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专家指责温铁军剽窃?希望温教授尽快澄清
收录于合集 #木蹊怎么看 74个 还有没有天理,这年头,朝鲜专家都开始指责别人剽窃了。 近日朝鲜专家凉钢民,竟然公开指责我们当前最炙手可热的“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 说他涉嫌**“剽窃”**自己的论文。 并形容他是“明目张胆,丧心病狂,毫无 …
葛兆光先生曾回忆自己的知青岁月时说:” 当地的农民不喜欢他们,因为粮食本来就匮乏,而他们来了不会干活,却还要分一份口粮。” 葛先生说的比较含蓄。
徐友渔说的就更为直白了。他说:环境的骤然变化使得这些知青的是非观念标准快速变化,一些曾经有傲慢公子气的干部子弟,一些原本端庄羞涩的女孩子。纷纷向农民 “共产”:摘水果,偷蔬菜,赶场时见东西就拿,买东西少给钱或者直接不给钱。有些人偷钱,一人得手,一伙人去馆子里大吃大喝。可怜的农民,丢失了几块钱,十几块钱,就意味着全家全年的收入全部丧失。
徐友渔回忆说:那时很多知青根本没有把农民当人看,而且几十年后,这些人已经身居要职,却回忆起自己昔日偷鸡摸狗的事情,依然觉得无比美好。
然而这种美好是建立在抢劫农民的基础之上的。
知青当然也痛苦,尤其是那些出身阔绰的富家子弟,从北京,上海,突然来了一个穷乡僻壤,每天还得劳动,而且没有任何娱乐的机会,未来又看不到出路,精神上自然痛苦了。
但是他们的物质上远比农民要好多了。等到这批人掌握了话语权之后,就极力地勾勒出所谓的伤痕,并且有些个别扭曲的文艺工作者,极力地贬低当地的农民。认为是农民在剥削他们。
当然还是有许多有良知的知青的,如作家史铁生有一篇特别有名的作品叫《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就是回忆在陕北插队的经历。
这其中有很多的感人的细节,史铁生生病了躺在炕上,那天,队长端来了一碗白馍,馒头用的是头两茬面,很白;里头都是黑面,麸子全磨了进去。那时候能吃到这样的饭已经十分不容易了。生产队长见史铁生身体不好,就让他不干农活了,让他喂牛。和他一起为牛的老汉为了他多睡会,晚上帮他给牛添草料。
后来史铁生回到北京不久,两条腿开始萎缩,住在医院里的时候,一个从陕北回京探亲的同学来看他。
史铁生写道:带来了乡亲们捎给的东西:小米、绿豆、红枣儿、芝麻…… 我认出了一个小手绢包儿,我知道那里头准是玉米花。那个同学最后从兜里摸出一张十斤的粮票,说是破老汉让他捎给我的。粮票很破,渍透了油污,中间用一条白纸相连。
真正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在回忆那段历史时都意识到了真正最苦的不是知青,而是农民。知青应该意识到造成的他们痛苦的是谁?不能因为自己痛苦过,就可以不顾别人的痛苦。
答主 40 后,1966 年高中毕业生,插队山西中条山八年。
除了干活没有别的,这是兵团、农场那些体制内知青的特点,与老三届插队知青有根本的区别。兵团、农场知青除了下地劳动外,只有 “生活关” 要适应,但不存在生存问题。老三届插队知青则面临的是非过不可的生存关。
体制外的模式,是没有人管理,要靠自己管理自己的。各个知青点情况不同,不但生产队状况不同,知青的组成也很不一样。不但有年龄结构的区别,还有校风的不同,生长环境的不同。所以自己管理自己就要靠自身的能力和水平,在过生存关上彼此之间会有很大差别。
我所在的大队在山上,22 个自然村组成 14 个生产队,北京知青点分了三处。这三个知青点的生活状况就相差很多。生存问题,是当地农民已经解决过的问题,但知青所有的都要从头做起,从头学起。
兵团、农场都是国家提供后勤保障的,但插队和农民一样,没有保障。所有生存问题都要自己解决。所有为后勤付出的劳动也都是没有任何收入的。兵团、农场有食堂,食堂炊事员、管理员都挣国家的工资,不用吃饭的人来养活。但农村所有的后勤都是自己负担。插队知青负责做饭的人是不挣工分的,要由吃饭的人来分摊。开始都是队里派人做饭,当然也是知青分摊工分。队里的人也和知青一样非专业,而且往往被怀疑占便宜。知青自己留人做饭,一方面不能保证大家吃饱吃热吃及时,另一方面做饭的人往往比下地的人还要辛苦,还要有责任的压力,却不能像大家一样集体劳动,还有可能因为不够周到而受到埋怨、批评、指责。所以集体灶往往坚持不了多久就会分灶。分灶的结果,生活能力差的知青就更加面临巨大的生存问题。
正是因为很多未成年的插队知青,缺少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难以解决生存问题,反映到中央,才会有 “此类事全国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这个 “最高指示”。这个“容当统筹解决” 也具体回答了题主的提问。
那么为什么题主看到的似乎都是参加农业劳动的苦、累呢?这是因为兵团、农场知青比老三届插队知青有更多的话语权,那些劳作的苦和累都是这些人反映的。插队知青因为受了太多农村负面的 “再教育”,发表的见解往往比较负面。相对比较正面的是体制内的知青。
生产队的工分不可避免的地要有 “性别歧视” 和“年龄歧视”。和自负盈亏的生产队不同,体制内的知青在收入上没有年龄、性别的区别,完全是按级取酬。既然未成年的知青也挣成年人的钱,享受成年人的一系列待遇,自然会要求他们付出成年人一样的劳力。这也是兵团、农场知青特别感到劳累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
体制内知青本来就不存在生存问题,但他们反映的苦和累完全不能说明劳动强度比农民、比插队知青更大。体制内是有带薪节假日的,这是真正的休息。在这种盼望休息的心理作用下,劳动就显得特别劳累。农民和当农民的插队知青不是不盼望休息,而是没有这种不用干活就有收入的真正休息。下了生产队的工,还有自家的活要干,还有自留地要管,喂猪打狗,赶鸡上圈。偶尔需要耽误生产队安排的活,也要和队长事先打招呼,尽管那些上岭拾柴、下山采购等等更加辛苦而且没有任何工分收入,招呼也一样要打的。也就是说没有你喘息的时间。没有盼头,也就没有心理上盼望,也就没有喊苦叫累的余地。
再有一点就是真正农民是要对土地、对收成负责的。和村里的孩子们不一样,和村里刚刚毕业的学生不一样。很多农村出来的人自称 “农民”,其实,没有对土地担负过责任的人不能称为真正的农民。没有责任的农业劳动当然也是轻松的,没有压力的,和真正的农民,和真正当农民的知青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严打。
严打就是从那个时代来的。
把一个普通人,丢进犯罪团伙,他的恶,能被煽动到何种程度?
12 个小时内,残忍杀害 27 人。
刀刀毙命,从 2 岁婴儿,杀到 70 岁老人。
而这些,是一群刚满 18 岁的「知青」干的。
这就是震惊全国,1983 年让全国开始严打的「红旗沟大案」。
其残暴程度,仅仅看文字,就能让人反胃。
01 「 懦弱 」
1983 年,6 月 15 日,内蒙古牙克石镇难得迎来好天气。
对 15 岁的混混王玉生来说,今天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自打小学五年级,他认识了当地著名的「混混头子于洪杰后,就当起了对方的小弟。
上初二的时候,王玉生不顾家长反对,也辍学当起了混混,还学得有模有样。
在王玉生看来,给大哥当小弟的生活,远比在课堂上课有意思多了。
偷门卫大爷钥匙、拔自行车的气门芯、帮别人打架,什么惹人嫌,干什么。
每次坏事成功,看到对方的窘迫,他都觉得好笑。
这时候的王玉生,还不算真正的「恶人」。
他的所作所为,顶多算是不学无术。
屡教不改之后,家里人也就索性不管了。
王玉生特别崇拜于洪杰那种,看起来很牛逼的「社会人」。
每次见到于洪杰,他都忍不住溜须拍马:
「 哥!我真羡慕你,啥时候我也能跟你一样!」
下午六点半,刚吃过晚饭,躺在床上幻想成为大哥的王玉生,突然听到窗外有人在叫他。
听声音,貌似是两年多没见的大哥于洪杰。
「玉仔,滚出来!我是你大哥!」
听到呼喊,王玉生一个激灵,从床上弹了起来。
他都 2 年没见大哥了,自从大哥响应知青下乡的号召以后,他俩就断了联系。
这会大哥突然找他,指定有好事!
「来了来了!我马上来!」
于是王玉生急忙从房间窜了出来,不顾父母的阻拦,冲下了楼。
让他想不到的是,楼下不仅有大哥,还有一堆,他从没见过的道上兄弟。
许久不见,作为知青下乡的于洪杰,说这次回来,是想带兄弟们去农场见见世面,顺便干点大事「名垂青史」。
「人活一世,就得留个名声,绝不能窝窝囊囊就走了!」
王玉生一听能出名,眼睛都亮了,他赶忙答应。
这时的他,永远也想不到,他确实出名了。
只不过是遗臭万年的骂名。
于洪杰,带着他,还有几个同时道上曾经混过的兄弟一起,浩浩荡荡去了红旗沟农场。
晚上 11:30,几人在于洪杰的宿舍喝酒唠嗑,几轮下来,在场的人就醉醺醺了。
喝到兴头上,于洪杰用眼神示意了一下坐在身边的韩立军。
接到指示的韩立军,突然起身,把酒瓶子一摔,指着全场大喊:
「他妈的!咱还自称街霸呢,我看是王八!一回大事都没干过。我今天就要血洗红旗沟!你们干不干!」
此番言论一出,全场突然鸦雀无声。
韩立军等了半天,发现没人应和,觉得面子挂不住,于是用摔碎的酒瓶子来回比划着一圈人。
王玉生被吓傻了,他虽然不爱学习,也自称为混混,可杀人,是真不敢。
他突然感到一阵没来由的害怕,第一个举手抗议:
「我,我不干!杀人是要偿命的!」
这一声反抗,不是韩立军想听的,眼看其他人也默不作声。
酒精催化下,韩立军立刻抄起桌上的水果刀,向王玉生刺了过来。
情急之下,王玉生靠着打架训练出来的反应速度,躲了过去,但裤子已然湿了一片。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平时一起偷摸打架的兄弟,怎么就突然要杀人了。
眼看韩立军是真的要杀他,为了保命,他不敢再反抗,立马应和:
「干!我干!我干!」
正当他准备让于洪杰为自己求情的时候,没想到,于洪杰居然也站了起来。
「是个好主意!我早他妈看不惯农场里这群王八蛋了,是时候跟他们报仇了!」
于洪杰比韩立军的话语权更大,性格更狠,在场的人都怕他。
他缓缓扫视了一圈在场的人,窒息感和压迫感,逐渐在人群中蔓延。
于洪杰抬了抬下巴,指了指王玉生,又指了指沉默的小弟们:
「既然你们没意见,我们就开始杀人,谁要敢当逃兵,我他妈第一个捅死他!」
这回,王玉生不敢再反抗了,他脑子里浮现出了于洪杰曾经报复人的画面。
他害怕一旦自己坚持退出,知道自己住址的于洪杰,恐怕会找自己的家人麻烦。
到那时,不但自己会被报复,父母也会知道自己干的这些龌龊事。
他不怕干坏事,但一想到要面对全家人的质问,他更不愿意面对。
只是个街溜子的王玉生,到死都想不到,自己会因为犹豫胆怯和逃避。
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最不可饶恕的罪人。
02 「 杀人考察 」
一般来说,在我们的认知里,当混子的要么抢点东西,要么打架,毕竟都是 17、18 岁的知识青年。
再怎么喝酒闹事,也不至于到聚众杀人的地步才对。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于洪杰下定决心要杀人?
查过资料的我,内心只有无尽的愤怒,看完了于洪杰的狗屁理由,我只想一拳把他锤爆!
其实,今天上午,他还没有生出杀人的想法。
在红旗沟农场,遗留下来的知青们,每天早上 5 点就要下地干活,大家也都自觉遵守规矩。
唯独于洪杰,睡到了日上三竿才起床。
起床以后,他就去食堂找饭吃。
恰巧,就是吃饭这件事,让于洪杰很不爽。
1983 年,特殊时期已经结束,全国人民正处于,埋头苦干让全家吃饱的美好愿望中。
要想吃肉只能逢年过节,平时里,家家户户吃的都是玉米面和窝窝头,村里更是有上顿,没下顿。
在那个年代,红旗沟的伙食已经十分优渥了,不但菜的种类多、管饱,厨师还顿顿变着花地炒菜。
可这一切,在于洪杰眼里,还不如猪食。
当天,食堂工人看他起得晚,不但没有责怪他,还把自己的那份饭菜给了他。
想不到,于洪杰当场就把饭盒扣在了地上,嘴里骂骂咧咧:
「什么破地方,就他妈吃这个!连个荤腥都没有,还干个屁!」
动静太大,这一切刚好被巡逻的农场主撞见,二人起了冲突。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于洪杰当面顶撞农场主了,因为好吃懒做,二人曾经私底下打过几架。
瘦小的于洪杰,根本不是越战老兵农场主的对手。
三两下便被农场主制服,于洪杰当场撂下狠话:「我早晚有一天得弄死你!」
这话,农场主已经听了无数次了,耳朵都起了老茧,根本没当回事。
吩咐于洪杰去地里干活后,农场主就继续巡查去了。
越想越不服的于洪杰,决定这回真搞个大事出来,他想杀人泄愤。
他想:
「叫上几个室友,壮壮胆!」
说干就干。
在这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几个狗屎混混能凑在一起,也跟当时的宿舍分配有一定原因。
当时的红旗沟农场,收纳了不少找不到工作的知青,里面也有不少问题少年。
杨万春,和韩立军,就是其中最有名的 2 个。
18 岁的杨万春,曾经因为盗窃,被判了 3 年。
同样 18 岁的韩立军,更胆大,因为持刀抢劫,被判了 1 年。
好巧不巧,为了方便管理,农场主把这三个混子,分配到了同一个宿舍。
来到农场的于洪杰,立刻找到了二人,说出了自己准备杀人的想法。
果不其然,二人兴致高涨。
于洪杰决定,先回老家牙克石镇,带大家改善一下伙食。
吃饱喝足后,多凑几个人,再想杀人的事。
于是三人决定去杨万春的家里,吃点荤菜。
韩立军买了白酒,于洪杰去菜场挑了半斤猪肉,几人大吃大喝了一顿。
酒足饭饱,杨万春神神秘秘的,从里屋拿出一包偷来的炸药。
有了炸药,于洪杰杀人的心,更旺了,他开始上街寻找同伙。
三人在路上碰到了曾经一起鬼混过的王守礼,听说要干大事,王守礼的态度十分热情。
好巧不巧,于洪杰又撞见了同一届的好学生,李亮明和张光祖。
虽然彼此毫无交集,可李亮明二人早就听说过于洪杰是个惹不起的「社会人」。
于是当于洪杰用命令的语气逼迫他们入伙时,二人为了避免更大的麻烦,就同意了。
一行人吃过晚饭后,于洪杰又叫上了开头的王玉生,和在砖厂工作的杜小峰。
杜小峰因为害怕,于是拉上了毫不知情的同事包达山一起壮胆。
令人唏嘘的是,包达山明明知道几个人看起来就不像好人,可他还是因为好奇,选择了入伙。
晚上 9 点,一群人浩浩荡荡,又在于洪杰的带领下,回到了红旗沟农场的男生宿舍。
丧心病狂的于洪杰,又把同一宿舍,早已熟睡,完全不是一路人的李东东叫了起来,逼迫他入伙。
组好队后,杀人计划正式开始实施。
除了组织者于洪杰、韩立春、杨万春三人。
在场的其他人分为三派。
一是率先反抗,但害怕被杀,结果归顺的王玉生。
二是静观其变、不敢出声的杜小峰和李亮明等人。
三是宁死不屈,坚决不参加的王守礼和李东东。
和懦弱的王玉生想象的不同,于洪杰并没有杀王守礼和李东东二人。
而是放过了他们,把他们绑在宿舍床上,带领其他人开始杀戮计划。
王玉生此时后悔不已,可他早已表了参加的态度,此时反水会更加危险。
而其他人,也始终保持着中庸,不敢出声的态度,默认了参加。
就是这样截然不同的选择,造成了几人命运的大相径庭。
在酒精的催化,与人数众多的壮胆下,于洪杰一行人,开始了惨无人道,丧尽天良的屠杀计划。
一个恶人,再有想法,真正落实到行动上,也会掂量掂量。
可一群恶人凑在一起,彼此壮胆,轻易就能干出禽兽不如的恶心事!
看过那么多残忍的杀人案,我依旧被这几个泯灭人性的狗屎干出来的事所震惊。
03 「 血洗红旗沟 」
在于洪杰的带领下,一行人在农场搜刮各种杀人工具:
劈柴的斧头、锄地的镐头、食堂的菜刀…… 一个不落。
夜里 12 点,于洪杰看了一眼手表:
「我要在 12 个小时内,杀光整个农场!作为老大,我给你们开开眼」
为了给队伍鼓舞士气,于洪杰、杨万春、韩立军三人首当其冲,带着大家冲进最近的 10 号房内。
毫无人性的于洪杰,率先用水果刀,走到熟睡中的潘亮面前,利落地割喉杀人。
韩立军也不甘其后,杀了赵波。
难以想象,连鸡都没杀过的 18 岁少年们,第一次下手杀人,下手居然这么狠毒干脆!
那可是割喉啊,二人连眼皮都没来得及睁开,就被杀死。
多么丧心病狂的人才能干得出来!
按理来说,杀了人,见了血,总该清醒后怕才对。
更何况是第一次杀人。
可这是一群毫无人性,比魔鬼还恐怖的人渣,不但不害怕,反而更兴奋了。
于洪杰满脑子只有一个字:爽。
于洪杰转身把带血的匕首展示给大家,鲜血与酒精像是某种催化剂,让原本抗拒参与的队员开始蠢蠢欲动。
于洪杰得意地宣布:
「大家以后就是一条船上的蚂蚱了,赶紧趁热继续杀!」
在于洪杰,杨万春的带领下。
8 人冲进隔壁的男生宿舍,只用了短短 2 分钟,就把王元章、孙贵、孙友杀死在了睡梦中。
处于狂欢中的于洪杰,让逐渐兴奋起来的王玉生带头补刀。
就在大家准备趁着势头,大杀特杀的节骨眼。
一个意外,突然浇灭了在场所有人的狂热。
他们的动静太大,惊醒了睡在农场把头的农场主。
于洪杰率先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因为他知道:农场主有枪!
一旦被发现,所有人都会被当场击毙。
杨万春第一个反应过来,他想跑出宿舍。
可宿舍唯一的出口,就是农场主赶来的方向。
而农场主在听到动静后,提着蜡烛,拿着枪,骂骂咧咧地朝几人所在的宿舍,快步跑了过来……
躲在门后的于洪杰,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就在农场主距离案发的 10 号宿舍不到几米距离时。
反应快的杨万春急中生智,突然把宿舍的门关上,并大喊:
「你们几个别喝了!快睡觉!不然一会又挨批评了,快快快!」
话一落地,其他人立马反应过来,也立刻附和了起来。
马上就要进门的农场主,听见杨万春这么一说,立刻停下了脚步。
心想:这群小子居然也有乖乖听话的一天,奇了怪了。
随后农场主便打了个哈欠,准备回屋睡觉。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错过,成了此案最大的遗憾。
我爷爷已经去世多年,据我爸回忆,我爷爷一直认为知青是国家派过来享福的。
我爷爷不知道大城市里生活是什么样的,但是以他所见知青的生活条件,国家照顾水平和劳动强度,远好于农民,导致我爷爷这一类农民一生都处于误会中。
对伤痕文学有句评价:“哭哭啼啼,没有出息。”我爸对此非常赞同。知青下放农村,吃了一些苦,见了更多的苦,回城后写出了漫无边际的苦。我爸看过不少伤痕文学,里面的明里暗里的中心思想都是 “我吃了很多苦”“为什么我要受这种苦”“我本不该吃这种苦”“我好惨啊”,比较深刻的也就肤浅的探讨一下“到底是谁逼着我去吃苦” 然后批判一番。
没有一个思考过 “为什么中国农民这么苦”“怎样让中国人不吃苦”。
他们很可怜,居然体验了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几千年来的正常生活。
要不怎么说如今的 90 后 00 后单纯呢,看了一部煽情的知青纪录片,听了几个饱含深情的故事就跟着流眼泪。
比知青还要苦的农民,占了当时中国人口的 90%。
但不可否认的是知青是真正体验了农村生活,作为文青鼻祖的他们,向来以描写生动、感情真挚、泪点稳准狠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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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文艺工作者,肯用知青插队时 1% 的劲头去基层体验生活,搞出来的作品就能接地气了。
但你前脚谴责完大城市房价高,阶层分裂严重,后脚就去同情 40 多年前的知青,如今的城市大爷大妈,这波操作让我费解。
你可知道 “知青” 这个词语的全名是什么?
我现在就告诉你,它的全名叫:城市知识青年。
知青下乡全名叫: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贫下中农一起接受劳动再教育。
我再提醒你下,1980 年前我国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十几,比如今的北上广深土著占全国人口比例也高不了太多。
如果你现在吐槽北上广深房价贵买不起,就冲你这么背的投胎运气,40 多年前大概率也成不了城里人。
鉴于 1949 年之后的教育普及是在城市和农村同步展开的,城市和农村的青少年学着同样课程,但知识青年只包括城市青年,和农村人青年无关。
你和其他全国 80% 的农村人一样,从出生开始就拿着农村户口,书读的再好没用,注定要修辈子地球。
于是你中学毕业的你,在跟着父母埋头修理地球的同时,还要被迫围观一群城市同龄人来你们村 “插队”。
这群名叫 “知识青年” 的同龄人,到农村后暴露出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本质,笨手笨脚的干着你从小到大习以为常的农活,看着都觉得好笑。
可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眼界都要远高于同龄的你,他们一边抱怨农村生活艰苦,一边写信回城问父母要生活费,托城里的熟人搞招工回城指标。就这还是老实的,不老实的还会去你家偷菜、偷瓜果、偷鸡、偷狗,谁让人家肚子饿呢。
你的成绩可能比他们优秀,你长的可能比他们帅 / 靓,但农村和城市户口在你们之间筑起了一道高不可攀的鸿沟,你们注定是两群很难有交集的同龄人。
好不容易到了 1977 年,高考恢复了,知青也都回城了,眼不见为净了。
而已经被终日劳作磨掉了读书时的锐气的你,背起行囊外出打工,攒钱在老家盖房子,娶媳妇生孩子。
你知道读书能改变命运,在教育上舍得投入。你的孩子也很争气,在 2000 年大学扩招后考上了北上广某 985211 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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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考上本科了,还不把研究生考试给准备起来
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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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收到通知书来的那天,你喝的酩酊大醉,因为家族阶层跃升的希望就在眼前。
你的孩子放暑假回来,你翻开他的课本,看到作者的名字很熟悉。
呦呵,这不是当年来村里插队的那个小 X 吗,如今都当上教授了,当年还一起复习过高中课文呢。
于是你带了一堆土特产,和儿子一起去大学拜访儿子的导师——当年插队的小 X。
小 X 见到你后一点架子都没有,抱着你激动高呼这都是缘分,你也跟着回忆起起当年一起并肩学习的青葱岁月。
小 X 嫌在办公室聊得不过瘾,推掉了晚上的应酬请你去高级饭店开了个包间吃饭,老兄弟好好叙叙旧。
酒足饭饱后小 X 拍着你的肩膀说,研究生面试时会帮你儿子说话,你们父子俩感激得热泪盈眶。
饭后儿子问你,导师说你当年成绩比他还要好,怎么没有考上大学?
你嘴唇抽动了两下,却忍住了,什么都没说。
你没有说出的真相是:
小 X 家城里的父母给力,让他不用工作在家专心复习,用一年时间准备高考…………………
而出生农村的你却只能在劳作了一天后,抽空在油灯下看书,还要被父母埋怨浪费灯油钱,却连一套完整的高中课本都凑不齐………………
你的孩子研究生毕业,经导师小 X 推荐找了份高薪工作。
儿子工作三年后,很受领导器重,收入又涨了一些。你们一家人鼓起勇气,掏光了六个钱包后终于在北上广深买了套房子。
你家的阶层跃升终于实现了,你这个修了一辈子地球的农村人,终于成了城里人的爹,未来还会是城里人的爷爷。
年近六十的你为此喜极而泣,孝顺的孩子带着全家人一起去办交房,大家都喜气洋洋。
这时你看到带着一大串钥匙过来交房的原房主,原房主一脸富态,但是为人很和气。
你多看了两眼原房主的面容,感觉似曾相识,与此同时原房主也有了相同的感觉。
经过交流后发现,原房主竟然是去你们村插队的小 Y,当初还因为去你家偷瓜被狗追过,幸好你及时出现叫住了狗。
小 Y 见是老友重逢很高兴,不仅把按照合同要拉走的家具家电全留了下来,还嘱咐你儿子办婚礼时一定要请他喝杯喜酒,他还有一份大礼要送给大侄子。
办完交房手续后,小 Y 请你们全家去某高级饭店吃饭,一起追忆当年插队的美好时光。
酒足饭饱后你问小 Y 为什么要卖房,小 Y 说儿子在加拿大想买个大 HOUSE,卖房筹钱呗。
你问小 Y 房子卖掉后住哪,小 Y 说这样的房子他还有十来套,光每年的租金都够他们老两口环游世界了。
小 Y 在得知你儿子的导师是小 X 后更加高兴了,向你要了电话。小 Y 说一定要组织当年插队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回去看看。
小 Y 离开后,你看着儿子日渐稀少的头发,想着 500 万房贷沉默不语。
这时儿子问你:
你让马云来过你现在的生活,他一定觉得苦,让你去印度贫民窟住几天,你一定也觉得苦。同理,知青中相当一部分人不说养尊处优,至少过的是小市民生活,把他们下放到过着猪狗不如生活的农民群体中去,他们就完全无法接受,觉得自己身处地狱。
一年四季几乎没有细粮, 一天三顿玉米面饼, 没有蔬菜, 仅靠食盐水和酱油当菜下饭。——《中国知青人生感悟录》
其实说的是农民当年流行的吃法,把玉米面饼切碎用盐酱油搅拌,俗称拌饼子,很多农民连这个都吃不上,天天吃红薯。
当年公社干活的时候,农民一队,蹲在墙角,知青一队,稀稀拉拉站着,分配活的时候,农民干的多,知青干的少。
1970 年 8 月,财政部统一规定,补贴知青生活补助、工具补助、建房补助、旅费、学习材料费,单身插队的南方一人 230 元,北方 250 元。参加新建生产队、国营农场的,每人 400 元。
到高寒地区插队的,还加路费 20 元,冬装费 30 元。知青享受所在单位职工的粮油待遇,1964 年每人每月生活费 6 元,一次发半年,1973 年生活标准提高到 11 元。
1964 年,国家规定知青棉布棉花补助为人均 25 尺、2.5 斤,住房标准 8 平米一人,当年天津一个染布工厂的调查,工人人均 3 平米一人。
还有医疗补助,每年每人 10 元,1979 年提升为 15 元。——《中國知青半個世紀的血淚》
虽然知青每人都有国家分配购置农具 的资金,然而只够购买小件,至于大车、牲畜、水井、磨坊等设施,都是用生产队长期累积下来的,知青均分了这些生产资料,实际上是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对于饥寒交迫的农民等于雪上加霜。让他们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要求他们跟贫下中农划等号。
知青干得少,表现不好,对农民利益侵害最小,干的越多,对农民利益伤害越大。上山下乡 13 年期间,降低农民的生活水平来维持知青的生活水平。
知青往往怀有城市贵族的心理,使他们绝大多数都不能够像当地农民一样养活自己,因此欠缺的部分落在知青父母头上,每年要回家探亲往返、换新衣服、携带物品、生活费用等,都由父母补贴。
知青也并没有给农村带来什么帮助,69 年届之前的知青,接受了几年教育,能帮农村扫扫盲。69 届以后的知青,大多只有小学文化,没有任何助益。回到城市以后,造成治安混乱,引起严打。——《新史记》
知青有很多偷农民粮食吃的,不干活的,有的父母常年供应生活费,以至于拿农民见都没见过的副食品吃不完就扔掉的。
广西文革期间,被打为右派的,就除掉城市户籍,下放到农村去,可见当时看不起农民、城乡生活水平鸿沟是有多明显。
知青们极其可怜,可怜到和当时占全国人口 90% 的农民生活水平相同。
说句实在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初,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 “知青文学”,把下乡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就让我常想,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说心里话,和农民永远无法从本根上理解城市,无法理解知青下乡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一样,知青们和曾经是知青的作家们、诗人们、教授们,其实也都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他们曾经生活了几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那块土地和在那土地上活过来的千百年的人们。依实而言,在我家乡那块偏僻的土壤上,没有大批的知青如黑龙江的建设兵团一样,人头攒动地走来串往,但断断续续,每个村庄,都有着知青们客人般的到达。他们和旅人一样,在那儿少则数月,多则数年后,也就陆续走了。
光荣地,回城去了。
我没有听到见到过,知青们在我家乡那块土地上 “受苦受难” 的事情。但我知道,那段记忆,已经成为他们共有的苦难,成为他们的一段珍贵而欢乐的历史回忆。包括后来,村里不断地丢鸡丢狗,甚至整头的山羊、绵羊,都会突然丢失。然你在四处寻找了三朝两日之后,那狗头羊毛,却在知青点的房子周围,赫然地挂着扔着,仿佛是一种旗帜在向敌营示威,是城市向农村示威。在我的记忆里,对知青们没有爱恨,也没有什么美好与羞丑,更没有激情和所谓的无奈。只是觉得,那是那个年代的一桩事情,就像季节中的一场风雨,来就来了,去就去了。
此前为写一部知青题材电视剧,采访过知青们,略知一二。
第一苦,来自断崖式下跌的生存环境;
所有的知青都很苦吗?
未必,很多知青去的知青点不在千里之外,也许就在本省本市甚至本地,我采访的知青里,十个有五个就在本省,两个在本市下面的县乡,只有另外三个在外省。
其实上山下乡,顾名思义,只要你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支农,多给国家种粮食就行。
去哪个村无所谓,关键是要离开城市,别再吃有限的配给粮。
至于去哪个村,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是遵循就近分配的原则,比如北京的去郊区,去下面的延庆、怀柔、密云、顺义,最多不超过河北省。
所以相当大一部分知青的下放点其实就在离家不远的县乡村里,市里的下县,县里的下村,轻易不会出省。
一个钢铁厂的知青甚至会在离家只有三里的附近农村,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就能走回家里吃饭睡觉。
那能有多苦?
最多比厂里上班稍微累一点。
真正喊苦的知青都是什么人?
家在北京、上海及各省省会城市,觉悟特别高,积极要求进步,主动要求到祖国最艰难最偏远的地方去。
——这些人是喊苦的主力。
他们的遭遇也是真苦,等到返回一线城市后,慢慢进了党政机关,进了文艺圈,掌握了话语权,开始回忆过去,写出所谓的伤痕文学,并改编成影视剧,放大了这种苦难。
六七十年代的知青父母们,有的出身农村,后来进了城里,有的虽是城市土生土长小市民,但也有不少农村亲戚,本来全国刚解放十来年,这都很正常。
生活在小城市或中等城市的孩子们,多多少少对农村并不陌生,寒暑假甚至回去帮着亲戚干农活,跟村里小伙伴嬉戏玩耍,长大成了知青下放到农村后,虽然日子苦,但还没苦到活不下去的地步。
偏偏是北京上海及省会城市的知青,在一线城市长大,非要哭着喊着去祖国最偏远最艰难的地方去扎根奉献,美其名曰那些地方才更需要他们这些知识青年去改造,去扎根地方,积极奉献,带动地方共同进步。
那都是些什么地方?
云南边陲、内蒙边疆、东北林区、西北戈壁、各省交界的偏僻山区、农村、牧区、湖区、海边…….
一个词概括:老少边穷。
这些地方说实话,大部分进了 21 世纪才脱贫,甚至有的地方这几年才脱贫。
可想而知那是什么环境,和一线城市比起来,简直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就像今天把北上广的孩子扔到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最穷的村里呆几年,问他苦不苦?
当然苦!
有个北京知青就这样,全班争相报名,争着要去最艰苦的地方,甚至为了争相表现,证明自己的革命觉悟最坚定最纯粹,咬破手指写血书,他最狠,别人最多写几十个字,他硬是蘸着自己的血写了三千多,字又大,写了满满十几页,最后胜出,像个英雄一样踏上了去东北的火车。
路上咣当咣,咣当咣,干了三十多个小时才到站,一下站他心就凉了,放眼望去,茫茫大地全是冰雪,除了两根铁路线和一个破的不能再破的小破站,什么都没有,最近的知青点也在五十里外。
跟他同批抵达的还有一帮来自上海的积极分子,光坐火车的几十个小时,手脚耳朵就生了冻疮,有个女孩他印象特别深刻,随身带着一个超大的香樟木的木板箱,据说是她妈当初的嫁妆,这箱子特别沉,四个小知青抬着都吃力,里面放的什么——半箱煤球半箱书。
半箱煤球?!
打死我都想不到这种细节。
——据说是父母听说东北烧木柴,怕温度不够,冻着孩子,特意给她带上煤球冬天取暖用。
可想而知,别说这帮从没出过城市一步的小孩,连他们的父母对祖国最偏远最艰苦的地方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概念。
带着这种认识下乡,不苦才怪。
一个新手,什么经验都没有,什么装备都没有,上来就刷地狱级别的副本,那是什么下场?
第二苦,突然降临的大体力、高强度的农村劳动;
这些年一直有很多平时不运动的学生突然参加剧烈运动而猝死的新闻,当初的知青们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
从小到大就是学生,十指不沾阳春水,平时干的最多的活无非就是打打篮球、乒乓球、帮父母打个酱油,突然之间就要抄起铁锹去挖土方,扛着撅头去翻地,接过扁担去挑水挑粪、扛着百十斤的粮食走山路,猝死是正常,没死是万幸。
我十几岁出来干活挣钱,头几份工作都是体力活,一个人负责煤矿木料场,火车拉来一车皮松木,根根五六米长,直径三五十公分,因为是湿的,很重,还需要两个人抬,堆放一段时间半干不湿后,一个人就得扛起来去台锯上加工;后来干装卸工,装煤工,自诩也有一把子力气,一般的活难不倒。
后来去了本地水泥厂,开始人都劝我这活你干不了,开玩笑,再累能累到哪儿,瞧不起我?
第一天干下来我就怂了,完全没有干活的节奏,所有人的节奏都被机器带动着,一锹石粉二十斤,一帮人围着传送带轮番开动,插进去铲起来装上去,一锹一锹又一锹,片刻不停,一天下来累的差点脱肛。
一般农村人干活,会掌握节奏感,累了就歇歇,歇歇再干一会儿,今天累了干脆一扔明天再干,反正地里的活永远干不完,不争一时长短。
知青们不一样,他们是积极分子啊,当初举着拳头,握着红宝书在胸口,写过血书,庄严的宣誓过,哪怕头天累成一滩烂泥,第二天爬也要爬到地头,不能在这帮老农民面前丢了城里知识分子的脸。
我一个农村土生土长,经常下地干活,干各种苦力的,都能被重活累的脱肛,何况他们?
知青们还有个毛病,动不动玩革命精神,很多事明知不可为,偏偏要去为,一意孤行,大胆蛮干毫不考虑后果。
草料堆着了火,明知不可灭也要一头往里闯,村里一根烂木头掉进河里,明明旱鸭子也要抱着一腔赤诚跳进河里捞……..
这就不是苦,是惨烈了。
他们中侥幸没死的同学朋友回到城里,掌握了话语权后,当然要写小说,拍成影视来祭奠他们的朋友和青春。
可是怪的谁来?
明明能走正常程序去离家不远的城郊区县,去省内的农场,去条件不那么艰苦的地方,但他们却坚持要去全国最艰苦的地方扎根锤炼,真吃了苦遭了罪又开始喊冤。
当初信誓旦旦要扎根农村,真扎下根的有几个?
还不是一窝蜂跑回城里去了,留下一堆狼藉和你们对农村的埋怨和痛恨。
我们农村农民招谁惹谁了?
管你们吃,管你们喝,你们抢物资抢工分,偷老乡家里的鸡鸭鱼鹅,勾引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搞大了肚子一走了之,回城之后还写文章拍电视剧骂农村愚昧落后?
上他么哪儿说理去?
(大家留意一下,凡是喊苦的小说电视剧,无一例外都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知青在当时最偏远的地方发生的故事,无一例外。)
第三苦,蛮荒法则对文明的碾压和毒打;
国内现在很多地方,以及社会某些层面还盛行的是丛林法则,可想而知,五十多年前的祖国角落和边陲实行的是什么法则?
蛮荒法则。
谁的官大,谁的拳头大,谁有枪,谁家的宗族势力强横,谁就能一手遮天,大鱼通吃一切,这就是当时老少边穷地区的社会法则。
知青呢,大部分十五六岁,十七八岁,刚刚走出校园,还没遭受过社会的毒打,就要面临社会的虐杀。
有个小视频让我印象深刻,一个从小习惯主人投喂的雏鸟在院子里追着一只虫子,虫子在前面一拱一拱跑,它张着嘴在后面紧紧跟随,徒劳而着急的等着虫子自动跑到它嘴里。
它连基本的啄都不会。
知青们就是这样一群习惯了张嘴等待投喂的小雏鸟,小奶狗,突然之间跑到这种弱肉强食的蛮荒地带,能有什么遭遇和下场?
被强奸,被羞辱,被毒打,被虐杀,很多忍受不了的,逃出内蒙边陲去投敌,逃出云南边疆,被追捕,被射杀,被对面押解回来,被公审,被枪毙……..
哎,但愿历史不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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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教授邓晓芒有一篇文章《我的优雅生活》,写了他作为知青插队的生活,为我们了解知青生活与精神状态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转引如下:
我这一生,“优雅”二字恐怕是永远谈不上了。不要说前三十年在贫困和饥饿中长大,在血统论的歧视中 “脸朝黄土背朝天” 地修理地球,好不容易弄了个 “病退回城”,又去干最下贱的“土夫子” 和搬运工;就说后来这二十多年 “时来运转”,和大批“逸民” 一起借着 “重开科举” 的大潮而涌入了高等学府,并且居然占据了一席之地,也只不过是争取到了一个充当高校 “打工仔” 的机会,每天以 “工作狂” 式的教学和研究挤榨着自己有限的时间。这样的生活方式,我想没有人会羡慕的,就像没有人羡慕知青当年的下放生活一样。在一般人的眼里,我决不是一个懂得优雅的人,既不热心旅游,也不喜欢娱乐,味觉迟钝,食量狭小,烟酒茶一样都不行,只喝白开水。我常开玩笑说自己是苦命、劳碌命。但如果把 “优雅” 这个概念的范围扩大一点的话,我自己倒是觉得生活中仍然随处可以找到一种优雅的心境。这种心境比那种外表的优雅更能打动我,常使我欲罢不能。我最早体验到的优雅是劳动的优雅。刚刚插队的时候,我崇拜的是生产队上一位叫志强的年轻人,他有点儿文化,比我大四岁,高半个头,长得矫健魁梧,是队上头号劳力。每次到十里以外的山上去割青或是砍柴,我都愿意跟定了他,看他如何在满山的灌木刺蓬中用水牛般的赤脚为我踏开一条路,又如何不慌不忙地在我连一半都没有凑齐的时候就砍起了漂漂亮亮的一大担柴,用签担举起一百来斤的一头稳稳地插入另一头里,然后打着 “呵嗬” 晃悠晃悠地下山。砍柴是当地最辛苦的一件工作,我们知青砍一担柴通常需要一天,有时还要摸黑到家。这门技术我是直到五年以后才比较熟练了,那时我经常上午砍一担,下午再砍一担,也学着捆得漂漂亮亮的,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屋前晒坪里。插秧是最没有优雅可言的。脚下是山区泥脚很深的水田,又有蚂蟥,有时还有蛇;上面是毒烈的日头,刮风下雨天则是沉重的斗蓬和蓑衣。人整个弯成九十度,如果不用拿秧的手肘靠住膝头,腰就像要断掉了似的酸痛。但手靠膝头怎么能插得快呢?于是就硬挺着不靠。我看那些老农,赤膊的时候简直就看不出腰来,从肩膀直接下来就到了胯部,我想将来我就像他们一样,会把腰都磨掉,磨成一部插秧机器。但后来我也悟出门道来了,就是插秧时不要停止全身运动,不要僵持在那里,每插一兜,身子要有一个起伏,腰部像弹簧一样处于忽松忽紧的状态,就在运动中得到了休息。后来我插秧的速度是队上最快的之一,蚂蟥也不太叮我,它们专门喜欢叮那些半天不挪动一步的人。每插完一垅,我就和几个先上岸的社员聚到一起聊上几句。队长常从他的 “红宝书” 里撕下一页来,卷上旱烟丝,请我抽一根“喇叭筒”。我就是不会抽烟,也抵挡不了站在田塍上悠闲自在地吞云吐雾的诱惑。山区每天要做的一件工作就是挑担子。一、两百斤的担子压到肩上,再想优雅也优雅不起来了。我和其他知青习惯了挑担子以后,每个人肩膀上都凭空长出了三个硬得像铁蛋的小肉包,左右各一个,中间的那个最大,是换肩换的。但挑担子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就是扁担要好。好扁担弹性大,又结实。人在行走时总有一瞬间是两脚同时着地,全身呈三角形的稳定性的,这时承受力最强。如果你有一根好扁担,它只让你在这一瞬间承重,然后由于它的弹性,它让你的担子在其他时间处于 “失重” 状态,你就可以趁此机会昂首挺胸地迈出一大步,等担子回落,你又稳稳地准备好三角形的架势了。我曾经有过一根极好的扁担,是我在江永县城赶墟时,从县农资公司一大堆不起眼的次品扁担中挑出来的。那扁担不知是什么木,带紫色,极为沉重,掂一掂就知道是沉水的那种,用手一压,回力大得惊人;唯一的缺点就是形状弯成了月牙形,搁在肩上翘起像一对牛角,哪里挂得住担子!我猜想这也是它没人要的原因。志强对我说,如果是一百七八十斤的担子,起肩时小心一点,起得肩来它就平了,还是很好用的。我看它不算贵,只要七毛五分钱,就咬牙买下了。后来我经常用它挑重担,压上两百来斤它根本不在乎,还像大鸟的翅膀一样上下翻飞,可带劲啦!由于木纹细腻,浸过汗水之后,它发出玻璃一样光滑透明的紫红光泽。同知青组的树老倌羡慕得要死,总是来借。志强也借过。但有次志强借去挑了一担二百八十斤的牛粪,挑炸了面上的一片皮,没有那么翘了,从此也不敢用它挑太重的担子,但挑个一百五六十斤还是胜任愉快的。那根扁担我离开江永转回老家农村去时送给了树老倌,后来他又给了谁就不知道了,但没有听说挑断过。回城后,有两年多的时间我在土方队挑土。土方队是临时的民工队,拿计件工资或计时工资。我换过好几个队,只要听说哪里工资更高,我立刻跳槽。最后这个队是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当队长,他在土方队已混了多年,是个老油子了。他手下都是一帮小青年,十六七岁,最小的才十三岁。我算年纪大的,那年二十七、八了。长沙玻璃厂为了盖厂房,要移掉一个山包,队长教我们 “放神仙土”。先将山包用二齿锄和洋镐挖出一个五、六米高、十多米长的垂直墙面来;然后在墙面里侧再切入一个两米进深的竖槽,一直切到底;接下来就在墙面的底部挖一条横槽,不断地挖深。当深到一定程度,整个墙面的底部就等于被掏空了,这面墙连同它的一百多方土由于自身的巨大重量便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以至于小山顶上齐崭崭地裂开了一道缝。这时队长带领我们用五六根茶杯口粗、一米来长的铁桩朝裂缝处用大锤垂直打下去,钉到都只剩二十来公分时,再找来两根七八米长的杉木,左右分别用一头卡在两根铁桩之间,利用杠杆原理,十来个年青人分两组一齐用力板动杉树另一头,于是就见裂缝撕拉着山上的草皮树根 “喳喳” 响着扩大开来。随着队长 “一、二、三!” 的号令声,巨大的土方排山倒海地倾倒下来,“轰隆”一声摔在地上,就像一头庞大的怪兽被摔得粉身碎骨。由于土被摔碎,省掉了一寸一寸挖硬土的工夫,主要工作就剩下装车运土了,工程进展极快,钱当然也就挣得多了。这项工作最危险的就是挖横槽,其他土方队经常有挖着挖着,土方突然坍塌而把人压死的事件发生,西区劳动服务大队总部几次三番明令禁止“放神仙土”。但经验丰富的队长告诉我们,其实不用怕,只要挖的时候集中注意力,一看到底下开始掉土渣就赶快跑,不会有事。但每次面对高高的土墙去用洋镐掏它的底部时,每个人都仍然紧张得直冒汗,最后那几镐总是由我带领两三个老成一点的“满哥”(小伙)去干,其他人站得远远地观望。由于我做事稳重,队长很信任我,他不在时通常就由我代理队长职务。另外,挖竖槽的人选也很有讲究,除了手法要好以外,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兼顾全场的安全,队长也把这工作派给了我。我的前任满哥技术不熟练,把槽子挖得七歪八扭的,墙面像狗啃的一样,进度慢、多费工不说,还挖伤了自己的脚。我接手后,凭借下乡十年所练就的掌握各种工具的技巧,我在刚好一肩宽的逼仄的槽体内活动自如,挖出的槽子像用尺子比过的一样直贯到底,清完土后露出来的墙面如同镜面一般光滑平整,这样讲究不光是为了美观,也是为了少做无用功。与汗流浃背的拉车运土比起来,这项工作是一项比较轻松的技术活,后来一直非我莫属。但我也深知责任重大,不敢掉以轻心,在槽子里随时观察着整个工地上的动静。有一次,一块神仙土没有完全放下来,有一小部分挂在墙体上,但就这一小部分也有几十顿重。当拉车的把堆在地上的土差不多清理干净了时,我一眼瞥见悬着的那墩土突然裂开了一道直缝,我大喝一声:“走!!!” 就见那墩土先是往地上一坐,然后往前面直扑过来。所有在上土和拉车的小伙子们各显神通,有的丢下锄头就跑,有的被土车拦住,就从车上一跃而过。随即听到一声巨大的爆响,车子的一对轮胎同时爆裂,连车带土整个都被埋了,篮球大小的土块打出去二十多米,谁要摊上一块,都肯定是非伤即残。大家都惊呆了,我从槽子里跳下来,首先清点人数,十一个,一个没少,心下稍安。再一检查,一个没伤。然后去拖压在土下的工具,哪里拖得动分毫?大家一时间议论纷纷,都为刚才的事情后怕。这时队长来了,听说了整个过程,也惊吓不已,说:“亏得老邓那一声喊,不然就有大麻烦了!” 当场宣布今天上午收工,下午再来清理现场。小青年们都欢呼起来。看他们那高兴劲,好像巴不得每天都有这种事发生。那段时间我的经济条件大有改善,除队长之外,我拿最高的工资,一般每个月可拿八、九十块,甚至有两三个月拿到一百多块。当时一般工人只有三十来块月工资,大学毕业生也不过五十多块。我们的血汗钱是用命拼来的,当然也要显摆一下。按照那个时代 “满哥” 们的时尚,我买了一辆闪闪发亮的 “凤凰” 牌单车,一块 “东风” 国产手表,夏天穿一件缕空透明的短袖上衣,下班时和一大群小满哥们响着一片清脆的车铃声从马路上呼啸而过,回到家左右邻居都用惊羡的眼光看着我。那时我全身晒成古铜色,肌肉鼓鼓,体形健美,自我感觉良好。后来读到《庄子 · 养生主》,有一段话可以形容我当时挖土的状态,说是庖丁解牛,“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解牛后,“牛不知其死也,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那个时代所理解的“优雅”,莫过于此了。我三十一岁考上武汉大学的研究生,攻读西方哲学。命运的反差如此之大,我的感觉却并没有大的改变。当教师之后,我爬格子、写文章,觉得自己就像在插秧。写好一篇文章或是一部书稿,用挂号寄出去的时候,感觉就像砍了一担满不错的柴,捆扎得整整齐齐地挑下山来。学生的一篇博士论文或硕士论文交到我手里,我三下五除二就指出其中的毛病,提出修改意见,就像放了一墩 “神仙土” 一样,有 “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 之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听到窗外民工的劳动的吆喝声,还忍不住要探头去看,在心里为他们着急和使劲。见到一丛秀丽的小灌木,就琢磨着能整出一捆结结实实两头齐的柴来。96 年底我在昆明开学术会议,会后大家都去西双版纳旅游,费用全免,唯独我一人没有去。想着我和杨祖陶先生合作的《〈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即将杀青,会议结束当天我就坐飞机回到了武汉。我对劝我的朋友们说,走马观花的旅游没有什么意思,肯定没有电视上播的那么美。你要真想欣赏大自然的美,就要在那个地方住上一个月,砍上几担柴。这种怪癖,今天是没有人能够理解了。今天人们能理解的 “优雅” 是和 “小资情调” 分不开的,首先是要没有饥饿和贫困之虞,其次是要有别人来为自己服务打点,倒茶倒酒、洗脚搓背什么的,再就是要有休闲的时间,无所事事,心情放松。现在那些国内国外的电视连续剧中展示的不就是这些吗?可我已经没有这个福分来享受这份优雅了,不是没有这个条件,而是没有这份心情和时间。也许一代人有一代人所不同的优雅,但也有可能是现在才开始了一个优雅生活的时代?无论如何,我并不羡慕那些流行的优雅,觉得自己过得挺自在的。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优雅生活。
原载《中外文摘》 2006 年第 8 期
知青有很多,不能简单的去用几句话描述了
比如兵团和地方的不同,山西,江浙,安徽,华北地方的不同,黑龙江,内蒙,新疆和云南几个兵团的不同。就算是同一个地方的知青也不一样,有人是工人阶级出身,有人是资本家旧地主出身,有人是党内右倾分子出身。不同的知青生活是截然不同的。
打个比方
你说知青生活苦,很可怜?那有些在内蒙古兵团的右倾出身的知青就不这么想,苦可能苦一点,但是可怜吗?并不。兵团的生活本来就还可以,起码有饭吃(意思就是有地方饭都没得吃)。再加上是右倾出身,父母是高干,只是暂时时运不济罢了。过个几年父母平反自己也就顺理成章的滚回城里面当工人甚至干部。几年的知青岁月也就是锻炼了一下往履历书贴金。另外延安那边的生活总体上也还不错,挺多高干出身的知青就在那边玩。
你说知青生活不苦,不可怜?云南兵团的能喷死你。人家被逼的罢工,对抗上级组织,往中央寄信去诉苦。你觉得这些年轻人是被逼到什么程度才这样搞?那是真的活得不像个人样了,说个不好听了,旧社会的农奴也就那样。饿死的,被打死的,被强暴的,这种情况在云南兵团里面就没有人是没见过的。还有山西陕西穷山沟里面的知青,当地本来就靠国家接济,你还扔一群知青下来,那好嘛,大家一起去要饭(是真的出去要饭,不是开玩笑),但这其实还好,毕竟基本上要着要着就偷溜回城了。
不过这都是极端情况,不是很常见的事情。大多数地方的大多数人,像是兵团里面的,主要就是开荒种地,比如今天黑龙江的北大荒,就要感谢当年的知青们。而农村的就跟着村里面一样的过,好赖有口饭吃。正常情况下只要你不是黑五类,也没有在一些政治活动中太引人注目,更没有讲一些不该讲的话,也没有人会来专门找你麻烦。黑五类乃至黑六类们也别太担心,除了少数地方可能过得比较惨以外,大多数地方只要埋头种地,开会的时候站起来把自己骂一顿以外都没啥大事,就当自己来改造了。
知青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没有希望,大多数知青没有一个好爸爸,更没有逃跑的机会和勇气。突然就从城里人变成了农村人,而且根本看不到翻身的希望,那是真正的绝望。但即使是这样,大多数人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回城,不敢结婚,不敢顶撞上级,唯唯诺诺的在农村开荒种地。
而当时农村和城市的割裂是今天的小朋友怎么也想不到的,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是农村一辈子都想不到的,比如说过年过节国家发的粮油布。再打个不好听的比方,三年灾害的时候,中央就从四川农民嘴里拿了很多粮食去解决京津沪的粮食危机,实际上就是农民不如工人的命贵重。所以骤然从人上人变成人下人,你说苦不苦?你说可怜不可怜?
总之大多数知青是苦是可怜,毕竟当时的农村就没有不苦不可怜的,少数有个好爸爸好妈妈的知青就好很多了,极少数人还能提前知道消息挑个不错的地方去玩一玩。
看到下面有回答提到了招工,军队和选拔上大学的事情。这些我只能说,你要是有个好爸爸就不难,你要是没有个好爹,就几乎不可能。尤其是军队,是最不可能去的地方。
还有下面骂知青不识好歹的,你要是骂去农村的就算了,骂去东北的?去云南的?去新疆的?那就是你不知好歹了。黑龙江建设兵团的知青用十年的青春留给祖国的是富饶的北大荒,今天东北粮食供给就要感谢这些人。而云南兵团的知青则用十年的青春留给祖国一片片的橡胶林,这里的人像奴隶一样工作换来了当时祖国急缺的战略物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则一直发光发热到现在,为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是什么人,是什么出身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在这十年间做了这些事情。
郝贵生老师在 2018 年的时候曾将给激流网投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收获体会和对他一生的影响。供大家参考:
我出身于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家庭,我的父亲同他们那一代大多数工人一样,因旧社会农村生活所迫来到城市,因此我的家庭与农民有天然的渊源关系,我的童年也曾有几年生活在农村,中小学期间节假日也回去过。但我与农民的关系主要只限于血缘的亲情关系。下乡插队的几年近距离的与农民接触才真正地熟悉和了解农民。
一是真实感受到农民对共产党、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感,对集体事业的热爱和奉献精神。我所插队的村名叫王家窝棚,因东北旧社会有些地主拥有的土地面积方圆数十里、数百里大,地主家雇工或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户要远离村庄几十里、上百里外的土地上耕种,因此专门形成了长工和租户临时的住处即窝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新的村落。因此这个村庄的村民解放前全部都是穷苦人家,解放后,分得了土地,后又逐步走上了集体化道路,衣食住行方面较比解放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村民们特别感激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社会主义道路。当时还健在的第一代村干部及一些老村民经常给我们讲旧社会的苦难和解放前后村庄的巨大变化,他们发自内心感受到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他们的今天。正因为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热爱,这些老干部、老村民一心一意扑在集体事业上。一老支部委员后担任村里林业队队长,事事处处以身作则,吃住在林业队,硬是带领大家建成了整个哲里木地区远近闻名的包括果园在内的规模大、收益好的成片树林。我们外出接触其它旗或本旗其它公社的人员时,一提起王家窝棚,都翘大拇指赞扬我们村的林业发展。其他许多村民对集体事业也是兢兢业业。我刚上大学时,老师以 “难忘的一件小事” 为题要求大家写一篇作文,我就以一老村民在寒冬腊月默默为集体奉献的一件不起眼的真实小事为素材详细刻画了其集体主义精神。
二是真实感受到农民的待人热情、朴实、真诚、正直。我们初到村时,村干部和村民经常到集体户问寒问暖,帮助我们解决各种困难。柴火没了,派人拉来柴火;炕不热了,又让人修理烟道口;需要碾米了,又指派人帮我们碾米;下雨了,看看我们的房子漏不漏;我们洗澡不方便,看守林业队的郭大爷就在林业队给我们烧大锅大锅的热水。第一年需要我们自己搂柴火时,老支书到我们集体户,教我们做楼柴火的耙子和柴火帘子;铲地、割谷子我们跟不上趟时,总有一些村民主动帮我们;铲地不合要求时,队长和村民不是简单指责,而是耐心指出问题所在,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才能铲好地。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们似乎感觉不到远离家门的陌生之感。第一年过春节时,多数知青未回城,村民们分别拉到自己家中,用他们最丰盛的蒙古族过节宴席款待我们共度佳节。我们下乡时间不长,就与村民们建立了真挚的感情。许多村民一有时间就到我们集体户串门,有一与我同龄的我们小队一车老板更是我们集体户的常客。就是他在我们下乡刚到公社时,赶着马车接我们进村的,以后凡是我们知青需外出坐马车时,都是他自报奋勇主动为我们赶车。第一年冬天外出搂柴火我们第一小队知青就是与他结成固定小组,由他来回赶车完成一整冬搂柴火任务的,我记得以后几年始终没有变过。我们知青也常常工余时间到老乡家访贫问苦,串门聊天。我们村也有少数几家汉民,串门时我们了解到一 40 多岁的汉族村民就是解放前从河北省抚宁县闯关东来到这里谋生的。抚宁离天津不算太远,能够在这里遇到也算是半个老乡,自然感到十分亲切。我们一小队有一旧社会苦大仇深的已 60 多岁的孤身老人吴大爷为人耿直,我们常常到他那里请他讲村史,讲新旧社会对比,也常帮他老人家打扫房间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他还耐心地教我们编各种形状的柳条筐子。二小队张大爷老夫妇及他有残疾的儿子经常邀请我们到他家坐客,用酥油、炒米招待我们,到那里真跟到自己家一样。总之,几年的农村生活,无论是老一代,还是中青年代都使我们真切感受到农民的勤劳、淳朴、厚道、实在。我离开插队村庄已 40 多年了,但他们的这种整体形象一直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中,也成为我辨别和判断社会生活中是非、善恶、美丑和支配自己行为的极其重要的参照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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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调回城后,因在大学工作,接触最多的人群除学生之外就是知识分子。彻底否定文革后,某一重要人物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客观地说,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注重世界观改造,注重与工农相结合,确实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他们中的相当多的人也确实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但是提出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的必要性提出的。他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世界观问题已经解决了,已经不需要改造了,已经不需要再向工人、农民学习了,已经可以高居工人、农民之上了。这一思想的提出,也确实受到了相对多的知识分子的欢迎。但是这种欢迎是对过去曾经受到过工农群众再教育的否定甚至是憎恶,是对毛泽东的怨恨。所以文革后,报刊上经常刊载一些知识分子控诉 “蹲牛棚” 或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所谓 “劳改” 生活。久而久之,我发现周围的一些知识分子尾巴又翘到天上去了。尤其这些年学历至上,那些拥有硕士、博士帽子的高学历的所谓人才、留洋归来的所谓海龟人才,拥有众多社会头衔的所谓教授、博导们以高学历为荣、以留洋为荣、以教授、博导为荣,瞧不起学历低的人,瞧不起没有留洋的人,瞧不起职称低的人,更瞧不起没有学历、没有留洋、更没有职称的普普通通的工人、农民、小人物。尤其那些既有高学历、高职称又有权力地位的官场人物,不仅瞧不起普通的工人、农民和小人物,甚至没有权力地位的普通知识分子他们也瞧不上。这些人利用自己已有的学术地位和政治权力更加疯狂地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名利地位,且以自己的好恶和对自己的亲疏远近对待地位、职称不如自己的人。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且愈加浓厚的年代,造成相当多的普通工人、农民、小人物的子女后代也疯狂地追求学历、追求留洋、追求职称、追求社会地位,反过来又继续加重知识分子看不起工农,大人物看不起小人物的意识及其氛围。对于这种扭曲的社会现象,我非常反感。我认为,人们追求学历、出国留学、追求职称本身无可非议,关键是为什么追求,追求什么。毛泽东思想是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工人农民知识化,如果人们追求学历和职称是为了追求自身更高的素质和能力为工农大众服务,这种追求是正当的,而且应该鼓励,它实际上也是毛泽东给予知识分子指明的一条光明大道。有这种观念的人就不可能瞧不起工人、农民和小人物,且非常自觉主动地、经常地向工农和小人物学习、注重自身为什么人的世界观的根本改造。如果我们继续毛泽东的这一条道路,就绝对不会出现当今社会这种状况,知识分子队伍作为整体的自身素质、能力的提高及对社会的贡献要比目前现状大得多的多。而当今人们追求学历和出国留学相当多的人只是追求个人名分和社会地位,并以此为手段从社会谋取更多的物质利益,而不是真正追求真才实学。我想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特别是生活在知识分子圈内的人都有上述真实感受。
面对着这种思潮泛滥的社会现状,我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怎么办?其实,几年插队生活对农民的熟悉和了解已经给予我最好的回答。我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成长经历时了解到,作为非工人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和导师,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自觉深入到工人、农民的实践斗争中,熟悉、了解他们,把自己的立场、观点、情感彻底转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并决心为他们的解放而斗争。如恩格斯本人就是资本家出生,他出生时其父希望他继承父业,成为商界的雄狮,但恩格斯彻底背叛了他的家庭,其根本原因就是青年时期在英国曼彻斯特 21 个月时间与英国工人阶级的结合。当时几乎所有的社会上层人物包括同情工人阶级状况的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都瞧不起普通工人,但恩格斯却发现了工人阶级最优秀最可贵的品质。恩格斯在 1845 年把 21 个月时间对英国工人阶级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高度讴歌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可贵品格,由此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途径和物质手段。马克思、列宁对于这本书以极其高的评价。毛泽东作为一个当代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这样,他关于善于发现和高扬中国普通工人农民、普通群众的高贵品质、精神,关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向工人、农民学习,向普通小人物学习的论述比比皆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认识方法对我影响极大。如果说,我在农村直接感受到没有学历、没有权力的社会最低层的普通农民和各种小人物的可贵、优秀的精神、品质还是一种感性认识的话,经过理论学习和对社会的更深层次的了解,我认为,其实这个极不起眼的普通小村庄的群体农民的情感、精神、品格正是我们中国绝大多数普通工人、农民品质和精神的缩影,他们不仅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最优秀的品质和精神,也是当代人民群众的本质和主流。因此我绝对不能够与这股错误的社会思潮同流合污。永远向群众和小人物学习,永远自觉改造世界观。这就是我应该选择的道路和方向。
一、我用自己的眼光和标准认识和评价一个人,而不是单纯看学历、职称和权力地位。在我看来,大学里某些人戴着 “教授”、“博导”、“大师” 的所谓桂冠,其实完全没有真才实学。我在正式报刊上发表有关文章中说,这些人物中“颇多水货”。他们的学历和文化程度比一般的工人、农民都高,但人品素质却远比普通工农差。反之,一些有真才实学的没有学历或学历较低的小人物我却竭力颂扬之。2009 年,媒体报道辽宁只有高中毕业的 38 岁的一三轮车工人自学成才,被复旦大学破格录取为博士生的消息后,我就写了一篇短文《要改变“一纸定终身”》,高度赞扬该工人的自学精神、品格和复旦大学的勇气。该文发表在当年 5 月 24 日天津《今晚报》头版《今晚谈》栏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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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把这种现象作为我研究的对象,并从理论上给予批判。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现象。鄙视群众和小人物的现象也是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我从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中,进一步认识到群众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与群众史观对立的就是鼓吹少数英雄人物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思想。我通过对中国社会现象的观察和研究中,发现中国特色的英雄史观思想极其严重,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角落。鄙视工人、农民和小人物正是中国特色的英雄史观思想的一种典型表现,它作为一种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意识其危害性极其严重,也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思想不能够为人民群众掌握的重要的思想障碍。所以这些年,我拿出相当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理论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教学与研究》、《哲学动态》等刊物上发表了十多篇有关群众史观理论的研究文章,不仅正面阐发其基本内容及来龙去脉,而且批判了当今现实生活中英雄史观的种种表现。
三、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不同社会地位的人,自觉向小人物学习。由于种种原因,每个人接触到的社会人群其地位、学历、职称、收入等都有较大差别,可能有比你高的,也有比你低的,甚至差距很大。最容易出现的现象就是在地位等比你高的人面前容易有自卑情绪、顺从意识,说严重些甚至有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奴才意识。而在地位等比自己低的人面前趾高气扬,自以为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借自己某些特殊优势压制、打击、报复小人物。农村几年对普通农民的朴素的认识使我非常鄙视上述认识和行为。我认为,无论对待任何人都应该以平等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之。对方地位高于自己时,要把自己当作与他人权利平等的人,正确、积极的内容要接受,而发现错误言论和行为也要敢于揭露和批判,即使对方权力地位极高,要有马克思年轻时那种 “临到触犯当权者也不退缩” 的精神。反之,对于地位等比自己低的人,也要善于发现他们的长处、优点、主流,向他们学习。即使发现错误和缺点,也要以与人为善的态度耐心引导、帮助之。我结识全国相当多的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同志,他们大多没有较高学历,也不是专业理论工作者,但我发现,他们中的相当多的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剖当代社会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比许多领导者和专业理论工作者高许多。因此我也特别注意发现这类文章,从中汲取了更多的养料和精华。
四、自觉改造世界观。当代各种错误思潮猖狂泛滥之际,我认为更应该强调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包括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当前大学搞改革,制定了名目繁多的考核标准,且与奖金挂钩。应该说其中一些内容是合理的,对调动教师积极性有一定帮助。但也有许多内容不合理。可每年考核就按照这些死条条要求教师。我就遇上一个很困惑的问题,有些考核内容及标准不合理,究竟是否按照标准去做?按标准去做,有工作量,有奖金;不按照去做,影响工作量和奖金。怎么办?我思来思去,认为教师教学、科研的根本目的是提高自身和学生素质,那么凡是真正有利于学生素质、能力提高的事情就应该做,不利于的事情就不应该做。而许多有利于学生素质能力提高的工作考核标准没有,做了既没有工作量也没有奖金。但我认为,作为一个合格教师不应该过多考虑工作量和奖金问题。所以这些年,我为学生做了大量考核内容中没有的工作,这些工作没有工作量,更没有一分奖金。熟知的朋友都劝我不要做傻事了,但我却持之以恒。同时我还发现,我周围的一些知识分子受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影响,把自己降低为一个小市民、商人或政客。我非常反感。我一定要坚守知识分子的两大社会职责:一是追求真理,二是引领社会风尚,且把自己的认识发表在有关报刊上。农民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我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内在源泉、动力。
原文链接:http://jiliuwang.net/archives/71472
得到给人带来的快感远远不如失去给人带来的痛感要强烈
对于大部分知青来说,从城市生活到农村生活是一种生活品质上的坠落
他们接受的是贵族式工业化的教育,却不得不去过贫民式的生活
这种巨大的落差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心理上的痛苦
对于农村人习以为常的种地生活,相对于没有握过锄头的知青是一种痛感明显的生活体验
某位老人家还因为下放期间住别墅而不满呢
何况是从城市下乡的知青们
没有城市的各种便利以及多姿多彩
有的只是土地与锄头
炊烟流水人家,更多的人不会去关心也不喜欢,包括现在的人也不喜欢
起初高高在上式的体验生活变成日复一日的现实生活
这种痛感会比没有经历过城市生活的农民要来的猛烈
不只是知青
G16u6W"> 现在的城市小资文青,也不愿意长久地待在农村
他们喜欢的是幻想中的红墙绿瓦小桥流水人家
而不是现实中的收不到快递也没有 WiFi 需要每天早出晚归下地干活的那个农村
就像是大家喜欢看李子柒的视频作品,但是真实生活中却不愿意永远过那种已经明显超出农村水准的生活
知青很苦很可怜,但是这种生活是农民乃至他们的祖祖辈辈一直这么生活过来的,那么农民苦不苦可不可怜,他们的祖祖辈辈苦不苦可不可怜,他们的孩子苦不苦可不可怜
知青很苦很可怜,但是他们的生活物资是从农民手中仅有的部分里面划走的
土地没有增加的前提下,按照工分制集体劳动,多一个人分就少了一部分农民的收成
知青下乡这种理想主义政策最终使得知青和农民都不满意
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大都是知青们的作品,那些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写出他们的痛苦与血泪
知青返城后农村招工就停止了
没有出路的农民只能读书、参军、打工
他们没有保障,还要负担经济转型时期的各种苛捐杂税:农业税,交公粮,三提五统,城乡剪刀差等等
待到新时期的养老金和医保也是残羹冷炙聊胜于无,与前期下岗的城市人口的保障形成了鲜明对比
只能说,没有话语权和利益代言人就是这种待遇
有好事的时候先想到的不是你,需要你排忧解难的时候第一个想的就是你
尤其是在阶级固化的今天,利益都被分配的明明白白,谁也不会凭空把自己的蛋糕分给农民
作为农民的孩子,我钦佩当前扶贫的魄力和勇气,但并不看好这种强人政治的结果,但是我也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去解决农村农民农业的问题
或许我们只能等待这一代农民老去
一份土地把人和农民的身份都拴在了上面,这或许是第一代领导人所未曾想过的画面
知青现在差不多都是父母或是爷爷奶奶,可以去问问他们
如果大家有兴趣还请移步我自己的回答 https://www.zhihu.com/answer/2565287090
首先要纠正一点并不是折磨。我们一直反对投胎有理这种论调。知识青年和知识青年不一样,有贾志国这种天天琢磨和隔壁点女青年谈恋爱的。还有贾志国的那个把当地村姑始乱终弃的同学,也有钟跃民这种不干正事天天追求浪漫的,还有刁三顺这种天天想着揩油的,田源这种想着做点事的,更有像帅红兵这种搞文艺的。。。。还有像郑彤那种一直读书,后来考上大学的,甚至有像他 uncle 那样,在想不通一段时间后,转换情绪,后来得到了周围人的信任,走上更大舞台的。但很大一部分人选择了得过且过,后来随着历史大潮变得潦倒,甚至刻薄,甚至变成一部分人嘴里的变老了的那什么人。不同人的不同际遇不能一概而论。
本意上知青下乡干活,目的有以下几个。
一则让年轻人踏踏实实感受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一道理。防止产生何不食肉糜,这种想法。长期以来,农民朋友支持城市生产建设付出了太多,但城里人还在很多时候歧视农民,这是不对的。在经历过下乡,学农之后,很多人尽管还是瞧不起农民,但是也切实体会了农桑不易。很多返乡知青甚至在日子过的好了以后还回农村投资建设,这都是正收益。
二则,当时城市并不需要如此多的成年劳动力去进行工业生产。但这些人却都要吃饭,于是当年还有个口号叫不在城里吃闲饭。大量的人,主动怀揣着热情去到了农村工作生活。当然,更大的量的人并不想去农村吃苦,所以那就只能动员青年人去了。
三则,知识青年对于农村地区帮助是极大的。一部分有文化,有抱负,有态度的青年人。来到农村去利用知识去帮助农村开荒,做乡村医疗的赤脚医生,帮助农村进行教育和扫盲工作。这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呢,有些人不理解,就以为是有辱斯文。
老实说,我们这些出生在城市里的小孩,享受着比农村孩子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生活。这些并不是理所应当,也不尽是父辈的努力。无非是运气好,投了个好胎而已。而一部分出生在一线城市的小孩更是如此。
举个例子,李华的父亲是甘肃某县城的劳动标兵,刘芳的父亲也是北京的劳动标兵。两个人的父亲都分到了一套四十平米的房子,但房改以后,你说两个人的起点还一样吗?是李华的父亲不努力吗?
