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厂"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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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袁颖 

实习记者 | 邱豪、刘心怡

编辑 | 孟佳丽

早上9点半到晚上10点，12个小时，这是夏歌每天在工位上的时间。她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营收业务的运营工作，长期的业务指标和短期的活动项目交替着填充了她每天的工作内容。

公司的要求是员工每天工作满9个工时，但大量做不完的工作还是让她不得不付出更多时间，即便没有被硬性规定要在办公室完成工作，夏歌还是会在公司待到10点左右，因为9点半之后加班打车可以报销。

不规律饮食作息和久坐的不良习惯让夏歌在入职两个月后就胖了10斤，头和肩颈时常疼痛。下班到家后，她总会在床上瘫一个小时，什么也不想，疲惫感让她提不起兴趣做任何事，即使周末不用加班她也不愿意出门，甚至不愿意打开房间的灯，她已经习惯了在昏暗的环境里独处。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情绪到达不稳定的顶点时，夏歌会没有缘由地坐在工位上哭，“事情太多，会想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做？我已经从早上起来干到现在，结果发现还有这么多活。”

薪资是夏歌唯一满意的，和同龄人相比，才工作一年多的她已经拿到高出同龄人2倍的薪酬，但工作强度过大且缺乏创造性，夏歌还是做好了离职的打算。她不想告别互联网行业，但光鲜的大厂不会再进入她的选项。

在“多多买菜女孩猝死”“拼多多员工跳楼自杀”等新闻将拼多多这家公司推至舆论中心后，1月10日，一位微博id为“王太虚”的拼多多前员工在发布的视频里讲述了自己在拼多多的工作经历，以及自己如何因将同事被抬上救护车的事实发到社交平台上而被公司辞退的过程。

王太虚wray微博页截图。

“300个工时”“饱和”“变质的饭菜”“排队的厕所”以及对员工的“监控”……15分钟的视频，信息量很大，他向外界描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拼多多，而在脉脉“职言”这样的频道里，不光是拼多多，你还能窥探到一个更大的真实而残忍的互联网世界。

“25岁，工作一年，某大厂日常加班10-10-6，体检后已有：1.过敏性鼻炎（公司空气太……），2.前列腺钙化灶（久坐憋尿），3.甲状腺良性肿瘤（作息不规律，吃得不健康）。”这条动态下面热评回复的是“你这个在互联网算健康身体。”

“腾讯PCG，才入职几个月，现在这份工作心太累，有点轻度抑郁，工作压得喘不过气，睡眠很差，感觉自己能力特别差，完全没了自信。”

“总是想哭，什么都不想干，饭也不想吃，更不说是上班了，每天都在思考我为什么要活着。”

这样的匿名“职言”每天都在更新，文字之下，充斥着无数职场人底层的焦虑、抑郁和不安。

简单心理发布的《2020大众心理健康洞察报告》显示，对职场人的调研中有64.16%的人感到“焦虑”，50.89%的人在工作中感受到“无意义”，49.9%的人迷茫缺乏目标，40%有情绪低落抑郁的表现。（点此阅读报告）

这些数字里不乏互联网大厂的员工，他们是被精心挑选过的一群人，有着高学历、漂亮的履历和出色的能力，在他们的职业轨迹里，大厂无疑是亮丽的一笔，可以带来丰厚的薪资、自身价值的提升，也可以成为未来有力的职业跳板。当他们怀抱热忱、理想和年轻的资本坐上这艘飞驰的列车后，等待他们的，是无止尽的加班、被挤压的个人空间、被消耗的身体机能，以及负重的心理状态。

这样的选择到底值不值得？放弃要付出多少成本？只有在真正放松下来的时刻，他们的脑中才有时间浮现这些问题，有人因此早早下了车，有人还在这样反复的计算中不敢进退。就像我们其中一个采访对象所说，只有当他们离开了这个激烈的“世界”，他们才有可能真正关注自己，“这时候他们才能谈起自己的精神健康，因为在大厂的环境下，是没有人愿意倾听和理解这些的，只有彻底逃离大厂，才会对过去的遭遇有一个深刻的反思。”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

实习结束后，我不再把大厂作为职业方向

”

