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年租1800元的村屋里，我们一家过得就像《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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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叫“白云”的村里，我们住在快要倒掉的房子中。

“哦噶搞，果个月电费500块，硬是一天到晚烧炉子！”（方言：怎么办，这个月用了500块电费，怪就怪一天到晚开电暖器。）

今年春节，母亲的这么一句话，引发了我和弟弟回家以来，母亲和父亲最撕心裂肺的一次争吵，隔壁屋的奶奶来劝架，又引得父母扯出了陈年的旧疙瘩。结果，气急败坏的父亲把我才买的300多块的恒温电暖器砸了。

屋子本就冷得跟个冰窟窿一样，这下更冷了。门是关不上的。风从窗窿子、门缝子钻进来。夜里，风猛地一耸，铁锈插销松两下，门就开了。邵阳的天气，零下说不上，只是腊月寒冬，家里没有烤炉子，裹多厚的棉衣都不顶事。

可要是想想以前住的房，这已经算上了一个档次。

老房子的堂屋，也兼作我们家的厨房。

一

村里的新砖房，一个月150块

30年了，我家终于在去年8月住上了村里的灰泥红砖房，为建新房，我们要在这里租上一整年 —— 1800块，一个月150，不包水电 —— 比起以前那栋建于解放前、漏雨潮湿的土砖房，还是结实点，那栋住了四代人整整70年的房子，才终于被挖掘机轰隆隆推倒了，碾成了150多平1米来高的黄泥地。

我拍下了挖掘机拆倒老房子的瞬间。

租来的住处40平左右，前后两间，四面墙早先都刷了白漆，地面夯满了瓷砖，很亮堂。外间用作客厅，两张饭桌、一张条桌、一张床，再把姑姑用过气的旧冰箱搬来，剩下的空间足够一屋四口人站脚；另有三个板门联通着阳台、厨房和里间。

厨房是个开间，一张四四方方的大口子迎面朝向过去老房子的位置，切菜水泥台、通水槽、炒菜区，一应俱全，还能摆下用了几十年的碗柜；

离厨房一墙之隔尚有几平，辟出个洗澡洗衣的空间，光是自来水龙头就有三个，虽然没有热水，究竟方便许多；

里间则几乎被一张大床、一箱装着全家人一年四季行头的衣柜占满了。只摆得下一个电脑小桌，里面存放着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有意思的是厕所，仍是水泥上搭棚子下踩两根木板堆的土坑，没有装门帘，和隔壁婶子一家共用。夜了从里间推门出来，照着手电，脚就要踩响点，或者假装咳嗽两声，待里面没人应声“有人”，方可大大方方进去。隔壁婶子也是从村子里原先低洼处的土砖祖屋搬上来的，比我们住的年头早点。所以婶子先挑选了两间卧室搭客厅、厨房更宽敞的一边，也是同样的价格。

我们租的房子是过去村里最豪华的一栋房之一，楼上楼下总共四家人租住。

说起来就这么20来户的杨姓村子，往上走三四辈都是一家子的亲戚。灰泥砖房一楼还有两间敞亮的好房，是免费租给满奶奶的，供她深圳打工的女儿回来养胎。

房子原来的屋主，我已经十几年没见了，这栋村里最称头的灰泥红砖房里，只有屋主的妹妹傻姑一家打理。前年，楼下搬来了一户“小财主”。傻姑也说不太清这家人的来头，反正屋子空着，有人来住便租了，连合同也不用签，1800元的租金一年一给就行了。只知道是贵州人，姓刘，两夫妇还很年轻，带着三个小娃，最大的不过5岁。据说夫妇俩在附近村子承包了地头请人种花草，一年有几十万的收入。

除了一楼的房间，他们还租了旁边满叔的两间房，拥有村里少见的热水器和冲水蹲厕。两处房每年的租金加起来不到4000块。

除了三个小娃偶尔在门前的空地上捡石头子玩，两夫妇基本上不出门，也不同村子里的人串门打牌。就是村里兴了三四十多年的从村头走到村尾的拜年习惯，大家也都自动跳过了这一家。而一栋空屋租给三家，光靠着老房子一年就有5000多块的收入，傻姑已经很满足了。

门前空地上的猫。

二

就是这样的村子，

外地户还是一家一家地赶来租

当然，贵州这一家也不是村里唯一的外地户。我和弟弟曾一座座屋头数来，总共20来户老房子，竟然有9户都租给了外地人。

都是空了有些年数的土砖房 —— 不管是“联排”还是“独栋”，一层矮平房还是两层的斜人字坡屋顶，齐刷刷都暴露出一色土砖，好一点的在地基和柱脚处垒了红砖水泥 —— 相比起傻姑家的红砖房，这些房子租金更低，一栋一年只要300块。