回到农村的问题亦如此,我们一些朋友崇尚所谓的普世价值,但人家里面可有扶持弱者的意味在里面。而他们暂时的可怜生活,其实是绝大多数农村同胞所经历的。为什么有的知识青年能和老乡开荒,修水利,种田。有些人就天天偷老乡家玉米。。。
农民朋友固然有精明的一面,但大多数时候都是朴实的,厚道的,和普通农民朋友相处的还是挺融洽的,甚至农民对知识青年还是不错的。
但到了后来涉及有,招工,入伍,上大学的资格时候,就有所谓的乡贤出来作妖了。那真的血泪史,有的女青年甚至还得被潜。。。这帮人,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为此搞坏了好多好事情,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如果城市化彻底了,可能就会有大连小伙子那种,我管她是谁的好事情出现。
因为知青回城了,那些农民依然还在山上乡下。
我一直就弄不懂一个问题,凭什么知青就不能干活?为什么知青上山下乡干活就会有巨大的精神压力?为什么知青去了乡下农村就很痛苦?或者说,为什么大部分文艺作品里的知青会这么痛苦?
在我想来,这帮文化人去了农村,看到了这个国家还有这样一帮生活如此艰难的人群,不是应该受到感召,从此以后抱着改天换地的精神,努力改善所有人的生活环境,并且目标是 “让全国所有人都能过上更好的日子” 才对嘛?
为什么文学作品里描述的都是这帮人一到了乡下就开始自哀自怨,满脑子都是 “哎哟我好苦啊,哎哟我命好苦啊,哎哟这里我根本活不下去啊。”
就这个觉悟也能叫知识青年?
毛主席当年一毕业,自己先下农村搞调研,充分认识到了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于是精神振作,明白了自己将来的路要怎么走,明白了为何而战。
估计他觉得自己走这么一遭接受了精神洗礼,大家也应该都会受到同样的精神洗礼,从此以后更加坚定的建设国家。
他是没想到,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是他,还有一帮究竟吃了多少苦不好说,反正叫苦的技术是很高超的人。
知青的起源:
国家财政养不起这些人,这些人必须自己创造价值养活自己。而当时的中国工业化刚刚起步,后来又遇到了苏联专家撤走等,工业生产也容不下这些人,所以这些人要想活命,只能去农村,自己养活自己。
知青的组成:
工人子弟中不能接父母班的,大多数文哲艺等专业的知识分子,部分理工类的知识分子,干部子女,等。
知青的去向:
因为东部中部南部大多数地区人口较多,乡大队合作社的土地能容纳的人少,多数知青去了偏远的未开发的地方。
综上:
知青是国家为了让他们不饿死,给他们安排的一条路,如果他们不下乡劳动,将成为城市的无业游民,对社会治安等不利,同时也可能造成较大的人口损失。八十年代以后知青回城,就业困难等问题证明了这一点。
附:
知青们回城以后,重新掌握了话语权,他们开始喊疼,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坛上的一个派别——伤痕文学。但是他们似乎忘了,村里的那些人还在疼着,而且没功夫喊疼。
知青牺牲了吗? 肯定牺牲了,他们付出了青春,付出了劳动,和无产阶级一起,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但是,受这个苦也是为了他们自己能活着。那个年代,受苦的不只有他们。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过自己对劳动人民感情的变化,他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 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哭哭啼啼,没有出息。
如果现在在学术圈再来一次整风,十年之后又会有一波人哭着说被迫害。
所以,农民不是人么?为什么知识分子去农村生活就是迫害,这不是农民的生活么?
知青上山下乡,生活当然比城市里苦。可是教员为什么要安排知青上山下乡,让他们吃苦?故意罚他们?
现在主流的观点是,安排知青上山下乡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
这种观点是歪曲。这些人根本就不懂经济学,不懂经济建设。
教员的观点太超前了,很多人不理解。
建国前的战争时期,教员要农村包围城市,很多人不理解,都说城市包围农村好。教员成少数派,受排挤。
解放后的经济建设时期,教员要搞公有制,仍然很多人不理解,都说单干好,私有制好,还说教员光会打仗,不懂经济。教员又成少数派,又被排挤,甚至连开会都不让参加。
不懂教员经济路线的人很多,占绝大多数。就是到今天,仍然是这样,都说公有制计划经济行不通。
这些人不懂教员的经济路线,仍然用私有制观念来看公有制,所以才会说上山下乡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
那么教员为什么要让知青上山下乡呢?
先要明白一个最基本最简单而且极其重要的一个经济学原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
人都得吃饭,不吃饭就得死。这个原理简单不简单,是不是真理?当然极其简单,大家都知道,是真理,不容怀疑。
那么由此我们就可以推导出下一个简单的真理——工人和技术人员也得吃饭。
由此我们又可以推导出:
如果农业上粮食产量低,不够吃,就养活不了大量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工业就发展不起来。所以要发展工业,必须先发展农业,抓粮食。所以粮食极其重要,它不仅能管饱肚子,还是发展工业,让国家富强的重要条件。
这就是经济学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理。
这个原理简单不简单?简单。正确不正确?正确。
可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原理,竟然很少有人懂。就是到今天,也很少有人懂。那些拿经济学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也都不懂,他们研究的都是高深莫测的知识。
真理一句话,谬论万卷书。
而教员没学过经济学,他却懂得这个道理。他也没藏着掖着,而是反复讲给同志们听,还写到文章里,就是《论十大关系》。但是仍然很少有人懂。
教员懂得这个原理,就要按这个原理来做,重点抓粮食。
除了搞水利,抓肥料,抓良种培育之外,就是增加农业人口。
把部队变成建设兵团,开垦荒地,建设农场,生产粮食。这是古今中外罕见的。
另一个就是派城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援农业。农业上多一个劳动力,就能多打一份粮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 1955 年就开始了。
当时的农村很落后,知识分子少,小学文凭的都很稀罕。知识青年到农村,并不是全部参加农业劳动,还有的当老师,有的当赤脚医生,有的当兽医,有的当农业技术员。这都给农村的帮助很大。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有南方的知青老师教我们。
在各方面的努力之下,中国的粮食产量不断增长,到七十年代已经解决了几千年单干都一直没解决的温饱问题,73 年人均产量达到了 600 多斤。这就可以从农村抽出来大量劳动力当工人和技术人员,工业也就可以得到很大发展,工人数量可以多于农民数量。
教员去世时,中国已经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78 年,石油产量突破 1 亿吨,建国时才 10 万吨。1957 年教员提出,钢铁产量 15 年赶上英国,50 年超过美国。这就是著名的赶英超美。实际上,1972 年钢铁产量赶上英国,达到 2000 万吨,正好 15 年。1995 年钢铁产量超过美国,达到 9500 万吨,只用了 38 年。教员留的余地还是比较多的,一点都没冒进。现在钢铁产量已经几亿吨了。1950 年中国的钢铁产量是 61 万吨,比印度的 200 万吨还低,不够一家造一口铁锅的。
钢铁是最重要的工业原料,是国家的骨架,国家的富强全靠钢铁。机器、工厂、大楼、铁路、公路、火车、汽车、拖拉机、轮船、坦克大炮飞机导弹、电视冰箱、锅碗瓢盆、衣服鞋袜都要要钢铁来造。中国今天能成为世界工厂,基建狂魔,离不开钢铁的巨大产量。
而钢铁这么重要的作用,有几个人知道呢?没有一个人知道。就这么简单的知识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大家都是科班出身,学的都是高深的知识,唯有教员一个人知道这么简单的知识。教员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只要有这两样东西就一切都好办了。
所以他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钢铁,一手抓农业,一手抓重工业。
但是就是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怪罪教员搞重工业。这些人用他们学的高深知识来批评教员。
教员抓工业,也和那些懂经济的不同。他抓工业,不是放开户口,让农民自由去城里打工,而是先抓粮食,先抓农业。粮食必须很多才行。有些人以为只要放开户口限制,让农民自由打工就可以把工业发展起来,是唯心主义观点,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人需要吃饭这个简单知识。
今天中国取得的成绩不能说没有上山下乡这一步棋的功劳。
当时知识青年在农村,在农场确实比城市苦,但是不艰苦奋斗怎么能有好生活?如果舒舒服服就能把日子过好了,把国家搞富强了,你们有这种好办法不妨说出来,拿个诺贝尔奖肯定没有问题。
虽然知青在农村的生活比城市苦,但是农村把知青都当宝贝一样看待,尽最大能力给他们提供最好的待遇。我们这个地方当年也有知青,我们农民都住茅草房,但是公社专门给知青盖了砖瓦房,恐怕他们受委屈。
现在有人故意扩大知青受的苦,说农村不是人呆的地方,还故意编造夸大上山下乡中出现的丑恶现象,例如女知青被强奸,这就是吹毛求疵,以黑盖白,想整个否定上山下乡这个办法,整个否定前三十年公有制取得的成绩,达到否定公有制的目的,别有用心。医生里出了流氓,有女医生被流氓侮辱,能认为搞医疗就是错误的吗?
教员整天用一根指头和九根指头给他的同志们讲道理,说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毛病只是一根指头,要看到有九根指头是好的,只要大方向正确,哪怕困难毛病再多我们也要坚持,不能因噎废食,出现一点小毛病就害怕,把整个事情都否定了。可是没有人听。
评论区里有这样的评论:
这个人引用了别人的话说,一群初高中生上山下乡,只能占口粮搞破坏。
如果这群孩子不到农村,他们就不吃饭了,就不占农民的口粮了?
所以,越是简单的知识越没有人懂。而这些人连最简单的知识都不懂,却整天叭叭地教训别人。
另外,他们说这群孩子只能搞破坏。农村干活,七八岁的孩子都能帮忙,何况他们是十七八岁的?
放几张知青的生活劳动照片:
一群十四五岁的孩子,被大卡车拉到离开家庭千里远的地方,无依无靠无亲无故,有人说他们是知识青年,实际上他们只是孩子,很多人只有初中学历,甚至连初中都没有毕业。
题主从小和父母干农活,你身边至少是有父母的,你的父母可以帮你干,你的家庭可以帮助你,知青是没有人帮助的,他们也得不到帮助,白天在公社干活,晚上在自留地干活,他们必须从早到晚的干,因为没有劳动分工。
很多地方给知青算工分的级别比农民低,知青就算干很多也拿不到和农民同样的待遇,一到四级的工分制度,很多知青拿的是最低一级四级的工分。
题主觉得干农活不累,实际上干农活的确不累,因为干农活意味着你可以通过考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四年大学读完,你可能就在明亮的写字间而不是农田里劳动了,你知道自己不会一辈子干农活的。
但是知青不是这样的,知青从初中或者高中毕业以后,至少要在农村待够两年才有考大学的资格,
对于一些干部子弟来说,考大学,只需要家里人动用一下人脉关系,推荐一下就可以,但对于 “地富反坏右” 这黑五类人员,他们的出身就决定了他们考不了大学。
他们只能在农村干一辈子,扎根农村,做一辈子农民,1963 年知青开始第一批下乡,到了后来 1968 年各大城市开始爆发红 W 兵运动,文攻武卫,就是因为知青没有一个人想要回农村,哪怕在城里闹事也比下乡好,他们提出的要求并不是废除下乡制度,而是从终身制变成轮换制。
在农村干个六七年,然后回城,这就是知青的愿望,因为他们不能直接斗教员,所以就斗刘少奇,邓小平,把他们当做斗争对象,指责他们歪曲了上山下乡的政策。
最后甚至要斗周恩来。
题主虽然和家人一起在农村干农活,但是题主应该很清楚,进城并不困难,只要愿意,无论是去读大学还是进厂打工,都可以离开面朝黄土的生活。
但是知青是没有选择的,很多知青的户籍在农村的公社,在那个没有各种票据,诸如粮票布票就什么都买不到的年纪,知青下乡就意味着根本回不去,回去了也是黑户,没有工作就意味着没有生活保障,生病都没有办法去医院看病。
有人说什么,能比农民苦吗?不就是干农活?
说这话的人好好想想,就连农民自己都不愿意在农村呆的,60 年代末,谭震林曾在一次会议中说:未来五年,将产生六百万就业缺口。每年一百多万的就业缺口其实并不大,但是政府在一边大量下放十四五岁的孩子时,一边又把大量的农民招进城。
很多知青被下放了以后,即使读了大学也不能回城,当时的官媒鼓励大学毕业的人回到农村继续插队。
当时的知青并不反对待在农村,而是反对这种一辈子在农村的倾向,他们本来可以成为科学家,文艺工作者,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却变成了农民,而很多没什么文化的人,却一路变成了党政干部。
比如陈永贵,虽然他在大跃进不搞浮夸,救了很多人,而且不恋权,但毕竟没什么文化,他只是个农民,但也是国务院副总理,一个连学历都没有的副总理。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但这些情况,中学课本是不提的,很多关于党史现代史的书,你也找不到陈永贵这个名字。
没有人提到多少十四五岁的孩子被下放,被迫和父母分别,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回家,也没有人提起当年的社会有多少知青的未来从此尽毁,做了一辈子农民。
参考资料
《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知青运动》
读一读阿城的《棋王》。
苦呀苦,苦呀苦,那在农村的人是不是更苦?
难道农村的人天生就应该受苦吗?
这些被【】进入东北地区的【】人都怎么样了呢?
【】有个诗人叫做丁介,他写的《出塞》中写道 “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 【】成书的《柳边纪略》中也有记载 “当是时中土之名卿硕彦,至者接踵。”
被【】而来的【】中,尤其是曾经的大多身居高位的高素质读书人,在突然被流放之后,身份骤然翻覆,有很多人都难以接受这种突然的变化。
“君独何为至于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
不过这些文人大多也算人中龙凤,因此大多写写诗歌发发牢骚,互相之间吐吐槽,相互照拂一下,很快就适应了这边的苦寒生活。尤其是这些文人大多有功名在身,免于徭役,而且在当地也受到了一定的尊重。
这些文人要么自己种地,自力更生,“翻有躬耕乐”,甚至由于当地市场难以买到蔬菜水果,这些人还在家中自行种植一些蔬菜水果,生活虽不富贵,但也并不十分苦痛。
1979 年 1 月,广州市畜牧场女知青罗某赤身裸体死在集体宿舍,其私密处流出的血迹和排泄物,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这么正派的一个女子怎么会死得这样凄惨?”“才 23 岁啊,凶手真没人性啊!”……
在案发现场,有不少职工一边表示出对女知青的惋惜,一边对凶手愤恨地大骂着!
广州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即派出刑警、法医等 10 余人勘察此案。面对民警的问询,知青班长陈某讲述了她发现凶案的经过:
女知青罗某白天一直没来上班,也没有人替她请假,班长陈某便在下班时,来到罗某宿舍探望。
在二楼 3 号女工宿舍门外,她敲了几下门,又喊了几声罗某的名字,不见任何回应。眼见房门虚掩着,班长怀疑罗某生病了,就推开门进入了宿舍。
第一眼,陈某发现罗某床上躺着一个人,整个身体用棉被蒙着。她轻轻推了一下被子底下的人,见没反应,就壮着胆子揭开了被子。
只见罗某瞪大双眼,全身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已经没了气息。
“杀人啦,死人啦!” 陈某吓得高声尖叫,连滚带爬地跑到畜牧场保卫部报告,这才引出文章开头的一幕。
法医验尸报告显示罗某死于窒息,其头部遭到拳击,导致面部血肿、鼻孔出血,胳膊和腿部多处擦伤,脖颈处有明显掐痕。下体有撕裂的新伤,曾遭到粗暴侵犯。
根据牧场职工反映,女知青罗某平时工作积极,生活作风正派没有交往对象,和同事关系很好,没见她跟人闹过矛盾。
同宿舍的 2 名女工汇报,她们在凌晨 1 时左右起床去值夜班。离开时,罗某正在熟睡,她们和往常一样亮着房间的灯,也并未锁门。
住在一层 6 号宿舍的男职工说:在凌晨 2 点半,被一声女子的尖叫声惊醒,随即听到 “嘭、嘭” 的沉闷声和微弱的呻吟声。
他刚想起床出去看看,声音就突然消失了。因为冬夜寒冷,他也懒得穿衣起床,不一会儿又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晚上,他才知道楼上女工宿舍发生了凶杀案!
案发现场的门把手上留有几枚指纹,罗某的棉被角有一个不太清晰的鞋前掌印,在罗某的尸体上还发现了大量的精液……
如果放在现在,这个案子很快就会破案。
每个人的 DNA 信息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刑事案件中被誉为 “证据之王”!人的毛发、皮肤、血液、唾液、精液都是 DNA 样本的来源。
像是此案,放到 10 年后,绝对很快就会把凶手绳之于法。可是在 70 年代末,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想要据此找到凶手是不可能的。要知道,1987 年,中国才首次将 DNA 检测技术应用于刑事侦破。
可想而知,当时的办案民警根本不会想到用此种方法破案,只能从留下的指纹和鞋印中去寻找破案线索。
经过数天的比对排查,留下指纹的人都已找到,可是这几人都有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据。而那个模糊的鞋印,很难确定鞋的种类和型号,暂时只能放到档案室里留存。
破案一时陷入僵局,办案民警只能另换思路,从走访群众方面试图找到契机。
畜牧场东面高地驻扎有一个高炮营,当晚值班哨兵向民警反映:凌晨 3 点左右看到有一道人影急匆匆地往黄埔村方向走去。
黄埔村离畜牧场只有几里路,畜牧场的普通职工有三分之一来自黄埔村,所以几乎所有的村民对畜牧场内的情况都很熟悉。
根据上述查访结果,办案民警推断发生凶杀案的时间在凌晨 2 时至 3 时左右,案犯有可能是黄埔村人。
凶手作案手段极其残忍,由此推测案犯是个身强体壮,有经验的惯犯,绝不是一般的小青年。(在那个年代,人们思想很保守,大多数人未婚前没有什么经验)
经过 10 几天的调查,专案组先后派出 30 余名警力对黄埔村进行了全面排摸,并找出数名有过案底的可疑对象,但因证据不足都被一一否定。
既然黄埔村内不存在可疑对象,专案组马上把重点从村子转移到畜牧场内,开始从当晚留宿场内的所有男职工身上查起。
当查到一层 7 号男职工宿舍时,一名相貌猥琐、身体强壮的小老头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年近 60 岁的冯某是畜牧场仓库的保管员,因为年轻时个人作风不好,得过花柳病,加上好吃懒做,也存不下什么钱,所以一直没找到老婆。从工作起,他就一直单身住在工厂宿舍里。
民警找冯某问话时,他坚称不认识死者。当晚睡得很早,什么声音也没听到。可有工友反映,看到冯某曾经跟死者交谈,还热情地帮死者拿过行李。
和冯某同住一屋的职工有两人:一人当晚上夜班,有工友证明没有作案时间;另一人智力有残疾,根本不懂男女之事。
就在办案民警将冯某传唤问询的时候,侦查员对冯某的宿舍进行了突击搜查,最终找到案发现场鞋印的拖鞋一双,含有微量罗某血迹的手帕一块。
面对确凿证据,冯某交代了作案的经过:冯某通过聊天得知罗某上早班,而她同宿舍的两名同事上夜班,便起了歹心。
凌晨 2 时,他溜进罗某宿舍,便关灯关门对熟睡的罗某施暴。见罗某反抗,冯某又打又掐将罗某杀害后,进行了侵犯。
最终,冯某得到了应有的严惩,可罗某在如花似玉的年纪凋零让人惋惜。现代社会,一个人出门在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让歹徒有机可乘!
也不一定了,当年我父亲就是在丰峪口附近下乡之后,得益当地土地肥沃、产粮较多,才知道吃饱是什么感觉。
其实是效率问题,
吃水要自己挑,米要自己种,房屋要自己搞,
什么事都搞,那就不可能有效率。
若是像美国或者日本人那样,
家家都有车有大 house,
大部分东西不必自己搞,那就是在度假了。
网上的人向往小镇生活,
这是现在的事,放在过去,
那就是阶级下降,贬斥或者城市放逐。
估计是为了平息文革,恢复生产,
这是典型的打左灯,向右转。
若是真的向左转,那就转到朝鲜去了。
也是中国幸运。
以下引自教员:
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关注整体的考量,我并不是为伟人避讳,只引用某位网络朋友的描述(侵删),作为思考的一个视角吧!
上山下乡一词,源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拟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 展纲要 (草案)》。纲要提到,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 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 。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九五五年。当年,河南省郏县有一批中学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毛泽东为此写道:
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一九六四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一个纲领性文件。一九六五年中央办公厅为此发布了通知。从此,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号召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出现。至一九七八年,共有 1400 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变了城市和农村的面貌。
知识青年在农村办学讲课,担任低薪金的教员,使得农村的中小学入学率及识字率大大提高。上山下乡运动对我国的教育普及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我国的人均教育水平获得极大幅度的提高,识字率和入学率大规模暴增,小学入学率即由一九六三年的 57%,大幅提升至一九七六年的 96%(同期印度小学入学率为一九六一 40% 年 ,至一九七八年上升仅为 58%)。在增加基础教育的同时,还取消职业中学,大幅度提升初中及高中普通中 学学额,普通初中招生数从一九六三年 263.5 万大升至一九七六年 2344.3 万,普通高中招生数从一九六三年 43.3 万大升至一九七六年 861.1 万。
同样由于知青下乡运动,合作医疗制度得以建立,大批知青从事赤脚医生的职业,建立了覆盖全国范围的 提供保障的医疗保健制度。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宣布 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药品全面大幅度降价,文章指出: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这次降价幅度最大的是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村广大劳动人民常用的普通药品。如一支二十万单位青霉素的价格,比降价前下降了 46%,比一九五二年下降了 90%;一支一百万单位的双氢链霉素的价格,比降价前下降了 63%,比一九五二年下降了 94%;消炎片的价格,比降价前降低了 13.3,比一九五二年下降了 67%;磺胺嘧啶片的价格比降价前下降了 50;最常用的、原来价格就很低的解热止痛药去痛片的价格,这一次又下降了 20%。
在药品全面降价的同时,还实行了全国统一药价的革命措施,取消了地区差价,改变了过去由于实行地区差价造成的越是边远地区药价越高的现象,减轻了山区、农村和边疆各族广大劳动人民的药费负担。药品价格的大幅度下降和地区差价的取消,对发展和巩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知青下乡运动为缩小 “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 做出了巨大贡献,对 于农村的教育普及、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乡镇企业的建立 (乡镇企业成立多是知青推动,初期其业务骨干也大多是知青担任) 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大幅度改变了农民面貌。广大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艰苦生活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品质,也为今后成就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替爸爸回答下这个问题吧,49 年出生,今年 71 的老父亲就是第一代上山下乡的知青,那个时候的他才 15、6 岁。以下是爸爸自己写的回忆录:
2 日 12 日老柳发来短信问今天是什么日子,才让我猛然想起今天是我们下乡插队 51 周年纪念日,回首往事那时我才 19 岁就坐上卡车告别生我养我的父亲母亲准备去陇川,父亲去学校送我时眼睛里含有热泪。我们大年三十到保山吃了巴掌厚的一片肉就算过年了,初一到达芒市,傣族人也兴过我们汉族的春节,跳起孔雀舞咚咚咚的象脚鼓声还历历在目,仿佛是咋天发生的事。晚上我们上亍一看吓倒我们这些乳味未干的娃儿,怎么傣族伙子用一床毯子就把小姑娘围起来然后什么都看不见,只剩毯子下的两双脚,当场把我们吓坏了大家不约而同逃回往处,当时我们往在芒市一所学挍内,一到教室马上搬桌子椅子把门窗堵住,如临大敌。我们在昆明时就耳闻边疆少数民族的种种传闻,如瓦族人会杀汉人的头祭神,保佑五谷丰登 (若干年以后,我们到瓦族原始部落旅游时得到证实,确有此事) 我们去插队的边疆,少数民族姑娘会把汉族小伙关进牛棚。我姐夫在边疆当过兵,他说他们连的一战友在执勤,被一群少数民族姑娘擒进牛棚关起来,待部队找到了他已奄奄一息,连长叫炊事班长营养跟上。这些不是传闻确有此事。所以闻风丧胆。
第二天到达瑞丽,瑞丽是金色翠乌之意热带风光,竹林,大青树,到处鸟语花香,脚踩菠萝头顶香蕉,还有芒果,牛肚子果 (菠萝蜜)。景色与昆明截然不同,那时还保持着原生态的环境。让我们着迷,特别是傣族的小朴哨穿着花裙子身材楚楚动人,面目清秀妩媚动人,让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年青人看得着迷不愿离开,连领队叫我们上车时没一人动脚仿佛被凝固了。这就是青春的蒙动。青春真美。待我们到达陇川我们的青春梦想被彻底地毁灭了,恶梦由此开始,离开昆明一去就近四年,待回到家乡,我大姐就说我你怎么裤子高一支低一支就象个农民,我也发现自己开口就会用景坡族话喊 “木列哦脑思”,出口就说脏话想不到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到农村要不象农民怎么能活下去。我表妹有次对我说她们厂的老知青个个呆迷霍霍,象有病说得我扎心的痛,别人怎么会理解我们是怎样艰难的熬过来的。
到陇川的第三天我们就跟着马帮上了山,我们寨子全是男知青,当天住下晚上有寨子里的一群姑娘到我们火塘边坐着不走,我们累了一天就想早点睡可不行只有陪着,几天都这样实在熬不住了只有说我们都有媳妇了还有了孩子,老柳面象老还说他己经有两个儿子,当初她们似信似凝,因为当地早婚,我们邻居二韩当时 20 多岁己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当初结婚时鞭炮一响还把他吓哭可见那时他还是小孩,景坡族山官的儿子麻腊媳妇看上去一张娃娃脸,他妹子麻软说她嫂嫂跟她同年,天那当时麻软才 13 岁左右后麻软的嫂嫂忍受不了逃往缅甸,我们那时如果在昆明在大人面前还是不懂事的人,而在边疆农村可以成为老伙子了。以后那群姑娘就没再来打扰我们,阿弥陀佛总算蒙混过关。到了秋季我们要下埧子收割水稻,平时我们住在山上,待春插秋收时要下垻子这跟内地不同,大家同住一窝棚,初下埧子那些年条件艰苦大家同住一简昜草掤,男人睡东女人睡西脚对着脚闻所未闻。
待谷子收割完毕就要打谷子,内地是边割边打,而边疆是收完谷子打堆,再平一块场地,先把谷穗放入场中大家围一人圈再把水牛赶入圈内,赶着牛踩谷穗,待谷子脱落把牛赶走再把谷草拨开下面就是金黄色的谷粒,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当了知青才知粮食来之不易。接下来精彩的节目上演了,边疆农村特别是山区没什么娱乐,一年到头都在劳作,就是春节也没有内地那般隆重与喜庆,唯一的乐趣就是男欢女爱那档子事,当地流行的顺口溜说男人在一处不是姑娘就是媳妇,乐此不疲,一开始男女卷起手袖把对方抱住,板倒众人把稻草把人盖往人无影无踪,草堆下女子尖叫众人开怀大笑,一年到头的辛苦劳累顿时化为乌有,在此时得到充分释放,农村里的狂欢节终于来临。可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宝宝被吓住了怎么会这样,我们在学校里男女都有着严格的界线,从不敢越池一步,还没醒过来,旁边年纪大些的村民就说你们不去玩玩,我们此时脸一时红一时白不知所措,说时一群姑娘就上来了,我们吓得落荒而逃,村民伸出小姆指往下一戳,呸一口吐白沫,说声嗄,嗄在当地是无能的意思,不是男人我们无地自容。此时我们有孩子的谎言不攻自破,连女人都不敢碰的人怎么会有孩子而且是两个。真真实实的嗄。
在坝子里傣族的风俗也很开放,只要成熟了年青人怎么干都属正常,象我们那样规规矩矩在老百姓眼里就太不正常了,例如只要放场露天电影或举办个文艺演出,傣族青年男女都会毫不顾及的搂抱在一起乱摸乱揑,弄到热火朝天时就会双双离去干他们想干的事去,傣族大妈还会在众人面前夸耀自己的姑娘昨晚去约会去了,以此为荣。但各民族都有此规定媳妇是自己的姑娘是大家的。他们这些观念很生态。不象我们内地有那么多的规矩,在学校就是高中大学都不允许学生谈恋爱,我挍 5 班的一男生给女生写信只表达了对对方的愛幕之情,就遭到较长在大会上批评,还受到处分。这把年纪在边疆早当上爹了。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个著名作家艾青写了篇小说南行记记述了他从四川干辛万苦到达大盈江地区最后被一盗贼团伙接纳后所发生的事,他用真实有趣手笔描绘了一伙旧社会无业游民由于不满社会的不公迫不得已走上了鸡鸣狗盗之路,这些人让人同情。大盈江地区山川地貌,风土人情跟我们插队的地方一摸一样。三十多年过后又有一批知青沿着这条路又来到这里,由于被环境所迫他们也学会偷鸡摸狗。
我们到达陇川章凤在接待站等待合作社的人来接,内地已进入人民公社边疆特殊还停留在合作社阶段。在章风接待站发生了一件事,在我们前一批的知青有些就分在章凤寨子里,由于没吃的,晚上男知青就潜入接待站拿走了里面的肉,叫醒女知青来分享美味,先女知青还对此盗窃行为鄙视不愿入伙,几天后女知青馋得吐清口水想吃肉了就对男知青说,那晚我们嗅到肉香味了,你们吃得可香,男知青心领神会当晚又潜入接待站拿来肉与女知青共同分享,这次这些女知青没拒绝狼吞虎嚥正式上了贼船。
上了山我才知道吴龙泉分在我们乡的新寨,没多久就传来一条新闻,由于知青没菜吃晚上男知青就去社上菜地偷菜,寨子的人发现以为是境外匪徒吹起牛角号,寨子民兵拿起武器把他们围起来,一看是知青也没抓人这事就此了结。
听陈佩斯知青经历有感
陈佩斯 15 岁到内蒙兵团当知青,他对观众讲当知青苦真苦,苦到人在生存的扱限上挣扎,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而且还得忍下去,活得连狗都不如。想想我们那时的处境真的是这样。当我们还是天真浪漫的学生时,一下跌到了深渊,这个转变真是天天咬紧牙关艰难地一天天熬过来的。刚到农村那里的落后是沒法跟昆明比的,出门就得爬山,到集市要走几十公里的山路,一年到头有半年以上吃的都是盐巴伴饭,一年只有过年杀年猪才能吃到一顿肉,这些我们都忍受得了,反正不饿肚子就行,首先难忍受的是超强的体力劳动,一到社上就发你一把一米多长的大刀叫你去砍草,草有近一人高,要使出全身力气才能把草砍倒,不停地砍累得支持不住还不能停手,时间一长手掌起了水泡,再砍水泡破了流黄水露出红肉,再砍手扎心地痛,再痛只得忍着,过久肉发黑血也不淌了长出一层新皮,再用力砍新皮披挣开露出一道血红的裂口,还得忍着痛疼继续干话,那罪受现在想起来还毛骨悚然,天天如此直到手上磨起厚厚的一层老茧。日复一日的劳作一天近十小时地苦那时我们才 18 一 19 岁。最幸福的是吃完饭天己黑躺在床上啊今天终于熬过了可以舒服地睡一觉了。但第二天醒过来一想又要去干活真话不下去了,心里难过,时间一长心里更苦了,我们什么时候能逃离这苦海。林彪说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劳改犯都不如,他们平时就干些盖房子敲石头的轻活,生活还有保障,受伤了可医治,病了还可休养,吃饭还能有菜,我们呢你的死活有谁来管,有命该生,无命该死,话下来就是命大,老子在农村差不多死了几次了。老天保佑了我命不该死。以后我想人在世上不要干坏事,老天会保佑你的,可能也是父母一生仁慈,保佑了我平安。
犯了法还可以判个十年八年,刑是有期的,而我们那时说的是一辈子扎根农村,是无期的,那时心里真是绝望见不到一絲阳光。
在农村我们都 20 多岁了,高中生己 24 一 25 岁,在城里小青年正在谈情说爱,有的已婚甚至有了自己的孩子。而我们那时穷得一无所有,只有一套行李,两件换洗衣服,一口锅几个琬,能生存下去己不错了,还想讨媳妇白日做梦,我敢说到谈婚论嫁了成个家现在是很平常的一件事,而那时沒有一个知青会有此侈望。人间悲戏。
记得在农村过得太苦,思想上更痛苦,就学会抽烟,烟真好解疲又能麻痹自己,几口烟下去什么都不想了,第一年政府发给我们每月十五元,还可下馆子买包烟,第二年没银子了只有抽农民抽的毛烟,一张烟纸放上烟絲一圈一支烟就圈成了,过久沒钱买烟絲可烟瘾上来了,坐立不安,第一时间就想到废草里的烟屁股,翻出烟屁股把它圈成烟长长吸一口真他娘的过瘾。
过不下去了出路在哪里,最大的愿望就是回昆明,那里有自己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还有幸福的童年。当时这条路走不通。第二条就是跑缅甸,因为沒出路了,我们社当初有十个知青,有四人跑到缅甸参加了缅共人民军,他们一去以后就音讯全无,是死在战场还是跑到哪里去了不知。有的跑到缅甸就参加了贩毒集团,有的到缅甸教书或经商,我有个同学到了缅甸后成为大老板,据凤凰卫视报道有一女知青跑到金三角地区教书,先跑到香港后又入美国成了作家,有个知青叫林民贤先参加缅共,后缅共投降政府军,他之后有了自己的军队地盘成立了自己的 ×× 特区,成了山大王,他还是果敢王彭家声的女婿。
当知青吃尽苦头,那真是人间地狱,我有四次险些要了我的命,一次误入原始森林沒被冻饿死逃出虎口,一次被大树压住被村民救出,一次打摆子昏迷八天最后醒过来,顾云娥见了回昆明告诉我姐说我脸色就象死人,让我父亲流了泪。最后一次我坐的车翻入深沟我本能地在车将翻入深沟时跳车死里逃生。在农村我要过饭:睡过亍边青石扳上,马圈也睡过地上还有马糞,当知青什么罪沒受过,就象陈佩斯说的连狗都不如
在农村凡是劳作我必受伤,栽秧被竹签刺破脚底扳,挖地被锄头铲着脚尖,割稻被镰刀划破手,砍树砍草手被磨出鲜血,鲜血在淌,还得不停地干,沒人管你是否受伤或让你包扎一下伤口,直到血被止住,受了伤第二天还得接着干,有次栽秧我脚被竹签刺破血淌一地谁管你可你还得忍着伤痛下田干活那罪受得想起就难过,惨无人道。
说起栽秧那看起来简单,但干起来就不是那回事了,你想一天弯着腰象鸡啄米那样不停地载,时间一长,腰就酸痛得受不住,只有用左手拐压在腿上减轻腰酸痛,这样动作就慢了之后被一群姑娘用秧把你围在田中央,丢尽脸面,只有努力插拼命干。我们田在江边上土是沙土很硬,栽长了指甲就会被磨掉露出带血的肉,一插一扎心地痛你只有忍着,直到把几百亩田插完,那是多么漫长的艰熬。一波末定另一个更大的苦难在等待着你。
我现在在网上看到一 20 多岁的山区女子在奋力扛木头,木头把她压得直不起腰,真是由衷地同情,我们在农村那时也一样,当时我们年纪还只有十几岁比这女子还小,两人合力把木头放在你那弱小的肩膀上,根本承受不起,沒法子只有硬扛着一步小跑翻两座山,腰都压弯了又不敢放下,一放下就再无法扛起,一路上的痛苦一路上的忍受,抬了一棵又一棵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我们是受过教育的人,理想是长大当老师医生工程师科学家,给社会做奌贡献,可现实我们当做废物被抛弃农村,让落后的农民去教育改造,农民公开地说,毛主席叫我们管着你们,你们要老老实实,我们成了什么人了,一切苦难来源于此,农民根本沒把你们当回事,你们到农村抢了他们的口粮,他们会欢迎你吗?当时知识分子被毛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那时还称不上知识分子,被起了个好听的名字知识青年,社会地位还不是资产阶级的吗?知识分子被反右时整爬下了,这次轮到我们了,毛只相信工人农民他们单纯,永远跟毛走,而有点知识的就不好听人摆布了,所以被边沿化,政治好卑鄙,想想文化大革命,老干部都没好下场,什么原因,历史上任何朝代凡是开国功臣都没有好下场。只要谁的权力一大,当权者就睡不踏实了,权力只能握在当权者一人手中,你权重了就要震主,所以你就该倒霉了。刘邦这样干,朱元璋也是这样干,连斯大林在肃反中差不多杀光了十月革命的功臣也不是这样吗?凡独裁者都不能让功臣得于善终,朝鲜也是这样干。
当知青吃尽苦头,那真是人间地狱,回到城里就象陈佩斯说的那样在以后的生活里做什么都太舒服了,太享受了。的确以后再有多苦多难,都沒有知青那时苦那时难,我们去欧洲旅游遇到过一个也是在硔瓦当知青的人,他说只要当过知青以后再大的苦难也扛得住。因现在的苦难与知青那时比筒直算不上什么。陈佩斯还说过,没有知青那段经历就没有今天的成功。他还说现在就是成功了,失败了他也扛得住。陈佩斯有过辉煌也遇到过倒霉了的时候,中央电视台下属一单位盗版了陈与朱时茂的小品,他们把中央电视台告上法庭,得到了 30 万元赔款,以后陈佩斯遭中央电视台封杀,沒有了演出,自己的公司又破产,陈那时穷得儿子的费用都交不起,后陈佩斯的妻子告诉他自己用私房钱买了一片山林以防不测,从此陈就与妻子上山当起农民开山造林,一天只吃两顿饭,还是连汤饭,早上吃了剩下的饭晚上热了再吃,经过辛勤奋斗,有了几十万元,用这笔钱演话剧又东山再起。
我由于当过知青,在东川那几年也是经历了无数的苦难,我都咬牙扛住了,也是得于知青时的磨练,如果沒那段经历,也没有我的今天
我们到农村之前也是好学生,好孩子,当了知青后就学会了偷抢,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还好最后我们还是回到昆明有了出路,不然可能成为什么人现在都不敢想象。
回想知青那些年月,在知青还未返城时,老干部子女全部回城了,你们这些领导不是大张旗鼓地号召知识青年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吗?怎么率先跑了呢?娘西匹劳动人民的子女不是人吗?你们这些伪君子说一套做一套,当时知青很气愤有人写了一幅对子,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上山下乡根本是错的最后全部返城,可我们知青付出了惨重代价。成为共和国的弃儿,当长身体时遭遇饿肚子,当要继续读书时遭遇到文化大革命,当了知青,大好年化被遭塌了,好容易返城又遭遇下岗,种种灾难都让我们担了下来,我们上辈子干了什么坏事要我们这代人来买单。
本来过去了的事早该忘了,但在网上看到陈佩斯诉说又勾起我的伤痛,鬼火起又控制不住自已,把自己的悲愤发泄出来,写好后自己释怀了,大家不知道当写到自己当叫花子向别人讨吃时,当自已睡在亍边青石板上时流泪了,我们怎么会是这样呢?这些是谁的过错。
陈佩斯说没有知青那段经历就没有自己的今天。我自己也体会到了,哲人也说过,磨难是人生最好的财富。
这个问题我有资格回答,因为在我上小学时,公社组织我们学校的小学生去迎接下乡的知识青年,我参加了;我们生产队就住有从省会城市下来的知识青年,我父亲是生产队长,每年给他们每个人多少粮食我都清楚,他们是如何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我也基本知道。
就像马云现在到富裕的农村住一段时间,他一样会觉得苦的。
我们生产队的知青是来自省会城市,离开省会的舒适的生活,下到我们这虽不是山区,但相对省会,就相当于现在上海、深圳的人到了贫困县里的感觉一样,是非常的不方便。没有电影院,没有娱乐的地方,没有洗浴的地方,没有花前月下……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就知道当年的知青们说的上山下乡的生活有多苦多可怜是怎么回事儿。
当年大城市的知青生活基本上是现在的小市民生活,每个月有国家的定量粮食和肉类保障,一下子下到那时的农村————不是 2020 年的农村,不是 2010 年的农村,是 1968 年的农村。今天的农村,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就算是贫困山区,也比那个下乡的年代好太多了。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像现在把王员外家的王公子下放到现在富裕的农村,王公子也要说是多么可伶多么苦,因为王公子去 KTV 唱个歌也要花费五万元,可想而知,王公子想花费五万元去消费一晚,在农村也没有地方去消费。
所以,当你听到当年的知青说当年的知青生活多么苦多么可伶,你只需要呵呵就可以了,不要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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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话仅针对一部分人,也有一部分人能体会到农村的穷苦,具备共情能力,能感知农民艰辛,他们是不会说自己下乡时多么苦多可怜,这部分人之后考上大学,或者回城之后,能成为精英人才,或成为单位骨干,也正是这类精英们的努力,中国才变成今天的模样。
教员当年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初衷是希望一部分知识青年像教员当年一样,到农村去调查研究,了解农村、农民、农业,产生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成为像周总理当年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那样的有志青年,去努力,去奋斗。也的确有这样的人,只是这样的青年人太少了。
更多的人是叫苦和抱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看看矮大紧之流的言论,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并没有矮大紧之流说的那样皿煮滋油,但矮大紧之流说多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就相信了。同样,知青中也有矮大紧那样的人,他们占据舆论高地,说他们当年下乡是多么苦多么可伶,说的次数多了,就有人相信了。
整个知青下乡,其实就是一个活动的社会。
是社会,就存在一切社会的属性。正向的,反向的。积极的,消极的。善与恶。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与现今社会或校园中人与人的差别是一样的。
很多东西并不存在统计数据,评价与想象只能依赖文学作品。而有分量的文学作品,其核心要义肯定侧重于悲情。但很少有文学作品去展现宏大的工业史的叙事。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知识观。今天,至少也是学而优则进城工作。如此大规模地将秀才送回农村,甚至大多领导干部的子女也未例外。干农民的活,过农民的生活,不产生矛盾冲突才怪。而矛盾冲突就是一切文学作品的基石。农民不会写,而部分 “秀才” 写到的苦与农民体会到但不会表达的苦是一样的苦吗?
今天,中国每年毕业的理工科大学生,数量增长到了美国的近十倍,支撑起了一个工业大国的人才需求。这些人才流就是来自农村这个水源地。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印尼和巴西,其农村似乎还是国家发展的包袱。
或者换个角度看。90-2000 年代,有各地大城市老知青重聚重返下乡地, 名义上有重拾青春足迹的,有看第二故乡的变化,还有去做慈善的,当然也有 “衣锦还乡” 的。我们公司的老总,前年带了一帮知青同学重回 “故里”。请全村吃饭,然后说上学有困难可以找他。
当然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人生境遇,会塑造不同的态度与价值观。但不论是谁,我觉得是到了放下历史包袱的时候了。
实际上这两个字才是他们痛苦的真正源泉。
其实那个十年的很多自愿,严格来说是叫 “被 XX”,因为大家应该要清楚那个年代如果不肯自愿会有什么后果。而根据本人对父辈不少记载和回忆里面,每个地方的知青都有硬性指标,而在这同时同样的知识青年里面也有不少可以通过关系和 “和谐度” 得以留在城市。于是,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实际上很多知青不是因为他们 “自愿” 从城市去到农村…….. 的年轻人。而是单纯因为他们没有背景或者背景的颜色不够纯粹。
现在很多的人不能理解知青痛苦的来源,觉得乡下里面的人更惨啦。他们凭什么喊苦喊累。
其实我们类比就知道了。如果有一天,上面说为了一带一路每个城市都要派多少多少人支援西部。
刚好今年你们公司还差一个名额才能达标。你领导过来找你做 “思想教育”:“我们公司今年还差一个去西部大开发的人才能达标,人选初定你和隔壁小王,不过你知道的呀,小王是老板的亲儿子,所以就不去西部大开发了。于是我们给一个机会你发挥集体主义荣耀感,去西部升华升华你的个人价值呀。”
对了,记住哦,你是自愿的哦,可没有人逼你。
什么?你不肯去?最近我们公司在查美国潜伏在我们公司的卧底。你不肯去西部那你是不是就是……
太过详细的,在逼乎不能明说。归根结底知青的苦更多是不被理解的苦。用现在的话就是 “时代落下的尘埃对于个人来说如同泰山一样沉重”。
看到一群非蠢既坏的犊子在那里扯 “知青哪里苦,也就和占 90% 人口的农民一样”,当时就觉得很莫名。
你非要跟 90% 的农民看齐, 你怎么不让你家县政府搬去山沟沟里?
知青的生活水平在插队后和插队前相比,就是掉了一大截,就是非常苦,这个有什么问题么?
你非要说当时农民也很苦~
OK
农民是很苦,但农民苦是知青造成的么?
先前让农民种田交租给农民房阎王账的是知青?逼着杨白劳喝卤水的是知青?
再后来公社食堂是知青开的?红缨枪把守路口不让出去讨饭是知青拦的?十票算一票是知青定的?
怎么呢,看到一群人苦就非得再找一群人陪绑心里就高兴了?
吃什么长大的都?
讲讲个人体验。
1972 年秋天,与几十名初中毕业生同去京郊房山的-村插队(离良乡三里地,属丘陵地区)。
4 人一宿舍,约 8 平米。土坑的泥还没干,把包行李卷的塑料布先舖上。到了冬天,烧着坑头的煤炉,水桶还能冻层薄冰。穿着毛衣,戴着棉帽子睡觉。
冬去春来,锄地跟车。麦收时节,弯腰挥镰。秋收薯稻,分粮入室。经常停电,三餐食堂。虽觉不饱,下顿可望。
当时并不苦闷,不觉凄凉。村民善意,常伴无恙。如今回忆,亦幻亦往。岁月为伴,老来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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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情绪不好,讲了很多私事,现在想想是好是坏都过去了没必要再多说,所以还是删了。谢谢评论区诸位的友善。
“我曾经读过一些伤痕文学,也读过一些对那个时代地回忆。能够将自己的感受写下来地人,都是文笔高超的人,所以他们将他们所处的环境,所接受的一切待遇描写得极为深刻动人。当我看完这些东西之后,我在第一刻对这本书的主人总是充满同情。因为按照书中的描写,他们根本就是生活在地狱。他们物质缺乏,精神受压抑,前途渺茫,理想受挫,一无所有。孤苦无依,不但没有地位,甚至没有尊严。但是在第二刻,我却对写这些书地整个群体,以至于代表这个群体的所谓精英阶层感到鄙视。”
“为什么?他们被错误的政策耽误了整整十年过年,十年最好的年华。就在白天黑土之间荒废,他们有什么地方值得你鄙视?”
“十年? 浪费了十年,就觉得自己可怜?他们觉得他们可怜,他们地人生被摧残和浪费。。。但是他们所过的日子,跟全中国几亿农民所过的日子,又有什么分别?他们只待了十年,就说自己可怜,那那些农民怎么办?他们一辈子都要待在那里。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回城,可以重新开始,那些农民呢,他们从哪里重新开始?地狱!每当回想起,那些精英们都觉得他们所处的地方是地狱,如果那真是地狱,那那些至今还待在地狱里地农民们怎么办?那些人在书里写了一千条,一万条,但是为什么就没有写一条,他们所承受的一切,正是中国数亿农民所承受地一切?他们在书里说了一千句,一万句,但是他们可有一句同情过那些和他们一样可怜的农民?
在书中,他们描写他们有病得不到医治,没有东西吃,他们多么多么可怜。但是他们可知道,在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有多少底层的人,小病挺着,大病等死?他们可知道,在农村,有多少兄弟为了一只牛拿起武器内讧?有多少老婆婆因为丢了一个南瓜而哭泣整夜,因为死了一只鸡而想寻死?如果他们和你一样,一直待在城市,那么我可以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不了解。可是他们在农村待了十年,他们了解农村是怎么回事,他们了解最底层的农民是怎么生活的。然后他们在书里那么大声的控诉,那么凄厉地喊叫,这就只让我觉得可耻。因为在这些东西里,我只看到一句话——我不该和他们一样。凭什么?凭什么你跟他们就不一样?凭什么他们就要这样在地狱里过一辈子,而你就要去天堂?”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农民何曾有过自尊?底层人民何曾有过自尊?做最累最脏的话,得最少的钱也就算了;钱丢了,第一个怀疑你是小偷;出了罪案,第一个怀疑你是强盗;你去到他家,要陪着笑脸,受宠若惊地坐半个椅子,他来到你家,你要陪着笑脸,给他上座;娶你的女儿做小老婆,你去看女儿还只能在门外;走到哪里,别人都用居高临下的眼神看你;像这些林林总总加起来。我可以说出一千种。侮辱?世上还有比这更大地侮辱吗?侮辱?他们会将自己所受到地每一点一滴侮辱都写在书里。刻骨铭心的记着。但是那些农民,那些底层人呢?他们只能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将一切吞进肚子里,然后继续匆忙地讨生活。只要还有到要死的地方,他们就继续将一切都当作理所当然的忍受着,默默地生活。甚至于即使被侮辱和残害到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屈辱得自杀。他们的屈辱是屈辱,农民的屈辱就不是屈辱吗?他们的屈辱值得大书特书。农民们地屈辱就是天生应该的吗?这是个什么世界?这是个什么世界?
难道真有谁比谁天生笨多少吗?无非是因为没有金钱,又或者必须糊口,又或者因为无法接受到好的初级教育,以至于他们无法通过考试制度,进入到更高级的教育,总之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到和那些所谓精英一样好的教育,所以他们才会看起来没有他们聪明。
——转载,忘记啥书了。
对于当年的知青来说,最苦的不是缺吃少穿,不是高强度的劳动,而是一生中没有选择的余地。
今天的年轻人都有为自己选择道路、设计人生的权力,在公司干得不如意,立马就辞职跳槽,甚至只要机会合适,连国企和公务员的职位都敢辞。这种自由当你拥有的时候不觉得有多么珍贵,可是一旦失去了你就会痛苦不堪的。
当年的知青们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选择的权力。你只能下乡,只能去当农民。而且正像当时宣传的那样,要 “扎根落户”,在农村过一辈子的。
现在的年轻人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有人对你宣布,你的一生已经注定了,你必须要在农村生活一辈子,永远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做一个农民,你是不是连自杀的心情都会有?
“知青” 这份工作你是辞不掉的!
什么招工、上学这样的事机会太小了,只有爹妈关系过得硬的知青才有可能去当工人、去上学、如果你的爹妈本身就是普通人,你除了做农民之外是别无选择的。
那时候的知青也不知道将来会改革开放,不知道将来有机会回城,所以他们的痛苦是今天的年轻人根本无法理解的。
现在有些无耻的人说什么年轻人应该吃点苦,锻炼锻炼,我只能对这样的人说一声 “呸” 了。那是吃苦吗?那是锻炼吗?那是毁掉了一个青年人的一生。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那么很多现在的 80 后、90 后的年轻人就要在田野间傻乎乎地捉蚂蚱了,因为他们的爹妈没有回城的可能,他们生下来必然都是农民。如果那样的话,哪里还有你们现在对老一代知青说风凉话的机会?