唐静 | 某大厂用户运营实习生

在这段实习之前，进入互联网公司一直是我职业方向的第一选择，一方面是因为互联网大厂的平台起点高，大厂的工作经历写在履历上就是最大的加分项，另一方面是我自己对互联网的动态热点、商业动作都比较感兴趣，当然可观的薪资也有很难忽视的吸引力。

去年的6月到8月，我还是一个国外大学的研究生，暑假回国参加了国内某大厂的暑期实习，为的是丰富自己的履历，顺便提前熟悉国内互联网公司的工作环境。作为国内Top级别的公司，这家大厂的待遇几乎无可挑剔，相比疯狂扩张的拼多多，这家大厂显然在这么多年的经验下，有更成熟的制度和完善的员工福利。

我并不是杭州本地人，在那里实习三个月相当于要租三个月的房子，但是公司有比较丰厚的租房补贴，再加上不错的实习工资，我每个月在交了房租之后，仍然能活得很舒适。我们这个部门团队氛围也算不错，刚去没多久，部门的领导和同事就聚了好几次餐，只是聚餐后的下一个环节， 是继续回工位加班。

加班是这两个多月实习的常态。我是做用户运营的，主要工作就是拉新、促活和留存，但在基本的工作版块里，常常穿插着各种各样具有时效性的项目。大大小小的日常事务和项目期内赶不完的任务让人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除此之外毫无办法。

两个多月的时间，我的下班时间基本都在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差不多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我住的地方离公司不算远，步行大概半小时，但晚上加班之后基本都打车回家，洗完澡出来往往就已经是第二天，这时再累都舍不得睡，因为一天里只有这么点碎片时间属于自己。在公司，人就像个陀螺一样不停旋转，只有回到家，才有种怎么一天就这么过完了的真实感。

这个时候我会看看这一天的新闻，会去各个微信群里爬一爬楼，通常都是几百条未读，但很多时候即使看完我也跟不上趟，我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这让我有种与世界脱节的感觉。

熬夜到两点几乎成了习惯，困到拿不住手机而直接被砸脸的“惨剧”经常发生。我一般只睡6个半小时就会起床，因为我得确保自己能在9点左右出门，早上坐车上班实在太堵，我通常选择步行。真正的休息好像也就这6个多小时，在公司，能不能午休，能休息多久，往往取决于你当天有多少事要做，办公室外的一排按摩椅是供我们小憩的地方，它和行军床一起，给员工见缝插针地补眠。

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下，我的情绪没有彻底崩坏过，但日复一日靠着熬夜、靠着挤压个人时间工作的状态，让我对这份工作产生了犹豫，我越来越清醒，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必须改变自己的职业方向。

8月份实习结束后，我做了次体检，当时显示我有低血压和甲状腺等问题，奇妙的是，这些问题在我离开几个月后就消失了。

这并不是我在互联网公司的第一份实习，事实上在回国前，我还在美国一家电商平台实习过一段时间，在那里我从没加过班，晚上6点下班，6点过1分，都找不到leader的身影。但显然国内的管理者乃至整个公司都更信奉加班文化。我的leader经常告诉我们，光有高效率是不行的，还得努力。潜台词就是即使你高效完成了工作，但总还有更多事可以等着你去做，要有个努力的态度，这就是加班的意义。

我看到很多正式员工已经接受了这套说法，也适应地很好，但我最终还是没能说服我自己。暑期一共6个实习生，部门给了6个转正名额，最终留下来的不过半数。2020年秋招我又重新进入到找工作的行列，这一次，我把简历投给了外企和国企，大厂不会再出现在我的职业方向中。

“

现实只会逼着你不断向前，一边哭一边跑。

”

成茜 | 某大厂外包公司产品审核项目负责人 

从2019年的11月到去年8月离职的这大半年里，我跑了不下10次医院急诊，症状都很类似，心跳过快，呼吸急促不顺畅，人动不动就眩晕，每次医生都会开差不多的药，但下次还是一样往医院跑。

并不是只有大厂内部的员工才有猝死的风险，我们这样被大厂把握着命脉的小公司往往竞争更激烈，工作福利和制度规范远比不上大厂，工作强度却差不多，还因为人员流动性太大，一个人身上往往扛着好几个项目。

