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猪肉佬的进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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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里以公有单位临时工的身份工作了18年，父亲始终没能成为城里人。他被迫回归乡野成为一名屠夫，成了城镇化进程中一个失落的掉队者。

猪被两个男人牢牢按住四肢控制在地上。父亲摸一摸猪脖子，确定位置后拿过手边一尺多长的尖刀，刺破猪脖颈，顺势推刀。刀刃没入猪脖颈，只剩刀柄露在外面，猪叫尖厉刺耳。

父亲控制屠刀在猪体内割断喉管和大动脉，拔出来的时候伴随着汹涌而出的鲜血。这头猪如同一个漏了气的风箱，叫声瞬间失去底气变成呼哧呼哧的喘息。那个两指宽的伤口也成了一张嘴，一呼一吸，在出气的时候把带着泡沫的血不断排挤出来。

三分钟后，这头猪正式宣告死亡。

父亲是个称职的屠夫，偶有意外，他和同伴也能镇定应对。有一次，一头猪放血之后明明不再动弹，父亲准备松口气时，这头猪突然翻身起来跑了，脖子上滴着血在院子里到处乱窜。

众人被吓得惊慌失措，只有父亲沉着冷静地拿出捕猪的专用工具，一米多长的木棍上安装着一个状如镰刀的铁器，铁器末梢是钩型，去把乱窜的猪重新捉回来。

捕猪的钩子非常尖锐，能够轻易刺破猪脖子下方的软组织并牢牢钩住，猪受不了剧痛只能就范。但是当时那只猪头上身上沾满了血，皮毛变得湿滑，父亲试了几次都钩不实，猪稍一挣扎铁钩就滑脱了。

对峙了半个小时，父亲失去了耐心，他和叔叔冒着被猪冲过来咬伤的危险，将猪逼到了墙角。叔叔看准猪叫唤的一刹那，把钩子直接戳到了它嘴巴里面。

铁钩碰到猪牙发出一声脆响，死死地钩在了猪的牙床上。叔叔攥紧木棍死不放手，父亲和母亲一起扑上去，将它掀翻在地。

父亲是一个称职的屠夫。但他讨厌屠夫和农村人的身份，梦想一直以来都是成为城里人。

村里和父亲同辈的人，大多上完小学就辍学了。他们早早认清并接受自己的命运已和土地绑定，鲜少有人奢望成为城里人。除了种粮食，大家也出卖苦力：拉架子车，背石头，放炮打井。

父亲和他们不一样。他想成为城里人。在当时父亲的观念中，“进城”的目标，是把户口和家安在我们村上头的清涧县城，改变户口本里农民和农村户口的标注。15岁之前，父亲都相信读书可以改变他的身份。他有底气这么相信。在学校，父亲是个刻苦的学生，因着他的努力，学习成绩也很优异，靠苦学升学不成问题。

学习成绩当然是改变命运的要门。父亲的一个发小的本家叔叔在市里银行当领导。还没考上初中，他就常跟同学说，只要上完初中就能去银行上班。可惜父亲的这位发小不是读书的料，他没有考到初中，最终也没有去成城里的银行上班。

因为受不了种地的苦，这个叔叔后来做起小商品买卖。拉着一个小车子走街串巷，今天卖老鼠药，明天卖脚气灵，像吉普赛人一般到处游走，不是赶集，就是在赶集的路上。

可惜，在那时候的农村，父亲在学习上付诸的努力，依然不是改变命运的决定性因素。15岁初中毕业后，父亲没能继续升学。困于贫穷的家境，他遵从父母的决定辍学，回归土地，接受成为一名农民的命运。

陕北农村落后如同《梁家河》书中所说——吃肉是最大的梦想。农民家庭的主食通常是小米糠混合了玉米面做成的窝头，又干又糙，吃的时候拉嗓子。

长期食用这种粗粮，直接后果就是大便极度干燥，排不出来时要用手指抠。村里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活着，但父亲口细，经常因为难以下咽的食物和家里置气。

图源网络 | 1972年，陕北榆林市清涧县大队社员修造梯田，我父母都曾参与过

我的表叔上学时和父亲形影不离。他上完初中没有辍学，考上了省城一所中专，毕业后留在西安成了一个“公家人”。表叔的存在，时刻提醒着父亲他辍学之时，告别的是怎样的人生。