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提问者的想法也很真实,但很可惜他似乎注销了。我恰好研究过一点这个问题,就说说我的看法吧。
问题大致有两层。第一层是 “历史上的知青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另一层是 “为何现在的青年会对知青问题产生这样的认知”。
先说第一层。
首先要厘清 “知青” 的定义。
“知识青年” 指的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末,接受过中学教育(有些情况下小学毕业也算)之后到农村或国营农场从事农牧业劳动的青年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
回乡知青:本身户籍在农村;插队知青:本身户籍在城镇,进入人民公社 - 生产队体系;农场知青:本身户籍在城镇,进入国营农场(含生产建设兵团)。
还有两种经常跟知青一同提起的群体:(被劳教的)右派、五七干校学员。后文会分析他们的异同。
有一句关于知青的 “最高指示” 流传很广泛: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句话出自毛泽东在 1955 年对一份文件的批示,这份文件说的是 1954 年河南许昌地区郏县大李庄乡把该乡贫下中农背景的 7 个未升学的中学生、25 个高小毕业生(当时小学一到四年级称初小,五到六年级称高小,如果一个学校可以一到六年级都教就会被称为完小)安排到了乡里各个农业合作社(当时还没有转为人民公社)担任会计、记工员等需要一定文化知识的工作。批示原文: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件事的大背景是 1949 年后中小学教育的规模快速扩大,但是城市里的工商业并不能为没有升学的毕业生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所以毛泽东等高层就想到把过剩的 “知识分子”(坦率地说,即便是在 1955 年,把中学生称为“知识分子” 都还是太激进了)送到农村这个办法。
在实际操作中,最容易的就是把出身自农村但未升学的学生劝回农村了。在一些以 80 年代以前的农村为背景的影视作品中,经常会有读过初中、略通文墨、会读文件、写材料、管账的公社(生产队)出纳员的形象,其实这些人很多就属于 “回乡知青”。当然了,随着回乡规模越来越大,并不是所有回乡知青都能在农村里找到文职工作,很多就直接去从事农业生产了。
在同一时期,城镇里的人口过剩也很严重。所以共青团中央(当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也想了一些办法。例如 1955 年夏天起,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团组织发动本地青年组成拓荒队,到一些人口稀疏的地方开拓新农场,例如以上海知青为主的江西共青城就是围垦鄱阳湖,以北京知青为主的黑龙江共青农场是开拓边境地区。这种模式属于农场知青,在初期一些样板工程中,找的也不全是升学失败的待业青年,例如北京去黑龙江的拓荒队还是团干部带队。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规模做大了之后主要还是以待业青年为主。
1957 年后,城镇知青直接 “下乡”(也就是后来说的 “插队”)的情况逐渐多了起来。
文革前,下乡的主要是学习上比较落后没能升学的城市知青,文革开始后情况又是一变。1966 年起高考被取消,大学的工作几乎停滞。理论上来说,城市青年只要没能成为干部、工人或者军人,都会进入待业状态,这时候就不是 “学习差的青年下乡”,而变成“出身差的青年下乡”,毛泽东在 1968 年提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就是这一阶段的纲领。
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 1979 年国务院放宽政策允许知青返城才结束。
由于 “回乡知青” 本来就出身自农村,文革后的知青政策主要针对的也不是他们,所以就不单独讨论了,主要讨论农场知青和插队知青这两个类型。根据《中国知青史:大潮》的统计,文革前下乡的知青有 100 万以上,文革后的大概有 1600 万以上,按类型来分,1962 年之后的知青里有 1282 万人插队,494 万人到农场。
如果要比较插队和农场,农场是要好一些的,农场工作算是工人,有固定工资(每月大概 30 元),在生产队里要靠挣工分,不同地区之间日薪差距很大,最穷的生产队一个全劳力一天的工分折价大概不到 0.1 元,条件最好的地方一般也不到 1 元,而且农场一般还配备了一些保障人员,例如医生,不过农场,尤其是兵团农场往往在非常偏远的地方——举个例子,作家王小波当年就是从北京到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场里,他的《黄金时代》就以这段生活为原型。
产生知青生活很苦的印象的原因:
1、60 到 70 年代的农村在 “绝对贫困程度” 上比新世纪之后的农村高得多——即便是跟新世纪后条件最差的农村比也是如此。60 到 70 年代的大多数农村没有自来水,有些地方光是弄两桶饮用水都要走几里地;基本也没有电,夜里连煤油灯都是奢侈,有些地方只能点亮度很低、油烟很重的桐油灯照明,甚至连桐油的供给都不充分;文化医疗卫生等资源极度匮乏,公社里一般只有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获得外面的信息主要靠干部传达党报文章(年长的农民中仍有不少文盲)。更重要的是,由于人民公社制度对农民缺乏激励,干好干坏一个样,农民一般也没有劳动的激情,与之对应的是农业产量也比较低,交完农业税剩余的粮食差不多也就勉强维持个温饱。现在一些地区的农民在体力上仍然很辛苦,但他们好歹可以对自己的劳动成果有支配权(农业税以及依附于农业税的三提五统在 2006 年已经走入历史),对于 “辛苦” 的理解肯定不一样。60 到 70 年代的城镇和新世纪的城镇比当然很落后,不过城镇居民会得到配给制的保障,好歹不会挨饿。
2、考虑到当年的农村的辛苦程度之后,插队知青们还面临一个问题:他们在社、队里没有基于血缘的人际关系网络,往往遭到本地农民排挤,劳动技能通常也不太娴熟,工分挣得都比本地农民少很多,有些知青甚至干完一年反倒欠生产队钱。
3、文革后的青年,除了当干部、参军、当工人和升学(1970 年一些高校才开始恢复招收工农兵学员)之外,几乎都是逃不开下乡当知青的,只不过家里有点门路的会尽量争取去农场而不是插队。在当了知青之后,下乡青年们通常都会试着通过参军、招工、招生离开农村,但是这几项一是要看家庭出身,当时知青都要被 “查三代”,如果是 “黑五类”,基本就不可能有任何机会离开农村;另一方面要看所在的公社或者农场的领导是否推荐,这就有很大的舞弊空间,男性领导干部强奸女知青在当年并不罕见,甚至惊动中央,周恩来派人调查了一些典型案件,才算略微刹住了这个风气。如果这种制度一直执行下去,事实上就成了种姓制度了(黑五类事实上会变成内婚制的群体),如果一个知青是 “黑五类” 的后代,也就是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你想想看 ta 会有多绝望。而新世纪的村民,可以留在村里种地,也可以出去上学,哪怕念书不太在行,去珠三角当个提桶跑路的打工仔也行,当年的知青连去电子厂焊电路板的机会都没有。
4、如果家庭出身不好,不仅没法离开农村(农场),还经常要受到政治运动的波及,被 “文斗” 都是好的,如果碰到“武斗”,被打死也不是稀奇事。按《中国知青史:大潮》的数据,光 1974 年到 1979 年,农村里的非自然死亡知青就有 15895 人。
5、知青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庭,在心态上会更加孤独。
6、知青在被动员时听到的故事都是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实际上的情况落差很大,尤其是和曾经的城市生活相比,就更令人失望了。
注意,右派(以及其他一些 “政治贱民”)被劳教是从 1957 年开始,他们的劳教跟知青下乡不同,本质上其实和坐牢一样的。而 “五七干校” 是从 1966 年开始,针对的是体制内在政治斗争中失势的干部,“五七干校” 比较类似于农场,但比知青的农场里压迫氛围更强,比右派劳教营好一些。
再说第二层,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粗略地认为是 90 乃至 95 后)对知青问题的认知。
1979 年中央政府允许知青返城,恰好此时文艺创作的自由度也提高了,出现了很多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后来还有一些被改编为影视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要指出的是 “伤痕文学” 并不专门讲知青、右派和五七学员的故事,背景也不仅限于文革和反右。举个例子,很有名的《芙蓉镇》的故事以 1964 年的四清运动为历史背景,故事里的受害者是湘西小镇的居民;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讲的是文革末期的农民生活;90 年代的神剧《孽债》的主角们是被上海知青抛弃在西双版纳的子女;莫应丰的《将军吟》讲的是文革初期的军队;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更是什么样的角色都有。
由于时代和创作者水平的局限,肯定有一些带有刻板印象的伤痕文学作品,但是作为整体的伤痕文学作品无论如何也谈不上 “美化知青(以及右派知识分子)贬低农民”。
除了文学和影视之外,在互联网上能找到的关于前三十年的带有口述史性质的文章,的确是以知识青年、右派知识分子的为多,这个没办法,当年农民很苦,但是农民们可能比较普遍地缺乏记录和分享生活的渠道。
如果说正规的地方志或者研究专著,对于前三十年各方各面的研究已经不少了,不过近些年可能出得少一些,“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识分子不关注农民,甚至仇视农民” 的叙事绝对不能成立。
有一种逻辑可能是 “农民比知青更苦,农民都没叫苦知青叫苦也太矫情了”。这句话错了好几层,第一层是在一个社会里并不是只有最苦的一个群体有资格叫苦;第二层是在当年的特定环境下,农民未见得比插队知青苦;第三层是正是知识分子(有些是老知识分子有些是下乡知青)在研究前三十年历史,“知青不帮农民叫苦” 这个前提也不存在。
最后推荐一些延伸阅读: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016540/知青备忘录 (豆瓣)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5917467/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948787/孽债 (豆瓣)
如果真想了解知青,就必须去关注刘小萌所著的《中国知青史》和《中国知青口述史》,内容非常全面详实。除了中央高层,要关注几个人,知青之父赵凡,终结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北上运动知青领袖**丁惠民,胡建国和刘先国**(即著名的 “三驾马车”),引发后知青时代讨论的代表人物瞿林仙。
简单来说,知青生活是很艰难的。尤其是边疆最落后地区,简直就是回到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比如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终结知青上山下乡的反抗运动就是从这里发端的。传言小平总理曾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却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农民和家长都不满意。
此外可以参考本人在另一个有关知青问题下的回答
知青下乡之后对农村有帮助吗? - 辉常的回答 - 知乎
另参考
77 年女知青为何自杀:活了二十几年还靠父母养【知青文摘】说说当年知青的 “衣食住行用”知青忆:云南插队时睡在床上能看见星星 许多人哭了知青政策的调整_国史网赵凡忆 78 年云南知青返城始末“知青大返城” 为何始于云南:30 年前大返程肇始内幕_文化_腾讯网云南留守知青:失却在橡胶林的青春 依旧延续的生活揭秘:兵团知青的非正常死亡从 “徐玲先” 死亡真相 谈知青历史研究的唯物唯真唯实态度
肉体之苦尚在其次。
没有那么苦,但是有话语权。相对苦的是弄到农场那些,特别穷的西部那些,谁也指望不上了。在大部分农村的并不承担主要劳动力。主要是懂文化,修个半导体,按个电灯泡,开个拖拉机,搞个宣传,做做妇女工作。没事就打蛤蟆,挖老家雀。主要是缓解城市工作压力,暂时避一避。为此,我特地参观了生活展。
有些回答我真的理解不能。
认为知青再苦也不如农民苦的,是不是觉得被拐卖到山里的女人也一样不能喊苦呢?
是不是这世界上只要还有一个比你惨的人,你就不能叫苦?
知青和农民本身并不是矛盾对立面,非要拉到一起来对比,居心叵测。
是呀,不想面对的问题,只要把他们推到农民的对立面就可以了,这样他们就成了敌人了,敌人苦不苦谁在乎,越苦越好。
这帮人可真是坏啊。
是挺惨的,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条件艰苦未必就可怜。米畜的祖宗们当年开疆拓土很苦,咋没留下可怜相?人们听《自新大陆》感受到的反而是希望。我们的先烈搞蘑菇蛋时跟最恶劣的下乡环境差不多,可从不需要可怜,至今只有自豪。
一群原本身无长物的人,在西进运动里得到了印第安人的头皮以及他们世代拥有的一切,这就是希望。
一群普通或杰出的各行业人,在大时代的奉献中担起铸就本民族脊梁的重任,这就是自豪。
知青吃苦得到了什么?
从工业生活向农业生活的滑落。其中绝大部分人从来就不属于那片土地,这并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没在那片土地上长大,不存在天然归属感。也没被告知要永远待下去,缺乏心理建设反而加重了煎熬。土地上原本的人也未曾深刻的接纳他们,原本捉襟见肘的资源下自己已经苦了。
身处这里面能看到什么希望?
他们看不到辛苦的背后能换来属于他们的什么。正如你我今天不想被资本白嫖一样,这是人的固有心理。假如当年牛仔们被从丰美的家园驱赶,尔后在西进运动中以血汗换来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你将会在米畜那为知青文学找到鼻祖。
当然,这个类比并不十分恰当,但这也是问题所在。完全把注意力放在打方向舵上,忽略科学性在动力系统上的作用和人本主义的润滑作用,这是历史局限,倒也不存在什么罪责。动力系统失效是导致千万闲置劳动力被迫上山下乡的根源,润滑作用失效是导致具体操办时问题频出的原因。
所以知情文学里爱讲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前者他们碰不了,功夫都下在人本上了,就是用小趣事唤醒对人文的关注。结果在某些小朋友眼里,就变成只有偷鸡摸狗的恶行。人家写自己偷鸡摸狗,只是想提醒读者青少年时代的人固有某些特质,这种特质与绝望相遇,是一种极度凄苦下的无奈自嘲。唉,果然文学不是全民运动,门槛永远都有,人脑子看出狗脑子。
再就是时代背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自豪感方面得分两部分看。
有人居住的地区,落后的风貌的确需要知识去改变。可知青去了才发现自己的名头有多虚。农村需要的是具有真正技术的人才,不是半吊子 9 年教育的人。农业技术懂不懂?力学公式会不会?至于机制层面的自主空间和赋权都不用讨论。
给一个本质上没有多少知识的群体打上知识分子的标签,然后扔到他们以为原本以为比自己落后的地方,让他们发现自己只能从事最简单的体力劳动,结果还不如人家本行干的好。请换位思考一下,这种境遇有多尴尬,对自尊的打击有多深。
而那些没有人居住的地方,客观上存在建立自豪感的条件,也有部分人做到了,这些人无论是知青、工人还是农民,都值得我们尊敬。
可但就知青群体而言,同样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在荒凉边陲之地开荒,我所知自古方式就几种:强制劳动、迁徙人口、军屯。
之所以必须迁徙,是因为这个过程太漫长了。前阵子有个反应扶贫的电视剧讲得比较客观:全村迁移到西北荒地,头 6 年只能住地洞,植树、修路、盖房、引水、通电,都得慢慢来,燃烧生命地一件件做。只有具备牺牲自我为子孙造福的信念,才能让一个群体如此坚持。
不是走投无路,一般没人自愿去,所以这种迁徙一般都找原本就条件艰苦的人,让他们看到长期收益。马斯洛需求理论具有一定合理性,孟子永远是少数的卓越追求者。所以除非这份建设的自豪在社会角度够大,且最终待遇能跟上,否则绝难绑定一个庞大群体,而是只能吸引少数优秀的个体。返乡时各地建设兵团人去场空的景象就是例证。更何况,早期的宣传明显是夸大的。据当事人说上海首批入疆知青们重点带茶叶,因为担心当地只有牛羊肉缺少水果蔬菜。
去了才发现草都找不到… 牛羊?那得是牧区啊!所以,知识青年最后还是吃了没知识的亏。
就我小时的那个村子来说,是真的苦。这还是南方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最穷的那户人家,连出门的裤子都成问题,最好的一条,只给男人出门种田时穿。
上海知青到我村里时,我还小,大多不记得了。只记得他们有人带了泡泡糖,我这一个村里的孩子哪知道怎么吃,咬了几口就吞下去,有人急了,说不能吞,有人说没关系,还会便便出来的。
采访时间 2021 1.18 采访人:李建义(前知青)
我们采访了一位真实的知青,他说出了当年的真实经历。
我:大爷,以前知青生活苦嘛?
李大爷:苦死啦!哪有现在生活好!
我:具体是那些事情,你具体说一下嘛?
李大爷:睡得是茅草屋 和农民一样 夏天蚊虫又多 厕所的蛆多的呀,天没怎么亮就起来种田,大家都是学生娃娃,哪里会啊,累坏大家啰!冬天就更别提了,冷!
我:后来怎么样了?
李大爷:习惯了 但是大家其实都想自己父母,谁不想家啊,现在的学生,离开父母一个月就受不了,我们那时候,其实都想走 ,但是没人说出来,农民也不容易,还是感谢改革开放,过上好日子了!
我:有收获到什么吗?
李大爷:坚韧不拔的品质,能吃苦,留了不少汗水,总是能让人成长的嘛。
我:大爷,你现在生活怎么样了?
李大爷:住上楼,儿子买了车,天天吃肉,生活不错
我:长辈,保重身体。
李大爷:谢谢小伙子。
知青确实很苦,但是比当时的农民来说强太多了。这个国家亏欠农民的太多了。
如果自觉自愿去上山下乡,来去自由,怎么苦都行。
而变相流放嘛,即使列宁那种理想主义者,即使在流放期间常有牛奶,即使还有仆人伺候着,也会觉得自己在遭罪。
知青男的要被娶个五大三粗的妇女
知青女强制安排嫁给歪瓜裂枣的莽汉
并且还不准你哭,不然一顶帽子就扣上来
你认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苦吗?
我家是农村出来的,说实话,我觉得农民很苦。
而知青从城市的知识青年变成了农民,自然也是辛苦。
当然,如果说你个人很向往农民的生产生活,觉得农村生活并不辛苦,那你可以认为知青也不苦。
这甚至无关于知青本来的身份是什么。
只要是在农村生活,干农活,尤其还是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农活,那就真的是很苦。
怀恋的是青春
不是知青
那一代人确实是吃了不少苦啊,本来提高也全体国民的文化水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一个上山下乡,就减少了 2 代
有的知识分子,就是觉得我跟你们工人,农民就是不一样,这种思想的人你让他们跟农民一样,他们不愿意的,伤痕文学就是这么来的
如果不知道底层人是什么样,怎么建设国家呀
那一代的人都是很苦的,所以我见到那些不给老人让座的人,还让限制老人出行时间,很心痛呀。
1988 年曾经举办过云南知青的一个展览。展览之后,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一直到 2002 年,仍然保留着我在现场参观时的留言:
你们曾经长期生活在绝望当中,人生最大的苦难莫过于此;你们又因获得突然展现的一缕希望而狂喜,人生最大的快乐也莫过于此。经历过如此大悲大喜,所以你们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因此,你们不凡!
人的生涯都会遭受或多或少的苦难,悲伤、焦虑、饥寒交迫、失恋、职场失意、财物损失,等等等等,但是,最大的苦难,就是绝望——此生已经毫无希望。
除了知青,我还有一位朋友也遭遇到绝望。她的哥哥是先天性严重智障,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而这两兄妹的父母很早去世,因此她必须承担兄长的监护责任直至兄长逝世。为了照顾和监护兄长,她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不断地放弃自己的成长机会。真等兄长逝世,而她自己获得自由那一天,也许早到六七十岁的年纪了。这种感觉就是绝望。
我们在遭受苦难时,总知道这个苦难会过去,但绝望在于,这个苦难永远不会过去!你没有解放的一天。
知青上山下乡,很快接到的指示是,要扎根农村。户籍为农业,终身不得转籍。不仅自己永久不得回城,而且自己所生的子女,也必须留在农村。1975 年吴桂贤副总理作出指示,知青永久扎根农村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
城市知青同农民不同,农民耐受性强;但城市知青的感受性强,受到教育后敏感而不麻木,是城市知青的优点,而不是缺点。
因为感受性强,敏感而不麻木,所以陷入绝望,是极其痛苦的。
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广东大量逃港人员受到宽待,1978 年邓公一个表态,自 1968 年下乡的知青终于获得了回家的希望,十年的绝望岁月结束了。
后来知道,不少已近不惑的知青看到我在云南知青展的留言,都嚎啕大哭。
妈妈是知青。从上海到黑龙江。从没觉得自己很苦很可怜。觉得那个时候黑龙江和上海没啥区别。这个因人而异吧。现在不一样有人很多人觉得自己很苦很可怜。
现在的孩子真是一言难尽。。。知青的苦并不是生活条件差而是身不由己的无力感,家人不知所踪,未来充满绝望。。。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下面这幅油画《我的前夫》,原名《青春之歌》,是当代知名画家王国斌先生知青系列油画中的代表作。画中的新娘和新郎,端坐在土窑洞前,新娘是位回城绝望的女知青,新郎是村里男人中的幸运儿。他们的婚姻注定被政治操弄,当回城的机会来临,便永生不再见。
在这幅作品中,新郎穿着新布鞋和新的粗布衣裤,脸色黝黑苍老,手指粗大扭曲,笑得合不拢嘴。知青新娘的眼神和坐姿则透出了她的无限委屈、忧伤和无奈。她已经无家可归,她的父母也许身陷牛棚或遭不测。她脚边的旅行包是她的全部嫁妆。标语、牧羊铲和角落的胶鞋说明新娘是个放羊的知青。她脚上穿的一双红色绣花鞋与她浆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是那样的不和谐。她嫁给了老羊倌,做了那个时代的祭品。
据说油画初展时,很多老知青泣不成声。2007 年首都博物馆 “融合与创造 2007 中国油画名家学术邀请展” 展出时,当场就有几位知青泪流满面,是观众留言最多的作品。
以下是知青网友柳燕春波在其博客上发表的观后感:
【静静地注视这幅画,我看到女知青眼里的恐惧;看到她无声的眼泪,满脸的愁容和她无助的焦虑;看到她对命运的失望,对未来前途的绝望,对自己处境的悲凉。从她歪斜别扭的坐姿,已经看到她今后生活的坎坷,这不是青春少女应有的神情。
这幅画让我心头引起一阵颤抖和轰鸣,我眼前似乎再现了那难以忘怀的 40 多年前的知青往事。
这幅画确实很震撼,不仅是让人流泪,泣不成声,还有锥心的痛。这幅画让我看到了我那些至今还留在农村的同学的身影。她们扎根农村,与当地农民结了婚,过完全不属于她们的生活。
有一位女知青,被一家农民抢去藏起来,说要给他家儿子做媳妇,当女孩的爸爸去找她时,她竟然被藏在一面用挂毯遮住的墙里的柜子里,周身一丝不挂,那家人说怕她跑了。看她被折磨得又黑又瘦,同她爸爸一起去找她的知青女孩难过的泪流不止。但最终,他爸爸也没能把女儿要回来,反倒被气得大病了一场,后来终因气郁过度,离开了人世。
后来,这个女孩给农民生了两个孩子后偷跑回家看母亲和弟妹,顺便看了那个知青女同学。为了隐蔽,她们约在一个公园的小树林里说话。她用冰凉颤抖的手握着女同学的手,边说话边非常害怕地左顾右盼,说怕那个男人跟踪。看她年轻的脸颊被恐惧愁苦扭曲的没了往日的秀美,女同学无法忍住眼泪。结果,她从公园出去还没回到她妈妈家就已经被发现,抓回去后被那个男人吊起来打的很惨,还不容许任何人去看她,没过多少年她就失去了她那年轻的生命。她的死,让认识她的人非常痛心,到现在她的同学依然没法忘记她那颤抖冰凉的手。
那些与农民结了婚的女孩子们最困惑的是,结婚后她们彻底地失去了归属感,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真正的农村人,她们的心被残酷的撕裂了,她们有些人无奈地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有几位认识的女知青是与当地农民结婚后再上学的。其中一位上海女同学,在安徽下乡 7 年,大二时,听说她要申请离婚,她的同学奇怪她那么年轻,怎么就结婚了?后来才知道她在农村拼命苦干,是县里的先进标兵典型。作为扎根农村的典型模范,她被迫与当地农民结了婚,生活在一个很穷很偏僻的大山里,从她们生产队到山外的一个小镇要走两天一夜。她是上海出生成长,可结婚后她的户口被落在农民的家里,地址是在 × 省 × 县 × 公社 × 大队 × 村 × 组 × 家。那时候,政策不容许她离婚,学校分配也是按哪里来回到哪里的政策,毕业后她还得回那个男人的家里继续她的苦日子。
另一位浙江同学,也在安徽山区下乡,因太苦,家人托亲戚在山东农村说了亲事,结婚后才上大学,毕业后她也要回到山东农村的家里去。
让人特别伤感的是与农民结婚的女知青们,结婚后为了孩子不得不再一次牺牲自己,永远地埋葬自己的希望与渴求,永远地失去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知道有三位女知青与农民结婚,生活在荒凉戈壁风沙口的地方。因为孩子,无奈地在那里生活了四十几年。一位现在身体多病,生活困难。另一位是年龄大了,也为了能让孩子在城里上大学,搬回了城市,住在父母去世后留下的一套小公寓房里。哪想到,才刚刚回城,窝还没捂热,她就因癌症而匆匆地走了,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悲哀。
还有一位下乡后失去生命的女孩,她悄无声息地走了,永远都不能再看爸妈一面,永远都无法实现她的梦想。她的魂魄留在了农村,让父母和亲人望穿了双眼,哭断了肝肠。
一位曾在电视台工作的年轻女性给我说了一件吓坏她的事情。几年前,她和同事去采访,见广场上有一群年纪大的人在唱歌跳舞,本想问他们是否幸福,如何安度晚年等话题,没曾想一个长相不错的五十几岁妇女抢过话筒张口就连哭带骂,说当时的边疆领导和他们的政策毁了她们一生的生活和幸福。说许多被理想和美景蒙骗到边疆的姑娘不少都被强制性地与又老又丑的男人或不相识的兵团男人结婚,结果因为孩子,又不得不一辈子远离家乡和亲人,与一辈子都没有喜欢过的人,在一辈子都没有喜欢过的地方生活到老。
实际上,不但知青,那时候有很多女性都是可怜人。我的姑姑,中专毕业后原本在城市有份部队后勤部门的工作,在 21 岁时被动员到戈壁滩去开荒。她漂亮能干,被硬性指派给了一位从河南农村来的比她大 26 岁因工作而残疾的丑陋男人。有孩子后,作为兵团战士,她仍要拼命地干活。那个男人经常酗酒并毒打她,不许她与家人联系,她几乎被逼疯了。因他们的工作总辗转在没地址没名字的不毛之地开荒,我家多次找她都无果而归。后来她也曾偷跑回家两次,最终因为惦记孩子,又回去了,才四十几岁她就留下几个孩子去世了。每次想到姑姑,我家人就哀伤无比。
一位知青朋友看到油画后对我说:其实我们都差点在农村那儿过一辈子,我的几位高中同学至今没有回城,有两位已经过世了。
他说:我妹妹从城市去边疆做知青,回不来城,后来只能嫁当地农民,就是油画上的结果…… 不堪回忆.. 妹妹已经过世了!!
他说:油画还是美化了那位男的,且是 “前夫”;油画上的女知青的后半生可能会好点;我妹妹可不是前夫,而是一辈子都在那儿了,死后也埋葬在那儿!这十年,每逢 " 清明节 “,我都下乡去祭拜她!但愿她在天堂中回城!找到她向往的爱情。
他还说他太太的三个妹妹都是下乡知青,最年长的大妹妹在农村七年,2555 个日日夜夜,多难熬啊!他无比伤感的写道:看到油画,很感触,我和油画中的女知青,“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已热泪盈框,无法继续写下去了,往事不堪回首。
每看到或听到令人心碎的知青故事,我总是几天都不能平静。知青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是一部还活着的历史,每一位知青都有最深的体会和成长的故事。青春已经被挥霍,在步入中晚年之际,祝知青朋友快乐开心,健康平安。】
广大知青的遭遇令人感慨,泪眼婆娑之际又看到曹雪芹的诗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我母亲是知青,我父亲则是第一批进城的工农兵学员,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任性。
时隔多年,我偶尔会向母亲推荐一些伤痕文学名著。她看了两本就不愿意看了,一边撇嘴一边说,都是编故事,我们当年哪有那么乱。
呵,眼熟吗?
后世的青春文学作品,大学甚至高中生活,充斥着多角恋爱,堕胎,自杀,这真是你们的青春?
但不真实还不是伤痕文学最大的问题,它最大的问题,是以己伤代天下伤,以己心为天下心。
只提知青受了苦,只字不提当年和知青政策几乎同时进行的工农兵学员政策。
更有甚者,自作聪明的认为知青政策是因为当时国家安排不了那么多人就业,殊不知有大量城市青少年上山下乡的同时,也有大量农村孩子进了城。
不同的是,绝大多数下乡的知青,最终会回城里,而进城的工农兵学员,则基本都会留下来。
这是什么?
这是以政策导向为基础,用一个巧妙的时间差,使得大量农村人口在短时间内向城市流动,减少经济效率低下的农业人口,增加工业人口啊!
你管这个叫残酷?
看看其它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是怎么做的?圈地运动,羊吃人,高利贷,南北战争!
什么叫残酷?什么叫 XXX 残酷?跟这些相比,上山下乡简直温柔得如同二月春风好吗?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并没有。
永远不要小瞧教员的智慧,每当你辛辛苦苦爬上楼,总会发现他在更高的地方对你回头微笑。
伤痕文学家们总认为自己是被牺牲的,知青是被抛弃的。但事实上呢?
七十年代末,知青回城后,经过短暂的混乱与适应期,他们惊讶的发现,城市与农村双重的生活经历,让这些曾经自以为 “被抛弃” 的一代人,在社会各个层面如鱼得水!
时隔多年再回头,你会发现一个现象。知青大概占他们那一代城市青少年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并不是所有人都要上山下乡,比如我家,我母亲当了知青,而我舅舅则留在了城里),但是,各行各业领头人物,则几乎都是知青!
当年庆幸自己没有被抽中下乡的人,在未来的竞争中却迅速被知青抛下,这算不算是群体能力的一种肯定?
诚然,当年知青在农村遭了罪受了苦,这是一定的。农村与城市的生活水平差距,可能得近几年才被缩小,以前那可谓是天壤之别。
但套用一下那句 “吃得苦中苦” 的老话,现在那些功成名就的知青,还对当年的经历恨之入骨吗??我觉得不会。这大概也是九十年代之后,伤痕文学迅速没落的主要原因吧!
YY 一下,当年教员在书桌前,点上一根烟,自言自语,嗯,咯个法子让农村人进了城,还能培养一哈接班人,很不错嘛。
深吸一口,露出微笑。
这个问题没必要上编乎问,大量文献、专著,买本书看看就行了。
不过我扫了一下几个回答,好多都是张口就来。认定知青没有农民苦 = 知青不应该叫苦。完全不论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可是,如果父辈对他说 “你们这一代不能吃苦”,他们又要反驳说,你讲的这些苦在今天毫无意义——问题就在于,难道知青的苦有意义吗?上山下乡难道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了社会进步?
这是对一代人的肉体的摧残,也是精神与伦理上的严重破坏。这是人类史上的一个悲剧,而不是 “能不能吃苦” 的问题。
知青的生活,比他们插队地方的农民轻松多了。
他们要算苦,生活要算可怜,农民的生活岂不是地狱?
无非是曾经享受了城市优渥的环境,长时间水土不服罢了。
无病呻吟。
我国自杀率向来是农村比城市高,女的比男的高,农村妇女自杀率在全国排名第一。这一趋势直到改革开放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以后才缓解,自杀率也大大下降。
总体来说我国农村在全面扶贫之前就不是一个好生活的地方,农村人自己都想逃离,何况是下乡知青?虽然有局部农村确实很不错,但总体来看上述结论是站得住脚的。生活如此困苦,难道不许人叫唤两句?
看了知青的文字,我同情他们,我更同情他们文字背景里的农村和农民。就像梁山好汉被官府欺压可怜,更可怜的是被欺压还不能上梁山的广大人民。
历史的进步让水浒看起来残暴,改革开放和全面扶贫让知青的文字看起来矫情,这是好事。但是不要忘了,“残暴”和 “矫情” 不是现在人无病呻吟乃是彼时人的苦痛和煎熬。
农民比他们苦比他们累比他们惨,但农民没有笔杆子,也不会耍小聪明,不过有些知青却很擅长,比如谁谁谁。
但总得来说,爱国知识分子深入乡村改变了非常非常多泥腿子后代的命运,踏实了国家根基。
不过一部分叫苦连天,彻底成为了投降派和骑墙派,就如那曾经的大好青年秦桧
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更何况当年的那群知青们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恶事,只是对自己曾经那段遭遇哀怨两句,舔舔伤口。
反倒是某些虚伪的小人想要借机站在道德高地用国家大义的棍棒打人。现在国家虽没有强制但仍提倡的下乡支教,支援西部建设怎么看不见这帮宵小身影。
说得好像那些生活对农民不是苦难一样。哪怕到了今天,农村有多少年轻人愿意留下来?多少是读书出去,多少是打工出去?他们用自己的脚告诉你这样的人,农民就是很可怜,农民的生活就是充满了苦难!
原本种一季中稻的地区不得不种两季;原本只需要寒食前后开始的农业活动不得不被迫提前半个月;每次结束一天的劳作不能休息还要开两个小时的会您知道是什么感觉吗?
那些原本农闲可以休息的时间,公社也要发动农民去干各种农活。那些不适合改造成耕地的地方也被改造成耕地,您知道投入和收入的反差吗?您知道 “饿人年代” 是农民形容什么的吗?
我真就搞不懂了,那种繁重的劳动和微薄的收成的极大反差,为什么有人会觉得农民的日子是可以接受的呢?
说句不客气的,到了今天为止。农民的生活对他们自己而言仍旧是苦难,知道陕北的农民怎么称呼自己吗?“受苦人”,农民就是受苦的,面朝黄土背朝天。
问这问题还真是小资产阶级的浪漫的想象。天天虚空输出知青不能坚持农民的生活,怎么不能想想那些生活该是一个人过得吗?
题主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想法觉得农民的生活是可接受的,甚至对他们自己而言是美好的呢?
Treat everyone kindly, everyone will be treated kindly by the world.
知青?哈哈,前阵子还看了一本专门讲这的书。还记得林彪的 571 工程纪要里,说了,上山下乡就是一场劳改。首先知青不愿意去农村,其次农民不愿意接收知青,知青看不起农民,农民瞧不起知青,干活倒是其次,精神层面的空虚,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又不敢谈,因为户口就调不回去了。那个时候还诞生里临时工这个新名词,因为城市工厂招不到人,引进大量农民进厂做临时工,最后不少还转了正。变相抢劫了城市子弟的工作岗位。为了回城,女的可以卖淫,男的也要找人托关系,贿赂。道德沦丧,人性败坏。国家拨下来的知青安置费也能被贪污。90 年代我国治安很差,也恐怖与知青们不无关系,偷鸡摸狗者甚多!
看贾平凹书。你会发现农民的娃还是很羡慕这帮知青。用贾平凹话,抢了他们的粮食,还有女人。
相信大家对于我国前几年的拐卖妇女问题应该有所耳闻。电影《盲山》就描绘了拐卖妇女的惨象。
那么,倒退几十年,把青年女性扔到偏远地区的山村,她们有什么下场大家想不到吗?
或许现在的人都太肮脏,过去的人很善良,不会对这些女性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吧。
可能吗?
我是知青,那个年代去萧山建设兵团,1 米 50,76 斤的我和大个儿一样无论冰天雪地,还是炎炎夏日,和别人一样挑土挑砖,种稻割稻,每天走几万步路,收入 8 元一个月,吃饭是一起吃,青菜萝卜是常菜,很少吃鱼或肉。由于好胜心強,从来不偷懒,一次昏迷在田间,醒来已经在卫生队,说实话有几次想死的心都有,一次给爸妈的信中提到,假如我真的坚持不住了,很有可能你们要准备好白发人送黑发人,哎!说着说着眼泪又流下来了,到此打住吧!
把伤痕文学从建国初期各种运动的倾轧里剥离出来单独批判,是兔兔们的一个很无聊的话术,不就是欺负在 “大锅宫酱” 的国度里,书生没地位吗?敢不敢把对其他行业精英,尤其是科学家的迫害也加进去,做个合订本?
此外,用农民的苦证明知青不苦,又用知青的苦证明农民不苦,两头吃也不是这么吃的。
主席的本意是希望知青下乡能够看到农村的问题,解决农村的问题。结果却演变成农民和知青在泥坑里互相比烂,最后知青被铁拳砸的唯唯诺诺,大量人才在田间地头里被荒废,而农民被剥削的状况也长期得不到改变,显然是得到了一个较坏的结果。然而这种 “折腾” 却很符合宏大叙事的审美,至今有很多小红粉觉得 “赢麻”,所以台湾省龙女士那句“不要大国崛起,要小民尊严” 在某些语境下,确实有着警醒的意义。
让知青上山下乡,扎根农村,变相的把知青打落了一个阶层
不管你是初一还是高三,离开爹妈,不准回城
工人在城里继续当他们的工贵
农奴依然在土地上求存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农民和工贵无法理解知青的痛苦,他们只是觉得知青吵闹
几十年后,工贵大下岗,从中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农民也无法理解工贵的痛苦和挣扎,农民和知识分子只是觉得工人吵闹
苦不苦,你不身在其中,怎能体会呢
其实,你跺你也麻
天生盲人 和 后天盲人,感觉是不同的。
这是话语权的问题。
知青顾名思义 “知识青年”,他们可以留下文字记录自己的悲惨生活,但是有谁知道当时农民遭受了什么呢?
阎连科的《我与父辈》中有一些从农村人的角度看待那段历史的描述,作者也是地地道道农村长大亲身经历了那段历史的,例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初,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知青文学’,把下乡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就让我常想,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
“我没有听到见到过,知青们在我家乡那块土地上‘受苦受难’的事情。但我知道,那段记忆,已经成为他们共有的苦难,成为他们的一段珍贵而欢乐的历史回忆。包括后来,村里不断地丢鸡丢狗,甚至整头的山羊、绵羊,都会突然丢失。然你在四处寻找了三朝两日之后,那狗头羊毛,却在知青点的房子周围,赫然地挂着扔着,仿佛是一种旗帜在向敌营示威,是城市向农村示威。在我的记忆里,对知青们没有爱恨,也没有什么美好与羞丑,更没有激情和所谓的无奈。”
“从此,记住了他们在村里的不劳而获和偷鸡摸狗,记住了他们在我们乡村如度假一样的生活。不太明白,我们乡村本就田少粮少,革命、时代和伟人为何还要派这些城里的孩子,到这儿祸害乡村的人们。也就盼着他们赶快离开,回到他们家里,让城市和乡村,两相疏离,彼此平静,相安无事。”
很多答案说农民更苦,但我觉得这不是答案。知情苦,农民比知青更苦,他们的痛苦虽然相同,但造成他们痛苦的原因都是一样的,你就是没有自由。农民没有不当农民的自由,知青也没有不当知青的自由。
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大的迷惑性,我不是指题主。
知乎用户大部分是城市青年,生下来就接受了天赋人权的观念,觉得不能每天洗个热水澡,吃饭吃不饱就是被迫害了。至于战天斗地,和一定的牺牲更是让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觉得无法接受。
仅此而已。
按照大部分人的说法,996 的程序员不应该叫苦。
因为同时代有 8107 的工厂仔,背朝黄土面朝天的农民。
怎么说呢……
对于贫穷的怨念不应该转嫁到群众身上。
我只能从书本和上一代人口中得知一点,大部分都过得很不好。那个年代农村环境很艰苦,刚上山下乡时肯定是满腔热血,但是很快恶劣的环境和当地人排斥给了知青当头一棒,没吃的,高强度体力,导致他们苦不堪言,有关系的当兵,或者分配到生活条件好一点的地方,大部分都很惨,从书上了解到以海南,陕甘宁,两广这些地方过的比较惨,尤其是海南,书上说因为生活差导致知青死亡并且当地领导粗暴管理导致大量知青自发组织回城,当地政府就以抓住一人多少工分组织人力围追堵截。而且对于女知青来说她们面对的苦难要比男知青大的多,我母亲以前就说过她下乡的村支书为了他儿子阻止我母亲回城,但是有些女知青就遭殃了,听说有些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抓和枪毙。
书名叫 中国知青梦 反正我看完是很悲哀的,觉得上一代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我爸我妈也下过乡,我觉得从他们的回忆来看,苦是有一些苦,但大多时候也挺好玩的。
首先,那时候大多数城里青年家里也很穷好伐,他们在家也是要干活的,还没啥收入,下乡插队起码能换一口吃的,知青参加劳动也是有工分的。而且别的知青我不知道,我爸妈下乡那时候,很多知青住在一起,大家团结互助什么的,有时候过得比在家里还好。我妈说过她有一个知青同学,母亲早逝,他爹娶了个后妈,一直虐待他,他在家从来没吃饱过,插队以后吃上了人生第一次饱饭,有一次知青们过年煮饺子,这个同学从来没吃过饺子,猛吃了好几碗,最后把自己撑坏了,差点出事,我妈她们赶紧让他原地躺下,他就在门板上躺了一晚上才好…… 当然这些后来他们都当笑话提起。
当然农活还是很辛苦的,不过我爸我妈会偷懒,比如修堤挑土,就框子里放一点土做个样子,然后走过来…… 走过去…… 又走过来…… 走过去…… 我爸他们在洪湖周边插队,平时吃的不好,就经常去摸鱼什么的,还有抓狗子吃,反正农村狗又多,到处跑,不抓白不抓。不过他们也不是什么都不做,我妈他们下乡种了很多桑树,后来他们离开以后,那些桑树都被村民分走了,也算是给当地做了些贡献吧。
总之我觉得吧,不能拿当代城市青年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城市青年,那个时代城乡差异是有,但没那么大,大家其实都差不多穷,很多年轻人你不让他下乡,他也没有书读,也没法工作。
你知青过来体验几年就喊苦,农民他妈一辈子都被拴在地里就不苦了呗?
大多数知青生活比农民更苦,除普遍心里落差外,在农村知青大多作为新加的单纯劳动力,物质待遇比不上老劳动力,再加上刻意的针对、敲打,以及因知青肤色好。。。
那个造福村民而又被关押审查的知青:
在科尔沁沙地上是不是可以种水稻呢?…… 第一个有了这想法的是当时昭乌达盟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一位叫柴春泽的知青。在来玉田皋插队之前,柴春泽和很多知青一样,一路上都想象着科尔沁那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的塞外草原风光,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的土地是多么贫瘠,老百姓有多穷。那时,他插队的玉田皋是翁牛特旗最贫穷的一个公社,而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就是风沙和风沙带来的土地盐碱化。老百姓住的是沙窝子里的泥土房,过的是半饥半饱半碗沙的日子。那时的人,脑子里想到的都是粮食,除了粮食,还是粮食。这除了 “以粮为纲” 的伟大号召力,其实也与当时饥饿的现实有关。
柴春泽也是从解决粮食问题看想,第一个提出了 “旱改水” 的设想,他的想法也不无道理,既然旱田的盐碱化如此严重,产量低下,如果改成了水田之后会不会好一些呢?至少可以试一试吧。
要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难度非常大。要种水稻,就必须把水引到田里来,就必须在水库大坝边上开一条引水渠。开引水渠的想法一提出来,就遭到了水利技术人员的反对,这个口子开不得!要是影响了大坝安全,怎么得了?谁负责?还真是有人敢于负责,此人是当时辽宁省的一位主要领导,他出了面,表示要坚决支持知青的革命行动。这个辽宁省的领导自然是非同一般的领导,据说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修渠引水的计划就这样决定了,不过,最终还是没有在水库大坝上开口子,而是在大坝一侧的山上开了一条引水渠。这也让工程显得更加艰巨,有人说这一工程绝不亚于红旗渠,也有人把这条引水渠称之为科尔沁沙地的红旗渠。这条水渠就是柴春泽带领当时的知青创业队和玉田皋人民公社的社员干出来的。他们在冰天雪地中开山劈石,凿出了一条渠道,还要在山岭之间建起一座座引水渡槽,才能把水引到玉田皋。对施工的艰难,这里就不说了,那个时代所有的苦难几乎都集中在水利建设上,再说也是一段重复的历史。总之,这条引水渠是修成了,它是以柴春泽的名字命名的一柴春泽水渠,但不知是谁命名的,一直叫到现在,当然也没有必要改了。这在新中国水利史上,应该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例。新中国修建了数不胜数的水利工程,但极少以个人的名字命名,尤其是以一个知青的名字命名,不知道是不是唯一的,但我还没有遇到第二个。
…… 接下来的故事又很有戏剧性。当一渠清水引到了玉田皋,这里的老百姓下这绿色纯天然的大米饭的,还真是名不虚传,每一粒都是饱满而又透亮的长粒米,蒸出来香气浓郁,口感也筋道香甜,回味悠长。想想能在科尔沁沙地上生长出这样的优质稻米,也真是奇迹了。
……
作为当年知青的一个代表人物,柴春泽曾获得过无数荣誉,但在 “四人帮” 倒台后,他的噩梦随之来临。柴春泽因受牵连而被隔离审查,在被关押审查了四年之后,结论是他和 “四人帮” 并没有什么瓜葛。1980 年,他又恢复了党籍。原昭乌达盟盟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将他招工到辽河工程局,他成了辽河水利战线上的一名普通职工。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他获得了大学学历,调赤峰市电大工作,直到退休。2012 年,刚好是他的六十花甲之年,经历了人生的一个轮回,他已显得十分淡定,也十分豁达。对知青时代的那一段岁月,他只有四个字,青春无悔。这对许多人兴许只是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对于他,却是属于生命的最深刻体验。
——《命脉—中国水利调查》
很多人支持上山下乡
建议把这些人扔贫困山区劳动改造 10 年尝尝。
慷别人的慨,真大方
真 tmd 高校,知乎上一群学生说乡镇公务员怎么怎么辛苦不愿意去,那还是乡镇,还是公务员,相当于基层贵族了。让他们去农村试试。
一个个键盘口嗨。
怎么知青回城就人均教授了?
我外公外婆就是知青(严格来说是支边支内),两人都过八十岁了,说是第一批知青不为过吧?外婆早期在黑龙江,后来才去了江西(条件相对好一些吧),连我妈的前 20 多岁都是在江西度过的,90 年代才回上海(最初还不能落户),现在每人领着每个月 1000 左右的退休工资,每个月 1000 在上海能干嘛?反观我外婆那些一直在上海的老同学,不能说是出人头地,至少也是混的有模有样的
其实我外婆家本来也就是种地的,工人阶级都算不上,无非是生在上海还恰好上了学还恰好成绩优秀罢了,听我妈说,外婆当年本是不用下乡的,本来定的是她班上的另一个同学下乡,结果出于某些原因(懂得都懂),经过老师上门后好言相劝,外婆才代替那位同学下的乡。你以为下乡的知青都是有钱的城市青年、地主家或者资本家的傻儿子?真正有本事有点关系的人可以去条件相对好的地方,短时间体验一下生活就回来了,然后如你们说的做教授,掌握话语权,有的甚至可以不下乡,就不少满腔热血的老实人去了祖国最边远条件最恶劣的地方奉献了自己大半的青春甚至一生,还要被你们骂 “哭哭啼啼没有出息”,真牛啊
让你一本来能考 985 的高中生中途辍学去农村干活,也不要说什么边疆了,就农村,我看你怕是跑得比谁都快吧
你本来可以考上好大学,也许可以成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一名医生,或者一位教师,可以用更好的方法报效祖国,为什么要 end up this way?
至于为什么关闭评论?我已经预料到某些人要 “每个月一千?你知道多少农村人每个月 500 都没有吗?”,你们这些站在道德制高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当代青年不配
知青很苦,但是跟当时的农民相比,还算好的。因为他们有前途啊,当时的农民有啥?
可能有一点敲打的意思吧,但最主要还是政府养不了这么多城市人口了,之前计划的时候拿的统计数据就有很大问题,差不多崩了……
另:也许你不以为这种劳动是痛苦的,但很多人是以为的。没道理让每个人都经历这种劳动,他们本就不该在那里浪费自己的生命
你可以看看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苦吗?不苦,可怜吗?不但不可怜,看完还让人生起羡慕之心。
大家的青春都是躁动的。
跟那些一出生就永远束缚在农村的比比就好受点了。
一个人感受到了折磨
其实是没有得到大脑系统里定义的顺畅
譬如让一个工地打灰的 去管理一个大企业
那么打灰的 就会遭遇到巨量的折磨
又譬如让一个程序员去搞公关
让一个家教严格的女学生去当三陪
这种情况下都是一种折磨
知青的问题
在于 15 岁就离开了父母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独立劳动生活
早早过上了独立生活
所以不顺畅是很正常的现象
为了批判而批判自然被框架扭曲事实。为了反冲的赞扬其实一样。真实的苦难没有什么文学价值。我亲眼看见的天津知青,我七岁下放为了读书,她们两个姑娘基本同期,我不用下地、不用自己吃住。生活中适应变化、挨冻、挨饿、独立生活的苦总避免不了。精神上与招工、参军、上学对比也不会开心。不复杂,可是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承受。这些苦于我而言不在三到五岁、十五到十七岁。而她们却在青春期去承受,会影响一生的。很简单却很残酷。
也甭说以前了, 就现在, 让所有城里的孩子去农村务农干个几个月, 看看谁不是不哭爹喊娘的.
矫情。
知青苦,知青去的地方那里的农民过的就是人间天堂的好日子?
矫情的,又想好又想巧,不得便宜就吃亏。
你觉得知青可怜也就是因为农民不会写书。
认为知青生活并不辛苦的,请亲身体验下以下几个环节:
1. 去大兴安岭某处搭棉帐篷住一年,地点以旁边有水泡子,到处飞小咬的地点为上佳;
2. 第二年开始自行夯土盖房子;
3. 第一年起发霉棒子面儿管够,允许自行种地;
由于现在社会环境不允许,以下请在脑子中脑补:
以上为老三届家人亲身经历。
农民那年头苦,知青算城市户口,吃配给就不苦了?给那年头唱赞歌的,27 斤一个月定量,亲身修理地球就老实了。还真当火热的红色年代跟你们有啥关系呢,那是大院儿的事儿,别做梦了。
写回忆录的大多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家里在城市生活水平基本都是中上游,在城市吃得好住的好,到了农村和农民 “同吃同住同劳动”(说明待遇完全一致,没有太大区别),就难以接受了。
就跟现在有些大城市家庭的大学生一样,在家里锦衣玉食,到了大学,发现住的不行、吃的不好、室友都是奇葩、学校环境垃圾,都是一个道理。
我家在 3、4 线城市,两个伯伯也曾经下乡做过知青,他们没有去最艰苦的地区,那些艰苦地区去的(好像)绝大多数都是发达地区的城市知青。他们觉得还行,工作当然比较累,毕竟都是 10 多岁的高中生。但生活没比城市差太多,甚至比在家里好,因为家里孩子太多,平时生活也不太好过。
所以,农村出身的人不要试图理解他们,在你们眼里,他们其实就是在无病呻吟,觉得自己被流放了。要是知青生活好的话,毛主席的初衷不就不成立了?
知青如何打工 — 帮工吃饸饹 我的知青(28)
那年谈起打工,其实我们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打工了,不过那时不挣工钱,就图吃顿饱饭。
自从跟着二哥帮工发现能吃饱饭,就到处踅摸找地方帮工。那时附近屯子能盖起房子的人家不多,为了果腹,有几回甚至翻山越岭帮工到了邻县。
那天正在筛沙子,就听 “知客” 喊:“伙计们紧紧手啊 – 东家压饸饹了!”
什么?压饸饹?什么是饸饹?边干活儿边打听,才知道饸饹是晌午饭。
以前没听过这名,特好奇,就借着尿道儿溜进了后院。 大灶锅台上的八仞锅里,煮面的水正翻滚沸腾。翻滚的锅水上方, 高架个象机关枪似的东西,后来知道那叫饸饹床子,灶旁四 - 五个男女紧忙活,赶巧东家进来了 吩咐:“下锅!”
就见一大块褐色面团被塞进饸饹床子压口,早已扬臂高擎压杠的壮汉咬牙猫腰用力下压,筷子般粗细的面棍条条 ,就齐刷刷像花洒似的被纷纷挤落进翻滚的沸水里。
烧火的猛拉风匣。面棍条儿随着沸水上下翻花,兜头一瓢凉水浇下去,再烧沸腾,再凉水浇下去…… 如是者三。就有人右手持笊篱探入锅中翻滚的面中,左手用筷子搭配开捞。几笊篱就捞满了一大盆,端走. 接着再压……
我紧跟着腾腾热气也进了堂屋。
饸饹早已被盛进一个个粗花大黑瓷碗. 抓点儿葱花,浇上豆腐肉末儿酱卤子一搅和,持筷围桌引颈垂涎的哥儿几个,早已各自端起一碗啼哩秃噜往嘴里扒剌起来。先狼吞虎咽秃噜了两碗,再盛一碗才细细咀嚼,吧嗒吧嗒这饸饹与面条有什么不一样?
饸饹是高粱面的,据说还掺了榆树皮面,特别劲道,有咬头,吃了也抗饿,再加上平时很少见的浇头豆腐肉末儿酱卤子,吃起来就格外爽口。一下午干活反胃打饱嗝还是满口香味。
二哥说 掺榆皮面的饸饹才好吃
那顿饸饹吃得酣畅淋漓,让我知道乡下居然还有这般美妙的吃食,还想吃,却没人给弄了。后来知道压饸饹程序挺复杂,决不是我们啼哩秃噜扒剌的那么简单。
据说正宗的饸饹是荞麦面压的。我们小北沟不种荞麦,所以就没见识过正宗的饸饹。用棒子面或高粱面也能凑合压,但是棒子面或高粱面没有面筋,压饸饹时一定要掺榆皮面,压出的饸饹才不断,才筋道。
榆皮面就是榆树皮磨成的粉面。不是所有的榆树皮都能用来做饸饹榆皮面。先得扒榆树皮 — 首先要把外表那层老皮用镰刀刮去。上好的榆皮出在壮年榆树上,老树或小榆树皮都不够黏。剥榆树皮也有技术,“力巴”剥的榆树皮都是碎块块儿条儿,行家能先把榆皮剥成一、两米长的 “榆皮筒子”,再轻轻地从树干上揭下来。“力巴” 用劲不匀,剥下来的不是带着老皮,就是不完整的小碎榆树皮条。不过,不管大片小块最后都要切成碎片晾晒,晾干后才能上碾子磨成榆皮面,兑到棒子面或高粱面里。
那时树多是集体的,砍树犯法。
得正赶上死树或队里占用土地 “放树”,分榆树,才有机会剥榆皮。也有人专门找老坑刨榆木根。老榆树根剥的皮磨出来的榆皮面又白又粘,压出来的饸饹成色最好。
爱吃 “饸饹” 有饸饹床子的人家并不难,但是荞麦,榆树皮这些东西难弄,就得压高粱米面或棒子面的对付。
不过,榆皮面子搀多了,饸饹条子滑淡无味,还伤胃不易消化;榆皮面兑少了,煮出来的饸饹条子不规整,禁不住拌,浇上卤子一拌净碎头头,吃到嘴里糟啦吧唧不筋道,也享受不到啼哩秃噜端着大海碗狼吞虎咽 扒拉饸饹的滋味儿。
毛 主席在此 众小鬼退位 我的知青(27)
我 1968 年秋下乡时 还闹文革,“破四旧 立四新” 正在劲头上。
牛鬼蛇神都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可房子还得盖呀。庄稼人虽然穷,礼数可一点儿也不能少。城里盖大楼要奠基,屯中盖房子也得弄个 “泰山石敢当” 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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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石敢当”有的埋在地下,有的立在建筑的边角 ,正面刻着 “泰山石敢当” 以辟邪.
那年头 “泰山石敢当” 是迷信。有一回我去邻县小井沟帮工 — 现在时髦话就叫“打工”,不同在于:打工要报酬 挣工钱,帮工是帮着干活儿 不要工钱 ,东家管饭。
这也是当年 知青挨饿,饿出来蹭饭的办法 — 青年点吃不饱饭,就找地方帮工 出力 不挣钱 能吃口饱饭。
那旮瘩南北二屯的老规矩:帮工管饭,黍米干饭水豆腐,管饱。也不认识人家,不用介绍,走村过店,猫着谁家动土,就抄家伙,图的就是歇晌时吃顿饱饭。
有回真巧,赶上了 “奠基”。正忙活着挖沟,过来四个壮爷们儿,哼哧哈哧抬来块红布包的大青石。忙凑过去,近前扒眼儿。
揭开红布,大青石上分明刻着几个大字:
“毛主席在此 众小鬼退位”
惊得我们几个面面相觑,目瞪口呆。歇晌偷着问二哥咋这么写?二哥说,乡亲们认为:
毛主席是神 — 辟邪。
跳大神也收费
我们北沟屯子小,老百姓平时闹个头疼脑热什么的,讲究人家下屯子看赤脚医生。穷的就和现在看不起病的一样 — 硬抗,也有天灾病业请 “神儿” 的。那年头跳大神儿是 “四旧”- 犯法,得偷着来。我们知青,当年都是“破四旧 立四新” 的先锋,有这类事儿,社员都背着我们,所以我也只是听说,但是,终于有一回,去杨大娘家串门子竟然撞见了。
我是去借簸箕,推门就看见了,病人是个孩子,脊梁骨上背着个秫秸编的螃蟹不螃蟹王八不王八那么个东西,在炕梢趴着。“大神儿” 就在炕头作法,还有个二神儿,在炕沿唱唱咧咧帮衬。大神儿和二神儿一唱一和,手舞足蹈还真像那么个事儿。大神念念有辞,口吐白沫。二神儿手敲太平鼓手舞足蹈。
那鼓其实就是羊皮团扇 —- 羊皮蒙在 20 厘米方圆的扇骨圈上,转圈每隔 3-4 厘米串一个铜环,稍微一摇就哗啦啦地山响,再伴着说唱吆喝有节奏地敲起来,颇能烘托气氛……
正看在兴头上,就被东家撵出来了。后来听说跳大神儿也收费,那回收了三十个鸡蛋。
夜个黑介白忙活了 – 农民赌钱那些事儿
1971 年开春去后沟种地,翻过西山梁,大老远就看见路边沟里,向阳躺着个人。
近前看是 C 爷在那打呼噜呢,睡得那个香,连咬牙带吧嗒嘴儿,全队男女几十号人围着他看,连说带笑也没把他惊醒。
连庆二叔说准是又耍了一黑介,在这儿补觉儿呢。
这才想起来,有好几天没看着 C 爷了。早有风言风语,说他翻山去邻县推牌九,“看蔫吧牌”,难道他还真敢耍钱?
永成队长薅了根枯草,掐个毛毛尖,鸟悄儿地蹲他跟前,小心翼翼地把毛毛尖顺进他鼻子眼儿里,轻轻地捻。这回 C 爷有了反应,但他依旧眼没睁,先蛐蛐鼻子,又上手挠扯,突然仰头一个大喷嚏!
大家伙儿哄堂大笑。他咧咧嘴睁开了眼睛,嘟囔:别闹,别闹……
队长发狠地说,谁跟你闹?!不出工你干什么去啦?
他这才醒了。揉揉眼睛,伸个懒腰,说上银匠沟 “下奶” 去了。
队长说,你别扯鸡巴犊子了,银匠沟你哪儿有亲戚?你个绝户头给谁 “下奶”? 大队“群专” 可找你好几趟了。
那年头耍钱犯法,被 “群专” 找去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C 爷一激灵坐在了沟坎上,顺手掏兜摸出烟口袋,看样子想抽烟,又回手摸兜,摸着摸着突然脸色大变,“啪” 地抽了自己一个嘴巴,说你看我这狗记性,夜黑介白忙活了……
我莫名其妙,凑过去问怎么啦?C 爷?
他掏出一把芸豆粒儿,说忘算账 —– 啦。
原来那时耍钱也怕抓,不敢漏现钱,输赢都拿什么替代物先顶着。遇着查夜的,就说我们只是凑一起玩儿玩,什么也不来的。代替钱的都是小东西,类似赌场的筹码,耍完了再一块堆儿算账。
C 爷说银匠沟那个局儿就是拿芸豆粒当筹码,一颗芸豆粒顶两毛钱呢。通宵没睡,“耍迷瞪了”。天亮只把眼巴前儿桌上赢的那些豆粒儿兑了票子,就美滋儿地回来了。 “这下子可便宜狗剩子他们那帮驴操的了……” C 爷气得对着北边 骂了半天。
” 阶级斗争新动向” - 日牛的坏分子 我的知青(26)
有一回,W J T 大队绑来个 “坏分子”,罪名 “破坏集体经济”。
是个五大三粗的大老爷们儿,看样子比俺大个七 — 八岁,大手大脚,虎背熊腰,说话瓮声瓮气,方头大耳,面红发黑,脸上疙疙瘩瘩憋得净是 “青春美丽豆儿”。
领导训问俺记录。原来他是个光棍儿,没爹没娘。有点儿 “唬车的”—- 就是缺心眼儿。下地干活不着调,队上就让他放牛。
爹娘去世早,没给他留下啥值钱的东西,却把富农成分传下来了。三十来岁了还没人给说媳妇儿。可能是好奇,也可能是真的憋得难受,那天就把个半大牛犊子堵墙旮旯日了一顿… 也该着他露脸,赶巧饲养员看着了,就当笑话在屯中传开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那时兴 “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大队革委会正发愁没啥可抓呢!就逮了他个” 现型“,说是“坏分子”“破坏集体经济”,捆着游了几趟街,就送公社来了。
这哥们儿一边儿抽搭一边” 坦白 “,哭的啼哩秃噜,鼻涕眼泪抹了一袄袖子. 记得俺直恶心。这算哪门子阶级斗争啊?就打电话让他们大队来人取回去了。
没想到这人挺有心劲儿的。
多年后俺都当工人了,有一位亲戚生孩子没奶水,大夫给了个偏方,说是得用老鲶鱼熬汤当药引子催奶。就开车上水库买鲶鱼。
三九天滴水成冰,哪有现成的鲶鱼?大老远的也不能白去,就买了半口袋冻成冰棍儿的鲤鱼,鲢鱼… 正跟几个老熟人叙旧吃饭呢,这哥们儿不知咋听说了,拎了条大鲶鱼推门进来了,说是专门为俺凿冰窟窿钩的!
方知他还是个有情有义的爷们儿。
拉他坐一起喝两杯,问他成家没?说 “还挑呢”……
俩母一公,你说怎么整吧? 我的知青 (25)
一九七一年小北沟年景不错,下乡三年来,山上果树终于焕发了青春。
几年来新开的树埯子存储了秋雨冬雪 —- 刨光清净了树根下的山丁子草棵子,果树也都得到了肥水滋润。剪了枝打了杈儿的果树通风透光好了,刮了老树皮刷了石灰,病虫害也少多了。又赶上夏天杏子 “大年儿”,老秋白梨八分钱一斤, 也卖了个好价钱。多年难得的好收成。“社员个个心欢喜”,几乎家家都见着钱了。
我又调回了公社保卫组。每天 “补助费”6 毛钱。下乡吃派饭,每顿付两毛钱四两粮票。跟着公安军管会的外调出差每天还补助六毛钱。吃喝基本有着落。最美的是,生产队每天还给我工分照计 —- 等于双饷。
队长早就捎信来说 “年终分红了”,还没顾上回去领,就回信说先让会计给经管着吧。
那天林子哥赶集,顺道儿来公社找我。晌午哥儿俩在公社食堂吃饭喝汤,吃得差不多了,他红着脸,说给你捎来几个八里香梨…… 那什么 — 那什么,分红的钱你要不急用,要不先串换我买几块棉花籽饼?(棉花籽饼:就是棉籽榨油以后剩余的渣渣,再压制浓缩成大大的饼状,跟豆饼类似,但颜色明显的黑,喂羊能壮膘)
我就给会计写了封信。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我被 “抽工” 当工人了,那沟里再也没有知青了。回去告别时,林子哥把我拉一边,脸涨得通红,搓着手,说都不经讲究了!那钱真一时半会儿凑不上了……
我说 哥你别当事儿 — 我不要了!
他说那哪儿中啊?你放心 — 我家里有羊,拿俩母子加一个掱子(公羊)顶欠账。说着就死乞白咧地拉我去他家,吆喝着让我看是哪三只羊,也不容分说,还给那几只羊背背上洒上了紫药水,打上十字花说做记号。
看得我直乐。赶回青年点儿又拿来几件没穿烂的衣裳给他扔炕上了。几个吃散伙饭的屯中爷们儿,不知怎么知道了借钱的事儿,都说 “打水漂了”。听说有人还 “偷着乐了好几天”。
后来我干了铁路养路工,重体力挣钱也多,启薪就 34 块钱。也没搞对象儿,家里也不知道这件事儿,早把这事儿忘爪洼国去了。
转眼几年过去了。有一天林子哥捎来一封信, 说你那羊,我可帮你护撸不过来了啊 — 那俩母一公现在已经滋生成群了。前儿个我数了,统共二十二只, 你说咋整吧?
知青时破谜语 “你肚儿挨我肚儿,你肚有我半截物”。 我的知青(24)
(甲)就打你个蔫巴寻思的
耪地歇崩儿时,L 大爷讲了这么个故事。
说下地干活儿,男女搭配,出活儿不累!有年伏天,大姑娘小小子儿,一块堆儿在东大坑沤绿肥。码一层青稞子,垫一层土, 泼点水, 再码一层青棵子垫一层土,泼点儿水. 一层一层往上码…… 完了,上大泥,封严抹死。让被封在泥土下的青棵子发热腐烂,时间长了,沤成粪肥。
正干得欢实,那谁他大闺女二蓝子,猫腰一使劲儿” 窟嚓” 裤子裂开了, 大家伙儿都哈哈乐,指手画脚看玩意儿, 就老 Z 家二泉在那立着没咧嘴儿,人五人六儿地道貌岸然。
二蓝子恼羞成怒,提拉着裤子,气囊地就过来了。几个笑嘻嘻的一看事儿不好,怕挨挠扭头就跑。哪曾想那闺女也不撵,却直奔二泉那小子去了。到跟前一把薅住他脖领子,” 啪啪” 就是俩耳巴拐, 打得二泉直楞怔,捂着脸蛋子嚷嚷:你凭什么打我?我又没乐。
你听二蓝子说什么?
“打的就是你个蔫巴寻思的!”
(乙) 破闷儿 “你肚儿挨我肚儿,你肚有我半截物”
-—- 荤破素猜
那黑介,爷儿几个仰巴行李卷儿上破闷儿。看他们轮班出谜难不住傻瓜乐力,L 爷吧嗒了口哈麻烟儿,往鞋底子磕哒磕哒烟袋锅子,扭身立在炕沿前,说我来个闷儿,谁要能猜着,明儿个管你顿 “媚配”(这俩字儿是听音儿 – 不知道怎么写,就是招待你一顿好吃喝的意思)。一听这话大家伙儿都精神了,坐起来围他跟前儿。他却故弄玄虚地不言声,不紧不慢地又装上一袋烟,点着,吧嗒两口,吐了口长烟儿,清清嗓子才说:
“听着!说 —-
你肚儿挨我肚儿,
你肚有我半截物。”
几个岁数大的马上都捂着嘴儿笑了。二叔说这个好猜,就怕青年儿学生没经历过。L 爷说,经历过你也猜不着,不信连你也算上。
二叔说,“我张口就来 — 不用猜,指定是办那事儿”。
L 爷说 “办哪事儿? 你个没出息的东 —- 西!