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被予以厚望。入职不过几个月，我就被上级提拔成一些独立项目的负责人。那时候我什么都敢接，有时甚至是一些和我岗位不对口的工作，那两三个月里，我在公司通宵10次以上。

2019年年底，我开始负责一个App的审核项目，审核与其他的工作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需要24小时不停歇地盯着内容平台，007就这么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我的工作周期，压力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我挥之不去的“噩梦”。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12点，有时候即便睡下都可能被随时叫醒，因为担心出问题，那段时间我经常梦到审核任务而惊醒。

最让我崩溃的还有领导的PUA。员工的一个小纰漏，或者和甲方对接的小差错，无论会不会对公司造成损失，都会算到我头上。我们的办公环境很狭窄，所有同事都处在同一片空间，领导往往会在自己的办公室批评我，拍着桌子骂我，而门外所有人都能听见。

心理压力加上长期的作息不规律，结果，离职前的最后几个月，我出现了严重的生理应激反应，每天中午1点我们要开一个例会，1点半就重新投入工作，在这之前我会去卫生间吐一次或者拉肚子，规律得像上班打卡一样。医生诊断出来我有胃食管反流，建议我减少工作量，但这样的医嘱根本没有条件去实施。

情绪崩溃是常有的事，做审核的大半年里基本每周要崩溃一次，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大哭，好多时候你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但就是止不住。离职前的两个月，我几乎每天都会哭，我想我必须离开。

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这里面一定有我自己的原因，我还保留着一点学生气，但在这样的公司，没人会来等着你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被打趴在地上，想有个人来拉我一把，但没有这样的人。现实只会逼着你不断向前，一边哭一边跑。

“

真正愿意逃离的，只是极少一部分，更多人即使意识到了问题，还是选择留在那里。

”

林原 | 国外互联网行业广告人

因为工作原因，这五年来我接触了太多的大厂和大厂人，在与互联网大厂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参观了很多他们的办公地点，很多大厂首先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拥挤，大家的座位非常密集，然后灯光很暗，天花板很低，整个通风条件不是很好，要么就是很热，因为人多，要么就是很冷，因为公司要省钱，空调要省着开。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们的办公室里面会放很多的躺椅和行军床，甚至会有帐篷，这是为他们午睡以及通宵加班准备。

互联网公司的就餐环境也很堪忧，除了园区里有食堂的大厂，很多公司都是在一个定点统一分发盒饭，员工需要排队领自己的盒饭，然后回来，要么坐在自己座位上吃，要么坐在走廊过道里面，那个画面看得我很难受，亲身去体验之后，其实还蛮悲凉的。

员工每天上下班，公司周围的道路就会堵塞，所以公司设计的迟到惩罚机制屡试不爽。拼多多那样监测员工的工时并不是孤例，在规定的打卡机制以外，很多项目组和部门还有自己非正规的机制。我曾经工作上有过合作的一个项目组，会在组内设置储蓄罐，迟到的人需要往里面存一定数量的钱，储蓄罐里的钱被称为“小组基金”，用来作为以后活动的费用，这在我看来已经是一种霸凌了。

拼多多的事出来之后，大家把“猝死”“过劳”这些词放到了台面上，但更普遍存在的还有看不到的大厂人的“精神疾病”。我的一个前客户就因为无时无刻不在响的手机，产生了严重的焦虑症状。

我在跟她吃饭的时候，无论是周末还是平时，晚上七八点钟，她的手机就会一直响，不停地振动，手机界面可以看到不停地有新消息的提醒，她的状态就是一听到手机振动，即使没有看到消息内容，整个人也会高度地紧张起来，会出汗，也会心跳加速。

处在崩溃边缘的时候，她会让家人把他的手机藏起来，有一次她把手机放在工位上，然后躲在厕所睡了15分钟。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年左右，她去看了精神科的医生，医生告诉他焦虑源是工作，并且让她远离所有的屏幕，但她无路可退，没办法完全不看消息，最后妥协出来的结果只是控制看屏幕的次数，以及每次看消息不能超过一定时间。

她已经在大厂里工作了十年，职级是项目总监，即使在一个并不底层的位置她还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焦虑，这不是刚进去的年轻人才有的，整个大厂自上而下都存在。