中专毕业后，表叔工作第一年到我家走亲戚。父亲跟我说，那天，当表叔穿着四个兜的蓝色中山装走进我父亲和奶奶家院子时，他正扛着锄头刚从地里回来。

两人就在门口相遇，父亲把表叔让进了屋。

表叔将从省城带回来当作礼物的面包放在桌上，没有像以前一样脱鞋上炕，而是挨着炕沿站着和他的表弟表妹们拉话。

为了给我的表叔接风，奶奶带着我大姑赶着做出一顿过年才吃的白面饸络。表哥接到手里，只说不饿，将碗放到了灶台上。直到告辞，表叔都没有吃掉那碗面条。

表叔离开时，是父亲去送的。送完客人回到窑洞，父亲正好看见我两个姑姑正在狼吞虎咽啃着表叔从省城带回来的面包。他突然发作，走上前去，一把打掉了妹妹手里的面包，骂道：“都是饿死鬼投胎的。” 

面对不想烂在农民身份里的父亲，奶奶没有坐视不理。一个月后，她做主用家里积攒了几年的细粮和肉票，托亲戚在城里给父亲谋个差事。

厚礼奉上，加上父亲争气，拥有初中学历，城里一个国营食品厂接纳了父亲，让他成为厂里的一名临时工。

介绍工作的亲戚说，临时工表现好，就有机会转为正式工。这句话父亲听进了心里去。

物质匮乏的年代，食品厂是热门单位，垄断了牛羊猪和蛋鸡的饲养，负责为县城以及外地企业供应肉蛋奶，很多人打破头也要去食品厂工作。

虽然单位是香饽饽，但厂里收鸡蛋、喂牛喂羊、屠宰生猪这些脏活累活，正式工不愿意干。

那段时间，父亲就主动承担起来。在家里不愿拾粪的父亲，负责每周将厂里牲畜产生的粪便装上板车送到城外的农场。凭着吃苦耐劳，父亲几乎年年得先进，家里堆满了单位奖励的毛巾脸盆，镜框笔记本。

父亲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奶奶则在另一方面积极运作，每年准备礼物送给厂领导。即便如此，父亲还是没有争取到转正名额，以合同工的身份从18岁干到36岁。

一直没有转正，父亲心里总觉得自己和其他同事有差距，一种“村里人”和“城里人”的差距时时盘旋在他身后，压着他挺不起身来。后来有了我和哥哥妹妹，我们想去食品厂玩，父亲总是不太情愿，会说：“看你们脏兮兮的，头脚生疮，人家城里人笑话了。”

进入九十年代，食品厂的经营状况走上下坡路，最终在父亲入职的第19年宣告停产，开始分流人员。作为临时工，父亲既无买断工龄的资格也没有留厂机会，成为第一批下岗工人。之后，他时隔19年，再次回到村里，成为农民。

父亲家在山上有一块不到四亩的地，用来种麦子。当了十几年工人，父亲已经不能适应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掌握不了骡子拉犁耙的力度，只能由爷爷上手耕种，父亲和母亲一起打下手。

刚下岗那段时间，父亲情绪很低落，十分愤懑。他总是向奶奶抱怨：“当初那么孝敬领导有什么用。”

拿到城市户口没有希望了，那就和城里人一样有钱。父亲决定做生意。

父亲和另一个下岗同事，决定试着经营屠宰生意。他们在我家院墙外砌了一个猪圈，旁边修了一个卧着一口大锅的水泥台子，支起了一个猪肉摊。

那时候在县里搞屠宰的除了食品厂，就只有村里七八家个体户。父亲开始杀猪之前，我曾在街上见过一个屠户，他穿着油腻发亮的裤子，兜里鼓鼓囊囊的全是钱。

父亲和同事合伙杀猪不到两年，彼此觉得合伙生意利润太薄，决定分开单干。母亲替代父亲的合伙人，加入了父亲杀猪卖肉的行当。

父亲母亲的婚姻是奶奶一手包办的。在搭伙之前，父亲和母亲很少说话，最常用的交流方式就是吵架。

进厂工作第二年，奶奶没有征得父亲同意，私下给父亲说了一门亲事。第一位被介绍来的女人，是城里的干部子女，麻子脸，头发稀少，还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县里很多人都知道。奶奶固执地认为，娶了那个女人，父亲就攀上了干部家庭，就有机会转正，彻底摆脱农民身份，不用再吃糠咽菜。