成天就知道裤裆里那点儿事儿。你就不行涨点儿成色? 说你猜不着你是就猜不着 “
“对了 — 我忘说了 — 这个闷儿,必须荤破素猜。”
见大家老半天也猜不着央求他快揭谜底, L 爷才得意地在鞋底上又磕哒磕哒烟袋锅子,说 “告诉你们吧—小磨儿。”
“就坡下驴 "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 我的知青 23)
看了俺《骑驴》的博客,有朋友说你那驴不狡猾,狡猾的让你骑上突然一低头把你摔下来… 还真让他说着了 — 赶驴送粪时,驴就常使这着儿。 不过它不光摔人,也往下甩东西。
俺们生产队都是山地,上不去车。春种秋收全靠驴往来倒腾。刚下乡时队长不放心,都是社员在头里赶垛子,另配俺个白搭儿 在后边跟着学。顺手也捡几个礅搭掉的高粱穗,谷子穗,豆棵子啥的。冬天庄稼利索了,又忙着往地里送粪,队长就放俺们知青单独赶驴了。
通常俩人一伙儿。一个拿平板锹装 “捣” 碎的粪土,另个挣口袋。装粪的口袋放粪托子正当间儿。粪托子都是枣木或榆木棍子卯楔合成的匾井字形。尺把宽,二尺多长。口袋放当间儿两头有余富。
随着粪土的装入,口袋一点点儿升起来. 装满得四尺来高。但不能装满,装个八成就攥住袋口勒紧。封口得扎活扣儿,到地头一拽就开,口袋一侧的粪土顺溜的从驴背上淌下来,瞅准了顺势抓住另一侧的口袋底一提拉一袋子粪土正好倒个漂亮的圆堆。
口袋装得太满,圆咕隆咚驴背上放不实。驴一迈步口袋晃荡,容易滚落。口绳扎死,到地头扣儿解不开。驴不耐烦乱转起来,粪土撒的哩哩啦啦哪儿都是,开春准得挨种地的骂。
粪口袋搭驴背上也是技术活儿 – 夯劲儿不行,得俩人面对面同时下蹲,合力抬起搭。抬也有讲究 —- 必须双方用靠近驴那侧肩膀拱住口袋,同时抵劲奋力抬。不拱住夹牢,装满粪土足有一米多高的口袋抬起来一晃荡就倒地上。
粪口袋往驴背上一搭就看出眉眼高低了。
起始,俺不管三七二十一,冻块儿粪土面儿嘁哩喀喳闷头装,归了齐搭驴背上,驴不干了 尥蹶子。二哥看了笑,说咯着驴了!
一摸可不是嘛!挨驴脊梁骨的都是冻块儿,跟石头似的钢硬。二百来斤直接咯着骨头,毛驴子哪儿受得了啊?! 细看老社员装粪口袋中间儿都装点儿松软细粉的免得咯驴背。
口袋搭驴背上不用赶 – 驴都认得道儿,扭头颠颠就奔山道走。
这东西不光认道儿也认得人。还会看人下菜碟儿。开头那几回看俺眼生,故意和俺闹别扭儿。别扭你一驮上粪口袋就闹腾啊! 它不 —– 它等火候儿。它知道有老社员跟前不能整事儿。弄不好要挨抽。一定到等你一个人跟着赶到山坡沟坎哪儿的,老社员看不到的地场,趁你不注意掉过屁股朝坡下来个低头儿撅腚, 粪口袋就顺脖子轱辘地上了!
离地头还远着呢. 喊人也听不着. 只得顺道儿跟屁股撵驴。它早跑回粪堆那去了!又拉着驴望回赶。到掉口袋的地方,扶起口袋,夹到膝盖上却无论如何也抱不上驴背 — 一百多斤的粪口袋, 要往一人来高的驴背上举谈何容易?
试合几回够不着。正急赤白脸吭唧不上呢,赶巧陈大爷路过,说把驴拉坡下,你 “就坡下驴” 不就够着了吗?
红着脸一想也是啊!— 没咋费劲儿就把粪口袋抱驴背上了。
不得不佩服老农智慧。尽管他没学过什么 “势能,位能”,却早已在实践中用的得心应手了。
地瓜如何漏粉 ? 我的知青(22)
小北沟生产队都是山坡地,起出的地瓜虽然个头没有平地栽的地瓜长得大,也是半斤多一个,细长匀溜,尤其淀粉多,烀出来干面干面的 - 信甜。
起地瓜时, 队长就指定了东梁子那一片起出来不分,留着揦粉。起出来地瓜都装荆条篓子,直接搭驴背上,赶着驮队部门口卸了。再派专人挑选,去掉歪瓜裂枣长相不雅的拐子地瓜吊子,留顺溜周正的,挑好了放在大缸或大锅里洗。
山坡地的地瓜沾土少,起出来就干净,但是,或多或少还是沾着泥土. 多了不好洗,也洗不干净,干脆就多放水,让地瓜漂起来,用木棍使劲地搅拌,感觉干净过得去眼了,就捞出来,装大荆条篓子里控水;控干了,装推车子推磨房。
磨房早预备好了一口五尺来长,二尺多宽一尺多深的木槽子,专用切碎地瓜的切刀就辍在槽子里。切刀有点儿类似印刷厂切纸的 “扣刀”,但不是机控的那么细长矮窄,而是半尺宽,像铲子似的平行相对两片刀头,装一根足有一米五长的握把。
把地瓜倒在木槽里,双手握住切刀把,高高的倒提半举,对准地瓜像捣蒜一样下剁,切刀下边装的并排两行刀片就能切碎地瓜。先切丸子块儿,继续切,切得越细越好,切得越碎越容易出淀粉。
切得差不多了,用铁锹辍起细碎的地瓜块儿均匀地摊在磨盘上。这时,揦粉的早在磨杆上套好了戴上笼头和 “蒙眼” 的毛驴子。揦粉时给驴戴的笼头不是常见的牵牲口那种皮套子,而是特制套嘴的金属网套。这种网套设计的很损,专预防拉磨的驴 “偷嘴”,能把驴嘴整个罩起来,不影响驴拉磨呼吸喘气,驴只能干拉磨,却吃不到磨盘上的东西。“蒙眼” 就是绑在驴头上的两层黑布做的驴眼罩,拉磨时蒙住驴眼睛,免得它不停地绕着磨盘转圈 “迷糊”。
拉磨磨粉的同时,就要打开磨盘上方悬吊的漏水斗,磨盘出口下也早已摆放妥当了几只准备轮换接粉的大水筲。
随着赶驴拉磨调整漏水斗水流,调整得就像沙漏一样,不停地适当滴水,冲刷被磨得越来越细小的地瓜碎块上粘连的粉浆。随着磨盘旋转,粉浆一点儿一点儿的流落磨盘下的水筲里。临近接满一筲,就拎走换筲。水筲接的粗粉浆倒入粗粉缸,如此不停的轮换水筲接粗粉浆,积攒多半缸粗粉浆就开始过滤粉淀子。
过滤淀粉子与做豆腐过滤豆浆大同小异。粉包也是豆腐包布做的,像大锅一样悬挂于齐胸高的吊杆上;吊杆子是两根三尺长一寸多宽木板中间交叠固定成的十字架;架子四角各自绑缚粉包一角,撑开粉包就成了一个一立方米左右容积的锅状布兜兜,用吊绳绑吊杆吊房梁上,垂下正对准接粉缸;备用的接粉缸起码得三四口,外加清水缸,粉渣子缸和马勺。
先舀十来斤粗粉浆倒入粉包,负责过滤粉的人双手各执撑粉包的十字架型粉杆一端,一手下压一手上抬,粉包内的粗粉浆跟着上下轮番翻动,边搅动边倒入清水,随着搅动,细粉浆就被挤压过滤出粉包,落入了接粉缸。
这时,就用上粉包的另一个附带家什 - 夹板子了。一副夹板子两头长短与吊杆差不多,但不是中心交叉叠加十字,而是一头用铁丝蛐蛐头链接,像剪子似的可以自由张合挤压。
夹板子的作用就是滤粉时夹粉包,挤压粉包里的粉渣子,令其充分出粉。粉包剩余粉浆经过如此几番摇动挤压过滤,变得粘稠发干了,再擓入几舀子清水,充分冲洗粉渣渣,接着再摇再挤,直到粉包不再滴答粉浆,滴落清汤了,这一包淀粉基本也就出尽了。
用马勺舀出粉包里的粉渣子,倒进粉渣缸里。(粉渣随后分给社员,掺苞米面里一样贴饼子,也可喂猪喂鸡)。
几大缸都盛满了粉浆,卸磨拉走驴,接着 “搅浆”。
“搅浆” 就是用搅杠搅和粉浆,把沉淀缸底的粉淀子搅起来,搅匀,让先后入缸的粉浆融合一体。搅浆要耐心,边慢慢使劲划拉缸底边搅合,让整缸粉浆都旋转起来。借着旋转冲力慢慢搅合,直到搅得新旧粉浆融合一体停止,这时天也该黑了,正好沉淀粉子澄浆。
粉浆沉淀得 10 来个小时,夜里最好再搅一次浆。经过一夜的沉淀,缸里粉浆沉淀得差不多了,第二天上班就 “撇缸”。“撇缸” 就是把粉缸浮头儿的清水和没沉淀的混浆撇出来倒掉,或让谁家担走喂猪。“撇缸” 也得有经验,撇得快要露出粉淀子时要格外精心,别扔了好粉.
“撇缸” 令人期待,充满未知数。清水撇得差不多了,没发现沉底的粉淀子混浆或掺粉渣子,这缸粉子就算做成了,就可以起粉淀子了。
起粉淀子要预备几个粉兜子。粉兜子使用正方形白布做的,四角用两根短绳系两个套,撑开放盆上预备装淀粉。粉匠右手拿粉铲或菜刀,伏身入缸,切下块粉淀子交到左手,看看有没有混杂泥土,然后放粉兜子里。最初切下的都是纯净淀粉,待切到缸底,切下块淀粉就可能底层有细泥沙,此时,就要小心地用刀片除带泥沙的部分, 这样的淀粉底子要另外摆放。
合格的粉淀子装满一粉兜子,就提起来吊挂房顶事先悬挂的钩子上,其下还要放盆碗接滴浆,继续控干。控干的粉淀子乍手舞脚的,用手拍打粉兜子,渐渐地兜子上面的粉淀子就平了。晴天吊控一天,即可以把粉淀子取出来放在窗台,或朝阳处的秫秸帘子上晾晒成粉砣子。
队委会干部们合计,给社员分粉砣子不合适,不出数不说,社员分了粉砣子,还得自个张罗漏粉条子,不如干脆队里直接漏粉,晾干了作价给社员分粉条子合适。弄好了, 一斤地瓜出 3 俩淀粉 ,一斤淀粉出 6 两粉条。北沟虽是上松树沟最小的生产队,也有十八户人家,一百二十多口人。一年就揦这一回粉,一口人咋的也得分二斤粉条过年啊。
于是就接着预备漏粉条。
队长先去请粉匠,再派人下屯子买明矾,预备捯粉的柳条笸箩,捞粉的铁丝筛子什么的。
粉匠好请,那时漏粉的活儿不多,工钱也好讲,从哪个队请来的给人家队上 “过工” 就行;粉匠漏粉这几天,管吃管喝管抽烟喝茶水,完事儿了给几个粉砣子就行了。
粉匠就一个人,伺候粉匠的还是我们本队社员。
队长派我打下作,先砍二百根粉杖子—我不明白什么是粉杖子?也不知道上那儿去砍。二哥告诉就是拿镰刀,上树行子砍大手指头粗的刺槐棍,三尺来长一根,不用刮皮,但得把丫丫 刺什么的都砍掉,溜光水华的码在临时当做粉坊的墙根就行.
再到漏粉的对面相距两丈,刨坑竖杆搭粉架子。架子杆之间拉上铁丝,隔一米拉一道, 一架拉十来道. 预备晾粉;然后劈一垛劈柴,预备烧开水。打下作就是干零活儿,得有眼力见儿;边干活也歘空儿看他们如何漏粉。
赶车的陈大爷和玉山二哥,宝章大哥伺候粉匠。
先烧盆温水让他们洗干净手。粉匠吩咐他们先用细齿擦子擦粉面子,擦好均匀地摊在当院炕席上,太阳底下爆晒。粉面子湿,漏粉容易 “扣盆”(漏不成粉条,被成盆扣了扔掉),技术不好掌握,擦子擦匀溜的干粉面最好。
边烧水边听粉匠请示队长,粉是漏粗点儿好,还是细点儿好?他好 “打芡”。听粉匠说, “马莲粉” 也是 “漏” 的,但与漏粗细粉条的漏瓢不一样 ,马莲粉漏瓢的漏眼是特制的长方形小孔儿,而不是圆眼儿。而且好 “马莲粉” 得用绿豆粉浆,地瓜淀粉也能漏,但是,漏出来不像那个东西。
打芡就是按比例称好粉淀子和明矾兑水打成半流质。先用温水在打芡盆里化矾水,再用矾水化开粉淀子。调匀没有干粉淀子了,就舀瓢滚开的水浇盆里用搅棍搅拌。
打芡既得技术还得下力气,最见粉匠功夫。
粉匠吩咐宝章大哥先从一侧掫起芡盆,盆口倾斜,粉匠把搅杠一头挟腋窝固定,手动搅杠在芡盆里左右交替快速旋转,搅得粘稠的芡粉旋转着啪啪作响,令我们几个围看的啧啧称赞。搅动五六分钟,芡就打成了,然后揣粉淀子。
粉匠先把按比例称出来的粉淀子兑入芡里三分之一,让宝章大哥玉山二哥和陈大爷都双手插盆里,用力把粉淀子揣进滚烫的芡里,尽量把粉淀子和芡揣一起;揣得差不多了,再兑入三分之一粉淀子,接着揣;如是者三,感觉揣匀了就开始 “掐粉淀子”。
“掐粉淀子” 也是他们仨围粉盆,叉开六只手,掌根发力,贴盆壁向盆中反复挤压粉淀子,挤得干粉淀子上涌,表面起泡泡或浮现干粉,接着反复挤,挤压得盆里再不见干粉泡泡,均匀光滑的全是流质粉子,就可以漏粉了。
漏粉之前再分工:陈大爷递粉子,粉匠漏粉,宝章大哥抄捞粉,玉山二哥捯粉,派我烧火打下手。
先把流质粉子盆抬到锅台角上,看粉匠拿着漏瓢准备好了,陈大爷就掐出刚好装瓢的一块粉子递到粉匠身边装瓢盆里,供粉匠装瓢漏粉,当我把一盆滚开的水端上锅台时,就该看粉匠的了。
粉匠先把漏瓢绳套套在自己左手腕上,端漏瓢,右小臂弯曲,下探装瓢粉子盆中捞那粉子,猛一抬臂,干净利落地抓起一坨粉子,顺手装漏瓢里,毫不拖泥带水。
没经验的粉匠装瓢就没这么利索了,抓起粉子还粘连着粉盆,哩哩拉拉,瓢里瓢外锅台上下,拉拉得哪儿都是粉子。
粉匠装好漏瓢不是直接就往大锅里漏粉,而是先端开水盆上试漏,漏粉也得先热身。
流质粉子漏热水盆里,马上变成几个粗细不匀的小疙瘩溜溜儿。粉匠左手端稳漏瓢,右手握拳磕哒瓢沿,几番调试,看漏盆水里的粉条匀溜了,才移瓢锅上正式漏粉。
这时宝章就用马勺顺时针搅转锅里早已烧好的开水,待粉匠漏下的粉一下锅即停止搅动,粉子落入水中马上凝固,像下饺子一样,也随着锅水转动起来。粉匠继续磕打漏瓢,漏下的粉子落在锅里就神奇地成了粉条,眼见漏瓢内粉子将漏尽,粉匠先下沉漏瓢,再猛地高提,收瓢回盆,掏尽瓢底残余粉子,刷瓢,待漏下一瓢。
看锅水中的粉条全都飘起来,粉匠就吩咐宝章大哥伸铁筛子抄粉,抄起后,再沉入半盛凉水的捯粉笸箩里。
捯粉的玉山二哥右手从笸箩里抓起几根粉,搭左手虎口,再捞起几根右拉,继续向左手盘挂,每挂约一尺半长,左手挂满了,一瓢粉也就捯完了。我拿过事先预备好的粉杖子顺二哥手掌一穿,粉条全部挂到了粉杖子上,剪断出头的粉条,把粉杖子端出去,架在粉架子上晾粉条…… 几个人就这么忙活着,忙到下午三点多钟,就把那些淀粉都弄成了粉条子。
粉匠干得一时兴起 ,说我再给你们弄几张片粉。
片粉工艺简单,不用漏勺,也不那么费事。粉匠也是有备而来,做片粉的铜盆早就预备好了。先把做片粉的铜盆坐在开水锅里,往里滴答几滴豆油顺手一转,油就四散成薄薄的油膜,㧟一勺粉浆子倒在铜盆中心就势再一转,粉浆就顺势均匀地转圈散开,铜盆里出现了半透明的薄粉饼,铜盆在温水中摇晃几下,顺势一推,温水中就漂着一张透明的片粉,用粉杖子从中间挑起捞出来,晾到粉架子上,晾半干就卷成椭圆筒状,继续晾晒凝缩,干透了就成了扁扁筒状,也好收藏。
晾粉,冬天省事,夜里冻一宿,粉条就成了冰条。早晨日头一晒,冰化了,粉条也分散开了。
响晴天,傍黑粉条就晒干了。下架用马莲把粉条捆成小把儿,放在地上铺的炕席上,十把一摞,再用秫秸腰子捆成大捆,捆得差不多了,队长就敲钟召集全村分粉条。
那年头屯落人最讲究的菜就是猪肉饨粉条子,但那不是平常日子吃的。猪肉饨粉条子得过年过节,请客办事情才舍得可劲儿造一顿。平时花插来碗白菜熬粉儿就是改善生活了.
日子好了后,有些饭店兴起吃 “东北乱炖”。正经 “东北乱炖” 得上 “片粉”。下锅前片粉用手掰成拳头块,下锅炖肉,再加上大白菜土豆啥的。片粉喜油,必须大肉,炖到一定时候,肉里的肥油 乱炖五味汤料尽皆吸入片粉。炖到火候的片粉,色如琥珀,入口不化,劲道绵糯,五味皆备, 妙不可言。
杨武举 不是杨五举 我的知青 (21)
我插队落户的那个小北沟,背靠大虎山。十几户石头房子大多是背山面南顺沟而建, 户数不多,房子却盖得哩哩啦啦。
大虎山西沟还有几亩山坡地,社员下地去西沟干活儿还得顺着沟底赶北集(锦县班吉塔相对应南边的红螺蚬南集)的土路,一步一上坡,翻过大虎山腰西梁,下坡往北走,路西坡上那几块稀稀拉拉长着高粱 苞米谷子豆子的薄地,也是我们北沟的。
去西沟干活累了 “歇蹦儿”,队长常领着我们下坡向北到沟底,一直走到“地头儿” 大石砬子底下歪脖树那儿,树下有个泉眼儿,常年汪着水。别看那汪水才脸盆那么大,却也昼夜不停地向北蜿蜒曲折,汨汨地流淌着一尺来宽寸八深的细流。
到那儿,大家伙就都沿着涓涓细流分头蹲下,撅屁股先扒拉开水边的腐草,羊粪蛋什么的,扒拉出一个巴掌深的小坑儿,等一会儿,浑水流得差不多,水清了,就趴那儿双手合拢掬水喝。
那 “蹦子活儿” 也算到此为止,队长管辖的势力范围也到此为止,因为我们北沟地界到此为止了。
细流那边儿是小井沟,小井沟归锦县管。也就是说,这时隐时现的水沟子,不光是我们生产队的地界,也是我们上松树沟大队,黄土坎公社,锦西县的地界。
(1969 年我们距离泉眼上坎二百多米远挖的方塘已经荒废,2017 年摄)
有一回 “歇蹦儿” 起来,大伙儿都呼哧带喘,铲出半垄地了,队长回头儿一撒目,杵着锄杠就骂开了 “鸡巴老绝户头又死哪儿去了?” 大伙也直腰看,才发现缺了个人儿:跟我打赌吃二十块豆腐的那个老 C 大爷,歇了蹦儿却没回来。
宝贵笑咧地瞅着队长,说 “你看你这官儿当的 — 兵丢了都不知道。一共就二十来个人儿都看不住。” 大家嘻嘻哈哈起哄,跟着直腰傻乐。L 大爷回手从身后抽出了别在腰带上的烟袋锅儿,擦火儿点着,端着吧嗒一口,吐出口长烟儿,眯缝着眼儿说“歇蹦儿那暂,还看他在下坎儿坝墙根儿 ,刨荆条嘎瘩来着。准是他妈的给自己忙活累了,靠杨五举那棵歪脖树迷糊觉儿,还做梦娶媳妇儿呢……” 哈哈哈哈哈 一片哄堂大笑。
什么杨五举?杨五举在哪儿啊? 我杵着锄头把出神………… 没下乡时听过《杨乃武与小白菜》知道杨乃武是举人。浮想联翩,莫非跟我们这嘎瘩有瓜葛? 后来才知道那是两码事儿:杨乃武是余杭人,同治年间举人,跟这辽西山沟子八竿子打不着。
(通往锦县的土路,也是当年我们出工割柴赶北集的必经之路)
后来追问老乡才知道:“杨五举” 是个地名,就在我们北沟和小井沟搭界那块地儿。
据说那儿早辈子是银匠沟老杨家坟茔地。乾隆朝老杨家祖坟冒青烟,出了五个举人,那块地就叫杨五举。早年可风光了,是块风水宝地,柏树成荫,都一搂粗,头二年被 “破四旧” 了,现在早没了。 感觉很神奇,原来我们北沟并不蛮荒,起码历史上还沾着点儿文化,尽管这举人不是我们北沟出的,但毕竟挨着边儿了。
一家出了五个举人!就在我们这嘎瘩,应该满山沟书香啊…… 兴奋了好一阵子。
离开那儿当了工人,读了点书后,尤其是知道翻地方志了,却翻不出来那一带曾经一家出过五个举人的历史记录。
翻了好多书后才掰扯明白:原来那个地方叫 “杨武举”。
武举是古代科举考试录用干部的重要科目,武举人是被考试选拔合格的武将,创始于武周年间的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 702 年)。被录用者简称 “武举”。
“杨武举” 姓杨,是满清武举人,不是他家出了五个举人。
来自天堂的电话 我的知青(20)
我接触电话较早,记得儿时家里就有电话,是个带会转的拨号盘那种. 电话铃响了,拿起来一喂喂,里边就有人说话。是公家给安的, 因为总有电话找父亲。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住那种日本人留下的平房,家里宽绰,有几个屋间。电话就放在进门走廊小桌上。
一九六八年秋,下乡当了知青,插队落户的那个小北沟没有电话。那时公社的会很多,但很少开大会,大都是 “广播电话会”,早晚出工前或收工后,乡亲们吃饭时,领导们自个,在家家墙上挂的小喇叭里喊,大家伙有一搭没一搭地端着饭碗边吃饭边听。听会的,看不见讲话的,讲话的也看不见听众,实际就是 “广播会”,但因为广播和电话是一条线路,所以都那么叫。
咋一听 “广播电话会”,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还会感觉那时很先进,其实那时农村的广播通讯设施十分简陋。
尽管简陋,但有线广播十分 “发达”,村村通户户通有线广播。我下乡的那个小北沟,每家墙上,都挂个盘子大小“舌簧式” 的纸盆喇叭。每天早上六点二十五分开始七点十分结束,晚上六点四十开始,八点四十结束,先是公社广播站的定时广播,然后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节目。每当有什么重大事儿,大队还会临时提前通知生产队召集社员收听。
我们小北沟那时只有 18 户人家,没有电也不通电话。唯一能听到外界信息的就是墙上挂的那个小喇叭。
如果谁有急事联系外界,得走 3 里多的山路,“下屯子” 到大队部打电话。大队部的电话就放在黑乎乎的八仙桌上。那时的有线广播和电话共用一条线路,收听广播,就不能打电话。
那时的电话都是手摇式的,线路由一个 “刀铡” 开关控制。平时都是开关向上扳,以便随时接收电话,也可通过公社总机,驳接外线电话。但到了收听广播时,开关就得准时扳下来,接听公社广播站转播的来自北京的“毛主席的声音”。
对外全大队就这一条线路,对内联通着各家各户的喇叭。有时只要大队部一摇电话,各家喇叭就会传出 “嘟噜嘟噜” 的声响。如果有人对着电话发声,各家还能收到信息,这就形成了村内通讯网。但这种通信是单向的,只能听干部在电话里讲话,即便有什么疑问,你也无法与领导沟通。
后来这种只能单向讲话的局面,被一个淘气的孩子不经意间打破了。
那天晚饭时大队革委会主任又拿起电话动员鼓励各个生产队春耕抢种,声音有点模糊,社员们在家里都没听明白,这样的事儿常有,大伙也都不太在意,反正明儿个咋干,还得听队长安排。
但是,那一回,当年九岁的小铁子鬼使神差地爬上了炕,对着喇叭吼了一嗓子 “大声点儿 – 听不清楚。” 立马家家户户喇叭里都传出了这微弱的童声,
我们都被这 “新事物” 惊呆了 — 这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全北沟都在绘声绘色地传说着这个秘密,人们热烈讨论着,小铁子他爸也得意洋洋地向大家显摆他宝贝儿子的创举。于是随后几天,胆儿大的村民也纷纷效仿,再广播时就上炕对着喇叭吼两声,甚至有人趁着广播时逗笑。
打那以后,村里的 “广播电话会” 就结束了单向讲话的历史, 不过要想双向对话,必须得趁着大队部刀闸开关板下来的广播时间,歘空儿对着喇叭狂吼呼叫对方,还不确定你希望对话的人是否赶巧能听到,听清楚了并且愿意与你对吼,而且不怕全村人都听到。
有线广播全靠通往山外的那一根铁丝线,那就是一根普通的铁丝,绑缚在一棵又一棵枯树立起的 “电线杆子” 的瓷瓶上,遇到雷雨天,还得赶紧断开刀闸,以免被雷电击坏。
后来,我调到了公社保卫组,办公桌上有了电话,有了有事随时摇电话的自由。十几个大队自不必说,就是县里市里公安军管会 ,有事儿也敢拿起话筒摇几下,申请话务室给接长途。
到公社后才第一次看到了电话交换台的样子。公社办公室是个两排平房两边堵头院墙围起来的大院。各个办公室就分布在两栋平房里。紧靠平房西头有个能装百十人的 “大食堂”。管接驳电话的话务室,就在食堂对面的南栋平房西头 。
那两个话务员还兼管换食堂饭票,每天中午只换一次。傍中午 12 点了,窗口准时拉开,12 点半就关上。拿着钱粮票,伸手递给里边的话务员,里边就递出来几张火柴盒大小,泛黄的硬纸片,纸片上大字竖印着几斤几两或几角几分,小字印着 XXX 公社食堂饭票,还盖着圆圆的公社革委会红章。换了饭票就可去对门食堂窗口排队买饭了。
公社机关男多女少,大院里的女性,除了外号 “W 大姑娘” 的革委会妇女委员兼团委书记,加上保卫组和我一样临时抽调来的两个知青大姐姐,就是这两个头戴耳机的女话务员了。换饭票时,透过窗口能看见她们轮班坐在一个插满线路的台板前 “唲唲”。不久还听说了一个新名词:“载波电话”。好像“载波电话” 是一种新技术,据说从此电话 “占线” 次数少了,比较以前不但通话清晰, 而且快捷多了。
那时话务员得政治绝对可靠,感觉话务工作很神秘。来电话的都是上级的重要指示或者通知,即便老百姓打电话也是非说不可的紧急事儿,很少有人煲电话聊天,于是就出了这么件事儿。
一九七三年冬季征兵结束不久,有天刚上班,公社办公室就接到个电话,自报家门是市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的,点名找 Q 主任。L 文书马上喊来了 Q 主任。来电话那人询问了一通公社抓革命促生产安排落实情况后,严肃地做了几点指示;然后话锋一转,问新立屯儿大队 M 良才最近表现怎么样?R 主任希望你们严格要求教育他,让他多干脏活累活,考验磨练他的革命意志…… 这个你懂得,我就不多说了……
撂了电话,Q 主任心事重重地返回自己办公室,关上门,绞尽脑汁犯开了琢磨:通常都是县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来电话作指示,县革委会主任都很少过问公社的事儿, 市里直接来电话指导公社过去从来没遇到过,今日市里直接来电话,莫非要树立我公社典型? R 主任是谁呢?既然市生产指挥部领导小组来电话提到 R 主任,肯定是市里的领导。赶快查了查市生产指挥部领导名单,却没有姓 R 的。 R 主任,R 主任,R 主任是谁?又翻遍市里几个相关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名单,也没有姓 R 的主任,有些迷惑不解。
R 主任究竟是谁呢?Q 主任倒背着手在屋里踱步,不经意间溜了一眼报纸架子,一行醒目的大字标题映入眼帘 “R 主任主持市委抓革命促生产紧急会议”,恍然大悟:R 主任就是市革委会主任 RXX ! 我咋把这个茬儿忘了啊! R 主任是全市一把手,他的大名广播早听说了,报纸也常见 R 主任的面,但从来没接触过,我一个公社革委会主任,上哪儿去认识市里领导啊?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今日点名道姓要我接电话,听取汇报作指示,莫非……?一阵惊喜,受宠若惊。
那 M 良才又是谁呢?与 R 主任什么关系?难道是他亲戚?莫非是他孩子?不对啊,下放的领导干部子女第一批招工征兵就都走了啊。怎么能把这么大官儿的孩子落下呢?要是他孩子为什么 R 主任不早说?为什么他叫 M 良才不和领导一个姓?正琢磨着,L 文书推门进来。
L 文书早听出了门道。那时公社文书兼管办公室业务,比现在的秘书管事儿多,职业嗅觉都比较灵敏。听话听音,早从电话中觉察出了问题,前来向 Q 主任汇报。他分析说,M 良才不与首长一个姓,很正常。大领导子女上班上学通常都化名。虽然时兴领导干部子女假名假姓,装作普通老百姓子女,比如毛主席女儿叫李呐(他不认识讷,管李讷叫李呐),那是为了更有利于让他们深入群众体验生活,磨练意志,最终还是要安排重用的。
Q 主任听 L 文书分析不露声色,心说你小子脑瓜好使,是比我反应快,可是不能让你抢了头彩,这个公社还是我说了算,我怎么能没有你明白?就呃呃几声,打发他走了。
看着 L 文书倒退着关上了门,Q 主任从抽屉里拿出盒 “红玫瑰” ,掐出一支,擦火柴点着,叼嘴里狠狠地吸了一口,双腿搭在办公桌上,望房顶吐了口长烟儿,吧嗒吧嗒嘴儿,想我怎么这么笨呢?我怎么这么不会来事儿呢?这不明摆着天赐良机吗?管他 M 良才是谁?是 R 主任他儿也好他侄儿也罢,只要上边一张口,肯定有关系,而且关系肯定不一般。即便是他老首长或老战友的孩子,打招呼了,我把他安排好了,让领导满意,领导能忘了我吗?领导高兴了,说句话,就管用,就好使,就比我这个公社主任小芝麻官儿强百倍。他市里开会或县里检查工作,甚至顺便 “过问过问” 我的情况,听电话的县领导就明白了,我的机会就来了。
越想越兴奋,就想给新立屯儿大队挂电话问问。伸手按住办公桌上的电话听筒,摇了两下,拿起听筒,随着话务员甜嫩的一声 “啊 –” 却又放下了,经验告诉自己这么办不行,还得慎重点儿。再说你忙的是啥?安排得太快了,R 主任还得心思你过去是故意跟他过不去,手里有名额不让 M 良才回城呢。就摇电话把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的 T 主任找了来,问他知青的安置情况。
T 主任拿个本子,翻了几页,汇报说这几年老知青走了九批,有当兵的多少人,回城当工人的多少名,征召国家 “三线工程” 的多少人,三线工程虽说是出民工,但看样也回不来了。老下乡青年好样的,差不多都走了。没走的,有安排小学当代课教师的,社办企业干临时工的,还有没走的,不是家庭成分高,就是父母有历史问题,再就是几个调皮捣蛋,偷鸡摸狗,群众反应不好的. 但每年新来的知青也不少,来去基本持平……
见 Q 主任没作指示,T 主任又问,上礼拜刚给的那个推荐上大学名额………?Q 主任说等常委开会研究研究再说。又说了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就让 T 主任忙去了. 弄得 T 主任一头雾水,猜了半天主任找我汇报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Q 主任自己也不知道他要卖什么药, 因为他还没琢磨好,不知道给他什么指示。他还得回家请示他家 “领导”,请她拿主意。
Q 主任其实也是知青。只不过他知青的比较早,不是 1968 年响应伟大领袖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的那拨知青。他和他家 “领导” 都是文革前的老知青。
他家 “领导” 就是他媳妇,公社供销社的会计 L 秋容。那时候是革命伴侣,叫爱人。他爱人其实并不是他心爱的人。本来,初中三年级上半学期他相中的还是班级文艺委员 M 梅花。M 梅花长得真像朵花,不但漂亮还常在全校集会上演个节目啥的。但是 M 梅花没看起他,也不是没看起他,而是比他看得远,担忧他们的前程。
她俩是一个公社邻村的,离着就三里路,从小看着长大,知根知底。Q 主任那时还叫 Q 宝财,Q 宝财啥都好,就是有条软肋:他家是农村户口。
那时,农村户口的中学生比较光明的 “出路” 只有两条,一是当兵,二是继续上学。可是 Q 宝财书读得太刻苦了,早早把眼睛读近视了。戴上了眼镜,当兵很难过体检关,这就意味着只有华山一条路 - 升高中考大学。可是,明摆着这条路成功率更低,保险系数不高,把握不大,前程未卜。一旦考不上高中,就得回乡继续当农民。所以 M 梅花还不能答应与他搞对象,跟他比较近乎也只能算同乡同学关系,对于 Q 宝财的爱情攻势,梅花的策略就是拖,就是跟他若即若离。
初中毕业前跟 M 梅花对不上相,Q 宝财本来就闹心,赶巧,他在五里营子供销社当主任的三舅,又被查出贪污了一百四十八块钱,被一撸到底,下放回家撸锄把去了。他三舅贪污,沾亲带故地就都跟着吃瓜落儿,必然影响他。从此晚自习 Q 宝财 M 梅花俩人也不再坐一桌,食堂打了饭也不往一起凑合吃了。
M 梅花有意识地疏远 Q 宝财,一来二去被小个子 R 平看出了秀气。别看 R 平其貌不扬,但早就喜欢 M 梅花。只是自知长相 学习都没啥竞争力,只能偷偷地暗恋。一发现 M 梅花疏远 Q 宝财,正好乘虚而入。他不是盲目追求而是有备而来。针对 M 梅花不愿意农村户口,他发起攻势时亮出了王牌,他父亲是铜矿筹建委员会党组书记,手里有招工指标,一旦考不上学,可以去他父亲主管的铜矿上临时班,慢慢总有机会转正。M 梅花一听就动了心,一来二去就真的跟了他。
正在 Q 宝财失魂落魄时,“小嗫咕”投来了橄榄枝。“小嗫咕” 大名 L 秋容,是班级最不起眼儿的女生. 小矮个,塌塌鼻子眯缝眼儿,长得本来就困难,说话声还不大,课堂回答老师问题像蚊子声 “嗫咕 嗫咕” 地,都听不清她说的是啥。男生都不爱搭理她。
别看她个儿不高,心眼儿可不少。虽然早就羡慕别人搞对象,但自知在男生眼中自己的地位,所以与谁都不远不近。她明白,就她这个条件,主动跟谁近乎都是白搭。别说暗送秋波,就是公开表白也没用,根本就不会有谁愿意跟她好。但她并不急,她坚信老天爷不饿死瞎家雀儿。
她的机会终于来了。初三下半学期 M 梅花不搭理 Q 宝财了。Q 宝财精神恍惚,失魂落魄,学习成绩明显下降,期中考试甚至出现了两科不及格,看样子考高中是没啥大戏了。Q 宝财再也不是全班的学习尖子,渐渐的也就没谁围着他转了。L 秋容看在眼里,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开始只是晚自习默默地坐在 Q 宝财身边,也不言声,自顾自地看书温习功课。听 Q 宝财唉声叹气,就不声不响地给他递杯水,依旧不声不响,还低头接着继续忙活自己的。晚自习结束铃声响了,就收拾自己的书包,像自言自语又像似提醒发呆的 Q 宝财,“到点了 - 该回去休息了。” 说着取回水杯,背书包就走了。第二天晚自习依旧如此。
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临近考高中,班级先来了个预考,Q 宝财依旧数学物理不及格。M 梅花和 R 平的关系却公开升级,听说 R 平家长来了电话,要他俩去过礼拜天。Q 宝财闻讯垂头丧气,彻底心灰意冷,感觉要崩溃。就在他收拾东西卷铺盖打算回家放弃考高中时,L 秋容来到了他面前。
L 秋容看着他的脸不紧不慢地说:“我初一就崇拜你,一直认为你是咱班最优秀的。事实上直到期中考试,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不就是因为受了点儿影响,心烦意乱静不下心来,考试成绩才下滑吗?” “ 考高中 是考初中这三年所有的功课,你以前成绩一直都好,证明你这三年基本功扎实。眼前成绩下降,都因为心绪不宁。只要调整好心情,排除干扰,恢复状态,考上高中没问题;卷行李回家,不是自毁前程吗?”
一席话,不但说得 Q 宝财打开了已经捆好的行李,还让他从此对 L 秋容刮目相看,感觉她瘦小的躯体蕴含着巨大的智慧。尽管模样没有 M 梅花中看,但头脑绝对比她灵光。不知怎么了,从那以后,他甚至惊讶地发现,塌塌鼻子眯缝眼儿长在 L 秋容脸蛋儿上,不但不是什么缺陷,反而异常和谐,彰显着睿智。
后来 Q 宝财果真考上了高中,虽然最终没考上大学,但在 L 秋容策划下,户口转到她姑父管事儿的郊区公社并与她成了家,一起在社办企业上了班。
上世纪六十年代,高中生在乡村绝对是 “文化人儿”。背靠姑丈人暗中助力,Q 宝财很快就在社办企业展露头角,成了基层干部。不久赶上文革,没几年就成了革委会主任。几翻调动,华丽转身到这个公社成了一把手,虽然还不算九品芝麻官儿,但从此管着一方水土,几万人口,挣月薪,吃商品粮。
吃午饭时,Q 主任就把市里来电话的事儿跟 L 秋容说了。L 秋容很兴奋,说我早预感到你该挪动挪动了,可要再往上挠扯,朝里没人不好使,必须得有贵人相助,来电话的就是贵人。你不是有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吗?送他正好是个人情。
就这么的,新立屯儿大队很快就接到公社青年办电话,通知 M 良才上了大学。
M 良才上了大学,令周围的人都很吃惊。很长时间说啥的都有。干部们都暗自庆幸自己情报准,没白送人情 - 因为他们早就听办公室主任和话务员传说了,这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谁争也白搭,上级已经来电话打招呼 “内定” 了。认识 M 良才的绝大多数人都说真没想到啊 - 这小子蔫不唧的,门子竟然这么硬。更没想到的是 Q 主任和 L 秋容 - 推荐 M 良才上大学后他们公母俩期盼的电话始终没来。
四十五年后,2018 年 9 月,天南海北的同学们齐聚海天大酒店,纪念上山下乡五十周年。正当酒酣耳热,满地倒瓶之际,电话响了。好几个人都下意识地抓起自己面前的手机 “喎—喎”,不知道谁来的电话。围着几个餐桌的几十个人都肃静听他们几个“喎—喎”,可谁也没“喎 - 喎” 通。满堂的疑惑,大眼瞪小眼。终于有人说,像似老张的手机响。全场目光立马齐聚醒酒的张广财身上。
场面静下来,声音果然来自张广财的屁兜。张广财喝酒爽快,不用劝,也不打酒官司,早吃饱喝足,自个窝沙发里打鼾呢。尽管屁兜里的手机不依不饶一个劲儿地响,他依旧鼾声匀乎,不紧不慢。
老班长忙过去捅咕张广财接电话。可咋捅咕他也不醒。老班长索性径直掏出他的手机来,按了免提接听。大家都听清了标准的男中音,说你们不是都想知道那年 M 良才上大学的电话谁打的吗?就是我啊,我在邮局花一块两毛六,给公社挂的长途。
全场肃静,有顷,老班长怯声地问:“你 - 您是谁啊?”“我 M 良才!”“什么?你是 M–M 良才?!” 啪地一声,手机掉在沙发上。随着 嘟 - 嘟 - 嘟 - 嘟 - 嘟地盲音,老班长吓得脸煞白。大家也都傻了 —M 良才不是去世了吗?那年,附近的同学都参加过追悼会,报纸还有讣告呢。
大厅里静得吓人,不知啥时张广财坐了起来,翻白眼儿看着大伙发呆。老 B 跟张广财铁,就凑过来,说哥们儿看看你手机,刚才谁来的电话?张广财说 我一老光棍,谁能给我来电话?大伙都劝啜他翻看来电显示。翻看的结果是一片空白,啥也没翻出来。L 翠兰急中生智,忙问张广财的手机号码,然后给她在联通管事儿的儿子媳妇儿挂了个电话,让她帮查查这个电话是哪儿打来的。
大家都关切地等待着。不大功夫,回话了,说那个手机,最近一周,只有一条半小时前来自火葬场的通话记录。
熏獾子丧命 我的知青 (19)
那獾子背回来, 压根儿就没剔出几斤 “红肉”, 大多是白不刺啦的肥膘. 去了化油的,也留了几块,剁剥剁剥,包了顿獾子肉馅饺子.
那顿獾子肉馅饺子吃的寡淡无味儿。撑个半死,味儿同嚼蜡, 满嘴流油就是不香.
不说饺子皮儿是棒子面儿兑点儿荞麦面的, 估摸獾子肉根本就不是包饺子的玩儿意儿。自己成家过日子后我还一度琢磨, 那时二嫂就是不放些葱啊姜啊香菇什么的, 也该多放青菜少搁獾子肉 —- 好东西吃糟尽了。
细想,其实真是饱汉不知饿汉子饥:那年头,乡下要是有这些佐料, 知青还急吼吼的返城啊? 那时急功不见油腥儿, 好容易见着点儿肉, 就可劲儿地造,“吃一个肉丸儿的饺子” 那就是咱百姓梦寐以求的美食. 哪能怪二嫂子厨艺不精 ?
那顿獾子肉馅饺子吃的哥儿几个各个痶肚,撑得走不动道儿, 就仰巴脚躺在大炕上,听二哥他们侃熏獾子那些事儿.
熏獾子真是技术活儿. 充满凶险刺激. 一般人干不来。
那回银匠沟二愣子忙活一宿, 天亮,扒开洞一照亮, 什么也没有 — 没熏出来. 就怪三德子傍着洞口说话了, 惊了獾子,宁死也不出来. 憋死在洞里头啦. 骂骂咧咧就想钻进去掏. 大伙都劝他认倒霉得了, 麻溜回家还能赶上生产队出工挣个十分儿八分儿的.
二愣子舍不得走. 跟帮偷着学艺小半年儿了, 自个又忙活大半夜,头一遭能白忙活吗? 说什么也不干, 又搧乎小褂放了一会儿烟, 让三德子弄几条绳子拢一块堆儿,接成一长条, 一头绑自个脚脖子上, 另头让三德子拉着,说听他动静,就往外擸. 还念了几句 “弥勒佛”,交代得清楚的,就挓挲着手钻进了洞里去够獾子.
开始绳子还跟着往洞里出溜 , 放着放着绳子就不够长了,
“刺溜儿” 一下子就自个全拽进去了!外边三德子他们赶紧喊, 里边没回音, 怎么喊也没回音, 嗓子都喊哑了, 也没反应,知道事儿不好, 急三火四回屯子吆喝人. 折腾了一天, 总算劝啜着小铁子胆儿大, 骨架苗条, 好说歹说,打头里钻进去, 后边挨着他三叔,接着老李他二爷… 一个薅着一个脚丫子, 就跟猴子捞月儿似的, 半晌儿才薅着腿拽出二愣子来了 —– 脸憋得阙青煞白, 早硬啦。
二哥说,他从来不钻洞. 扒开一看洞口没有, 自认倒霉,技不如人,拍屁股走人. 但也遇到过几回玍古事儿. “生小凤那年秋天, 白马山后腰那回就挺经讲究.”
“老秋都穿夹袄了. 忙活一大阵子, 熏得差不多了, 封死洞口刚要走人, 就听有动静. 憋住气儿细听 — 有人咳嗽. 再细听可不是么! 老爷子咳嗽声儿,一声接一声地, 就像冬天” 叨喉 “的气管炎,— 老慢支,痰就堵在嗓子眼儿,嘿喽气喘, 一声比一声紧, 咔不出来 — 听着瘆人 —- 这个难受啊. 有点发毛, 四下撒目, 荒山野岭哪有个人影啊?”
" 再铆劲儿听, 听出来了 — 洞子里咳嗽呢, 这可吓坏了, 难道熏着人了 ? 不能啊, 那么窄憋的窟窿眼儿,年轻人都钻不进去, 老爷子更不可能了. 八成熏着狐仙儿了 ? 这一想可吓得不轻, 赶紧扒开洞口撒腿就跑, 跑出挺老远, 估摸快到水泉沟了, 思摸招笑儿 —– 大仙儿应该比咱人有道行啊, 要被人熏着了那还算哪门子仙儿啊?
豁出去啦,拎个镰刀又折回山上. 近前扒眼儿一看, 几个大赖嘟 — 癞蛤蟆正打洞里往外蹦跶呢,一边蹦跶还一边 咳嗽 . 就跟他妈的老程二叔咳嗽一个动静……”
二叔说,有一遭熏獾子可把我也吓一跳:下庙子三道沟里头,大砬子底下 —- 扒开洞口盘着一大团长虫!那个麻疑人……
二嫂吼了一嗓子 “快别说啦 —- 瘆人!”
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敢跟他们凑那个热闹。
( 我的知青 18 ) “一条道儿跑到黑” 雪地里撵兔子
知青生活有点儿沉重,其实生活总是有苦有乐。下雪了,写点雪中的乐趣……
那时的雪好大啊。不知什么时下的,清早起来满目皆白。老天爷有眼,可怜咱屯落人 - 没法下地干活了,皆大欢喜。 喝了粥正看书,二哥来了, 说走!上山撵兔子去。
换上胶皮棉乌拉,也学二哥的样,找根绳子把裤腿从下往上缠绑五六道儿,棉袄也拿绳拦腰勒紧,提根棍子,带着大老黑(他家的狗)就跟着二哥上了山。
顺着山道儿趟雪爬到半山腰,二哥说 “下道儿”,就离开山路 ,趟雪横向跟着转起山来。没多远,就在雪里挺着的荆条棵子之间发现了 “兔子跤”— 就是兔子留在雪地上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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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辨认了方向,确认是向东还是向西,二哥就从背袋中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兔子套。那是由马鬃般粗细的钢丝 编织成的像勺子大小, 可伸缩的套状钢丝圈。沿着兔子的踪迹,找到一棵正好紧挨着 “兔子跤“的荆条棵子,先把套子尾部的钢丝牢牢地拧死在荆条棵子根上,再伸手一拉扩大套圈呈足球大小。调试好足够兔子头身舒服的伸入后,立起身来倒着走,用树条子扫除人踪狗迹,然后,再继续跟着“兔子跤” 沿途每走个十多米,就如此这般再下一个兔子套儿,连着下它个十来套,就催狗沿着兔子足迹跑开轰兔子。
你就看吧 – 说不上从哪儿 “嗖” 地就蹦起个兔子来,窜起来就跑,大黑咆哮一声紧跟着就撵。我像打了鸡血激灵一下子也来了精神,撒腿就追。
二哥说 “撵不上,捋着兔子跤跟上就行。”
“兔子傻,一条道儿跑到黑”, “让大黑轰就行了,一会儿兔子自个就钻套子了。”
还有这等好事儿?我半信半疑。看看雪没脚脖子,荆条棵子磕磕绊绊,也真撵不上,就跟二哥说笑着,看着兔踪狗迹 踉踉跄跄的地在没脚脖子的雪地里向前哈巴腿。
穿过一片松树林子,转过山头,远远地就听见大黑不住声地 “旺 – 旺!”。
二哥来劲儿了,说 “套着了!快走。” 赶过去一看,可不是吗,雪地上倒着个兔子,套子勒得死死地,翻愣着红眼儿,像似诉说着冤屈。唉 — 怨谁呢? 想起了儿时杀鸡,老娘念叨的一句话“小鸡小鸡你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
夜空升起的信号弹
知青时有好几个事儿至今没掰扯明白:其中一个就是哪儿来的信号弹?
1969 年夏天,收工后去大队拿信。生产队收工都看日头爷,太阳落山回来,吃了饭基本天就暗了。傍黑赶三,四里路到大队拿信再耽搁一会儿,往回赶已是夜里九点多钟了。路边是高粱棵子,黑黝黝往上窜着拔节,不时传来几声夜猫子叫,更加胆战心惊,感觉心口儿突突地,诈着胆儿加快脚步紧往青年点赶。
约莫到黄砬沟口了,尿急,想憋着等看到北沟灯光时再方便,可越紧赶越夹不住尿,只得站路边,正对着草棵子方便,眼睁睁地看着鸟儿悄的沟里明晃晃地升起了一颗信号弹! 豆绿色的,贼亮,拖着一弯靓丽的弧光不紧不慢的滑落沟里,惊得我目瞪口呆,霎时吓没了尿。空气都凝固了。“有阶级敌人!” 就撒腿赶紧跑。
回来报告队长,他们说也看见了。那天大队还组织了民兵搜山,可忙活大半夜什么也没搜着。
过了年,我调到了公社保卫组。那天夜里正看书呢,来了电话,姚屯治保主任老 T 说后沟发现信号弹!已经组织民兵去搜。
马上报告了领导,并通知周边大队增派基干民兵合围。我们几个也骑车子赶赴现场。几个村,几百号民兵,围着山,篦头发似的篦了半宿,兔子都没看着。
哪儿来的信号弹呢?那时坚信阶级斗争尖锐复杂,阶级敌人时刻在活动。周围公社搜出过大洋,刺刀,账目什么的,可是为什么信号弹的案子就一个也没破呢?
有说是苏修特务在打信号联系。到我们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联系个什么劲儿啊?有人说是国民党潜伏特务扰乱民心。那时老百姓可老实了,领导说什么是什么,谁也扰乱不了。枪就明晃晃的挂在大队部墙上,出来进去谁都不大理会,要搁现在……
更奇怪的是:为什么一九七零年以后,信号弹就绝迹了呢?
(我的知青 17)秋后熏獾子
进山看朋友,十多年没见了,招待我吃的都是他亲手从大山里弄的。先上了一盘獾子肉,说是入冬掏的獾子。一个獾子就出二斤来瘦肉,都给你留着呢。我说这个不能吃!往后你也别打了 - 现在獾子已经列入国家保护动物。獾子肉虽没吃,但勾起了知青时熏獾子的记忆。
知青那时还不讲保护野生动物,能逮住山兔野鸡什么的那是能耐。但在老乡眼里,不下地干活儿,整 “外国六”(当地话就是不务正业)也不光彩,熏獾子是偷着去的。
山上洞子多,但不是洞洞有獾子,獾子通常都远远地猫在僻静的山沟里。也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熏獾子,熏獾子的最好时机是等獾子 “上了秋膘”。
头好几天,二哥砍柴时就 “踩准了点儿”。那天后晌干了阵子活儿,“歇蹦儿” 时,跟队长说 “上老爷岭帮工,早走会儿!” 我们爷儿仨顺道扭头儿就进了山。
秋天的山里静悄悄。
时断时续的 “蝈蝈 —- 蝈蝈” 越发显得静谧。脚下不时飞起个蚂蚱,让人心旷神怡,一气走出 4—5 里地,也没觉得累。又翻了个山梁子,爬向阳坡一个大石砬子。
拨开草棵子,石砬子下方露出来一个约莫直径二尺的洞。二哥竖起食指,在嘴边做个 “别出声 “的手势,割了些半干不湿的蒿子塞进洞里,还掏出几个干辣椒插进蒿子里,挨着又续了些道边检的干柴草。最后抓了些细软的干毛毛草在洞口点着火。摘帽子一扇乎,烟火顺势钻进獾子洞。看着烟直往里抽,就留下二叔封堵洞口,带着我赶紧望山后爬 — 看哪儿冒烟,那就是獾子洞的后门儿。
眼瞅着冒烟儿,在背坡一大石砬子下边找到了洞口,赶紧搬石头挖泥土堵死。让烟都憋洞里,也防止獾子溜后门跑了。獾子洞口都不大,好封,三下五除二堵死了。转回来看二叔,他也早用碎石垒住了洞口,正在用泥土填塞石头缝。二叔说得留些缝儿,留着既能往里吹烟儿,獾子还跑不出来,也给它留点儿逃生希望,引诱它往洞口这边跑。
看看都利索了,二哥说 “家走!睡觉去 — 明儿个再来”。我还担心,想在这看着,怕被别人捡了便宜。二叔说,放心吧 — 山里没那么个厌恶人。
一路上,就听二哥二叔他俩唠扯往常熏獾子的经验。
这还真是个技术活儿,柴草多了烟火过大,洞口堵死不透空气,獾子就会被熏死在洞里头。爬洞里头取猎物不但危险而且费事。洞深,往往找不着猎物,归了齐白熏; 熏不透,獾子还活着,一扒洞,往外一窜,不咬人也吓你个半死,落个白忙。
会熏的高手,烟火烧得恰到好处,獾子一发现洞子里有烟火先往 “后门” 跑,发现 “后门” 堵死再掉头回来,已经被熏得迷迷糊糊。又往洞里头钻,呛得越来越难受,才拼命顶烟儿往洞口跑,洞口堵住出不来,就会慢慢地憋死在洞口附近……
第二天,起大早趁着还没上班,就赶快先去收获结果。
扒开洞口,果不其然,一个尖嘴粗毛的东西熏趴在洞口。拿棍子捅咕几下,没反应,确认熏死了,双手攥住尖嘴,不费吹灰之力,就拽出个褐色的 “小胖猪”。毛呼呼二尺来长、四肢粗短,胖得滚瓜流圆,装进口袋里就轮流背家来了。獾子祸害庄稼,小学时学的课文《少年闰土》 ,鲁迅先生写偷瓜的猹就是它。
下班爷儿几个都去了二哥家,剥了獾子皮,开膛破肚,剔出几块 “红肉” 包了饺子,大多是白花花的肥膘,剁成丸子块儿装坛子里,封死埋在院子里。二哥说是“化油留来年治病”。 獾子油可是好东西,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润肠通便,驱寒祛湿。尤其是治烧伤烫伤一抹一个好。
(14)狐狸抓鸡交任务
我们那山沟穷野兽可不少,农家院子里来个狐狸什么的常事儿。狐狸来了鸟悄儿没什么动静,但被抓着的鸡却拼死地抖落翅膀子,没命地叫唤,那声嘶力竭地哀鸣,满世界都能听见。
有一年夏天狐狸抓鸡吃上了瘾,每天都来。村民岂能坐视?鸡屁股可是咱贫下中农的银行,全指望每天下几个蛋换两个现钱,哪能轻易便宜了狐狸?家家严防死守,插紧篱笆抬高院墙。但是,防不胜防,十几户人家像羊粪蛋一样,哩哩啦啦散落在山沟里,聪明的狐狸总能找到破绽。今儿个拉张家的,明儿个抓李家的,还挺公平,也守信,到点就来,每天就抓一只,一只也不多抓。
那天上午,正在东山坡铲地,就听嘎-嘎-嘎-嘎 鸡的哀鸣准时又起,玉山二哥直起腰,顺声看了一眼,轻描淡写地说:“今儿个,轮到老郭小云子家交任务了。”
“交任务” 是那年头的官话,就是大队或公社上级任务摊派,村民必须无偿提供。
一万吨水养一万吨鱼
我们是 1968 年 9 月底下乡的,那时的生产队长是李桐生大爷的三儿子李永吉。
他干到年底就下台了。接下來是個二十郎当岁的年轻队長刘老贺,率領我们全队学大寨。有一回年轻队長参观回來,晚上开会给我们传达经验。說人家那旮瘩搞得可好了。大伙就問 “能好到哪儿去啊?快說說。”
他不慌不忙地扯下小半张报纸撕卷烟纸,先折叠,刺啦刺啦撕成些一寸宽的长条子,又折叠,再撕成两寸多长的纸条子,都撕完了,才拿起一条,剩余的揣兜里。
有人等急了就嚷嚷 催他快说。听到有人催 队长越发绷起来,不慌不忙 地从兜里摸出个自家缝制的绣花小黑布烟口袋,捏了一捏烟末,均匀洒在纸条上。拿纸条的左手熟练地中指自然下凹,其余三指凸起聚拢,右手上去捏住纸头顺势一卷,三卷两卷就卷了颗烟卷。伸出舌头顺着没卷死还张着嘴的 “烟卷” 缝一舔,熟练地转了几个圈儿沾牢,掐去 “烟卷儿” 尖上凸出多余的纸头,叼在嘴里,又手插兜里好像是要掏火柴。陈大爷闺女 妇女队长 “二胖子” 骂了句“瞅你那个德性儿! 还拿扭起来了 — 你倒是快说啊?”
队长笑嘻嘻地瞥了一眼二胖子 , 扭头哈腰凑近刘大爷端着的烟袋锅对准,刘大爷心领神会,紧吧嗒一口,他趁势对准那泛红的烟袋锅,紧嘬两口,对着了火儿,转过脸贪婪地狠狠吸了一口, 旁若无人地闷了会儿, 吐出口长烟儿, 抹搭抹搭嘴才說 “人家那才叫学大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先挖了一口大方塘……”
有人问 “大方塘能多大啊?” 队长回答 “挺老大了, 这么说吧 - 方塘里盛了一万吨水,还养了一万吨魚……”
屋子里頓時蛐蛐起來了 一片吵杂。忽听有人喊: 我的妈呀!一万吨水养一万吨魚? 那还不挤个吱哇乱叫啊?
老嫂子当年很是标致苗条,没有这么胖。这几年日子好发福了。我去时,她刚摘了半筐芸豆角,说今年天旱,树上没挂果,这点儿豆角儿你拿着吧!还和当年一样的实惠,还是那么真淳。
照片上可以看到她家有了冰箱,缝纫机,地面也换上了水刷石砖。要给我的芸豆角儿就在那筐里。永林老哥生前是公社供销社的店员,吃皇粮,他家是我那山沟的富裕户。
(13) 死驴驹子煮了吃,汤驴肉集上卖
有天晚上刚掌灯,爷儿几个正靠行李扯淡,饲养员李大爷拎着马灯进来了,说头晌下的驴驹子死了!二叔问埋了吗? 回说队长让扔后沟了。言者无心闻者有意,正饿的眼儿发蓝,等饲养员一走,我们就串掇二叔,想法把死驴驹子找回来弄弄填肚子。
还没开春,冻天冻地,野外光秃秃。顺着后沟瞎摸,十来分钟就拖回来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死驴驹子也顶只小羊。没吃过草料的驴驹子内脏干净,连毛都不用退。洗吧洗吧,卸开扔锅里,二叔从牲口棚擓来半碗大粒儿盐撒上,倒两桶水盖上大锅盖,抱来柴禾点火就开炖。
小驴驹子肉嫩焯,开锅就烂,没多大功夫满屋子热气腾腾,“香味儿” 荡漾。早等不及了,哥儿几个伸手就撕扒,蘸着盐花美美地饕餮了一顿。吃得差不多了,二叔撩开炕席,撅了根席糜儿,剔完牙花子,往棉袄大襟上抹了把手,看着 “锅剩儿”, 说还挺香,这要拿集上卖个好 “汤驴肉”!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汤驴肉,也没赶过集。就哄哄二叔带我们赶集去开开眼。他装模做势地掰手指头掐算,说南北二集,南集逢一逢七,北集逢三逢九…… 明儿初七正好南集,要去头遍鸡叫就得走,三十多里路呢!哥儿几个立马钻进被窝儿睡觉。
稀里糊涂也没听着鸡叫就被吆喝起来了。
满天的星星,迷迷糊糊跟着二叔就走。踉踉跄跄走了两个多钟头东边才见鱼肚白。二叔那天还扎古扎古,穿个复员军人的扎杠黄棉袄,肩着钱褡子里露出半截秤杆。右胳膊挎筐,双手合拢囤袖,嘴角儿叼着报纸卷的蛤蟆烟儿,迈着方步,不紧不慢地吧嗒着……
我赶快抢筐过来,学样囤袖挎着,没走几步就感觉挺沉。远路无轻载,筐里蓝花家织布蒙的 “汤驴肉” 少说也有十来斤。想二叔挎了一道不声不响,脸有点儿发烧,赶紧跟二叔逗话儿,吼歌:
东方红,太阳升
爷儿几个赶集不出工……
说笑着赶路快,大老远就看见迎面河沿儿那边人多起来,二叔说那就是集,集原来就是大家伙聚一块儿买卖东西的地场。
做买卖的都顺着冰河沿儿,摊儿摆的哩哩啦啦,集上也不像现在卖什么的都有。迎面蹲着几伙破棉被捂着卖白菜, 萝卜的。挨着排几口大皮缸,大缸套小缸, 缸之间隔着秫秸. 卖缸的囤袖儿跺脚靠缸沿上也不吆喝。再往里辍着几领卷成卷的炕席,看着格外雪白,二叔说那是硫磺熏的 – 不结实.
紧挨着是几摞荆条编的粪箕子,还有棉槐条子编的土篮子,柳条筐…… 那边还围个苫布架口大铁锅,炸油条的戴个毡帽头儿, 腰间围裙油渍麻花,正双手抻着面剂子下锅炸油条呢。那围裙肯定从来也没洗过,只有围裙边沿儿还能看出白地儿。
小吃摊儿边上蹲着个吆喝冻秋子梨的;挨着卖冻秋子梨的吆喝马莲粉,吆喝冻豆腐;穿杂着提篮小卖,吆喝花生,瓜子,糖葫芦,大叶子蛤蟆烟儿…… 老远对街还有个铁匠铺,活儿真不少,打刀打镰打斧子掆镐头,还拴着牲口看样管挂马掌儿什么的。
最魅人的就是那满街筒子弥漫 荡漾着的炸油条味儿了。
二叔一嗓子 “汤驴肉 — 来!” 立刻就被围上了。
蒙布揭开,马上有人问 “怎么卖?”
