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愿你有更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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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应“2022跨年之夜律媒沙龙”而做的分享，谈谈我从事“ZiYou记者”职业的一些经历。我整理了一下，原标题是《Born as a freelancer:我的ZiYou记者生涯》。 

但看今天朋友圈，都在总结和许愿。我忽然两眼湿润，脑中跳出一个强烈的愿望： 

2022，愿你有更多ZiYou。

大家好。很高兴今晚参加这个跨界微信群的围炉，以这种方式一起告别2021，迎接2022年。很荣幸能分享我的一些关于ZiYou记者的经历。

1****. 我的新闻职业起源****

这可能也是我第一次面对公众演讲。我报道过不少公共事件，但很少出现在自己的镜头里。有被拍到我也剪掉，原因是对自己的形象和声音不太自信。

我大学上的是人民大学新闻系广播电视新闻专业。这个专业大家知道，主要是在传统媒体时代，为电视台电台培养新闻记者的。我们有个专业课叫“广播音响报道”，期中考我的音响报道作业拿了优，被周小普老师在课堂上做了示范。

记得当时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背着很沉的卡带录音机到处去采集背景声。后来来到**“清华园火车站”**（现在好像拆掉了，在五道口附近），等待一列火车进站、鸣笛离开，站台上的旅客们上车下车，迎接的和告别的声音。一一录了音。因为火车的音效很震撼，让老师印象深刻。

清华园火车站旧照，图源来自网络

而期末考试是电视主持。我播了一段一分钟的新闻稿子。周小普老师皱起眉头：“你的嗓音怎么是这样？平时也是这么说话吗？”

原来我的声音通过录音机、磁带录了之后再还原，听起来已经完全不像自己说的，那种很稚气，跟往外蹦豆儿一样。

普通话这样不容易了，我在心里呐喊：我是一个福建人，我还是一个莆田人。

但从此，我再也没勇气给自己的节目录解说词。尽管毕业后在福州工作时，我的普通话相对于其他记者同事，还是更标准一点。

再到后来，2003年我在科隆的一家电视节目制作公司打酱油。有一次给一个资深德国女记者做助手，拍摄一个纪录片。我就问她，现在很流行纪录片作者出镜，你为什么不出镜？

她想了想，很认真地回答：“我全身心用在构建镜头语言和采访对象了，做好幕后就很辛苦了，何必再去镜头前招摇呢？”

我在科隆录制电视纪实节目的工作照

我于是对自己也释然了。从此集中精力做好镜头后的采访、记录，把最精彩的呈现给观众、读者，我想这就是最大的贡献。

这么做，也让采访和写作时更ZiYou。

****2.****怎么成为ZiYou记者

这里也需要遗憾地说，自由记者这个职业，在国内已是敏感职业（至少现在微信公众号多次shen不过）。所以我今天打算只说说，我是怎么在德国做ZiYou记者。

去德国之前，我还是中规中矩的一名体制内记者。大学毕业后我在省级电视台的深度报道栏目做了一年。那一年也挺锻炼人，那个栏目叫**《记者行动》**，每周三期关注社会民生的新闻纪实片，揭露社会问题。这个栏目在很短时间内爆红，收视率一跃成为省内同时段最高。但红了之后就压力重重。好几次辛辛苦苦采访回来，求情的电话早已打到了台长办公室。工作整一年后，我辞掉了当时的金饭碗。

1999年，我去德国留学。申请了德国西部的科隆大学，上的是影视戏剧学。刚去第一年我的德语还半生不熟，听课笔记都记不完整，考试很头疼。有一天，我在校园的电线杆上看到了一张A4纸上中文写的广告：德国某电台中文部招实习生。于是我照着上面的电话打过去，电话那边是个好听的男中音。第二天带上简历去电台大楼，见到了招聘的编辑，也是播音员。他看着我的简历说，太好了，找的就是你啊！

于是我开始一边在大学上课，一边做实习。

当时电台中文部只有广播，隶属亚洲部。在我实习那个月，英国发生了多佛惨案。一辆货柜车从东欧经荷兰、英吉利海峡的海底隧道，开到英国的Dover多佛港，被海关人员抽查时，发现这辆运西红柿的货柜车里横七竖八地躺着60个中国偷渡客，58人死亡，只有2个一息尚存。这个事件震惊了欧洲。这些偷渡客当然，大多是我的福建老乡。

于是德国领导问我：你也是福建来的，你认识这里的福建老乡吗？里面有没有偷渡的？去做一次暗访吧，写一篇关于福建偷渡客的特稿？

我感到有点为难，只好说，给我点时间，我试试吧。

很巧，那几天我在有轨电车上就遇到一个老乡，来自福清，他主动跟我搭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虽然方言相互听不懂。于是我邀请他吃饭，做了一个长谈，聊他的故事。