外地户租下的一整排房子。

几十年前间有一搭没一搭粉的内墙，如今黑一坨白一坨扑簌簌地落灰，过去抄的买煤球的号码、借的几十几百的债，上面都还有影子。

虽然是两层，二层是摆放杂物不住人的，也没有楼梯，全靠木梯子上下。3米高一层，年纪大了的连梯子也不上去了，全把二楼当隔层避雨水。旧屋顶的瓦已经好几年没拣过，稀稀落落，再漏雨只好拿水桶脸盆到地面接。两层中间的横梁上还堆砌了不知多少年前拾来的木板和建筑材料，狠狠地往下压实，让人不敢往下面站。

自来水龙头也敞在屋外空地，有时一排屋几户人共用一个。一到冬天，不是烧煤炉子，就是踩在过去挖的土炕上取暖。

虽说如此，住还是中用的。300块一年谁也不抱怨，捡便宜似的，一租就是一整栋。

屋前开个泥巴潭围一网子喂鸡鸭，怕贼的在屋后茅厕的地方圈了收养鸡鸭。堂屋最宽敞，供奉的祖位灵牌撤了，靠墙角立把钝锄，塞着簸箕、苕帚，老人们牵张板凳看孙子耍也放得心。几十年了旧是旧，但村里人都说，租出去好，有人气就不会塌。

外地人在租住的房子外围栏养鸡鸭。

满奶奶也记不清是哪一家最早在我们村租住的，有些外地户已经住了几年了，都来自四五公里外一个叫莲荷的村子，全是些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妇，子女们在外打工，他们就带着孙子孙女扛着铺包搬来，打算一住住上10年。

这里空房多、房租便宜，老人们照顾孙辈之余，索性在许多年没有人耕种的土地上又开起了荒，种点苞谷、青菜梗子，收成也是自己的。当他们扛着锄头从田间走过，就算不说话，同村里人打几个照面也熟了。如此搬来一户，一个传一个，于是传开了。

不过我和弟弟早打听透了，这些带着孙辈卷铺盖来的老汉老妇都奔着同一个目的 —— 我们村拥有临近四五个村（社区）唯一的一所9年制公立学校，这也是我和小我5岁的弟弟上过的小学，那时还叫作“子弟学校”—— 面积不大，却历史悠久，与我们被拆之前的老房子仅仅隔着一围墙。

除出租给外地户的房子外，村子里还有不少空置的老屋。

除此以外，客观来说，我们村的地理位置并不差，坐落在邵阳市郊，比在县城里方便许多。名字也好，在附近尽是“春风”、“杨柳”、“莲荷”，还有本家姓打头的单吊名中，我们独叫“白云”，好似占了一席高地。

两条公路绕村而过，从村子最深处人家走到最近的公交站，也就10分钟，而坐公交到拥有沃尔玛和五星级酒店的市中心地带，不过30分钟，离高铁站打车也只要20来分钟。

从村口沿着马路走上几分钟，仍有20来个摊贩在经营了30多年、尚未被拆除的露天菜市场摆摊。另有一条出村的泥巴路通达货运老火车站，翻过铁轨过了跃进村、兴隆坳又有车坐。

虽说不闹热，但偶尔听得到火车声，也不算死寂沉沉。

市区的高铁站，从村口开车过去不到半小时。

就这么个不大的角落，被外地户租成个圈子，但却没有为村里带来一点生气。除了耕种，老人们并不会像母亲一样和剩下的几家相熟的村邻聚在一起拉家常。孩子们也只在学校和自家门前玩耍。或许对他们来说，这些房子终究只是一个暂时的寄居地，住上十年八年并没有分别。而我们也和对待贵州人一样，拜年并不去这些人家。

外地户租下的房，他们很少出门。

今年的年特殊，拜年兴不得，但仍不至于紧门闭户。

里里外外剩下的几户姓杨的人家吃完饭闲事了，就吆喝上老妈聚个地扯闲话。二娘（方言称谓）家里一处，我家楼下空地一处，再有就是学校门口十几年来簇新盖的一溜阔气楼层房前拥着一处，扯着扯着就要铺张开桌子耍牌、耍麻将。所以村子内外十里八里的有个什么动静，一张嘴就跑完了。

不巧的是，过年期间“老”人了（方言：有老人去世），就是我们老房子隔壁的一栋，孙子和弟弟是同辈，爷爷摔了一跤就没了。

正是初七，年都没散，在外打工的、做生意的复不着工还在老家，但却没人愿意来帮忙料理丧事。母亲义气，领了医用口罩就去帮活做饭了。

村里“人情”没收几个，时候不好也不敢兴办，在兴隆坳住的几户本家人也都不敢来。过去挨门挨户报信，张贴大红榜讣告，小孩子们像中了奖一样蹦蹦跳跳都去掺和着帮忙，扎花圈、张罗碗筷摆桌、递烟送客，赶着吃大锅米粉、看请的歌手道士做闹热；现在却都没了，不同姓的外地户租着房，冷落了一大片村子。