那年头吃货少,逢年过节杀猪宰羊的也不多。大牲口更得有屠宰证,百姓平时很难见着肉腥。你剌半斤他秤一块,也就半个时辰,骨头渣都没剩下。
爷儿几个皆大欢喜,擦抹擦抹手赶集。
东张西望,从东看到西,没发现什么稀罕物,折回来,再挨着个儿看过去,来回篦了几趟 “集”,也没买什么。
二叔说找个地方吃饭!卖了十块来钱呢 – 得花了它。
看铁匠铺西头儿有个卖豆腐脑儿烧饼的,爷儿几个就围过去痛吃了一顿。抹抹嘴儿觉得不过瘾,可是,实在吃不下去了,就把剩下五块来钱又秤了一捆油条挎着,说着笑着,打着饱嗝就赶忙往回赶 — 都晌午歪了,回家还有三十多里路呢。
(12) 小北沟的跳蚤
我们小北沟在三山中间夹着的那个看不见的凹兜里,照片是 2015 年我站在距离小北沟还有二里多路的沟口拍的,去那儿得一路上坡。
后一副照片是小北沟屯子后通往锦县的路。过了那个坡北走二里路向东拐不远就进入锦县小井沟地界了。
当年的青年点没了。只留下了草莽深深。我们 1968 年 9 月末去时没有住房,六个男生和饲养员李同生大爷挤住在队部里间,队部下坎正对着牲口棚,养着十头毛驴子和一匹马。
一九六九年春就在这儿沿着山坡抠走了山皮土石砬子,就着斜坡盖了青年点。据说我们走后 又来过 10 个知青 。一九七七年知青都走后,“散社”(就是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散了)时青年点儿的房屋也被分了, 有人拆走了门窗石料,拉去盖了自家的房屋,现在这里连废墟也没剩下。
当时青年点后山墙多一半坐进石砬子里,从背靠的大虎山坡下来,一步就能跨上我们房顶。
当年我们青年点的墙壁就类似这是样用石头垒起来的。没勾灰缝透风,冬天的后墙挂霜,锅台边的水缸冻成了冰窑。我常戴着棉帽子睡觉。
夏天蚊虫多,叮咬得难受,每天傍晚都得点燃半干不湿的蒿子,再撒上点跟保管员要来的 666 粉或 1059 农药关上门窗户熏蚊子,熏一个小时以后,再敞开门和窗户放烟,估计放得差不多才敢进屋睡觉。蚊子叮咬暂时解决了,但是,最可怕的是跳蚤。
我常常被跳蚤咬的浑身是包,夜不能寐。时常清理炕席底下以后再撒点儿 666 粉,实在抵挡不住跳蚤的猖狂叮咬,就往身上抹 666 粉……
那一带的知青都被跳蚤咬过,但很多人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个可恨的小东西。晚上睡觉最怕跳蚤咬,睡觉死的一宿就可能被咬了几十个包,腰上的包有玻璃球大,胳膊腿脚背上的包包也有豆粒大。跳蚤咬的包包无论大小都痒极了,根本挠不过来。双手挠在炕沿上蹭都不解痒,刺痒得钻心;要是睡觉轻的,这一夜就根本不可能睡觉,咬得你腻味心烦,抓耳挠腮,一宿在炕上翻过来掉过去地烙大饼。
最令人沮丧的是被咬了一个多月了,咬得体无完肤,却还没见过跳蚤什么样。小北沟只有十八家人家,我们去的 1968 年还没通电,晚上点煤油灯,两盏煤油灯也抵不上一根蜡烛亮。因此要借煤油灯的亮看到跳蚤再捉拿跳蚤是根本不可能的。据说跳蚤是动物界的跳高冠军,它不用助跑原地弹跳的高度甚至可达自己身高的一千倍!它一边吸血,一边运动。别看它只是个还没有芝麻粒儿大的小黑点,但一只跳蚤就能连续在你身上咬出几十个包!
更可恨的是跳蚤咬人居然挑着咬。我们六个兄弟睡在一铺炕上,可是跳蚤专门重点就咬我们四个,你说怪不怪?
最开始我们治理跳蚤的方法是揭了炕席扫炕。其实炕席底下干净得很,除了沙泥抹的炕面什么也没有,连灰尘土末都扫不下来,根本就没什么好扫的。 把炕席卷起来,抱到门外,可劲儿地敲打,再铺上,觉得该睡个好觉了,可是后半夜,又开始咬。 咬得没办法睡觉,就跟队长申请,要了些 “666 粉” 往炕席底下撒,那也不管事儿;就下狠心 干脆往身上抹 666 粉,抹得腰腿阙白,明知道那玩儿意儿有毒,不能接触身体,可总比挨咬强啊。
直到 1969 年夏天,下乡快一年了,我才跟农民老大爷学会了抓跳蚤。抓跳蚤其实不是抓,也不是捏,而是按。但是有条件,必须是穿单衣季节,而且是方便手指捻压的腰身、腿脚、胸肩部位。有些体位也适合按跳蚤,但是得看场合,当着大姑娘小媳妇,你手往裤裆里伸也不是个事儿。
按跳蚤是有技巧的。当你感到哪儿突然发痒,千万别动,确认部位后,立即食指尖舔点吐沫,悄悄准确地对准那儿,猛地按下去。如果感觉隔着单裤或背心布层,手指头按住了什么,那就是按到了跳蚤。这时必须像捻绳子一样,按着跳蚤的手指头隔着布面在皮肤上来回搓,即便确认搓断了跳蚤的胳膊腿,甚至搓死了跳蚤也先别松手,这时的正确做法是:伸进另外那只手,用拇指食指将不动弹的跳蚤捏出来。按跳蚤,一定要用湿手指头肚,千万别忘了手指头沾点儿唾沫,因为好几次 ,我手指头没沾唾沫搓跳蚤,眼见着被碾压干瘪的跳蚤,在眼皮底下神奇地一蹦无影无踪。
一旦抓住了跳蚤,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惩罚这个可恶的精灵了。最解恨的就是把跳蚤扔灶坑火中听 “响儿”。随着跳蚤被扔进去,传出“噗儿” 的一声,真是解恨,感觉身上顿时也不痒痒了。
学会了捉跳蚤,不等于消灭了跳蚤。天热了,跳蚤更多了,防蚊子的同时还得防跳蚤。
农村家家养狗,猫狗身上跳蚤特别多,村民就管跳蚤叫 “狗虫”, 狗简直就是跳蚤携带者。因为怕跳蚤,有时都不敢去村民家串门。即便有事儿非去不可,也是提心吊胆。一进院就会感觉到跳蚤往腿上直蹦,尴尬地禁不住像犯神经似地抖落裤腿。明目张胆地抖落裤腿还怕贫下中农笑话,说你没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嫌他们埋汰。
贫下中农可能都适应跳蚤了,好像根本就没感觉他们怕咬。听一位公社卫生院的大夫说,人能适应跳蚤咬,但适应期有长有短,有人甚至得忍受八到十年被跳蚤咬才不觉得痒痒 — 这不要命吗?
大夫又说,跳蚤最多只能跳一米高,搭吊铺与之隔绝也许能防御跳蚤, 感觉这是个好主意。回到生产队,立即想法借粗绳子木头板子搭吊铺。两块窄板做前后横担,再搭上四块一尺来宽的板子做床板,挨排捆绑结实,用粗绳子搭房脊檩子上垂下吊挂床板,吊起来估摸离地一米高,铺上被窝就是吊铺。
虽然跳蚤蹦不上吊铺来了,但自己下铺也可能带上跳蚤来,所以每次上铺前都要认真抖落裤腿,确认没有携带跳蚤,才敢上铺,后来干脆衣服裤子就脱在铺下。
睡吊铺预防跳蚤效果明显,但风险也来了。上下吊铺前后左右晃得厉害。睡觉有时不由自主地翻个身,弄不好就可能掉下去。但想想还是比挨咬强,就豁出去了,冒着风险也睡吊铺。好在虽然我睡着了夜里也常翻身,翻身吊铺也剧烈晃动,但能立即醒来,不至于稀里糊涂翻落地上。而且随着翻身,还能立即接着继续睡,从来不失眠。
(11) 天地良心 当年乡亲们如何给知青记工分?
下乡了才知道,生产队山坡地 “起地瓜”,并不像下乡以前看见过的那样:农民老大爷抡起大镐在割去了红薯秧子的红薯地垄台上一个人刨,而是几乎要出动全生产队的几十号社员,套牲口拉犁杖像犁地似地满山坡地趟。我以前见识的是小家小户自己栽几垄地瓜,百十棵秧子,而生产队的地瓜是满山坡几亩地的栽,起码得栽够全队百十口人分的。
“起地瓜”就是收获红薯,“起地瓜”是我们知青插队那一带老百姓的习惯说法。同样 “起土豆”“起花生” 就是收获马铃薯,收获花生。但是,并非收获什么都叫“起”,大概是从土壤里往外弄的都用“起”。但从上往下采摘的却叫“下”。比如摘梨,摘杏,摘苹果,采摘芸豆,当地叫“下梨”“下杏”“下苹果”“下豆角”。可收割庄稼叫“割地”(割发音 ga 三声)。用割 ga 的,还有 ga 草 ga 高粱 ga 苞米 ga 豆子 ga 谷子,镰刀割破了手也叫 ga 手了…… 但是,也有例外:就是所有这些生产队出工干活都叫“下地干活”。
“起地瓜” 以一副犁杖为单位。在前边扶犁赶牲口趟地瓜的通常是有经验的老农,后边再跟一到两个挎筐猫腰捡地瓜的 “半拉子社员”。捡地瓜的,捡一筐就挎到地头或不碍事儿的地方,归拢成堆,接着再捡…… 如此反复,一干就是一天,当然中间也 “歇崩儿”—– 休息,吃晌 — 吃午饭,喂牲口……
跟犁杖捡地瓜这活儿,屯落里都是 “半拉子” 劳动力(只能干粗活, 挣整个劳动力的 2/3 公分)或是十三四岁小闺女干的。我们刚下乡时,正赶上秋收,队长却派我们几个男生也跟在犁杖后边拣地瓜。
与我们一起出工的那些个十三四岁小闺女都是一个人跟一付犁杖,队长看我们知青初来乍到,细皮嫩肉地不像会干活儿的样,就派我们两个大小伙子跟一付犁杖捡地瓜。
听队长分派我们大小伙子跟半拉子劳动力十几岁的小姑娘干一样的活儿,我们几个都像受了奇耻大辱。有的同学就去找队长理论,说我们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要和社员干活一样。队长听了咧嘴一笑,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慢慢来,抻着干”,并不多作解释, 就忙活去了。
那时的生产队长都不脱产,跟社员一样干活,而且还得比社员多出力干。我们几个很无奈,只能憋着气,分头俩人一伙拎着筐去找自己该跟的犁杖。
几副犁杖在地头早已拉开距离,分垄排开架势。扶犁的大爷举鞭子一摇晃,喊声 “驾!” 拉犁的老驴就在吆喝声中,不紧不慢地迈开了四个蹄子,闷头拉着犁缓缓地铧开了垄台上瘠薄的黄土,把一颗颗一乍多长胖瘦不一的红皮地瓜,从泥土中翻出来,散落在垄台上。
那地瓜,有的圆咕隆咚像个球子,直接滚落在垄沟里,更多的像半尺多长胖乎乎的粗茄子,横七竖八地躺在泥土中,还有的只露出少半截剩余大半藏身泥土中等着你接着 “起”。
我们的活计就是紧跟犁杖,把所有犁杖翻出来的地瓜快速地捡到筐里,统统捡拾干净,归拢到不碍事的地头。犁杖犁翻一垄,我们就要马上把犁出来的地瓜捡干净,以便扶犁的大爷犁到地头马上折返接着犁下一垄。捡拾慢了,已经翻出来的地瓜就可能被迎头犁回来的犁杖犁翻的泥土掩埋,影响进程。
开犁第一垄,我们几个大小伙子连跑带颠地总算还能跟上趟,甚至有空儿还时不时地与同伴显摆比试谁拣的地瓜个儿头大。 可是,回头第二垄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反复地弯腰直立,直立弯腰地捡拾地瓜,再挎着满筐几十斤重的地瓜送到地头。无休止简单机械的重复那么几个动作,渐渐地就喘气不匀,气喘吁吁了。
指甲缝早已塞满了泥土,涨得难受,手指肚磨红了,像破了一样生疼,腰酸背痛,猫腰更费劲了。看同伴也早已龇牙咧嘴,叫苦不迭。但眼见着犁出来散落的地瓜越积攒越多,再偷看临近的那几个半拉子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却胸有成竹 麻利地始终跟在犁杖后边,有条不紊地捡拾,一步不落,更加心急火燎。只能强忍酸痛,咬牙鼓励同伴加快动作,屁滚尿流地总算在犁杖返回时也捡到了地头。
折返再捡第三垄时,累得我真地直不起腰来了,一屁股坐在地上,所有的怨恨都集中在哄驴扶犁杖的老农身上。心里嘀咕:你这是忙什么?你不能赶慢点儿吗?你感情赶着毛驴子不知道累了!那几个同学可能也都跟我一样,几个知青干脆坐在垄台上,吭哧吭哧地往前蹭着捡地瓜。还没捡到一垄中间,眼见着犁杖就要到地头了。一旦犁杖调头回来,翻出来的地瓜就会被土埋上,这活儿也就没法接着干了。扶犁杖的大爷看我们那个狼狈样,扭头招呼跟在另外几具犁杖后边的那几个小姑娘:” 你们那边先停停! 过来帮帮学生,先把这边的捡干净了,要不我没法下犁杖了。”
那三位十三四岁的小闺女应声就放下自己的活计,噌噌地窜到我们跟的犁杖后头,两手上下翻飞地捡拾起来,不一会就与我们几个面红耳赤的大小伙子接上了头,我们还未来得及道声谢谢,小姑娘们就转身返回她们跟的犁杖后边猫腰忙活去了。再往后,就是每回那几个小姑娘都撂下自己的活计,跑过来帮我们捡拾半条垄,就这么着,那一天六个大小伙子在三位小姑娘的帮助下,总算熬过来了。
收工路上,我们几个硬挺着腰板,说笑着佯作轻松。一回到青年点,就龇牙咧嘴摊在了炕上,连饭也懒得吃。有人喊吃饭时,硬是爬不起来了。
颜面尽失的我,不知怎么想起了谁说的 “老母猪还愿,俩不顶一个”,自言自语念叨了好几遍。这一天,我们几个城里来的大老爷们儿真地败了,楞是俩不顶人家农村没念过几年书的十三四岁的小姑娘一个!
想想老人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教诲,琢磨琢磨还真是在理。刚下地时还曾跟队长唧唧嫌人家小看自己呢,看来自己是真的不自量力。暗暗佩服队长派工有经验。要是吩咐我们几个男知青一人跟一副犁杖,那洋相可就出大了。
吃过晚饭,掌灯了,队长上队部来吩咐记工员给全队社员记工分,我们知青就住在队部里,听得明明白白:队长一一喊着社员的名字,报着今天都派他干的什么活,该记几个工分,男劳动力都记十分,女劳动力记 8 分,小半拉子记 6 分。我们几个暗自心思:我们知青连小半拉子都干不过,还不得记 5 分啊?可听报到我们男女知青名字时,队长分明说:学生 —– 男生都记 10 分,女生记 8 分……
听得我目瞪口呆,渐渐地面红耳热起来。给我们的可都是生产队好劳动力的最高报酬啊,我们值吗?可是,我们谁也没吭声,真尔且真地听着帮助我们干了大半天活的那三个小闺女,都被队长给报了最低的 6 分 — 天地良心啊!
(10) 当年刘大爷家的冰箱
1970 年傍年跟儿的一个清早,夜里刚下了雪,冰天雪地的没法出工了,正发愁上哪儿踅摸点热乎吃的呢,刘大爷招呼去他家喝粥。
那粥没什么出奇的,就是热气腾腾的苞米面疙瘩汤,出奇的是,喝着喝着发现疙瘩汤浮头分明漂着几叶嫩绿的菠菜。
那年头没什么菜,尤其冬季。我们那一带,过冬了,人口多的殷实户才有菜窖,窖藏千八百斤萝卜白菜;讲究人家炕梢码一小垛白菜,院子里埋几十个棵萝卜,吃一个刨出来一个;一般人家就是腌些苤蓝疙瘩,青萝卜,汥一缸酸菜。
当年连塑料布都稀罕,不可能有塑料暖棚。更不知道什么叫 “反季节蔬菜”,就连城里人过冬,绿菜都少见。 神了,冰天雪地的哪儿来的菠菜呢?
(现在小北沟最阔绰的院子,摄于 2015 年秋 刘飞的背影)
听我发问,喝完了疙瘩汤,刘大爷笑眯眯地领我到院子里,把靠南墙掇着的那垛秫秸翻开几捆,抖落掉积雪,扒开里头密不透风的秫秸叶子,露出了秘密:
除了几棵菠菜,还夹着一小绺绿油油的香菜呢。
我恍然大悟。“各村的地道都有许多高招儿”。
贫下中农智慧啊, 那秫秸垛就是当年北沟刘大爷家的冰箱。
骑驴骑屁股蛋儿 骑马骑裆巴间儿
我小时特别别羡慕解放军。尤其听 “小喇叭” 袁阔成播讲的评书,说解放军叔叔有个骑兵,他骑的那匹马跑得特别快,叫“草上飞”,他挥舞马刀砍向敌阵,就如同分瓜切菜…… 我羡慕了一个学期,上课也琢磨着那是何等的英武?他简直威风八面。
知青插队第二天,我起早就奔队里的牲口棚,一看全是毛驴子,心里凉了半截。问饲养员大爷咱们生产队怎么没有马?回说有匹辕马栓在后槽。咱们北沟都是山坡地,上不去大车,倒腾个什么,全靠毛驴子驮,再者说了,养活毛驴子多省料啊?
我转过去,看到了后槽拴着的是一匹瘦弱的老枣红马,还分槽饲养,知道金贵,就没敢逗弄。
几天后,瞄着饲养员前脚回了家,我后脚就拉出条大灰驴,连推带搡把它弄到房后,想顺着通往后沟的毛毛道儿遛遛。
好歹我刚爬上驴背还没吆喝,这厮就撒开蹄子往山坡上跑。我赶紧搂驴脖子,趴在它背上,可别把我颠哒下来。
毛驴子这东西欺生,它不知道我是来安家落户的知青,根本就没安好心,非要把我弄下来。狗日的趁我还没骑稳,先是疯了似的尥蹶子,看我死死地搂着它脖子没掉下来,就转头奔向一棵老杏树。那树长得像黄山迎客松,虬枝低垂,几欲接地,秋叶红黄,斑驳陆离。
大灰驴好像瞎了眼,直奔那棵树狂奔,眼看就要撞上了,我恍然大悟:这厮的狼子野心,是想它自个从枝叶底下钻过去,让低垂的树枝刮我个仰八叉。
我赶忙屁滚尿流翻身落驴,幸亏落叶垫底没跌个鼻青脸肿。
哼唧哼唧爬起来,看那毛驴子不但没跑,还等在树那边挑战似的扇乎着兔子耳朵,两眼睦耷睦耷小瞧我。我气不打一处来,偷偷四望无人,也没什么害羞的,就两步凑到它跟前,搂住驴脖子又挣扎爬上去。
我刚附在驴背上,它竟然扭头,不紧不慢地碎步悠然蹈踏着转向了下山的毛毛道儿。 我直起腰思谋:这狗日的可能自觉方才暗算人不仗义,非常十分不落忍,这回可能要对我好好表示表示,就矫正了坐姿,准备模仿骑兵,耀武扬威起来。
哪曾想,刚举胳膊摆 pose,这厮突然发力,奔腾跳荡 ,飞也似地死命冲下山去。
吓得我球衣都凉了, 俯身搂紧驴脖子,声嘶力竭地 “吁 — 吁 – 吁吁吁” 叫它慢点儿, 站住。
狡猾的老驴又狂奔了几步,突然来了个 NBA 似地缩首疾停,借着惯力,把我结结实实地尥倒在毛毛道儿边上的山枣棵子里。
弄得我满身栆刺动弹不得。呻吟着玩味起最高指示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接受再教育…… 唉呀我个亲娘啊!这么点个小山沟沟,十几户人家,连卸磨就该杀的草驴,道行都如此鬼神莫测,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习做人,还有什么委屈的?
遂洗心革面,从此夹着尾巴务农。
(9)夜空升起的信号弹
知青时有好几个事儿至今没掰扯明白:其中一个就是哪儿来的信号弹?
1969 年夏天,收工后去大队拿信。生产队收工都看日头爷,太阳落山回来,吃了饭基本天就暗了。傍黑赶三,四里路到大队拿信再耽搁一会儿,往回赶已是夜里九点多钟了。路边是高粱棵子,黑黝黝往上窜着拔节,不时传来几声夜猫子叫,更加胆战心惊,感觉心口儿突突地,诈着胆儿加快脚步紧往青年点赶。
约莫到黄砬沟口了,尿急,想憋着等看到北沟灯光时再方便,可越紧赶越夹不住尿,只得站路边,正对着草棵子方便,眼睁睁地看着鸟儿悄的沟里明晃晃地升起了一颗信号弹! 豆绿色的,贼亮,拖着一弯靓丽的弧光不紧不慢的滑落沟里,惊得我目瞪口呆,霎时吓没了尿。空气都凝固了。“有阶级敌人!” 就撒腿赶紧跑。
回来报告队长,他们说也看见了。那天大队还组织了民兵搜山,可忙活大半夜什么也没搜着。
过了年,我调到了公社保卫组。那天夜里正看书呢,来了电话,姚屯治保主任老 T 说后沟发现信号弹!已经组织民兵去搜。
马上报告了领导,并通知周边大队增派基干民兵合围。我们几个也骑车子赶赴现场。几个村,几百号民兵,围着山,篦头发似的篦了半宿,兔子都没看着。
哪儿来的信号弹呢?那时坚信阶级斗争尖锐复杂,阶级敌人时刻在活动。周围公社搜出过大洋,刺刀,账目什么的,可是为什么信号弹的案子就一个也没破呢?
有说是苏修特务在打信号联系。到我们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联系个什么劲儿啊?有人说是国民党潜伏特务扰乱民心。那时老百姓可老实了,领导说什么是什么,谁也扰乱不了。枪就明晃晃的挂在大队部墙上,出来进去谁都不大理会,要搁现在……
更奇怪的是:为什么一九七零年以后,信号弹就绝迹了呢?
(8)一顿粘饽饽 终生未了情
“狗舔鸡巴自吃自” 造了四碗忆苦粥
插队第二年秋,知青开始 “狗舔鸡巴 自吃自”(必须承认我们那一带老百姓的造句天赋,八零后们造的“然并卵” 功夫差远了)
“狗舔鸡巴自吃自” 现在时髦话就叫 “政府断奶”,当时是不再为知青提供商品粮,知青下地干活挣多少吃多少.
1968 年下乡那年,开始政府每月供应知青 40 斤毛粮 – 带皮的高粱苞米什么的,1969 年秋,知青就自食其力,凭劳力挣 “工分”,挣多少工分,分多少 “红”,地里长什么就分什么,吃什么。
地势平坦有副业的屯落,起码不挨饿. 还能有点儿菜吃。我们那山沟,看似也挺好,山沟坡地有果树,可村小杂姓多,家族不睦,扯皮不断, 异姓轮流执政,当队长的朝不虑夕,互相拆台,农活儿都撂荒了.
地里产的粮食不够分口粮,就 “吃返销粮”.
每月都是大伙儿齐钱,队里套车去国家粮库凭 “返销粮本” 社员叫 “吃政策本” 买返销粮.
那年头 “吃返销粮” 也不是什么光彩事儿, 南北二屯,爷们儿见面,问道起来队里吃返销粮,自己都觉得跌份儿,抬不起头来。听说吃返销的屯子,年轻人都没人给说媳妇儿.
知青大小伙子本来就能吃, 一天一斤多毛粮, 没个菜,葱叶子蘸盐水, 几个大老爷们儿围多半盆 “戴帽高粱” 粥(浮头一层黑壳子杂交高粱熬的粥。杂交高粱较传统高粱产量高,但极不容易脱粒,磨出的高粱米多带壳)没喝上几碗早已盆干碗净,顿顿舔嘴抹舌。
那天下午大队又开 “忆苦思甜” 会,叫我们知青下屯子大队小学开会,接受再教育。我正坐在教室墙旮旯闭着眼睛迷迷糊糊,忆苦歌声响了起来:
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忆苦把冤申
万恶的旧社会 穷人的血泪愁……
闻着伴随忆苦歌飘来阵阵 “香气”。嗅嗅鼻子撒目过去,抬上来两大盆苞米面菜叶子糊糊。
喝忆苦粥本该是下一个节目。忆苦歌儿结束喊完了口号
“不忘阶级苦 牢记血泪仇”
“打倒 XXX…… 打倒 XXX……”
群情激奋 就着气氛喝 “忆苦粥”。
我闲饥难忍,哪里还等得这压轴戏?本来没饱的肚子早咕嘟起来, 也顾不得体统,凑抢过去就擓了一碗,几口下肚,抹抹嘴儿,再擓一碗……
说实在的,饿急眼了什么都不难吃,我一气就造了四大碗。抹抹嘴儿,猛然觉悟,似乎有点儿造次了,就偷偷地溜了一眼前排坐的大队的官儿们,等着挨批。
哪曾想,大队革委会主任笑瞇瞇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 还夸我态度端正,觉悟高。
忆苦会上,我狼吞虎咽忆苦粥,被孙老云大爷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孙大爷和我毫无交情,我们五队在北沟,他老人家是二队老贫农代表,离我们北沟还有三里多地,平时很难见面,可一进腊月就捎来信儿,说他家包饽饽了,请我们几个学生去解馋。
收了工 ,哥儿几个打听着,找到了东沟孙大爷家。
他家门口河沟子里的冰早冻绝了底,一步一跐溜滑。低矮的石头院墙横着几枝 “老葛眼”(带毒刺的荆棘)。三间石头房,中间那扇窗户底扇镶着两块玻璃,其余全糊窗纸,房屋墙垛没勾灰缝。
听到狗叫,孙大爷奔出来,说早就想请请你们学生,也没什么好吃的,今儿个包饽饽了,快溜进屋。
开门就是热气腾腾,孙大娘呱嗒哒!呱嗒哒!正撅屁股蹲灶坑添柴禾拉风匣呢。寒暄几句,揭开门帘子进了屋。
饭桌子早就横在炕上了,孙大爷说不用脱鞋,快上炕。爷几个盘腿围桌子坐下,热汽腾腾的笼屉就抬了上来。
黄橙橙的粘豆包小馒头似的,个个点着红点儿。瞅准一个夹在碗里,端起来几口扒拉进肚,颤涟涟的一大海碗炖豆腐才端上来,又舀了一勺子豆腐,看得孙大爷哈哈大笑,说 “别急别急,候后有席……” 我嘴里含着热豆腐,面红耳赤地连连点头。
吧嗒吧嗒嘴儿,把吞在嘴里无法下咽,当屉布垫饽饽的杏树叶子吐出来。红着脸偷看了一眼正端着菜碗,往饭桌上的炖豆腐碗里添菜的孙大娘,像自言自语似地说:“真有点儿饿了”,顿觉吃相不雅, 自惭形秽。
孙大娘朗声一笑,说:“招呼你们学生就是来吃的,快溜吃!趁热吃。” 一海碗炖豆腐又推在面前。我也顾不得礼数,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一会儿就造了 8 个粘饽饽
(我偷着数了垫底的杏树叶子)还有两大海碗炖豆腐。
意犹未尽 还想吃,却无论如何也扣不上裤带了。
孙大爷的黏饽饽真香啊。
那是我记忆中最酣畅淋漓的美食,饱了我的肚子,暖了我的心,沁肺润腑回味无穷。
四十多年过去,我吃了东北吃西北,吃了华北吃华南,啃过俄罗斯大列巴,吃过小日本寿司 喝过意大利撒木嘎,造过扬基佬米粒尖…… 却再也没有什么美味能令我宽衣解带,那么大快朵颐了。孙大爷孙大娘 :天堂也有饽饽吗?
(“饽饽”,即东北粘豆包,多是小黄米面红豆馅。详见拙作 “包饽饽”)
(7)今儿过节 说说 1968 年知青第一年的中秋节。
那年中秋节 我们青年点的六个男同学,走了 3 里多山路下屯子 — 凑钱(每人一角钱,一两粮票)在大队小卖点儿买了 3 块月饼,对半掰开,啃啦 — 梆硬 — 但非常好吃,是青丝玫瑰核桃仁的,以后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月饼.
知青时的 打赌和 破谜语
民以食为天,总吃不饱就常在吃上做文章。有一年冬天夜里闲饥难忍,煤油灯下哥儿几个扯淡。玉宝老哥推门进来说屯子南头老坟圈子又闹鬼了,夜个黑介……
我饿得没好气,没等他说完就抢话,说净扯鸡巴蛋!哪儿有鬼?夜个黑介怎么地了?
老哥说你不信?现在你敢去吗? 我说有什么不敢?老哥说,你去不去谁知道?拿什么证明?
我说你跟屁股后头看不就捷了吗? 老哥笑了。说你糊弄谁啊?我跟你身后边?那不等于给你做伴儿壮胆吗?
那你说怎么整吧?我没好气地问。玉宝说坟圈子里有摔碎的瓦罐子片儿,你能捡两片儿回来就算你胆大。 我说黑灯瞎火地摸到坟圈子,肚子里食儿早没啦。下半夜我肚子咕咕叫唤怎么熬?你得补贴我点儿什么吃。 老哥说,都这时候了,三星老高了,我上哪儿给你弄吃的?
刚巧饲养员李大爷掀门帘子进来, 说你要真去坟圈子拿来瓦片,我保你有吃的。 玉宝才比我大两岁, 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李大爷有话我还担心什么?立马下炕穿鞋,噔噔噔一溜小跑,穿越树行子,爬过条子沟,进了坟圈子,就蹲在地上瞎摸。
天贼黑,阴风阵阵,也没个电棒儿(电筒),诈胆儿瞎护撸了一阵,好歹摸着了两块瓦片子,揣兜儿里,扭头就往回跑。直到听见屯东头宝章大哥家的狗咬,才放缓脚步,慢慢的喘匀呼气儿。
气喘匀了,哼着 “夜色花园里 四周静悄悄” 进了屋,交验瓦片儿,就赶紧问:奖励什么吃啊?
李大爷歪歪脖子,朝外间努努嘴儿。
掀门帘子,出去撒目着一盆底儿碎豆饼。有点儿明白了:是奖励我煮点喂牲口的豆饼吃。青年点的下坎儿就是牲口棚,圈着 10 头毛驴子呢。
就打你个蔫巴寻思的
耪地歇崩儿时,L 大爷讲了这么个故事。
说下地干活儿,男女搭配,出活儿不累!有年伏天,大姑娘小小子儿,一块堆儿在东大坑沤绿肥。码一层青稞子,垫一层土, 泼点水, 再码一层青棵子垫一层土,泼点儿水. 一层一层往上码…… 完了,上大泥,封严抹死。让被封在泥土下的青棵子发热腐烂,时间长了,沤成粪肥。
正干得欢实,那谁他大闺女二蓝子,猫腰一使劲儿” 窟嚓” 裤子裂开了, 大家伙儿都哈哈乐,指手画脚看玩意儿, 就老 Z 家二泉在那立着没咧嘴儿,人五人六儿地道貌岸然。
二蓝子恼羞成怒,提拉着裤子,气囊地就过来了。几个笑嘻嘻的一看事儿不好,怕挨挠扭头就跑。哪曾想那闺女也不撵,却直奔二泉那小子去了。到跟前一把薅住他脖领子,” 啪啪” 就是俩耳巴拐, 打得二泉直楞怔,捂着脸蛋子嚷嚷:你凭什么打我?我又没乐。
你听二蓝子说什么?
“打的就是你个蔫巴寻思的!”
破闷儿 “你肚儿挨我肚儿,你肚有我半截物”
-—- 荤破素猜
那黑介,爷儿几个仰巴行李卷儿上破闷儿。看他们轮班出谜难不住傻瓜乐力,L 爷吧嗒了口哈麻烟儿,往鞋底子磕哒磕哒烟袋锅子,扭身立在炕沿前,说我来个闷儿,谁要能猜着,明儿个管你顿 “媚配”(这俩字儿是听音儿 – 不知道怎么写,就是招待你一顿好吃喝的意思)。一听这话大家伙儿都精神了,坐起来围他跟前儿。他却故弄玄虚地不言声,不紧不慢地又装上一袋烟,点着,吧嗒两口,吐了口长烟儿,清清嗓子才说:
“听着!说 —-
你肚儿挨我肚儿,
你肚有我半截物。”
几个岁数大的马上都捂着嘴儿笑了。二叔说这个好猜,就怕青年儿学生没经历过。L 爷说,经历过你也猜不着,不信连你也算上。
二叔说,“我张口就来 — 不用猜,指定是办那事儿”。
L 爷说 “办哪事儿? 你个没出息的东 —- 西!成天就知道裤裆里那点儿事儿。你就不行涨点儿成色? 说你猜不着你就猜不着 “
“对了 — 我忘说了 — 这个闷儿,必须荤破素猜。”
见大家老半天也猜不着央求他快揭谜底, L 爷才得意地在鞋底上又磕哒磕哒烟袋锅子,说 “告诉你们吧—小磨儿。”
(5)书里夹的桃花瓣 — 知青搞对象那些事儿
(6)二哥娶媳妇 — 穷苦的农民怎么说媳妇儿
小北沟本来不应该穷,沟沟岔岔也很美。山坡上还有些果树。春风一吹 先是阳坡的桃花开了,接着坎上杏花,沟里梨花,坡上李子花, 房前屋后枣花… 漫山遍野的花儿一直开到秋。
就是生产队总也搞不好。前几天回去时二哥还说现在咱这旮瘩还是全乡最穷的…
一九七一年五月南坡种高粱。刘大爷扶犁在头里开垄。他左手拎起犁杖对准垄台猛插的同时右手鞭子一摇,两头毛驴子就撅屁股闷头开拉. 犁开的泥土顺势整齐的垄上翻花。跟在后边的陈大爷从左手拎着的柳罐斗中捏几粒种子,抬胳膊悠扬的一甩,种子就均匀准确地落在垄沟里. 取种挥臂的节奏就像开采石油的磕头机采油树,上下挥洒 合拍有致。
紧接着拿粪箕子 “滤粪” 的俺就没那么潇洒, 赶紧把拎在粪箕子里的粪土薄薄覆盖在垄沟里种子上, 又手忙脚乱地追赶陈大爷,猫腰躬稽,再装粪滤粪..
. 那时俺从种地就开始光膀子 “磨练革命意志”,球衣扎拢腰间,亮着一冬也没捂白的黑脊梁。
后面几个女的 “蹄窝子”,就是用脚趟土把犁开种好的垄沟儿再封土踩实。都戴头巾蒙个半拉脸,破胶鞋面绑着粗布鞋罩,鞋壳勒里能少灌点土。也有的柱个棍子,出洋相似的猫腰躬脊哈巴着腿亦步亦趋。艰难的趟土也没堵住嘴,不时爆出银铃般的说笑.
通常一副犁杖 6-7 个人。全队人马都哩哩啦啦散落在这山坡上。
歇晌发现放在地头褂子兜里的《小逻辑》中夹了好多桃花瓣儿。也没当回事儿 随手抖落了。那时候俺不知道搞对象. 跟女孩子说话还脸红呢。
好多年后聚会,有个大姐喝多了,话话扯扯 突然靠过来指责俺:“知道那谁为啥调走吗?!” 俺翻楞着醉眼莫名其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脸茫然。
“就因为你--狗屁不懂!”……
燕子忒小,要不说什么也得给你做媳妇儿
2015 年秋,送走了生养我们的最后一位老人,从十几年服侍老人困境中解脱出来的我,又回到了千里之外,养育我 4 年多的上松树沟小北沟。
山沟里,虽然还是那么僻静,年轻人都离家进城打工去了,住户甚至比我们知青那几年更少了,但老百姓的生活却好多了。老 L 家当院甚至抹上了水泥道,家家户户基本窗户下扇都镶上了透明玻璃,房上打上了灰顶,支着电视天线…… 再不像刚去时电都没有夜里点煤油灯了。
那时穷 房梁檩子上连椽子都没有 — 直接就铺架秫秸帘子。帘子上再覆盖些秫秸什么的,然后就上大泥抹。为抗雨淋,泥中都掺合铡碎的秫秸穰荠,合大泥里还得兑盐,说是盐卤泥抹房顶 “扛水” 不漏。
1969 年开春,Y 大哥家想抹房顶,买盐钱不够,跟我借了几块钱。那时知青谁兜里都有几块钱 — 家里带来的,那是爹娘给的,留做饿时买点儿什么吃,解饥荒的。
老秋了,有页天割高粱回来,Y 大嫂劫半道,招呼我去她家吃晌儿。端上来五六块苞米面掺高粱面饼子,一碗小葱拌豆腐。吃得正香,大嫂说那什么 — 好几个大闺女托我给你保媒呢……
我还没你这么大呢,就怀燕子了…… 唉,就是我家燕子忒小,要不说什么也得给你做(发音奏)媳妇儿!
把闺女给人家做媳妇儿,是屯落人感激到家的表达方式。
我估摸,燕子就是正趴在炕沿儿上,看我啃饼子的那个黄毛丫头。
穷人怎么说媳妇儿?
我们下乡的那个小北沟穷,很多人家娶不起媳妇,那一趟沟打光棍的很有几个。
屯落闺女大了,都张罗去外地找婆家,谁也不愿意嫁给本屯的。小伙子没办法,就得到更偏远更穷的地场踅摸媳妇。二嫂子就是二哥从边外领回来的。
其实二哥生得浓眉大眼 面如朗月,个头比我还猛,体壮如牛,一表人才,是当地拔尖的汉子。可就是那时家里穷,下边又有个挨着尖儿的弟弟,哥儿俩都急吼吼的等着谈婚论嫁,干瞪眼说不上媳妇儿。
倒是有几个姑娘家,架不住媒婆子花说柳说,派人骑毛驴子来 “相门户”,可一进沟看那家境,尤其是深入到核心问题彩礼,就没了下文。弄得他家老人见人都抬不起来。
二哥是个血性汉子,不听那个邪。他想人穷志不穷,我就不信好姑娘都认钱不认人。有一回媒婆子又提了个边外姑娘,二哥就留意,把那家所在地场打听了个详细。思谋了几天,自个有了章程,就瞅个空儿跟队长请假,说他老姑捎信让去一趟,转弯儿就去了边外。
跋山涉水走了两天还真让他找着了!
我们北沟偏僻,很少有人见过什么世面会办事儿,但二哥办事儿很有章法。先认准了门户,大大方方进门就单刀直入,说我是北沟的 XXX,来相亲!看我像条汉子,能支起门户,养活你家闺女,就让我俩儿见一面。看不起就直说,咱们谁也别耽误谁!
二嫂正在里屋听动静呢,趴门缝儿一瞅,喝!这小伙儿,哪儿找去啊?可不能错过,自个儿开门就出来了。
二哥一看,唉呀妈呀,这脸蛋儿,这腰条儿…… 什么也别说了,吃顿饭儿,二嫂收拾收拾,挎个包袱,扭扭儿就跟着二哥来到了我们小北沟。一时间,十里八村传为佳话。
(4) 同心结
-—- 还乡知青和下乡知青的恋爱婚姻。
我是那年傍年根公社开大会时认识王晓的。
知青年代公社的会很多,但很少开大会,大多数是 “广播电话会”,早晚出工前或收工后乡亲们吃饭时,领导们自个在家家墙上挂的小喇叭里喊,大家伙有一搭没一搭地端着饭碗边吃饭边听。听会的,看不见讲话的,讲话的也看不见听众,实际就是 “广播会”,但因为广播和电话是一条线路,所以当时老乡们都那么叫。那几年全公社很少群众集会,全公社十八个大队,方圆百八十里,把分散居住在几十个自然村的几千个劳动力,集中到公社开大会没那么容易.
距离公社近的生产队,三里五里路半个钟点就走到会场了还好说;距离公社远的生产队就得套车,拉着社员起大早,跑几十里路去公社开会。开会耽误农活不说,还得给开会的社员记工分,生产队白搭着人白搭着工;路远的生产队有时还得半道停下大车,找地方一人吃一块大饼子,喝碗白菜粉儿汤,费用都得生产队出,队长心里都明镜似地,费力不得好。
对于开会,好多队长嘴里不说心里都膈应。但开会是政治任务,那年头讲突出政治,政治第一,谁敢不开会?反了你了。开会和生产,这是一对儿矛盾,政治经验丰富的领导都知道,所以尽量多开大喇叭 “广播会” 会,万不得已集中开会,也都尽量歘农闲时节。
那年冬月正好公社换了个书记,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要召开公社全体社员大会,传达 “党中央毛主席新的战略部署”。生产队长们虽然不情愿开会,但社员欢气,起码轻身一天, 还记十个工分。尤其知识青年,一起下乡的知青,过去的同学朋友,下放后各插各的队,难得见个面,开会真是公社给知青们聚会的好机会,大家都欢天喜地, 像过节一样,身坐在大车上, 心早飞进公社会场了。
那时的公社大院就两趟红砖平房,西头垒墙堵死,东头圈半截墙,正中朝东留两个没大门的门垛,满大院也装不下三百人。全体社员大会不能在公社院里开,就在公社大院外东头,靠铁路边缘的亮地开。临时搬两张桌子,铺上一块线毯当桌布,上边摆个歪脖子麦克风,拉上电线,领导就能坐那儿对着麦克风喊话了。全公社社员以各个大队为单位,大队干部占头里,面朝公社领导,身后跟着各个小队长领头的各个队的社员们,黑压压一大片。
开始大伙占得还齐楚,很少这样开会,冷不丁开一回大会,社员们也新奇,起码得看看新来的公社书记长什么样?老百姓讲话,书记不认得咱,咱咋说也得认认书记,知道谁领导咱们啊。可新鲜一阵儿,就该有人捅咕往后撤了,撤到人群背后,一合计,仨一伙俩一群就开溜,走人了。
我那时在公社保卫组帮忙,早就想会一会平日难得一见的同学们,但开会时不敢走,因为在公社帮忙的知青没几个,领导都认识,开会溜号很难,也不敢。等到晌午散会再找同学,人群早乱了,散得乱哄哄。打听几个知青,说河套那边有伙摔跤的,就跑过去看看有没有熟人。
沙滩上果然围着许多人,都是年轻人,大多是知青,却都不认识。公社先后来了一千多知青,高中生,初中生都有,分别来自周边几个市县的十几所学校。我虽在公社帮忙,常去各大队出现场,认识几个人,但绝大多数还很陌生。
看样子我去得忒晚了,没看到摔跤的精彩场面,已经接近尾声,好手都已退场,只有一个膀大腰圆的黑大个子在场子中间诈唬,也没人搭理他。我就围着人群转圈儿,扫视寻找熟悉的面孔,转了几圈也没找到,有些失望,正要离开,却见那大个子从看热闹的人群中,生拉硬捩出个瘦小的知青,拉进圈中还没等人家站稳,就笨拙地轮起来使个别子摔倒了,惹得看热闹的知青们哄堂大笑。
那大个子人来疯,见有人捧场,还没等那个瘦小的知青爬起来,又过去拉着他的胳膊拎起来,带两步,就势下蹲,扛起,得意地扛着那青年在人群中间转圈。我知道要出事儿,他的下一个节目就是转够了,把那个小个子狠狠地摔在地上。眼看被扛起来的那位小青年挓挲舞脚地挣扎着瘦小的躯体,就知道他不会防护也不会破解,只能干等着挨摔,要吃大亏,弄不好很可能被摔伤,就大喝一声 “手下留情”,闯入人群拉住了那个大个子。
大个子很不满,不情愿地松开了被我拉住接在怀里的瘦小青年,蛮横地问:“怎么地?要打架吗?” 我说:“哥们儿高抬贵手,饶了他,看他那个样子不经摔 - 别摔散架子了”。
大个子正在兴头上,要出彩,被我搅了局非常不满。上来就拉着我说,他不经摔你经摔?来来来!不容分说,左手就抓我右肩膀上了。我忙说 “对不起,我不会摔跤”。想挣脱,但他抓得死死地难以脱身。他死乞白赖的非要和我比划。我说:“真不好意思,给您赔礼道歉了”。他不依不饶,嘴巴狼藉越发嚣张,张狂地就要搭上右手跟我‘支架子’摔跤。
见他不肯罢休,要动真格的,我只得立定看他怎的。眼见他伸出的右手尚未落在我左肩膀上,就出左手抓住他搭在我右肩膀上的左手腕,按住,突然抬起右胳膊弯起压他胳膊肘。他疼得 “妈呀” 一声赶紧松开了手。我就势脱身,喊了声:“谢谢哥们儿高抬贵手”,拉着那个瘦小青年就退进了人群。
大个子可能没有料到我还有这一手儿,也没弄明白我用的是什么招儿,也意识到我不白给,似乎也感觉到我并未怎么用力,不想伤害他,给他留足了面子,也就没继续纠缠。
看热闹的青年们哄笑着散了。
没找到期待的同学朋友,我遗憾地转身返回公社。没走多远,就听到后边像似有人喊 “大哥”,扭头看,是那个瘦小的青年,他快步赶上来,自我介绍说叫 “王晓”。
王晓是郭家沟儿知青。父母不知道犯了什么事儿,刚文革就被关起来了。他家就他一个孩子,从小是保姆带大的。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吃什么有什么 穿什么有什么 要什么来什么。生活优越,吃得好,身子骨却单薄,一遇风吹草动,就闹病。父母被关起来了,工资停发,保姆也走了,他没了依靠。开始抽屉里还能翻出几个零钱,买点什么吃。可没多久,吃喝就没了着落。
过去父母都上班,挣得多,家里日子好,平时也不跟谁家来往。这回断了工资,没了来钱路,从此就遭难了,甚至流落街头,这儿混一口,那儿对付一顿。那时候,谁家要是出了问题,尤其是有问题被关起来的人,一般人见你都躲得远远地,生怕沾你边儿,跟着吃瓜落儿。这样的人家就成了问题家庭。问题家属子女也就成了另类,到处遭白眼儿。即使上学校参加运动,也没 “革命组织” 愿意吸收你。王晓整天垂头丧气,失魂落魄,好容易熬到了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上山下乡运动一起来,街道一动员,学校一安排,王晓自己就举着户口本报名跟着下了乡。
不知道他为什么下乡下到我们这个公社来了。他不是像我们那样随大帮有组织,跟着学校班级来的,也不是投亲靠友还乡奔亲戚来的,他是个 “单巴扔” 青年 – 跟谁也不一拨儿。
娇生惯养的孩子本身就先天不足,不愿意,也不会与人沟通。加上父母一直被关着,还不知道什么结果,自卑自闭就占全了。“单巴扔” 插队本来就很难融入知青群体,他一个蔫巴拉几,不会来事儿的干巴瘦小青年自然不受待见,很快就被边缘化了。那时知青兜里都有几块钱,父母给的,遇到揭不开锅时,去小卖店买半斤炉果什么的垫吧垫吧,哪天没菜吃,买块豆腐,解解馋。可王晓父母被关了起来,停发工资,队里又不开支,他连饭有时都吃不饱,有事没事还常拉肚子闹心口疼,成天没精打采,病病殃殃, 成了可怜犊子.
老天爷不饿死瞎家雀,挨欺负的王晓引起了郭家沟儿秦爷的同情。秦爷不是坐地户,是早年从边外逃荒要饭过来的。天生悲悯之心,看不得可怜人,见不得有人遭罪。看王晓那可怜犊子样儿,就常常下地怀里掖块饼子,歇崩儿时,瞅着没人,把王晓叫一边,让他垫吧垫吧。有时还吆喝他去家里喝口热乎粥。一来二去,王晓就常去秦爷家蹭饭。秋收分粮食,干脆就把自己分的高粱苞米地瓜什么的都背进了秦爷家,搭上了伙,下班就去秦家吃饭。
熟悉了以后,有时我 “下大队” 顺路也去秦爷家坐坐,看看王晓。秦爷非常欢迎我去,说你一来,就再也没人敢欺负王晓了。大概他早听王晓介绍过我在公社保卫组帮忙,渐渐地,我和秦爷一家也混熟了。
秦爷那年快六十了,没儿子,背地儿里,屯中爷们儿都叫他 “绝户头”。其实农村说的 “绝户”,并不是真的绝户没儿没女,那一带没儿子有闺女也叫 “绝户”。谁家要是到老没生儿子,屯落人眼里就没法传宗接代了。即便有几个闺女,也都得出嫁,养活了孩子 随别人姓,也等于 “绝户”。秦爷就是这样的绝户。
秦爷膝下没儿子,有个闺女叫杏梅。秦爷四十来岁才得这个闺女,虽也是独苗一根,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个家,里里外外都是杏梅在操持。杏梅娘年轻时累伤力了,常嘿儿喽气喘的,还老寒腿,常年不下地儿。杏梅特别懂事,早早就挑起了家务重担。不但起早贪黑,养鸡 喂猪 做饭,家里外头收拾得干干净净,还跟着生产队照常出日工,一天挣七个工分。
去遭数多了,才知道原来杏梅也是知青。只不过她这个知青不是从城镇下放插队来的,而是郭家沟儿坐地户,考出去在镇上读了大半年中学,初中一年级就赶上文革,“停课闹革命”,没书念了,就回家帮着父母干活,正好 “上山下乡运动”,就各回各家了。
现在的影视小说,提起知青就是 1968 年 12 月,响应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最高指示的黑龙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陕北,云南的下乡知识青年,其实,知青很多,岂止那么点儿?知青也分三六九等。兵团的知青,是开工资的知青,每个月挣 30 多块钱,吃得饱,起码不挨饿,这样的知青顶多也就占全国知青的百分之几。我下乡那几年,甚至有挺长一段时间吃不饱饭…… 散落在全国各地农村插队落户的知青,才是知青的主体。
记得 1964 年起始,我就注意到了报纸上陆续有了关于知识青年模范董家耕 邢燕子 侯隽等先进事迹的报道。 “董加耕所走的路,就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应该走的路”。( 1964 年 3 月 20 日《人民日报》)已经深入人心。事实的知青比他们还要早。
小学五年级时,同学们就曾经参加过镇里组织的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几十位大哥哥大姐姐佩戴大红花,被敲锣打鼓, 夹道欢送, 坐卡车去当了知青,其中就有我们住宅没考上高中的所谓 “社会青年”:后趟房的庆元他大哥,斜对房头的东生他大哥,前十栋的刘大哥…… 那时有本小说《军队的女儿》好多同学都读过,知道军垦生产建设兵团,向往像刘海鹰一样,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用青春和热血报效祖国,上山下乡对于我们一点儿都不陌生。
那时都管杏梅这样的知青叫 “还乡青年”。
还乡青年因为本来就是农村户口,各回各家,就没有类似我们那样上级拨给建房费,头一年吃国库供应粮的 “知青待遇”。其实还乡知青同我们读的是一样的书,学的是一样的课程,受的是一样的教育。这些土生土长农村的知识青年,甚至好多地方比城里的孩子更懂事儿。
杏梅就是这样的还乡知青。她长相也就是 “一般人儿”,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梳条马尾辫子,说话不紧不慢,听着有亲和力。乍眼看杏梅,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她热情大方,善解人意,朴实老诚,看一眼就特让人放心。
有一天傍晚我刚巧路过秦家顺便去看王晓,门口来了对儿母女要饭。杏梅二话没说,不但把我们要吃的高粱米饭盛了让她们进屋吃了。临走还给包了四块苞米面菜饼子,从酱缸捞了两个咸菜疙瘩。那时谁家吃的都不宽裕,可送走了要饭的,面对我的夸奖,杏梅却轻描淡写地说 “看 D 哥你说的 — 我爸我妈当年也是从边外逃荒要饭过来的,一路上要是没人救济,早就饿死了。我们现在有点吃的了,帮帮别人是应该的。” 说着,又赶快去给我们忙活另做吃的。
郭家沟儿那拨知青都是城里八中的。其中有几个膀大腰圆的初三学生,闹红卫兵时,是学校专政队的,还在社会上拜过师傅,学过摔跤,闲着没事儿常露两手。有时干活歇崩儿了,也显摆显摆。正经知青没人愿意跟他们比划。青年点儿伙食差,肚里没什么油水,容易饿,得攒着点儿劲儿干活。可他们总是自己显摆也没劲儿,就常欺负王晓这个 “单巴扔”。那天又把王晓摔得鼻青脸肿,正好秦爷歘歇崩空闲,割了捆柴禾回来看见,一声喝住,拉起被摔得几乎爬不起来的王晓,班也不上就领家走了。
秦爷家在屯西头,最初是靠北山根顺下来的土坎子扣进去一个土凹,捡石头沿着土凹垒砌了三面墙,张罗几根木头搭房架,朝南留窗开门,坐北朝南攒起了三间房。经过这么多年,还圈起了院墙,挡着柴门,独门独院,也算是三间正房。说三间正房,其实进门就是厨房,厨房也算一间。进厨房,左右手开门进去各一间房,杏梅住左手小间,右手间量稍大,靠南窗一铺大炕,截大炕多一半上下拉块蓝布帘子顶天立地隔开了炕梢,平时摆放盛粮食口袋什么的,从此收拾出来让给王晓住。王晓自打搬到秦爷家,同吃同住,虽然没有鸡鸭鱼肉,也没什么菜,但暖炕热粥起码能吃饱。父母被关进去这么多年了,王晓第一次感到了家的温暖。
八一建军节那天,晚饭后我正拎着裤衩出门要去女儿河游泳,王晓骑个破车子来了。说是好多年没捞着骑自行车了,正好杏梅同学骑车子来看她,今夜不回去了,就央求人家借了车子,骑出来溜一趟。我俩就骑车子去游泳。
脱了衣服,发现他胸前挂个红 “项链”。感觉奇怪,就问:“你咋还戴这个? ” 他怪难为情地说:“是杏梅给的。” 我那时还不知道搞对象,也不认识那红绳编织的就是“同心结”, 但总觉得女孩子给男孩子那样的东西含义不一般。
我好奇地看了那个红绳编织的 “项链”,那是好多根细细的红丝绳儿编织拧结套在一起的酒瓶盖大小的双环,虽然不那么精美,但看得出,着实下了一番工夫。环芯上还用金线绣着字,细细辨认是 “XM”,想了又想,也没猜透是什么意思。
王晓看我看得仔细,不好意思地说,“杏梅嘱咐,千万别让外人看见”。我严肃地告诉他:“八成她是看上你了。” 王晓听了没言声,满脸地若有所思。
过了国庆节,郭家沟儿郭会计来公社办事儿,顺便找到我,说老秦头捎话儿,让你这两天歘空儿上他家一趟。第二天下班我就去了。杏梅正在当院揉面,说前几天队里分了几斤荞麦,今儿请 D 哥尝尝荞麦拨面。我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所谓困难时期吃过荞麦面,那是母亲做的荞麦面掺苞米面的窝头。但不知道什么叫拨面,杏梅说是汤面,心思不就是荞麦面做的面条子吗?
待杏梅端上桌来,发现那面条形状特殊,不像平日家常手擀面条那么长长的一根一根,而是一搾长,近乎三棱形,比平日吃过的面条厚一倍。吃到口里感觉特别劲道,显然是掺了白面,很有咬头,荞麦淡淡的苦香越发淳厚,尤其是拌上那大碗盛的,老酱缸腌制黑里透红的油炒芥菜疙瘩丝卤子,咀嚼起来格外有味儿,越嚼越回味无穷。 问杏梅怎么做的?杏梅说跟她妈学的,她妈做的更地道。正想问个究竟,郭队长进来了,原来秦爷也找了他。进屋他就背靠着北墙边那口长长的黑漆躺柜,耷拉腿儿坐躺柜前边的宽条凳上了。
王晓坐炕沿,我盘腿和杏梅妈坐一起。杏梅躲在外屋地烧水。秦爷坐炕头,开门见山:“今天请队长还有公社 D 同志来,想请你俩当个证人。当初让王晓搬进我家,是怕他被人欺负,心疼他。有人背地儿编排我想找个养老女婿,我还没往心里去。现在可好了,俩败家孩子自个好上了,这下子我可犯愁了:他俩对象,我们公母俩都不同意!我们屯落人不想高攀城里学生。可你看,现在俩孩子自己搞上了,我们挡着也不是个事儿。有婚姻法,婚姻自由,谁挡谁犯法。今天就想请你们做个证人,给我老秦作证:对象是俩孩子自己搞上的。我们不挡着,是怕犯法。但我们公母俩绝对不同意!今天不同意,往后也不同意。要不,让这俩倒霉孩子自己个说说!” 说完就吧嗒他的旱烟。
王晓抬起了耷拉着的脑袋,羞答答地说:“是我主动张罗跟杏梅搞对象的”,杏梅也掀门帘子进来,说 “我俩都愿意” ……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过去了二年多。这时候,已经不再那么宣传 “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了,眼瞅着先后有了好几拨知青参军入伍,抽工回城,当民办教师,推荐选拔上学了。倒霉的是,因为有人举报我父亲“有重大历史问题”,“组织尚无结论”,我不但没当上兵,还被打发回了生产队两次,上个月才刚刚第三次被抽调回公社保卫组。
还有几天就该过八月节了。那天刚上班正忙活,郭家沟儿小铁子就推门进来,说王晓让我招呼你务必去一趟,他爸妈上午就到。
感觉突然。这段日子我净忙活自己的事儿了,也没顾上他。他跟杏梅怎么样了?总感觉他俩的事儿得慢慢处,起码得他父母 “解放” 出来,双方老人见了面,才能定下来。没想到这么快他父母就登门了。
赶快把手头要紧的事儿处理得差不多,请了假,骑车子赶到了郭家沟儿。郭队长正在扫大街。告诉我大队通知有领导来,让搞卫生。一进小院,杏梅正忙着烧水洗碗,王晓坐边上看这杏梅忙活,显得魂不守舍。闷头吧嗒旱烟的秦爷见我进院什么也没说,端烟杆子指了指屋里,意思让我进去。总感觉哪儿不大对劲儿。
不大功夫来了一辆吉普车,下来俩个军人,说首长随后就到。很快就听着人声嘈杂,七八个人簇拥着两位首长模样的军人进了院子。我赶紧迎出来。走在头里的那位女首长,进院就旁若无人地喊 “王晓,我的儿啊,妈可想死你了。” 一把抓住怯生生地迎上来的王晓肩膀,说 “可受大罪了,我的宝贝儿啊!” 她毫不理会公社干部跟他介绍郭队长和秦爷一家,哼哼哈哈,官腔十足,一点儿也没有感激之情。
记不得当时他们是怎么进屋的了。秦爷招呼我也进去,先递我个板凳让我坐下,又招呼郭队长坐他身后炕沿,然后与王晓父亲上了炕,王晓母亲耷拉腿靠他父亲身后,偎炕沿上,陪他俩进来的军人坐她身边。杏梅妈背靠枕头还坐炕里老地方,王晓和杏梅也站在了当屋。
秦爷和王晓父亲隔着炕桌坐定,屋子里肃静起来。
王晓父亲开口了,说:“今天是特别为感谢秦大哥而来。我和王晓妈落难几年,辛亏有你老哥照顾,非常感谢!现在我俩平反,落实了政策,不仅补发了工资,组织上还特意照顾我一个当兵入伍名额,我们来把王晓接回去。” 一片沉寂。
王晓母亲说:“秦大哥,咱们也得为王晓前途着想,对吧?我们知道你们都费了心,我们也不能让你白费,我们给你补偿。给你们六千块钱!也算我们一点儿心意。孩子们的事儿 —- 我看就算了吧!” 说着扭头从身边那位陪同军人身上取下挎包,打开,取出几匝扎得结结实实的十元面值人民币,放炕桌上。
六千块钱现在还不够一般人一个月工资。可那时钱实,听说我们公社书记才月薪六十来块钱 。一般城里职工也就月薪四 — 五十块钱。社员挣工分,年底才分红,收入高的蔬菜队,果业队,好劳动力干一年,年底能拿家个一 — 二百块钱顶多了,一般生产队的社员平时很少见到现钱。我们小北沟社员家买盐打洋油的钱都是养鸡下蛋换的。
面对着那些钱,秦爷眼皮都没眨。屋子里越发静了。王晓父亲盯着秦爷说:“秦大哥,我们知道这些年你没少操心,要是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想法满足你。”
秦爷端着烟袋杆含着烟袋嘴儿没吭声儿,又吧嗒了几口蛤蟆烟儿,把烟袋锅子往鞋底子上磕了两下,起身下炕,握着烟袋杆子指着炕桌上的钱说:“这钱你们自个收回去!我们不能碰。别看我庄稼耙子挣不来什么钱,但我知道该拿什么钱。”
“当初,我让王晓进家,是看他一顿热乎饭也吃不上,可怜他,凭良心,我们不是为了钱。我们也不知道他爹是军官,更没心思图谁报答。我们公母俩也是逃荒要饭过来的,当年也没少受不相干的人接济。落难了,拉一把都是应该的,谁图希过什么?”
“这两孩子相好,当初压根儿我们公母俩就没同意。这儿有郭队长和公社的 D 同志可以作证,我们老百姓从没想着去攀你们城里人,你们拿钱是怕我们挡着不让你儿子走吗?我那天听王晓一说,就告诉他了,放心走吧!我头二年就跟杏梅说了 - 早晚得有这么一天儿。”
秦爷这话说得真叫硬儿。原来他们早已知道王晓父母的来意,只有我还蒙在鼓里。我偷偷地瞄了眼杏梅,只见她眼噙着泪水,紧紧地咬着嘴唇,不让眼泪落下来。王晓脸煞白,始终耷拉着脑袋不言声……
过了年,我也被 “抽工” 当了工人。
走前特意去秦爷家告别。秦爷说杏梅去了边外她姑家,已经去了两个多月了。赶巧王晓来了封信,八成是给杏梅的,杏梅没在家,就没拆开。这不,你来了,正好帮我念念。说着就掀开炕席摸出个褐色牛皮纸信封递给我。我接过来,看到信皮上写着某某部队番号,没贴邮票,盖着蓝色三角免费军邮戳。就推说信是写给杏梅的,我最好别看。秦爷就遗憾地把那信封又掖回炕席底下了。拉了一会儿家常,临走秦爷往我书包里捧了几捧干枣。
从此人各一方,渐渐的就把他们都淡忘了。
转眼三十年过去。我已经 “下海” 在一个沿海城市帮个合资企业做了十多年进出口贸易。清明节过后,戴维来电话,请我帮他查验东北某工厂的外贸资质。强调说你得亲自帮我去那个厂看看,是否值得与他们合作,随即就传真发来了详细的相关资料。
我就飞到了沈阳。
工厂早已派了车在机场接我。原来那是个文革时建在山里的兵工厂,改革开放后 “军转民”(军工企业转型生产民用产品)。职工素质,干部管理水平,技术设备,生产能力, 产品质量都没得说,就发邮件把考察印象通告了戴维。
戴维很高兴,说看样子可以合作。你就帮我把这个项目负责到底吧! 厂领导闻讯很兴奋,说如果能引进外资,还得扩招几百工人。
几天的考核一切顺利,比原定计划提前三天结束。其实,这也是我刻意赶出来的,因为来前做攻略,发现离那个工厂几百里外有个兴隆洼遗址, 出土文物中有枚钓鱼钩,碳十四测定年限比仰韶遗址出土的鱼钩至少早 2000 年,打算去一探究竟。
我也没用那个工厂派车,告别他们就先乘长途汽车到了赤峰敖汉客运站。下了车想打个的,可那儿比我想象的还落后,没有出租车。客运站工作人员指点,说问问路对面的面包车去不去?正说着,那面包车就调头朝我开过来。
开车的小伙子说去兴隆洼来回得 300 块钱,感觉有点宰客,见路边有个挂着 “还是那个味儿” 的餐馆,觉得有意思,决定先去吃点儿什么,顺便打听打听,再做定夺。
店不大,可能还没到饭时,只有空荡荡的四套桌凳。听到声响,有个小女孩掀开蓝布帘子探头出来问 “吃什么?”