这位福清老乡是洗白了的偷渡客，这也是大多数偷渡客的奋斗路径：先偷渡到达西欧，然后申请避难，最后获得身份。避难理由可能是逃避计划生育，也可能是ZZ因素，但多数是瞎编。在难民申请过程中，他们可以领类似低保的生活费，同时还可以打工。最后通过法院打官司，申请到合法难民身份。居留时间足够久，就可以合法地获得定居权了。

这位老乡刚认识，见我问那么多，渐渐起了疑心。但是还好，把他所知道的偷渡的经历、大致过程、原因都告诉我。到最后我问起他对多佛事件的看法。他非常激动：太惨了，我那个村子就死了好几个！可是，谁不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才冒这么大风险呢？

**那次采访彻底改变了我对偷渡客的看法。**在那之前，我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觉得福建偷渡客丢了中国人的脸，丢了福建人的脸。但是，我逐渐地对他们有了更多的共情。在我写报道过程中，我也查找西欧社会对非法偷渡的观点，发现有不少Ren权组织在为这些中国“非法移民”辩护，支持他们的“避难”权利。有一个组织的名字就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让我一直记到了今天—— “ Kein Mensch ist illegal”（“没有人是非法的” https://www.kein-mensch-ist-illegal.org/）。

“

Ihr sollt wissen, dass kein Mensch illegal ist. Das ist ein Widerspruch in sich. Menschen können schön sein oder noch schöner. Sie können gerecht sein oder ungerecht. Aber illegal? Wie kann ein Mensch illegal sein?”——ELIE WIESEL

你应该知道没有人是非法的。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人可以是美丽的，甚至可以是更美丽的。他们可以是正义的，也可以是不正义的。但非法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是非法的？” - 这个口号是ELIE WIESEL在1988年提出。                                                                                ”

20年前我听到这个口号，很受震撼，它多少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但今天我们知道了，这就是白左的经典伦理。😄

不到一周时间，我把特稿交上去。同事说，唯一的遗憾是没有采访原声。他可能怀疑是我编造的稿子。当时和福清偷渡客聊的时候，我想偷偷录音，但是又觉得对谈话者不公平，还是放弃了采访录音。但我很坦荡，我为所写的每一个字负责。

我自己也很清楚，在新闻伦理上我一直有一些心理障碍没法消除。在我的采访经历里，发生了很多次暗访不成功，或者错过了抓拍最精彩的一瞬，多数归咎于我的犹豫不决，怕冒犯到当事人，而不能当机立断地采取行动，完成拍照、录音或录像。这也导致我很难成为一个出色的调查记者。

电台当时只有广播，让台柱子老播音员张凡先生足足录了20分钟（当时一次广播节目全部才30分或60分钟）。后来也翻译成其他语言，在其他语种广播播出。在当月的部门例会上，当时的亚洲部主任Günther Knabe特地隆重介绍了我这个新来的实习生，秘密采访了福建偷渡客，完成了一个高质量的深度报道。

实习结束后，我顺理成章成为电台兼职的ZiYou记者，Freelancer。

****3.****在德国做新闻的体验：清新、放松、ZiYou

在科隆期间，一边上学，一边给电台供稿。有时主任会把选题派给我，比如她知道我喜欢艺术，会把一些艺术家在德国演出或办展时，由我去采访。

更多时候，我自己要像个猎狗一样，打开嗅觉，四处搜索有趣的选题，主要是涉及到中国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相关的交流活动，报给她。

在科隆大教堂前采访街头艺术家

题材主要有经济界、学术界的交流、文化艺术交流、民间团体的交流；活跃在德国的特殊华裔人物故事，或者是相反、活跃在中国的德国人的故事；也有德国当地的重要文化活动等等，主要是民间的。 

时政方面的跟踪一般会由固定记者来跟，保证持续性。另外，官方的新闻兴趣点也不在这儿。官媒有常驻德国的记者站，他们的兴趣点与我当时关注的领域完全不交叉。这也是挺有意思的。 

因此，ZiYou记者必须比固定员工更敏感，要经常地去搜索跟服务的媒体的栏目较契合的选题。保持大量的阅读和深度搜索信息能力，保持新闻敏感。那个期间我对德国的社会了解最为深入。因为我不是坐在新闻大楼，而是生活在市井里，往往我提供的选题让主编和同事们耳目一新。我的稿件视角也比较新颖，信息量大，有背景深度。