夜晚的村子更显寂静。

这是我出生以来在村里见过的最简陋的丧事：不响炮，不敲锣，门前孤零零地搭个塑料棚，立个桌子放上遗像，旁边两张白纸对联、一顶花圈。做法事的先生也请不齐，区区两三桌就张罗完了。

邻居爷爷在村里活了一辈子，生活简单，平时总喜欢背着手，见到路边的小娃就逗问两句，没想到这个时候走，却经受了一把外地人的遭遇。

上山入葬在村对面的老山。过去30年老了的各家长者都在山上安歇，山下的农田和菜地从幼时的繁茂沦入荒芜，如今再由外地户开垦出新的嫩绿。

许多年前由一户人家承袭下来的村子，终于也和外面的社会一样，分崩离析了。

村子对面的的老山，几代人都在这里入土为安。

三

还是要有自己的房子，

生活才像个样子

这些年，我们一家也断断续续地在各处做着外地户，在别人的地盘谋活，安分顺应便好，各种冷暖自然深知体会。

早从上初一起，我就当了寄宿生，每周去住一间房三四十张床的大通铺宿舍。后来在市里读高中，父母带着弟弟去贵州做生意，把我托付给住工业街上有钱的姨妈家，房子是比较新的家属区，连块红砖都看不见，外墙是青砖和卵石砾，拥有真正城里人家才有的厨房、洗手间和浴室。姨妈在阳台多余的地方挨着墙隔了间床铺，住起来和我在学校区别不大，照样是样样事让人看着，只是多了个吃饭洗澡的地方。

我和表姐同岁，已经是青春期的大孩子，但清早床上坐起，总会碰到姨妈家的老爷子不近不远地盯着，白日也多有不怀好意的眼神和举动，心里发瘆，寄人篱下却也不敢声张。想着贵州那边，父母就挤下来住在店里，在货物堆里腾挪，也不好过。过了一年有余，父母和附近做同门生意的亲戚闹矛盾，最后也只能卷铺盖回老家。

空置的老屋。

2011年前后，奶奶爷爷大伯相继过世，西头屋空了，东头的小伯也去嫁在市区的大女儿家住了，老屋更加凄凉，剩下夹在中间的我们。父母也没得主意，亲戚们介绍什么活，就卷着家当带着老弟奔过去，我到了假期也跟着过去。

姨妈先是在市区热闹的江边开了间日杂货分店，让父母帮手收银、理货，把二楼也包下来给我们住。

房间挺奇特，上了楼梯隔出来4间房，一扇门也没有，沿着墙壁一气通过去，东西两头是打不开的窗。母亲隐隐约约提防着说，以前怕是个“鸡窝”。也没有人证实，只是我们离市里最繁华的酒吧KTV一条街实在太近。

市里的沿江地带，拥有繁华的酒吧KTV一条街。

水电燃气费用由亲戚包了，生意做得好我们便安心，货卖得不好就更加没话说了，一家四口帮活也只拿一个人的工资。有时父母免不了要吵架，我和弟弟惟恐惊动街坊四邻，父亲吵完架就奔出门去不见人，还好母亲会笼络，总要和两边的商户磨磨嘴皮子把关系修补上。

一层为日用杂货店，二层是我们住的地方。

生意做了年余，我们又被安排到大学附近的一家新店，地方偏了些，但打大学生的生意，日子没那么难过。父母便带着弟弟、收拾齐家当，住在姨妈在高速公路旁给我们租的房里。普通的民房，两间分布在楼梯两侧的空房凑给我们一家，干净宽敞，再也不用在纸堆杂货里摸索。二楼有热水淋浴，和房东共用。母亲给我们私下说定了冲澡时间，免得被人惦记。

我还没读完大学，生意不做了，一家人又规规矩矩地回到了老土砖房，连床架子都拆了带回来，所有谋生的痕迹清理得干干净净。

父亲在局促的老房子里看电脑，透白的头发新染了黑，一角是姑姑给的旧冰箱。

四口人年纪都在长，想来想去，还是要有自己的房子，生活才像个样子。

但到底是把老房子拆了原地重建？还是去借钱上市里买房？村里没几口人了，村子还有发展吗？还能住得下去吗？买房的话四口人住下怎么也得四五十万，贷款再还上20年？—— 父母唇枪舌战，喋喋不休，为了房子吵了又好，好了又吵。

虽是如此，也是因着房子的缘故，大半辈子过去了，父母还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我和弟弟尚小的时候，父母就不在同一侧睡觉了，等我俩各自去外省谋路子，在家留守的父母便不再同床。母亲说，一为我和弟弟成家，二为房子，这辈子心愿就满了。