我信口 “还是那个味儿”,本意想问“还是那个味儿” 是什么东东,可小姑娘一听,扭头就喊“拨面一碗!” 立马把我的话噎了回去。顺手又把面前的桌子认真地擦了,摆上黑瓷茶碗,端来一个长嘴黑瓷茶壶,为我斟了多半碗茶,说请喝茶。
我就坐那儿了,端起茶碗抿了一口,挺酽,原来是砖茶。好久没喝这么酽的茶了,就又抿了点儿。这茶挺苦,但苦中带甘,回味悠长。正端着茶碗四下打量,小姑娘就双手端着长方形木盘子,叫了声 “拨面来了”,把两个黑瓷碗放在了我面前。
大碗里的面一搾多长,近乎三棱形,比平日吃过的面条宽厚,吃到嘴里有嚼头儿,特别劲道,显然是荞麦掺了白面,很有咬头,荞麦淡淡的苦香越发淳厚,尤其是拌上那小碗里盛的,一看就是老酱缸腌制出来黑里透红的肉末炒老红咸菜丝卤汁,咀嚼起来格外有味儿,越嚼越回味无穷, 总感觉在哪儿吃过。想起来了,怎么那么像那年在秦爷家吃过的荞麦面?
正吃着想着,一个不紧不慢的女声问:
“是 D 哥吧! 你怎么到了这里?”
猛抬头,见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笑盈盈地向我走来。有点儿面熟,却一时蒙住了,想不起来是谁。
“我是杏梅啊!”
什么?我激灵地一下子站了起来,定定地看她:
不胖不瘦不高不矮,除了脸上多了些岁月的沧桑,还是那个样子,真是杏梅。大喜过望,竟然情不自禁地伸开双臂,紧紧地和她拥抱在一起。
她哭了,我也哭了,但很快就意识到我们俩这么抱着不合适,马上都松开手,抹着眼泪,语无伦次地互问对方。
原来王晓被父母接走三个月,杏梅就离开了郭家沟儿 — 她在郭家沟儿没法待了 - 肚子里有了王晓的孩子! 只不过是王晓被父母接走之后两个月,杏梅感觉异常,才知道自己怀了孕。
未婚先孕,现在社会好像已经不算什么,可在那时,是了不得的事儿。女孩子搞对象了没结婚就怀孕,本来就不光彩,何况对象黄了,肚子里怀着孩子被人家甩了,那就不只是见不得人,丢人现眼的事儿了. 就屯中儿老少的口水也能把你淹死,弄不好都得出人命 — 小西沟儿柳香琴不就因为这个跳大口井了吗!
对于这些,杏梅都心知肚明。她非常恐惧,可咋办呢?就偷着跟母亲商量,秦爷当然马上就知道了,家里的大事还得他拿章程。秦爷吧嗒了几天闷烟儿,那天早晨,说歘着屯中还不知道,上边外投奔你姑去吧,那边地广人稀,编个瞎话,好歹先把这孽种生下来,咋地也是条人命啊。杏梅问生下来以后咋办啊?秦爷说,走一步看一步吧。
就这么的杏梅来到了敖汉。
生孩子期间,收到了家里转来了那封王晓从部队寄来的信。王晓说,他到了他父亲的老部队当兵,首长都是他父亲的老部下,对他都挺照顾,一切都好,已经被培养为入党积极分子,他争取早日提干留部队…… 感谢秦家过去对他那些年的照顾……
杏梅本想告诉他怀孕的事儿,可又担心让部队首长知道了,影响王晓前途,就写了些鼓励话,怀孩子的事儿压根儿没提。
王晓花插还来信。1980 年春节来信说他转业了,在辽西一个兵工厂政工科工作,父母让他跟一个医院的护士结了婚;又来信说他们婚后总打架,日子过不到一块儿,也没孩子;头年来信,说兵工厂 “军转民”,改制 承包给了个人,父母都不在了,没什么指望了,也没什么手艺,就提前内退了,媳妇也跟了别人……
孩子生下来后 ,杏梅本打算回郭家沟儿, 她姑劝她把孩子送人,她舍不得。带孩子回郭家沟吧,又担心上不上户口, 就一咬牙在敖汉待下来了。
好在边外地广人稀,户口管得不那么严,勤谨点儿开荒种地 ,两口人吃饭还不成问题。这些年,也有人给提过人家,可杏梅怕带个孩子上门,孩子受罪,就一直娘俩过。
“拉扯个没爹的孩子,这些年那个罪受的啊 - 就甭提了, 好歹孩子总算长大成人了,又遇到了开放搞活,可以自己干点什么了,开始就在这客运站边上挎筐卖零食,后来摆摊卖花生毛嗑烟卷茶水茶叶蛋,日子好过点了,可爸妈又都走了…… 刚盘了这个店,就遇到了 D 哥你。”
我抹了把泪水,问儿子干什么呢?
杏梅说,能干什么啊?开始没户口,上学报名都费劲,求爷爷告奶奶对付着总算把书念下来了,也没考上大学。先跟着人家进城干零活打工,也挣不来什么钱,快三十岁了,媳妇还没娶上呢。这不,刚买了辆二手车,满大街拉脚呢。
正说着门口停下辆车,杏梅说,八成是没什么活儿,儿子来家吃饭了。随着一声 “妈!” 进来个大小伙子。杏梅说:晓儿啊 – 快过来 - 这就是我常跟你念叨的那个 D 大爷。
小伙子见了我一愣,原来他就是那个要宰我的面包车司机。他一脸窘态,搓着双手立我身边。听我说了原委,杏梅吩咐他,快去厨房吃饭,好送你 D 大爷去兴隆洼,真他妈的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小伙子马上进厨房拿了俩烧饼,跟那小姑娘要了根火腿肠, 扒开,又转我身后,从桌子上的小碗里夹了几著红咸菜丝,夹烧饼里,咬了一口,说:大爷,要不,咱现在就走,来回三百来里地呢!
我说好啊!杏梅,我们先去。 你张罗点儿好吃的,回来再唠 — 我就住这儿了。杏梅说,好啊!好好唠他几天。
上了车,晓儿一脚油门就冲上了公路。他见我拉出安全带,就说,大爷,不用系,这儿没人管。我严肃地说,没人管,开车也必须系安全带。快系上。
他不好意思地左手扶方向盘,右手拉出安全带, 套上。然后一扭脖,努嘴儿对着车上悬下来的红绳说:“大爷,放心吧!咱有这个保佑。”
这才注意到,车风挡玻璃前,也挂着像那时司机们车里都爱挂的护身符。但他挂的不是小铜佛爷 宝葫芦 福字什么的,而是一条简单的红绳,下边吊挂的越看越眼熟,怎么那么像王晓那年戴的 “同心结”? 伸手够过来细看, 果然跟那年王晓胸前挂的一模一样,只不过字母“X M” 是银线绣的。我问这东西哪儿买的?他说不知道,我妈说是我俩的护身符,这上边绣着我俩名字的汉语拼音首字母“X M”,挂我车上保平安。
知青也分三六九等。
兵团知青是挣工资的知青 ,有各级组织管理,最关键是基本吃喝不愁。
插队知青的地域贫富不同,组织管理不一样,结果自然差异很大。
知青苦乐观不一样,经历不一样 写知青的立脚点不一样,结论自然不一样。
我初中一年级赶上文化大革命,1968 年 9 月知青,当年 16 岁。
我下乡的那个小北沟是当地最穷的村落。1968 年年底 “分红” 分值1分 6 厘 4。一个大老爷们儿从早忙到黑挣 10 个工分,工钱是 1 毛 6 分4厘,当时豆腐两毛钱一块。
那一年全队产的粮食按小北沟 128 口人均分,每人能分到全年的口粮是 68 斤半,还是连皮带壳的 “毛粮”。磨掉壳子簸掉糠,这点口粮,省吃俭用,顶多能对付两个月。不够吃就 “吃政策”--自家拿钱到国家粮库买 “返销粮”,每人每月限量 28 斤半。
那年我 16 岁,正是吃饭不知道饱的年龄。肚子饿就到处想辙踅摸吃的。去老乡家蹭饭不能顿顿去,只能偶尔赶着饭时去 “正遇上”,顶多也就是蹭块饼子啃个地瓜什么的。整日饥肠辘辘。跟老乡爬山钻山洞熏过獾子,挖过田鼠洞(运气好一个洞能掏出 20 来斤毛豆+苞米+高粱呢)。饿激眼了,烧吃过蛤蟆 吃过蛇,还烧过 “洋蝲子罐”……
我将陆续讲述我的知青经历。
半碗稀粥底 一世生死情 (1)
知青第二年 (1969 年),我们青年点也分了块 “菜地”, 但是在后沟坡底, 得翻山梁子走好几里地去莳弄。种了几垄白菜,萝卜。地薄上不去水,到秋就结了几筐萝卜蛋子,没心儿的青帮子白菜。
那年秋后,我们 10 个知青一共分了三十斤黄豆,一半换了 5 斤 “黑油”– 就是棉花籽榨的油,炸锅闻味儿可香了, 后来才知道有毒。剩下十几斤豆子,入冬学着老乡的样儿烀了,拍成四块酱块子,晾干了,立冬兑水下了一地缸大酱。顿顿吃饭时擓一碗,蘸萝卜白菜下饭,还没到开春,大酱早就擓光了。
W 大哥从家背来了半面袋子咸菜疙瘩当菜吃,哥几个一顿造好几个,没几天就吃进去了。队长看着心疼,就把开春种土豆剜剩下来的 “土豆母子” 各家分半筐,剩下的都挎青年点儿来了。每顿扔锅里半筐,抓上把盐,点几滴黑油,清汤寡水的煮,没吃上几天也吃光了。
熬到开春种地时,青年点就青黄不接了。每天下地干活时就撒目曲曲菜苦麻菜刺儿菜什么的,挖一把带回来,盐水一蘸也凑合一顿。这样的日子每年入夏前后总有个月巴的。
1971 年夏天上顿下顿,顿顿都是杂交高粱米粥,下饭的菜就是葱叶蘸盐水。哥儿几个下地歇晌儿回来道上掐一捆葱叶,也不洗,撂桌子上,拿筷子顺葱眼儿桶开,瞄一眼葱叶内芯没爬虫子,揪它个七八节骨儿,扔碗里泡盐水也是菜,吃完了再揪再泡…
开饭了,端上来大锅里扣着的一盆干饭不干饭,稀粥不稀粥的杂交高粱米饭,也顾不得浮头黑乎乎的壳子,一人一碗啼哩秃噜就下去了少半盆,再一人一碗,啼哩秃噜就还剩少半盆……
我吃饭本来就慢,但喝这粥也不敢囫囵吞枣,总得每个壳子都漱净细嚼慢咽。为此常被二哥他们笑话,说我 “吃相忒斯文”“像个大闺女似地,吃东西不敢张嘴儿”,“抿啦抿啦,吃什么也抢不上槽去。”
杂交高粱米粥喝到最后,总是剩下我们哥儿俩。守着薄薄的一层稀粥底,国华大哥总是说你喝了吧!我知道大哥肯定没吃饱,实在不好意思喝就放下筷子,说大哥我饱啦 — 你来吧!这时大哥总是二话不说,拿起粥盆,把稀粥底子全刮在我碗里。每回我总是噙着泪水边吐高粱壳子边吸溜粥……
二十多年过后,人各一方。一九九九年惊闻大哥为了扑灭山火牺牲!我千里奔丧。看着火葬场烧得霹雳啪拉的花圈,我敲开了供在石桌上的酒瓶子,就着熊熊烈火 ,对着大哥的骨灰盒一干而尽。
“调戏贫下中农” 打赌吃豆腐 (2)
我们北沟屯子小,没小卖店,买个火柴煤油咸盐什么的,得走几里地,上大队供销社。但隔三差五也来卖豆腐的。大清早还睡朦胧觉呢,“豆 — 腐” 就吆喝上了。老乡多拿黄豆换,也有拿鸡蛋换的。不是谁家每天都吃豆腐,平常讲究人家才捡一块豆腐。
通常是老娘们儿捧个碗,碗底二两豆儿早秤准了,倒给卖豆腐的。卖豆腐的也不计较 —– 山里人穷但不使假,只兴多给。
卖豆腐的心里有准儿,也知道这地场穷,虽然挑担子来,但只是挑一头半板豆腐(二十块),担子另一头空木头铁丝网框上压一块石头平衡。换的豆儿什么的就倒在木头框铁丝网上的袋子里。
豆腐端回家,扣在早切好了的咸菜条儿上,一家人就上筷子拌。得拌匀,拌得咸菜条上根根粘豆腐星儿 ,借点豆腐味儿就行啦。下饭主要靠咸菜,所以叫豆腐咸菜。
买豆腐的屯子两头吆喝遍,豆腐挑子就往青年点坎下一撂,也不吆喝,知青八成都买。知青不像乡亲们吃得那么仔细。起初是一人买一块,但渐渐的就俩人合伙买一块了,两毛钱也差不多一天工钱呢。
那天正盐水拌豆腐,C 爷进来了,见我们拌豆腐,就吧嗒吧嗒嘴儿,说妈拉个巴子的,还是头年腊月奏(“奏”= 做)了一个豆腐,(那一带豆腐 “一个” 就是一板 40 块)都快一年了也没粘着豆腥气。
我就请他上炕吃。他说就这点儿豆腐我还是别吃 — 怕勾起了馋虫不好收拾。
我就问他勾起馋虫来能吃几块?他说要是管够, 少说也得二十块!
我说不可能,哪有那么大肚量?他说不信就打个赌。
我说就不信。问他赌什么? 他说我要吃了二十块豆腐算白吃,怎么样?
我说那算什么赌?你要吃了二十块豆腐不但算白吃,我还倒贴二十块!一听有热闹,等着下地的屯中爷们儿都围了上来,一起哄,这事儿就板上钉钉了。
卖豆腐的当然高兴,第二天一大早就挑来了。又去吆喝 C 爷。他端来半碗酱,看样子早有准备,也不客气,坐炕上就开吃。
一上来就吃相吓人,不是吃 而是舀点儿酱,端起豆腐碗来就扒拉,囫囵吞枣,涕沥秃噜就一碗。也不言声,更不搭讪,头不抬,嘴都不闭,喉结凸凹,呼噜呼噜,风卷残云,一袋烟功夫,眼见着十几块豆腐就没了!
玉宝老哥捅捅我,说你肯定输 —- 他肚子跟桶似的,有一回帮工,我眼见着他造了半桶水豆腐。
我知道,挨过饿的汉子谁饭量都不轻,那时候造个十碗八碗高粱米饭,差不多谁都能。可是这种吃法还是头一遭见。我摸摸兜里,说不就是八块钱吗?手心却早沁出汗来了。
“十六块 - 了!” 宝章大哥当裁判,随时报数。C 爷仰脖打了个嗝,说我下地尿泡尿。
“都拉出去可不算数啊!” 有人起哄。
“不去啦!” 他脸一红,又擓了一块豆腐倒了点儿酱,但没拌, 端起碗放下,又舀了匙酱,慢慢拌匀,送一匙抿进嘴里慢慢叨咕. 没几口又打了个饱嗝,看看我,松了松腰带,接着打嗝,咽唾沫伸脖. 看样儿有点 “顶住了”。但还是呒啦呒啦地把碗里的豆腐呒啦净了。
我猛然有点担心 – 可别撑个好歹啊。就拉 C 爷,说吃不下就别吃了,豆腐钱我算。
他脸红了,说没事儿。就是吃的有点急了。给我块饼子压压豆腥?又蘸酱啃了一块苞米饼子。
“饼子可不能顶豆腐数啊!” 看热闹的又有人起哄。
他回头扫了一眼,说不顶就不顶,谁说顶啦?!
又擓了一块豆腐,慢慢地拌将起来……
忽听队长喊:“都看什么?撑死人不偿命咋的?赶快上山干活去!” 我扔下攥着的钱,跟着大伙哄笑着上了大虎山……
C 爷有三四天没出工,大队把我喊了去,说我 “调戏贫下中农”,狠狠地狼(平声)了一顿。
坑人的戴帽杂交高粱 “晋杂五号” (3)
那年头 " 农业学大寨”。大点儿的屯子总能看到当街大墙白灰上刷的红字 “粮食上纲要,亩产过黄河”。领导说,省革委会主任发了毒誓:“粮食不翻身死不瞑目”。
一九七零年起我们那一带不让种白高粱了,红高粱也不行,统统改种杂交高粱 “晋杂五号”。推广杂交高粱就是提高单位亩产“过黄河” 的重要手段。
杂交高粱 “晋杂五号” 的种子,是开春队上套车打公社换来的,说二斤半高粱才换一斤,金贵着呢!耕种施肥都额外精管。苗出得并不比红高粱出奇,但铲头遍地间苗时,苗眼儿比红高粱留得密实。长着长着就看出眉眼高低来了 —“晋杂五号” 苗棵长不高还分叉;红高粱白高粱长一人多高才秀穗,“晋杂五号”不到一米就吐穗了。杂交高粱 “晋杂五号” 扬花穗头还挺大,圆咕隆冬直挺挺地。有学生作文形容 “晋杂五号” 像似“倒立着的油瓶子”,让人看了欢气。
最打人儿的是从杂交高粱地头儿一过,就有股呛鼻子的酒糟味儿,馋得酒鬼们直咽唾沫。盼到老秋,割倒了捆上,辍上高粱攒. 打山梁上远远望下去,一攒连一攒,有点儿像那画本儿上画的北大营,看得庄稼人心里美。
晾的差不多了,高粱穗子掐下来,远道赶着毛驴子往场院驮,三里四里近便的都得插上扁担换着肩膀往场院挑。好劳力高粱头一边捆仨,一担六个,一百五十左右斤,拱起来一口气挑到场院。
头二年我也试合了几回真的拱不到家,半道儿上都得歇几歇。队长就让我挑四个,一百二十左右斤,踉踉跄跄也能拱到地方。熬到割 “晋杂五号” 那年我十八岁,身子骨长成了,什么活儿都敢跟老乡照亮。也是六个高粱头一边捆仨,拱起来一气挑到场院。
高粱头都围着压得溜光的场院边码上。当中镜子面似的平溜地,是留给毛驴子拉磙子压庄稼的。高粱头码的一垛一垛还得接着晾。等晾的上手一摸刷拉拉响干,才搬到场院当间儿散开,套上驴拉磙子碾压脱粒。
高粱穗子压烂了,使耙子搂出高粱孬子,再换簸箕撮子把压下来的高粱粒子攒一块堆儿。都攒好了,几个老把式才拿木锨占下风口撮高粱顶风 “扬场”。
这时候坐一边吧嗒蛤蟆烟儿的陈大爷也掖起烟袋锅子,拿口袋叠成个 “蓑衣”,顶头顶上拎着扫帚上场。他的拿手好戏就是头顶雨点儿般刷刷砸下的高粱粒子,把落在浮头压碎的高粱孬子,一扫帚一扫帚挨着巴地剔除扫尽。
大家伙分的粮食干净不干净,就全在他那一扫帚了。
头遍场扬完了,扫出来的碎孬子清除场外,木锨换成撮子把高粱粒子攒一块堆儿,再梃另扬…… 就这么地,起码得折腾个五六遭。有时赶上下雨阴天儿风不对,还得拿塑料布把高粱堆蒙上,等好天儿风顺了,揭开塑料布再扬,什么时候扬净了才敲钟分粮。
哪个瘪犊子琢磨出来的这丧巴人的 “戴帽高粱”?
屯中最叫得响的就是那分粮的钟声。
它来自坎上老枣树歪脖杈上挂的一节骨小铁道儿。队长只要捡块石头凿它,吼一嗓子 “分粮 — 来!”—- 比什么叫得都齐。那钟敲得就跟歌里唱的那样儿 “社员个个心欢喜”。不用招呼,谁也落不下。钟声还没停,场院上早围满了拿着五花八门口袋的村民。
老少爷们儿美滋滋儿地把 “晋杂五号” 捣腾家去,碾道儿又热闹开了,庄稼人忙活一大年了,谁不盼着早点儿吃口新粮食?
头午张家,后晌儿李家,明儿个老刘家,后个老杨家…… 排着号进碾房。可盼着轮上空儿了,赶紧把毛驴子牵进碾道,戴上 “蒙眼” 套上碾子,刚分的杂交高粱 “晋杂五号” 早摊碾盘上了,拍驴屁股就开碾。
奇怪的是:早先红高粱,白高粱,上碾子碾个十来圈儿就出米了,可是 “晋杂五号” 高粱壳子怎么整也整不掉,碾大发劲儿了,就出碎米子。
这下可麻烦了。听说 “晋杂五号” 碾不下来壳子队长毛了,撂下活计下了碾道儿,他亲自赶驴也碾不掉壳子。只得无可奈何地说,不行就拉集上,驼碾米厂上 “电磨” 磨去吧。家家又排号跟队上拿人工换驴工,大老爷们儿请假,驮着 “晋杂五号” 走出十来里地,找磨米机磨米。
可是,花着银子耽误工,杂交高粱 “晋杂五号” 的壳子还是怎么磨也磨不利索。黑壳子死死地糊在高粱上。磨得好歹看过去眼儿了,心思戴点儿壳子驮回家,让老娘们儿多淘两遍米就有了,要不怎么整?哪曾想家家做饭的都抱怨,淘米时怎么洗怎么搓巴,黑壳子就是不掉,寻思豁出来多耗点儿功夫,在锅里牢实地煮,总能煮掉壳子吧?可把米壳分开了,壳子还是和饭掺合一起,在饭锅里翻滚,拿笊篱根本就撇不出来那黑乎乎的壳子。
最膈应人的是 “晋杂五号” 做出来的饭难吃。熬粥 – 水拉吧唧,没米汤不黏糊;捞干饭 – 渣不拉沙,嚼不出饭味儿;吃起来,口口都得吐壳子。你就看吧,吐得满桌子黑糊糊的一层高粱壳子。气得屯中爷们儿直骂大街:哪个瘪犊子琢磨出来的这丧巴人的“戴帽高粱”? 真他妈拉巴子的缺了八辈子损德 – 他养活孩子也没屁眼儿!
更有那会算账的精细人,队里出工时偷着嘀咕,这杂交 “戴帽高粱” 真他妈的坑人啊!一斤顶多也就出七个米!(就是一斤高粱只能磨出 7 两米 – 比传统高粱少出 2 两来米!)不久就传出了顺口溜:“晋杂五,晋杂五,难吃又难煮”。
最可恶的是打那以后,生产队三天两头有人告假 “肚子疼”, “闹不自在”,花插闹“心口疼” 的也多了,再后来,就闹盲肠炎,干燥,拉不下粑粑了……
老人们就嘀咕,为什么咱们打老辈子种得好好的大白高粱,怎么就不让种了呢?
下面很多答主回答问题是有问题的。
知青这个群体是一个整体,但每个部分的经历各有不同。中国的知识青年下乡早在五十年代就有,当时邢燕子等人就是早期上山下乡的那一批。文革时期教员为了消除三大差别(工业与农业的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大规模推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从 1968 年至 1977 年结束,包括前期的老三届,以及中后期的普通中学毕业生等等。其中去兵团农场的,去农村插队的,待遇也各有不同。甚至还有一部分知青从云南那边出国到缅甸越南参加当地的国际共运。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起推行的还有旨在让干部重走群众路线的 “五七干校” 制度。而且也有选拔工农兵大学生和从农村招工进城的制度。这都是知青下乡得以顺利推行的制度保证。
整体来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尝试,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知青在农村真正投入国家建设,感受到中国真正的面貌,也把城市里学到的知识与文化应用在了农村。可以说这个运动如果不是在 70 年代末戛然而止,而是成为一种制度性措施,则现代社会里的很多问题或许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正是因为上山下乡制度戛然而止,恢复高考使得对上山下乡最不满的一批人——老三届凭借着高考迅速登堂入室,他们和一批从五七干校里回城的人迅速垄断了话语权,这才开始了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妖魔化。其思路基本上也是林彪那一套,把运动消除三大差别的本质扭曲成所谓 “变相劳改”,认为这耽误了他们的青春。但这批人发出的声音从来不代表知青的主体。
至于说知青下乡是否艰苦,可以说不同时期,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理解也不一样。由于上山下乡制度被中断,必然导致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心态爆棚的参与者认为这些事情 “耽误了他们” 的青春,这也是客观现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编造出来的所谓 “农村干部玩弄女知青”,“男知青玩弄农村女青年” 一类事情从来不是时代的主流,认为 “上山下乡耽误了我的青春” 的知青也并不是主流,认为 “知青是比农民高一层“,” 知青下乡就是祸害农村”的心态也不是主流。这种旨在颠覆工农联盟的论调必然不会得逞。
我建议真正希望了解知青运动的青年朋友,去参加几次当地的知青联谊会,特别是参加 70 年代后下乡那批知青的联谊会,他们的观点更代表时代的主流认知。
刚刚写了一个说了实话的回答,被删了。
我只能看着那些人的自嗨,我只想对他们说一句:
996 的你抱怨苦的时候,不要忘了农民比你更苦。所以你没有抱怨苦的资格,否则就是矫情。
但愿这个回答能留下来。
农民在那片土地上生存繁衍了数千年,就不苦不可怜吗?知青有城可返,农民返到哪里去?
这是一个文化传统,我国对文化知识的尤为看重,对 “知识分子” 自古的高看,导致他们只要不在特权上,不在被人捧着上,都是可怜,都是惨的。
1965 年,黑龙江省阿城县群众欢送知青上山下乡。
1967 年,吉林,下乡知识青年做了赶马车的车老板。
1968 年,吉林,战天斗地,不怕天寒地冻” 下乡知青参加农田基本建设。
1968 年。沈阳插队知青刚进村时搬下自己的行李。
1969 年,吉林,下乡知识青年在入党宣誓大会上。
北大荒,炊事员把饭送到工地,再给大伙说上一段快板。
北大荒,地头炊事班。照片大约拍摄于 1968-1973 年之间。
北大荒,冬季体育活动。
北大荒,黑龙江兵团 19 团女知青们在山上伐木后,抬原木装载汽车的情景。照片大约拍摄于 1968-1973 年之间。
北大荒,黑龙江生产建设部队 21 团 1 营知青在荒原上组建新连队。
北大荒,黑龙江生产建设部队五连队冰天雪地里开了过来。
北大荒,齐心协力起场。
北大荒,山村广播站。
北大荒,收割机上的知青女青年。
北大荒,水稻田。
北大荒,知青们正顶着烈日翻晒小麦。
北大荒,知青女青年听电唱机。
北大荒,知青女青年摘茄子。
北大荒,知青培育优良品种。
北大荒,知青游泳队。
北大荒,知青在北大荒建立的新的驻扎点。
北大荒,知青在打谷场上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4 师 37 团知青冬季收草过冬。
知青们放声高歌,急切地盼望着自己将要到达的新家北大荒。
因为他们能发声,仅此而已。
比如实际上我国的沿海的普通企业 996 了几十年,没啥人关心,这两年突然开始开始热炒 996 这个概念了,因为能发声的大学生们开始嚎了,就是这个道理。
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很多人就是想不明白呢?
现在我发现,只要一提知青受苦,就有奇怪团体给你扣一个 “瞧不起农村人” 的帽子——那山东强制搬到镇里城里的农村人,不也同样不适应?
让那些十几岁的孩子,远离父母亲人,举目无亲,没有人帮他说话,让他从事从来没做过的工作,耳旁都是听不懂的口音。你就是给他扔到阿姆斯特丹、巴尔塞这种全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城市,也会觉得苦啊!
还不允许他哭两声了?
更何况,人离乡贱,可不只是劳动,还有被本地人欺负、殴打、强奸!
在城里小资青年的日子过的好好的,谁愿意去农村吃苦呀,是吧?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因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定义苦,而苦其实无法定义。
举个例子,下图是我 14 年 12 月初到泰国时,学校安排的住处,你觉得苦还是不错?
房间大概二十平方,有独立卫生间和阳台,有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一个电视柜(没拍)。
或许张三会说苦,李四会说不会,大家争论不停…… 而此处的核心问题是,苦不是绝对概念,是相对的,下图是出发前的家,在杭州西湖区,精装交付,装修标准是三千一平方,在这种对比下,我对新住处的评价是 “家徒四壁”。
但如果你来自这种环境,还是刚才那间宿舍,依然是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一个电视柜,你的反应就不会是负面的 “家徒四壁”,反而是非常正面的 “又大又干净!”
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就可以回答问题了。世间本没有苦这个概念,只有落差大。说苦的人,其实说的是落差。我不知道 60、70 年代中国农村和城市落差有多大,毕竟我没看到,但我知道,中国农村普遍通电是十五(01-05 年),通水是十二五(11-15 年)。
我小时候,在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镇住过八年,那离青岛市区根本不远,有 104、301、304 三路公交车直通。但直到 97 年,镇上都只能买到昨天的报纸,想知道今天的新闻,就需要坐公交车去青岛大学所在的大麦岛买报纸。
同理
土木工程的学生为什么总在抱怨工地苦?
你去搬砖几天就知道了
总体来说,知青比农民能好点儿。比城里差。
但是农民对自己生活同样不满意。谁都想当城里人,想吃商品粮。知青的生活是比农民好一些,但知青和农民的生活都差的不行,不是现代人能忍的。而且就算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比知青过的好的城里人,也在抱怨的。大家现在不也对很多事不满么?但我们面临的问题,总比知青的问题要小一些。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性而已,可以理解。让我们现代人过更差的生活,我们也是要骂人的。比如,接收知青最多的省份是黑龙江和内蒙古。现在强制让北京天津上海的人去内蒙黑龙江长期生活,我作为黑龙江人,我知道大部分人也不会愿意。
另外,有些苦知青有,但是农民没有。因为知青有独立的管理机构。他们掌握着返城,工作分配等权力。有很多女知青被强奸,返城走后门之事,这是农民没有的苦。特别是强奸问题,曾经惊动中南海。据新华社《情况反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团李耀东,强奸 50 多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贾小山,强奸 20 多女知青。在强奸犯中,现役干部有 209 人。请注意,这还是大范围彻查之前。这份报告出来之后,国家才大范围彻查。后来问题在李 xiannian 督办下解决。
知青里有纨绔子弟,有拿身体换前途的鸡,但主要还是辛苦的劳动人民。知青的主流是好的。以下举几个不慕名利,努力为国家做贡献的知青代表:
1. 邢燕子。在宝坻县大中庄乡司家庄村务农。她组织的邢燕子突击队,开荒,在冰雪天打鱼,她那时才 17 岁,吃了很多的苦。被评为劳动模范,先后 5 次受到毛泽东接见、13 次受到周恩来接见。2019 年被中共中央授予 “最美奋斗者” 的称号。
2. 董加耕,放弃就读北京大学的机会。董加耕利用自己所学的农业技术,在家乡进行了 “农业内部的第一次产业改革”,提出“沤田改旱田,稻、麦、棉、绿肥轮作,改良土壤,解放劳力” 的措施,结果粮食获得大丰收,水乡第一次长出了棉花,从此稻、麦、棉、绿肥轮作制在全大队、全公社乃至里下河地区推广成功。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秋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
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的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
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
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 “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
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 “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
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
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 “告御状” 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毛爷爷读后流泪了。他没有想到知青这么苦。他给李庆霖寄去 300 元。并说 “全国此类事甚多,容统筹解决。”
我爸这代经历过知青下乡的人来说(68 年下乡 78 年回城),我爸的印象来说当时知青下乡很苦?至于干活那是美化的结果,现实是知青下乡结果知识青年变流氓居多,别说强奸了 当时油炸当地居民都常见,如果破坏算劳动的话 知青是劳动了,欺霸当地人。虽然没数据会对产量有没有影响,知青是不会种地连秋收都是在破坏。何况当时城里人 回忆那些年饿的树叶都吃不到 60 年代
以前啊,这些个文人才子们那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每天就是吟诗作对,流连画舫;偶尔诗词中透露出对农民的同情,那也是高高在上的怜悯;那时候有农民生活苦的信息吗?有!多吗?比起文人墨客的风骚,真不多。历史记载呢?世家,传记;记录那都是富贵人啊,劳动人民呢?这词出现在史书几次?XX 地大旱,人相食,死者多少多少,灭绝者无数;这才是劳动人民的正确出场方式。陈胜要不是称王了,怕也不过是前面的一个数字。
解放后土共当家了,劳动人民不再是数字了,劳动人民要当家做主了。一共要求文人才子不能只是卖弄风骚,得同劳动人民一同下地干活了;你看他们的文字就都变了,以前无病呻吟两句,自从下地干活以后,那写的叫一个杜鹃啼血猿哀鸣,感同身受花落泪啊;唯一没变得是,农民如何苦一笔带过,自己如何苦得大书特书,甚至连地主如何苦,那也是可以单独开一章篇幅滴;而让自己这么苦的一共,那必须得是黑的啊,让自己这么苦的政策,那必须得是错误的啊。什么?劳动人民觉得好?但你劳动人民不会写啊,都欺负你们没文化几千年了,短短几十年就想改变,做梦!
老爷先用剪刀差打了农民五十大板,又用上山下乡打了知青五十大板,知青们在被打后受不了到处喊疼了,旁边一群人说:你喊什么喊,农民被打了,你也应该和他们一样被打,这样才是公平!
有些人非要篡改集体记忆吗?
知青苦不是因为要干活,农场里条件不差
第一个,村里人普遍严重排外(当然我们村也是、没资格说人家村,只是阐述一下这件事)
第二个,当年发文件要把文革扩大化、乡镇村农垦全部开展文革运动的时候你猜哪些人首当其冲被莫须有
第三个,某些农民群众素质确实不高、会发生侵害知青财产(虽然当时没啥财产)和生命安全的事
当然,也有不苦的知青
都是大院连队八旗下来的少爷小姐
但对于跟着他们插队的普通分子知青而言,不仅在农民眼里要背着这群少爷小姐乱搞的黑锅、平时还得被这群少爷小姐使唤
一边反着红二代官二代学阀们,一边又觉得知青可怜。
以前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央视某访谈节目说自己在当知青时想自杀,现在反而说年轻人不努力。
我妈看见大院里的兵说他们这哪是当兵,就每天扫扫地是什么当兵呢?我回到非要上刀山下火海你才觉得有意义吗?假如你是这些兵的家属你又会怎么想?自己吃过苦非要后代一起吃苦。父母妒忌子女果然名不虚传。
照着原来的剧本再搞一次,体验十年不就完了。看那些整天呆在空调房、满脑子二次元,说伤疤文学是知青无病呻吟的去不去、去了待不待不下就行了
哭哭啼啼,没有出息。说白了知识分子的穷矫情。我有文化你不能让我去农村吃苦。
很人多根本回答不到点子上!
知青的 “苦”,不是苦在肉体的劳动上。而是受过初中和高中教育,有着一定知识文化而形成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与农村那些没有文化的世代农民三观之间的强烈生活冲突(在这里,没有歧视农民的意思,在上世纪 60、70 年代,农村的百姓是基本上没有文化的。)
借用一句话:我本可以忍受黑暗, 如果我不曾见过光明!让有精神世界的知青到精神荒漠的农村,他们痛苦的不是劳动。而是灵魂的无所适从……
有个答主不知道为啥不让评论了,
针对有人说知青都是成群结队下乡做个说明
我自己就是知青子女。上山下乡分好几种形式。一种是你们说的成群结队,邻居家的姑娘们就是这样去的北大荒。还有一种是去附近的农村就是单个的。还有就是像我爸这样回老家的,也是单个的。其他的我不清楚,这三种都是我的长辈的亲身经历。
原答案
我爸老三届知青,还不错下乡分配到老家农村,而且我老家在当时看还不算穷,至少能吃饱饭,还有亲戚一大堆,但是他一个啥也不会的十五六岁城里小伙子,一上来就得干青壮劳力的活计,不是不能干脏活累活,关键是连个适应培训都没有,上来就当牲口用,一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大部分情况得自己做饭洗衣服,本来在村里的小伙子们都有家人帮忙的。
还有就是,几年也不见得能回一次家,而且可能一辈子不能回到父母身边。
我爸算幸运的,因为亲戚还是多有照顾的,虽然大家条件都很苦,也照顾不到那去,但是心里还不算苦。
我邻居那几个姑娘就不行了,但北大荒插队,人生地不熟,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不知道瘦了多少苦,为了吃口饱饭就嫁人的,还有一个疯了的,反正没有一个说知青生活值得回忆的。
我小时候看《年轮》《孽债》特别有代入感,因为我是知青子女,我的长辈很多都背井离乡去插队,生活的都不好。
还有农村很排外的,你本地人在村里感觉不到的。
你有时间查查云南知青的故事吧,实在太悲惨了。
如果阶层流动是自由发生的,不管是向上(升学、创业)、向下(疾病、作、生意失败,)相信不会有那么多怨言。如果是行政命令,凭什么,不可抱怨几句?
知青这事,苦,的确是苦,不过是和原来的生活肯定会苦!或者支边的更苦一些。城市周边的就没有那么夸张!
我姥姐妹 4 个都是知青。(家庭成分富农,我太姥爷国企小领导)所以能养出 4 个知青!说白了,就是生活条件好!
我姥是老大,最早下乡的那批人(可以参考傻春,里面二姐下乡的时代背景),当然也不是很远,下到一个镇子上,当时局面不明了,没有反城,年级又大了,我太姥匆匆把我姥嫁给一个当地的农民(我姥爷,家里条件还算不错,没有感情基础。)我姥不喜欢,但也拧不过,到一起凑合过日子,我妈 6 岁时我姥爷没了,我姥改嫁,我妈住我太姥家。在后来我姥反城也没有反城,算到嫁农村,不算反城,没有户口。
我二姨姥,到了一个农村,在农村当了老师,也嫁了一个农民(自由恋爱)。九几年那会,真的苦。农民种地不赚钱,老师一个月不到 300 块,两个舅舅都没有结婚,全家来这里投奔我太姥。那十年家徒四壁。后来二姨姥爷病死了,我二姨姥又回去当老师,一直退休,收入还是可以,生活条件好很多。
我三姨姥,就好很多,嫁给油田的,那会油田不是好工作,预计 45-50 年前,被看不起的(也许只是我太姥爷看不起)。后来给转到电力。一辈子衣食无忧。
我老姨姥,知青后期回到当地医院做护士,一直到退休,也找了个油田的,后来调换工作,到我太姥爷的单位(地区生产资料),一辈子清闲。
第一批最苦,有很多下乡回不来的,不过也和农民一样生活!因为我姥到农村,我舅舅,我妈都没有良好的教育,虽然我姥是知青!也苦了一辈子。
知青原本是生活在城镇的,那个年代倒说不上娇生惯养,不过城镇的条件总体来说远远好于农村。
他们的父母,相当部分是工人啊,教师啊,甚至公务员啊这些,我们都知道梁漱溟曾经上书提到九天九地之说,确实当时工农差异大到让人绝望。
可想而知,十几二十几的小年轻,从家里的暖被窝忽然掉到鸡窝,心里落差有多大。生理上的苦,譬如一开始锄头都拿不动,搬砖头搬个两小时腰都要断了这些,慢慢的随着日复一日的劳动会渐渐习惯,但心理上的落差和不适,恐怕十年二十年都无非消除。如同吸毒一般,过去的舒适是深深刻入脑子里的。
男性知青相对还好一些,女性会更苦一些。即便是今天,你下到农村里去,也会发现各种老色匹,哪怕路过蹭蹭你衣服也是好的。可想而知当年相对白白嫩嫩的女知青下去,和绵羊落进狼坑里也差不了多少。而且人都有猎奇心理,城里的姑娘,不知道是个啥滋味,对不?
别说当年了,就今天,来一条行政命令,让你下农村去,万一运气不好抽到云贵山区,跑去一看连 wifi 也没,等你过几年好不容易回来了,你要语文常年不及格,大概也就吐吐槽;万一你文笔不错,伤痕文学不就来了吗。
知青苦,农民更苦,苦不是可以拿来赞美的东西,不然我们为什么要扶贫?把苦痛当成美好的美德的人,良知和见识必定有一个是缺位的。
发展的目的是为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而不是为了大家一起到地狱里走一遭。当年知青的背景也是因为实在没有办法养活那么多人,而不是他们真的需要再教育。
当代人没有父辈讲述自己知青的经历,是不会理解当时的那种体会的。也请你们不要用自己想当然的见解去粉饰,去美化,或者丑化和诋毁这批人,这很丑陋,也很无耻。
还是要听听农村人怎么评价知青,呵呵…
我爸(65 年生农村人)一看知青电视剧就说:好打架,偷鸡偷狗
知青这个词,就很有歧义。
明明是一群殴打过知识分子的红卫兵,没经过任何知识性的选拔,就成了 “知青”,好像下乡是是知识扶贫一样。
作为一个文学主题,知青文学其实长久以来是被批评的,这到不是什么体制压力。体制在一段时间里,甚至还鼓励过知青文学的抒写。是文学研究者自己发现,知青文学有非常明显的文学逻辑漏洞,它让整个农村都失声了,那么,它是能被视为一种伟大的真实,还是一种绝对的偏见?
这在种质问下,知青文学快速分裂。有才华的作家觉得,这样写确实很没意思。
以下文字来源于《中国知青史:承受改革阵痛 农民声音缺失》
当万千知青以多种方式、从多种角度言说那一段历史和自己的命运时,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 没有一个农民参与这场回顾与反思,没有人从农民和农村的角度作出回顾与评价。
其实,农民和农村是这一历史事件中重要的一方,但人们十分习惯于这一方的沉默。不错,知青用自己的知识为农村作出了贡献,他们有人当上了赤脚医生或乡村教师,但他们在回城风的席卷下突然离去造成了什么后果,则少有人谈及;没有人计算过,知青的到来使农民的人均耕地和平均口粮下降了多少,生产队为了安置知青,在国家的安置费之外花费了多少;更不用说,知青在 “割资本主义尾巴”、“清理阶级队伍” 中干了些什么。照道理说,农民有理由、有权利要求某些知青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忏悔和道歉,但似乎从来没有知青这么做,可能从来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知青在聚会时讲到当年的偷菜偷柴、偷鸡摸狗、蒙骗恐吓老乡的趣事时哈哈大笑、乐不可支,一段时间,“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的歌曲唱遍全国,似乎知青对村姑的始乱终弃是最抒情的浪漫曲。
如果在谈到上山下乡和知青经历时只是要人们理解 “我们城里人” 的遭遇,那理解不理解又有多大关系?
那是个城市里的人抱怨,农村人也抱怨的年代。
知青下乡农村人会欢迎吗?当然不会,农村人自己的食物都不够吃,还要分给他们。
在老乡看来,这帮知青下乡种田不行,好吃懒做,还会偷老乡的鸡吃。
知青喜欢这种生活吗?也不喜欢。知识青年下乡是为了接受中下农再教育。知青下乡之后发现农民的觉悟水平比他们还低。谁教育谁呀?
这个运动只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不足的问题。开心的,也只是大队长而已。知青为了条件能好点,就给大队长送礼。甚至女知青为了上调还得陪睡。
回来之后就写各种伤痕文学,还把那段日子成为蹉跎岁月。
那段日子,我没经历过,也只是听说。总之大家过的都不好,国民经济长期徘徊停滞不前,在崩溃的边缘。
还是改革开放好呀。
来自朋友的故事
我们这代人高中毕业当知青到农村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身不由己的必由之路。稍能选择是你的底落脚点在哪里?而我的这一点点权力也被当年正好在公社当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队长的爹没收了,他指定我到青花公社六大队地三生产队落户,这里当时是全公社最小最穷的队之一!全队老老少少,100 人,只有 35 亩水田,其余全是山地。山高地瘦,靠天吃饭,粮食不够,经常要靠国家的反销量接济。
几年前我专程回去看了看,高高兴兴的怀旧之旅,走了一趟心里却真不是滋味儿。
大巴山深处的万源县,山高坡陡田地稀少是当地特点,我们生产队更是表现的极致!
常年流淌的后河,是长江上游的小支流。生产队在河的北岸,要到生产队必须跨过这条河。记得 75 年 7 月 28 号下乡那天,生产队长和团支部书记来接我,正逢雨后河水暴涨,我们三个是脱了裤子,光着屁股涉水过河。(好在河畔没人)
现在有修了一座吊桥,才保证了村民们出行风雨无阻。
我们生产队据说是当年那些逃荒的人,流落在此组建的,全队 7-8 个院子,7-8 个姓氏。大家和睦相处,一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过着艰难的日子。
本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制宜发展,但那个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的年代是不允许的。必须完成,更好是超越完成国家下达的粮食生产指标。
队上仅有的几十亩水田就在这图中的坡上。在一刀切的以粮为纲年代,想多种粮食,种好粮食是很痛苦的事也很难办到的事!
我去之前,队上有一个女知青,由于身体不好,长在县城家中。所以队上没有知情点,我只好住在队长家。队长家 4 个小孩儿,大女儿 14 岁,最小的儿子还在吃奶,我 17 岁他们家的第 5 个娃娃吧。
这就是我住过的院子,几十年了还是那样!
现在队上给大多数山区农村一样,青壮年外出打工,剩下的就是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当年劳动时满山欢歌笑语,休息走家串户火热冷却多年了,现在只有过年才稍有点儿人气。
穿红毛衣的妇女,是队上团支部书记我入团介绍人的爱人,是我的同辈,她当年嫁到队上,我还到她娘家去背嫁妆的,昨天的小媳妇儿,一晃现在是婆婆辈了!老公一把年纪还在外面打拼。
原本人气就不旺的队,现在更加寂寥,原来是穷,现在显得荒凉。
远远的看着队长四兄弟的刘家院子和我住过的房子这么多年过去没有… 旧貌没换新颜,真有些伤感。
队长早已去世,他的爱人,我的伯母带我回家。
说也奇怪,平时又凶又恶的看家狗,尽管我从来没有见过,看到我来不吠不闹,不停的摇着尾巴表示亲热,大概他心里也清楚我是这队上的人。
院子中队长小弟的房子,已经没有人住了,当年队长的侄儿到河里游泳,差点淹死是我把他救了起来。这算是我当知青 10 个月做的最大的一件好事。那天晚上他家用仅有的一块腊肉仅有的二两红苕酒招待我!现在都得觉是我吃过的最香的肉喝过的最香的酒。
他大哥和四弟的房也只是外墙抹了层石灰,现在平时都空着
现在队上最漂亮的房,是队长的儿子外出打工挣钱修的!媳妇和婆婆在住,其余的基本上是当年的模样
这块队上最大的水田,当年是队上的保管室和晒坝,包产到户后,这里变成了农田。我离开农村前两个月,主动要求自己出来生活,就在工具室住!在这山包上一房一人每到夜晚十六七岁的我还是有点害怕哦!每晚我是把砍柴刀放在枕头边才入睡!
田中残荷那块,是我当年的一分自留地!我接手前是队里的红苕苗床,肥料充足,在队长手把手指导下,我这个初学乍练的新手在这地上种出了全队最大最好白菜萝卜!任何时候,好的基础是成功的前提啊!
我当年在全大队是听话守规矩的知情,每月参加劳动保持 25 天以上,闲时常站在这里望着山下的公路想……… 我好久能走出农村!说实话,插队我毫无怨言,但扎根!根本就没有想过!好好劳动为的是两年再教育期满能按时毕业!所以李春波的小芳在我这里根本没得共鸣。
这是当年大队老书记的家,也仅仅是门面由土山墙换成了砖墙。当年的干部和社员是一样同工同酬,最多有点儿公份补贴。他家的生活水平比一般的社员好不到点点!
那个年代的大小官员们真的很干净的在为大家做事,不像现在一些官员近水楼台先偷月。
这条已经基本废弃的小路,通往大队的学校。当年,学校的老师被大队会计打伤住院,我去代课,在这条路上往返了两个月。大队小学成了我教师生涯的第一个台阶!
当年队上集体的养猪场,倒是焕然一新。是自己花钱修建的养鸡场,放养正宗的土山鸡。
这鸡长得真不错,据说是专门为县城的酒楼养的。如果当年的政策像现在一样,我们生产队也不会那么穷。我们的队长是个很能干的人,也有经济头脑,想带领大家搞点儿副业增加收入,政策不允许。当年一个壮劳力,一天 10 个公分,值 2 角 2 分钱。我虽然算成年男人,但是岁数太小只能按成年妇女对待,每天 8 个工分儿。我流汗一天值 1 角 7 分 6,国家的粮食店的大米一角 3 分 8 一斤,我劳动一天一斤半米都买不到。
上面那个院子,是当年生产队的队部所在,开会在这里,分粮食也在这里。原来 6-7 家人,现在只有两家人留守!
当年的老会计九十多了,因为患有老年痴呆,大儿子一家留下来照顾她,70 多岁满头白发还天天在地里忙着!其他的人都外出了。
我拍片这个位置,当年有一口清甜的泉水,供生产队大部分院子的人吃用!我住队长家时,每天的任务就是,天初亮就起来在这里挑水,来回一次得 20 分钟,每天至少挑 5 条挑水才够全家人和猪牛用水。现在家家都改进了,用塑料软管直接引到家里,不用再到井边挑,方便省事多了。
挡住太阳的那山后,有一个叫筲箕湾的地方,是生产队最远的一片地。到那里劳动是要带午饭的,中午不回来。当年生产队只有我一个人有一只上海手表。只要妇女组那里劳动,好久休息,好久返回,就由我发号施令。
这个地方当年叫老鹰嘴,路靠山这边有一个突出的大石头像老鹰一样,另一边是几十米高的悬崖,过行走很不方便,记得那年挖红苕,要把红苕藤背回队上养猪场。酬劳是。80 斤为基准,给三个工分,每超 20 斤加一个工分。我那时干一天才记 8 个工分,为了多挣工分儿,我背了 120 斤。
结果由于体积太大,重心高,走路不稳,就从这里,这个坡上摔下。要不是那棵树挡着我,可能就分身碎骨了。
站在老鹰嘴,可以远远看到河边的那个富裕的大队,他们 10 个工分值八毛多,我本可以下乡在那里,可我爸说我那个队人好,不勾心斗角,条件艰苦点更锻炼人。
这是我那天到队上去遇到的第三个相互还记得的人…… 队长的小姨妹。才从地理挖红苕回来!队里的留守老人们,儿女不在身边,岁数再大,只要动得一天,就得劳作一天,全靠自己。
他们家的鸡还不少,可当年每家养鸡是有个数限制的,猪每家一年只能养一头,过年前杀了还要交一半给国家。
现在想起来当年制定政策的人们,脑壳真的有包。
这还是当年这家人的猪牛圈,现在一成不变。
洋芋红苕玉米是当年队上主要作物,每年分得少量的稻米,都是和这些参杂着吃,过年过节红白喜事才能吃上白米饭。
远处的建筑群是公社所在地,每逢和老乡们星期天去赶场,河不涨水要走一个小时,大河涨水绕路,要用一个半小时。我觉得当年最苦的活就是交公粮,背着一百多斤的粮食到公社粮站,不知要歇多少回气才能到达!力气大的社员往回走了,我还在去的半途!
在这大山上当农民,没有结实的腰板和强健的腿过日子真的很难。还好我在这里只待了 10 个月。知青的供应粮都还没有吃完,因为父母在一个铁矿工作,有内招政策,可以不受下乡插队两年才有出来资格的政策限制,就出来当国家工人了。
我兴致勃勃又有些失落的在生产队独自一人转了一大圈,老一辈的熟人多半去世了,同辈的基本在外面,晚辈的不认识,很是遗憾。不知不觉中日已西下。我得天黑前返回公社朋友在那里等我!
老迈体弱的伯娘非要出来送我,
他的媳妇儿和孙子也来了
老人家有些伤感的,望着我,说着不少盼望我再来的话。
我一步一回头头的走了很远,转身一望,老人家还在路口看着我。看着他非常失落的样子,想想她当年把我当自己的娃娃一样照顾的恩情,我再也忍不住伤感的泪。只能提高嗓门儿说再说,伯娘好好保重,我有机会一定再来看你。
在远远看看我住了 8 个月的院子。想想我在农村除了干活还是干活。为的就是好好劳动,好好表现,早点能推荐出来。上学或者参工!我虽然离开农村很多年,但时时想起他们对我的好。
此行看到最爽心的是封山育林后山更青树更多了,河的上游关停了很多污染企业后河水清了。山脚下的老汉渝公路越修越好。我的生产队咋个就没得多大变化呢?
这又过了几年,但愿那里已经脱贫自富走上小康路了!有机会还想再去看看。!
我们这一代知情渐渐老去,怀旧的心情也越来越浓,很多人都有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看看的愿望,真的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不然你可能会大所失望。
看到这个提问后去问了问家里的长辈,结果一问,我们这边就是个招待知青的村站啊,呃。
根据长辈的描述,他们当时看知青就跟看后来的大学生,老干部看海归,那可真就是比见了亲爹亲娘还要亲哇。
上面的知青一来就给人空出个以前的些地主的房子来,最好的地盘划拉出来,过年舍不得的大白猪是一天杀一头一天送一头啊。
大队分派的任务大伙是抢着帮忙干,恨不得是哭着喊着给人家送工分啊。
但知青依然是来了就走,来了就走。
一个都没有留下来啊。
我妈的同学当年品学兼优,各个科的老师都喜欢她,结果在黑龙江不明不白的自杀了。父母亲坐飞机赶过去,人都火化了。有人看到她临死前被当地的领导叫过去,然后哭哭啼啼的回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她的父亲是我们这个新二线城市的中医,领国务院津贴。
同学们都老年了,同学会说起她,还是难过,她的时间永远停留在了少年时代。与她比起来,其他的都不算苦了。
比惨有意思?996 社畜要是去非洲中东饿肚子就不能抱怨了?
开始为 wg 翻盘的来了
南京知青之歌 - 杨柳
词:任毅
曲:任毅
啊南京我可爱的故乡
啊南京何时才能回到你的身旁
你身旁
蓝蓝的天上
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扬子江畔
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
我的家乡
啊啊啊
长虹般的大桥
直插云霞
横跨长江
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
再见了家乡
已载入了青春史册
一去不复返
啊啊啊
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
多么漫长
生活的脚步
深浅在偏僻异乡
跟着太阳起
伴着那月亮归
沉重地修理地球
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 我的命运
啊啊啊
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
赤遍宇宙
憧憬的明天
相信吧 一定会到来
啊南京
啊南京
我可爱的故乡
可爱的故乡
啊南京
啊南京
何时才能回到你的身旁
才能回到你的身旁。
创作歌曲的作者任毅因为这首歌被判死刑,其中认定任毅长期收听敌台,散布反革命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编写反动黑歌《可爱的家乡》,流传甚广,危害极大,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罪大恶极。军管会的结论是:“经研究,判处任毅死刑,立即执行。” 最后改判为十年。这是一首伤感的歌曲,勾起了一代人的回忆,串起了很多知青不算精彩却跌宕起伏的故事,如今他们已经老去,淹没在历史的黄纸卷里,就如同越战一样,只被少数人提及。以这首歌为底色的知青运动、知青生活并不美好,相反充满了苦涩。
很多下乡知青当时年龄并不大,十六七岁,也就是高中生的年龄。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知青一词由此而来,离开家乡,去到一个陌生的农村,开始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精神的苦闷、肉体上的劳累,都压向这群肩膀稍显稚嫩的孩子们,很多人迷失了。想家、劳累、远离亲人,这是每一个年轻人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下乡的知青基本都是城市学生,面对落后、愚昧,失望在所难免,再加上思想情绪,未成年的年龄是没办法化解这些难题的,所以负面情绪是居多的。
还有一点,这些孩子正是求学的关键时期,没有学业上积累,整日在田间劳作。很多知青谈恋爱了,更有思想 “进步” 的知青,和当地的百姓结婚了,而没有很理智的去处理这些问题,饮鸩止渴。这个看看《血色浪漫》,你就懂了。九十年代还有一部反应知青故事的电视剧《孽缘》,讲述西双版纳知青故事。
八十年代知青返城,很多村干部借机占女知青的便宜可不是偶发事件。家里有关系的还好,没有关系的知青返城,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年龄也差不多 30 岁左右,正是尴尬的年龄。也成为八十年代社会治安不好的一个诱因。
有些女青年在农村被欺负了,哎,上山下乡好恐怖哦。这一定是全国现象
大城市里女的出卖身体的数不清,但没关系的,这是自由,是市场精神,而且是这些女的不学好。
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在土里刨食,养活了城里人,为工业化作出了贡献,哎,知识青年知识份子下了几年地,非人待遇啊!
什么是脱离群众,这就是!什么是屁股在哪里?什么是阶级?这就是!
如果你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十七八岁的城市或县城孩子,然后告诉你,没学上了,也没有工作,也不许留在城里,要到遥远的乡下去务农,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农村连电都没有。不是去实习一年半载,而是没有尽头,你觉得你的人生如何?如果你是父母,你觉得你孩子的未来如何?是欢天喜地的事吗?
有人说,人家农民不是祖祖辈辈在务农吗?怎么人家没叫苦?
你怎么知道别人没叫?人家农民也不该限制在乡下,谁也不该限制在乡下,应该允许所有人以适合自己,同时又不违法的方式谋生,种田也好,当小贩也好,开饭店也好,做工也好,……。
总之,如同现在这样,不强迫任何人去务农。
呵呵。
当年还小,农村人,听说村里要来知青,那是政治任务,不会干活,还要给高工分,给粮食,还得手把手教他们生活基本技能。
有些知青很善于学习,跟老百姓关系也好,很快就被推荐学习,有的被推荐上大学,有的成为赤脚医生,民办教师,毕竟他们都至少初中毕业,是那个年代农村的高学历人群。所以,当队长,大队长,当书记的知青,都是努力奋斗的人。
有些知青想方设法逃避劳动,泡病假,不怎么干活,也得分给他粮食,老百姓很有怨言。
最不像话的是,偷鸡摸狗,祸害老百姓的,老百姓还拿他们没办法,人家是上级派来的人呀!
引起民愤的是,仗着家是城里的,能够弄到农村人弄不到的物资,哄骗没见识的农村姑娘,那时候,没有结婚就发生性关系,姑娘几乎没有脸活下去。
站在知青的角度看,他们从城市,到农村,心理落差很大。首次离开家长,离开亲人,情绪上的不舍肯定有,而且不管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条件,城乡差距还是巨大的。所以说吃苦,也是实情。举例,别说更多,自来水用习惯了,拧开水龙头,就有水用,想用多少有多少,到一个没有自来水,想用水要去好几里地的远方挑回来,肩膀会疼,会感觉吃苦。
并不是知青有多苦也不是可怜,而知青下乡这种事情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你让文学家不去写字去种田,物理学家不研究物理去除草,学生不去学习去搬砖,就很离谱。
1966 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高考停止,到 1968 年为止许多中学毕业生即无法进入大学,又无法被安排工作,此外 66 至 68 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得中共领导机构意识到他们需要寻找一个办法将这批年轻人安置下来,以免情况失去控制。
知青下乡某种程度上是不得已的方式,并不是知青下乡真的好。
下乡几年后,红卫兵步入了青年。七十年代的知青有了政治危机感,特别是林彪事件后,他们得以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农村冷静地对自己、对社会作了反思。红卫兵运动已走向了低谷,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了幻灭。
60/70 年代的农村生活跟 90/00 年代的农村生活是不一样的,简直就是天上地下的区别。晚上出去如厕,有让狼咬死的知情,吃不饱饭的知情是比较普遍的,你在农村生活,住的是自己家,跟自己家人一起,知青们过的是集体生活,一间不大的屋子 10 来个人住,有的都是很多人挤在一起睡。女生们就更比较遭罪,90/00 年代农村女性也用卫生巾了,但那时候也没有,卫生纸都没有,北方地区知青洗澡也不可能。农村的蚊虫不叮咬本地的,但是外来知青因身体不适应,蚊虫专门咬他们,因我母亲下乡时被当地蚊虫咬到满身都是肿的,需要请假回城看医生的地步。很多人其实下乡年龄更小,我大姨下乡时只有 14 岁,生活自理能力不足,生活环境又特别恶劣,跟现在的学生去寄宿学校生活完全不一样。
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农活,对这些 14……19 岁的孩子来说特别辛苦,因为他们是城市长大的,根本不会做农活,比如插秧,我母亲就说什么也做不来。其次,知青们的管理也是比较严格的,类似上班一样,几点起床,几点下地做工,几点回来,几点吃饭,都有管理,让 15/6 岁的少年过跟成年人一样的劳动生活,也是对青少年心理和生理上的摧残。
知青有上层的管理者来管理他们,知青所需要物资是配给的,基本生活物资奇缺。管理黑暗,人际关系复杂,内有点长或更上层管理者压榨,外有村民欺负,这样的生活不是一年半载,而是三年五年,甚至更久,有下乡 10 年之久的,最后是政策改变大返城才回家的。
生活再苦,都要有希望,而知青的苦,是没有希望,因为他们不允许回家,只要政策不变,他们一辈子也不能回家,不能见父母,在这样的一种绝望中生活,可想而知人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那是一种死寂般的绝望。为了每年那非常稀少的回城名额,各种黑暗操作,最后极端的事件也屡见不鲜。
知青的代表电视剧孽债,但是这电视剧对知青的那段生活描写不足,仅仅是感情生活的无奈。
其他可以查资料。那段黑暗的岁月。
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为上山下乡,其根本原因是为了完成工业现代化,表面原因是为了缓解经济危机。
工业现代化的就是资本积累的大机器生产,咱们可以成为从西方的工业化来看,看看他们是怎么完成工业化的?西方的国家全部都是通过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完成的工业化,这个过程大概是 200 年到 300 年。
然后咱们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工业底子基本上没有,想要完成工业化,有两种可能,一是独立自主进行发展,第二种就是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进行投资生产,抗美援朝的时候,苏联对新中国有 156 个项目的贷款援助,工厂和工程师,图纸都搬到了中国来。
此时新中国因为抗美援朝的原因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全部封锁,1957 年还是 58 年左右,中苏已经决裂,苏联撤走全部投资和工程师,同时要求中国偿还之前投资的贷款,接着导致的经济危机(有点类似 97 年东亚金融危机)
还有 59 年到 61 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也就是说,城市里工厂已经撤资了,已经没有工作,造成了很多失业而这场经济危机造成有约两千万以上的失业人员,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吃闲饭的,要想不产生动乱,只能进行经济危机的软着陆,那么唯一的办法,只有让他们找事干,而当时只有农村才是唯一的出路,那么这么多人,你去谁家吃饭?是个问题,对不对?所以农村集体合作社就是一条非常好的办法,对不对?
大家想一想,中苏决裂之后,苏联与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共同封锁新中国,就是说中国当时是没有出口和进口的,全世界都在去中国化,为了应对当时两个超级板块的封锁,毛主席提倡发展打狗棍,也就是以举国体制发展两弹一星,同时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告诉全世界的人民,苏联和美国是帝国主义他们在压迫世界人民,告诉世界民族要独立,人民要斗争
面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封锁,要举国体制发展原子弹等,还要以农业剩余维持重工业生产,自然容易产生经济危机,工人失业下岗,比如 68 年出现经济危机,造成工人下岗,千万以上人口的失业,只能依靠农村进行危机的软着陆化解,毛主席只能号召城市里的工人和年轻人上山下乡。
60 年代为什么取消高考,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城市没有过多的工作岗位,你高考之后,毕业等于失业,同时两个超级大国对你封锁,造成大量的无业人员,所以下上山下乡是必然的结果,除非想在城市里等着发生动乱,。
再说一说知青下乡吧,其实大部分下乡的知青,他们对农业生产其实是不熟练的,缺乏农村工作经验,甚至十几岁,20 岁左右的孩子大都需要工作一两年,才能熟悉农村的工作经验,所以说农民拯救了新中国。
至于出现伤痕文学,这是一个屁股决定脑袋自我的解说,城市里的小年轻,去过农村干活后,回城之后他们有一部分掌握了话语权,甚至有些人会出现类似于芳芳的那种人记录伤痕文学,其实大部分都是正常的。
当然有些偏远的农村条件,确实是很艰苦,回来后就想把自己的过往记录,那么自然会有些抱怨,这个从人性的角度来说,自然是很正常。
工业现代化是客观形成的结果,而不是空想主义,没有树,哪有果。
再者说,你不可能类似于日本,韩国接受美国的产业链转移和投资,没有付出,哪有回报?大家不要以为工业化很简单,你想想别人两三百年所完成的事,你 30 年左右就完成基本工业化,60 多年完成全面工业化,也没有其他地方给你进行殖民掠夺,你不付出代价,怎么可能?