**我也非常享受在德国做ZiYou记者的这段时光。**我采访了许多中德在经济、文化方面交流活动和事件。我熟悉各种信息渠道，跑遍了附近的展会，采访了许多中德友好协会、亚洲文化相关的机构，也采访到了社会各界人士。

在科隆环城音乐节中做街采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新闻从业环境，是最为理想的。比如采访政要，只要发去耐心诚恳的邮件问询，一般都能获得客气的回复。即便是采访前总理，也是平等的对话和访问。如同每一次人物专访，记者能获得的只有接待方的饮料。绝不会有礼物、红包或者请吃饭这样的有贿赂之嫌的行为。

有一次我采访一个德中友好城市，城市很小，副市长一个人接待。他开着自己的私车，从火车站接到我，然后去一一访问相关的地点。到了午餐时间，我们一起去某个麦当劳餐厅，自然而然地，各付各的汉堡。这样的感觉好极了！双方都尊重距离、保持独立性。

再有，我非常多次采访科隆展会，在记者处登记后，除了媒体通稿等信息，记者们只能免费的水和饮料，不会有纪念品礼物，更不会有红包。

这样的感觉，一个德语叫Sachlich，事务性的，其实就是公事公办。去年我跟驻北京的德国记者一起出差，重温了当年在德国当记者的感觉，不拿采访者的“一针一线”，德国记者是做到了。

靠着兼职给媒体打工，我念完了硕士课程。在科隆当地的一家节目制作公司，做中国主题相关的纪录片。后来，来到慕尼黑，在一家媒介经纪公司，负责他们与中国电视台的合作项目。这就算被固定聘用了。的确也不那么ZiYou了。

但是我跟老板提出，我不时会为媒体提供稿件，他不能限制我这个兼职工作。老板不仅不反对，还说为此骄傲他的员工是记者。

与吴强博士联合采访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我为该图片摄影

2009年，我为国内的《时代周报》、《财经》等杂志提供了几次特稿，包括采访德国前总理Helmut Schmidt赫尔穆特-施密特、西门子火车项目总部和西门子受贿案。报道完成之后，我的德国老板特意复印了一份，到处说他是我的粉丝。其实这位老板自己在德国也是名人，他乘飞机经常会碰到索要签名的。我们现在还是非常好的朋友。

4. ZiYou********记者作为一个志业

德国社会学家，也是哲学家和法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思-韦伯曾提过一个宣言：“政治作为一个志业。”

我在想**“ZiYou记者作为一个志业”，也应当很有旗帜意义。**只不过，ZiYou记者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对于欧美国家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对于中国目前的新闻环境来说，就非常困难。

上面说到，为什么德国有那么多的记者都是自我雇佣的ZiYou职业者呢？原因多方面，最主要是法律上不仅允许，政策上还鼓励。

上面说到我曾在DW这样的德国公法媒体作ZiYou记者。**公法媒体，öffentlich-rechtlich，字面意思是“公共的、法律的”，**这是个德国媒体法里特定的概念。二战后，联邦德国颁布了新的《广播法》，建立了独立于国家与市场之外的公法广播电视系统。即，全民缴纳广播费，目前每户每个月17.5欧元，一年210欧元。大概是1500元人民币左右，粗略计算大体是德国平均家庭收入的0.5%。除非残疾无法使用媒介，或低收入家庭申请减免，全德每家每户都有义务缴纳广播试听费，现在这个费用里也增加了在网络上的传播覆盖。

德国公法广媒体一览

**公共广播经费直接取之于民，不经过财政税收，所以使得广电系统独立于国家，并且不受商业因素的影响。**它属于全体公民，并且接受整个社会的监督。任何政党、政府和企业都不能对其节目施加影响。

这里不展开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Google**“德国公法广播”**这个概念。

因此，也因为受经费限制，德国主流公法媒体的固定员工数量不多，但媒体周边围绕了数倍的ZiYou记者和编辑，他们与媒体的合作关系很稳定，有些甚至长达20、30年的Freie Mitarbeiter，也就是自由工作人员。为什么叫ZiYou，即他们获取合理的稿费，自己来缴纳社保和税收。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第一是聘用关系更ZiYou，对媒体来说，可以降低成本，灵活聘用到最好的人才；对ZiYou记者来说，他们也可以同时给不同媒体供稿；

第二，自由记者拿到手的工资甚至比固定员工还高（因为固定员工单位扣掉了社保等费用，而且是按月计薪，而ZiYou记者是按工作量计薪）。

比如在20年前，一篇新闻采写的稿费是200欧元（当时相当于2000元人民币）；ZiYou编辑一天的薪酬是150欧元（相当于1500元人民币），差不多十倍于当时国内媒体的稿费。