父亲过去的炒股笔记上写着 “一切从头开始，一定砌成房子”。

50岁以后，母亲更加奋力地想着出路。可每年的打工收入都花在了吃穿用度上，总是存不下钱想这个“住”。在家歇了一年口袋就空了，小学文化、没有一分经验的母亲也学人借钱投资，甚至偷偷染指赌博，只想把这房子的事落了。

而被股票困了二十多年的父亲，那个心心念念借炒股赚钱的砌房梦想，也灰飞烟灭了。

更何况这个村子在父亲眼里，是刚好在市区规划的三角旮旯里，是“被遗忘的地方”，“莫想哩，一百多年都莫发展。”

父亲像在脑海里存了一幅规划图，说从邵阳大道到体育新城，从邵阳市区到新邵县城，以后要往这些地方发展，20年的规划都做出来了，“这一块已经没有希望了”。

出村的一条路上。

我能记住的新改变，除了2006年前后通了自来水，修了入村的水泥路，再就是前年在老房子前造了座不能冲水的蹲厕了。就连村里被收购用来建工厂的农田，10年过去了，也只有一座迟迟不见开工的豆腐加工厂。沿着菜市场往市中心区必须经过的几座化工厂，一座座凋敝不堪，却仍未被完全拆除。

那趁房价还没涨上去去市里买房吗？从高铁站出来的通道里，一块块电子屏列队奏凯欢迎归乡的邵阳人。崭新的楼盘广告，看得十分诱人，“桃源府邸”“世纪新城”“豪门公馆”……全是天上人间的模样，价格五六千元一平。

母亲想要街市的闹热，父亲勒紧借钱的口子算钱。争来争去，柴米油盐里打架，水电燃气里计较，已经一整年没任何工作的父亲干脆不愿意拆也不想盖房了。

村里几家人在商量盖房。

这事还是我拍了板。

去年7月，我趁工作间隙回家待了两天一晚。上大学后一两年回来一次，这次竟显得有些陌生了。“房子怎么越来越小、越来越矮了？”明明是晃亮的日头，却只照出屋后长了绿霉的水沟，撑屋的梁柱更加瘦削下去，就像爷爷干瘦的身体，尽管到了80多岁还能担重，也只是一把老骨头经年劳作的记忆在撑了。病痛一来，便一木难支。

一两年回去一次，终于吃上了父母做的饭。

我趁回家一趟，把话撂了。“买不起房就先盖着，发狠拼几年。”

父亲还是不肯，“拿么子盖，就在老屋子住一世算了。”

“还住得？哪天塌了都不晓得！你们在屋住，我们外头怎么放得心？”

“你们住不得我住得！紧好着住。”

“看得下去吗？地头都陷了，洗澡没得洗，什么年代了冲水厕所都没得，像个人样吗？”

“莫得钱盖么子房啊。借也借不来，还也还不起！”

“慢慢还总会还得完啊。别个在广州买房的不都是几十万的贷款？那就不住了？砌一层总莫要好多钱，可以先砌一层呐。”我打定了主意要盖房。

“要就砌上去，砌一层有卵用。”一旁玩手机的母亲插话进来了。

“看你讲的话，总要个钱砌上去啦！”父亲调转枪口，“现前做也做不赢哩啊，一年存十多万存不到啦！”

“倒是出去做事啊。”母亲还是嘀咕。

 “又讲废话，莫砌了！讲来讲去来讲现话（方言：重复的话）！已经莫得钱哩，莫得意义了！”

“做都不做就晓得喊，到底挣了几个钱回来？买菜、买料都是我出钱。还指望你股票啊！”母亲父亲吵起来，没有我插话的余地。

“从今天起我不得用你们的钱，你要砌去砌，我不管哩！莫得钱啊现在。你就是嫌我没赚到钱，怪一世也没用，我这一世烂掉了告诉你听！”父亲嘶叫着跨出门去，母亲不声响了。

1个月后，母亲下了狠心请来工人和挖掘机，在一个良辰吉日，推了老房子。等我把银行贷款的最后一笔转账额度拿出来，给母亲买水泥买钢筋时，已经是今年春节前了。如今，从新租的房子看过去，原来我家的土砖房就快要成为村里最新的红砖房了。

从我们正在盖的新房望出去，是对面新盖的楼房。

父亲到底认了命，说，以后我和弟弟不回来住的时候，也把空置的房间拿去出租，租个好点的价钱。我没告诉父母的是，就在他们为着500块的电费争吵的时候，我已经辞去了他们眼中的铁饭碗工作，带着20万的债务和一年期的打工度假签证离开了中国。

等有了自己的房，就可以做主生活了吧。谁知道呢？

**图文  **九月  |  编辑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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