新中国基本的工业化道路,完全是独立自主发展的,当然有一部分前期的苏联投资的底子在,也幸好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啊,地域广阔,依靠了广大的农业生产,剩余积累进而完成工业化这可是很难的啦!
推荐大家去阅读温铁军的书,《中国现代工业化的十次危机》和《去依附》以及《解构现代化》
你吃不上饭算什么,我可是连咖啡都喝不了呢
他们不苦,也不可怜。
有些人觉得自己读了书,就是要做官做人上人的。老人家希望读了书要为人民服务,做人民里的一员。
如果城里人,干部子女,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就叫可怜。那本来就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孩子,叫什么?
真实的生活,我当然不知道
毕竟我爷爷奶奶,是个地道的农村人
但我也偶尔听他们说过
当时我问,
奶奶,你还见过知青呢
见过啊
知青什么样啊
有文化,白白净净的
…………………………………………………………………………
而我现在对知青的印象其实是取材于电视剧和电影
比如《知青》,比如《天浴》
这里面都有一个相似,乃至于相同的情节
就是,有女知青被猥亵或者强奸了
这个情节说明什么问题呢?
…………………………………………………………………………
其实,这个问题不证自明
知青下乡,生活肯定是会变苦
但没办法,当年粮食紧张,城市就业岗位紧张
实在供不起这么些无业游民
只能让他们去自己创造
他们还不会干农活,只能在刚来时吃白食
(其实这对于农民来说,有些戏剧性
毕竟,他们在城市里,也是吃你们的白食
现在,来你眼前吃白食了)
双方在开始时肯定会有矛盾的,只是有些会融入其中,有些会让矛盾一直存在
对于知青来说,比较之前他们的生活,肯定是苦的
但我们也要想到,当时都农民不也过着这样的日子吗?
所以双方都苦,农民尤甚
毕竟他们还要承受 “剪刀差”
我外公就是知青下乡,从北京到了甘肃小农村。然后一辈子都想回家,一辈子都没能回去。最后死在了甘肃。选离家乡,远离父母,有家回不去,死在异乡。
其他地方的知青主要也就是去自己家那个小城下面的农村 所以并没有经历多大的文化冲击和生活水平跌落 付出的机会成本也不太高
但是上海大量的知青都去了老少边穷 现在那些地方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和民生产业就是这些老人亲手创建的 而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就让你们现在去刚果和津巴布韦一类的非洲国家干苦工还不给补贴 并且工期望不到头很可能一辈子回不了家 又有几个人能愿意能不抱怨
我外公是五十年代末被派出去支内的 (上海的支边支内和上山下乡是一条完整的时间线) 当时他去的是甘肃 干的是修路 建电厂这类最苦的活 一直干到退休 回了上海拿的是甘肃的退休工资 一两千块在上海怎么生存 要是不支援大西北留在上海工作 退休工资就是五千起步 常年不在家 又没钱 这样的家庭环境直接导致了我外婆一家一直都过得很苦 我母亲这个大姐过得更苦 别的不说 她没机会接受很好的教育 性格和心理状态也有问题 而母亲能决定家庭中孩子的处境 她做了母亲后我也很苦
我们家至今名下无房 还是我工作几年后攒了一笔钱 (拼命赚拼命攒) 才赶在 16 年在远郊贷款买了套一室一厅 这就是我们家拥有的第一套产权房 可以说我们家起码三代人都为了支援大西北付出了不菲的代价
你们怎么能把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跟我外公这样的人相提并论呢 一个是为自己家劳作讨生活 一个是不得不舍弃自己的家庭去替别人干活 前者再苦再累也不冤 (其实也不如我外公干的活苦和累) 而后者则是牺牲品
好好好,不可怜,因为农民最可怜所以知青不可怜,把人放到乡下那是他们活该,他们都是崇洋媚外娇气的 heshang 牧羊犬小布尔乔亚体会不了老百姓的苦难。
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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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辛苦的,他们竟然体会了农民一直以来的生活!农民们一直这么过都不叫苦,他们凭什么叫苦?”
为什么可怜人叫苦会被一群从未受过苦的人指责不像更可怜的人一样乖乖沉默?
为什么一群从未受过苦的人有资格指责受苦人叫苦是无病呻吟?
为什么受苦之后不沉默会被指责?沉默是美德吗?
之前看了《天浴》,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问题
看看里面高赞的几个回答,都是引用了官方文件的,有理有据的,不苦吗?
看完摸着良心说,不苦吗?
要看在哪里的知青,有的可能就是过过体力活,比如去崇明,但最主要就是要有回家的权利。
以前读过一本知青有关的书,是王蒙写的。当时看了非常惊讶,因为里面竟然描述男女知青,为了摆脱自己的命运,不得不把自己的身体爱情当作筹码,和老乡做交易,才能回家。以及电视剧孽债当地结合的孩子去上海找家人,一群人为了回家放弃当地的家庭,里面的伦理道德可悲但又觉得符合时代背景。
而且有一部分知青从出去的那一刻就成了相对意义上的失败者,比如说北京户口被安排迁出到东北鹤岗,然后还回不去,这个人生际遇绝对是落差很大。
知青当然苦,农村的日子肯定比之前在城市的日子苦
但是到底有多苦,这个其实取决于话语权在谁那
知青苦不苦?那个年代大多数人都很苦,知青做为城市青年下放农村劳动肯定是受过苦的。
但知青风评高吗?不,你到当初知青下乡的地方问问,能说不知道不和他们接触已经是个不错的评价了。
坐惯绿皮车的你,突然能做高铁了,你肯定觉得是一种享受。
坐惯私人飞机的国内知名 * 客,有一天只能做高铁,肯定觉得是一种磨难。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发了微博没人理。
人家发了微博,全国都知道,还能得到很多同情的回复。
立场很重要,屁股坐在那里,看到的东西不一样的。
谁来可怜农民呢?同为无产阶级兄弟,知青们觉得比我们农民阶级高一等,殊不知,没有农民,在那个年代,他们统统饿肚子。
这个我知道,我自己就当过五年知青。我不觉得当年我有那么可怜的。
17 岁那年我爸把我送到知青点,开始了我正式下放的生活,为什么说是正式的?是因为 68 年我们全家从城市下放到了农村,当时父母是带工资和商品粮下放的,我爸当过兵,下放前是在公司工作的,就和村里的大人一起出工劳动,我妈是小学教师,村里就安排她和老年妇女干点轻快活,我和弟弟跟村里的孩子一起上学,放学后或者假期就跟着学做农活。村里的老俵们挺照顾我们,刚下去自家的菜没长起来,不够吃,经常会有人去摘菜时多摘点放到我家门口,我妈就要我去问一下,是谁家送的,然后要我送钱去,记得我妈说,不能因为大家对我们好就占便宜
要说苦肯定是比城里苦,可是那么多农村人人家不也是要生活吗?再说那时候城里人也不是都过的好,一般家庭大都有四个以上的孩子,多的六七个,七八个,就是在城里生活水平又有多好呢?我们家说生活好,是只有两个孩子,父母又是双职工,过了两年,我爸被借到公社工作,我妈被借到大队小学教书,我除了上学,农村的农活除了担粪和犁田以外的,我都干过,还学会了针线活,我是女孩子哦。
我当知青,对我来说只是换了个地方干活而已,而且是非常高兴,在知青点没有爸妈的管束,不要太好了,当时我们知青点有十三个人,配有一个带队老农,教管我们种田种菜。他家离得不远,白天在知青点晚上回家。管理人员有班长,会计,保管员都是知青义务兼职的,做饭由女生轮流承担,每人一个月,伙食费怎么算呢?我们每个人的口粮都是一样的,一个月大米四十斤,每顿吃多少,也就是打几两饭,由保管员打饭和登记。吃菜大家都一样,不会另外计算。四十斤大米,吃不完的可以称回家补贴给父母,我多出来的米,都被我换米糖或者扎粉吃掉了。我们养了猪,过年节会杀猪,留下小部分大家吃,其余的分回家,
在知青点,我觉的最累的活就是轮到做饭的这一个月了,我们有十四个人,四头猪,两头牛,几条狗,一群鸡,早上五点起来,开始挑水洗菜做饭,开饭后喂猪,上午剁猪草,煮猪食,那些猪真能吃,剁的我手痛,每天喂猪两次,然后做午饭,下午能休息一下,再做晚饭,头疼的是挑水,人多用水也多,夏天用的更多,每天要挑十几担水,太累了,遇到双抢时候,除了这些,还要管那两头牛,要晒谷子,要翻晒几次,傍晚用风车车好,等男生们挑回去。累的发晕,我妈带我去城里看病,医生说,多休息几天了。
那时候年轻,不太想事情,再苦再累也不怕,有没有赚到钱也无所谓,有爸妈在天大的事情都不怕。我爸妈现在九十多了,身体健康,生活自理,有爸妈的孩子是个宝,像我这样的憨憨也能活的好。
一年下来分红,钱真的不多,我大概是一百块钱左右吧?有一年被蛇咬了,差点没死掉,休息了几个月,年底分红时,我超支了。
可能是环境不一样吧?在我们知青没有谈念爱结婚的,只有开玩笑说,谁谁谁是小两口,然后是闹的他们两人不说话了。上回我们聚会时还在笑这事情,就是小孩子似的。在我们对面的山沟里,也有一个知青点,他们那里有两对结婚的,有一个嫁给了当地的男孩子。拿两对结婚的,公社帮他们做了一点必须用的家具之类,举办个简单的婚礼,帮他们安家。
五年后,大返城,我通过考试参加了工作,结束了我无风无浪,平平淡淡的知青生涯。到现在看那些有关知青的伤痕文学,电视剧,就会想这是真的吗?是不是我的运气太好了?
安置到外省的和本省的;安置到市郊和安置到边疆、牧区的;镀金的和扎根的;不同时期阶段的;原生家庭成份;男知青与女知青;命运差异太大了。不要以今天的城乡差异去想象过去。口粮、招工、招生、入伍、进城任何时期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会成为受欢迎的人吗?前途与命运,青年最关心的问题,努力活下来就满足了吗?关键是问题包含并不限于上述这些。你想的太简单了。
知青能偷菜偷鸡偷钱搞女。我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什么高贵的血脉,大家都是人,不过投胎的地儿不一样。
环境资源才是人成长的根本决定因素。希望共产主义真的能来临,给所有孩子公平的起点。
所谓知青的苦,我的理解就是张爱玲居然下农村种地,这种佳人是不是要用花瓶保护起来,唯恐半点灰尘折辱了她?可是这朵花要吸收养料的,她自己活不了,难道给他几亩地收租,雇几个长工?
佳人是佳人,可是和劳动人民不是一个阶级,很难共情。
不过这就让我极为佩服教员,周总理,他们也非寒门,却上的天庭下的地府,甘之如饴,为人民万岁奉献一生。伟人不愧是伟人!
那个年代知青也创造不了大的价值,去种地大势所趋吧,有实用价值(文人那个年代似乎无用,搞建设的理工人才比较重要)的人也不会去农村了,科学家还在西北沙漠呢,边疆还有百万军(当兵可不酷啊,现在学生军训个几天要死要活的),谁不苦?
和同时期的人比起来,知青不苦,和他们往日生活比起来,是有很大差距,我看过一个剧,一个城里女孩为了回城主动给了队长换回城,我是想不明白,这是多娇嫩的温室花朵
知青当然不可怜,农民的日子比他们苦。
那么可以别骂大下岗了吗?毕竟农民可比下岗职工苦
一个当过知青的阿姨,她说她当时初中,应该算是年纪最小的一类知青。她说,当时一些年纪大点的女知青为了利益(更好的生活?回城的机会?我也记不得了)跟村干部上床,有的甚至结婚生子。她说:村长被窝里都是虱子,那小姑娘也真睡得下去。
我跟那个阿姨其实不算认识。当时学校组织志愿活动,去商场卖东西。我在一个卖床上用品的柜台,阿姨是其中一个柜员。当时那个情景就是,在周中没什么人的明亮干净的百货商场里,阿姨跟我闲聊天,在一片动辄几千块的床单被罩之间,在阿姨吐槽了隔壁的床品怎么不如他们的高级之后,我突然脑海中要想象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某天半夜哆哆嗦嗦的钻进村长脏兮兮的被窝,那种魔幻的感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
对知青下乡支教骂最多的,基本都是当年下乡的知青还有现在大学生
是,你们害怕被人身迫害,被强 j, 所以你们对下乡无比痛恨,我可以理解
但是有些人就因为这些原因,以偏概全,说农村人没素质,没文化,心胸狭窄,性情阴暗,穷是活该,穷生奸计,富长良心,穷是因为不努力
你知道为什么农村那么穷吗?是因为农村人懒惰吗?那是因为城市的高速发展本身就是建立在压榨农村的,农村经济落后,为了活下去,导致各种不法行业出现,比如黄赌毒
你知道为什么农村人素质普遍不高吗?因为农村教育资源不如城市,不是每个人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导致很多人素质低下
你知道为什么农村那么多落后的封建习俗吗?因为改开后 “解放思想”,导致很多三从四德,男尊女卑,三六九等,三教九流等封建思想卷土重来,祸害人民,再加上基层崩溃,农村基本陷入某家族统治
你知道为什么大多数山村人没啥文化吗?
因为山村基本都是四面环山,道路崎岖,交通不便,不利出行。他们本身就是居住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如果没有书籍和互联网,那么他们的见识和思想也就封闭在那一片区域
再说了难道城市人就好的不得了吗
由于农村人很多长期生活在封闭的环境,导致对外界了解太少,思想又太保守,见识有限
所以导致
农村人进城被城市人歧视欺侮的事件层出不穷
农村姑娘被城市人骗去做小姐的事件屡见不鲜
农村年轻壮丁被城市人骗去当廉价劳动力甚至是包身工的事件数不胜数
这时候城市人的高素质,善良仁爱,热情好客到哪去啦
城市人要求农村人无私奉献(低价收购农村粮食,农村人上城当廉价劳动力)
一旦要城市人去农村给农村人搞教育,就一个个委屈至极,哭哭啼啼
所以什么爱国主义和工农一家亲都是假的,不过都是喊喊口号,本质上都是精致利己主义者
再说你在农村受迫害,祸害你的地痞流氓要负责,骗你下乡的领导要负责,农村当地的警察要负责
不想下乡,给你个好办法,把山村人开除人籍还是国籍,这样就行了,不用去管他们了,
真是服了,不好的都是山村穷人,好的都是城市富人
你知道为什么城市没有那么多案件吗?
是因为城市人素质高,法律意识强吗?
想多了。那是因为城市的监控比农村的多,警察办事效率也比农村的高,犯罪成本高
使得城市人不敢轻易作恶,而且城市治安良好,也不过就这几年的时间
倘若哪一天城市陷入经济危机或者无政府管理的情况,那么混乱程度可不见得比农村好多少
苦到用青春玩了一把 cosplay,大家过好了还得是改革开放后的事
我知道的是,在农村如果踏踏实实的,是能混点吃的的,老乡们不是不懂人情事故
但是,口气大、矫情、没吃过苦、下过地的也是真的会被排挤的很厉害,挨揍都是轻的
一方面是上面有心让知青们除了满脑子闹革命,需要在接纳现实的基础上才能改造现实
另一方面是城市也没得吃,当时经济太差了,都吃不饱了,等于让知青硬着陆
太硬了,怨恨容易走向 B 面
所以主动的挑战是走向成熟,被动的挑战则会走向对立,这个怨恨可以不死不休
这是社会的悲剧
希望成长的道路是自发的而非被逼的
否则这样的悲剧会演变成长期的对立、仇恨和难以想象的损失
始终没有忘记查干诺尔
澎湃新闻:你为什么在退休后一个人跑到查干诺尔去治沙呢?这期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郑柏峪:1968 年 8 月,我来到查干诺尔插队,21 岁了。那时候我从北京四中高中毕业,毛主席号召 “上山下乡”,我就来到了查干诺尔。来之前我很担心,因为锡林郭勒草原是纯牧区,又是蒙古族聚集生活的地方,怕自己不适应。但是到了草原以后,很快就喜欢上了这里,一呆就是十几年,直到 1981 年我才回到北京。工作后我始终没有忘记查干诺尔,隔几年就回去看看。九十年代以后我年年回查干诺尔,一般每年 3-5 次,多的时候有 10 多次。关注着草原的变化,开展生态治理项目,成了一个生态环保志愿者。
这个人就是知青,北京四中毕业的,应该家庭条件很好,去的是内蒙,没说当知青苦。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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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抵达昨日之河 李伯勇 著 一个下乡知青十年的精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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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当时都苦,知青下乡还带着国家分的粮食指标呢。之所以现在觉得知青苦,到底还是人家群体有话语权。从古至今,农民有多苦,领导人们,尊重贫下中农的,不也就那个伟人带领的一帮人嘛。
这就看你跟谁共情了。
如果知青苦,那农民岂不是更苦?
知青有文化,可以把苦表达出来。
农民没文化,再苦只能肚子里吞。
真正的痛苦,是无声的。
嗯…… 我父母倒是都下过乡
怎么说呢,影视作品里反映的黑暗肯定有,遗留下的问题肯定也有,我到现在还记得那首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
但是大部分就还是正常地去劳动,去建设社会主义吧
我爸是为了早点结束下乡就早早找个厂子去上班了好像,他极少提及下乡的日子,不过这也跟他是个不爱说往事的性格有关。
我妈的话,其实倒是经常提她下乡干了什么什么,哪里是她们队上。语气态度没有半点抱怨和不开心。
不仔细思考,觉得就是干活而已,仔细思考确实蛮苦的,对于一个来自城市的没干过太多体力活的青年人来说。
比如除了种地,还有修山路修水库,我妈经常说,你们现在爬山走的路都是我们当年修的。
我一听内心总是不禁冒汗,真的苦,没有石台阶,那山路是真的不好走,她们又是修路又是修水库的。搁我真的难说能忍多久。
但是我妈从没有对这些的负面情绪,真的任劳任怨,积极努力向上,我一直很佩服我妈这点。
她前几天还回她们队里那地方看了看,几个知青还聚会了呢,曾经的村子那些人因为拆迁改造现在都老有钱了 233
总之这种事,还是小马过河吧,每个人体验不一样。我也不好说。
一,过程
知青下乡,起缘于苏联,五十年代中期,由团中央从苏联带回的经验,并发出号召,一开始是由部分青年自发组成的志愿队伍,去开荒种树。之后各个省份都号召城镇毕业生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有组织地动员城镇青年去边疆农村,至文革前大约一百三十万城镇青年去了农村,大部分去了边远省份。不可否认,特别是最早自发组队去的,自愿放弃城市生活去农村劳动的都是有情怀的,是满怀热情去建设农村,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这一时期,比较出名的有邢燕子、董加耕、何隽等。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则始于一九六八年,积压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有近二千万人,大量的工厂处于停工与半停工状态,学校已经停课关门,单一的经济模式又容纳不了这么多人就业,而大量的无业青年滞留城市无疑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于是,出路只有一条到农村去了。
因此,缓解就业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不是像有点网友说的因为农业产量低,养不活那么多的工人和技术员,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发展农业支援工业发展。更不是谁的高瞻远瞩超前思维。毛泽东主席还为之作过许多重要指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由此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七八年停止下乡,七九年大批返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式结束,其中也有知青的请愿与抗争。这场运动涉及千家万户,光七九年返城的就一千多万,那是当时城镇户口的十几分之一。
二,意义
发动上山下乡的消除 “三大差别”,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初衷并没有达到,相反的相当数量的知识青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首先广大农村地少人多,农村劳动力是过剩的,只有在边疆地区才地多人少,其次城镇知识青年大都不是合格的农业劳动力。只有少数知识青年在农村做着非农工作的如做民办老师赤脚医生的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农村也是在知识青年返城之后经过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落后的面貌才得以真正的改变。
就个人成长来说,农村生活锻炼了一批人,过了农村生活这一关的知青在返城之后都相当的厉害,各方面能力超强。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接受了 “再教育” 中断了正常教育,造成了人才的青黄不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不少的知青并不以知见长,过早地中断了学业,成了之后的首批下岗者。
上个世纪的六八年,情况不好(请原谅我用词的苍白)。毛泽东主席号召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客观上解散了红卫兵队伍,制止红卫兵运动,及时地消除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点应予肯定。
邓小平同志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年对此运动有过这样的评价,化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小平同志的三个不满意说出了对社会和谐的影响。我还觉得是人力资源的错配,是一种浪费。
三,多苦?
知青的苦和可怜是肯定的。一定有人会喷,农民子弟就不过了?特别是那些分散插队落户的,孤独一人,远离家人,强体力劳动还得自己做饭洗衣,物质生活还相当地贫乏,辛苦一年扣除粮食,年收入不过几十块钱。大家设身处地,都是些十七八岁的孩子,我们现在同龄的孩子在做些什么。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干着最原始的繁重的农活,而且几乎终年无休。农民也苦,但毕竟家人在一起,相互也有照应。
我也是下乡知青,比较幸运,时间不长恢复高考就离开了,离家不远还是国营农场有工资收入,知青点上五六百人集体生活,最关键是年轻没心没肺,从没愁过政策不变长期下去会是怎样。
我觉得
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比如有一天贫困户也住上大豪斯,
而不是让更多的人降低生活质量,然后说,看,有更多人正过着这么差的生活,你知足吧。
按照高赞答案,如果是上山下乡是为了国家,那么知青就是为了祖国发展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吧?
所以你为什么要喷他们呢?
有点诡异。
书名见左 / 右上角,
假装自己是农民呗
成分好的运气也不错的 积极工作
从组织里拿到名额去上大学或者掉到研究所里学习
普通人
当农民,当到上山下乡结束。有的人回城里了,有的人在农村安家落户
运气差的
不论是本身疾病还是恶劣环境 外加缺医少药 英年早逝。
另外分配地点也是有讲究的
上海旁边农村比如。李克强总理待的海丰农场 现在开车去上海就 2 小时 走路不过半天就是上海。一开始去可能不适应。后面不是手到擒来?
要是给你整个西藏 新疆 倒也不算差 除了环境恶劣点,偏僻点,日常生活还算有保障,毕竟军团也不会看着这些知青自生自灭
要是给你整个山沟沟,原本吃饭都不够的地方,上来就给你领略一下什么叫穷山恶水出刁民(觉得你是抢粮的)
不同地方的知青,体验都不一样。比如阿城《棋王》里,普通家庭的知青和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的知青到了边远山区农场林场,对艰苦的生活的感觉肯定不一样。人家家庭条件原来 90 分,你家原来 60 分,一起去了山沟沟过 50 分的生活,落差肯定不一样。
河南作家阎连科有一篇写知青的,他对知青的印象非常之差。知青在他们村过的是人上人的生活,吃百家饭,知青到自己家吃白面烙饼,阎连科馋的只能咽吐沫。因为过年都不一定吃得上白面啊!
阎连科和我父亲是同时代人,我非常认同作者的感觉,也是从写篇文章喜欢上这位作家。后来看了他写家庭如何贫困,十分真诚。
我家河北,我从小听了很多饥饿的故事。我今 80 后,我爸虚岁 67,祖父大概 1918 年出生。我媳妇 90 年,父母 70 年,祖父母 50 年左右。看,是不是差出了一代人?为啥?想想那句话,人穷辈儿大就知道了。
63 年发洪水,我奶奶带着我大姑姑去讨饭。
对,讨饭。曾经我都不敢公开说,觉得丢人。
如今我大姑姑已经去世,二姑也 80 了,三姑命好,随军落在了北京,四姑儿孙满堂,小姑家我表妹也和我一样定居在了北京,伯父家孙女也读大学了(第三代基本都读了大学,还出了南开,大连理工,大连海事几个学霸。为啥都去大连?)。
这两年有时候回老家,跟老人们聊天,我就故意把话题往这方面引,想听听他们的经历。
我二姑说,你谁谁爷当时就爱张着嘴骂大街,他妈的老子硬气了一辈子,混到了张口跟人家要着吃!
三姑说,嗨,那时候我和你大伯一块,你二姑和你二大一块,我俩有一次到人家一个好家庭,一推门,窜出条大狼狗,吓得我俩扭头跑,狗就一直追,还是一个老头儿把狗轰走了。你大大还把裤子尿了。
二姑说,你还跑的动,我都饿地跑不动!
扯得远了。我爸说 63 年大年初一吃的就是白薯面的饺子。和阎连科家有一拼。
再说我妈的经历见闻。
我妈(我们村隔壁村)小时候在队里参加劳动,来的知青是北京总政文工团(还是总后?),人家干净,礼貌,都下地干活儿,也不偷懒。就是他们干活儿不行。
我说那肯定啊,种地哪儿那么容易?钱钟书杨绛二人在农村,农民亩产粮食 400 斤,他们种的才 200 斤。
所以说,知青是个集体名词,谈论这个群体,要具体要时间地点人物,才更有说服力。
那些文学作品里诉苦的也好,怀念的也好,其实都是极少数。大多数知青,我们不一定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就像农民一样,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但知青群体今天的位高权重,完全不是农民可比的。没办法,这也不是知青的错,我们国家几千年来都是农业国。
——晚上加班回来地铁更新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后半句话用到知青身上也大体可以。
如果从知青个体说,有的北京知青嫁到了做插队的云南农村,完全成了农民。有的知青在村里好吃懒做,回城的时候有关系有门路,前程无量。《三体》里写到的三个女知青,和同学把叶文洁的父亲打死了,等后来去找她们,其中一个女孩(我记得还是为了抢救公共财产)已经在河里淹死了。
你说,知青可恨还是可怜?
总之,个体在历史大潮中如同蝼蚁。
——
多说一句不正确的话。当年在陕西插队的知青多了,但是保送清华的名额可真不多。说这个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说我们作为个体,要把自己变强,变强。特别是我有了女儿之后,这种想法更清晰了。以前我还挺佛系,理想主义,现在我只想边吹空调边搞钱,空余时间练练肌肉好保护我女儿。
如果一辈子都生逢国泰民安,没有知青年代的动荡,那真的是太幸运的事。
(感谢党和政府!我家上一代全是农民,我这一代兄弟姐妹二十多个,出了我和表哥两个大学生,下一代已经十几个了。并不是我家多好,而是时代变了)
我觉得湖南卫视有个神奇的节目叫《变形计》,大家可以看一看。
节目中城市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做交换,城市的孩子去体验农村的生活。城市里的孩子刚去农村,就没有不喊苦不喊累的。当时当他们体会完这一次的农村生活,他们可以回到城市,继续享受之前的生活和资源。甚至于有些孩子的一些不良三观得到纠正,成为了更努力的人。
但是农村孩子得到了什么呢?
最终只有成功者,才会回忆过去的苦痛;而普通人,是不会回忆苦痛的,因为他们生活中不缺少这些。
我就讲讲父母长辈的故事
我妈妈呢,苏州人,给我说,她刚去下乡的时候,没东西吃,也不会去偷菜,农民家多少还有点自己种的河里捞的东西,她啥也没有,和农民朋友相处是要一个过程的,当时只有一个农民接济她,等她适应了才缓过来。
我爸爸呢,是个老大学生,上海人,毕业后本来分在华山医院,后来要求大学生支边,他就去了贵州,在军工厂的厂医室看门诊。我小时候在上海,看见父亲过年回家,给鸡做手术,当时那只鸡的嗉囊被塞了很多沙子,父亲把鸡的嗉囊切开取出多于沙子再缝合。鸡还活了很长时间。后来父亲说,他在山里面很想做手术,也只有在实习的时候帮主刀缝合过,他一直想做外科大夫。
我舅舅呢,苏州人,师范毕业,去乡下教书,辗转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在一所农村小学和舅妈两个人教 1-6 年级,没老师,正式的就他和舅妈两个人。学生也不多,学校也很小。我小时侯去玩过,没公路,坐船到那里。夏天晚上就躺在学校课桌搭好的床上睡觉。暑假不上课,农民就把席草搬到学校的操场上晾晒,晚上就看农民们开开心心的编草席。舅舅和舅妈就这样两个人在农村小学呆了一辈子。
苏北人来答一波,知青到苏北农村基本都从事技术岗位,大部分做老师、生产队会计、文书等,只要你做人不是太差劲,不会让你下田干农活的,要知道学校里老师很缺的,那时候几乎每三四个生产大队就合办一所高中。知青生活多苦有多可怜那是和城市比,没有马桶没有自来水没有公园动物园,但是比一般农户好不少。
要看在哪个地区,还有是什么样的领导。周围的群众风格。
跟你在哪个公司上班的道理是一样的,同样是做电子厂的工人,大家或许在生活的本质收入都大同小异,但是生活体验却大不一样。
等有空再来完善这个回答。
因为人类不感谢罗辑
非洲贫困人口还有 7 亿,人家一直过这样的生活,所以就不苦?
先无视了农村人的苦,然后因为农村人一直这样过推论出让更多人过这样的日子也都不应该觉得苦,这逻辑牛逼。而且知青比农民还不如的是: 没有家庭温暖。农村为啥要生儿子呢? 人丁兴旺在村里不受欺负。外来户受欺负很正常。那你一个人孤孤零零的以为能和当地人比?
全国本来就九成人是农业户口了,还把美其名曰让城市的娃去农村建设祖国。就那点儿地,需要那么多人种地吗? 把经济不景气,城市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美化成去农村建设祖国。
现在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还叫苦连天,现在你没工作最起码你能回家,大概率你家里在改革开放这几十年里还有点儿家底儿养你,那时候呢,举目无亲来到一个陌生的农村,大概挺幸福吧。
本来人家老乡自己的地都不够种,城市娃来了就是来抢人家口粮的,白眼少的了吗? 而且农村对城市娃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你去种地把苗都毁了,本来就多张嘴吃饭,还毁庄家,被看不起是轻的,想揍你都正常。
啥是垃圾? 东西放在不合适它的地方就是垃圾。红烧肉放在干净的盘子里就是美食,放在你的衬衫上就是垃圾。把人力资源放在不合适的地方也是垃圾。
教员是富农家的孩子,他想的是为什么中国人要吃苦。
知青在当时也算家庭背景不错的了,这些人想的是为什么是他们要吃苦?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了。
我可能是最年轻的下乡者,不能叫知青。全国知青不过二千万相对 9 亿人口是小数字,但为什么影响那么大,一片苦声,这就是伤痕文学的方向问题。时代让他出声去抨击先人,为当天颂歌罢了。辽宁在当时省来说城市化最高,但不过 3O% 多,大多是农民,农民就不苦了!干个农活苦,就喊苦?哪是后来说的,至少当时很少人这么说,当时管制沒有这么严,老三届下乡有 N 多要求,成分不好不下,独子不下,孤子女不下,很多人也没下,直接顶号头进厂工作了,不愿去不去,我姑我姨都没去,没去就没去,我父亲是第一批,不让去不行,积极分子。当时城市孩子也苦,孩子多,学校少,上中学要走二,三公里,每月有劳动课,要走几公里到农村帮干活,平时帮大人在城市空地种菜,在地多的城市,工人也分菜地,自己种菜。到今天很多知青把下乡看成难忘的日子,说苦但也谢谢给了一个强健的身体。至于小说哪些事,今天不发生吗!一个小头出事,笑话说小头的单位所有女性都去医院验去了。把任何时代都有的事强给特定时代,本身是滑稽可笑的,但我做为最年轻的下乡者向在去云南下乡和农垦青年致敬,因为他们很多人离开国家,为事业而战,死在它乡,生还者老了不被人认可,向同时代最可爱的出国志愿者鞠躬,你们无愧中华儿女,你们的灵魂会从马,柬,老,缅及非回国,慰籍父母。
知青抱怨几句某些牲口就不满,自己 996 就骂资本,好,马云们加油!牠们活逼该!
身为堂堂正正的公民,想在哪里生活是个人的自由,至于混得怎么样那是自己的事,轮不到别人来强迫自己去外地劳动,而且还不能自由返乡,按古代律法这就是流放,按现在的法律就是强迫劳动罪,公民的公民权被践踏当然可怜,义务没少付,权利不让谈?别扯什么别人的公民权也被践踏了,难道一个人被偷了还要所有人陪着报案?
不过从另一边来讲,考虑到其中半数曾经的身份和罪行,对于这部分人的下场,我很认同上面的做法,这才叫做正义。
你是一个城里的学生,本来正在上高中,有希望考上大学,正在做着美梦。
学校忽然宣布:从下周起,你不必来上学了,学校也不会让你进来。
学校安排你去非洲开荒,你自己准备一下。
为什么要去?上级的安排,叫你去,你就去。
不去不行吗?不行。
可是…… 少废话!
去了就要听从当地人指挥,他们是你的上级,你的一切由他们安排。
期间不许离开那里,更不许回家。
那地方什么样?不知道,别问我,我也不知道。
去那里干什么?象当地人一样干体力活,开荒。
还能继续读书吗?别想了,你这种想法很危险。
考大学?别想了。
有什么娱乐?不知道,估计当地应该有土风歌舞吧。
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可能是几个月,几年,也可能是一辈子。等通知吧。
有什么报酬?没有。
结婚成家?组织不管,但你可以在那里找个当地人结婚。
去吧。别叫苦,而且还要表现得很期待很享受。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知识分子也是爱国爱农民的。
他们喜欢站在田间地头激情澎湃的说
“啊,多么伟大的祖国。啊,多么伟大的农民”
参加劳动之后,受不了苦,就满腹牢骚。
“我本来是讴歌农民的人,不是要成为农民的人!”
由于他们能读会写,后来翻起旧账来自然也没什么好话。
只是那些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人,
可有谁曾听见他们叫喊?
苦啊!太苦了,广大的农村土地简直就是水深火热的地狱,这帮家伙从城里来地狱体验的一段时间,然后纷纷逃离,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各种的呻吟,各种诉苦,自己经历了这么一段非人的日子!
但是!!!!
那些原本就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谁在乎了!某些人只不过去体验了一段时间,就活不下去了,那些世世代代就生活在这片地狱的人呢?他们是怎么活下去的?有谁管过他们的内心?这些家伙还能搞出一个伤痛文学!来缅怀一下自己那段不算太苦的生活!
就像一群小资看到有动物无家可归,他们会悲天悯人,会自我感动!会网上抒发自己的感情,告诉全天下人,然后收获一批赞美。
可是他们看不到那些真正生活在最低层的人,或者说,在这些人眼中,那些压根不配称为人。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除了资本家,其余都是工具!
国内封建小资阶层,除了文化人,其余都是奴隶!
知乎越来越不对劲了,当年定性的东西,有人想翻案?
知青太多,中国又这么大,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总体上,就是一群大孩子甚至半大孩子到农村生活了几年,吃住在生产队或者老百姓家里,生活吗,也就是生产队那些活呗。
我老爸老妈都是知青,老妈属于返乡知青,也就是直接回家,在家在生产队里干活,没啥好说的。
老爸是城市知青,刚开始也是各种的不习惯,很快各种农活上手了就好了,啥都干,生产队里有啥活就干啥活呗。从来都是嫌我笨手笨脚的啥都不会干,一说起来,他好些活计都是在生产队里学到的。前年吧,还联系上了一些同学回到当年的生产队看了看,对那段岁月,还是挺有感情的。
至于吃苦,主要看个人了吧,看如何理解吃苦了。如果说没有自来水是吃苦,饭里没有肉是吃苦,干活出力是吃苦的话,那确实,知青们妥妥的吃苦了。可问题是,这种苦,在那个年代不就是正常现象吗?非要说他们特有的苦,我觉得应该是生活环境的突然改变,可能会让一些人长久的不适应,这可能是他们独有的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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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想起一个挺有意思的事,除了我爸,我二叔三叔也都下过乡,小时候有次听他们聊天说那个时候总是饿,除了刚刚吃完饭那一小会,剩下的时间都是在饥饿中度过的,当时觉得还是挺苦的。后来我上大学之后发现,我也这状态,甭管吃啥,也甭管吃多少,除了刚吃完饭那一小会,永远是饿着的。我寻思着,这种饥饿感的最大原因,可能不是那个年代以及那个年代的饭菜质量,而是那个疯狂长身体的年龄阶段。
我曾经在图书馆看了一本书,讲的就是知青生活,侧重点在感情方面,以几个女生作为主角讲的他们的故事。看完之后就很惋惜,同情。从城市下乡村是当时的政策,好多青年一起去,被分到不同农村。有的女生要借住到农村家里,被这家里的男人骗感情,好多怀了孕。有的不得已只好嫁给农民,这辈子生活都很贫苦。后来晚年政府有了补贴才好点,但也搭了大半辈子。有的生下来没名分,独自抚养,中间会受到多少旁人的指指点点。有的女生和男知青发生关系,男知青又被调走,女的可能怀孕了生下来孩子,回城市以后也忘不掉这个男知青但也找不到人了。就是被时代大潮流卷袭的痴男怨女的故事。就很可怜很无奈。
好可怜啊,居然体验了农民几千年的正常生活
其实吧,把现在嚷嚷上山下乡的捞比们关起来喂个两天的糠,世界就清净了
三大改造完成,58 年大跃进失败后,标志着计划经济走入了困境。大量的城市青年失业,在 1980 年代又重来了一次,恶性案件频出,治安压力倍增,所以才有了 83 年的严打。失业是个大麻烦,任何政府都不能等闲视之。
这要具体分析了。
有些知青去了相对比较好的乡下,就没有很苦,也没有很可怜,但是荒废了青春。
有些知青去了不好的乡下,非常苦,甚至有自杀、被害、被强奸的,这就不只是荒废青春那么简单了。
有些知青拿到了回城名额,后来恢复高考,又考上了大学,多少还能补救之前被荒废的青春。
有些知青没有拿到回城名额,也没有在恢复高考以后考上大学,就留在农村做了一辈子农民。
知青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群体,不是几句话、几个人就可以说清楚的。
你知道当年 80、90 年代车匪路霸有多猖獗吗?
为什么有这么多车匪路霸?
大批年轻人没工作,没钱,又是精力旺盛,你说他们能干啥去?
只能做做没本钱的买卖罗。
国家让城镇青年上山下乡,也算是无奈之举,去农村搞建设,自力更生。
至于有多可怜,被车匪路霸打劫的人可怜不?
在当时,去农村,好歹有口饭吃,在城里,没有工作,你除了要饭,也就剩下一些没本钱的工作了。
女人还可以干点无烟工业。
男人只好干高风险的事了。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曾国藩屠城)可怜吗?他们只不过体验几千年来的 “传统文化” 罢了,满主子有错吗?汉人就是矫情!
资本主义宣扬消费,因为消费会给资本家带来财富;权本主义宣扬苦难,因为剥削来的钱可以给远在美国的子女买房。
查了一下问题日志,题主是 90 后,那么你需要问一下自己的父辈的兄弟姐妹,或者爷爷奶奶辈的人的经历了。
我爸爸经历了上山下乡,据他所言,没有多苦多可怜。每天吃饱饭干活,还能听收音机,偷偷看小说。
有些答案啊就是喜欢比烂。
既然知道中国农民几千年有多遭罪
他们想的不是如何发挥知青的创造力,去改造农民。
而是想着让知青也去受一受农民的罪,就算最后什么也不改变,也觉得很爽。
从此以后,农民依旧遭受最严苛的剥削,而知识分子的脊梁也被打断了。
这些人想不明白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何不食肉糜的专家,还以为再来一次运动就能解决了。
明明村里都通网了,这种封建小农思想还是根深蒂固,怪哉。
2017 年 7 月,我坐车去黑龙江漠河,绿皮火车从哈尔滨北站驶出,一路向北,经过一晚上的颠簸,清晨醒来时,正在兴安岭的森林中穿梭,因为夏天的缘故,天亮的早一些,3 点半多一点就亮了,而已经有人坐在走廊里的座位上了。
是一位老伯,目测七十多岁,眼睛一直盯在窗外,窗外是千篇一律的白桦林与杂花生树的林子,树不够粗,但胜在密集,让整个林子看起来很茂盛。我坐在他对面的位置,也把眼睛盯在了窗外,我喜欢清晨阳光洒在树叶上的光芒,也喜欢森林里特有的莽林的粗旷。
所以就不睡了,坐在那里看一棵棵树往回倒退,绿皮火车速度不快,而休假适合这样的速度,让人放松下来。
过一会儿,这位大伯看了看我,问我去哪儿?我说漠河。
他说是探亲还是访友,还是旅游呀?
我说是旅游,对这片土地比较向往,就来了。
他笑,眼神中有些不解,跑这里来旅游?这丫头,大家都往大城市跑,你倒好,逆流而上到大山深处来。
我问,您是来探亲还是访友?
他说,算是探亲也算是访友吧,离开这里三十多年来,回来看看。
细问之下,他是当年在漠河准备呆过的老知青。用他原话讲,趁还能走得动,回来看看,虽然年轻时想过成千上万次要离开这里,但人就是奇怪啊,离开了反而想念的慌,奇怪的很。
我在杨绛先生《干校六记》中看到过相关描述,了解过一些知识分子下乡会遭遇怎样的境遇,但是实打实的在现实中遇见老知青,还是第一次。毕竟从小成长在乡野中,周围人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百姓,加上山东华北平原这个地界吧,条件还不算那么艰苦,所以也不曾听家人说有关知青的描述。而当这位老伯伯描述他的知青生涯时,我是蛮吃惊的。
我们那会是七月份到的漠河,用他话讲,一把老骨头了,不敢冬天来了,怕冬天来了就走不了,零下四五十度的温度,超越了人了的极限,已经不敢想象如何面对这种极寒了。
距离漠河车站还有距离,于是让老伯伯讲了段他们当年的故事来听。他说等会我们下车时的漠河县城在当时是没有的,是经过他们这代知青慢慢打下基础后才设立的。我去搜了时间,漠河正式设县的时间是 1981 年,距离知青返乡过去了几年,和他说的是吻合的。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极寒的地理环境下如何生存的?
来到这个地方时,已经 10 月份,已经是零下几度甚至十几度的温度,没有房子没有厕所没有洗澡的地方,仅仅是广袤的森林,一望无涯的森林,连最初居住的地方都需要这些知青们自己搭建。
我们知道,这些知青多半以上来自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抱着对老少边穷地区浪漫主义的贡献想法来到这些地方,别说是盖房子了,有的甚至说在家一顿饭都没有做过,所以这就困难了,理想是要有的,但在寒冷的现实面前,饥寒交迫才是啃噬每个人的敌人。定量发放的土豆白菜,在寒天冻地的地方,没有办法妥善保存,很快就冻坏了,所以第一要义是要搞住房搞地窖,一则安身,二则把这些蔬菜放起来才能立命啊。
已经被冻硬的土地上动工刨坑挖土盖房子,难度是多大,只有在这些地方生活的人才能真切知道其中的难度,很多人冻伤了,晚上睡觉时就尽可能的挤在一起,只是为了些微的暖意。
经过大家的努力,住的地方终于安定下来。寒冷时最怕吃不饱,每天定量的食物供应不能够为这些年轻人提供足够的热量,饿啊,就想方设法在森林里找吃的,甚至打猎,与动物抢吃的,已经顾不上所谓的礼让了,吃饱为上。
令人尊敬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开辟了早起的林场,为当时国家建设贡献出力所能及的力量。
后来政策松动可以返乡了,很多人返乡了。
而我遇见的老伯就是返乡中的一员,2017 年,他已经七十多岁了,退休的年纪,唯一的念想就是再回去看看,悼念一下青春。
知青要是自愿去的我可能不会同情他们,可他们不是啊
正常农民本来就是这么苦这么累,他们觉得我们不该是这样的,这没错。人本来就不应该那么苦那么累。
但有些知青吧,他觉得我们知青有文化,有素质,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而农民没文化,没素质,他们活该就得这样,子子孙孙代代这个样子。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质上是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在城市里容纳不下这么多知青,上山下乡可以明显减轻就业压力以及粮食等物资的转运压力。
另一方面,上山下乡可以让知青更加深入一线,深入底层,体会底层人民的生存艰辛,不再那么空中楼阁幻想乡罢了。
伤痕文学本身就是小资产阶级吃不了苦,受不了累的无病呻吟而已,真正的改天换地他们写不出来罢了……
知青惨?
农民不算人是吧?
说句实在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初,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 “知青文学”,把下乡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就让我常想,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说心里话,和农民永远无法从本根上理解城市,无法理解知青下乡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一样,知青们和曾经是知青的作家们、诗人们、教授们,其实也都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他们曾经生活了几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那块土地和在那土地上活过来的千百年的人们。依实而言,在我家乡那块偏僻的土壤上,没有大批的知青如黑龙江的建设兵团一样,人头攒动地走来串往,但断断续续,每个村庄,都有着知青们客人般的到达。他们和旅人一样,在那儿少则数月,多则数年后,也就陆续走了。
光荣地,回城去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命令知青下乡和禁止农民逃荒,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
没有的事儿,很多女知青在农村过得很好,性生活很幸福
如果仅仅是看知青在说收到的苦,确实同许多人回答的那样那些一直长期在农场的人的苦呢,是不是被忽视了,确实可以说他们长期收到的这种环境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苦了,但这个环境既然是有问题的,那也必须得改变。而如果只是说知青受不了苦的必须让他们受受苦的话,那也必须得知道被人指着鼻子说共产主义就是人人平等的贫穷你也要得接受,但问题是什么呢,不是要求将一种抽象的平等性赋予每个人,而在于整体社会存在提供每个人自由选择自己的劳动并能够不被锁死在自己的分工体系下的职业上而全面地发展,由此所有的劳动都并非是作为符号系统的运作而进行的,而是为自己的自我实现而进行的,而要做到这一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都是做不到的。
我父亲,老三届,上山的,到了福建南平建瓯的山区,家里没什么背景,待了十年才回来,算很久的一批了,听他回忆那段日子,是蛮辛苦的,不过也有甜美的回忆。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做过农民,下过地,种过田以后,没有什么是辛苦的了,种田是最辛苦的工作
你被人打了一顿导致终生残废。然后多年以后没经过创伤的人们提起这件事只和你说当年很多人还被打死了呢,你只不过残废了而已,知足吧你怎么好意思拿来说,还鄙视你的行为。你品品,是不是很讽刺?
换句话说
现在你考公务员愿意考乡镇吗?
乡镇公务员抱怨多不多?
是不是乡镇公务员都是 50 万?
“我们要回城,我们要做人”
颇像某些新世代 “进步青年” 想着露脸露出屁股来的丑态。
欺负农民不会说话罢了
因为我是个知青吧,看到这问题就忍不住要说说知青生活,希望有些个听众。
我 1975 年上山下乡前,已染上了抽烟的恶习,去了农村后,有烟瘾又没钱买烟抽怎么办呢?
副业队有个叫明竹的老农很喜欢讲故事,每当工休,大家就会围着他:
“明竹,讲个故事来听听!”
明竹就一边吧嗒着黄烟,一边讲起故事来:
“有个很美的小山村。四面环山,村后一条大溪潺潺淌过。
村前有一面小山坡,坡上有一座小学校。
傻妞每天牵着牛,就在小学校的边上放牧。
母亲知道,傻妞放牛时,要嘘嘘了,就会随便在哪个空地上一蹲,问题就解决了,总是无所顾忌的。
母亲想,女儿已过一十三,再不能这样下去了。她想了个办法,想要阻止女儿再在外面随便嘘嘘,引导她在放牛时想嘘嘘了就回到家来解决问题。
有一天,小花牵上牛准备上山了。
母亲郑重其事地跟她说:
“小花,你知道吗?嘘一嘘可以卖五个铜板呢!”
“真的?” 小花从来都不知道嘘嘘有那么值钱!
“真的,所以,你想嘘嘘了,就回家来嘘嘘。嘘嘘在外头就浪费了!”
小花记着母亲的话,每天放牛时想嘘嘘了,就撒了腿往家紧跑。
小学里的一个坏先生,每天都看着小花突然往家一路紧跑的样子很是奇怪,就想问个究竟。
有一天,小花又突然要一路紧跑起来,坏先生就拦住她问:“你跑什么呀?”
小花说:“我妈讲嘘一嘘可以卖五个铜板呢!我得回去嘘嘘。”
坏先生歪脑筋一转:“真的?我这里还有一嘘呢!也给你吧?”
小花说:“这怎么给?”
先生就告诉她,怎么怎么给。
小花想,这方法不错,就说:
“那你就赶紧给我吧。快一点,不然,让人看到了,还以为我们老公老婆呢!”
就这样,先生把他的嘘嘘给了小花。
小花回到家很高兴,朝她妈大喊:“妈,妈,今天我这嘘嘘值十个铜板呢!
”
母亲大吃一惊:“怎么就值十个铜板了呢?”
小花就一五一十地说了是怎么回事。
母亲听后脸色大变:‘惊呼,天哪!’”
明竹讲着故事时,我的两眼就紧紧盯着他吧嗒着黄烟筒,他就知道我的烟瘾上来了。他讲完故事后,烟瘾也过足了,就把手中的烟杆吧嗒用手揩了揩,然后慷慨地递给我:
“你也吸几口烟,过过瘾吧!”
我立刻双手接过烟杆,贪婪地 “滋滋” 有声吧嗒起旱烟来。
就这样,我和明竹成了好朋友,为答谢他常常给我旱烟抽,当我口袋里有几个钱时,就会去代销店用鳖壳灌上一斤黄酒,歇工后去他家一块喝。
明竹家离知青点大约有两里地,与韦民、雨娣同村。
韦民是老三届知青,我上山下乡时,他都已是三个小女孩的父亲了,最大的女孩都快 5 岁了。为了防止再生,他在 1976 年接受了大队组织实施的绝育。
在 1977 年高考恢复后,我跟韦民经常聚一起复习功课,他跟我讲了他的故事:
“我的父亲是个音乐教师,受他的影响吧,我会拉手风琴和二胡,还喜欢吹笛,村里有个叫佩英的姑娘就对我有几分意思。
村里,队员们都喜欢被派到水库上劳动,因为去水库工地劳动,供一顿中餐。被派到人,这天早餐就省去了,饿一饿可在中餐多吃点。
做水库的人都带个大茶缸舀饭吃,第一缸饭盛稍浅些吃饱就行,第二缸就盛得满满实实等歇工带回家,这样,不仅自己的晚餐有饭了,多出还可匀给家人吃。
因为去水库工地干活,可赚下一天口粮,所以大家就都争着要去水库。
那次大家抽签去做水库,我的运气不错,抽中了签,喜欢听我拉二胡的佩英也抽中了签。我和她一起去了水库工地,没想到我和她凑在一起就出事了。
事情就那样凑巧,我钻进树丛中‘嘘嘘’时,她也恰巧蹲在那,就这样,我和她嘘嘘在一起,就那么一次,她就怀上了我的大女孩。
当佩英告诉我她有了,我非常震惊,这不是‘逼上梁山’吗?!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得不娶她扎根农村了。
可当我向她家提亲时,未料她的父母都不同意,跟佩英说:
‘他是个四只眼,以后他的眼睛瞎了,你牵着他讨饭呀!’
我想,假如我不能娶她,对她的身孕负起责任来,那么不就意味着我将面临坐牢罪责吗?我一急就喝了‘乐果’,想以一死逃脱罪责。
是佩英及时发现了我喝农药,幸亏抢救及时,我才又活了下来。
我的喝农药行为客观上给她的父母施加了压力:‘你们不把女儿嫁给我,我就死给你看!’佩英的父母面临这样的压力,心软了,总算答应把女儿许配给我了。”
韦民的故事,让我深深感觉到,年青人在与异性的交往中 “一时冲动” 的严重后果,暗暗告诫自己:千万不可像他那样一时冲动,否则就真扎根农村一辈子了。
有一天,我带着黄酒去明竹家,刚喝得头有些晕晕的时候,忽然韦民来了。我发现,韦民跟明竹串通好似的,非得要带我去雨娣家玩。
我说:“我喝得醉熏熏的,想回知青点休息了!”
韦民说:“是雨娣要我和明竹带你到她家玩的,你喝得醉熏熏的,正好去她家喝茶醒醒酒。”
就这样,我糊里糊涂地就跟着韦民和明竹竹去了雨娣家。
雨娣看到我们到她家,显得非常高兴,泡了茶后,还想叫她母亲烧点心给我们吃。我赶紧拦阻道:
“我们都才吃好晚饭,哪能再吃得下去?!”
“那就晚点再烧点心。” 雨娣看我们都站着,就说:“都难得到我家玩的,怎么不坐?快坐下喝茶呀!”
我看到韦民和明竹都没坐下的意思,我也没坐,没料想韦民对雨娣说:
“人,我已帮你带到,再没我和明竹的事了,我俩先走了,你们谈吧!” 接着,韦民转而又对我说:“你在雨娣家,若是玩迟了,她家有床,可在她家歇夜。”
“是啊,是啊,你们好好谈谈天。” 明竹站在那也说了话。
韦民和明竹说完话后,就转身迈出了雨娣家的门槛,我一看情况不对,也急急离开了雨娣的家:
“雨娣,既然他俩不肯坐,那我也回知青了!”
我头也没回,迅速消失在了黑夜里,也不知那一晚,雨娣是否难过地哭了一场。
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千万不能回头,若是回头就有可能扎根农村,只有一直往前看朝前走,才能走出农村。
第二天,韦民找到我责问:“雨娣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这么绝情?!”
我说:“你家经济条件好,能帮你在这造起屋来成个家,可我家是完全没这个经济条件的!我造不了屋,哪有资格跟雨娣好的资格?!”
韦民说:“我造屋靠的完全是我自己!你看到了,我家的门前就是溪滩,我造屋的每一块石头,都是我从溪滩一担一担挑上来的;我造屋的每一根木柱,都是跟着村民进山,一根根背出来的!
我从溪滩挑石头上来,只是吃苦而已;而进深山背木头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有些村民背木头,背着背着就从悬崖摔下去了,幸好我的命比较大。”
我听得韦民的话,真是惊呆了:
“你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哪有你的这种顽强勇敢精神?!”
后来,我和韦民都参加了高考,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韦民的数学是我辅导的,可他的数学成绩远远考得比我好!
通过高考,我才知道自己这老三届后的高中生与老三届文化基础上的巨大差距,韦民只是老三届的初中毕业生,考上了杭州大学历史系;而我这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高中毕业生只勉强考上了扩招后的浙西分校化工机械专业。
韦民虽说在上山下乡时吃了很多苦,但他仍然是幸运的,如今担任着《浙江通志》的一名编缉,这是文化强省建设的一项标志性工程,省政府决定编写 100 卷、6000 万字,能参与到这项艰巨又光荣的任务中,是何其荣幸!
上 wiki 已经把我看麻了,以后有人再给文革洗,我绝对接受不了。
文革里很多事简直是突破下线了。
说不可怜的多半是仇富心理呗。
我也有,正常,我也特别希望亿万富豪跟我过一样的日子。都是人,凭什么他就过得比我好?
但可怜是指当文明遇到野蛮,必然会有犯罪和欺辱。我想问问各位答主,那些支援边远地区女知青怎么可能不被欺负?
2. 真实的农村和宣传出来的农村有很大的差距
3. 加上各种政治运动的折磨,精神生活的匮乏,受到歧视的地位
(注:体制内下乡和体制外是不一样的。兵团农场和普通的插队生活也是不一样的。别真以为胡解放了几个老干部就认为知青返城工作也可以做的很到位了)
——> 感到受到了欺骗
又:粉碎四喜丸子后看到回城希望,可是遇到重重困难(参考版纳,阿克苏。看看当时领导们的批示文件,那叫一个劲的让人血压升高。东北?那是拿来宣传的个案)
可能对当时偏远山区的农民来说,这是国家送女婿送儿媳来了。现在都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思想。不要说农民个个都淳朴,到现在都屡禁不绝的人口拐卖,是被谁买走了。
知青太苦了,你们 00 后太年轻不知道,我们 80 后上海土著是很支持现在 00 后去农村上山下乡的 (˙˘˙),只要国家发动,我这个 80 后上海国企工会小组长肯定积极组织动员年轻职工下乡。让他们体验一下我爸妈 60 后年轻时的日子。
另外,有一句话也献给年轻的即将读大学的 00 后:“高学历不一定说你有知识,啊?好好掂量掂量自己有多少墨水吧!要我说,要参加工作,先参加单位测验,测验不过,上什么班、赚什么钱呀?哦,阿狗阿猫都能参加工作赚钱了,这不是给组织增加负担,不是给国家添乱吗?”
我日,一堆人喊 996 苦,又不允许知青喊苦,拜托做个人吧
赞成扩招,不但解决了当下问题,又给未来 5-10 年积蓄了知识力量。
比当年下乡好了万千倍,制度上的创新。要形成惯例,让每次危机都成为积蓄力量下次跳跃的机会。
看 血色浪漫 啊,讲知青的书多了,分到沿海长江黄河流域比较爽,起码不挨饿,分到中部那真是饿过来的。
我以前觉得挺苦的,但我爸说他一个表姐就是知青,现在退休工资比其他人高一千多,而且她只去了一年还是从广州老四区去增城还是从化那边而已
知青苦,农民也苦。
后者的苦并不是知青造成的。他们不是对立的。
他们都是一个时代下普通人
同情知青,理解他们的痛苦和同情农民,理解他们的痛苦不矛盾。
感谢改革开放,给了人更多的选择。
为什么知青很苦很可怜?
因为他们去农村干农活。
那农民怎么说?
农民还算人吗?
温铁军:我们这代人,忘了农民就是忘了本,做中国人都不够格_哔哩哔哩 (゜ - ゜) つロ 干杯~-bilibili温铁军教授———“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 中国人自己的历史感!_哔哩哔哩 (゜ - ゜) つロ 干杯~-bilibili
知青那个年代我还小,但能记事,印象中知青那年来下乡,生产队一般是不安排他(她)们干农活的,当作城里人看,倒有点像蹲点的农村工作组。在我们小孩的眼里,他(她)们蛮好玩,会倒立、打乒乓球、还会吹牛,记得有个高瘦个子的男知青,跟我们小孩吹:“你们村前面那个池塘,能叫什么大池 ?我两步就跨过去”。他(她)们还从城里带来单车,没事就骑车到处跑,有时候会拉一下我们小孩玩,有一回见到两个男青年骑单车掉进水沟里,满身泥巴,还很快乐。
总之,知青下乡,应该不全是坏事,是一种生活积累。
大概没有会敲键盘的佐壬可怜。
评论区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是说,知青再苦也没有农民苦,这基本没问题
一种是说,知青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突然要干脏活累活,这种落差才是知青苦的源头,农民没有心理落差所以心里没有知青苦。这有问题吗?也没问题
那么问题在哪呢?
依我看,问题其实很简单。
为什么在那个一穷二白的中国,会出现这么多从小养尊处优的人呢?
如果他们从小和劳苦大众过的是一样的日子,还会出现心理落差吗?
Bù yīnggāi bǎ zhīshi-qīngnián hé nóngmín duìlì qǐlái, shuō nǎgè bǐ nǎgè gèng kǔ, huòzhě shuō nǎgè duì nǎgè cuò. Tāmen běn shì yī gēn téng shàng de liǎng gè kǔguā.
Zài kǔ, yě bù néng hé fānshēn qián de kǔ xiāngbǐ.
知青苦,农民几千年来更苦
让知青吃苦的那个人就是想让农民不再吃苦的那个人
这是欺负那时代的农民不会上网啊。…… 省略万字。
冷知识,牛棚是当时全村最好的房子
变成达利特了啊,吓人不。
苦在哪?
苦在上山下乡成了农民。
知识青年和银行不是弱势群体,农民才是。
知识青年:哎哟,我这双手可是用来弹钢琴的,怎么能这样糟蹋去下地。
知识青年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承认农村很苦,但让知识青年去分摊这个痛苦是一百个不愿意,一万个骂娘。
网络上有许多种描写知青生活的书籍。
听一定居美国的老人讲述,下乡到西北某地,荒凉,穷。
老乡也视这群学生为肉中钉,为什么呢?这群孩子没力气也不会干农活,本来就吃不饱饭,粮食还得分他们。
老乡就把最偏僻的房子给他们住,晚上他妈的狼扒门。哭着把前门顶住,狼群还他妈知道绕到后门攻击。。。。
吃苦算什么?还有被那个的
吃了苦当然要抱怨,不抱怨以后搞不好还要接着吃苦,不要以吃苦为荣,不要说什么我也吃苦了,我就不抱怨,这是傻瓜不是光荣,要搞清敌人是谁,谁让你吃的苦,谁是和你一起的吃苦人,不要乱咬,啥时候要是抽风再来一次上山下乡也不是不可能的,看知乎的年轻人就是主力,好自为之吧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
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可怜的那种伤害的影响一直到第三代。
我刚从小黑屋出来就给我推这个问题,小管夹这是在勾引我犯罪啊
题主去山区住一个月不就知道了?
写了一堆废话,删了,我就说两个实际情况
今年高考录取人数 967 万,言下之意这些人都将接受高等教育(很多农民的孩子,但是多半不会再去当自耕农,我也不信他们求学期间还能帮家里务农,所以基本能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知青?),同龄人总数 1593 万。应届生相对于劳动市场容量的严重溢出,可以说和那个时代有几分相似。
与此同时中国还有不下 5.5 亿的农业人口,我们并没有实现发达国家的机械一开等着收面粉的模式,更严重的是农业效益比起 50 年代也不见得高到哪里去,反而比起相对有发展的工业还有倒退,城乡差异大的国情并未发生根本转变,所以时代变了这种话不能作为消除原罪的借口。
照某些兔兔的思路,不了解农民疾苦,这个大家以后一成年都是背负着找不到借口的原罪啦,基督领先世界两千年不是白说的呀。建议兔兔建立互联网忏悔室,让青年学生们接受兔兔狠狠的再教育。当然了,如果因为应届学生太多,把兔兔给扔到乡下种土豆去了,不知道兔兔嘴还能不能这么硬。
冯骥才 一百个人的十年
罗斯福新政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促请国会通过的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该计划专门吸纳年龄在 18 岁到 25 岁、身强力壮而失业率偏高的青年人,从事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开辟森林防火线和设置森林望塔等工程建设。
温老说的,这是借鉴罗斯福新政。
经济危机了,失业率飙升了,不把这些找不到工作的 “知识青年”(文化水平相当于今天的初中生吧)送到农村吃饭,难道让他们在城里捡垃圾吃?
。
中国农民就现在还是人口中的多数,要这么说,中国农民不是比知青还要苦和可怜。既然大家都可怜和苦又有啥好矫情的!