父亲不满意这门亲事。他个子高，长得帅气，肚子里有些墨水，就算当时是一个临时工、渴望成为城里人，可也不希望以娶一个麻脸精神病人当老婆为代价。

奶奶又托人给父亲介绍了我的母亲。母亲的大伯是县城里有编制的中学老师，奶奶看中了这层关系。

第一次去母亲娘家，父亲发现母亲家6口人住在一孔破窑洞里，门窗都是用木棍拼凑起来的。他有些绝望，回来就说不同意。奶奶躺在家里绝食了三天，父亲才接受了这门亲事。

婚后，父亲把自己对婚姻的不满，表现在了行动上。母亲怀孕后，一次父亲骑车带着她回娘家，母亲在路上不小心弄丢了父亲的手套，在外公家的饭桌上，父亲当着众多亲戚的面责骂母亲不长脑子。

舅舅的二儿子看见姑姑受了委屈，质问我父亲：“姑父你怎么能这样？”父亲反手扇了二表哥一个巴掌：“轮不到你说话。”自此，母亲娘家人对父亲心存畏戒。外公外婆不爱来我家，母亲的侄儿侄女们也不敢来。

一起做猪肉档后，父亲和母亲的关系日益紧密。陕北冬天晚上气温零下二十度，父亲和母亲凌晨三点起床，生火烧水、屠宰解剖，天亮前准备好肉，稍作休息便骑着三轮车去四公里之外的市场出摊，肉卖不完不回家。

父亲一开始总觉得母亲干活不利索，经常训斥母亲。没过两年，母亲对杀猪生意的全流程熟练操作，后来又学会蹬三轮。她骑车带着父亲，载着两扇猪肉，出没在县城的每一个清晨夜晚。

以前父亲总是嫌弃母亲是乡下人没有见识，说话不注意分寸。当母亲成了得力助手，父亲似乎再也想不起责怪母亲了。

图 | 父亲站在家里窑洞前

屠宰生意随时有受伤的危险，被刀划伤、被猪咬伤是常事。有一年，父亲捆绑一头猪的时候，猪突然挣脱，缠绕在父亲手上的尼龙绳将父亲右手小拇指第一关节生生扯掉了。

父亲拿起断指赶到县医院急诊科。医生说，这种不整齐的断茬他缝不了，只能去西安手术。缝合最佳时间是组织离断后6-8小时内，而不管是乘汽车还是火车，去几百公里外的省城车程也要至少6小时，这显然来不及。父亲只能舍弃断指，让医生将伤口缝合。可医生把表皮缝得过于紧绷，导致那个小拇指在伤口愈合后一直不能弯曲。非但如此，骨头发育后撑到皮肉非常难受，以至于后来父亲当着我们的面，总是揉搓着直戳戳的小指头，指责那个医生故意让他受罪。

杀猪营生在短时间内改善了我家的生活条件，猪下水、边角料也成为家里的营养补充。父母把我们兄妹三人从小学供到大学。

父亲把成为城里人的希望寄托到我们身上。时常跟我们三个说，一定要好好念书，像表叔那样进入“公门门”，就可以不用受苦了。

鼓励我们兄妹好好学习时，父亲经常会说：“你们看人家彦军老师，上下班眼镜一戴，人都敬呢。”彦军老师是县中学的美术老师，也是父亲给我们树立的榜样。

彦军老师是村里第一个戴眼镜的，为了画画，彦军把眼睛熬成了近视眼。尽管上的是专科学校，但也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加上毕业后进了城里的学校成为老师，成为村里人的文化人代表。村里人见了村长可能会装作视而不见，但是碰到彦军，都会客气叫着他的名字打招呼。

成为城里人后，彦军老师也一直住在村里，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县城和村里上下班。

日子好过起来，父亲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因为过于劳累，父亲的支气管炎反复发作，一遇到变天就得住院治疗。这个病是父亲从小落下的，据说他得这个病和奶奶在窑洞里炸油糕，被油烟呛了呼吸道有关。父亲烟瘾也很重，平均每天要抽一包。