当然，德国媒体稿费现在也仍然是这个水平。但中国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稿酬赶上来了、有些甚至远远超过了。

此外，ZiYou记者虽然没有固定的东家，但是可以加入固定的组织：记者协会。

我的德国记者证

那几年，我也加入了北威州记者协会。德国有全德记者协会，各州设有分会，记者加入该州的记协，可以参与有很多同行交流活动。比如记者协会的工作邮件组会提供各种团体采风活动，比如组织去参观欧盟、各种大的国际机构和活动、去全世界各个国家深度采风的记者团。

这种区别于个人的观光旅游，有较为正式的采访接待方，可以深入到作为游客所不能进入的区域，见到甚至比较高层的政客接受记者集体访问。

我参加了几次德国记协组织的旅行，都非常有收获。旅行需要成员自费，但记协是非营利组织，平时也有捐款作为补贴，所以这种采风旅行非常值。旅行覆盖全球，紧跟全球化议题。比如欧盟东扩的时候，特别多去东欧的，还有去东南亚包括台湾的记者团。

顺便说一句，**我一度的小理想，就是组织中国记者同行，参与和融入到国际记者队伍中去，接受跨国界新闻采访训练。**我可以义务当翻译和协调员。因为，中国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还是有相当大的隔阂。这里面看起来是语言的隔阂，实际上更是传播体制的差异，也有国际化程度的因素。

后来，也有一些德国机构、包括欧洲的一些机构作中欧媒体交流项目，我也参加过一期。个人觉得，相形之下，这种由单一机构主办的交流，规格虽然高，但也显得过于刻意。倒是德国民间记者协会的活动，最靠近社会常态，所谓“接地气”吧。

5. 在新时代，自媒体人=ZiYou记者？

回国这几年，顺势投入了互联网行业，主要做的是新闻用户运营方面的工作。我主动放弃了做新闻内容，因为不想接受Shen查，以及自我shen查。当初是因为厌烦了新闻cencorship而离开体制内媒体的，现在也不想再难为自己。

但显然，只要是在国内的公共表达，是摆脱不掉shen查这一道的关卡。

最近两年，我再次回到了ZiYou职业状态，做自媒体传播与运营。主要是为一些公益机构做传播策划和指导，培训他们的团队掌握基本的传播方法，然后就放手让他们自己操作。多数时候是策划和编辑，必要时也写写公号文章。

因为我没有归属的媒体，没有固定的采访任务，所以写什么，什么时候写，要不要写，完全由着自己的意志。这也非常符合“ZiYou”两字的意义。

当然，其实，核心还是：为什么而写。

我最近一次的操练，是10月份去福建莆田平海，为当时全网聚焦的Ou金中事件做一个独立调查。

为什么要去？因为舆论中心突然塌陷成了舆论黑洞，网络上出现大量批评**“媒体死了”**的声音。但我深知，很多记者同行因为各种原因受限而无法成行，即使去了也无法在媒体上发布。

而我是莆田人，有采访和突破能力，**更重要的是，有ZiYou。**此刻的声音只能我来发。

于是改道回家，悄悄地安排车辆，完成了实地探访和6000字的阶段性调查。这个事件还有后续，我也在文章发布后接触到更多的线索，当然，同时，人际关系和利益链条也很快包围了过来。但我会守住承诺，完成这个事件的整个独立调查。

我另一篇引起新闻圈小范围共鸣的是《同学，还有新闻理想吗？》，这篇有点感伤。但是，揭示了我们这一代新闻人陷入的同样的困境。

我们缺理想吗？不缺。

缺能力吗？不缺。

缺钱吗？也不是关键。

那缺什么？

。。。ZiYou。

德国另一个韦伯，歌剧家韦伯在200年前写了一个歌剧**《ZiYou射手》**（Freischütz）。我第一次听，是在上人民大学时哲学系刘璞老师讲授的《西方经典音乐赏析》选修课上。

**ZiYou射手，弦上无箭，却射无虚发。**这出浪漫主义歌剧和旋律，给了当时年轻的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

多年以后，我在复盘ZiYou记者作为我的志业道路，内心深处响起的，正是这段旋律。

2022，愿你有更多ZiYou。

谢谢。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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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文作者，70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在国内电视台短暂工作后，赴德留学，在德国媒体领域工作12年，期间为德国和中国诸多主流媒体供稿。回国后在网易新闻APP做新闻用户运营工作数年，并于近年辗转于自媒体运营、ZiYou撰稿人等自由职业。2021年10月独立调查欧金中事件，撰写了《Ou金中：一个老实人的愤怒》，获得第三届《记者的家》新闻奖非虚构类入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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