我听到的故事大多来自从国内大厂逃离出来的人，他们放弃了大厂的薪资、职位以及国内趋于稳定的生活来到国外的互联网公司，这个时候他们才能谈起自己的精神健康，因为在大厂的工作环境下，是没有人愿意倾听和理解这些的，只有彻底逃离大厂，才会对遭遇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反思。

但其实真正愿意逃离出来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更多人即使意识到自己出了问题，还是选择留在那里，就像我那个得焦虑症的朋友。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如果要形容现在的互联网行业，《围城》里的那句话或许很合适——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在毕业季仍然向往着大厂的一份offer，而大厂里那些进退维谷的员工却在走还是留之间徘徊。

不可否认，互联网大厂是有价值的，镶金的工作经验、高于其他行业的薪资、将个体与集体相连接的价值感，都是年轻人愿意进入互联网公司的原因，他们急切地想在这片有待开垦的土地分一杯羹。因此即便在“996”“过劳”等话题屡屡成为焦点，即便总能在各个平台上看到互联网人的控诉和抱怨，但真正选择离开行业的人还只是少数，“一是国内一个大厂就垄断了非常多的互联网资源，有可能你对口的业务范围已经被几个大厂垄断，你根本没得选择；二是从现实来看，高薪和稳定的收入还是很多人的第一选择。”林原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她身边就存在很多想要离开大厂却不敢离开的例子。

最让人放不下的始终是高收入。互联网行业有着太多“一夜暴富”的故事，而即便没有这样的命，仅仅作为普通员工，也可以拿到比大多数行业高很多的薪酬。这种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和对财富的渴望激励着公司人拼命工作。“互联网更倾向于向人们传达‘替代效应’而非‘收入效应’，这就是为什么薪资提高的同时，人们的工作时间更长。”中国传媒大学经济学教授于晗向《第一财经》YiMagazine解释，“假如你以前每小时挣50元，现在每小时挣100元，‘收入效应’强调的是你只需要工作一半时间，就能获得相同收入；而‘替代效应’则强调，你少工作1小时，就损失50元。”

难以舍弃的高收入之外，公司也提供了人性化的加班福利，从N倍工资、加班补贴、交通费报销、提供24小时餐食、设立健身房、淋浴室，甚至还有随叫随到的按摩技师……从金钱到生活服务，公司都在试图把员工照料得“无微不至”，这些周到背后，是一种变相的加班鼓励——希望占领你更多的时间。

激烈的“内卷”也使得身在其中的公司人不得不承受“过劳”的压力和伤害，同时催生了996、007、11116这些具有时代色彩的工作机制。

这种内卷一方面来自外部。互联网行业现下的真实情况是供大于需，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理工科毕业生踏入社会寻找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公司正在享受巨大的工程师红利，他们可以有更多机会找到合适的新鲜血液，而身在业内的从业者则要面临更大的被取代的压力。

内卷也同样“人为地”出现在公司内部。在互联网公司，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内部赛马，同一个目标由不同的项目组同时去完成，项目组之间形成竞争，完成得更好的小组获得高绩效。阿里巴巴的“325”就是内部赛马最生动的形式（阿里对员工的绩效考核，满分为4，最低分为3.25，连续两年3.25会被辞退），末位淘汰制营造人人自危的氛围，工作量成了衡量指标，加班成了比赛。

近期，百度公开了一项关于“员工工作状态预测”的技术专利，该专利可以自动对每个时间段内组织适配性做抽取，并能实时分析和预测员工行为。该消息一出，被网友诟病是在利用大数据监测员工，百度予以否认。然而，公司通过技术手段监工的现象早已屡见不鲜。

“我们处在又一次技术革命的阶段，数字经济革命整个把产业、机构的生产方式都给改变了，与以往两次工业革命唯一不同的就是，这次我们站在浪尖上。”于晗表示，“技术革命的时期，劳动往往会带来巨大价值，伴随着资本对劳动最大限度的利用。”

如何打破这样的现状，就如同如何抵御内卷一般，似乎是社会现阶段里无法解答的问题，但至少在这一系列事件接踵而至的当下，我们做到了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发现问题。

（文中唐静、成茜、林原皆为化名）

本文版权归第一财经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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