知青过得相当的苦,差一点就跟农民一样苦了
做人首先要把屁股摆正了,不是让你把屁股坐谁那边,而是把屁股坐到你自己这边来,你要是个农三代,那就坐在你自己的位置来考虑这项政策的利弊,别整那么多臀脑分离的事。就像现在有些人怀念自己父母那辈比现在自己生活轻松,什么公办幼儿园,分房福利,拿这些来找共情,你父母当年要是国企工人也就罢了,你一个农三代,和当年的既得利益者们共情,是你父母种地种的太轻松了吗,还是你脑子瓦特了。你是工人就要求低物价,高工资。你是农民就要求高补贴,提高农产品价格。社会资源本来就是稀缺的,你不坐在自己那边去博弈,难道等着外星人分给你吗?
特定人群脱离了自己的生存环境。看了夜雨星风的大段描述,说明,人在欲望与需求不能满足的时候,会从别处想办法满足,看来本能都是一样的。这为人称道的道德与素质,道德与素质是在秩序与稳定人人都基本能满足需求的基础上才成立的,这时道德与素质在人与人之间充当了良好的润滑剂,显得可爱。前者不成立,就太苍白了。那社会规律也不会被轻易打破。我自己也被家里的事搞得焦头面额,脑子里会过一遍,想写长篇大论,却又不想写。脑子里萌生一个念头,想发迹的念头更加强烈。权当说,权当写,难得一说。
上山下乡是去农民住的地方,千百年来中国的农民都是这样过来的,知青去了就苦,百姓就不苦?
你现在是 996,人家是多少年的青春乘以 24 小时都在离家不知道多远的疙瘩呆着。
你现在疫情几年就受不了了,人家可是要在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回家的恐惧里呆上不知道多久的。
别以为农民全都是淳朴的,物质匮乏的年代,仓禀不实无以知礼节,这和新社会还是旧社会没关系,看看强奸率,看看强奸案,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不过我支持上山下乡,因为这不是一道填空题,而是一道选择题。
另一个选项更差。
不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苦,可怜,而是在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选择公平,还是选择照顾优势群体?
不上山下乡,在城里饿死吗?
有些人在讨论的时候似乎显示了一个问题,当时知青面临的不是在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的选择,而是大规模失业、产业凋零的城市生活和生产技术原始、生活条件落后的农村这两种困境的选择。
看回答里有些人对知青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子仇恨劲,明白的知道那是当时计划经济出了问题,城市容纳不下那么多青年就业,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搁这 Cosplay 变形计综艺节目呢。
老奴们本来已经甘愿被剪刀差了。
竟然被迫接收一群少爷、小姐,被偷家畜偷钱偷粮食,还要被怀孕!
这些都忍了,回城的文化 za 碎仍然不放过,用 “艺术” 辱骂,真就是欺负农民读书少不会开口说话啊。
历史是谁写的?是活得久的 “文化” 写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吃了两处大亏,一处是小镇做题家吃了推荐制的亏,一处是知青若与农村男女婚性恋,参军提干推荐返城,吃伦理亏。
可以看一下《天浴》
知青闹着返乡的非常多,就算没工作也想回城里。
不知道其他地方上山下乡的青年工作生活如何,我们那里应该可以 ,我们那里的生产队有农机 ,(拖拉机推土机等成套农业机械)养鸡场 养猪场,鱼池,豆腐坊,那个年代他们青年就住砖瓦房,是我们村唯一的最好的房子。
我们那里把三个青年放在水渠旁边,
建了一个房子,
离村子 500 米,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们死了。
当年教员让上山下乡,就是为了让城市的老爷们,看到农民的疾苦,想让城市的老爷们,像教员当年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样,在实践中找到解决中国当前问题的方法。
因为真正苦的人都不会说话。
有人说他们只是去体验农民的生活,这是不错的,但是说这些话的人,忽略了一条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时至今日,还普遍存在大量农村宗族势力强于国家势力,族规大于国法的状态,更遑论那个年代。
而当初下放的人,都是一群背井离乡,远离家人的中学生(实际上由于学制不同,相当于今天的初中生和小学高年级学生,小的十二三,大的十五六)。而且他们所学的文化知识毫无用处,而是要重新学习农业知识,也是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部分。你说他们和有宗族依靠,有不动产,熟悉生产技术的当地农民生活环境一样,自己信吗?
因为他们有文化,有话语权。农民没有,有苦说不出。
看看现在那群脱离民众迷惑发言的,和动不动嘲讽农民,工人的年轻人,我的评价是早该扔进农村工地体验一下了。
我爸那个时代是文盲,居然也被当知青给下放了,不可思议
看了这些回答,能不润吗?!
知青的任务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你猜他们去的什么地方才能接受 1968 年时期的,贫下中农再教育?
最少城市里肯定没有,城市周边很少,大部分还是边远山区吧… 你可以查查国家开始脱贫攻坚战前,没有摘帽的那些乡村,大概率当年困难可怜的知青都是发生在哪里
我们村的人高看他们一眼,脏活累活从来不让他们干 (也干不了),基本上都是游手好闲的,我爷爷和他们处的比较好,返乡后还经常回来看我爷爷
有个女知青倒追我们村的一个俊后生,死皮赖脸的倒贴,俊后生嫌她丑一直不同意,后来俊后生被煤气罐炸残了 (脸没残),女知青动用关系送到大连救治,捡回一条命,然后女知青抱得美人归
我的育红班老师是青岛知青,启蒙老师(我婶娘)是青岛知青。
我们村当时在整个胶东也算富裕村,为接青岛知青专门盖的新房,迎的时候象娶新娘。
知青是村里吃的最好的,住的最好的,干活最少的(不安排重体力活)。
知青苦不苦要和同时代的谁比,知青苦不苦他(她)们自己最清楚,狗屁的伤痕文学不过是为博点销路和流量罢了。
起码知青是真的体验了苦难,他们或多或少也理解了农民的苦难,并且文章也让后世那些没经历过苦难的人理解的农民的苦难。你写与不写,苦难都不会消解,但是蒙上眼睛假装没有苦难甚至说出 2000>3000,吃的比中产阶级好这种蠢话才是真的罪大恶极。
讲个我道听途说的段子先!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口号很响亮的年代,我的家乡,(一个与省城距离 50 公里左右的穷乡僻壤)。有来自省城里的知青下到我们那。
而我们当地,那个年代种植模式是,水稻要种两季。
早稻与晚稻。水稻种植过程中有一项劳动叫做插秧(很累很费腰的那种劳动强度)。
这不,某个小知识青年在早稻插秧阶段期间。遭不住了,(这哥们不知道有怎样的渠道,我无从考证,当然这也不是关键问题,总之,一开始,哥们就回家了。)
哥们儿回省城家里具体修养了多长时间呢?
他在返回下放地的田间路上,已经是早稻进了谷仓,插晚稻的季节。
而当时正下着雨,地里插秧的人穿着蓑衣。
这哥们惊呆了!惊叹道
“我的天哪,插了这么久?身上都长毛了都 还没有插完”。
于是,这哥们拍了拍自己的小心脏,表示,吓死宝宝了。
然后就以最快速度又回家了
…………………………………………。
以上是那个年代发生在我们那的一个真实段子。
当然,这种或许是一个个例,不具备代表性。
……………………………………。
再描述两个其他内容的个例。
那个年代,我们村有个高➕帅的小伙子,与一个下放到我们村的女知青。有一段爱情故事。(爱情故事的具体内容,我不知道,因为村里人没有谈论那个话题。)小伙子后来英年早逝,(自杀了。)
我叔叔与这个小伙子年龄相仿,很多年后,我叔叔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
意思是,这小伙子若是还活着,到改革开放的年代,可以肯定,能够成为方圆十里,最先富起来的那种。可惜!
好像跑题了。
…………………………。
我懂事的年代开始,我们那有好多结婚办喜事的人家,都会有一个来自省城的贵客。酒席上坐上席待遇。
这位贵客当年就是下放到我们那的一个知青,用现在的话说,应该就是那种有一些人格魅力的人了吧。
我就不懂了,你们这些人再苦?有农民苦?动不动就伤痕文学,农民几千年的苦,怎么说?
不下乡饭都吃不上
知青只是下乡了十几年,最后不少也回到城市了,农民可是生活了一辈子,到死也不一定去过城市,你说谁苦谁可怜
因为农民的诉说
你听不到
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就就是分工明确
玩经营类游戏玩不下去了,大部分人都是怀疑自己菜吧,总不能 “这群刁民!” 吧
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生产队有四个知青 都是我们县城下来的,我记得有二个女孩子,叫小王,小袁,我们那里有个知青楼,比我们当地人的住房条件好多了,她们都住在知青楼,生产队出工的时候,知青们都去,吃饭好像在家庭条件比较好的村民家里。怎么出钱我就不知道了,好像没几年就回城了。怎么苦怎么可怜说不上。干农活累是肯定的。不过我觉得他们也挺开心的,经常跟我们开玩笑。唱歌啊啥的。
只不过农民工人不会写字,不能发言,不会出书罢了
我一直以为知青下乡是去搞教育启蒙的,结果就是单纯的务农干活,总结就是:浪费资源极其可耻
每个人的回答都是盲人摸象,有谁能全面的描述那个时代呢,而且是涉及整个社会,所处的位置不同境遇不同最后得出的结论自然各成一派,所以说,听听就好,别让片面之词蒙蔽了双眼
再苦有农民苦?大部分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去地里干活,能干好吗。
没有当过知青,所以不知道真实的知青生活怎么样。
知青有多苦多可怜,我也不知道。
只能进行对比性分析。
当时还在位置上的高级干部,其子女很少当知青,一般都是去参军或者招工进工厂什么的。
普通人家的孩子,及从位置上摔下来了的原高级干部的子女,是知青的主力。
这可能提供了一个分析思路。
推荐一部电影《天浴》
换成现在就是研究生毕业之后,让你去工厂流水线。
知青和知青不一样,知青点和知青点也不一样。
如果你们感兴趣我给你们讲讲另类的知青生活。
跟当时农村人一个条件呗。还能咋的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各地的青年,响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那是一代人难以忘怀的记忆,在那段岁月里,在中国无数的穷乡僻壤,留下了父辈们的足迹,也留下了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段历史,不应该被忘记,那是父辈们的旗帜,也是父辈们含辛茹苦的血泪历史。好久没有写知青的故事,又有网友为我提供素材,希望我多写写知青的故事。一位上海的网友,通过微信向我讲述他奶奶在东北插队时发生的一段传奇故事,越来越多的八零后九零后乃至零零后关注知青,关注那段历史,让我感到无比的欣慰。
**01. 秋收季节,女知青从猎人手里救下母狼。**1974 年,上海女知青李慧娟 18 岁,她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到老少边穷地区插队,那时候,她只身一人来到东北齐齐哈尔一个县城的小村插队。小村叫丰收村,和许许多多的东北农村一样,这里有广袤的土地和森林,虽然资源丰富,但是在那个年代却非常的贫穷,甚至,能吃饱肚子已经是一种奢望。
李慧娟虽然年龄小,且身体显得极其瘦弱,却和那些知青一样下地劳动。1975 年的夏天的一个傍晚,李慧娟比平时早回去一个小时,因为队长让她去食堂里帮忙。
回来的路上,刚到知青点门口,李慧娟遇到两个猎人,用木杠抬着一只刚刚用狼套捕猎到的狼,正打算抬到知青食堂里去卖。李慧娟从小就喜欢小动物,她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动物学家,如果不是上山下乡,她的目标就是考上一所农业大学,专门学习动物学。
李慧娟知道那是一只就要分娩的母狼,虽然显得羸弱,可是肚子却很大。她当时想都没想,立即从衣兜里扣出仅有的 10 元钱,买下那只狼,并且让那两个猎人帮忙放生。两个猎人虽然不解,但还是按照李慧娟的要求做了。
**02. 遭遇饥荒,狼群再次向女知青求救。**李慧娟后来回忆说,他真担心那两个唯利是图的猎人再次对那只母狼下毒手,所以在两人放了那只母狼后,她故意找茬和他们攀谈了半个多小时,直到确信那只母狼已经跑远。她以为,那只狼永远也不会回来。
可是,第二年的夏天,又是一个傍晚,其他人去队部看露天电影,李慧芳因为月事刚刚走,所以决定一个人留下来在青年点门前小河洗澡。
洗完澡后,返回途中,一群狼突然出现在李慧娟的面前,她立即紧张地举起了拿来防身的步枪,却突然发现,为首的那只狼肋部缺了一块皮毛!天啊!好像是自己去年救下的那只母狼,不会错,那只母狼当时肋部也有一块伤,没了皮毛。
良久,李慧娟慢慢移动步伐,回到了知青点。而此时她也坚信,那群狼并没有恶意,想起今年雨水不好,狼群肯定是闹了饥荒。当时,她虽然很紧张,还是十分忐忑地从食堂里找来一些剩下的饭菜,甚至连做饭剩下的边角料也收集起来,隔着大门,把那些东西扔给了狼群。
**03. 狼也有情,知道与人和谐相处。**狼群果然是饿了,不顾一切地冲向李慧娟抛来的东西,良久,它们才叨着东西,跑向不远处的树林,在冲入树林前,它们甚至回头望了望李慧娟。
此后,李慧娟隔三差五就会遇到那群狼,都是在知青点的附近,每次,李慧娟都尽可能地抛给它们一些吃的,虽然,那个时候她自己也常常饿肚子。
她也曾把这件事和小姐妹们说,姐妹们都感觉很好奇,但是她们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算是遇到狼,那些狼也不会靠近她们,更不会靠近她们。李慧娟后来说,或许狼群感受到了她的善意,才会和她和谐相处。
**04. 女知青返城,狼群送行令人感动。**几年后,国家恢复了高考,李慧娟经过两次高考,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东北农业大学的动物学专业。
当时,人们都说天道酬勤,也说天道酬善。那时候,李慧娟救助狼群的事已家喻户晓。
可是,谁也不会想到,当李慧娟背起行囊,踏上求学之路时,那群狼又给人们带来惊喜。那天,送李慧娟的马车刚刚启动,十几只狼从知青点附近的树林里窜出,在一只母狼的带领下,跑在马车后面,嚎叫着,从丰收村,一直送到当时泰来县城的郊区,且久久不肯离去。
当时的感人之情,我不想在此多说,因为我也曾经无数次写过这样的场面,泪水再一次模糊我的双眼……
(本文根据真实故事整理,图片来自网络,图文无关,如有侵权请提示删除,欢迎大家关注、转发、收藏起来,传递正能量!!!)
如果知青算苦,那祖祖辈辈地里刨食的农民算什么的?畜生吗?不懂事时候看了些书和电影觉得知青真苦,后来发现他们是到我这个村吃苦的。
当年的知青是不是像今天的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
进入少年时期的我,遇上一位老师,后来成为最亲密的朋友。一位初中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我记得他名字叫蔡泽琦,但我喜欢用 “学究” 二字代替。他原是县城一所学校的校长,在那个年代不知是说错话还是出生成份不是贫下中农的原因下放到我们镇来当一名普通老师。
学究中等身材,微胖,肚子有些挺,这个挺,我想更多应该是我们中国人口头语中肚子里有东西即有学问的挺,脂肪也有多出少许吧。他目光有神,虽微胖却活力。学究上第一堂课的那天,阳光明媚,微风轻拂,我心情格外美丽。一堂语文课四十五分好像闪电一闪就过去了,同学们忘却了其他,专注听课。下课的前一分钟他建议我们从今天起每天坚持写一篇日记,习惯了语文一定好。如今回想起来十分感慨:简直是语文学习的好办法!原因很简单:坚持写日记就必须坚持阅读就必须养成对事物对人物对周围环境的细心观察。一天、一月、一年、十年、二十年……
久而久之,大功告成。
下面是学究随记里的三篇文章,风格相似丰子恺先生的《缘缘堂随笔》,也像他的漫画,既理又美。
《教书》:有人说当教师易,我说当一名合格的教师不易,当一名优秀的教师更不易。自己懂是基础,不易在于如何使得他人懂。先看教学之要素:言说、板书和实验。言说要求口才好、情态美,板书要求书重点和难点且兼书法美,实验要求准确度。再看实质和内容:讲述一个点,拥有点线面。讲透概念是首先,然后讲明包容性及其上下左右联系性,概括总结突出重点与难点。要使他人懂,教师还需懂心理,了解掌握学子心,适进度,讲方法,突重点与难点,强记、提示、理解三结合,不同学子不同法。教书十余载,有感教书是艺术且是一门深艺术,不知大家同感否?
《话与文》:人类与一般动物区别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学会了说话,能相互交㳘看法、观点、思想。接着创立了文字能够对说话进行记录,文章因此产生。所以有用的、闪光的话是好文章的源。后来为了把话说得更好,反过来先录后话,也就是先文后话,从而减少废话,话的质量得以提高。所以明确先有活后才文,文是话的录,废话最少且有用文最好,领会这个道理才能明确好文的最高标准是什么,才有可能写出最好的文章。
《语文》:中文博士谈语文,如何评分,怎样的标准?他思索着,他的神情告诉我,他想听我说。我说,学文有三个阶段,学前人通常使用的语言词汇,学前人说过写过的精美语言词汇,有了这个基础,还有深刻的生活验证,造就了自己的语言词汇,造就了自己精美的语言词汇,到此,语文达到了极格的标准。把别人的、自己的语言词汇集合在一起,表达一种思想或在讲述一个故事中体现一种精神,给人们以启示和借鉴。前人曹雪芹,莎士比亚的语文可评 90 分以上。
和学究建立了密切的师生关系,久之像朋友关系。经常在晚饭后散步间请教问题或相互教流看法。
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学究、我、还有两个女同学一起散步在小镇外围的公路上。当时的公路是沙土路,汽车经过,尘土飞扬。公路两旁竖向扩展是:白菜、花菜、菠菜、芥菜等菜园,连片甘蔗林,之后是树林,一片低绿延展向高绿;横向扩展两侧分别是:潺潺溪流与连绵青山。
学究说:学习效果好的方法是要先把概念学深学透再练习题,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文科主要是语句的内涵与外延,理科是命题的定义定理。两个女同学都说:考试成绩有时高有时低,原因是因为概念吗?学究说:对!在你们没有把概念理解透彻的前提下,成绩高是因为你们平时练习过类似于考试中习题,成绩低是因为你们平时没习练过考试中的类似习题,但它们都在已知概念范畴内。学究说:优秀老师的标准应该是能把概念讲深讲透!他还说一个学校有百分之三十的老师能把概念讲好就是一所很好的学校。
我们同学都认同学究的方法,实践起来收获颇丰。
与学究交流,印象深刻的是以他的《随记》里的文章为话题,我们提问,他回答。
《希望》一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的时候,好像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多么美好的希望,多么形象的比喻。伟人毛泽东希望拥有世界,他把建立一个富强中国的希望寄托予后代。伟人有希望;平常人有希望,希望温饱富足长寿;小人流浪汉也有希望,三毛希望有个温暖的家,不受欺辱,不饿肚子。希望人人都有且无时无刻不在,一个希望实现或失望了,另一个希望接踵而来。少数人实现了理想中的希望成为英雄,成为伟人。多数人一生中只实现一些希望,多数希望都成了失望。尽管如此,也不能没有希望,甚至于宁可被希望所欺骗也不可没有希望。因为如果一个人彻底没了希望,就是绝望。那将是对自己或他人生命的最大威胁。因此,希望伴随着人的一生,希望充满了生命运动的整个时空坐标系。
我对学究说:我很喜欢文章里的这段话 “甚至被希望所欺骗也不能没有希望”。因为这样一来就会避免绝望的产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希望没有实现,也不会太难过,也许新的希望就接踵而来了。学究说:对!让时间去淡化了一切或改变一切。我还问动物有希望吗?比如:猴、狗、猫有吗?他说有!就拿狗来说吧,主人手上拿着食物,自家养的狗遇见了,它会跟着你,多次绕到你面前还不断地摇尾巴,就是希望你给它东西吃。我的一个同学后来的女医生,她问:那蚂蚁有吗?学究说:相信有!我又说:这样的话,那不如说所有的动物都会有。那植物呢?学究说也会有!只是人们研究还没深入。女医生又说,加西亚 · 马尔克斯所著的《百年孤独》一书中的这段话:“东西也是有生命的,吉卜赛人用刺耳的声调说,只要稍唤醒它的灵性。” 最有味道。或许东西也有它们的希望?学究没有回答。
《三望》一文:三望即可望、欲望和希望。它是人生之三鼎足。我这里所指的可望是已拥有的东西,是现实;欲望出自本能是一种动力;希望却是今后想要达到的目标或拥有的东西,它包括理想与梦想。今天的可望包含着昨天在欲望驱动下已实现的希望,明天的可望则包含着在今天的欲望驱动下可实现的希望,三望一体步步推进构筑着每个人不同的人生之路。欲望之力在理智的正向指导下,把更多希望带进可望,甚至伟大的理想成为现实,则造就时代英雄,时代伟人。欲望之力,朝反向作用且无限膨胀的结果,把欲望变成奢望,甚至把希望毁灭。多数人三望平淡无奇。
这篇文章里的 “可望” 是学究定义的,有了新定义的这个“可望”,就把希望与欲望连起来成为一个三鼎足的鼎(即三望)的整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毛先生的主导下武斗的红卫兵变成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我的一位女同学(是散步同学之一),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如今我把称之为阳光女人。阳光女人当年是一位端庄文静的女孩,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使她得到了读完高中的机会。因为她的家庭成份是地主,当时出身地主成份的学生是被限制高中读书的。高中毕业,她必须要去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是扎根农村的对象。由于她的秀丽,加上出身不好,所以插队的那个乡村的支部书记经常找借口骚扰她。他是一个儿孙满堂、门牙嵌金被村民戏称为 “金牙支书” 的老男人,“金牙支书”屡次骚扰屡失败,因为沉稳的她早已做好了防范的准备。可是“金牙支书” 借他是地头蛇这个优势肆无忌惮,无可奈何之下她毅然决然地嫁给了这个村的一位小伙子,憨厚壮实的小伙子,他是村里最好的一位劳动力,在村里由于兄弟多,所以颇有实力,从此,“金牙支书” 才断了邪念。
后来,她生了一儿一女,儿子考上了名牌大学。一直读到中文博士。学究的随记《语文》中提到的那位博士就是他。他告诉我和学究,他之所以有今天的学业与他母亲的培育分不开的。
我的同学,她就是不屈服于邪恶、扎根农村、融入土地,精心培育绚丽花朵的阳光女人。
另一位女同学(是散步同学之二),如今我把她称之为女医生。她响应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插队到离她家 20 多里路一个乡村,由于她从小就从她当医生的父亲那里学到了许多行医知识,所以她当上了农村赤脚医生。在我所有的上山下乡的知青中的同学,她是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回城上大学,读医科大学的女生。那时候上山下乡的知青上大学是第一等光荣,招干回城是第二等光荣,招工回城是第三等光荣,扎根农村则是 “最上等” 的光荣。那时候的大学生叫做工农兵学员,学制 2 年。
她之所以能回城上大学,我知道其中的痛楚。当时,我们县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县革委会领导成员,靠造反登上高位的造反派分子,他把持着全县所有知青上大学的最后一道门槛。姿色女知青想通过他这一关,金钱是不管用的,只有出卖身体,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毁容。我的同学她选择了出卖身体,因为她的理想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当一名比她父亲更优秀的医生。在出卖身体之前,她把真正的身体给了她的未婚夫,也是她的同学,我的同学。后来,她如愿以偿当了一名享誉四里八乡的好医生。《中西医》、《健康与疾病》是她的两篇随记。她经常对我说:“曹操一生杀人无数,华佗的死是他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给人类造成了无可替代的损失。” 她还说扁鹊三兄弟的故事是一剂健康良药(即:铲除病因为先,病治于初为次,病治于重为次次。)。
扁鹊三兄弟的故事:一次,魏文王问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答:“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 文王又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本乡里;而我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中西医》:中西医两门医学科学人们正在研究,理论纷纷,我思索着应该确立指导思想。中医是从人体的各个循环系统及综合循环整体平衡的角度,即物质化合(二层意思:1 整体 2 化学所定义的化合反应)平衡角度的医疗手段;西医是从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及其细胞级物体对人体作用的细微求稳角度,即物质分解(二层意思:1 局部 2 化学所定义的分解反应)稳定角度的医疗手段。一般地说在医疗手段中,人体整体平衡所需的时间永大于细微求稳,因此西医体现其疗效快速之优势;又由于整体平衡是人体的首先与目的,因此,中医体现其疗效的重要性。再观看,自然规律中的化合与分解作用,同时存在,交叉出现,是一切事物作用与反作用的规律,包括人体自身内部的作用以及与外部的作用。因此,我想医学领域应以物质化合平衡与分解稳定理论为指导思想,同时中医的研发与西医并进。中医方面,中国领头,世界积极参与。
《健康与疾病》:健康与疾病是一对永恒的矛盾。抗病的主力在于人体,多数情况下体内健康力量大于疾病力量。当人们的饮食与活动不利于健康时,健康力量被消弱,疾病力量相对增强,病变由此而生。而药物的力量仅在帮助或辅助人体健康的力量打破这种不利于健康的失衡现象,支持疾病与健康的天秤向健康方向倾斜。因此抗病的关键在于保护人体的健康力量。所以卫生,良好的生活环境,良好的精神状态是健康的主要保障。
身体受玷污的优秀医生,我的女同学,虽然恶贯满盈的造反派分子最终被公审枪决,但我不能原谅的是那个年代的丑恶,她身上曾经有过的污点,同样也是那个年代的污点。
让你去跳一百多斤一担的稻谷挑一天,你就知道苦不苦。有些知识青年生存能力还有欠缺。不是所有的人家里有钱给。
知识青年下乡,本质是城市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岗位,城市口粮不能养活那么多人,城市知识青年只能去农村参加农村劳动,去农村混口饭吃。八十年代有种文学叫伤痕文学,就是这些下乡青年回城后专门写在农村的经历的,总体就是诉苦。
但是,知识青年下乡不过十年就叫苦,而这种苦是世世代代农民所受的苦,城市青年只感受了不到十年就叫苦连天,那世世代代的农民有叫苦吗?有人为他们说话吗?自古农民不认识字,没有话语权,话语权垄断在识字能写文章的地主阶级手里。所以世代农民的苦最深,而从来没有人为他们说话。城市知识青年会写文章,所以叫苦叫的大家都知道了。
没给他们算工龄吗?拿到钱就偷就乐吧
比现在 996 的流水线牛马辛苦
要不那些牛马为啥不回家种地呢
到底是 996 流水线还是种地苦呢?
新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小牛马们要千方百计的否定他们的爷爷辈的历史呢?
请提问者放下学历,辞去工作,即日起去农村种地,并且永远待在那里,不允许进城打工,连孩子也种地,提问者愿意么
在知乎上提问支不支持去乡村支教, 多数人说不支持, 理由如何如何
但是提到几十年前的上山下乡, 多数人又开始说上山下乡多么多么正常了
只能说知乎的舆论风向, 还真是可爱啊
1976 年 7 月 1 日,共产党的生日。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下午,我们又停课了。
三、四、五年级,6 个班近 300 人,向第八生产队的稻田地进发。站在送水渠上,近千亩水稻展现在我们面前,一格一格,方方正正。其间,有几个方格,约有近 30 亩地块与众不同:“绿色”高出邻边地块许多。走进了才看清,高出的 “绿色” 是草。拔掉水稻地里的草,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
我的乖乖,草,整整高出我一大截,密密麻麻,郁郁葱葱。整快地里不见水稻,只见杂草。
这些地块,是划给城市 “下放知青”的劳动任务。这些 “知青” 每个生产队都有五、六个。他们下放到农村后,生产队出钱、出物、出人给他们建房,添置必要的生活用品,建立新家,可是他们把农村的 “新家” 当成旅店,很少住过。他们从不参加生产队劳动,划给他们的劳动任务,用农民的土话说,他们 “屌都不屌”。再用农民的土话说,“生产队把他们当老爹一样捧着”,从来没有“透支” 之说,农民分的口粮,他们一粒不少。他们把分到粮食拿到黑市卖,换成钱,到城里串联、闹事、流浪、偷盗、破坏公物….… 城市管严了,就跑农村来躲几天。那些电视剧里描写下放知青怎么怎么劳动,怎么怎么辛苦,全部是骗人的鬼话。农村的活,他们一天也没干过,农民的苦一天也没吃过……
我们是 “知青” 的替罪羊。
我们把茂盛的草拔光,地里剩下稀稀拉拉、东倒西歪,瘦如牛毛的水稻,烈烈太阳照射到水稻白白的根部,像是贪血病人苦笑时露出的苍白牙龈。我们满头是汗,满脸通红,脸上、手上、腿上都是泥斑,又饥又渴又累。
日头西沉时,老师宣布放学。
老师们到生产队长家吃朝牌饼,喝鸡蛋汤,还有异果。异果堂哥是农老师……
我们返回学校拿书包、回家。一路上我在想:" 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 说的真对,草多茂盛,苗太饥瘦。又在想,为什么把社会主义草拔了,把资本主义苗留下呢?不明白。
就这样,我们每天下午挨个生产队去拔草,一直到 7 月 20 号我们小学毕业那一天。
没有瓜子花生,没有告别仪式,没有留恋,象以往放暑假一样,搬着自己的板凳、桌子回家。所不同的是:我们手里多了一张眉头上印着左右对称三面红旗、夹着毛泽东头像;中间写 “…… 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此证”;下面盖着 “宿迁县聿旺小学革命委员会” 印章的花纸。
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就跟拔光草的地里水稻一样弱不经风……
这就是我的小学,前无古人。
你一定问:怎么是 5 年呢?1968 年前,实行小学 6 年、中学 6 年制;文革开始后,即 1968 年后,实行小学 5 年、中学 4 年制;1998 年之后逐步恢复 1968 年前的学制。
(本节选自纪实文学《我的坟》,作者张天诚)
我们五排房子往西,过了锡林河的独木桥,就到了河西了,那有三排房子,是知青住的。这几排房子的颜色和我们河东的明显不一样。我们河东的颜色都是暖黄色,可能是糊了稻草,也可能是土质不一样。所以我们河东的颜色我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暖色的,黄的。
而河西不同了,河西的因为土质的缘故是黑灰色的,像水泥这个颜色。所以多会儿想起来也有些沉郁。
这些知青从哪儿来的,后来又去了哪里,这个我不知道,在那个时间段,我们在同一个时空里相遇,他们年龄不大,最小的有 15 岁,大的也就是 20 刚出头,人数也不多,有 20 几个。和我们的交集很少。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年的春天,我们去河西玩儿,有一个小姐姐,个子不高,梳着两条半长辫儿,穿着一个红黄相间的格格儿的外衣,看见我手皴的厉害,给了我半瓶擦手油,光洁的白瓷瓶配上果绿色的铁盖子,瓶身中央还有一个小小的拱形凹槽,这是我们当时都没有见过的东西,据说是上海货。
搽手油好用不好用我忘了,但是这个瓶子我保留了很长时间。这是我们小孩儿玩儿过家家时绝对的宝贝,因为那时候我们玩儿的只能是碎碗片儿,突然有这么一个宝贝出现。那绝对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
这个瓶子我们玩了很久,后来不知道被谁偷走了,为此我气恨了好长时间。
知青们的存在带给了我们小孩儿两个很恐怖的词儿,一个叫 “破鞋”,一个是 “刮了孩子”。
当时在知青中有一个特别漂亮作溜的女孩子,名字叫个唐唐,因为那时候的孩子的名字不是张翠枝,李大丫,王红霞,就是刘建国,田建强,像她这样的连名带姓的叫个唐唐,那是很洋气,很时尚,很前卫的存在。
这个姑娘我记得。个子高高的,梳着短头发,不知道自己怎么还能弄的很弯曲,那时候是没有烫发头的,人家自己就弄的弯曲波浪的样子,穿的也和别人不一样,那时候的穿戴就是灰,黄,蓝,可是她总能从的领子里翻出花样。像粉色的,嫩黄色的衬衣领子,或者果绿色的高领毛衣。
反正特别出挑,与众不同。和别的知青不一样,别的知青是小姐姐,她感觉像阿姨。
对唐唐印象深刻,还是有一次她作为知青的先进代表上台发言,唐唐讲了什么话,开了个什么会,去了什么人,我不记得了。
就记得她穿了个深蓝色的布外衣,就是个小翻领儿,那个年代很常见的,唐唐估计把衣服改过了,改得特别掐腰,可是里边儿那个衬衣的颜色,是嫩黄,嫩黄的,小方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么漂亮,高级,柔和,让人觉得很舒服的颜色。
直到现在,我对鹅黄,嫩黄的衣服特别感兴趣,觉得蓝色、黄色是配起来最好看的,可能就是从这儿来的。
大人们说她和我们的队长搞破鞋,还为队长刮了两次孩子。这都是我们偷听来的,因为这事儿闹得挺沸沸扬扬的,所以我们的小孩儿头次听到了 “搞破鞋” 这个词儿,知道孩子不但是用来打的,还是用来刮的。
在我们那个小村庄里,就这么二十五户人家。大家只顾得刨闹眼前这口吃的,俗话说饱暖思淫欲,饱暖后才是淫欲,所以那时候真没有什么男女关系,破鞋这个词儿第一次在我们这个地方出现了。
我们很莫名其妙,知道是个不好的词儿,只是在小朋友中间隐晦地传着。至于刮了两次孩子就更恐怖了,去哪儿刮的?怎么刮的?刮完后,那个孩子活的吗?还两个两个地刮,这就是一个很惊悚的事了。
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后来听说有人给告的到公社啦,之后那个队长被拿下,唐唐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河西不但是知青们的住所,也是我们团结四队队部的所在地,那里面有一个图书室,我看到的人生的第一本小人儿书叫《雁翎队》,就是爸爸从那里借回来的。
我那时候五六岁也识得几个字了。能认得雁,认得队,中间那个字不认得,还是大人告诉的,然后就有金光大道,艳阳天这些书的出现,随着艳阳天的出现,村里马姓的孩子就倒霉了,直接被冠名为马小辫儿。
到了后期管理有点儿混乱,我们就经常去那个图书室偷书。
那个门是拿个大铁链子锁的,把两个门一推正好能看见里边儿的书,靠门儿放的桌子上边儿垒着一摞一摞的书,拿两根树枝往出一夹,就能夹出一本书,可是已经没什么好书了,好书都让大人们拿走了,我们能拿回来的只是一些鲁迅的书。
《呐喊》《彷徨》《朝花夕拾》《且介亭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而已集》,
光且介亭就拿回来好几本儿。可是鲁迅的书我们一本儿也看不懂。因为没什么好看的,看不出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用的词儿和叙述方式,也和我们所看到的书表达的不一样。就是从鲁迅的书里得出一个结论,孔乙己告诉我们,窃书不算偷。
渐渐地,不多的知青们陆续回城了,队部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岁月流逝,都散了。
后来我回去过,锡林河也改道了,看到那几栋低矮的黑沉沉的房子,风吹雨打,已经成了废墟,有一些废弃的农具还在旁边儿散落着,真的是感觉挺凄凉的。
现在工地上土木工程大学生为什么都想跑路?都说工地苦?
所谓向下拉平之道,既然蜀国的老百姓都没有椰子,南蛮们的椰子就活该被砍。再者说,“哭哭啼啼,没有出息” 也只是说哭的人不够坚强,也没有说哭的权利都应该丧失掉。
知青辜负了主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期盼
只知道哭哭啼啼,觉得自己委屈了受苦了
明明各种特殊照顾,他们过得比周围的农民好多了还不知足。自以为高人一等就该过好日子农村生活配不上他似的
看见很多人说知青也和当时的农民一样辛苦。
我只说两点,你们自己判断。
2000 年我弟刚出生,我爸为挣奶粉钱,跑到大山里帮人搬石头,一个也就三四十斤,从早干到晚。
2010 年,我家地比较少,还是为了钱,我爸去帮别人卸化肥,一袋一百多斤,三五人卸一半挂。
50 年代中国没有核武器,就算后来有了也缺少远程投送工具,所有大城市都暴露在实打实的核威慑下,要追求独立自主必须得罪美苏怎么办?
只能分散有生力量,同时鼓励生育,但你要是照实明说,城市的人都跑光了也会乱套。所以直到中美关系正常化,国家才结束知青下乡,开始计划生育。
从这个角度讲,其实在大家都艰难的年代里,让城里人过的好些其实挺合理的,毕竟很可能一觉醒来那些人就灰飞烟灭不复存在了,这种事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人可能很难想象,但对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老一代领导人来讲太熟悉不过了,而且这种事一旦发生,下乡的知青不但立刻家破人亡,还要肩负起反击的重任,只是最后这种最坏的结果没有发生,才会出现这么多议论。
就像 2012 年有人为世界末日做了很多准备,结果世界没有灾变,这人的行为就显得比较怪异,但是如果真的发生,恐怕很多人又要说什么 “宁可信其有” 之类的话吧。
人总是习惯用结果去评价过去,仅此而已。
刚看完天浴,小璐真白啊……
主角为了回家只能委身于众多 “关键人物”
死了都没回去,这还只是电影
现实可想而知
建议去看看,很压抑
难道这些人就应该高高在上,不应该和泥腿子搭上任何关系?
你好,我们农村人认为知青是来享福的
苏北地区,我爸 71 年出生,家里穷孩子也多,有一个上海来的知青就商量着想领养他,家里老人一致认为被知青领养好啊是个享福的大好事,就同意了。(后来因为舍不得就没有送养,知青领养了别的小孩。)
对了,该知青是在供销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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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新中国第一代,经常和晚辈说和他们小时候比,我们如何如何享福,我问他,他们小时候很苦吗?他说和现在比那自然是苦,但是他也说,在当时,他不觉得苦,因为没有了战乱,似乎其他的苦都称不上苦了,还上了学,虽然没读几年但至少不会是个睁眼瞎。
我爸爸,生于改开时期,和广大普通人一样,喝着改开的汤,小时候偶尔用粗粮换细粮换换口味,我问他小时候苦吗?他让我好好学习,以后坐办公室,别当个苦大力。
我,生于上个世纪末,从小到大生活苦吗?小时候淘气,买的棉鞋穿几个星期,里面就不成样子,大冬天的就冻脚,怎么办呢,就把包裹玉米的那层皮,垫到里面,至于有没有效果,实在记不得了。同一时期,家有儿女热播,我看这部剧估计就和我爸爸那代城里人看美国电影的感觉差不多。我觉得苦吗?现在回头看觉得苦,其实当时也没多大感觉。哦,后来 08 年以后,房地产蓬勃发展,建筑工人挣得多了些,日子好过了些。当然,现在又愁买房子了。
我的下一代呢?也许等他像我这么大时,再回头看他的童年,也许会说,小时候别的孩子玩乐高,他只能玩档次最低的那种,他会觉得那是一种苦,但他的童年应该也会是快乐的。
我爷爷,只会写个苦字。
我爸爸,有苦却说不出。
到了我,我终于可以在知乎上表述自己对苦的看法了,像几千年以来那些舞文弄墨的人一样,自己的声音可以被听见了。
人类的发展真快啊,这才 70 年,很多人都不记得以前的穷人是怎样过苦日子的了,或许是从未记得。不过没关系,我记得,无数和我一样的普通人记得,所以,有些人,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
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
中国真的应该学习社会主义小弟越南,废除户籍。
我不可能同情这帮人
正是这帮人的行为,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他们的行为注定他们不值得同情,
但是他们惨遭抛弃,还是他们心中神灵抛弃了他们,
在这种心灵崩塌下,他们发发牢骚倒也没什么了
他们只是那个年代无数历史教训之一而已。
讲一个知青与狼的故事。
我听说的,是我一位阿姨讲的。
地点黑龙江,具体哪个县哪个农场,或者说,按当时的说法哪个师哪个团,我不知道;
年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人物姓名、出身,来自哪里,不知道。
一位女知青,还是个干部,冬天,去营部开会,开完会到晚上了,大家劝她留下过夜,她连里第二天有事,当晚一定回去。
连里离营部 10 里路,走着回,没有汽车,没有马车或爬犁。而且是自己。
走到差不多一半路,路边蹲着一只孤狼,女知青前面跑,狼在后面追。
马上要追上了,狼把两只前爪搭到了女知青肩上,女知青紧紧抓住这两只前爪,背着这只狼走了几里路。(阿姨原话是,女知青用头顶着狼的下巴,当时深信不疑,现在却想不出这个画面)。
仗着年轻,几十斤的狼这么背到连里,到了住地使劲喊人,一群人出来把狼打死,是只老狼。
女知青棉裤的后腿肚子位置被狼后腿抓烂,腿肚子上也血肉模糊。
后来,女知青住了很久的医院。
这故事,没有梁晓声知青小说里遇到狼的内容那么精彩。
我没编故事,我只是小时候听阿姨讲的。
我舅舅下过乡,我只想说,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一声号令,就要离开家、离开学校去一片荒地上可能当一辈子农民,这不是他的选择。
当然,后来他很成功,上大学、留校、从政。已经过世了。
强答,语言没多优美,故事也不动人 见笑了。但今天看到知青相关的问题,想起舅舅,很想他。
根本没多苦,人家 007 没喊苦你一个 996 有什么资格抱怨
家严是知青,下乡的地方也好也不好
好在于离家不算太远 不是啥北大荒西双版纳
坏在于那个社是真的很穷
穷到啥程度呢 公社名字就叫 “穷棒子社” 非常有名的一个公社 上过人民日报的
不过家严去的时候情况已经不错了 当地农民对他也很好 让他负责管理伙食 驾着马车往山上运菜啥的 不是很累 他偶尔还能咪两口酒 后来还考上了大学
我看过家严当年的日记,上面有他写的四句打油诗(也可能是抄的):
身居山沟 胸怀五洲
(这句忘了) 精神抖擞
另外 说一个不是知青的知青 我太姥姥
我太姥爷解放前是司机 那时候司机比较有钱 我太姥姥说买布都是一卷一卷的买 但是怹去世的早,我太姥姥很早就变成了一个有钱、有地的寡妇,而且怹平时住在东裱褙胡同, 也不回乡下,那么收麦子的时候就只能雇人来收(她一个寡妇 干不了那么重的活)
有土地、同时还雇工了,已经可以算地主了,解放后就被赶到农村了(但我姥姥和舅姥爷仍然在北京)。
我太姥姥后来回忆,农村那段时光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自己种苦瓜,然后吃里面的籽(和现在的不大一样吧),自己绪棉袄啥的。
当然了,我太姥姥比较勤快,而且不识字,想的没有那么多。
另,抄家是抄了,文革后还回来了,说的清楚的部分就还给你,说不清楚的就没了。
就这样,还了一万块钱。
那时候一万块钱啊,所以她也不抱怨抄家的事情。
我太姥姥是我见过的最勤奋的人,她虽然去世了,但是她那种勤奋的精神… 也不多见了…
你所体验的,就是别人的生活
有的时候,那不是穷和苦的事情。
这个事情具体要看地方,有亲戚去的黑龙江某兵团,那是抢着去。有的地方… 小时候我在赤峰出生。长辈去过两个地方,一个甘肃,一个红山水库。条件其实都不太行,后来在水库的时候,一块来的人病的病,死的死。但我绝对不埋怨在那的人们,人家是真心给你治。这东西凭良心,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很多事情是我亲历的,也有很多事情是听我长辈说的,他们对前后两个地方的评价可以说是两个极端。一开始那过的是什么日子?人们真不是怕穷怕苦,是怕有人给你找麻烦。QJ,PH,你以为是说着玩呢?
知青生活苦,还不是因为农村人苦,底层人民苦,不下乡知青怎么知道这种苦呢。可悲的是知青都认为自己不该受这种苦,自己天生高农民、高无产阶级一等,这种割裂在改革开放后更加凸显出来,因为他们带着怨气回来了
从回答中发现了很多农民
我高三那年的语文班主任是位返城女知青,带我们班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有天晚上她给我们班训话正三观的时候稍稍提到了那段岁月,记得她留出泪说 “村长很坏,变着法整人,还百般阻挠拦着不让回城”,唯一一次见她流泪。农村的苦难对农民而言是望不到头的麻木忍受,对知青而言是更绝望的无力挣扎。
连个管的人都没有,还偷牧民家的羊,偷了连血都不会放。下来什么都不会,当地的人也不敢管 六几年东北
小时候,我妈会给我讲云南边境的故事,会用布卷成帽子给我带上,说我是傣族小孩儿。我妈作为成都过去的知青,在中缅边境呆了六年,相当于从高中到大学毕业这段年龄。至于为什么去,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孩子里必须走一个,她是老大,去了。
看了上面回答,和别的提问的回答,原来云南兵团知青这么惨过。我妈没受什么罪,在广播站当广播员,也没人恶心刁难她,物质条件蛮苦的。现在想想,大概是外公庇佑的缘故。知青回城很难,外公托其北京部委的同学,自己坐飞机坐火车坐汽车,亲自去当地都没办成,中间水土不服,得痢疾差点挂了还。后来又托人办了一次才成。我妈返程,到天津那天早上,整赶上唐山大地震刚震完的早上,东站塌了,又等了一天一夜,才被接回家。
她这辈子最大遗憾就是没上大学本科,毕竟教育差太多赶不上。
说得农民就不苦了似的。这个看对比,如果你是北京上海富裕地区的觉得很苦,这就像你从月薪两万变成两千,都不知道北京怎么租房子。。。。。而这些自认为受苦的有话语权
知青可怜啊,但是农民有义务白养知青吗?
没有工作的知青可以考虑不要吃饭,当时没有那么多岗位给不办事的知青。
说什么科技发明
有本书,中国知青史,读一读
去山西、内蒙、云南、贵州插队的,去山区插队的吃苦比较多,我一个表哥去山西插队,吃水要到山下去挑,来回三四个小时。去安徽、东北兵团的还好点。苦之外,精神上的绝望是真的,城市农村的落差,还真以为一辈子就待在穷乡僻壤了。
实现平等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一起富。
第二种是把生活好一点的人的财产没收充公,大家一起穷。
这里写知青的没有知青!
知青们觉得苦的生活已经有无数人过了一辈子。难道知青写出他们的痛苦之前就不存在农村生活的艰难吗?无非比农民多写几个字,能把自己相比农民微不足道的痛苦告诉其他人。
倒不如问问满洲皇室有多苦,本来好好的铁杆庄稼,到后来民国政府答应的发的钱都经常拖欠,生活水平直接降到和普通富豪一个水准,真是可怜
如果清室子弟写回忆录,追忆过往繁华,一定又是一堆血泪史
相比起来,知青损失掉的那点生活简直不值一提,民国政府拖欠清宫一年的钱足够一堆知青不吃不喝好几年
曹县足球队踢世界杯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新闻,就是踢的不好就把所有球员罚去煤矿挖煤!
然后全球各大媒体包括中国媒体都跟着大肆宣传这个新闻。
估计全世界煤矿工人心情都很郁闷!
我听我妈讲下乡时的故事,感觉基本就是干活,训练(扔手榴弹以及埋地雷?)和偷东西吃,以及去抓偷东西的人。。。(不只知青偷,大家都偷。)
我爸是打篮球,吹口风琴,画画和用白馍跟别人换黑馍吃。。。
按照多数答案逻辑,现在动不动自杀的大学生,应该也是哭哭啼啼,没有出息。不过怎么不见在那边这样回答。
其实知青下乡对下乡地的最大红利是在恢复高考后,虽然只有很少部分知青留在了当地,到这部分知青直接就是当地教育的筑基人,比如山海情里的白老师。最初恢复高考那几年考上大量大学生的偏远地方基本都有下乡知青功劳。
农村出生的,。。。 看了点知青文 那不就是我小时候 95 年的现实生活么 苦个 der 还不是笔在他们手里他们唧唧歪歪,找个种地的问问,当年谁不比他们苦。
知青回城有了话语权,有了这一类文字,纵观此类文学,哪有农村人的视角。所以,对于这些单方面的描述,你不能不信,但不能全信,更不能迷信。欺负哑巴而已。
可怜是相对的。
和自己比是很可怜。本来再上个几年学出来大概率就是体制内。而且上学不用吃苦,工作以后也不用吃苦,就好比原来是康庄大道,一路策马狂奔就能到终点,结果一个弯就要徒步爬山涉水,翻山越岭才能到终点。这个落差想想确实很苦,因为本来不用吃苦,所以吃点苦就苦的不行。
但是和当时的农民相比,应该还是要好过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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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中上一半回去种地,确实是很可怜的。我自己是高中退学,能理解。
在当时过的比农民还是好的。惨也比不了农民。农民比例大概全国九成吧。也就是说从全国角度来看他们算是过的好的那一群。但是他们自己怎么看就另外一回事了。
知青苦,百姓就不苦了
我妈说她小时候村里的知青都是大学生,村支书都得捧着,每天不用干农活(实际上也不会干,干不了),吃的住的都是村里最好的, 是他们羡慕的存在。
知青是人,农民也是人。
让知青去过几年农民的日子,太苦了,太可怜了,时代之殇。
农民一辈子这么过,怎么算??
类似现在互联网一直报怨 996 加班,但是忽视了广大基层工人基本无休每天 12 + 工作量。因为在网上的话语权不在工人,不在制造业从业者手中,媒体也不会太关心这些底层人,除了出了人命。
底层失声,掌握话语权的人可以更好的粉饰自己。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首歌风靡一时,歌的名字叫《小方》,那就是知青的歌,去听听吧,简直渣的代表
都说看一个人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以这个准则看知青,我们只能看到抱怨诉苦的声音,看不到知青是如何帮助农村农业农民改善生活的,在那个全民努力建设祖国的年代,为什么会有一群人只知抱怨个人生活呢?现在的扶贫驻村干部只会比他们更苦,但是扶贫干部都在努力建设共产主义,我是没看到多少干部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伤痕的。
在这个答案下看了太多女拳式的回答,我认识的农村老人和城市知亲,根本没有这些答主说的这么负能量,或者大部分感受、记忆都不是负能量
在这种问题下为什么总是有人喜欢挑动阶级内的矛盾去遮盖一些其他东西或者吸引眼球呢?
知青再苦,能有当地的农民苦吗?
知青再苦,也是干了几年就可以回到城里了,农民呢?得干一辈子
你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城市也是分阶层的,苦的是城市底层
1、我家本身在当时就是需要救助的城市群体
2、我爹当时初一都没上完然后就成 “知识青年” 下乡了,这放现在等于失学儿童。家里贫困的失学儿童不但没人救助,没人教育知识,直接母子分离好几年。
3、家里没门路,在农村浪费很多年时间,也无法照顾文盲的老母。
4、年纪很大了才回家,什么都不会。好不易工作了没几年,开始下岗。
让官二代富二代工二代学者二代集体去当农民,种地拾牛粪,和农二代一样劳作吃食,你说苦不苦?你让思聪少爷朝九晚五,问问他苦不苦?
“社队企业在恢复发展的过程中开始注意利用城市现代工业的技术。工业技术的进步集中体现在机器设备上,但人才或工人是技术的载体。其一,**社队企业聘用大量流散在农村的技术人员。当时,从城市到农村安家落户的 2000 多万名干部、职工和其他城镇居民,从机关、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下放的各类人员和来自各地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部分人中,不少拥有现代工业技术,他们往往充当社队企业的技术骨干。**比如,鞍钢附近的福安村(辽宁省海城市),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以从鞍钢下放或退休的职工为技术核心,建立队预制厂、机械维修队。【17】1962 年,杨文珠从太原重型机械厂下放回山西平原市屯瓦村,他掌握着焊接、锻压等技术,至 1968 年该村机械修配厂建成后,他便负责技术工作,指导和培养出屯瓦村自己的技术力量。【18】其二,社队企业与城市大工业协作而寻求技术指导。比如,1974 年向阳大队与江阴市染织五厂协作办并线织布厂,染织五厂派遣工人和技术员去新厂进行指导。【19】其三,有企业也主动寻求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国营企业的技术援助。其四,社队企业为了提高企业工人的技术水平,派人到国营工厂或先进社队企业参观实习。1976 年,向阳大队与江阴市化工厂协作,创建化工厂生产新化工产品 “双氧水”,当时全国只有上海桃浦化工厂能够生产这个品种。该大队选派 3 人去上海桃浦化工厂学习生产技术,并且江阴市化工厂有偿提供技术指导。【20】一些有条件的地区,还举办短期技术培训班,以培养熟练劳动力和生产技术人员,尤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社队企业兴办的职工学校、职工培训班增多
有模有样的人要从小培养,有些认知要从小灌输。半路拉来确实容易不稳定。之前的环境都养的养,滋生的滋生,已经差不多了。其实,人的喜怒哀乐在一定程度上最好都被重视和包扎起来。不然,又容易发展成另一维度上的丛林法则。然后,丛林法则体系又完善、成熟并高级了一些。文明体系的完善与成熟又要多费一些时日。除非,前者是暂时性的。
这么看,地理位置真的决定一个国家创业期的一切。要是中国有美国的地理资源优势,大伙也不至于这么辛苦。也不会死这么多人。可惜了
知青也是分类的啊,基本的有城市知青、回乡知青。城市知青就是主流认为的知青,回乡知青是农村户口的,从农村出来又回农村去。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我的表叔,当时因为家里老人还有些本事吧,所以家里孩子不用下乡。我表叔是个多情的人,因为他喜欢的女同学要去下乡,所以他就偷偷报名跟着去了。
据说火车到了下乡所在地的车站,我表叔看到那个环境,哇的一声就哭了,在火车站哭着不走。无巧不成书,就那么巧家里老人在那边出差,看到表叔在火车站哇哇大哭,吃惊的问他怎么来了
还好,当天就带着表叔回城了,我表叔也跟那个初恋 (暗恋) 女同学彻底没戏了
这个我可以回答一下,虽然我也了解得不是很清楚,毕竟那时我还没出生呢。
我老家祖父母家里曾经住过两个城里下来的知青,都是十几岁的小姑娘,就是每天和农民一起干些农活,那时是生产队的大集体劳动。村子里好几家都住有知青,叫知青的住户,有的住的时间短些,有的住了好几年呢,后来落实政策都回城了。
前两年,父亲回老家看望祖父,回村的路上看到两个五六十岁的中年妇女在打听一家村里人的讯息,她们自称是曾经落户在村里的知青,想寻访当年的住户,但他们已经找不到他家了,只依稀记得几个人的名字,她们也说了自己的名字,但我父亲不认识她们,因为知青下乡的时候,父亲在外读书很少在家,后来一直在城里,他打听的那家人倒是认识,但也不知近况了。后来父亲回家和小姑姑说起这事,说了她们的名字,小姑姑惊讶到是她们回来了呀,我知道她们,当时她们在村里那家落户的,小姑姑走到村口,已经没有人了,也不知道她们找到当年的住户没有。
因为真的很苦啊,建议国家对每位知青补偿,嗯….. 至少一百万吧
“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是谁的主意???
比农村人生活好多了
问我!我问谁?我觉得还是那种远离自己习惯的环境带来的绝望吧,那时候政策是农村支援城市,辛苦种地出来的粮食都给城市了,吃不饱的,
农村的孩子小时候干农活、上学,长大以后可能会继续上学,然后不干农活;或者是一直干农活,长大以后成为农民工。
这是正常的生活轨迹。
城里的孩子,小时候不干农活,上学,长大以后做各种工作。
这也是正常的生活轨迹。
但是知青是被强行改变了生活轨迹,中断学业或者是去工作,然后被送到人生地不熟的农村去干体力活,学到的文化知识一点用都没有,甚至不被承认。在体力上又不如从小干活的农村孩子,然后没有家人没有依靠,没有土地没有财产没有根,本地的人谁都能欺负,而且这样的日子还看不到头。处境比地主家的佃户还惨。
如果实在想象不了,就想现在大城市的白领工作,好好的工作做着,忽然让你去当农民工,你的头脑和知识都完全不被承认,在体力上又不如人家农民工,还要天天干跟农民工一样强度的活,万一干活不好了,还要被嘲笑批评,这样的日子你愿意过吗?
没有人愿意被强行改变生活轨迹,去丢掉自己擅长的,被迫去做自己不擅长的。而且农民在自己的家乡,有土地,有亲戚朋友,他们什么都没有,还要被欺负。
知青比农民惨多了,因为没有生产资料,大部分农民再怎么差至少有块地,有茅草房子,大部分知青什么都没有。
我老家下乡的知青,疯的傻的残的一大堆,有的女知青就为了一顿饭就随便让村里的人上,最后肚子里有小孩没人管大出血死掉…
这个问题下面凡是说知青矫情的,请自觉把自己发配到农村。
知青苦了一二十年
农民们可是苦了一二千年,可怜了一二千年
那么为什么,一些人看到的知青苦的信息比农民苦的信息多
不在于吃苦与否,而是把一帮应该好好学习的年轻人打发到乡下,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
强制性的把你送到不乐意去的地方,几乎不能回来,这样的日子谁都不想过。
国家解决不了工作了
就 “号召” 广大青年去建设边疆和农村
然后这些青年觉得苦和委屈了,就会被指责,说是不体验民间疾苦 ···
去 tmd 吧,就这些人只配在芙蓉镇上敲锣
打工人共情资本家,是贱得慌
辛苦是谁的辛苦?可怜是谁的可怜?
什么又是辛苦?什么又是可怜?
如果知青了那么三五年就是辛苦可怜,那生活在土地上几千年,如今还在土地上生活的农民是多少个辛苦?多少个可怜?
很苦。给那些冷嘲热讽的人去过一天那样的日子,这些人都受不了。所以他们纯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但是,知青的确是为国家做出了贡献。我爸拿着公社的批条和介绍信,一个人让一间乡镇中学重新开办,即当校长又当工友。在那几年,教师团队渐渐壮大,学校的教研成绩稳步提高,一度反超师资力量更雄厚的城市。
苦,当然苦,但难不成就活该农民苦?
那么多信息,都是谁发出来的?伤痕文学,是谁在叙事?知青苦,是比他们留在城市的父母兄弟姐妹苦吧,绝不是比农民苦,最多是和农民一样苦,然而他们只苦了几年而已,回城里继续人上人去了。农民呢?一辈又一辈,继续苦着,怎么没有人来问一问,农村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农民苦不苦?
不谈经济 只讲一句 抱怨干活很正常 但中国农民可是几千年都是如此生活的 …
各有各的苦,没必要卷到比苦。
苦毛,就是欺负农民不会说话罢了,我看过很多伤痕文学,他们说那个时候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偷鸡偷玉米吃,你站在他们的立场当然觉得苦,可是你把立场放在那些农民身上呢,那些知青认为苦的,是这些农民日常的活,那些知青还有机会回到城市,那些农民可没这个机会,你偷的鸡,可能是农场里准备下蛋给孩子补营养的鸡,你偷的玉米,可能是农场准备留种的玉米,那些知青,回到了城市,会为农民说话吗?不会的,只会缅怀自己受的苦,以此寻求补偿罢了
有一位老人曾经评价这些伤痕文学:哭哭啼啼,没有出息
老三届知青是一鞭赶下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没有编制、没有定量、没有薪酬。有人说就是变相劳改!和兵团的农业工人完全是两回事!把他们纳入知青,主要是为了拔根!因为他们是扎根边疆闹革命的!只能以知青的身份回城!他们的感受肯定和老三届知青不一样!
再苦能有农民苦
直说了吧,就是矫情!
苦不苦,你得横向比,不能纵向比,你要纵向比,你个死肥宅都比秦始皇生活水平高!
你横向比,知青放着那些优待,要是还苦,那农村那帮人就要开除人籍!
很多人在说农民苦,比知青苦多了,只听见知青喊苦
你难道忘记农民缺乏喊 “苦” 的能力了吗?你怎么判断出他是不能还是不愿意?
知青喊苦,不就间接反应出了农民 “苦境” 了吗,否则你怎么理性和感性认识农民的苦?
觉得农民苦,最好的方法难道不是让农民富吗?
你不能说全中国跟农民一样苦,这样农民就 “显得不苦了”。
这不是掩耳盗铃吗!
农民其实一直都在 “叫苦”,只是与知青的方法不同而已,1990 年左右,有一段时间城市户口可以买卖,还只是针对城市附近的,很多人也愿意花少则大几千,多则小万的价格买城市户口。
大队领导表示很爽
爽到腿软
城市养不起你了,让你去农村插队,总得干活吧,十天半个月的可以白吃白喝,时间久了呢,农村也穷呀,要知道前后三千万人下乡呀,城市里的长大的,十几岁的小孩子,能种多少地呀,农民也没有请你们来吧,说话要有点良心
老惨了
体验了一下农民天天过的生活
感谢老毛
问这种问题的十之八九是 95 后吧,知青下乡是他们父母都没经历过的事情,属于断代的历史了。至于说那时农村生活怎么样,举个例子,尿素裤子。70 年后日本半价卖了中国很多农业用的尿素,而装尿素的袋子对当时的中国农村人来说却是做衣服能找到的最好的材料,很多人裤子穿时间长掉色后,就会显示出原来印的尿素二字。而就是这样的裤子,普通农村人是穿不了的,只有干部才能穿上。
当时农村就是穷成那样,现在的年轻人估计根本脑补不出来,毕竟我小时候都觉得窝窝头很好吃,爸爸妈妈只能苦笑着说你吃的窝窝头跟我们小时候吃的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下乡对于知青年说,不算惩罚但算一种报应,前几年他们闹得有多欢,对社会破坏有多大。下乡对他们说只是一个小小的报应而已。
对比那些被他们搞死的人,下乡真的不算什么
从这个问题下的回答就可看出
左 B 所谓的人人平等,并不是通过努力让所有人过上平等的好日子,而是通过撒泼打滚拉低所有人的生活质量
不是知青多苦,而是当年大城市和农村相差太大太大,就像现在让你去非洲坦桑尼亚农村,和当地人住茅屋,地里刨食,你会不会觉得苦?可是当地人并不觉得苦呀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有小芳玩,还苦?你有小芳玩吗?
老知青和新知青不一样
我的长辈都是上山下乡的那一代。你要问他们苦不苦,他们都说不苦。为什么呢?和三年经济困难比起来,上山下乡算什么?好歹不会饿死吧!
但是可怜是真的可怜。可怜在两点。
第一,错过了宝贵的学习机会。虽然说活到老,学到老,什么时候学习都不迟。但是高效的学习时光,就是在 20 岁之前。等到了 30 岁有了孩子家庭,再入深造学习拿文凭,你自己看看你的精力时间跟得上不?我母亲快 50 岁才去搞专升本,每天学习到夜里 2 点,白天还要工作一天。那段痛苦得经历,我是深切感受到的。
第二,返乡困难。上山下乡后怎么回原籍呢?我只能说,很多人通过不情愿的婚姻达到了这个目的。很像现在留学生为了留在国外,和老外谈对象结婚一样。你有求于人,自然只能降低身份下嫁。过的幸福么?
缓解 wg 派斗
恢复社会秩序生产
苦不苦,跟谁比的嘛
不是北京二环内的土著,你也配当城市知识青年?知乎儿以为自己回到那会是知青,其实我们大部分都特么是贫下中农。人家眼中生活品质断崖下降带来的痛,只是当时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日复一日的生活啊。
八旗子弟在各地满城繁衍甚多,清政府入不敷出决定遣部分八旗回东北种地屯垦,但应者寥寥。
我不知道下乡知青生活怎么样,但我知道本来就生活在乡下的人生活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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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 在一个东方的国度 一位女孩死了 道德警察说 她没戴好头巾 我们看到了警局的视频 我们看到了报纸的头条 我们看到了愤怒和反对 我们看到了男人和女人一同 把死者称作姐妹 伪作道德的权力 遭到人民的惩戒 白色, 黑色, 都无法阻止他们 剪 …