十岁的母亲比二十岁的时候漂亮多了，也开心多了。

母亲的再婚对象是她打工的那个饭店的一位常客。这个男人浓眉大眼，头发茂密，长得还算英俊，只是透出股憨劲儿。每次他和朋友来饭店吃饭，总要远远地望我母亲几眼，偶尔眼神对上了，母亲以为他要点菜，走过去时，他却抓起纸杯低头喝水，什么也不说。

之后，他私下打听我母亲的情况，然后托人上外婆家说媒——这时他还没和母亲单独说过一句话——上门提亲的阵仗弄得很大，他大概叫上了家里的亲戚，开了四五辆气派的小轿车来到外婆家的村口。外婆喜笑颜开，对这门亲事表示满意，还做了丰盛的菜招待他们。临走时，那个男人还给了我一个红包。

我第一次见这个男人，就觉得他长得很像鱼，鼓溜着眼睛，微张着嘴巴，要说话却又突然发现脑袋还没准备好，卡在那儿。他结过婚，有两个孩子，也是一儿一女。后来，那两个比我小些的弟弟妹妹告诉我，他们的妈妈跟别人跑了。

母亲和这个男人相处了一阵，谈不上多喜欢，或许只觉得他比我父亲更合适过日子，而且成了家以后，她就能早点把我接去身边，于是便同意了结婚。

母亲是从外婆家废弃了的猪圈里出嫁的——村里有传统，离过婚的女人就不能再从娘家嫁出去了。那天的天色不大好，天空下起了似雾非雾的毛毛雨，看什么都不太真切。母亲及腰的长发在后脑盘了个新娘髻，上面插着满天星，还有一束白头纱。

婚礼办完不久，我就跟着母亲搬到了新家。那里确实是个富裕的地方，靠旅游业为生，那个男人有个生意不错的宾馆，婚后由母亲负责打理。我们五口人凑在一起过日子，生活平淡又忙碌，没有什么大的矛盾。

手机开始普及以后，母亲和父亲取得了联系，每次问到我弟弟的近况，父亲就说他们生活在一起过得很好，还以弟弟为借口，先后从母亲手中“借”走了不少钱。母亲曾提出要亲自送钱去梅竹村，顺便看望弟弟，可父亲拒绝了，还威胁她：“你们敢来，让你永远见不到你儿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现在住哪儿！”母亲只得作罢。

不久后，母亲辗转联系到了梅竹村的旧时好友，才知道父亲一直在骗她。当天，心急又愧疚的她叫上大舅舅等一群人，直接去把我弟弟接了回来。这事儿她没和任何人商量，包括现在的丈夫。

新家里有了四个孩子，却不如往日热闹了。我能感受到四处弥漫着的、看不见的硝烟，也明白战火大概是从我弟弟头上烧起来的。那时我读寄宿初中，在家里的三个孩子当中，弟弟最小，常被指使去给看店的大人们送饭。弟弟性格软弱，难免受欺负，往往等他送了饭菜回来，盘子里的菜都空了。

弟弟说，有一次他去送饭，不知道怎么就惹到了那个男人，他当着弟弟的面把饭菜摔在地上。之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那个男人还当着我母亲的面对弟弟摆脸色。那段时间母亲过得很压抑，经常对着镜子翻头发，找出白发就让我帮她拔掉。她想缓和关系，曾主动讨好那个男人，可她喊他吃饭的时候，他就转身重重砸上房间门以示抗议。

这种日子也是没有办法过下去的。一天，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从男人家搬了出去，独自带着我们租了房。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母亲的首饰盒里发现了他们的离婚证。

自此，母亲不再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任何人的身上了。她聪明勤快，又不怕吃苦，开过服装店、卖过保险，干哪一行都赚到了钱。

后来，我和弟弟都顺利从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母亲的日子越过越好，至今依然单身。

（文中人物、地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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