父亲的咳嗽声音背后是母亲的咒骂，她总说咳死算了。其实母亲是心疼父亲，不忍心看着父亲遭罪。

杀猪的第16个年头，父亲咳喘加重出现咳血症状，县医院胸片显示肺部占位异常。到市里医院检查，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家里人对父亲隐瞒了病情，只对他说，肺上长了个囊肿。直到准备做手术，医生几次征求家属治疗方案，父亲才察觉病情可能远比我们告诉他的严重。在父亲一遍遍追问之下，我和大哥说了实情。

父亲沉默了一会，心有不甘地问我和大哥：“有啥好治疗办法没有，不用担心钱，家里还有点。病治好了，我还能杀几年猪。”

我们心里清楚，父亲不可能再回到杀猪卖肉的日子，但还是宽慰他：病肯定能治好，砸锅卖铁我们也要治。

肺癌晚期治疗无非两种方案，一是服药保守治疗，二是做手术，切除病灶后用放化疗和靶向药清理癌细胞。

我们为父亲选择了手术治疗，向肺癌发起攻击。这时我才知道，父母多年杀猪卖肉，应付了家里的一切花销后，存款不过二十万出头。

父亲癌症的治疗，在一年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家里开始借债为父亲治病。

父亲有个表弟在县里做农产品批发生意，杀猪那几年，他的表弟经常来家里和父亲借钱。父亲按照最低的利率给那个人放款，年底结息的时候还主动把零头抹去。

可是，母亲去找他借钱买药时，那人却回绝了，说资金周转不开。其实我们都知道，他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应该是看着我家变故，担心借款一时半会还不上，找了个借口罢了。

母亲空手回家，给父亲叙述了借钱的经过。一辈子几乎没有哭过的父亲泪如雨下，对我母亲说：“卫岗（表弟名字）不帮我，我这病是真的没救了。”说罢和我母亲抱头痛哭了一场。

父亲母亲的兄弟姐妹侄儿侄女们，这家五千那家一万给予帮衬，让父亲没有停止用药。

图 | 生病后的父亲

奶奶那年76岁，每天拄拐到我家看望父亲。她在炕上摩挲着父亲的手，漫无边际地念叨着自己对父亲的亏欠，说那会儿不应该在窑洞里炸油糕、不应该让父亲早早回家务农，要是当年让父亲像表叔一样念了中专进了公家门，父亲就不用杀猪受罪，也不会得这样的瞎病（陕北话，绝症）了。父亲没有推开奶奶的手，他一直注视着墙上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没有说一句话。

穷尽全家财力的治疗，没能阻挡病情的恶化。癌细胞转移压迫到中枢神经和腿部神经，父亲的声音变得沙哑，视力下降很快，行动只能靠轮椅，后来小便解不出来了，只能插上尿管。

就在距离免费赠药评估还剩一个月时，父亲走了。

就在父亲去世前十五天，奶奶因脑溢血去世。家里人没有告诉父亲，他的母亲已经不在了。奶奶出殡时的爆竹声和唢呐声传到父亲耳朵里，他用眼神问我，是谁家过事呢？短短半个月，父亲追随奶奶而去。

院子里搭起了灵堂，父亲的遗照挂在上面。这是照相馆扫描了父亲的身份证扩印出来的。父亲微笑着，脸上的防伪条纹清晰可见。

父亲下葬的前一天晚上，亲朋好友来烧纸祭奠，我跪在烟熏火燎的灵前诵读写给父亲的祭文。那是有关我那摆脱不了农民身份的父亲最正式的文字材料。

父亲没有实现成为城里人的愿望，最终还是以农民的身份入土为安。他用生命挣来的钱最后还给了生命，五十六年的操劳，仿佛只是和自己在较劲。

祭文内容经由话筒传到扩音器，在陕北高原的夜空中回响。见惯了生老病死的村里人并没有表现出过度悲伤，有人依旧在大声喧哗肆意谈笑。我十岁的表弟，在祭文念完的一刻，突然坐在地上大放悲声，嚎哭得声嘶力竭。

可能只有这个少不经事的小表弟，听懂了父亲的一生。

- END -

撰文 | 徐   夕

编辑 | 王珩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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